进口贸易干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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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纺织品贸易；限制措施；贸易协定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纺织品设限品种最多、受灾范围最广、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贸易保护和设限措施已经对我国纺织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开展贸易保护对中国纺织品进出口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结合我国纺织品贸易实际，深入分析贸易保护对我国纺织品贸易流向和贸易秩序的深层次影响。
一、 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机制
尽管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但概括起来看，贸易方主要通过征收额外的费用、限制商品的贸易数量或控制商品的贸易增速以及通过抬高市场进入门槛等方式达到少进口或不进口的目的。为此，本文将贸易保护的作用机制分为三类：价格传导机制、数量控制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
贸易保护措施的价格传导机制是指，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影响商品的价格进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商品价格的变动可分为商品价格的直接变动和商品成本的间接变动两种，商品成本的间接变动又可根据与其产量的关系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种。例如，2007年美国终裁决定对部分中国企业聚酯短纤类产品额外征收反倾销税，税率达44.3%。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控制机制是指，贸易保护措施通过控制进口商品的数量进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数量控制又可分为绝对数量的控制和相对数量的控制，前者是指贸易保护措施规定数量范围之内的商品允许进口，超过这一限额的商品则一律不能进口，后者是指贸易保护措施不对进口商品的总量进行控制，而是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增长速度或增长幅度。如，2005年11月中美签署的纺织品备忘录中规定，协议产品的增长率2006年为10%～15%，2007年为12.5%～16%，2008年为15%～17%。贸易保护措施的市场准入机制是指，进口国通过颁布一些政府法规或法令对进口商品的规格、标准做出建议性的要求或明确规定，但还有的法规仅仅是针对进口产品而不适用于国产商品，从而达到干预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例如，埃及工业和外贸部从2012年6月15日起就强制要求对于进口到埃及的每一批次纺织品和皮制品都将需要随附一张检验证书。
二、 贸易保护措施对贸易流向的影响
在贸易保护措施实施以后，按照原有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再有效，而是在贸易保护条款的安排下从事国际贸易，致使贸易国原本从我国进口的产品转而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我国原本向对方出口的纺织品服装不得不转向对第三方市场出口。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而贸易流向的改变意味着原有的国际分工发生了变化，因此，分析贸易流向的改变应该从分析国际分工变化的原因入手。而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通过干预产品的价格、数量以及进入市场的机会等来影响各国的国际分工基础，因此，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贸易流向的作用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流向改变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其一，贸易国直接对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规定我国纺织品的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以及出口产品应当符合的其他标准等；其二，贸易国与第三方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也能够起到间接干预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目的，如给予第三方贸易国的关税减让、无配额束缚、优先进口、特别入关通道等优惠待遇，相反，对我国则采取附加关税、配额限制，并附有复杂繁琐的海关手续和严格的审核、监管制度等，如此差别的待遇必然会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例如：美国与加勒比盆地国家的贸易协定中规定，凡符合法案所规定优惠条款的成衣、织物享受零关税和无配额限制的特别待遇（该协定2000年10月1日生效）；美国与中美洲五国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符合原产地规则的纺织品服装，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这些协议一方面，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发展中成员国在美、欧市场的纺织品服装占有率；另一方面，美、欧在协议中也附加了享受优惠待遇的条件和审核标准，如对纺织品服装生产加工过程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加工整理等工序的来源地或产地进行强制性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美欧纺织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对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严格控制了优惠地区的适用范围。综上分析可见，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实际起到了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变相转移的效果，损害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利益，是美、欧国家对我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的体现。
篇2
关键词:贸易保护;影响;措施;原因
中图分类号:F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79-02
1 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指的是一国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干预货物或者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其主要的政策方向是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也有对某类商品鼓励进口或限制出口的例外情形贸易保护的实质是国家对贸易的干预。
2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分类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把一般情况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分为两类,即出口鼓励型措施和 进口限制型措施。
2.1 出口鼓励型措施
2.1.1 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指一国政府为鼓励某种商品的出口,对该商品的出口所给予的直接补助或间接补助。直接补助是政府直接向出口商提供现金补助或津贴。间接补助是政府对选定商品的出口给予财政税收上的优惠。如对出口的商品采取减免国内税收(如宽减公司所得税等)、向出口商提供低息贷款等。
据世行报告,出口补贴已成为各国实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措施。如欧盟宣布对黄油、奶酪和奶粉实行新的出口补贴;美国对其三大全国性汽车企业给予174亿美元的直接补贴;此外, 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瑞典和意大利也给本国汽车企业提供了直接或间接补贴。
2.1.2 货币贬值
一国货币贬值通过降低本国商品相对外国产品的价格,使本国商品、劳务、交通、住宿等费用相对便宜,外国货币的购买力相对提高,从而使国外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本国居民减少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有利于本国的出口,减少进口。
倾销是在不同国家市场间进行的一种价格歧视行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并由此对该国己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2.2 进口限制型措施
2.2.1 提高进口关税
上半年度阿根廷政府提高农产品出口税率,埃及提高了砂糖进口关税,并且巴西与阿根廷将连手提升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对外进口税率。而在提高汽车与收割机进口关税之后,俄罗斯于日前又将牛奶、乳脂、黄油、炼乳的进口关税分别提高15%到20%。
2.2.2 进口配额
进口配额是指一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工业,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某种商品的进口数量,或对进口金额加以限制。进口配额按分配方法可分为两种:一是全球配额。它规定该国对某种商品在一定时间内的进口数量或金额,它适用于来自任何一国的商品进口。例如墨西哥经济部政府2009年9月为止糖的进口配额已累计发放600,000吨。二是国别配额。它是进口国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商品,规定不同的进口限额。
2.2.3 反补贴
反补贴是一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对某一出口产品给予财政或公共性的经济补贴而采取的限制进口的措施,包括临时措施、承诺征收反补贴税。进口国可以针对出口国的补贴采取反补贴措施或者诉诸WTO 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出口国停止或者撤回补贴。
2.2.4 反倾销
反倾销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例如印度自2008 年10 月以来的短短几个月内已经向中国的青霉素工业盐、热轧钢、汽车转向轴等17 种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15 亿美元。
2.2.5 技术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采取一些阻碍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入该国市场的技术性措施。其主要表现在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严格的认证制度和繁琐的检验程序等方面。
2.2.6 绿色壁垒
工业发达国家以生态环保为借口, 制定了一系列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 对本国市场和工业形成保护, 构筑了一道绿色屏障。如中国出口到韩国的活鱼,就遭到长达45天的批批检验待遇,致使大量的活鱼死在码头,几乎无法再出口。
2.2.7 买本国货
一些国家在其政府采购和投资计划中,往往考虑优先采购本国产品,从而达到限制他国类似产品进口的目标,这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隐患。
3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
下面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供求曲线来分析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福利影响。
3.1 鼓励出口型措施的影响――以出口补贴为例
在自由贸易下,世界价格为Pw,国内消费和生产分别为OQ1和OQ2,此时出口量为Q1Q2。如果政府给予本国出口生产者每单位产品金额为s的出口补贴,则本国出口生产者现可以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进行生产,如图1所示,出口生产者的生产由原来的OQ2扩大到OQ4。在政府的补贴下,厂商愿意增加其产品的出口量至Q3Q4 ,此时国内的供应量减少到OQ3 。这种过度出口造成国内供应的减少,从而国内的市场价格上升为Ps,高于补贴前的价格Pw,由于价格上升,国内消费减少至OQ3。可见,出口补贴扩大了产品的出口,但这种出口是“过度出口”,是靠牺牲本国正常消费增加的出口。
