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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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个人利益；青少年；道德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曾经大一统的道德价值观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形形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使人们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步入误区，造成严重后果。青少年正置成长中的过渡时期，身心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由于身心发展的动荡性，以及外界形形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得青少年在道德价值观的建立过程中，难以区分、难以决择。尤其面对诸如自我利益、个人利益这些长期不被“正视”的内容时，使他们更是感到进退维谷。因此，正确看待自我利益，以其合理的内容来引导青少年健康道德价值观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此主要对个人利益及个人利益与健康价值观的建立作简要论述，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关于个人利益的界定

1、个人利益的内涵

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以往的理论大都是从人的个体自我保存需要角度来看的，或者把个人利益理解限定为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或者把个人利益理解限定为个人生活的消费资料。但不管哪种理解方式，都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把个人利益归结为个人的欲望和需要，实际上意味着把个人利益主观心理化了和观念化了，变成了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了。个人利益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其二，把个人利益归结为个人的消费资料或物质财产。就会流于现象，或流于过分实在和狭小。个人利益不仅是这些东西。当然，对个人利益概念的解释确实不能离开这些因素，但是，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个人，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肉体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也是消费者和创造者的统一。因此，个人的欲望和需要也必然是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肉体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也是消费需要与创造需要的统一。个人欲望和需要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而个人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则是由个人在一定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决定的，即说，个人欲望的满足及其满足的程度如何，是受个人所处的一系列相关社会条件所制约的。因此，个人利益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赖以存在和发展并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当然，这里讲的个人利益的自我牺牲或者获得，必须是在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时，才是有道德意义的。

2、个人利益的两极性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该遏止还是该提倡?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追求自我利益是“致恶”的根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致善”。

“致恶论”者认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切和追求是导致不道德行为的罪魁祸首，“私利乃万恶之源”。中国传统文化对此都带有鲜明的“致恶论”色彩。如孟子就认为人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物欲的蒙蔽才利令智昏而导致了善心的失败，因而人欲是道德的障碍。人要想保持善心，寻回失散的善心，就必须寡欲节制。只有寡欲，才能存心养性；只有排除物欲对心智的诱惑和干扰，才能成为善人。而佛教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有，人生是个无边的苦海，何以如此之苦?在于人有欲。人要想跳出苦海，就必须去欲。摈弃尘世间的欲望，才有望致善成佛。因此，修炼成佛的过程，也就是与自己的欲望作顽强斗争的过程。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世界分成二个：一个理念世界，一个世俗世界。他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值得追求的，而尘世人生则是虚幻的、没有价值的。人自理念世界来时禀有善性，只是由于尘世的物欲而忘却了根本，因此，人要回到真正有价值的理念世界，就必须克制尘世欲望，学会节制。作为西方中世纪统治思想的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堕落为罪人，就是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不能克制欲望而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一个向神赎罪的争取再返天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必须洗清自己的感望和罪恶，鄙视尘世间的物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宽恕。

二再来看“致善论”。致善论者认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幸福，都建立在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上，抑制和消灭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会失去社会前进的动力，毁掉人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指出：人具有双重本性，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人作为“经济人”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尽力去追求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就越大。所以，应当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让人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国家对此决不可加以限制和干涉。限制和干涉的结果只能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影响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让人们放任发挥自己的天性，让人间的事务在各个人的偏见和私心的竞争支配下自然地进行调节，是富国强民的关键。人们贪财追求自己的快乐。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的、混乱的，然而，美德、秩序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产生出来的。正如树木生长一样，树木只有在茂密森林中，各自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能长得高大笔直。同时，爱尔维修认为，趋乐避苦、追求个人利益是天然人性，不可抹煞，也不能改变。在无损于他人权益的条件下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利益，是无可非议的。相反，靠牺牲个人切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来满足社会利益，到头来必将引起社会的崩溃。

可见，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是把“双刃剑”，一面可以伤害社会发展，伤害别人利益，一面又可以披荆斩棘，作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动力。任意挥舞，必然伤人；弃之避之，又无以获得前进。

二、个人利益在道德价值观培养中的作用

道德价值观就是主体根据自己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作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个体坚信不疑的各种道德规范所构成的道德信念的总和。道德价值观是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旦形成就直接影响个体的道德目标，支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控制个体的道德行为抉择和实际的道德行为过程的重要变量，是个体价值观系统中有关社会及个人的道德生活的部分。不难看出，不管是道德价值观中的道德需要，还是道德判断的内在尺度，以及道德信念等都离不开主体的知、情、意、行。只有这几方面有机组合，才能使健康道德价值观最终建立。而个人利益对个体的知、情、意、行都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利益对认知的影响

人作为一个具有种种需要和欲望的社会性动物，其行为和态度受个人利益的影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人的一些基本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是否受个人利益的影响呢?Georgesen的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

Georgesen研究了个人利益动机在人们讲述故事时对内容和结构的影响。首先让被试参加一个15分钟的集体工作任务，完成任务后要求被试用语言描述他们的经历，在描述时有两种有同的指导主分别激发被试的个人利益动机和准确动机。结果发现在个人利益动机指导语下被试的描述更强调他们对集体任务的积极贡献，也更注重与个人有关的认知和行为。

2、个人利益对态度的影响

早期研究者发现个人利益与人们的态度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似乎能够较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而不能够预测人的态度。例如Sears对美国1972年大选中(在此次大选中Nixoa击败了McGovem)“校车行动”的研究发现：个人利益对态度没有明显的影响，受此措施影响的人(白人父母)并不比不受影响的人(白人非父母)更反对“校车运动”；而前者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参加反校车行动组织等)。

但随着对个人利益和态度关系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者发现，态度不仅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甚至个人利益成了人们表达态度和采取行为的理由。如Miller认为个人利益规定了人是而且应该是利己的、没有什么动机比个人利益更正常更合理，而且这种社会规范是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和日常经验被习得的，即使在成年之后。当人们的行为违背了个人利益原则时，就会感到不舒服，担心会遭到他人和社会的非议。因此个人利益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的不是动机而是理由。在解释公共场合围观的人越多人们的帮助行为越少这一现象时，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是多使得分摊到个人头上的责任感减少，但Miller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不能为自己的帮助行为找到利己的理由，从而抑制了人们做出助人行为。在Holmes等人的实验中，引发大学生高度同情心的情况下，通过出售蜡烛获得的捐款比在无交换物条件下获得的捐款要多得多；而在引发低度同情心的情况下，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被试对星期日本身没有兴趣，星期日只是给人们施展同情心提供了利己的理由。人们在有利己的行为理由时，做起助人行为来，可能会更自在一些。国内研究也表明态度与个人利益之间是一致的。

3、个人利益对行为的影响。

中国有两句俗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个人利益与行为反应之间关系的绝妙的总结。一般认为：个人利益是行为的动机。一些研究者如Baston认为：个人利益和其它动机如集体精神、同情心、责任感和公平感等一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更有一些研究者如Thomas Hobbes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动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谈到个人利益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时也毫不避讳，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行为科学中唯一的假设，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是人类唯一理性的行为。由此可见，个人利益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具有合理的个人利益追求，才会产生健康、积极的行为。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对个人的认知、态度以及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些内容正是道德价值观建立的主要基石。不过，虽然个人利益在道德价值观建立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个人利益内容的特殊性，在引导青少年建立健康道德价值观时，必须要选择合理的个人利益内容以及恰当的培养途径。

三、在引导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由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既可以致善，也可以致恶。因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应该采用“疏导”之法。如果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当作“致恶之源”去“堵”或“灭”，就会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的发展动力逐步衰弱乃至丧失；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当作“致善之源”来放任自流或予以激发，则会产生一系列道德上的混乱，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人欲的堵灭和西方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对人欲的放纵，都曾产生过不良的社会后果。这正如鲧之治水，采用的方法是“堵”，结果洪水横流。禹之治水，采取“疏导”之法，让其沿着一定的渠道前进，水顺其道而行，既消除了水患又可灌溉农田，一举成功。人之私欲若水，亦需“疏导”之法政之。所谓“疏导”之法，则是既看到“水”之利，又看到“水”之害，既让其灌溉农田，又不让其泛滥成灾。将其引入适宜渠道，朝着可控而有利的方向奔流。即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予以完全遏止又不能任其放纵自流，而要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道德的各种有利有力的社会措施，把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纳入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轨道上，防止其越轨，不让其违背社会整体利益及他人利益，而使其成为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动力。

