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保护成效评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系统保护成效评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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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地处青藏高原高寒地带，其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甘南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其中蕴藏着巨大生态服务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高寒生态系统脆弱，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缓慢，抗干扰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较差，因此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逆转。甘南生态系统的生态效应不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在空间上，还会通过大气环流和水分循环由西向东扩散，影响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2．1估算方法国内外大部分区域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都采用基于Costanza的研究方法，利用单位面积价值对总量的静态估算，即采用不同土地覆盖面积来代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量值，再与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乘得到总经济价值［5］。有学者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如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及享乐价格法，也有学者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如条件价值法等，以此间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笔者采用Costanza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方法，将甘南生态系统划分为耕地、森林、草地、水域、居民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6类土地利用类型，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物质循环、环境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娱乐及文化价值等多种功能，对甘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综合估算。首先对单位面积上某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估价，然后估计该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以此为“单价”计算某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林地、耕地、草地、水域、居民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的低值、均值和高值见表1。Costanza等的估算是在全球尺度上进行的，将之应用于甘南这一特定的小尺度区域，单位面积上某土地利用类型的某种生态服务价值估测不免出现偏差。在系数取值时，应考虑到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地理位置其重要性不同，对于甘南生态系统而言，由于地处黄河上游，对于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存在和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因此估算时林地、草地及水域均采用生态价值系数的高值;甘南地处高寒区域，其耕地产出价值低于平均值，因此耕地取生态价值系数的低值。

2．2数据获取研究数据采用研究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LandsatTM遥感影像(分辨率为30m)。采用ER-DASIMAGINE8．7遥感影像处理系统对影像数据进行波段合成、几何纠正、图像增强等处理，根据建立的解译标志，在ArcGIS的ArcEdit中进行人机交互式判读解译;运用GPS进行外业精度调查验证;将所得数据在ArcInfoWorkstation环境下进行编辑和修改，从而得到甘南地区3期土地利用信息，见表2。

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根据修正的生态价值系数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估算甘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0年、2005年、2010年甘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140450万、139810万、144359万美元，即1162701万、1132643万、961719万元(将美元转换为人民币时，2000年、2005年、2010年汇率分别为8.2784、8.1013、6.6220元/美元)。因计算周期比较长，汇率波动较大，为了对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以美元为标准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析。2000年甘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40450万美元，2005年为139810万美元，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5年比2000年损失了640万美元，损失0．456%，年均损失128万美元;2010年为144359万美元，虽然林地面积萎缩较大，但随着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展，草地、水域面积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从估算结果来看，数值比2005年上升4549万美元，上升幅度达到3%，平均每年上升909．8万美元。

3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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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矿产资源保护;区际矿区生态补偿制度

一、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含义

(一)生态补偿及区际生态补偿的概念

“生态补偿”一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英语国家一般是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or Payment for ecosystem benefit)这一术语。生态补偿是环境资源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手段。有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包括两个方面:对环境的补偿,即对已经遭受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与重建,对面临破坏威胁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对人的补偿,即对生态环境建设的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经济或政策上的奖励与优惠(或惩罚与禁止)。曹明德在环境法意义上分析生态补偿,认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环境利用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国家通过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收费以实现所有者的权益,或对保护环境资源的主体进行经济补偿,以达到促进保护环境的目的;二是国家通过对环境污染者或自然资源利用者征收一定数量的费用,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或用于开发新技术以寻求替代性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因开采而耗竭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1.生态补偿与矿产资源保护的关系

矿产资源保护的类型包括了保护性开发、限制性开发、禁止性开发。矿产资源保护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要保护矿产的数量,即减少矿产浪费现象,提高利用矿产的效益转化率;二是要保护矿产的品质,即减少矿产破坏现象。

人们开发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不能脱离自然力的影响,只有符合自然生态平衡的要求,保持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才能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益,实现资源利用的预期效益。另一个方面,建立矿区生态补偿制度,是将生态补偿费专款专用,除部分补偿给矿区居民外,绝大部分经费用于致害矿区生态系统的修复、重建及相关科研支出,这将促进矿区生态的良性循环,进而在数量上保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矿产在品质上的优质化保有,这将造福于子孙后代。

2.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损害赔偿机制都是环境资源的保护机制,是用经济手段实现环境资源外部性的内部化,是解决环境资源修复保护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

生态补偿侧重于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补偿,更加关怀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机会公平,更加重视生态价值的保护和生态效益的保护,更加关怀代际间生态环境的保有。任何影响了生态环境价值和效益的经济行为,都要支付生态补偿费。生态补偿机制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是享用生态服务或减少其生态成本的受益者向额外承担生态成本的主体支付补偿金的制度。

3.区际生态补偿与纵向生态补偿、内部生态补偿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某一个特定空间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为补偿对象。对于该空间内想用生态服务的主体支付生态补偿费,为内部生态补偿、自我补偿。该空间范围外的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减损、享用生态价值,或减少其生态成本而受益时支付的生态补偿金为外部生态补偿,包括区际生态补偿和纵向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是省与省之间,或经济区域之间。纵向生态补偿机制是中央对地方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偿。

二、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原理

(一)现实立法依据

1.国内的立法实践

《生态补偿条例》是2010年国务院的立法项目之一,至今尚未出台。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导下,许多地方进行了生态补偿制度试点。比如2007年制定的《江苏省环境资源生态区域补偿办法》、2008年制定的《浙江省生态环境财力转移支付实行办法》、2008年出台的《河南省河颍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等,这些《办法》是对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立法实践的探索,并取得成效。但是目前的试点针对河流流域、森林生态系统的环境污染补偿,没有涉及其他自然资源要素。

2.国外的立法依据

国外已经形成较完善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在立法实践上我国已经落后国外。比如美国建立矿区复垦许可证制度、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英国制定损失赔偿制度、土地复垦金制度;加拿大建立矿山关闭及复垦制度、复垦基金等来保护矿区生态。但是国外的矿区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是基于“矿产资源开发主体是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最大直接受益方”的理论,[5]其矿区生态补偿仅仅在矿产开采阶段,未建立矿产品消费受益方的生态补偿制度。

(二)受益者付费原理

受益者付费(BPP)即“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获赔”。生态服务/生态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态效益的间接损耗者有义务对该生态资源支付成本。这是生态正义价值的具体体现。

矿产资源是支持经济建设的能量,是“工业的食粮、血液”。矿产资源大省为了支援经济发展,大量开采、输出矿产资源,造成矿区生态系统破坏,使生态系统弱化、生态价值降低、生态利益减少。矿产资源大省丧失良好生态环境享用的机会。为了保证国家矿产及能源安全,国家宏观调控矿产开发,矿产资源大省无权拒绝开采矿产资源,其丧失选择机会。而矿产品消耗大省、矿产资源小省以低生态成本或零生态成本,大量输入、消耗矿产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三)外部性原理

经济学家将个体行为不仅对其本身而且对周围的人或环境都会造成影响的现象称为外部性,即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产生的影响。

为了使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减小社会不公平程度,基于科斯定理,明晰矿区生态价值的产权性,确定利益各方生态维护成本的承担比例,用矿区生态补偿机制这一经济方式实现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

(四)自然资本原理

依据自然资本理论,自然资本是自然生态系统给予人类或者可为人类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以及提供的生态服务的总称。自然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基本恒定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矿产资源是具有稀缺性、价值性、效用性的,则以矿产作为组成要素的矿区生态系统也是具有价值属性、稀缺属性的。目前的市场等价交换,仅仅是针对矿产资源的稀缺性、效益价值,而不包括生态价值。在保护矿产资源时,不能仅仅保护矿产本身,还要有保护矿产依附的矿区生态所具有的生态资源的理念。