出口补贴使出口国的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b+c,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了a+b,同时政府增加了b+c+d的补贴开支。所以,出口补贴的福利净效果=生产者剩余增加-消费者剩余损失-政府补贴=-( b+d )。 总之,出口补贴有利于出口国的生产者,不利于出口国的消费者。从进口国的角度看,出口补贴是一种威胁。因为接受补贴的产品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产品销到国外市场,从而会挤垮进口国的同类工业,对此各国都采取一些反补贴措施,以反对因出口补贴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3.2 限制进口型措施的影响――以关税为例
如图2,在自由贸易下,国内外价格相同为Pw ,国内生产和消费分别为OQ1、OQ2,进口为Q1Q2。现对进口设置关税,以小国情况为例,关税完全转嫁给进口国消费者,即施加关税后进口国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等于关税水平。于是国内价格由原来的Pw上涨为Pq,国内生产增加至OQ3,国内消费减少至OQ4。
此时,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为增加部分,而消费者剩余减少了 ,损失为( a+b+c+d)。其中b为生产扭曲,即征税后国内成本高的生产替代原来来自国外成本低的生产,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下降;d为消费扭曲,即征税后由于价格提高使得消费者需求和消费量下降,从而造成资源闲置的损失。c表示政府的关税收入,因此可被抵消。因此b+d为关税的净损失。
考虑出口国的情况,进口国征收进口关税,将刺激国内生产者增加产品的生产,相应地会代替一部分进口。同时征收关税以后,该产品的价格上升,会导致进口国对进口品需求的减少,这种进口规模的缩减意味着出口国的出口商不得不减少产品的出口。如果出口国生产规模保持不变,该国的国内市场上在原有价格水平上的供给就会大于需求,从而迫使厂商降低商品的市场售价。这种价格的降低显然对消费者有利,而对生产者不利。
由此可见,征收进口关税有利于进口国的生产者和政府以及出口国的消费者,而不利于进口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国的生产者。
4 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进口国的福利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呢?
笔者分析政府最终选择贸易保护政策取决于社会中各个集团的力量对比。
假定社会中存在的利益集团有三种: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群体。为了使政策制定有利于自己一方,假设各个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方式来游说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院外活动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负担这样的成本。一般来说,成本的分担与其可获得的收益成正比。由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对进口替代部门的冲击比较明显,再加上很多行业的生产者常集聚在一地,所以进口替代部门的院外活动比较容易进行;对出口部门来说,对进口替代部门的保护虽然不利于本部门,但影响效果是间接的,不易判断清楚,所以出口部门对保护政策的反对并不强烈;在三个利益集团中,消费者群体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可能最为暧昧。虽然限制进口会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但进口商品只是消费者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种,所以每个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程度可能并不显著。再者消费者数量众多,也难以达成共识,采取统一行动。由以上的讨论可知,进口替代部门对限制进口政策的需求最为强烈,而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活动可能并不明显。因此,只要院外活动成功后的利益所得能抵消院外活动成本,进口替代部门就会积极行动,从而可能会使政策制定倾向于贸易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可能会偏离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因为政策制定只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可能并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福利。同样,在贸易政策措施的具体选择上,其原则也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福利。
参考文献
[1]王佃凯.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原因、特点与趋势[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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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2-0042-03
一、引言
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出口和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因而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多体现在通过大幅提高进口关税以及对进口的数量性控制,来保护本国企业不受或少受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但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这类措施将招致其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并可能遭受报复性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难免两败俱伤。自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形式及措施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本文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总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一)以环境保护为名筑起“绿色壁垒”
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规定,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及健康,为保存有限的天然资源,允许对贸易进行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此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求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市场准入条件,对本国的市场甚至某些夕阳工业加以保护,构筑起所谓“绿色壁垒”。其主要形式有:一是绿色标志制度;二是绿色包装;三是环境成本。
(二)凭借技术优势构建技术壁垒
各国对产品生产标准的技术法规及生产产品的管理体系认证的标准、评审程序和认证制度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透明性,对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设置重重障碍。一是严格的产品准入条件。主要集中在对产品制订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标准、法规作为市场准入条件,广泛涉及产品适用度、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技术认证。随着著名的ISO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在全球的推广和普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ISO14000环境管理国际标准体系。该体系的推出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企业和社会团体的环境意识,规范其环境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实行过于严格的认证标准和要求,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推广尚有一定难度。这就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造成障碍,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三)对外贸易管理和反倾销
新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干预本国对外贸易,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最著名的是1988年美国国会修订并通过的《综合贸易及竞争办法法规》。该法案301节包括了所谓“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前者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对世界上美国认为“自由贸易”方面做得不够的国家和地区提出名单和报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谈判”迫使其采取符合美国要求的开放措施,否则将对其进行报复;后者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对未适当有效保护其知识产权的国家以及未给予依赖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公平进入市场机会的国家进行调查和考虑实施报复。以上条款事实上已成为美国政府向其他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
新贸易保护主义另一表现形式是把反倾销作为控制进口的有效而便利的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反倾销战略,将受指控方原本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比较利益优势消除殆尽,彻底违背了世贸组织关于反倾销协议所规定的准则。除此之外,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劳工标准、区域性协议、关税升级保护和“灰色区域”措施等也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手段。
三、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
(一)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劳动力雇佣和金融领域
美国政府出台的“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倾向却不断发展。各国在谴责美国“自私条款”的同时,也各自出台相关法案进行贸易保护,将贸易保护从商品领域扩展到商品生产、劳动力雇佣和金融领域,部分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外籍工人。
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招聘时,首先考虑美国国籍的申请者,而外国雇员不得超过总员工的15%。英国政府2008年就制订了相关政策,对外籍工人的签证发放进行严格控制,限制低技术含量的劳务输入。德国如宝马、西门子等大型企业裁员的首批对象,几乎全部是以外籍劳工为主的短期合同工。据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就业情况的评估,到2009年底,金融危机将导致世界新增失业人口2000万,总失业人口预计达到2.1亿。各国通过劳动力就业歧视政策,实现了过去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同目的。
在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保护主义的倾向,一些国家为了帮助国内银行应对危机,从新兴市场中把资本抽离。这可能会造成新兴市场资金的短缺,使它们缺少资金的支持,导致全球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二)更多地运用法律规制和行政干预手段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发达经济体为给大量过剩商品找到买主,往往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排斥他国商品的进口,让本国企业独享本国市场。生产能力越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意愿越强。[1]当前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实施手段上,欧美等国家往往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干预手段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方案中就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条款规定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中必须使用美国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限制使用进口钢材。受美国反倾销政策的打击,我国相关企业出口已受到重大影响,如潍坊东方钢管公司已中止了对美出口计划。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727条款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订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的规则。”该条款通过限制政府经费用途的方式,不允许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的解禁工作,限制了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造成中美禽肉贸易的巨大不平衡。