2、充分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任何个人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参与一个群体并通过参与群体内部活动的分工和协作才能够得到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集体利益寓于并体现于个人利益。集体活动目标的实现，就在于向个人活动目标的分解和转化。即在总体组织结构的引导和制约下，实现集体活动目标的个人目标化和总体活动的个体化，并通过集体成员之间活动的协调化和规范化，促进其成员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积极发挥，实现集体活动的根本目标。其二，由于集体利益是其成员个人利益之间共性的表现，是更集中化、偏重体现彼此之间的一致性的，因而集体利益也就不能完全涵盖个人利益的丰富多彩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实际地将二者划分开的；同样地，任何集体都不可能为每个成员提供他所要求的最全面最充分的活动条件和发展条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仅有相互联结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个人利益有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一面，如果过分地强调集体活动的共性一面和整体性一面，要求把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个人活动内容完完全全地纳入集体活动中去，要求个人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服从集体活动要求，那么，就会使个人存在和发展出现片面化，并压抑个人独创性的发展和发挥；反之，也正因为集体利益作为群体活动方式，有其共性和集中一面，所以，如果在集体活动中忽视集体活动的集中性、规范性、秩序性和协调性，过分夸大个人活动的多样性一面，就会使个人活动的自我膨胀化，在活动指向上个人随意化，从而导致集体活动陷入实际的无共同目标、无共同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直至危及集体的存在和发展。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找到一个科学的接合点，既要充分实现集体利益，也要尽最大可能地实现全理的个人利益。只有两者同时兼顾，才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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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补偿功能定位权利保障利益平衡

本文系作者拙著《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即出）相关部分改写而成。

行政补偿的功能即行政补偿作为一种法律制度预期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讲，行政补偿的功能多少不一。笔者认为，行政补偿制度核心的功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保障，二是利益平衡。当然，行政补偿的功能最终能否得到切实的发挥，事实上受制于一国客观社会政治状况、行政补偿制度的具体设计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等[①].本文在此仅从理论上进行粗浅探讨。

一、作为权利保障机制的行政补偿制度

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必须履行的一种积极义务。[②]因此，笔者并不赞同行政补偿是对受损权利的救济的观点，而毋宁认为它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机制，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权利进行救济也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权利保障功能是行政补偿制度的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其他功能相对于对权利的保障功能来说只能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权利保障及其程度如何，是评价一国行政补偿制度完善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

（一）财产权及其保障

行政补偿制度起源于对财产的征用。因此，述说行政补偿制度的权利保障功能不能游离于财产权之外。在公民的基本人权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保障个人财产权，则使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也就有了物质前提，从而整个人权保障便有了扎实的根基。因此，对财产权的尊重构成了宪法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国家机关作为其所属成员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力象征，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还具有不可推卸的保护责任。

自然法论者认为，财产权作为个人主观权利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它归属于个人，仅仅因为人之为人的属性。这种权利先于，甚至高于国家的权力。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由此，可以推论宪法的第一规则显然是强迫国家如此来组织自身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社会中每一位成员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由于基本权利保障了人民广泛的自由权利，当此种自由的行使，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宪法所要保障的公益时才予以限制。[③]

（二）财产的征用与补偿

对个人权利的这种认可既确定了公共活动的方向，又决定了政府行为的限度。它本身就是规制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所有规则的源泉。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的权利；但是，如果限制个人的权利对于保护国家的普遍权利而言必不可少，国家也必须拥有这种限制权。《人与公民权利宣言》肯定了国家的权力受个人权利的限制，国家的行为只能为个人权利提供保障，并且必须是以实现对自由的保障为目的。“但个人的自由也必须受到限制；就连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承认，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实现。”[④]因此，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现代各国宪法几乎都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的行使显然也不能是“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的。“强制性权力的行使不是率性而为的，它必须经过正当化才能与社会中的一般暴力区别开来。”[⑤]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可限制性，并非因为国家在法律上有对于人民的优越地位，而是以宪法肯定这种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从法治主义的要求出发，当国家要求某一公民出让某项合法权益而使他人或全社会受益时，应当以受益人分出既有的部分合法权益给利益出让人为前提，即政府必须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正的补偿。唯有如此，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维护，“法律所维系下的利益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必然会伤害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利益活动。行政补偿正是基于上述法理所确认的一项现代法律制度。”[⑥]

财产征用补偿原则滥觞于法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⑦]绵延发展至今，各国大都在其宪法中规定了政府的征用补偿义务。征用条款与补偿条款在法治国家被视为“唇齿条款”[⑧]，须臾不可分离。即它首先承认行政主体对公民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的“宽容的干预”，但必须以相应补偿为代价，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

现代意义的财产征用补偿条款则是由魏玛宪法最先确立的。该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公用的征用，仅限于裨益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为公用的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以相当补偿。”第156条规定：“联邦得依据法律，照公用征收之规定，将私人经营企业之适合于社会化者，予以赔偿收归公有。”战后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为公共利益起见，财产可以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征收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42条也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1947年生效的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之。”1993年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属于自己的财产，法院判决除外”，强制划归公有“只有在事先等值补偿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由此可见，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享有的征用权构成了对个人财产权的实质性的制约，反过来为了保护个人财产权，宪法又以包括公正补偿在内的各种机制对政府的这种征用权设置了种种限制。

综观各国宪法，一般都规定政府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用须受到三个法律限制：其一，征用的“公益”目的性。“征用的目的，是牺牲人民之私有财产，也藉此达成一个具体的、急迫的”公益需求“，因此，征用之公益有别于一般的公益，是一种”特别选择的公益“。只有在公共利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当然，公共利益仍是一个需要作出价值评断的概念。各国往往在宪法之外另行立法，对需要征用的情形加以明确。[⑨]其二，征用的”公正补偿“。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必须进行充分的、合理的补偿。”对抗政府的一系列的干预，补偿可能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⑩]其三，征用的”正当程序“。诸如听证会等类似程序，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三）小结

作为一项近代民主制度，行政补偿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专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为了保卫胜利成果，纷纷通过立法将各种权利明确和固定下来，并将权利保障奉为至上的原则。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于法律的最初始、

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11]法治的思想渊源于自然法的理念，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土壤。其基本内涵是：法律至上，以制约权力为手段来保障权利。没有对市场主体权利的充分保障，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为没有相应的补偿，就会使市场主体如履薄冰-他们无从预计自己的财产何时将被无偿征用。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行政补偿起源于财产的征用，但是今天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已经不限于征用，对于行政主体的一切合法职权行为及其附随效果导致公民合法财产的损失都要给予补偿；另一方面，需要补偿的权利也不再仅限于财产，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损都应得到补偿。

二、作为利益平衡机制的行政补偿制度

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法正是起源于利益的对立、矛盾和斗争。利益调节或再分配是法律的一大功能。法律公平与否，取决于利益平衡与否。对复杂的利益冲突寻找和发现适当的组织和程序模式并进行法律规范，也正是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任务。

1、利益三分：个人、国家与社会

根据美国社会法学者庞德的学说，法律的作用和任务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者说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为此，就必须对各种利益加以分类。庞德根据耶林的学说，将利益分作三大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2]

单从学理上讲，笔者认同庞德对利益的“三分法”。但是，庞德所称“公共利益”实指国家利益。在我国语境中，习惯于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统称为“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对利益进行学理上的分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益的本质与内涵，对利益的分类不能再人为引起不必要的混淆。为此，本书采用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三分法”。但是，为了行文的便利，并照顾汉语用语的习惯性，我们也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统称为公共利益。在此，理论上的精确性暂时让位于行文的便利性。譬如，行政补偿制度要求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要具有“公益性”，此处所指“公益”就应该包含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

然而，我国传统法学理论中一般不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在西方也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边沁就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但是否认社会利益独立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堪一击的。社会利益的确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其本质上是个人利益，但它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只不过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利益之一部分的总和。易言之，每个具体的个人其中一部分利益总是与其他人的一部分利益是共性的[13].因此，社会利益是源于个人利益而又独立于个人利益的一种利益。社会本身是利益的直接享有者，最终惠及个人。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将社会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混同。在此，有必要对此予以分析和辩正。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有区别的。第一是利益的主体不同。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由不特定多数人组成的公众社会。“社会利益的主体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是国家所能代替的，尽管社会利益表现在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利益阶层或国家。”[14]我国法学理论与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但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基于所有制的三种形式而言的。“这种划分在逻辑上是穷尽的。”[15]在今天，所谓集体利益如果相对于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来讲，它毋宁就是一种“多数”的个人利益。譬如，某个农村集体小石灰窑的“集体利益”（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社会利益（如追求环境保护）来讲，就是个人利益。第二是社会利益有其自己的内容。尽管关于社会利益的理解多种多样，但一般认为，社会利益关涉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德。而国家利益则偏重于指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和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16]如在国际交往之中的民族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等利益。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二者的关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个人利益。但公共利益一旦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就具有相对独立性。

2、个人与公共-利益冲突的现实性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凸显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性或对立性。如果认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则仅从逻辑上讲，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无从发生冲突。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包含了个人，而整体不可能和其组成部分发生冲突。因此，必须首先明确，我们所说的冲突，其实是指不同部分之间的冲突，即一个或一群个人的利益和另一群或一个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即使是一个公民和其他所有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把它说成是这个公民和“公众”之间的冲突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公众”也包含了他，而他不可能和自己发生冲突。但是，个人却可以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假设，某地政府为了公共-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决定要修一条公路，而这条公路将要穿过某一位农民的苹果园。虽然，公路修好之后，这位农民也必然利用其行车，也就是说公路的修筑也会并且一定会给这位农民带来益处，但是，如果要让这位农民在保护果树与行车方便之间做出选择，很可能农民不同意公路穿越自己的果园。这时，农民实际上是放弃了能够分享的包含在“公共”利益在内的那部分个人利益，而倾向于坚守自己的“纯粹”个人利益。然而，农民放弃的包含了自己的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中的那部分不是可以单独分割出来的，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不是按份的。一如笔者前文论及，公共利益是一种源于个人利益但又独立于个人利益的利益。公共利益不可能是某个社会成员独占的利益。因而，每个社会成员总是反对从自己的个人利益中分离出公共利益，总是希望能从公共利益中多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有了冲突的现实性。