三、区际矿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内容

(一)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主体

1.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

生态补偿义务主体是指支付生态补偿费用的主体。区际矿区生态补偿义务主体是矿产品消耗大省、矿产资源小省的政府。

为了支持经济大省的发展,矿产品输出大省使其失去了享用良好生态环境的机会,由矿产品消耗大省支付生态补偿金是合理公平的。

2.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

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是指能利用、接收生态补偿金的主体。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是对矿区生态补偿金享有利用、接收权利的主体,包括因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而失去良好生态资源机会的主体,负责修复、重建矿区生态系统工作主体,为矿区生态系统修复、重建提供科研技术的主体。

(二)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的范围

区际矿区生态补偿范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生态补偿金的组成,这与生态补偿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他失去的机会成本相联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矿产资源开发而导致生态恶化,当地居民的直接经济损失、失去享用良好生态环境机会的成本、失去的发展机会的补偿。

2.矿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建工作及相关设施的支出。

3.矿区生态系统保护的科研经费支出。

4.矿区生态环境代际外的补偿金。

区际矿区生态补偿范围另一方面指区际矿区生态补偿范围指矿区区域界定。矿产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如果这种破坏和污染还没有形成区域性的,则不宜纳入《生态补偿条例》中。因此,必须明确因矿产开发活动而致害矿区区域和受害生态区域界定标准和方法,还要明确矿区生态建设区域和生态受益区域界定标准和方法。

(三)区际矿区生态补偿标准

区际矿区生态补偿标准决定了生态补偿费的具体分担方式,决定了不同矿产品输入消耗大省补偿多少的问题。生态补偿标准不同于生态赔偿,可以是等价的,也可以是不等价的。已有的生态补偿标准包括两类:一是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二是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的机会成本损失进行核算。

矿区生态补偿制度是实现经济的矿产资源节约型发展的手段,而不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矿区生态补偿在制度探索初期宜采用不等价补偿,来保证制度的运行,但是补偿标准不能太低。

(四)区际矿区生态补偿方式

矿区生态补偿方式就是指生态补偿责任的具体承担类型。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1.货币补偿,即矿区生态补偿义务主体用生态补偿金、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建立矿区生态修复、重建基金,或生态补偿义务主体为矿区修复、重建项目提供免息贷款。

2.技术补偿,即矿区生态补偿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免费提供矿产资源高效率、低生态破坏的技术,免费提供生态养护技术,并向矿区所在地输送高技术人员。

3.项目补偿,及矿区生态补偿义务主体承担矿区所在地生态修复、重建项目工程。

(五)区际矿区生态补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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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关键要素；启示

中图分类号 D912.6；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12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6

生态补偿，在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中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缩写PES），可以激励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和管理的变革，同时获得有效的保护资金，是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途径，是命令控制型工具的重要补充。目前，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不同国家的生态补偿实践也不尽相同。但纵观现有的研究和实践，在机制设计中均需考虑生态补偿概念的构成要素、生态补偿效率的影响要素以及生态补偿实施的制约要素等关键要素。本文通过考察、总结和分析国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的关键要素，旨在厘清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关键问题，从而为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生态补偿概念的构成要素

生态补偿的概念是机制设计的前提和起点，但国外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统一。环境经济学进路试图推进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模型，强调效率，而生态经济学进路则试图使经济制度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物理特性相适应，是以生态可持续性、分配正义为优先的跨学科进路，这两个进路分别采用狭义和广义的生态补偿概念。

环境经济学进路采用的代表性概念，由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缩写CIFOR）经济学家Wunder于2005年提出：生态补偿是一个自愿的、附条件的交易，至少有一个卖方，一个买方，并且具有明确定义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定义被标上了“科斯”、“市场”、“私人”、“使用者付费”等标签，被认为太过狭隘和理想化。

实践中，除了以法国Vittel流域保护项目为代表的私人生态补偿，还有以哥斯达黎加国家生态补偿项目（PSA）为代表的公共生态补偿，以及以津巴布韦本土资源公共区域管理项目（CAMPFIRE）为代表的公私混合生态补偿。因此，生态经济学进路采用了更为宽泛的定义。Muradian等将生态补偿定义为社会参与者之间资源的转移（transfer），目的是增加个体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定在自然资源管理中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这种转移（金钱或非金钱）可以通过市场（或接近市场的方式）发生，也可以通过其他机制包括被定义为规制方式的激励或公共补贴。该定义强调经济激励、资源的直接转移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程度三个标准。

在比较上述两种定义的基础上，Tacconi提出生态补偿是通过针对自愿提供者附条件的付费寻求额外环境服务的透明系统。该概念比Wunder的定义宽泛，比Muradian等的定x具体，同时也强调上述三个标准，但其中“额外”和“透明”的要求并不能为所有实践满足。

可见，上述定义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生态补偿的核心内涵是以激励换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这意味着生态补偿旨在构建出生态系统服务买卖独立的新框架，以更有效地解决环境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同时，为确保真正换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补偿激励需要符合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而条件性只有以一定自愿性（voluntariness）为前提，才能赋予一方在对方不遵守协议时拥有终止交易的权利从而发挥功效。

1.1外部性

为纠正市场失灵，环境经济学著作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发展出一系列评估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方法。科斯定理指出，外部性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间的私人协商予以解决。生态补偿试图使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将溢出的非市场价值转化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Wunder于2014年将生态补偿概念修正为：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以双方商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则为条件，以产生异地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的自愿交易。生态补偿并不针对所有正外部性问题，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使用之间的空间差异是决定性的，花费在提供地点的外部性可以以别的方式例如直接加价而内部化，只有异地外部性需要生态补偿，从而与其它正向环境激励工具区分开来。

1.2条件性

尽管概念界定并不统一，但将条件性作为概念的一项核心要素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条件性是生态补偿最重要的一项定义特征，至少在工具设计中应当始终存在。

生态补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有条件的补贴。条件性意味着提供者必须依照约定提供生态服务，否则将会承担一定后果。条件性将直接影响生态补偿目的和功能的实现。确保提供者遵守约定需要适当的监督以及设置相应的处罚，主要包括将来付费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丧失。一些政府付费项目包含交叉遵守（CROSS―compliance）的规定，要求同时遵守其他补贴项目的要求。原则上，更严厉的处罚可以减少监督成本，但各国实践表明处罚可能会在政治上和实际上都难以实施。

条件性可能执行起来成本很高，这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实质性增加，需要确保花费必要的执行成本，同时不过分高昂。

1.3自愿性

自愿性在环境经济学定义中是一项要素，但Muradian等却指出由于中间人特别是国家的参与，生态系统最终使用者的参与并非自愿，有时甚至不知道已付费，是政府与服务提供者达成了协议。Tacconi则认为提供者的自愿参与很重要，因为自愿性对于提供者及其效率存在潜在影响，在现行机制设计中也已被适用。生态补偿会使提供者资源管理的实践产生实质性改变从而影响其生计。因此，应当考虑他们作出选择偏好的权利。

对此，Wunder认为个体人的自愿性可能会严重受限，特别是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来说，不同层级（使用者协会、公用事业公司、市政当局或政府）作出针对公共物品或俱乐部物品的决策比提供者更普遍。但当共同出售服务时，完全相似的限制也会出现在提供者一方。例如在津巴布韦CAMPFIRE项目中，居住在距离野生动物区域最近的家庭面临最高的保护成本，却没有独立退出社区签署项目的选择权。自愿性的限制应考虑集体行动对个体决策的限制，即使在集体层面上，使用者和提供者仍需要享有停止协议的权力，否则条件性将难以发挥其功能。