(三)表现形式更加软化,更具隐蔽性
1.限制进口产品进关。如印度尼西亚要求服装、鞋、玩具、电子产品和食品饮料等五类商品,只能在丹绒普禄、丹绒埃玛斯、丹绒北腊、勿佬湾、苏加诺哈达机场、锡江哈沙努汀机场及泗水朱安达机场进关,并且这些货物必须由注册立案进口商进口,以监督货物流通。此举延长了进口产品进关时间,间接阻止了产品进口。
2.实行非自动许可证制度。如阿根廷政府为了加强对本国相关产业的保护,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倒闭和失业,阿根廷生产部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轮胎包括汽车、公交车、卡车和农用机械使用的轮胎采取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来自中国的轮胎占阿根廷进口数量的8.3%,中国对阿根廷出口轮胎受到了一定影响。
3.提高进口标准。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南美等国家在商品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等方面设置了多种贸易技术壁垒。特别是各种技术认证制度差,由于异性大、认证难度和成本费用高,正成为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
4.加大行业补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重点是加大工业和农业补贴。据世界银行报告,出口补贴成为各国实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措施。
5.利用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团实施新贸易保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减少贸易摩擦,新贸易保护主义转变为以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团为基础实行贸易保护。这样既增强了区域内部经济实力,也扩大了贸易保护的范围。成员国在集团内实行统一的规则进行自由贸易,而对非集团成员国建立贸易壁垒,阻止非成员国进入本区域的市场。
四、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
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我国商品拓展国际市场,削弱了我国传统商品的竞争优势;也不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及投资业务向世界范围扩展,打击了我国企业参与世界贸易活动的积极性。[2]但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实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客观上刺激了我国企业为了跨过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不得不加大技术投资力度、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的各项认证,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环保意识,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诉讼程序
我国是WTO正式成员国,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政府应当充分利用WTO解决双边和多变贸易纠纷的协商机制。一方面,我国应合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积极有效地化解我国企业所遇到的贸易摩擦。如中国政府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于2009年9月14日正式就美国限制中国轮胎进口的特殊保障措施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如果通过磋商仍无法解决争端,则我国可以采取第二步行动,即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就美方措施展开调查并进行裁决。另一方面,我国应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国民健康、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争取达成相对有利的WTO条款,充分利用WTO中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并将这一待遇延伸至我国内地。鉴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收入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极大差距,无论按何种标准,仍是发展中地区,应该享有类似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因此,可以通过谈判要求欧盟继续给予我国中西部地区普惠制待遇。这样,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也有利于保护国内相关行业的正当利益。
(二)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的作用应对贸易摩擦
针对我国面临的日益增多的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应发挥企业、行业与政府协调应诉的积极性。采取“谁应诉,谁受益”原则,鼓励涉案企业积极应诉,挽回市场;组织行业协会,代表全行业进行反倾销应诉;商务部则专门代表国家,帮助企业与外国政府谈判。同时,不仅要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国外反倾销,而且要推动企业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及时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这就需要研究WTO规则,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制度,实行有理有节的保护,避免国内某些产业受到严重损害。
(三)培育企业自主创新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国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出口方式,尽快由粗放式出口转变为集约式出口,从盲目追求出口数量转变为追求产品质量的提高。并制止低价倾销和盲目竞争行为,加快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品牌的商品出口,大力提高商品附加值。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尽快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实施品牌战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产品质量,才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四)完善我国技术标准,应对更为隐蔽的技术壁垒
应该承认,作为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手段的技术标准,常常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标准,而目前我国的很多技术标准还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这也是我国产品屡遭技术壁垒的原因之一。发达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原因而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我国必须大力推行国际标准化战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和规则意识,加快国内技术标准和措施的国际标准化进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工作,使国际标准尽量反映我国的意见和要求。企业也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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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体系将逐步瓦解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建立高额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对外贸易，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一直依靠高关税税率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在中国“入世”后，关税壁垒在中国贸易保护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迅速动摇。
从WTO内部看，由于关税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口产品的价格和市场竞争能力，各国都把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因此，GATT及WTO一直都把关税减让视为其工作的核心任务。在经过总共八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后，WTO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得到大幅度降低。目前发达国家的加权平均税率降到了4%，发展中国家也降到了15%，从而使得关税壁垒在WTO各成员国中的贸易保护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随着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及中国经过“复关”和“入世”的艰苦谈判，中国的关税经过了几次大幅度的调整，算术平均关税税率从1992年的43.2%下降到1994年的35.9%、1996年的23%、1997年10月的17.05%和1999年1月的16.78%。而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确定的关税减让表也使得中国的加权平均税率要从“入世”前的15%降到12%，并将在五年后降到10%以下。尽管从总体看，关税壁垒对中国各产业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一些战略性产业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税率，这对其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关税壁垒已不能适应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越来越无法承担起保护本国产业的核心作用。这是由关税壁垒自身的某些缺陷决定的。首先，关税壁垒对价格影响重大而为各国所关注，又由于透明度高而易为各国所比较，从互动的角度看，这使其难以兼顾有效性原则和非报复性原则。如中国继续采用高关税政策，固然可以保护某种产业，但其他成员国会相应地采取报复措施，使用高关税；如中国不希望其他成员国采用高关税，自身也不得不降低关税，这往往又不能有效保护本国产业。其次，目前中国“入世”后的关税减让表已经确定，每种产品税率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意味着关税壁垒对中国产业的保护作用已非常有限，而且从动态的眼光看，WTO机制内的关税壁垒还要继续削弱，其对贸易保护的作用会越来越有限。
二、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发展的新趋势
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渐下降的情况下，出于贸易保护的必要性，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已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发达国家进口品的份额在20年内增加了将近一倍，即从1966年的大约25%增加到1986年的48%。也正因如此，非关税壁垒成为第七、八回合谈判的削减对象，一些非关税壁垒，如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海关估价制度等都为WTO明令禁止或透明化，无法再发挥作用。而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可行性及发展趋势看，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因其具有有效性、合法性、持续性和不可模仿性而将在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