3、个人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必要与可能

在社会秩序中，个人与社会之间肯定会有合作的空间，也肯定会有相当紧张的空间。利益冲突无处不在。这也是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之一。但是，这并是说可以让某一个具体的利益冲突没完没了。冲突的无限膨胀必然引发制度性的危机。因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必须寻找调适与消解的途径与机制。

现代法治则要求“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都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地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17]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将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我国传统理论和制度中，存在一种公共利益至上的倾向。行政立法只是行政管理的手段，立法过程中往往只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能说是体现一种道德上积极的观念，从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的角度看，却未必可行。公共利益至上方法论的运用会损害个人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民主性，从而导致社会利益总量的下降。”[18]其实，“社会或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们无非就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忽略了个体，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与社会。”“国家不是天经地义的。它的存在是为了个人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自由主义要求，个人权利被作为公共权力的起点和终点。”[19]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才是道德和政治义务的真正本源”。[20]庞德指出：“17世纪曾经一度对公共利益推崇备至，只考虑统治者利益而扼杀了个人的道德和社会生活，以至保护个人权利的《人权宣言》和《权利宣言》应运而生。今天，若不适当地强调社会利益同样是危险的。”[21]

社会和国家必然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利益也就是社会和国家利益。因此，保护个人利益也就等于是在保护公共利益。譬如，财产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个人权利，但对它的法律保护无疑将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因而具有显然的社会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亚当。斯密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证所隐含的那样，每个人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其中并不必然排除理想和正义的追求），完全有可能导致社会共同福利的提高。”[22]

严格地从逻辑上讲，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不可能“平衡”的。因为整体利益总是大于其组成部分的利益的。但是，如果从行政职权行为的整体考察的话，利益的平衡则是可能的。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合法行使职权可能造成某个人或某些个人利益的特别损失，从而，发生了第一次不“平衡”的结果。但是，接下来，行政主体必须给予受到特别损失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以公正补偿，从而，发生了第二次不“平衡”的结果。然而，从整个行政过程来看，却是可能达到平衡的。正是因为方向相反的两次过程中的“不平衡”，达到了整个过程的作为结果的利益的平衡。或者说，正是因为发生了第一次的不平衡，才需要行政补偿这种制度的功能发挥其第二次“平衡”的效用。“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23]

4、小结

在现代社会，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行政法所保护的、所应保护的是一种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24]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不存在谁上谁下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基于“正义”的立场，实现法权的最大化。[25]典型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极端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都是非理性的。然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设。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时空之下，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与矛盾。为此，就需要从社会的现实物质条件出发，用法律的手段对二者加以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26]但是，由于社会的一体性，而且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际交往的频繁，社会连带关系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与协调发展并最终使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公共利益也必须首先得到维护。也就是说，公共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具有暂时的优位性。国家为了维护公益必须掌握具有强制性的大量权力，进行各种社会管理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常常造成对个人利益的侵犯（包括合法与违法），也不能停止行政主体执行公务的行为，而只有在造成损失后给予补偿，从而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行政补偿制度利益平衡的功能表现为对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利益得以重整。行政补偿制度利益平衡的理论上的逻辑是，一方面，法律不能只考虑公众（社会或国家）一方利益，也不能仅仅照顾个人一方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不是现代公平价值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利益只是为了对个人利益的适度限制，而不是彻底否定个人利益。“完全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本位或强调社会利益是市场经济本身所无法接受的，也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27]个人的利益不获承认，人们则会丧失致富的动力和降低工作的积极性，就会无精打采，毫无效率，对自己和社会的未来逐渐丧失信心。行政补偿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协调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于一个良性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之中。

-（作者系河北科技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①]“规模效益”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词汇。实际上，法律制度功能的发挥也受制度规模的影响。只有形成一个相关领域的制度群或称制度丛，其中某一制度才能借助与其他制度的相互关系得到尊重并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②]关于行政补偿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责任；有人则认为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看待更为可取。笔者认为将行政补偿定性为一种积极的法律义务的更为合适。

[③]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49页。

[④][法]莱昂。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⑤]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载[英]尼尔。麦考密克、[奥]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周叶谦译：《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代译序VIII.

[⑥]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补偿》，载《法学与实践》1994年第3期。

[⑦]其规定是：“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且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⑧]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

[⑨]征用乃重大公益的急需，为了“大我”，理应牺牲“小我”，理智的人民当会忍受这种合理的牺牲。但是，征用的目的，必须严格限定，否则，人民辛苦而累积的财产，即可被滥权侵犯。JeanBodin（1530-1596）的一句话，虽不能不谓夸张，但足令人省思，这句话是：“人民对自己的杀父之仇，容或可忘；但是，对剥夺财产之怨恨，终生不忘！（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版，第482页。）

[⑩][美]路易斯。亨金等编，郑戈等译：《与权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7页。

[11]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12]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13]如有的学者就指出：“个人利益是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包括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所分享的公共利益。”参见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载《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14]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5]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6]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

[17]甘文著：《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但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本身却不仅仅是行政法问题，还涉及到宪法问题。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抗衡始终是以公民权利所依托的国家权力与行政权力抗衡为基础。

[18]甘文著：《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9]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80页。

[2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译序第46页。

[21][美]庞德著：《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9页。

[2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23]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的范畴》，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24]叶必丰著：《行政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2页。

[25]参见童之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篇3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

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法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行政法的这种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支撑和决定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现行行政法观念及其制度实行根本性的变革，不断加强政府法治建设。

一、树立“公共服务”的法律观念。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二、倡导“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尽管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却总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行政法发挥其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在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循禁止过度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否则应当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的信赖补偿或赔偿，以均衡协调个人的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三、建立“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法律机制的理性建构。要将“公共服务”法律观念付诸于法律实践，将“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具体化为制度保障，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各种“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机制，政府与公众间才能取得协调一致、彼此信任，从而增进相互间的尊重与合作，避免相互间的误会和磨擦。比如行政公开就是这样一种沟通机制，它通过政府的坦诚布公与行政的持久开放、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与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双方积极的协商、交流与对话，使双方对事实与法律的认识得以交融。当前我国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听证、、复议和诉讼等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以及申诉、和解、平等协商、专家咨询、新闻媒体等各种非制度化的沟通机制。相应地，行政执法的方式应尽量避免采用传统强制性的方法，而更多地采用指导、建议、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说服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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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方面，孟德斯鸠突出了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个人不能向公共利益让步。关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他提出了下面的论断：“自由的法律是国家施政的法律；应该仅仅关于财产的法律裁决的事项，就不应该依据自由的法律裁决。如果说，个人的利益应该向公共的利益让步，那就是荒谬背理之论。这仅仅在国家施政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公民自由的问题上，是如此，在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就不是如此，因为公共的利益永远是：每一个人永恒不变地保有民法所给与的财产。”

在孟德斯鸠看来，个人的利益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国家施政的方面，即在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另一方面是在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即在民法意义上的个人利益。孟德斯鸠所指的“个人的利益应该向公共的利益让步，那就是荒谬背理之论”是在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提出的，而在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上，个人利益是应该向公共的利益让步的。孟德斯鸠眼中的公共利益是“每一个人永恒不变地保有民法所给与的财产”，在此基础之上，孟德斯鸠建立起一条准则，“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不是用政治性的法律或法规去剥夺个人的财产，或是削弱哪怕是它最微小的一部分。在@种场合，必须遵守民法；民法是财产的保障。”

当国家需要一个人的财产的时候，它不能凭借政治法采取行动，去剥夺或者削弱私人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国家应该以民法为依据，以私人的资格去和私人进行交易，支付相应的等价物。孟德斯鸠还提到了，在这种场合中，“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在民法的框架下，孟德斯鸠赋予了在这种场合中同国家进行交易的当事人以“国家”的身份，这意味着当事人拥有和国家平等的主体资格，在这种交易中，国家没有比私人更强的特权，两个主体的权利没有法律上的差别，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受到民法的约束。

孟德斯鸠极力强调在民事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等性，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对国家的支持，当国家需要个人的财产来实现公共目标时，个人的“财产不得被强迫出让”的权利可以受一定程度的限制。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任意剥夺或者削弱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在这种场合除了对财产权出让的限制外，在其他方面仍然需要严格按照民法的要求来做，对公民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例如，公家修造公共房屋或者说铺设道路，若是占用了私人的土地或房屋的话，公家就必须以私人的资格与私人交涉，赔偿人们所受到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修建公共楼房或者铺设道路，如果个人的土地或者房屋在公共楼房或者是道路的规划范围之内，个人的土地或者房屋是应该出让给国家的，在这一点上，公民出让财产的自由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的。但受到限制的也仅仅是这一点而已，除此之外，国家仍然需要严格按照民法的要求，与当事人进行平等的交涉，按照双方的合意，公平合理地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关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思想，除了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收取公民一部分财产。在他看来，“国家税收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的财产的一个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者能愉快地享用这些财产。”