2生态补偿效率的影响要素

如何提高生态补偿的实施效率，在特定预算下寻求生态系统服务最大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与效率（efficiency）关注总体福利最大化不同，效益（effectiveness）是指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但在相关讨论中，往往将二者混用，研究目的集中于如何尽可能地实现生态补偿目标，主要考察生态补偿绩效（performance），这里涉及两个概念：环境效益（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和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前者是指生态补偿的环境目标达成的程度，后者则通常在交易成本进路中进行讨论。

2.1环境效益

环境效益主要取决于拟议生态补偿项目能否产生预期生态系统服务。

2.1.1登记（enmlment）和目标锁定（targeting）

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应对生态服务提供者进行登记。一般而言，潜在提供者必须加入该项目。大多数项目在吸引提供者参与上不存在困难，但合适的潜在提供者是否愿意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付费比提供服务的成本低得多，提供者不会愿意参与。此外，小型使用者付费项目有时需要处理不信任问题，例如在玻利维亚的鸟类栖息地和流域保护项目中，潜在参与者可能会怀疑付费是否会发生，或者担心付费的真正目的和用途。因此，关键在于项目提供的价格能够抵销或超出机会成本，并为解决不信任问题实际甚至提前支付费用，只要能保证提供者遵守约定。

当申请参与项目的人数超过供给资金时，例如墨西哥水文环境服务支付项目（PSAH）来自国会每年批准的联邦水费，但不足以覆盖所有申请者，服务购买方可以在申请者的地点锁定目标来使得财政效率最大化。目标锁定进路一般可以基于利益、成本的考虑或二者兼采。基于利益是指基于选定地点所交付的真实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可能的附加目标的获得）。目标锁定也可以基于威胁，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平和不通过生态补偿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性。基于成本的目标锁定可以使付费更灵活，付费等于或刚刚超出生态系统提供的个人成本将在确定预算下包含更大范围。基于成本有赖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特定场所的成本计算，特别是机会成本。

2.1.2额外性（additionality）与联结（1ink between land use andES）

额外性与锁定目标直接相关，将上述基于利益和威胁的考虑相结合，成为避免“白花钱”的一项必要特征。额外性常被认为是生态补偿概念的构成要素，但实践中并非所有项目都满足额外性的要求，例如哥斯达黎加PSA项目在开始实施时基本不具备额外性，但引入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定位实践后又显著提高了额外性。因此，这里将额外性作樾率指标。

即使满足条件性要求，生态补偿只有在直接引发目标土地利用行为真正改变的情况下，才算增加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如果即使没有生态补偿也会产生土地利用的改变，那么就失去了意义。额外性是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市场中的基本要素，例如清洁发展机制要求在项目预先分析中考虑额外性。然而，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显示开发和实施额外性的标准是复杂的，目前主要通过特定项目评估、标准化评估、折现和交易比例、可能性评估等进路来测量额外性。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难以测定、基线估算困难、数据匮乏、费时、成本过高等原因，额外性的测量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还必须知道正确的土地利用改变正在进行，即土地利用的改变事实上产生了预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但土地利用改变和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关系常有赖于背景且难以证明，特别是在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案例中。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于复杂的生态过程以及存在诸多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作用于时空规模的宽泛范围。同时，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困难，科学不确定性大量存在，信息也不完全。

2.1.3持续性（permanence）

持续性是指通过生态补偿获得长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能力。只要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参与是自愿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参与者就可能重新考虑参加还是退出项目、更新合同，或者违反合同约定。如果失去双方协商的空间，持续将会导致社会无效率，停止项目反而可取。生态补偿项目收益的持续性有赖于持续的付费。只要正外部性持续存在，就需要付费。政府付费项目缺乏长期的资金，因为资金受制于项目持续期或政策周期，而在使用者付费项目中不容易发生该问题，只要正在兑现使用者支付的生态系统服务。在生产性土地利用的相关案例中，生态补偿在停止付费之后仍能产生鼓励土地所有人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管理实践的效果。

2.1.4泄露（1eakage/spillage）、不正当激励（perverse in- centives）和动机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追求环境效益还需要避免泄露、不正当激励和动机挤出效应的出现。如果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造成其他区域的环境损害，就产生了泄露。如果将发生泄露地区纳入评估范围，将可能高估生态补偿的实施效率。泄露可能直接发生在当地，或间接发生在更大范围，特别是规模较大的项目，例如根据《京都议定书》进行削减，由于经济活动的转移以及后续的能源生产可能导致泄露发生在其他区域。泄露的测量很困难，因为很难获得测量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的实证数据、难以将单个项目造成的改变从区域背景中分离出来、要求测量泄露的政策并未确定测量的地理规模，以及同时存在多个项目影响项目基线。经由合同设计和适当监督可以减少泄露的风险。例如，在生态补偿合同中直接将发展利益同限制社区在特定区域开发的权利联系起来。

不正当激励是指引发了环境破坏行为的扩大以获得后续更高的补偿。最经典的例子是针对封山育林的付费可能引发森林采伐。强调额外性的项目更可能引发不正当激励，如果付费仅针对有退化明确威胁的地方，潜在申请者可能会受到补偿的引诱而促进威胁的产生。不正当激励同样可以通过合同设计来规避。例如，为避免引发森林采伐，清洁发展机制明确提出只有1990年之前砍伐的山林能出售重新造林的碳信用。

动机挤出效应是指公共财政规制和激励阻碍和削弱了行为的内在动机，导致相反行为的出现。当人们因为无论如何都会作出的行为获得付费时，在未付费时行为动机会减弱，当发觉付费不适当时会做得更糟糕，而当付费停止时将停止行为。这对于缺乏稳定资金来源的生态补偿来说会特别成问题。当提出的任务具有重要的亲社会（pmsocial）成分，或者当利他意识或道德考虑引导人们的行为时，该效应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金钱和非金钱的激励需要混合起来，特别是涉及集体行动制度时。

2.2成本效益

成本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标准，只有在付费超过机会成本、实施成本和交易成本总和的情况下，提供者才有可能与使用者达成合意。在不能将所有成本量化的情况下，提高成本效益的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没有适当付费的成本，包括启动（研究、协商、签订合同）和运行（管理、监督、执行）生态补偿机制的成本。生态补偿的启动成本可能相当大，而运行成本有限。一般来说，交易成本在涉及多个小农户和参与者，制度和财产权比较薄弱，获得基线信息、监督土地利用和服务提供的成本高时最高。生态保护本身成本高昂，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与其他现有项目相结合，如表1所示。

3生态补偿实施的制约要素

生态补偿能否成功实现其功能还需要考虑制约项目成败的前提条件以及项目能否有效实施的事后保障。

3.1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context）

生态补偿并非在一个法律、社会或政治真空中运行。各国生态补偿政策、法律（自然资源法、物权法、合同法、财税法等）、市场交易规则等存在巨大差异，生态补偿机制需要适应特定的制度背景，需要确保法律、政策和实践能够支持至少不会妨碍机制的运行，这也常被视为生态补偿的构成要素。

生态补偿可能会根据购买方、服务提供者、二者的关系来组织，并会通过一系列的二分法来表示，生态补偿实施的制度背景如表2所示。

其中，如果涉及土地或其他资源的财产使用权存在争议，项目缺乏透明度难以提供必要的信息，被附加目标削弱，缺少中间人给予商业和技术支持，那么生态补偿机制将难以实施。

3.1.1财产使用权（property tenure）

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明晰的使用权，稳定的自然资源管理，是生态补偿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在机制设计中，需要考察提供者是否享有进行经济活动的合法权利，是否会影响到他人现有的资源获取或土地使用方式。提供者需要对在其领地上的行为负责。如果不存在预先明确界定的自然资源管理，那么当地土地使用者将缺乏关键性权利来排除第三方的进入，使得他们由于对服务交付缺乏充分控制而变得不可靠。因此，在项目开始前，应了解所有对于土地或财产使用权的要求，确保对于资源有利益的各方都能够参与讨论以避免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补偿是补偿那些采取行动保持或加强生态系统服务的人，并不一定需要转移资源的有关权利，完整的所有权并不是前提条件。无论是否为正式的土地所有权人，服务提供者需要履行环境管理的功能，例如管理控制下的自然资源，按照合同以与使用者达成一致的方式承担责任。当产权不明晰以及交易成本很高时，政府作为受益者代表通过公共支付（如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付费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当然，当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管理权和收益权时，既可能成为支付者（使用者）、也可能成为受偿者（提供者）。