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具体可通过三个方面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其一是制订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或环保标准，将其产品阻挡于本国市场之外；其二是建立极其复杂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使国外产品为应付这种复杂的方法和程序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三是对国内外产品采取双重标准，实质是对国外产品实行歧视性待遇。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可表现为法律形式，但更多的是表现为行政法规或行业标准和惯例，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针对性强而透明度不高，而且往往可以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环境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之实。正因如此，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则成为发达国家目前和将来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非关税手段。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目前尚难以承担起贸易保护的重任。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要满足有效性原则，顺利削弱国外产品的竞争力，其前提是本身要具有先进性和复杂性。然而目前中国的各个产业，尤其是急需保护的主导产业、高新产业，无论是技术标准、环境标准还是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的复杂程度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尽管中国可以通过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来阻止美国农产品的进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尚难以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有效地将国外产品拒之门外或大幅增加其成本。同时由于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双重技术环境标准也难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总之，通过制定全面而先进的技术标准体系和环保标准体系，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产业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其保护作用尤其是对中国重点保护产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尽管从长期而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仍是中国贸易保护政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但在短期内，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还无法成为中国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重点内容。
三、直接管理壁垒应成为中国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
在以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体系逐步瓦解，而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又不适用的情况下，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在中国目前处于劣势的战略产业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在WTO规则下重新寻求新的贸易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而这个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必须要符合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是有效性原则，即这种贸易保护政策能够有效地将国外企业阻挡于本国市场之外或大幅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在本国的竞争力，避免本国产业受到过度竞争。
第二是适度性原则，即贸易保护政策在保护本国产业过程中要避免使产业受到过度保护而停滞不前，相反要给予企业一定的外部压力，使其存在不断发展的紧迫感。
第三是合法性原则，即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应尽量不违反WTO框架内的规定。WTO为促进贸易自由化，防止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规定了许多禁止采用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应绕过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只有符合WTO规则，贸易保护政策才具有持续性。
第四是非报复性原则，即这种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WTO其他成员国的过度报复，或者即使遭到可能的报复，其付出的代价也要小于实施贸易保护的利得。
无论从中国的现状还是国际背景看，直接管理壁垒理应成为中国贸易保护体系的核心。直接管理壁垒是指政府主动采取行动直接帮助本国企业甚至直接出面与国外企业竞争，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竞争双方不再是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而变成本国政府和国外企业，而且是本国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国外企业的竞争。
从国际背景看，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也明显增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远比人们想象的高。从发展的动态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两个现象，首先政府干预力度加大，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政府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国的国家支出率从1985年的36.6%上升到1997年40.6%；其次是干预方式的转变，往往由间接干预转变为经常性的直接干预，由制订法规政策转变为经常对本国经济进行直接操纵。在这种背景下，直接管理壁垒作为贸易政策应用于国际竞争，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
直接管理壁垒目前的主要方式包括政府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汇率政策和区域一体化政策。与目前中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相比，直接管理壁垒的优点体现在其能够充分满足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则。
满足有效性原则。由于是政府主动采取行动，不似关税或法律法规要求的具有某种稳定性，政府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时做出决策，当国外产业严重威胁本国产业时，这种决策因其很强的针对性而具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的弱势产业，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效果又并不明显，也只能依赖于政府直接的保护。在多种情况下，政府更是直接出面与国外企业竞争，由于政府与国外企业在经济地位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政府拥有的权力远大于国外企业，其可支配的资源也远多于国外企业，因此政府在这种竞争中往往占据上风，从而有效保护本国产业。
满足适用性原则和非报复原则。非关税壁垒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国外产品进行限制，直接管理壁垒往往是在国外产业对国内产业拥有巨大优势，已经或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巨大损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因而不会对国内产业形成过度保护。同时直接管理壁垒的大多数措施为WTO所允许或难以制止，而且在本国产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也更为其他成员国所谅解，使其他成员国难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报复。
适合发展中国家运用原则。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往往过于弱小而更容易受到整体损害，采用直接管理壁垒，既可令其他成员国无法规避，又不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可为发展中国家轻易采用，在运用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往往又不大。尤其对中国而言，政府在对企业的支持方面建立了庞大的体系，拥有许多经验，随着经济转轨，政府虽然逐步退出了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对某些产业的扶持上仍有着特有的优势。
综上所述，直接管理壁垒有其独有的优点，相比其他壁垒更适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其也相应地存在重大缺陷，即对贸易保护的滞后性。直接管理壁垒不似其他壁垒起到预先防御的作用，而是往往在国外企业已威胁或损害本国产业，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情况下才会实施，使得其保护本国贸易时常慢一拍，无法做到预先保护。为弥补这个缺陷，实施直接管理壁垒时必须采取一些辅助政策。首先应在海关建立进口实时预警制度，对一定时期内各种产品的进口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在某段时期某种产品进口激增，就应调查其原因，并迅速作出反映。其次是要将直接管理壁垒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配合使用，即在以直接管理壁垒为核心的基础上，由外到内建立包括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直接管理壁垒三个层次的综合贸易保护体系，实现对本国产业有秩序、多层次的全面保护。
【参考文献】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刘文华.WTO与中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篇5
关键字：战略补贴 政策 wto
keywords：strategic subsidy policy wto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在积极进行经济贸易体制改革以努力保持政府的中性地位时，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摒弃中性贸易政策使用诸如战略补贴等政策以增加其本国福利。这一需求源于近年来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体现不完全竞争及递增的规模经济模型的运用，它表明了政府在贸易政策中充当积极的角色。
一、战略补贴政策的理论基础
以竞争模式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而贸易干预政策只是作为纠正市场扭曲的一种手段；并且，如果由于贸易干预导致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政策所致的贸易扭曲就产生了[1]。但新贸易理论说明了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政府对贸易的干预能够改善福利的可能，也就是通过实施战略贸易政策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战略贸易政策就是新贸易理论在政策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