孟德斯鸠关于法律的分类

在孟德斯鸠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为法。自然法是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人为法是在建立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人为法又包括政治法、刑法、民法和国际法等。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反映在法律分类上便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使用关于公共利益的法律来解决，反之亦然。“因此，法律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人类理性所以伟大崇高，在于能够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法律（人为法）被人们规定出来的时候，不同的法律便对应着不同的客体，调整着相应的法律关系，因此，当某项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与之相应的法律便会发生作用，而与之不相关的法律则不能被援引。

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民法是以私人的利益为目的的”，“政治法是以国家的利益与保全为目的的”。因此，当关系到公民的个人利益时，就应该应用民法，尽管一方当事人是国家或者政府，但是这里关系到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或者国家的利益，因此，政治法便不能发挥作用，国家在这里也仅仅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平等主体而已。参与民事行为的主体互相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当涉及到民事行为时，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便是平等的，这是由民法的本质所决定的。

自然权利的观点

18世纪的政治哲学基本上仍然是自然权利的哲学，它认为这种权利不仅存在于个人的人格之中，而且还为法律和政府有权行事的范围确立了标准，为它们无权逾越的范围设定了界限。自然法或理性法被认为提供了一套充分的生活准则――而无须再补充任何天启真理或超自然的真理。孟德斯鸠的思想也受到了18世纪自然权利哲学的影响，其社会哲学的一般性原则乃是以自然法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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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般管理原则 法约尔 范畴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10.074

On Five Pairs of Category Relationship in Fayol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CAO Yuhu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hangsha， Hu'nan 410006）

Abstract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is the core concept of Fayol management ideas， including the fourteen principles of division of labor，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discipline and so on. These principles of course can provide a lo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guiding ideology， but also the vast amount， can not help but know what to do， so it is necessar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o further sort fourteen principl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grasp and use Fayol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s of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irs of Category relationships：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grade chain and bridge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Five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essence of both Fayol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management practice is an urgent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 words general management principle; Fayol; Category Relationship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则是其《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的核心内容。法约尔在总结了他数十年总经理职业生涯的经验后，得出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人员报酬、集中、等级链、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创新精神和团结精神，这十四项原则。这些原则固然能为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诸多指导思想，但同时也数量繁多，不免让人无所适从。正如法约尔所言，“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从不重复使用同一原则，这是因为应该考虑纷繁变化的情况、不同的人和其他一些易变因素。原则是灵活的，适用于任何事情，重要的是应知道如何运用它。”①那么，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恰如其分的运用一般管理原则，我们有必要就其中的数对范畴关系进行总结与梳理，就每一项原则内部的矛盾关系而言，本文从一般管理原则中总结出了五对范畴关系，它们分别是权力与责任、集中与分权、等级链与天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平与公道。这五对关系，既是法约尔一般管理原则的精华，又是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权力与责任

法约尔指出，权力是指挥权，是让他人服从的权利，而“责任是权力的伴生物，是自然的结果，是必要的补充。权力所到之处，责任随之而生，”②权力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说简单点就是权责统一，权力越大便责任越大，两者密不可分。如果管理者缺乏责任意识，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滥用误用，权力不以责任为导向，则不免被私心与贪婪所占有。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人们总是警惕它的使用，所以无论是西方的政治传统还是法学理论，都一直强调要将权力这头凶兽关进牢笼里，这一无形的牢笼便是责任。谈到责任，我们总会想到责任心、责任感，这些内隐的意识，这确实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文化力量，可是在具体管理中，需要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那将责任具体化，沟通起权力与责任的桥梁就是奖惩了。权力的运用需要得到及时的反馈，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奖惩只有迅速准确，才能彰显责任在权力中的力量。

奖惩也是一种需要慎重把握的手段，要考虑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平，我们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公平与公道这对范畴关系，这里就不赘言了，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奖惩上若出现严重的误判，不仅会损害权力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同时会降低员工个人的责任感。不少企业在管理中权责不明、奖惩不平，严重影响内部团结，甚至从而导致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现实案例的严峻性，对管理层所提出的要求在于，优秀的领导者应勇于承担责任，这既能使领导者在管理工作中更具有主动性，还能提供榜样的力量，同时有助于完善个人的品质。可见承担责任，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负担，这本身即意味着丰厚的收益。

2 集中与分权

集中是为了让领导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分权是为了让下属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企业效益。集中和分权是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把握和调控的两方面，不存在只集中不分权，也不存在只分权不集中，不该给的权不给，分下去的权也要能协调、收拢。可是什么权该给，什么权又不该给？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关键在于根据实际情况来掌控好尺度。如果领导者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意愿，那么他就可以加强权力集中，由于他自身按明茨伯格管理角色理论而言，既是信息传递者，又是资源分配者等等，他掌握着组织内其他成员所不具备的信息资源，在能力满足的情况下，领导者显然能做出更具有理性的决策。当然，如果是作为合作式风格的领导者，他可以将独有的信息资源共享给团队内具备相当实力与潜力的队员，引导并激发他们自身的能力，同样也能实现卓越的管理。

采取集中或分权，还需要考虑企业性质。正如法约尔所言，“集中或分权问题是一个单纯的尺度问题，重要的是找到企业适合的尺度，”③如制造业一般就采用集中，集团公司一般就采用分权，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企业性质的影响。此外，衡量集中或分权谁更优的标准还是在于收益是否最大化，但也不能为了短期的收益最大化而忽略了长期的收益最大化，在考虑收益的同时，还需将社会利益考虑其中，毕竟企业是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内，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既在一边适应社会的发展，又在一边改造社会，企业顾及自身对社会的影响，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最终也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3 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

什么是个人利益？什么又是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每个人就意味着整体，整体利益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当中，整体利益又意味着个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约尔所指出的，个人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似乎完全可以倒过来说整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谈及整体利益时，心中没有一个个鲜活的员工，整体利益完全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整体利益只可能被扭曲成某一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堂而皇之的借口，这确实值得警惕。而法约尔之所以格外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是由于个人在人性上的诸多弱点，都将使个体倾向于为个人利益而放弃整体利益，这植根于人性上的缺陷。

法约尔便是站在“人性恶”的角度来考量的。数十年的管理生涯和经验反思使他意识到，从整体利益出发比起空谈人文关怀更为有效，在管理理念和制度层面，就应该把最坏的情况考虑在内，尽管本质上，个人利益并不同整体利益矛盾，强调整体利益，使个人融入整体中，也能让个人更具有责任感和荣誉感，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自私自利的弊病，但想要扭转人们心中存有偏见的观点并非易事，因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总有偏离轨道的情况，有人为对立起来的时候，或处在阶段性目标中，个人愿景与整体愿景无法统一，那么管理组织具体又该如何应对呢？法约尔认为首先在于，组织中的领导者需要具有坚定性，并起到典范作用，也就是充分实现以身作则，《论语》里也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才能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效果，上行下效便是如此。其次，协议尽可能公平，尽管原则上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忽视个人利益，甚至损害个人利益，而一味强调奉献和牺牲，整体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所组成的，空谈整体利益，也不是法约尔一般原则的精神，“当我们面对不同范围内的两个同样需要重视的利益时，应该寻找妥善解决它们的方法。”④所以法约尔在此处亦强调组织与个人签订协议时，要尽可能照顾到个人的利益，保障协议的公平性。最后是认真监督，这包括员工之间的监督，上级与员工之间的监督，以及在财务、绩效考核等专项监督方面，这些同时也需要良好的、长效的监督机制作保证。

4 等级链与天桥

等级链和天桥有些类似于集中与分权，或者可以说是集中原则进一步衍生出来的产物。“信息由最高权力机构层层向下传送，或者下级把信息层层上报给最高管理层。等级链形成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⑤等级链形成的一套严密的领导层级秩序，其本质特征就是为了满足信息传递和信息指挥的集中，不同类别的、不同重要程度的信息，就应该交由不同级别的职员，这本身也是一种分工，只有最为紧要的决策才会交给最高领导层决定，中等程度的则交给中层管理人员，如此类推，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等级链制度下，各尽其职。天桥，则是等级链中的子单位，能直接建立起等级链中简单、快速和可靠的联系，以尽可能多地保持各个层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类联系的建立是需要得到领导者的许可，因为这意味着将领导者所拥有的部分权力分享给下属。等级链是一整套秩序和规范，天桥则是在秩序和规范下的灵活变通，以保证在遵守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效率。毕竟信息自身是具有复杂性的，有时难以识别信息重要程度，一些隐藏较高风险的信息若仍由低权限和能力偏低的职员完成，那就很容易延误处理事务的黄金时间，让事态变得更为棘手。同时，天桥的使用是需要一定机智的，滥用只会破坏等级链形成的层级秩序，使企业的管理无序、混乱。

5 公平与公道

公道指按协议规定，讲究客观性原则，一视同仁，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协议总是需要不断的完善和补充，不可能一劳永逸，如果纯粹地固守公道，在协议未能涉及的方面，则很可能对职员不公平，损害职员进而损害公司的利益，况且每一个员工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同样的工作量，对能力较强的员工而言是适中的，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员工来说就具有一定的难度了，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领导者需要更审慎、合理地针对不同员工安排任务，在公道的基础上再充分结合善意，从而实现真正的公平。这种“公平不是没有活力，也不是不严格，为达到公平，需要有理智、丰富的经验和善良的心地。”⑥懂得了公道与公平的差异性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化管理的意义，以及法约尔在拟订一般管理原则时的良苦用心。

注释

①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1.