3.1.2透明度（transparency）

透明度是指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和真实可靠的信息。由于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无论是通过讨价还价还是明码标价都存在困难，需要增加透明度来减少信息租金。透明度在要求集体行动的机制中是必需的，因其有助于增强集体行动中的信任。另外，透明度能够使得管理系统的人更负责任，并樾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急需的信息。生态补偿项目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公开选定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目标区域程序、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则、选择参与方的程序以及支付的金额等方式达成。

3.1.3附加目标（additional objectives）

生态补偿常同时具有附加目标，最普遍的附加目标是增进社会中贫穷成员的福利、促进地区发展或就业。政府主导或付费的项目普遍具有附加目标主要是因为这对于获得项目的政治支持是必要的，而且这些附加目标是寄生或是寻租的。但附加目标的重要性超过生态补偿的最主要目标会最终削弱整个项目。例如墨西哥遍布全国的“公平”付费意味着资金流向几乎没有采伐森林和没有水供给威胁的区域。

最受关注的附加目标就是减贫。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经济和保护的维度如收入、易损性，社会文化因素如身份、地位，以及政治维度如授权。生态补偿利益的分配不仅涉及谁能参与项目，而且关系到参与的情况，以及涉及或遗漏的人背后的授权。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根据制度和权力关系所具有的讨价还价的权力。此外，生态补偿可能会有助于改变责任或合法性问题。例如和水有关的生态补偿项目可能有助于改变上下游之间历史上的不平等，增加贫穷的上游地区讨价还价的权力和地位，同时通过付费机制使得大规模的下游水消费合法化。效率和公平相互依存是生态补偿的一项重要特征。效率的考虑和其他社会目标相比并不必然具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机制设计和实施中同时考虑效率和公平的目标将有助于弥合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可持续的生态保护和生计改善。

3.1.4商业和技术支持（business and technical support）

由于生态补偿的设计和实施处于复杂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中，通常需要不同的中间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来支持和辅助交易，特别是大型公共生态补偿项目。Muradian等特别强调生态补偿机制中中间人的重要角色。生态补偿要求对两个不同又复杂的系统即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同时予以有效管理，这需要专家、专门公司、公共机构或有经验的NGO提供商业和技术支持服务。

中间人或者人需要运用科学技术来测量、记录和证实生态系统服务的存在、状态以及全面的土地管理计划；需要明确特定的资源管理选择，集合众多土地或资源使用者，与可能的使用者联系、协商、实施相关事项，包括监督、鉴定、证明等，并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和任务的复杂程度寻求专家意见或第三方证明人。此外，中间人还需要具备协商的技巧以及合同经验（包括财务计划）以促成对于合同术语的一致理解。

3.2监督与评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协议后的监督和评估是条件性的必然要求，可以评价使用者是否遵守承诺，资源的使用是否适当，并且可以评价机制作为整体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满足额外性的要求，以及机制作用的地理区域是否发生泄露等问题。

监督与评估必然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在生态补偿项目实施之前就应做好相应计划，明确监督和评估的权限、时间、地点、内容等诸多问题。

3.2.1权限

履行监督职责的主体可以是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或其人，外部/第三方实体，本地组织如社区和家庭，也可以是政府部门或其他实体。例如老挝南屯河2号（NamTheun 2）水力发电项目设置了独立的专门评估小组，而越南森林环境服务付费项目（PFES）则由越南国家保护和发展基金的省级分支机构（PPDF）实施。其中，由社区和家庭行使监督权力，能更大程度利用本地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的激励与约束能力，更好地激励服务提供者主动参与和合作。除了确定监督主体之外，还需要明确监督频率、方法（自我报告和独立监督）、预算、监督费用的承担等。

3.2.2时间

监督和评估计划应当在项目开始时作出，监督与和评估活动应贯穿于整个生态补偿协议履行全过程，并应随着项目进程不断评估和修正最初的监督和评估计划。

3.2.3地点

监督地点的选择，最常见的实践是分层抽样技术，该技术能够反映项目领域内的全部分布、确保监督地点充分分散。监督地点应当在项目持续期间一直恒定以收集有关趋势的可靠信息，这也能让独立的证明人更容易确定适当的地点。可能的话，也应选择控制地点对照来监督和判断项目是否满足额外性的要求，实施者可以与研究机构或公共部门在控制组监督问题上进行合作。

3.2.4内容

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决定谁来选择指标以及谁向谁报告。②选择与生态补偿项目相关、可测量、对环境改变有所反应、能够与监督和评估框架的其他部分相适应、可靠的指标。大多数生态补偿依靠可观测的指标例如行为或产出，因为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直接监测是困难和成本高昂的。③创建“当地生态系统概念程序模型”，该模型列出生态系统中发生的因果关系、确认监督的生态系统的特定特征。④确认什么正在完成以及项目管理改进情况。此外，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项目总成本、财政支付的及时性、各个支持服务或者财政中间人的表现、当地生态系统价值的保护、生态补偿项目收益在当地分布是否公平以及特定家庭和社区层级的利益。

当然，监督和评估计划的设计应考虑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是合理的，计划是可行的，应当是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结果，理论上应当始终吸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地土地使用者应当参与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与监督，可以将付费的方法根据当地的需求和优先考虑进行调整，有助于防止挤出效应，增加灵活性。为了增强生态补偿机制的透明度和合法性，监督和评估的结果应当让使用者、中间机构和公众都能够及时获悉。

4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生态补偿无论是理论研究、制度构建还是实践探索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机制，国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4.1推进制度创新，政府市场并重

生态补偿的出现源于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现状和传统规制进路的不足，设计初衷是为了建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相区别的独立特殊的制度安排，将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同时又和其他机制共生互补，寻求生态保护效果的最大化。生态补偿机制并非将公共政策全部推向市场分配，更多的是国家一市场一社区关系的重新配置。政府补偿与市场交易的融合反映出科斯定理和庇古进路的结合，科斯定理的适用主要针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相对简单的小规模使用者付费模式，而庇古进路突出政府角色，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是公共物品的前提。

中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公有制为基础，生态补偿以政府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平台和机制，市场化补偿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多元化补偿方式尚未形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同时要求建立健全区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这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经由市场机制，有可能解决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的难题。自然的价值超越了金钱数字甚至无法衡量，如果付费水平可以由协商或明码标价来事先决定，则不需要知道服务本身的确切价格。

因此，在进行机制设计时应首先明确生态补偿的内涵，理顺与其他现行相关制度特别是环境税费制度的联系与区别，推进制度创新。应立基于政府主导的现实和基本格局，针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纯粹公共物品进行政府补偿，在自然资源管理和控制权责（而不是所有权）明晰的情况下，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推动自愿交易。同时考虑额外性等要求，识别和筛选潜在的使用者和提供者，鼓励中间人、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和服务提供。