战略补贴政策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源于brander和spence（1983、1985）的第三国市场模型，他们假定一个寡占行业中有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厂商生产的商品都是为了出口到第三国市场，本国没有消费，并且两厂商在第三国市场进行cournot竞争，这样，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rnot -nash均衡。这种均衡状态下，双方就没有任何激励去改变自身行为，均衡结果就可自行维持下去。但如果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profit shifting effect）。因此，政府的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helpman和krugman（1989）则从私人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的角度得到类似的结论。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国很有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恢复早先的政策：如果他们认为对方国家的贸易干涉是一种“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方式从而使财富从本国向外国转移，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为一国政府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根据，阐明了国家干预市场进程的动机。它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对国际政治经济也在发生着影响，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例如，欧盟通过促成一系列高科技项目来促进欧洲的高技术产业，以确保欧洲在关键技术及其产业方面不致于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美国也有相似的例子，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挂帅，副总统戈尔直接分管，在全美国开展了一场新型汽车攻关大行动，参与的机构有美国能源部、商务部、运输部、国防部等，还有美国众多名牌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军事、航天部门的若干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其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工业界共同提供，目的是要使传统的汽车，转变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确保美国经济的地位。
对于刚加入wto的中国来讲，政府面临如何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快适应wto规则，积极地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避免要对相关产业进行保护，其中，进行战略补贴政策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也是wto规则所允许的。
二、wto对有关补贴的框架约束
在wto的法律规则中，补贴被定义为“在某一成员的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采取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和由此而给予的某种优惠。在wto框架内，规制补贴主要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和《农产品协议》两个方面。
1、《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的相关规定
按照可能的危害程度，《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补贴三类。
一禁止性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唯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唯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禁止性的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二可诉补贴。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做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第一，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第二，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第三，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第四，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下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三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
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实施战略补贴政策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2、《农业协议》中的相关规定
《农业协议》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分为要求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和可免除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两个方面。其中，要求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即“黄箱支持”，主要是指那些对生产刺激作用大、对贸易干扰程度强和对价格扭曲作用大的各种补贴。可免除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是指那些没有任何贸易扭曲影响或对生产没有造成影响或只有最低限度影响的国内支持政策，包括“绿箱支持”，“蓝箱支持”和低于“微量允许标准”的支持。“绿箱支持”是指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对生产不产生直接刺激作用的国内支持，如对农业科研、人员培训、技术推广及农村电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补贴支持。
三、我国实施战略补贴的可能方向和政策创新
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农业协议》以及我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实施战略补贴政策。
1、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相关产业。具备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上述各项补贴不能满足其规定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诉补贴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2、充分利用不可诉补贴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应重点增加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补贴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补贴，实现我国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和完善对落后地区的补贴。按照我国总体情况，目前西部人均收入与全国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确定的相关标准，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
增加环保补贴。随着国际上绿色消费浪潮的兴起，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我国产品的大量出口。根据wto协议规定，为使现有设施适应新的环境要求，政府可以提供经济援助。条件是：这种援助只是一次性地给予，并且限制在总成本的20％以内，同时可以普遍获得。因此，政府可以对环境保护进行资助，增加在退耕还林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我国经济和外贸行业的持续竞争力。
3、调整我国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
考虑到农产品供给的特殊性，农产品价格补贴，仍应成为今后价格补贴的重点。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
4、完善出口信贷、信用保险和退税制度
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上通行的款励出口的方式，对我国出口方面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业务创新，按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来规范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操作程序，在符合wto规则的情况下将支持出口落实到实处。
出口退税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出口鼓励政策，一般都采用“零税率”出口。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主要是指增值税的免、抵、退，而增值税属于间接税。对此“被禁止的补贴”中有相应规定，“对出口产品生产和经销的间接税的免除或退还程度超过了用于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因此只有在超过了国内消费产品的优惠部分才被视为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并不完全等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明确规定“间接税减让表允许对出口产品生产投入的前阶段累计间接税实行豁免、减免或延期”，因此只有在出口退税金额超过了该产品的实际所含间接税金额时，即出现超额退税时才视为出口补贴。由于我国采用出口退税政策时一般都是“多征收少退还”，不一定达到出口补贴的有关幅度规定。
5、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按照承诺，我国接受政府采购领域的国际规则、全面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最迟期限是2020年，但实际上外国供应者早已通过世行项目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据统计，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实际开放程度大约为15%，我国的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业等产品供货已被外商基本垄断。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推行政府采购后，国家规定各级预算单位采购外国产品时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凡采购物品在国内有替代品的，一律采购本国产品，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参考国外的某些做法，如果本国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他国家产品的10%，则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6、利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特殊待遇[2]
按照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以下几项特殊待遇：出口补贴待遇。目前联合国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和20个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长期保留出口补贴。不过,若其某一产品达到“有出口竞争力”的水平(该产品出口连续两年达到和超过该产品世界贸易额3.25%)，如属最不发达国家,则必须在8年内取消对这一产品的任何补贴；如属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两年内取消对这一产品的任何补贴。
反补贴措施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在反补贴措施方面有一些差别待遇：1如果一项补贴措施被认定代表产品价值的2%及以下,那么针对一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反补贴措施必须停止;2如果补贴产品占进口国市场不足4%，那么反补贴措施必须停止；3如果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补贴产品加在一起占进口国市场的9%，那么反补贴措施可以继续使用。
协议规定，转型经济国家可以在《wto协议》生效后7年内保留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在此期间,为了帮助私有化和结构调整,这些国家可以免除政府持有的债务,提供赠款以偿还债务,而不受“严重损害”条款的制约。