②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3.

③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5.

④ 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8.

篇6

原则上讲，国家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根据实际情况是存在差异的，但其本质应该是想通的，即：公共利益反映一个国家对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国家实现政策理论的一项重要工具。但是与本文由收集整理其它定义不同的是公共利益的概念定义带有不确定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也就是公共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要正确对待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目前，国内外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如何进行界定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目前学界主要包含以下四个观点，即整体利益论、利益虚空论、多数利益论和利益平衡论。尽管当前我们难以统一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做出一个社会各界都能认同的定义，但是我们能够归纳出公共利益的特性，形成对这一概念统一的认识：

（一）社会共享性

如果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利益，并且影响着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个体利益，那么它必然会具有社会共享性。常态下，个人对公共利益的享有，不会造成对他人公共利益享有的妨害。对此，我们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社会性，其反映出的是公共利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享有公共利益并不是特定的一群人；第二，共享性或者称其为“共有性”，也可以称为“共同受益性”。从正反两个方面上说，受益不能直接表现为非常明显的“正受益”，同时，如果公共利益遭受现实侵害，“公众利益”也可能会遭受侵害的潜在威胁。

（二）层次性

多元性、现实性是公共服务以及公共产品固有的属性，基于此，公共利益可以产生一定的层次性。纵向上看，公共产品能够囊括国际性、全国性以及社区性产品；横向上看，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公共产品同时是多元化的，；故简而言之，公共产品的不同层次，可以使得多元化公共利益体现的更明确。

（三）外部性

公共利益的供给关系呈现出一种外部效应。在生产与消费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一定的收入。同时这一特性又包含了两个方面，既：正面外部性是公益的，有利于的社会公众的；负面外部性是公害的，不利于社会公众的。这样减少负面外部性也其实也是增加它的正面外部性，也就是说降低公害，也能够带来公益性。

二、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区分

享受公共利益的受众群体，通常情况下是不特定的、多数的受益人，市场机制难以调节这一利益的，它必须要通过统一行动，并且有组织的进行提供。而政府则作为最大规模的公共利益提供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提供者的角色。所以，公众很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阐述为：

（一）公共利益不等同于政府利益

实事上，政府已经成为公共利益最大的侵蚀者，在识别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条件时，首先要排除那些属于政府利益的内容。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不应存有属于自身的利益，原则上，应该保持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的一致性。但现实不尽如此，政府利益的确是存在的。而政府利益通过三个具体方面来表现：首先，政府机关与公众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政府存在利益；其次，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表现出部门之间也存在利益关系；再次，行政人员凭借权力也可以牟取到私人利益。

（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一是公共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成权利，进而转化成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在转变成权利以后，其主体就会被具体化。二是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成公共利益。只有在个人利差受到侵害，而具有典型意义时，才能够转化成公共利益。它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是被舆论认为的一种社会公害，从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社会利益总量有一定限度，所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三、公共利益架构的反思

诚如上述，界定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项十分科学、严谨、严肃的工程。通过借鉴和吸收域外比较成熟的立法及实践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科学、合理、系统地研究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的理论来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进行指导。对于公共利益理论的完善，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依据相应的历史条件来建立健全公共利益理论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公共利益的内涵也有所区别。例如计划经济时代，公共利益优于其他类型利益，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市场经济时代，公共利益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如果没有个人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也不会存在。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家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部列举所有的公共利益事项，因而立法过程，难免出现思维的局限性。在目前我国公共决策机制还不够健全的状况下，可以明确一些公众一致认可的，明显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决策准确率。

篇7

【关 键 词】 品德与社会；集体主义；实践

一、“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开展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居民第二代独生子女已经非常普遍，孩子在家庭中过分受到宠爱，大人围着孩子转的现象在现代家庭中越来越普遍。在得到越来越多关爱的同时，也使其中的一部分的孩子逐渐养成了“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不良习气，凡事以个人利益为重，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有调查显示，中低年级学生中集体观念较高的人数只占全班人数的35%左右，在学校班级中，大多数孩子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教师不予纠正，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班集体凝聚力降低，班风下降。

《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课程要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主线，将品德、行为规范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机融合，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为他们成长为具备参与现代社会生活能力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对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再思考

（一）集体主义教育有助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较多的关爱，因而具有更强的自信心和自我意识，也因此，往往使得其自我中心意识更容易膨胀，导致他们缺乏与人团结协作的主动性习惯。

集体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团结、合作。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在成功的公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懂得如何与人相处。”通过开展集体主义教育，可以很好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这对于作为独生子女的这部分学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集体主义教育有助提高班集体凝聚力

社会心理实验表明，合作群体能较多采纳相互间的意见，彼此能友好相待、互相帮助、团结向上，这就使得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团体有着良好的人际环境。集体主义教育也要求集体成员必须具有整体利益观念和随时随地维护团体利益的自觉性，必须要有集体荣誉感。所以，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可以产生出成员间关心集体利益的效果。通过共同的使命、任务与目标，凝聚起集体中每一位成员的意志，统一起每一位集体成员的行动，使得班级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三）集体主义教育有助形成未来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

学校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对今后的社会风气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具有良好集体主义思想的人，在今后的工作中能表现出更强的大局意识、团队精神与合作能力，这为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探索和实践

（一）以品德课为阵地，学习集体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在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品德与社会》四年级上第三单元第4课《集体力量大》一课中就提出：小小的水滴可以汇成小溪，小溪可以汇成河流，河流可以汇成大海……一个人办不到的事情，很多人一起齐心协力、互相合作，就有可能办成。品德课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利用得有效与否，直接对班集体的发展，对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品德课应是教师智慧的结晶，是师生间思想、情感交融的殿堂，所以，它们也是学生接受集体主义教育，树立集体主义观念的重要时机。

在《集体力量大》第一课时中，我通过案例分析、情境创设，让孩子们进一步树立集体主义观念，让每位孩子都逐渐养成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习惯，为集体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案例1】

（师）以集体利益为重，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讲个人利益呢？

教师展示课件：小红面临着钢琴晋级的考试，每天都在进行着紧张的练习。学校的张老师找到她说，学校合唱团有一场重要的演出活动，希望身为领唱的她能按时参加排练。小红接过排练时间表一看，大部分时间和自己的练琴时间冲突。

想一想：在上述情境中，故事中的主人公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议一议：她应该怎样妥善处理自己面临的难题？

（生一）小红遇到了“学校合唱排练时间和自己练琴的时间冲突的难题。”

（师）这是难题的表现，其实质是什么问题？

（生二）实质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矛盾与冲突。

（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帮她解决吗？

（生一）当然要先以集体的利益为重，首先参与学校的合唱排练，然后自己找时间再练琴。

（师）你的意思是两方面都不放弃，要兼顾。（板书）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兼顾。

（生）对。

（师）那么，你找时间练琴，找的是什么时间？

（生）自己放学后的时间或晚上。

（师）也就是你的学习或休息的时间，那不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吗？

（生）这样可以解决矛盾，不能因为自己而改变学校的排练时间。

（师）你的牺牲精神值得表扬！（板书）牺牲个人利益。

（师）其他同学还有办法吗？

（生）可以再找一个能领唱的同学，这样既不耽误学校，也不会让自己为难！

（师）好办法！我们强调以集体利益为重，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对于正当的个人利益，集体要尊重，在能满足的情况下，要尽量满足。（板书）尊重个人利益。

（师）那如果现在无人可替代小红，她怎么办？

（生）就必须参加集体的排练。

（师）如果她拒绝集体的排练了，你将怎么评价她？

（生一）太自私，只顾个人。

（生二）我会对她说：如果人人都像你，我们的集体就不会存在了。

（师）咱们班同学的觉悟都很高啊！（生笑）

（师）可老师在其他班时，有同学提出：个人利益是一世的，而集体的利益是一时的，钢琴考级对自己很重要，中考、高考都可以加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生）有点道理……（沉默思考）

（生）我觉得不对，这种想法只看到自己的利益，他是生活在集体中的。

（师）你的认识很准确。人时刻生活在不同的集体中，如果做事只想到自己，久而久之便会人人厌烦，没人愿意与他交往，他会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他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更小了。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思想的滋生，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维护集体的团结，当然，也要合理分配时间与精力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双赢。