4.2设置限制条件，明确责任承担

虽然存在减贫等附加目标，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保持和增进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根本目的，金钱补偿仅是促进这一目的实现的物质激励，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补偿，都需要明确条件性的要求以真正实现生态补偿的目的和功能，避免生态补偿沦为“圈钱运动”，这是机制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实施方案或合同条款设计中，应当规定提供者可能获得的利益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具体行为要求，对提供者的后续履约行为予以限制，设计适当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设置违反协议的后果，明确责任承担。例如，一旦提供者违反协议，使用者将停止付费，提供者甚至将承担法律责任，例如没收债券、暂停或撤销许可证等。还可以设置财政责任，例如将单独的信用账户、保险作为许可的前提。经由条款的精密设计，可以确保预期生态系统服务的产出（联结），也可以明确协议的期限或存续条件（持续性），通过化法律责任避免和防止泄露和不正当激励的出现。同时，也应当加强教育宣传和政策激励，进一步强化补偿动机，弱化动机挤出效应。

4.3加强信息公开，兼顾效率公平

政府补偿需要设置相应监督机制，市场补偿也应针对市场机制的固有弊端进行监管。规制细节和交易审查的缺失会加大权力（利）滥用的机会，但过于详细的规则或是对交易的全面审查又会减少弹性、提高成本、束缚交易。因此，需要在规制和市场顺畅运行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信息公开作为规制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后果，避免政府补偿中寻租和腐败的出现，降低市场补偿中高昂的交易成本，也有助于交易的公平和弱势方或低收入群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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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前言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不断涌现，生态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想顺应这一形势的要求，有效保护生态，必须对生态破坏状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而生态环境监测是全面掌握生态状况的唯一途径，其体系的建立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

生态环境监测简称生态监测，国内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角度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的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1]。

固原市位于宁夏南部，是我国北方生态脆弱带的组成部分。建设其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完善生态监测网络，研究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二、建设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性

2.1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固原市，建立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系统，是科学的改善生态环境，使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固原市生态环境遭受过重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但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加剧了贫困问题，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地压力，严重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资源、人口的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宁夏南部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2.2研究水源保护林工程技术

固原市水资源十分紧缺。据统计，固原市特大旱灾百年来急剧上升，从19世纪末16年1次上升到20世纪10年1次，由过去3年l小旱，变为3年1中旱，小旱年年有，不少河流基本干涸，地下水不断减少。缺水给固原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为此固原市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对水的利用，农业采用集雨、集水、打井、打窖、修水库、百井扶贫等生命工程；林业在整地环节上采取“漏斗式”、“88542”方式整地等[2]。这些都是一些应急措施，从根本上还是缓解不了旱情，因此，只有通过生态环境建设，用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作技术支撑，扩大水源涵养林面积，提高境内水源保护林工程技术水平。

2.3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

固原市境内有国家级六盘山森林自然保护区、云雾山长芒草自然保护区，自治区级火石寨丹霞地貌自然保护区、党家岔（震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形成了森林野生动植物、草原生态系统、地质遗迹、地震遗迹、湿地类型较全面的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格局。

六盘山自然保护区是宁夏水资源最丰富和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云雾山属干草原类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黄土高原长芒草草原保留面积最大的典型地段。因此，通过生态环境监测的准确数据，科学合理的指导实施大六盘该区域生态经济建设，切实保护区域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持和丰富生物多样性是十分必要的。

生态环境问题已是全球性问题，所确定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应与国内国际生态监测工作发展衔接[3]。固原市位于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地区和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区，其生态环境好坏也影响着邻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要求其在保护过程中要依据生态经济原则，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如果生态环境建设只求改良当地生态环境而忽略周边地区的环境，那么这一区域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足够、长期、连续、准确、有效的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做支撑，因此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2.4科学建立绿色GDP核算及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目前，环境质量指标已列入各地政府考核，通过对当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长期定位研究，深入了解其对生态环境的功能作用和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确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森林的量与质的阈值，有效监控环境生态工程的实施。评价建设中的生态经济工程。通过量化评估，为建立绿色GDP核算、生态经济科学补偿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生态建设工程等的投入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5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多数回族主要聚居在固原市。固原市的回族人口比例48%，有的县已超过70%。近20年，固原市发生严重旱灾7次，平均3年一遇。山大沟深，靠“天”吃饭，“十年九旱、春夏连旱、靠天吃饭”是这里的基本特征。就是在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下还生存着180万人口。虽然固原市实施的扶贫开发工程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得这一地区在灾年的返贫率特别高，扶贫难度很大，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因而固原市不能与宁夏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同步，形成了很大的区域发展差距。

通过生态环境监测的准确数据，科学合理的指导实施固原区域生态经济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和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

三、结论

建设固原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研究该地区生态系统发生、发展和演替规律的必然手段，对于开展山区天然森林生态系统、天然草原生态系统、人工草地和农田生态系统的类型、结构、功能和空间垂直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科研和学术价值。也是对我国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的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普遍的支持作用和示范意义。因此，建设固原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张建辉，吴忠勇，王文杰，等.生态监测指标选择一般过程探讨[J].中国环境监测，1996，12（4）：3-5.

[2]刘平，曹文洪.彭阳县南山生态经济流域治理模式探讨[J].中国水土保持，201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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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青海 西宁 810012；2.青海省高原水生生物及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 810012）

摘要：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繁复多彩，为水生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水生生物资源丰富。现有已知土著鱼类51种（亚种），兽类3种、两栖类9种及数量极为丰富的水生植物、经济藻类等，为保护好青海省珍贵的水生生物资源，已建成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3处，本文介绍了青海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基本情况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种质资源；保护区；基本情况；问题

作者简介：李柯懋（1976-），男，青海西宁人，高级工程师，重点实验室副主任。kemaoli@163.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5

1水生生物概况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地域辽阔，河流密布、湖泊沼泽众多，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繁复多彩，为水生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水生浮游动植物——水生昆虫——鱼类——鸟类——湿地的复合生态共生体系。其中水生生物在该生态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有已知土著鱼类51种（亚种），兽类3种、两栖类9种及数量极为丰富的水生植物、经济藻类等（见表1）。水獭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物种。

2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基本情况

为了保护好青海省珍贵的水生生物资源，陆续建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1个，长江流域3处，黄河流域7处、柴达木水系1处、青海湖1处，黑河1处（见表2）。

3青海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受《中国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初步评估》与《新时期我国湿地自然保护区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建议》文章启示，针对青海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力度不断加强，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在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3.1注意各个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对象、生态链完整性及管理的针对性

由于各个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及保护对象的种群动态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人员只有对区内保护对象有着充分的认识，掌握其动态情况及驱动因素，才能理解管理的内在需求，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并开展客观合理的保护成效评估。

以往对种质资源保护区前期的基础调查工作，仅限于对鱼类的种类的走访、调查、监测工作，缺少对鱼类动态变化资料的监测和收集工作，更缺乏对除鱼类以外的水生生物及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研究工作，忽视了水生生物生态链条的整体性。

3.2注意保护对象生活史时空连贯性的要求

通常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调查、审批、管理的过程中仅仅考虑单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没有认真研究和统筹考虑同一流域毗邻的其它保护区的关系，而许多水生生物是需要在一定流域的不同区域，不同生境特点中完成其生活史的，尤其是带有洄游性特点的鱼类，这可能需要流域内一定范围内的不同保护区的协调管理和保护才能收到较好的保护效果，才能达到建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目的，整条流域的保护区应形成一张有机的网络，在这一点上不光是青海省，就是国内仍然十分薄弱，对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的重点保护物种的生活史的研究工作仍然做得很不够。

4建议

4.1加强基础研究尤其是区内水生生物的动态研究

青海省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基础研究工作仍然不够，尤其是水生生物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是从事专门水生生物研究工作的人员十分有限，技术力量不足，重视度不够、无专门经费支持，应与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和机构加强战略合作，借助其它相关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开展相关保护研究工作，并将重点聚焦于保护区内保护对象的动态变化研究，生态链条整体性研究，以此制定详细具体的建设管理规程。