总之，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我国面临全新的发展环境，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补贴的有关规定，通过战略补贴实现本国福利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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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措施 壁垒 印度
一、引言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确定工业产品或消费品的某些特性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和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和确定产品质量及适用性能的认证、审批和试验程序。
二、印度技术性贸易措施概要
（一）主管部门及职责
根据《印度标准局法规》，印度标准及认证事务的主管部门是印度标准局（以下简称BIS），BIS下设5个地区局和19个分局。地区局监管对应分局。印度标准局的主要职能有：制定国家标准；认证管理，包括产品认证和质量体系认证；认可和管理实验室，包括检测、校准及管理；标准推广和培训；国际合作；标准及认证的信息服务；消费者事务等。同时还负责对强制性认证产品的市场监督。
（二）法律法规体系
《印度标准局法》是印度管理标准及认证事务的基本法律。该法规定了印度标准局的设立、机构设置及职能。此外，有关标准及认证管理的法规还有：《印度标准局规则》规定了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印度标准局（认证）规则》规定了产品认证和系统认证的管理。
（三）产品质量认证制度
1、认证原则
印度的产品认证实行自愿认证原则，旨在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有质量保证、安全可靠的产品。考虑到公共卫生和安全以及大众消费等因素，印度政府通过即时法令，对特定产品施行强制认证。BIS仅就申请授予认证证书，强制的具体工作由相关权力机构执行。
2、认证模式
BIS的产品认证模式是通过对工厂质量管理体系的初次检验和评定，对工厂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及对工厂和市场上抽取样品进行检测，来决定产品是否与印度标准一致。
3、认证领域
BIS认证适用于任何国家制造商，认证领域主要有：1.纺织品；2.化学药品和杀虫剂；3.水泥和混凝土；4.金属制品；5.机械设备；6.电气电子和光学设备；7.汽车配件；8.农产品，食品，饮料和烟草；9.皮制品；10.木制品；11.纸和纸浆产品；12.测试器械；13.建筑材料；14.抽水、灌溉、排水和污水装置。
4、其他产品认证制度
除常规产品认证外，对于环境友好产品，BSI执行特殊的认证并授予ECO标志。印度也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员国。BIS代表印度参加IEC的各项活动。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产品安全认证组织接受的BIS产品目录有：电缆、电容，低电压高功率开关设备，安装保护设备，电子产品等。
5、BIS产品认证证书授予程序
第一步，申请。填写专用申请书并递交以下文件：1.工厂分布图；2.生产厂房的证明文件；3.现有生产设备及检验设备列表；4.使用的测试检验方案，遵守BIS认可的测试检验方案的承诺函；5.支付规定标志费的承诺函；6.遵从中止标志使用的承诺函；7.描述生产和检验步骤的流程表；8.现有技术人员的详细情况。
第二步，记录。BIS将把申请记录在案，并分配给申请者一个申请号，申请因此成立。
第三步，初次检验。BIS通过对公司生产能力和控制水平、质量控制技术、现有设备、工作人员技能的评估以及样品测试等，确定产品是否符合印度标准。样品测试可在工厂进行，同时也会在BIS或其他认可的实验室进行。
第四步，颁发证书。如果初次检验及样品测试结果满足条件，将颁发给申请者证书。证书有效期一年。如果执行证书无误，经申请一次可延期两年。如果执证人希望扩大证书同一标准所覆盖的产品范围，经常规测试，符合条件者即可变更。
第五步，认证后监督。证书授予后，如果执证人全部履行了测试检验方案，产品与印度标准一致，样品测试记录保持完整，经授权即可在产品上加盖标志。BIS将对执证人就证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这种监督检查主要看测试检验方案是否完整履行，质量控制系统是否严格按技术标准执行，同时测试生产样品，将抽取的样品送至BIS或独立实验室进行检验。定期检查和产品测试的结果，会以适当的方式告知执证人。
国外生产商在印度的产品认证也是建立在自我认证的基础上。但在申请前，国外生产商须经印度储备银行许可在印度设有联络处或分公司或在印度指定一个授权。该联络处或分公司或应服从BIS法令、章程和规则并对此负责。
三、印度技术性贸易壁垒
（一）进口强制检验制度
目前，印度规范进口强制检验制度的法律依据就是商工部第29号通告。凡是进口属于BIS强制认证产品范围内的109种进口产品，外国生产商或印度进口商必须事先向BIS申请产品质量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海关依据认证证书对进口产品予以放行 。
印度进口商申请的进口质量检验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可以由印度商申请进口质量检验：该进口产品的消费是必须的；该进口产品的需求是持续的；该进口产品从预先确认的渠道获得。对于印度生产商申请的进口质量检验，印度进口商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检验设备符合BIS要求的实验室，申请进口质量检验时应在申请表后附上进口商对进口样品的检验报告。BIS认为必要时也可派出一个不超过2人的检验组到进口产品的生产厂实地检验，进口商承担检验组的所有旅途费用。
（二）进口自愿检验制度
凡是进口属于强制进口认证产品范围之外的产品，是否检验由外国生产商或印度进口商自愿决定，政府不加干预。
（三）认证与标志要求
印度STQC强制性认证：安全认证（STQC标志）体系是一个针对电子产品的第三方认证体系，主要由印度政府主管，遵照国际标准ISO/ IEC guide 40和EN 45011标准，须由被认可的实验室来执行测试（特别是由IECEE-CB认可的实验室），测试报告采用CB测试报告的模式。
印度ISI标志认证：印度在进口下列24类159种产品时需事先获得印度标准协会的认证才能进口，这些产品包括浸入式加热器、电熨斗、电炉、散热器、家用开关、电灯泡、断路器、保险丝、开关设备、电缆、仪表和变压器等，外国生产商或贸易商必须先向BIS申请注册其产品，在符合BIS认证标准后，可获准贴上ISI标志。
2011年中印贸易额突破700亿美元。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引起多国关注。中国出口企业要想抢占先机就应该多了解印度技术性贸易措施，才可以让中国产品顺利进入印度市场，本文对印度技术性贸易措施做了概要介绍，以期对相关企业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①叶柏林，陈志田．技术引进与进出口商品标准化[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页
②张锡暇. 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应对[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③BIS.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s[EB/OL].［2007－05－21］
省略.in/cert/fms.htm.
④王爱华. 印度市场准入／认证制度介绍[J]．认证技术.2011.7.P52―53
⑤STQC．STQC Product Certification[EB/Ol]．［2007－05－21］
stqcnicin/index3asp?sslid=561&subsublinkid=356&langid
=1&plid=63&pplid=140
篇7
关键词：出口鼓励政策；问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飞速的增长，到2004年底，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排名均为第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强劲的出口鼓励政策是取得以上成绩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同时，我国却面临着贸易摩擦加剧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困扰，需要在新形势下转变为稳定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本文将对我国现行的出口鼓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我国现行出口鼓励政策及其定位
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的以出口导向战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竟相学习的对象。在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中，出口竞争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出口竞争意味着三个方面的竞争：一是国内出口商之间为争夺国外市场份额和客户的竞争；二是本国厂商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三是在目标国市场上各国厂商的产品和东道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出口国政府为了保障本国出口厂商与其他国家出口厂商竞争机会均等，突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从而更好地进入目标市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出口鼓励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中央政府目前鼓励出口的政策大概有以下方面：(1)直接的出口鼓励措施。即国家对所有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2)国家某些特定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比如对三资企业不仅进口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能享受关税减免，而且在企业所得税和出口手续等方面也有优惠待遇。例如机电产品出口企业技改贷款贴息、高新技术产品技术改造贴患、农业、工业、纺织业出口生产企业技改贴息等。(3)间接的出口鼓励措施。比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产品研究开发项目资助等。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GDP增长和出口业绩是评价地方经济的重要标准，各级地方政府在国家优惠的基础上竞相出台了名目繁多的更优惠的出口鼓励政策。
出口鼓励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和厂商有以下好处：(1)对政府来说，在出口导向战略初期，其财政支出和收益可以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早期税收的边际增长超过了出口鼓励政策边际成本的增长，所以财政有了大量剩余，反过来又诱使政府进一步增加对出口鼓励措施的投入；另一方面，理想的出口鼓励政策是间接干预，政府间接干预比直接干预付出的财政和声誉成本小。(2)使小厂商能够取得在国内无法取得的利润，使大厂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3)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区内的就业有了强有力的增长。凡是出口工业发达的地区，居民就业基本没有问题，而且吸引了其他落后地区的大量劳动力。
“以经济为中心”这条准则驱使各级政府偏向于为出口企业提供非出口企业享受不到的资源，从而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我国成为出口大国并加入WTO以后，其潜在的危险也逐渐显现。
二、我国现行出口鼓励政策的弊端及其后果
1．没有约束的出口鼓励政策造成了贸易的非理性增长。由于出口鼓励政策很难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得到约束，造成我国出口贸易的非理性增长。首先，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升高，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但是由于税收的减免，地方政府并没有在产业升级中得到多少利益。其次，我国务类产品的总量的增长幅度很大，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出口价格的持续下降厂商严重依赖数量扩张而非质量竞争。最后，我国出口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加工贸易的增长，在带动了国内就业增长的同时，其他效果并不明显。比如一般认为加工贸易出口除能够带动本地就业以外，还会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分享国外技术，但是实践证明多年来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提高，依然处在产业链中创造价值最少的一环。