接着，教师又介绍了几个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案例，教师与学生一同分析和感受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个人利益与集体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多数情况下要以集体利益为重，为集体发展添光彩，但为此也不能抛开个人利益与不顾，教师要教会学生分析问题，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的关系，这与传统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有着重要的区别。

（二）以校外社会实践为拓展，丰富集体主义内涵，深化集体主义信念

在《集体力量大》课外拓展中，通过拓展校外社会实践活动，集结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教育力量，为孩子创造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让孩子从小在心中形成正确的集体社会意识，为扎实、全面地开展集体主义教育奠定基础。教师可以经常开展一些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的校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广泛接触和认识一些优秀的现实生活中的“集体”，建立起形象的“集体意识”，充分感受集体对个人的重要影响。

【案例2】

（借双休日，教师带领着假日小队的队员们漫步于吴山广场的河坊街上。）

（师）孩子们，看看这热闹的街景，有什么感受？

（生）这街一年比一年漂亮，我上次来还不是这样的呢！

（生）听爸爸说，河坊街以前是很破烂的。

（生）这里生意好像不错。

……

（师）那么下面请同学们分小组去调查一下这条街，查查历史，查查现在，听听这些店主们的心里话，回头我们在班会课上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做交流。

……

（在《集体力量大》第二课时中）

……

（生）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周围居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现在的河坊街连接延安南路和中山中路，经过整体的策划布局，房子焕然一新，虽然这种“修旧如旧”的方式因为没有时间积累的文化底蕴而显得生硬和单薄，但那些老字号老房子还有保留，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生）觉得不可思议。

（生）我看到是“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使周边居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说明集体建好了，个人才受益。

（师）你对前面学习的知识理解得很透彻，看问题很深入。

在河坊街中流行这样几句口号：大公无私是圣人，先公后私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庸人，损公肥私是坏人。

（生）从口号看出，得益于人人都为集体的发展而努力，所以集体越来越优秀。

（生）我们也要多考虑集体，最起码做到“公私兼顾”。

（师）无论圣人、贤人还是好人，共同的一点便是“以集体利益为重”。

……

通过引导学生深入生活，参加社会实践考察、访问，思考、归纳、总结集体与个人的深层关系，让学生进一步深刻地体会个人与集体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牢固地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奠定重要基础。

（三）以学校集体活动为契机，开展集体主义实践，巩固集体主义思想

在《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3课《竞争与合作》中指出：21世纪是充满竞争与合作的世纪。竞争与合作，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只有学会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才能实现双赢。树立了正确的理念，学生就有可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合理分配精力，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并有可能在行动前考虑到为集体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学生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若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还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抓住学校活动、班级活动过程中的种种机遇，不断渗透集体主义思想教育，让学生真正在行动上不断实践集体主义认识，并逐渐深入地感受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进而巩固全体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

【案例3】

老师利用班级中存在的问题，谈完自己的想法后，请同学们各抒己见：

（生1）我曾经好几次教室地面没扫干净，结果在检查时，给班里减了分，我以后要汲取教训，不再犯同样错误！

（师）反思过错，需要勇气，也是新的起点。

（生2）我作为班干部，没有检查出他的过失，也有责任。

（师）引起连锁反应了，你两个的勇气都值得表扬！

（生3）我是劳动委员，有一次，轮到我检查值日生，可我当时懒得动没检查，结果那一次班里扣了分，我很后悔。今后我一定要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分内的任务。（眉宇间露出一份坚定的神态）

（师）看来，为集体添光彩不光要有情感，更要有行动。想一想，为了让班级的卫生工作能更上一个台阶，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开始做起？

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完善了班级制度，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自我要求，相互监督，班级卫生工作迅速有了较大幅度的改观。在一次次的周一晨会上，学生不断听到自己班级受表扬的消息，都倍感自豪，集体荣誉感普遍增强，集体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班级、学校的各类活动比赛争优争先活动，是促进班级提高凝聚力的最好时机。在这些活动过程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还可以培养学生与集体成员间互助合作的能力。另外，因为学校评优争先活动往往是一项项长期性的工作，所以也培养了学生严于律己、坚持不懈的良好品德。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提升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班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总结

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培养，需要教师抓住各种机会不断渗透，不断强化。无论是在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中，还是班会课中，都要以生活的情境作为载体，引导学生认识和感知；更要把握班级、学校乃至社会实践等活动的机遇，给予学生充分的机会实践和体验，让学生在生活与活动中不断提高团队合作能力，不断感受集体荣誉感，感受集体归属感，感受集体的温暖，久而久之，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就会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参考资料】

[1] 傅根跃，陈昌凯，胡优君. 小学儿童集体主义意识研究[J]. 心理科学，2002（25-5）.

[2] 赵桂丽，滕红. 浅谈集体主义教育[J]. 山东教育科研，1999（4）.

[3] 刘天喜，王报换. 论集体主义的现代涵义[J]. 攀登，2004（5）.

[4] 王海明. 集体主义之我见[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5] 牛得青. 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合理性论证发微[J]. 求索，2005（2）.

篇8

【关键词】公务员；利益冲突；多学科视角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对利益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在《论精神》一书中对利益的本质、内容、特征和作用都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强调“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指出“人永远服从他的理解得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利益”，因此主张通过制定良好的法律，按照公民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把他们自然地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迫使公民变得道德。马克思经典作家科学、深刻地揭示了利益的形成和本质，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人的利益起源于人的需要，人类的生产是联系人类需要与需要对象的中介，而人的需要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种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的不同需要就是利益。需要是利益的来源和基础，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反应与形态。而“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人的需要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利益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使得不同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产生利益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利益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同一个体内部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比如个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2）同一层次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比如个人与个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3）不同层次上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比如个人利益与他们所处的集体、社会等群体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本文所讲的公务员利益冲突是指公务员的个人利益和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和行政公正性的干扰。库珀认为“利益冲突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状况，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公共组织雇员的隐秘的或个人的利益足以影响或看上去会影响他客观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责”。

防止利益冲突是当前国际廉政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将利益冲突视为危害廉政建设的首要因素，提出“廉政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利益冲突”。为防止利益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美国、日本等相继颁布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有些国家甚至把防止利益冲突伦理要求写入国家宪法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

一、公共管理学的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其活动受个人利益驱动与导向。该理论认为人们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或政府不应被看成完全是以大众利益服务为目的的。公共组织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部门，也是组织中的个人试图通过事业的发展而实现个人利益的领域。行政人员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公共利益，而且包括获得高薪、名誉、晋升等个人利益的动机。从这个角度看，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追求公共利益并不必然的会出现一致，因此公务员的利益冲突也就发生了。

当前国际社会采用的利益冲突政策规定包括禁止、回避、限制、公开及剥离等内容。除了剥离性规定之外，我国目前在其他四种利益冲突政策都有相应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规定还不够健全完善，执行效果也不理想。首先，这些制度规定不健全，比如回避性规定中任职回避主要集中在领导职位，对非领导职位则没有明确规定。公开性规定中存在对财产申报的主体有限、申报时间不完整、申报程序不公开的状况。其次，制度规定的位阶层次较低，目前多以党和政府的内部文件规定的形式出现，而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因此约束力与威慑力不够，难以真正起到防止利益冲突的作用。我国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和协调公务员利益冲突的行为，提升制度的权威性、严密性和可操作性，为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构建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社会学的视角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公务员的利益冲突可以看做是由公务员的角色冲突引起的。在社会学中，角色是指与人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权利、义务规范和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特定地位上人们行为的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一定的角色总是与一定的行为规范模式相联系，如教师要为人师表，公共管理者要服务于公共利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是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而且他所承担的多种角色与更多的社会角色相联系，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角色集。角色集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多种社会角色基于一人身上，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内部的关系。另一种是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它体现的是一种多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一个人要扮演很多种角色，在角色的扮演过程中，有时候这些不同角色期望之间会发生矛盾、对立或抵触的情况，从而使角色扮演者左右为难，这种现象称为角色冲突。“人们也往往把不同的人所扮演的相对角色之间的矛盾称为角色冲突”，它常是由于角色利益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人们没有按照角色规范行事所引起的。公务员角色间的冲突常表现为上下级公务员之间和同级公务员之间由于价值理念、工作方法、利益诉求等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分歧和对立抵触的现象，它多引起的是公务员的利益表达和诉求问题。公务员的利益冲突多是由角色内的冲突引起的，“公务员角色内在的冲突是指公务员个体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由于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产生的角色内部的矛盾、对立和抵触的现象”，它通常包含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一个人所承担的多种社会角色同时对他提出了角色要求，使他难以胜任，这时便发生了角色内的冲突。其次，一个人所承担的几种角色，其行为规范互不相容，也会产生冲突。最后，在单一角色内部，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角色冲突会妨碍与破坏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常见的解决方法是：（1）针对一个人承担角色过多而造成的角色紧张，应减少他的过多兼职，使他能够把精力用在最重要的岗位上。（2）针对角色规范不一致产生的角色冲突，应科学合理地设计角色，使角色尽量单一化，一种场合只扮演一种角色。对于公务员来说，要规范各级公务员的职责权限，科学配置机构的权力和职能，明确岗位责任和工作任务。（3）对于涉及社会价值观念的角色冲突，需要人们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做角色选择。尤其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将要发生冲突时，不同的道德能力和价值观直接决定了个人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务员的选择结果。因此，要通过选拔、培训等手段全面提升公职人员素质。此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觉悟也是防范冲突的重要措施。从这一点上看，要尽快制定《公务员伦理法》，为公职人员提供明确的道德规范和指南，使职业价值观内化为行政人员的行为准则。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制度无论如何周全、正当，如果人们不具备良好的道德，也不可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什么作用，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三、管理学的视角