4.2建立管理网络

篇6

关键词：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补偿机制

一、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概念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系统重要资源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条件，必须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作为首要任务，从而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现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和水资源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但由于生态补偿起步较晚，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实施难度较大，在工作实践中仍面临三大主要问题：

（一）政策法规建设滞后

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且生态补偿实施的激励制度也不完善。

（二）生态补偿标准单一，生态补偿项目资金使用分散

中央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标准单一，生态补偿项目资金使用分散。现有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流域、湿地、海洋等生态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补偿标准普遍偏低。

三、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

（一）国外生态补偿机制样本

在国外，“生态补偿”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之语境下提出的，通常指为“生物多样性补偿”而进行的“生态服务付费”的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府购买模式、市场模式和生态产品认证计划。

1.政府购买模式

政府购买模式的生态补偿的实质是直接公共补偿。它是指政府直接向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及其它环境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其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即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转移支付改变地区问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

2.市场模式

市场模式的生态补偿是私人之间直接进行的补偿，即由非盈利性组织和盈利性组织取代上面所说的直接公共补偿模式中的政府而开展的一种补偿。这些补偿通常被称为“自愿补偿”或“自愿市场”，因为购买者是在没有任何管理动机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各商业或非商业团体或个人消费者可以出于慈善、风险管理或准备参加管理市场的目的而参加这类补偿工作。

（二）国内生态补偿机制样本――以浙江省为例

作为第一个以较系统的方式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省份，2005年8月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2006年、2012年相继出台有关政策，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其做法主要有：

1.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办法

现行实施的《浙江省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试行办法》（浙政办发[2012]6号）相较以前及其他省份已有许多进步之处，但一些考核指标的设置，如对水环境质量考核和大气环境质量考核，仍不能完全客观地评价各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业绩。对此他们逐步完善，实行多元考核办法。

2.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市场补偿机制。

目前，浙江省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以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横向补偿基本空白。在完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资金量的基础上，推进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或市场交易补偿机制，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合理生态补偿。

四、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

针对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立法

总体上看，在我国开展关于区域生态补偿的综合立法工作，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基础和法制基础，都已经基本具备。所以要加强立法，搞好顶层设计，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一方面，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增加生态补偿内容，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明确责任与义务，强化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加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明确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资金来源、补偿标准、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考核评估办法、责任追究等，鼓励各地出台规范性文件或地方法规，不断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 建立统一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生态补偿管理体制模式

加大生态补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整合多方力量，强化统一管理。首先，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制定统一、协调的生态补偿标准，改进各种资源费的征收和管理工作；其次，切实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区、跨行政区域流域断面水量水质重点监控点位和自动监测网络，最后，要明确资金用途，严格资金管理，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成效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

（三） 确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构成要素

主要包括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成本投入与丧失的机会成本要素、生态受益者的获益要素、治理生态破坏所需要的成本要素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要素四个方面的构建。

总之，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还不十分完善，关于生态补偿的实践还处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应借鉴国外成功的生态补偿实践来建立健全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及指导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这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富祥，康慕谊，张新时.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的经济补偿问题探讨[J].生态学报，2002，22（ 4） ：471 -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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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社区实践及其困境——基于产权社会学的视角

2.重大水利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研究

3.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实证研究

4.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综述

5.美国和加拿大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管理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

6.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体系评价

7.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牛鞭效应

8.水利工程风险分析研究现状综述

9.基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阶段的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分析

10.农田水利工程治理天津市土壤盐渍化的效果

11.中国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与生态调度研究

12.东江流域水利工程对流域地表水文过程影响模拟研究 

13.基于自组织理论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稳定性研究

14.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5.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综述

16.水利工程类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

17.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湖泊水位变化影响的模拟

18.基于组合赋权—TOPSIS模型的水利工程建设方案优选决策方法

19.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20.水利工程对南四湖现代沉积速率的影响

21.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研究

22.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控制 

23.PPP模式下水利工程项目物有所值决策评价

24.水利工程成本风险的可拓评估模型

25.BIM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26.水利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

27.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28.水利工程对环境影响及其工程补偿措施浅析

29.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现状与思考

30.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31.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探讨

32.大型水利工程的风险管理问题

33.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内涵、目标及内容分析

34.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现状及对策探讨

35.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6.水利工程群应对干旱能力评价方法及应用

37.干旱区农田水利工程生态经济评价的能值分析

38.面向知识服务的水利工程知识组织模型构建

39.水利工程对长江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

40.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生态环境系统影响分析

41.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评价方法初探

42.水利工程群应对干旱能力定量评价研究:方法及案例

43.试论生态水利工程的基本设计原则

44.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主要工作及成效

45.农业水利工程建设风险分析

46.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及其质量控制策略

47.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分析

48.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体系优化

49.荷兰三角洲:寻找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新的融合

50.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水文水动力影响的模拟  

51.水利工程对鱼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以近50年白洋淀鱼类变化为例

52.水利工程堤防防渗施工技术探究

53.哲学视角下的水利工程管理

54.水利工程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55.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改革与发展

56.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应遵循的理论与技术路线

57.基于SIR模型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风险扩散路径研究

58.水利工程生态与环境调度初步研究

59.水利工程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0.关于水利工程震害及抗震研究的几点思考

61.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研究

62.浅谈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和对策措施

63.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64.水利工程建设对洞庭湖及鄱阳湖湿地的影响

65.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66.浅析水利工程对生态效应的影响

67.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的几点建议

68.小型水利工程农户参与式管理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69.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动因的博弈解释

70.关于加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必要性

71.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研究

72.平原河网地区水利工程水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指标构建

73.水利工程生态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7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中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75.我国水利血防工程对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作用和意义

76.水利工程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要点及方法探讨——以某水电站建设项目为例

77.基于BP神经网络的水利工程投标决策模型及应用

78.浅析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主要因素

79.基于RAV法的水利工程对河流水文情势改变的累积效应研究——以东江流域为例

80.WBS-RBS法在水利工程全过程管理中的风险识别

81.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经济价值评价

82.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探讨

83.水利工程PPP项目治理能力提升动力实证研究

84.喀斯特山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发展趋势——以贵州省为例

85.水利水电工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将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纳入水利水电工程环评

86.长江三角洲良渚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环境地学的意义

87.气候变化与水利工程安全 

88.水利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89.大型水利工程的生态调度

90.浅谈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要点

91.浅析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发展目标

92.基于模糊优选BP网络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绩效评价

93.水利工程模糊多模式工期-成本-质量均衡优化 

94.基于水质改善的白云湖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思路与方案

95.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水位调控方案的探讨

96.浅谈水利工程档案的管理工作

97.水利工程梯级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累积影响浅析——以猫跳河为例

98.基于能值分析的水利工程环境影响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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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林业生态项目建设;实践;理念

    1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对林业的投资逐年加大,林业工程项目推进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林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如何尽快转变观念、提高林业生态项目建设成效,以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林业生态建设的紧迫问题。因此,做好国林业生态建设理念研究,为我国林业生态建设提出一套建设理念,对于迅速地、整体地提高我国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又好又快地搞好我国林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林业生态项目建设要多目标发展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各个系统有序协调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业项目要搞成以林业建设为载体的综合发展项目,不仅应该关注林业建设,还要注重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方面的综合发展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其建设目标应该具有多元化特征。项目不仅应该获得林业专业上的预期效果,如造多少林,覆盖率增加多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推动项目地区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注重培育农民自愿参与、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观念和能力,激励农民通过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严格执行项目合同,既顺利通过项目验收,取得项目劳务报酬和营林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又能提高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跨越。