2．贸易摩擦加剧。无限制地使用出口鼓励政策导致劳动力密集形产品的出口急剧扩张，但是当我国出口产品短时间内不受限制地剧增时，肯定会对进口国的同类市场造成冲击，进而损害其国内的相关产业，因此这些国家肯定会以市场损害为由动用WTO所允许的特别保障措施。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服装业和其他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行业，这些产品为进口国民众日常接触，所以当其国内舆论煽动中国产品的威胁时，容易被大多数民众认同；受损害产业的厂商由于数量少，很容易组织起来，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政策。从人世以来我国产品所受的反倾销调查的数字和产业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情况。2005年1月1日取消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以后，虽然国家通过征收出口税等措施来试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但是收效甚微。
3．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鼓励政策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实施补贴，但是由于出口鼓励措施的泛化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使鼓励政策不能很好地区分本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有潜在竞争力并能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产品。相应的出口鼓励政策导致的补贴使进口国受惠，并且价格的降低恶化了贸易条件。
4．不正当竞争加剧。既然出口鼓励措施不能优胜劣汰，那么出口企业中的退出机制也很难实现，出口市场出现了过多的企业，近而导致了不正当竞争和恶性竞争。从产权理论的观点看，对所有出口企业都适用的鼓励政策相当于可以自由进入的“公地”，只要进入就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好处．最终进入的厂商越来越多，出现“拥挤”现象，为了继续保持在这块公地上“耕种”的权利，平均成本较高、生产同质化产品的厂商就会运用各种措施维持其在出口市场的地位，出口鼓励措施实质上成为其退出壁垒的一部分。
5．国内劳工待遇问题。进入新千年以后，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非关税壁垒重心转为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壁垒，劳工标准在非关税壁垒中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竞争使得发达国家在享受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的同时，从政府到民间不断关注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生存状况。由于地方政府以促进出口为首务，出口行业的劳工待遇不容乐观，以致出现了“民工荒”。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是有意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从国际劳工标准SA8000的文本来看，这些要求和我国国内的法律并不矛盾，甚至低于国内有关法规的要求，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正视国内出口工业中的工人生存状况，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出口增长为本。
6．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补贴优惠措施在出口产业发展的起始阶段确实促进了地方财政的增长，但是当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是，出口鼓励的边际收益肯定会低于其边际成本，尤其是如果区内出口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地方财政会面临负的增长或停滞不前。
7．出口鼓励政策对内资企业的歧视。由于历史和现实对政绩考核的原因，对待内外资企业时，地方政府往往在税收、土地等方面对外资企业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使内外资企业在向国际市场出口相同产品时，面临着不同的成本，何况国内企业还要过开拓市场这一关，竞争力自然不如外资企业。所以，地方政府将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对培养正常的竞争秩序非常重要。
8．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沿海地区一开始就有国家的倾斜政策，很快就以出口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出口补贴的资源也流向发达地区。但是，内陆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它们已经沦为沿海地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提供者。这种状况使人不禁想起国际贸易中的“中心一”学说，唯一不同的是在国内“中心”是沿海，“”是内地。
三、我国出口鼓励政策的新定位
1．制定并全面实施绿色GDP等更科学的地区发展指标。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GDP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反映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绿色GDP的实施可以使地方政府的关注焦点从经济增长转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上来。
2．出口优惠政策的矫正。一是政府应该在税收、土地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要认识到民营出口企业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力；二是要完全贯彻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的国际义务，使出口补贴限制在WTO允许的范围内，不能给其他国家以口实，也使国家与地方财政能够真正从出口中获益；三是用好、用足WTO所允许的出口鼓励措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利益。
3．加强对外贸企业的监管。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帮助出口企业成立不受资方控制的工会组织；执法机构严格执行保护劳工的法律法规，保护出口企业工人的基本权益。要从财务制度、税收、工商和工会等方面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培训和监管。遵纪守法的企业，即使出口业绩平平，也要奖励；对出口业绩很好，但是运作不规范的企业要坚决严肃执法。通过对外贸企业实现有效监管，从而使出口企业真正实现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规范化运作的企业能从容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和劳工调查。
4．实施有长期规划的“贸易促进计划”。这种“贸易促进计划”要求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利用各自的优势，建立长期性的、符合WTO规则的出口鼓励框架。例如在美国，支持出口的组织很多，既有联邦一级的商务部、贸易开发署、小企业管理局，还有诸如“出口促进中心网络”、“美国贸易中45"、“地区出口委员会”、“出口法律促进中心网络”、“贸易情报中心”、“出口援助中心”等半官方机构或非营利机构。
参考文献：
1．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主编．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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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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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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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公共利益原则的由来及其在立法实践中的现状探究公共利益原则的本质,进而探悉公共利益原则在实施反倾销措施中的作用,利于改进和完善反倾销法律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关键词: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实施作用
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从法理的角度讲,公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1]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受益的群体利益,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公共利益作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一个重要要素,在国际反倾销实践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倾销的公共利益直接涉及一个国家的产品产业利益、贸易中间商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等。从更深层次来讲,反倾销的公共利益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及整体经济的安全、贸易结构和水平,海外投资、贸易赢余与外汇储备,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战略。可见,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指国家的长远利益,研究反倾销的公共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反倾销争端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利益原则概述
公共利益原则不是与反倾销制度一起出现的,从1904年加拿大颁布第一部反倾销法到1967
年GATT肯尼迪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守则》,国际上都没有对公共利益的立法规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增加就业,保持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和持续增长,GATT与OECD(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组成专家委员会,经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合理的政策制定程序,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一切政策性措施,都应该用成本效益法做出评估,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或民众福利的利弊进行权衡,切忌受制于本国某个产业部门和局部利益的驱使。两个专家委员会在研究结论中第一次涉及到了公共利益问题,从而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评价和立法工作。
究竟何谓公共利益原则,由于各国贸易实践的差别以及对反倾销看法的不同,目前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明确定义。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反倾销是对倾销的一种反制措施,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干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其目的致力于维护贸易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及国家利益;[2]然而,反倾销措施本身是否能够达到其目的,一直受到法学界和经济界的质疑。
首先,认为反倾销是一种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以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倾销的问题,相反,由于反倾销可能导致对方国家的贸易报复行为,会减少本国的贸易出口,起不到实现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甚至会加剧国际市场间的隔断,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扭曲,这与反倾销的目的和初衷以及WTO的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根本宗旨是相悖的;因此认为,应以公共利益原则来指导反倾销行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不能仅从本国的角度来考虑公共利益问题。21写作秘书网
其次,认为反倾销考虑的是倾销给进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保护的是进口国国内厂商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倾销给进口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忽视了在实施反倾销过程中受到负面影响的利益方(如消费者)的权益。因此说,反倾销中引入公共利益原则,对于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以及平衡多方利益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反倾销中强调公共利益原则,是对反倾销自身局限性的矫正,也是现代反倾销立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