认知失调理论用于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常见现象，是指态度之间以及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的任何不协调与不一致。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不一致都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因此个人会努力减少这种不一致。当出现不一致时，个体会采取措施促使他们保持一致，常见的使用方法有：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或者为这种不一致找到合理化的理由。该理论认为减少失调的愿望是由下面三个因素决定的：（1）造成失调因素的重要程度；（2）个体相信自己受其他因素控制的程度；（3）个体卷入失调之中的收益。

如果造成失调的因素相对来说不太重要，则调整这种不平衡的压力就比较小，反之亦然。当处于失调之中的人如果感觉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时，也会影响他对失调的反应。有了对公务员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就自然地按照规定去做，还需要外在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因此，要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同时要健全各种监督机制，使公职人员的行为容易受到监督。最后，理性的个体在做出决策和行动时，总是倾向于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这一点上来看，要加大公务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减弱其违法违规的动机，促使其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

四、结语

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是一个常见的行政伦理问题，也是当今国际廉政建设领域治理腐败的一个新视角。从上述分析来看，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既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设置合理的公务员职位与权力，培养并提升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伦理精神，又要完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使公务员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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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力.公共伦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篇9

[关键词]道德目的；道德特殊目的；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终极目的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7-0003-04

一、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到底对不对，要看养猫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养猫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闷，那么，能抓耗子的猫就未必是好猫，而只有模样漂亮、善解人意的猫才是好猫。反之，如果养猫的目的就是抓耗子，那么，模样漂亮的猫就未必是好猫，而只有能抓住耗子才是好猫。这就是说，人的活动目的，是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之有无、大小和正负的唯一标准。

每个人的目的是评价他的行为价值之标准，却不是衡量他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之标准。衡量每个人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标准是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产生和推导一切道德规范的标准，是衡量一切行为道德善恶的标准。

不过，道德目的分为道德特殊目的与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特殊目的无疑仅仅能够产生和推导出某些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可能衡量某些行为之善恶和某些道德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这样，道德特殊目的便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因为道德终极标准乃是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的道德标准，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标准。举例说：

许多社会都曾处于这样的阶段：所提供的食品不足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这些社会所制定和奉行的道德规则不尽相同。爱斯基摩人的规则是将一部分女婴和年老体衰的老人置于雪地活活冻死。巴西的雅纳马莫人的规则是杀死或饿死女婴，并在男人之间不断进行流血的战斗。这些社会制定的这些特殊道德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所有的人被饿死。显然，“避免所有的人被饿死”这个道德的特殊目的，只能够产生和推导出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能够衡量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行为之善恶和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

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这意味着：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道德普遍目的。不难看出，道德普遍目的分为直接的普遍目的与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或道德终极目的，无疑是增进每个人利益；而道德直接的普遍目的，大体讲来，则是“一总六分”：一个总目的，亦即保障人类社会和利益共同体之存在发展；六个分目的，亦即“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和“政治”之优良以及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然而，我们知道，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增进人类利益，而不可能是增进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终极标准便不可能是道德的直接的普遍目的，而只能是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说到底，亦即增进每个人利益。更准确些说，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量化为：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任何标准之为标准都必须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道德终极标准并非全等于道德终极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乃是道德终极目的之量化。

“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也就是“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每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个人利益属于自我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利社会却可能有害自我；有利自我却可能有害社会。反之，每个人利益则属于社会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必定完全一致：凡是有利(或有害)社会的，显然必定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凡是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的，必定有利(或有害)社会。这样，“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与“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就是“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反之亦然。因此，道德终极标准也可以归结为：“增减全社会――亦即保障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之优良、政治之优良――和每个人利益总量”

当然，道德终极标准的最确切的表述是：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但是，这一表述仅适合于衡量每个人的行为之善恶，而不是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因为与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不同，每个人的一时一事之行为，一般说来，不可能一一涉及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各个方面。反之，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却必然同时作用于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等一切方面。所以，具体衡量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是：增减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就是说，评价某种道德优劣，只应看它对全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效用如何。

于是，一方面，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评价一切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这就是说，评价行为是否道德，只能看它对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如何：凡是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行为，不论它的品德境界如何不理想，不完善，也都是应该的、道德的；凡是减少每个人利益总量的行为，不论它的品德境界多么理想、完善，也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就拿被我们多年来一直批判的“为己利他”来说。这种行为确实不够高尚，甚至如冯友兰和康德所说，是一种巧于算账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显然只能增进而决不会减少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因而便是应该的、道德的行为。反之，再没有比“自我牺牲”更高尚的行为了。然而，恐怕无人否认：这种行为只是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是应该的、道德的；而在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则是不应该、不道德的。原因何在?岂不就是因为在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自我牺牲减少了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1]

另一方面，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评价一切道德优劣的终极标准。这就是说，评价某种道德优劣，决不能看它本身如何，而只能看它对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如何：哪种道德对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少、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保障人际交往的自由和安全的系数最大、使法和政治最优良、最终增进每个人利益最多、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哪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

总而言之，“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更确切些说，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从而衍生出四个道德终极分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无私利他标准和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道德终极总标准出发，逐一推演这四个道德终极分标准。

二、应该轧死谁?

今日西方伦理学界十分流行所谓“电车”的理想实验：一辆失控的飞驰而来的电车，如果不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就必定要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电车的司机应该驶向哪一条铁道?显然应该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而避免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可是，究竟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样做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然而，究竟何谓“最大利益净余额”?

原来，“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虽然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但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只可能增进利益净余额――增进与减少之余额，叫作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少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多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粗略看来，“增减利益净余额”无疑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增进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善的行为和优良道德；减少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恶的行为和恶劣道德。其实不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讲来，应该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最大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最大利益净余额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举例说，在托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亦即在只能由人去托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不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托炸药包炸碉堡，都增进了利益净余额。因为用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生命换来更多人的生存，都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而不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但是，显然不应两个人而只应该一个人托炸药包。理由就是：牺牲一个人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牺牲两个人则不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所以，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便具体化为“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2]

不难看出，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具有正与反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内容。正的或积极方面，是在增进一方利益同时必定减少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利相权，取其重”，应该选择最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益。“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反的或消极的方面，是在不可避免要遭遇到两种以上的损害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电车司机之所以应该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而避免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做，是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从而最大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可见，所谓“最大利益净余额”，便是在利益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最小损害而避免更大损害或选择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便是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或最大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3]

这一标准不但是解决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也是解决自我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它是解决一切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举例说，我既想放纵，尽情玩乐，又想健康长寿。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应该选择健康长寿，节制玩乐。可是，理由何在?无非是因为，健康长寿的利益大于尽情玩乐的利益，选择健康长寿而牺牲尽情玩乐，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乃是解决一切利益冲突――不论是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己他之间的利益冲突，抑或自我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也就不能不因利益冲突的类型不同而有不同表现，其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无疑是所谓“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

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不妨借用那个稍加改动的失控电车理想实验来说明。假设这辆飞驰而来的失控电车，如果驶向左面铁道，将轧死5个人；如果驶向右面铁道，将轧死一个人；如果驶向中间铁道，将轧死两个人。那么，司机应该将它驶向哪个铁道?显然应该驶向右面铁道，压轧一个人而避免轧死5个人或两个人。可是，这样做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是因为，在他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的情况下，保全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最小利益，其净余额是最大的利益，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应该的、善的、道德的；反之，对其净余额是最大的损害，因而是不应该的、恶的、不道德的。

这就是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乃是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情况下的体现，是解决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是解决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这个标准，原本为边沁所确立，但其最早的表述者，当推赫起逊。他曾这样写道：“德行是善的量与享受的人数的乘积。同样，道德的恶或罪，则视不幸的程度以及受损者之数目而定。所以，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4]

“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不但是解决他人利益冲突的“最大利益净余额”之道德终极分标准的体现，而且也是“增减每个人利益”之道德终极总标准的体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解决利益冲突的近似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因为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无疑只有增进最大多数人利益和减少最少数人利益，才最接近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增加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增加最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增加每个人利益；减少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减少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减少每个人利益。

不过，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既然是两个标准――亦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和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具体体现，那么，它就蕴涵着两个标准发生矛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表现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不是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可能是少数人利益。这样一来，如果保全少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便可能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反之，如果保全最大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利益，便绝不可能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而保全少数人利益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的名称就是不确切的了，而应该更名为“最大利益”或“最大幸福”标准了。这就是诱使边沁把赫起逊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更名为“最大幸福”标准的陷阱。就此，蒙塔古曾这样写道：“边沁有时把他的原理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时又简单地说成是最大幸福的原理，最后他还是倾向于选用后一个公式。……这种最大量幸福可能是少数人所享受的集中幸福，而不是多数人所享受的分散的幸福。在抽象的意义上，他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他之所以不谈最大多数人，似乎就是受到这一抽象可能性的影响。”[5]