    3引入参与式发展理念

    参与式发展包括参与式研究,参与式推广培训和参与式发展操作。参与不是简单的参加。参与式发展要求农民及其他角色和群体能参与到项目实施的全部循环过程中去,如项目确立、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实施及项目监评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需求得到考虑和满足。通过参与,使得参与者获得了在发展决策、发展计划和发展实施中的权力份额。

    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是赋权,而赋权的核心则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全过程的权力再分配,简言之,即增加社区中穷人与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项目中,要强调项目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除部门合作之外,要强调农民的参与。要明确农民是林业建设的受益群体和主体,是规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单元,也是林业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不仅要注重农民参与造林劳动,还要包含更广泛的农民参与的内涵,要包含“给予与获取”的双向过程。

    要相信农民最知道森林对他们的价值,相信农民懂得造林和善于造林,相信农民能管好树木。要彻底改变目前林业项目设计中惯用的主管部门下达任务,设计部门承包设计,自上而下、设计人员说了算、农民被动参与的设计方法。要采用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从项目准备、执行计划的编制到项目施工管理,从整体到每一个过程都要有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注重项目建设地区人们对项目的决策和选择,让他们尽可能地对社区林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使他们对项目的发展具有责任感,并对项目的成功做出一定的承诺。通过对资源的利用和控制来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项目活动,让他们在实施过程中分享到利益,形成一种利益引导下的自愿参与过程。要加大对项目设计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方法,与国际接轨。

    参与式研究的核心体现在:基于对农民生活、生产体系复杂性认同的基础上,倡导农民参与所要研究问题的发现、确认、研究和认证过程,其内容包括混农林业、新技术示范等。采用的方法包括小组讨论、问题发现、确认、研究和认证过程、农民的评价、农民的记录和观察等等。参与式推广与培训的核心体现在:强调双向的交流,以用户为导向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推广和培训。其思想基础是推广员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农民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采用的方法包括问题分析、研讨会、培训分性、直观展示、农民访问等。参与式发展实践的核心体现在:发展角色和群体充分参与发展过程的每一循环过程。其领域包括参与式农村评估和调查、参与式发展设计、参与式发展实施及管理、参与式监测评估等。参与式监测评估是提高农村发展项目成效的主要步骤。

    4引入社区林业理念

    社区林业,是指在农村社区中,以林业为对象,以农民为主体,能够有效引导当地社区群众参与林业的多种形式,群众承担一定的责任,并通过努力得到直接的利益。

    要以农村社区为单元,打破传统林业中“就林论林”的狭隘性,重视人与森林的协调关系和农户的积极参与,并把林业纳入当地整个社会发展计划,从而寻求一种人类与森林的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林业的本质特征是由当地群众真正自主和直接参与造林和管理、经营森林资源,以实现林业发展目标。与自上而下的传统林业相区别,自主与参与是社区林业发展机制的核心和基本原则。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自我意识、自主决定和自主管理。

    在项目建设中,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方面的支持都是外部干预,其只能对社区发展起到辅助的帮的作用,而要真正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所有的外部干预变成农民内援的发展动力,即农民要充分认识和接受外部干预的选择,并把外部干预当成是自己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对其社区发展的拥有感。内源发展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是自主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源动力,在外源发展的影响下,农民也许会把项目建设看成是所有外来人的事,看成是与己无干的事,并且这种发展也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参与是社区林业活动的基础,贯穿于社区林业活动的始终,包括社区林业计划的实地调查、规划设计、树种选择、造林方式、管护、采伐、销售、分配方案等事项的决策和对项目的评估,并享受利益的分配。社区林业发展机制特别强调林区或山区社区群众的自主与参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常常被贫困所困扰,而他们又与林业密不可分,只有让他们在林业建设自主参与过程中获利,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与发展森林资源的整体战略目标,维护或恢复生态平衡。

    5体现农民的利益分配

    生态建设的确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但也必须要利在当代。我们不能要求那些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农民紧衣缩食来从事生态建设。过去和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提倡“谁造谁有”,有林是有了绿色,有了生态效益,但有林不等于有财富,对老百姓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情况恰恰是有些地方有林不仅没有财富,而是带来贫穷。劳模石光银虽然有很多林,但却负债累累。关键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国家的利益关系。长期以来,在造林工程中,如果是在老百姓自己承包地上造林,具体情况是,老百姓自己花钱整地、造林,自己掏钱管护、管理,为社会

    产生了生态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经济效益,当林地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时,还不能采伐,这样还要负债累累地继续看管、经营,虽然目前国家给他们每亩地补助了5元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但这点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经济付出,不能很好地调动他们在幼林期林地经营的积极性,领到这点钱后,他们将承担着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全部责任。生态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国家,如果国家要老百姓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就应该给与他们更大的优惠和补贴。

    因此,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商品化,使资源的拥有者可以向他人输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将其所获得的利益与拥有者分享,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和公正,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了持续利用生态资源,应该大力鼓励当地居民以经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要手段来发展经济,让农民能够从他们对生态和系统的保护和培育中获得经济收益,生态系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培育。通过建设生态系统服务基地,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生态业。届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当地居民就必须更好地保护和培育生态系统。这样,生态和经济效益就可以统一起来,将调动起农民极大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魏殿生,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当前的营造林工作,中国林业,2005.

篇9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95-06

从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人类所期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没有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竞争的动态性就难以为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求自身具有多样性，单一的、没有内部差异的文化是不能指望它会向前发展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先进发达”的文化事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是在异种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实现的，无一不是在兼容了异民族文化事实之后生产出来的新型文化事实体系。正如尤尔夫・汉纳尔斯（Uif Hannerz）所指出：“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1]35天生优秀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过。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没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互动与冲突，就不可能造就新型的发达文化，更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是人类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是社会发展的资本。若是抛弃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毁掉和丢弃了人类的智能库存，使人类失去了创造发明的凭借。没有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必将失去其宝贵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过去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已使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这样的保护机制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还损害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2]56。为此，传统村落保护则需另辟蹊径，就是要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特征，从保护行动的启动就立足于此前已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规划和实施保护行动，这样文化的适应功能、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及社会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文化生态可以归结为7个字，即人、文、地、产、景、史、神，而传统村落保护就是要对上述7个维度实施保护和传承。

一、文化生态概述

“文化生态”这一专用术语从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个年头。其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接纳、阐释到付诸应用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且充满偏见的过程[3]100。时下，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包含着如下三大范畴：其一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的生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的人们需要利用它，有的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还得想方设法对它加于适应[4]2。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立足于文化本体而做出的认识，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主体。其二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生态的文化”，甚至将这个术语改成“生态文化”。其主体显然是生态，而非文化[5]8。也就是说，特定的自然必然模塑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这样的理解与20世纪初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存在着学理上的传承P系。其认知取向是要致力于探讨文化多元并存的自然原因。但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在于它会在无意中淡化甚至抹杀人在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曲解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其三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加生态”。也就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既要关注文化，又要兼顾到生态背景。人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尽可能地避免过犹不及现象的发生[3]100。做出这样的认识，只会导致具体的措施在实践中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在文化与生态之间摇摆，结果会导致对两者都失控。