二、国外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实践
最早进行公共利益立法的是加拿大,1985年制定的《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规定,在作出最终损害裁定后,如果有充分理由表明反倾销调查机构按确定的倾销幅度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可以自行或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起对公共利益调查,纠正反倾销措施的不合理现象。
日本在《关税定率法》第9条第1款规定,在具备倾销、损害、因果关系三个条件之后,还必须有维护其产业必要性的确认才可征收反倾销税。这里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是对公共利益的要求。
韩国《反倾销法》规定,当局从受理申诉到最终征收反倾销税期间,都要重点考虑其行动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即使存在倾销,也因此造成损害,但如果没有保护国内产业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则可以不征收反倾销税。
欧盟第3283/94号《反倾销条例》首次对“欧共体利益”下了定义,指出欧共体利益包括国内工业、消费者和使用者三方的利益,规定各方的代表机构在欧共体反倾销调查中均享有提供情报、要求听证、发表意见的权利。该定义说明,欧盟是否实施反倾销措施,是以欧盟整体利益考虑为前提的。
WTO《反倾销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标准”,但鼓励成员国在反倾销调查时,给予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组织提供相关信息的权利,采取“较少征税规则”,尽量减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为一国主管机关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充分考虑公共利益问题提供了依据。例如,WTO《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2款规定:主管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提供与关于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的有关信息;第9条第1款规定了“较少征税规则”,即在所有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均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征税以及征税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决定,如反倾销税小于倾销幅度即可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征税额最好小于倾销幅度。[3]
通过对上述国家反倾销立法的对比可以看出,现行的反倾销法规虽然考虑了多方的利益,但仍然是把进口国生产者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进口国产业和增加进口国的就业。现行反倾销法规对进口国的进口商、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意义不大,公共利益条款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利益相关者具有显著意义。
三、我国反倾销问题的“公共利益原则”取向
第一,强化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意识。我国法律条款上并没有明确公共利益问题,但2004年新修订的《反倾销条例》第2节第33条规定:商务部认为出口经营者做出的价格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或者征收反倾销税;第2节第37条规定:终裁决定确认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尽管条例规定只简单将公共利益原则限定在征税环节,对公共利益问题也未做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反倾销立法在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等方面有了一大进步。
第二,增强反倾销应诉中对公共利益的抗辩力度。在反倾销应诉中,除了法律程序和会计证据的支持外,还应充分利用公共利益原则,加强与进口商、消费者的合作和支持。对于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应该鼓励进口商和消费者加入和协助我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活动,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反倾销诉讼胜诉的难度,使反倾销的最终裁决更加合理公平,有利于保护全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做到保护国内民族产业与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两者的统一。在对外产品的反倾销问题上,既要消除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我国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很显然,允许外国产品在我国倾销可使国内消费者获得廉价的商品,但会使我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相反,阻止外国倾销产品的进入虽可使我国产业得到保护,却需要我国消费者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必须在保障民族产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把两者辨证地结合起来处理问题。
四、公共利益原则在反倾销中的作用
法律是“刚”,公共利益是“柔”,在反倾销行为过程中,如果把反倾销法与公共利益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以柔克刚、刚柔相济”,那么公共利益原则必将在国际反倾销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公共利益原则的政治作用
公共利益的基本观念是立法应当反映“公意”,代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反倾销立法的根本宗旨是维护贸易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公众利益。但反倾销法立法也可能“从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神圣权利,变为侵犯人民权益的手段,从表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标准,变为立法者专横统治的工具”。[5]在这种立法“异化”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念及政治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它以政治领域(追求公益)和经济市场(追求私利)的严格区分为前提,通过民意调查、舆论监督和司法审查等民主形式的干预来纠正这种不道德的异化。
在反倾销调查中,进口商和最终消费者是影响调查机关作出相应裁决的重要力量。由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压力,调查机关在实施反倾销措施时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应积极协同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在国内的物价水平、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民生等政治因素方面向调查当局施加足够的影响和压力,这样,可能使调查当局得出倾销没有造成损害的结论,甚至在立案调查前就将其分化瓦解。
(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
首先,对各利益集团经济利益的影响。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各利益集团不仅相互关联,同时利益也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在一次倾销行为过程中,产品倾销商和产品进口商采取低价措施来占领更多的市场,以获取最大利润;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则将抵制这种倾销行为,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市场份额和产品利润;对于工业用户和消费者来说,能在倾销行为中获得廉价的工业用料和廉价的商品消费。如何协调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必须依靠公共利益原则来协调,从而使各利益集团在反倾销过程中都能进行全面衡量和换位考虑,权衡各方利弊,放弃眼前利益,着眼长远利益,舍小利求大利。
其次,对产业链条各环节利益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产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整个经济由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网”构成,一个产业需要其他产业为自己提供各种产出,以满足自己的生产要素需求,同时也把自己的产出作为一种市场供求提供给其他产业;而实施反倾销措施对这种以供给和需求关系形成的“产业链条”产生的影响是链条中各环节利益的再分配,如钢铁产品,其上游产业有焦碳、能源、电力等产业,下游产业有建筑、机电设备、运输工业和家用电器产业等,一旦上游产业的价格上涨会给下游产业带来严重影响。如果忽视了公共利益原则,不可避免损害中下游产业、进口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三)增加我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灵活性
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6年底,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819起,涉及商品4600多种,导致我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人民币。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时期,工业生产能耗较高,污染较严重,产品环境成本缺位,同类产品价格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偏低,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国际反倾销调查。[6]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应充分利用公共利益原则,正视我国经济发展中带来负面影响的事实,强调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相同的阶段和过程,不要为了保护某一产业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回旋余地,增加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灵活性。
(四)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
作为纠正不公正贸易、维护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反倾销法在保护国内工业免遭国外倾销产品冲击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贸易利益的狭隘认识以及经济中政治因素作用的存在,往往使一些国家出于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在合法的幌子下任意实施反倾销措施。近年来,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加剧,反倾销形势愈演愈烈,其道德观和合理性正在遭到人们的质疑。很明显,实施公共利益原则将有利于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对于改良现行反倾销规则,使之回归到反倾销的本质和初衷,真正做到有序竞争、公平贸易、正义往来、合作双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廖加龙.关于公共利益的范围[J].人大研究,2006(7).
[2]刘重.论国际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权衡[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4).
[3]吴华明.反倾销法公共利益条款析评[J].亚太经济,2005(6).
[4]盛建明.反倾销调查要引入公共利益考量[N].深圳商报,2003-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