那么，果真可以像边沁那样，把“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更改为“最大幸福”标准吗?如果像边沁所说的那样，最大幸福是保全少数人的集中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分散的利益，那么，应该保全少数人的集中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分散的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道德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也不例外――与道德终极总标准发生冲突，都应该服从道德终极总标准。道德终极总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的关键词，乃是“每个人”，而不是“利益总量”。因为它与“最大利益净余额”诸道德终极分标准的区别，显然是“每个人”，而不是“利益总量”。因此，如果增进每个人利益，即使比增进一些人的利益而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就利益总量来说少得多，那么，按照道德终极总标准，也应该增进每个人利益，而不应该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以求得最大利益净余额。因为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乃是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并不是最大利益净余额，也不是增进大多数人利益总量；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不过是在利益冲突因而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情况下的无奈的选择罢了。这样，增进一些人利益而减少另一些人利益，不论如何能够增进利益总量，不论如何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也都只有在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情况下――亦即在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而在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情况下――亦即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则不论增进每个人利益所造成的利益净余额是如何小，不论增进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减少另一部分人利益会达到何等巨大的利益净余额，也都只有增进每个人利益才是正当的。于是，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即使增进少数人利益比增进最大多数人利益，更能够增进利益总量，更能够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也不应该增进少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所以，在解决利益冲突时，道德终极总标准对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根据道德终极总标准，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利益，尔后，才应该根据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保全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因此，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应这样。举例说：如果最大多数一方的人数是51%，就应该保全这51%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即使相反的选择会达到更大的、最大的利益净余额，也应这样。只有在冲突双方的人数都是50%的情况下，保全哪一方的利益净余额最大，才应该保全那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但是，这些情况无疑统统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按照常规，道德终极总标准与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总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按照常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大利益；最少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小的利益。因而只要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最大利益净余额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一致的。

三、难住了自己的理想实验

美国当代伦理学家哈曼曾设计两个著名的理想实验。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医生，如果把极其有限的医药资源用来治疗一个重病人，另外5个病人就必死无疑；如果用来救活这5个病人，那个重病人就必死无疑。医生显然应该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另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的。有5个分别患有心脏病、肾病、肺病、肝病、胃病的人和一个健康人。这5个病人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就必死无疑；如果杀死那个健康人，把他的这些器官分别移植于这5个病人身上，这5个病人就一定能活命，而且会非常健康。医生应该怎么办?显然不应该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而救活这5个人。[6]问题恰恰就在于：为什么第一个案例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案例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哈曼自己也答不上来：这个问题难住了他自己，也一直令中西学者困惑不已。

原来，“最大利益净余额”仅仅是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仅仅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体现；而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则具体化为“不损害任何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或“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因此，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亦即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行为，才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才是应该的、道德的；反之，如果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最小利益或为了社会和他人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那么，不论这样做可以使利益净余额达到多么巨大的、最大的程度，不论这样做可以给最大多数人造成多么巨大的、最大的幸福，便都违背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便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

举例说，假设损害一小撮人，某国家就会突飞猛进，从而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极为巨大的幸福，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反之，如果不损害一小撮人，该国家最大多数人也并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但该国家却会发展较慢，从而最大多数人得不到最大幸福、利益净余额达不到最大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道德的?如果选择前者，损害一小撮人而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那么，既不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更不符合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分标准，因而是不道德的。只有选择后者，不损害任何人，即使该国家因此而发展缓慢，也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符合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道德终极分标准，因而是道德的。

据此观之，便不难发现哈曼那两个理想实验的奥妙了。在第一个理想实验中，5个人与1个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保全5个人的利益必定损害那一个人的利益，5个人要活命必定导致那一个人死；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道德的。反之，在第二个理想实验中，5个病人与1个健康人的利益并没有发生冲突，保全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没有损害那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不是用这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换来的。因为并不是那个健康人要活命，就必定导致那5个病人的死；也不是那5个病人的死亡，才换来了那个健康人的活命。那5个人的死亡是他们的疾病所致，而与那一个健康人的活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这种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医生如果为救活5个病人而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虽然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却违背了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因而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理想实验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理想实验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的缘故。

可见，“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乃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体现，是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最早提出这一标准的，恐怕是孟子。他将这一标准概括为一句话：“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7]但是，真正确证这一标准的，并非伦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帕累托，因而被称为“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或“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um)。对于这一标准或状态，帕累托这样写道：

“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如某些分配的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将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设想作出一个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的极小变动。假如这样做了，所有各个人的福利均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是更为有利；相反的，如各个人的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有些人的福利仍旧不变亦不影响这些结论。但是，另一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别的人福利减少，这就不能再说作此变动对整个社会为有利的。因此，我们把最大效用状态定义为：作出任何种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8]

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当该状态没有一种改变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这一状态之所以为最优状态的依据，则是所谓的“帕累托标准”：应该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简言之，应该至少不损害一个人地增加社会的利益总量：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

这恐怕是新福利经济学大师帕累托高明于旧福利经济学大师庇古的根本之处。庇古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亦即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其边际效用越小――得出著明的“收入应该均等化”的结论：“假如有一个富人和十个穷人。从富人手里拿出一镑钱，并把它给予第一个穷人，总满足量就增加了。但是富人还是比第二个穷人富。所以，再转移一镑钱给第二个穷人，就又增加了总满足量。如此转移，直到原来的富人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为止。”[9]庇古的错误，显然在于夸大“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不懂得这个标准仅仅是利益冲突不能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却误以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增进社会的利益净余额，都是应该的、道德的。反之，帕累托则确立了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应该至少不损害一个人地增加社会的利益总量――如果损害了哪怕是仅仅一个人的利益，则不论增进了何等巨大的利益净余额，也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Henry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M].Macmillan and Co.，Limited，St.Martin S Street，London，1922.413.

2.Tom L.Beauchamp.Philosophical Ethics[M].Mc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2.73.

3.Henry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M].Macmillan and Co.，Limited，St.Martin S Street，London，1922.413.

4.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807.

5.边沁.政府片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6.Louis P.Pojman，Ethical theory：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M].，second edition，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USA，1995.478～479.

7.孟子・公孙丑章句下[M].

篇10

关键词：集体主义 中职生 思想道德 社会 个人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则，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是中职生思想品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进一步强调了道德建设中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提到“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时，重申“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集体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其中“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就内在地包含了集体主义的要求。

本文拟就准确把握集体主义精神及其在中职生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作一探讨。

一、准确把握集体主义精神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主义精神作为道德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能够实现辨证地有机地统一，它既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结合，又要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并且在二者的共同发展中协调和化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各种矛盾，从而成为社会和谐的一种内聚力和向心力。

集体主义精神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人们对集体主义也曾有过不确切甚至某些误解。为此，我们应正确地理解集体主义的科学含义，总的来说，集体主义包含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三方面的内容。

1、集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中的集体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个人必须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自卫的无产阶级集体，才能与资产阶级相抗衡并取得最后胜利，这种阶级对抗的需要，是集体主义产生的直接政治土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同样在发挥着巨大的优势，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我们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并形成了空前的全国的团结。虽然，在一段时期，对集体主义精神曾经作过片面的、不确切的解释，也受过“左”的思想干扰。但个人离不开集体，团结就是力量，已经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同样依靠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顺利地完成了前两步的战略目标，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步入了小康社会。可见，集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同时强调集体必须尽力保障每个成员的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发展。毫无疑问，为了使集体事业兴旺发达，一个真实的集体必须把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维护个人的利益和尊严看作是维护集体健康发展的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实生活也充分证实，只有个人正当利益得到了保障，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实现，个人主动精神得到发扬，集体的事业也就必然会兴旺发达起来。

二、加强中职生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加强中职生集体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弘扬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加强中职生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的若干建议

加强中职生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既要认识到位，又要措施到位，更要很抓落实，付诸行动。为此就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将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一）将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主阵地，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使中职生了解集体主义精神的科学内涵，正确把握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不是哪一门课程的事情，而要贯穿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的教学中去，通过课堂教学引导学生高扬集体主义的风帆，自觉地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

（二）创造良好的周围环境，引导中职生塑造集体主义精神

中职生的成长和周围的环境密切相关，而环境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在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载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知识竞赛、各种知识讲座、文化沙龙、诗会、各种社团吸引学生参加到集体活动中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同时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班集体，班级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学和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学生参与学校集体生活的基本单位。团结和谐的集体能使学生个体的知、情、意得到全面发展。因此，要加强班风建设，形成健康向上、人际关系融恰的班级氛围。班级人际关系融洽、团结友爱，就会使班级内的每一个学生感觉到心情舒畅。同学们在关心集体的同时，也亲自体会到来自集体的激励和温暖，学生的良好品质得以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