上述三种理解在当下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总是以表面上互有区别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思路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进行，结果上述三种理解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真正执行到底的。一旦碰到实际困难，保护者就会轻率地半途而废，不管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责任一过，都难于问责，也没有人敢正视导致曲折和失误的认识根源，从而不了了之。为此，正本清源，反思“文化生态”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面临两大来自学理层面上的挑战。其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否需要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适应，甚至是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适应？其二是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适应，而且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效，那么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又在哪儿？前一项挑战是针对此前的人类学研究惯例而来。在此前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同，所谓“文化”仅指人类行为的综合体系[6]。其功能表现为保持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繁荣。至于人类所面对的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那仅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人类的职责和禀赋仅止于如何去消费和改造它们，无需对它们的存在担负任何意义上的维护责任。反正，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肯定会存在。人类的维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人习惯于认定人类是为了自己而生存，环境则是均衡地服务于每一个人[7]6。通俗一点来说，要么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不信上帝的人则可以改为“人人为自己，自然为大家”。正是受到这种思维惯例的左右，人类学此前先后兴起的各种学派，都致力于探讨文化是如何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要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则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研究的范畴之外，并且认为那是地质学和自然史研究的范畴，与人类学毫无关联。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学术视野的展拓，原先极为自信的学者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8]45。因为他们开始接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文化。这些陌生的文化和环境不仅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客观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渗入自然的实际生活之中，明显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为此，文化和环境不得不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去加以认真对待。

从学理上讲，人类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引进了生物进化理论，而且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以致于基本研究思路必然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进步，人在进化，文化也在进化，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化。而进化的指向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效到高效，从愚昧到文明[10]70。按照这样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甚至左右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流思维方式。但在引进“进化论”的同时，由于研究的对象与生物学截然不同，以致于在无意中搁置了生物进化理论的某些关键内容，其中就包括“适应”这一不可或缺的范畴。事实上，在斯图尔德之前，人类学家在讨论“文化进化”时，在讨论文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的社会效应时，都在有意和无意中淡化甚至是搁置了文化也需要适应于所处的环境这一基本内涵[10]70。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主流社会确实碰上了与此相关的大麻烦，对新接触的环境和文化，都表现得束手无策[11]46。这一客观现实在人类学领域的反馈就表现为必须正确对待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概念，承认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对文化的分析和探讨。斯图尔德在这一问题上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学理的层面正面肯定了文化也必须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文化的进化论才得以健全和完备[12]。而这正是后世将他开创的学派称为“新进化论”的理由所在。文化需要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一经确认，却必然派生出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大问题[13]10。既然人类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千姿百态，文化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后，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就必然具有特异性，必然要与其他文化拉开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整体性的差异。那么文化的进化就不可能走一条完全相同的路径，而肯定会分道扬镳。文化的多元并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惯例[14]56。要知道，这样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是颠覆了此前的众多学派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学术思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反击和质疑，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学术发展，不但超出了传统学者的预料，而且也超越了斯图尔德本人的预料。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和例证可以不断地提供生动的例证，足以表明文化确实需要而且可以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但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为文化还得适应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异民族的并存，民族群体的合力，民族之间的利益分享，短暂的社会，等等，都会向多文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这将意味着有关文化适应的认识和理解在内涵上都还需要扩充。文化适应的对象应当是性质各不相同的两类环境，即生态的和社会的[15]323-394。但事实上，无机环境也得加以适应。于是，文化的适应理论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将文化与生态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再认识，而这正是“文化生态”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界所探讨的生态其实仅是人为划定的具体单元[16]296-297。一个动物的种群或者一个植物群落，甚至小到一杯水所包容的微生物，都会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主题。其研究结论又都表现为它们全是纯自然的客观存在，遵循的是一般性的自然规律。至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又将如何呢？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也不可能注意到，一个生态系统一旦形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凭借其总体的运行和延续，可以改变客观的无机背景。20世纪中期，随着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相继问世，生态学家对生态认识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7]。他们开始注意到所谓生态系统，其实是一庞大的体系。它能够自立成活，自主运行。靠其合力完善了生存的环境，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生态学几乎是水到渠成。这样的学术思潮变动，对人类学研究同样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与人类打交道的生态系统显然不是毫无知觉，不能对人类的存在做出反作用的无机物，而是能够对人类的活动做出它特有反馈的生命存在。只要生命不终结，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影响就永远具有“活性”，而不会听任于人类的摆布。生态学做出这样的认识，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应理论的复杂化。人类适应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对人类做出它自己的反馈[18]45。这样的反馈对人类社会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人类对这样的反馈又得做出新一轮的趋吉避凶。这将意味着文化适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创举。斯图尔德明确指出，研究文化的变迁绝对不能排除生态系统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12]。正是得益生态学的这一新发展，这也是“文化生态”概念必须提出的另一个学理挑战。

“文化生态”虽说是斯图尔德凭借“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提出的新概念，但这一新概念，却不是无法实证的抽象理念，而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实体。就生态而言，它可以经过资料收集和综合对比，证明其性质已经渗入了文化的成分。它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方式都打上了相关文化的“烙印”[19]4。就文化而言，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的存在，而是按照文化的需要对生态系统的构成做出了价值不等的评估，并能对这些评估的对象和结果施加人类的影响和作用，致使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与纯自然状况不同，而是按文化的需要去保持其存在和运行。或者说，在文化生态中的生态，可以证实其已经渗入了文化的内容，就其文化而言，也渗入了生态的内涵。文化与生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可以稳定和谐共荣并能保持稳定延续状态的实体。这才是斯图尔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实质。将它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则更适用于汉语表达的惯例。斯图尔德将“文化生态”确认为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单元，其意图正在于确认这样的基本单元能够贯穿进人类社会的始终，是一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12]。因而，“文化生态”使用于一切文化的分析需要，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

二、传统村落的保护维度

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受到经济发展、旅游业冲击、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自然力的破坏等因素影响，大批优秀的传统村落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正逐渐消失[20]156。为此，实施传统村落保护理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的活态运行状态，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因此，需要从文化生态视野下的人、文、地、产、景、史、神等7个维度去推动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只有这样，传统与保护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村落居民也才有信心和决心。

1.传统村落的“人”。毋容置疑，“人”是村落中的“主体”，传统村落的所有活动都是靠村落的居民一一完成。但在活动中不同群体的角色不同，仪式活动从主持者到组织活动的寨老、族长，甚至村落公职人员，从活动的当事者到活动的参与者，从本村人到外村人，从血亲关系成员到姻亲关系成员，从艺人到民众，从歌手到舞者，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儿童，等等，他们在村落活动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村落的具体活动。因此，在村落保护行动中，对这些人物角色的分类与权责进行调查研究，可以精准把握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因此，传统村落保护必须立足于“人”的基础之上，以村落里的“人”为主线，立足于当地文化生态特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擅长什么，进而实事求是地制订保护计划和实施村落保护。只有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总之，“人”不仅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而且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传统村落保护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作为村落主体的智慧与能力。

2.传统村落的“文”。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不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片特有的自然生存空间的自然特性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事实体系。一个民族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培植与作用下，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慢慢地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作为利用和协调该民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事实也得以形成并不断地完善。为此，在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对“文”的保护研究，不仅可以系统完整地理解村落社会的文学艺术，而且可以通过对这些文学艺术所展示的时空场域，更深切地理解当地村落文学艺术的“乡土性”与“生命力”，找回乡土美学的本真，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生命路径。

3.传统村落的“地”。“地”在村落社会活动中可以系统地展现当地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知与改造历程，在此基础上使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就分类出了“食物”“药用”“竞技”“工具”“禁忌”，等等。对传统村落的“地”的保护在于揭示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模塑民族文化，还可以在稳定民族文化延续的同时，揭示在村落社会中的地理环境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同时，还在于揭示地理村落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是文化构造的本底构成，是村落社区保护的基础所在，更是村落社区营造的自然源泉。

4.传统村落的“产”。“产”是对所保护村落生计模式的理解。生计模式是一个经济生活演进的结果。以揭示村落社区如何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达到耦合，实现文化的诱致性变迁。比如在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展示中，既有汉族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稻作文化的若干相异之处，如它有自己独特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生产方式，与之匹配的文化具体内容，如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农耕风俗与农耕歌谣，等等。对传统村落“产”的保护，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村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的保护，揭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耦合历程。

5.传统村落的“景”。村落文化是在村落社区特定的空间环境开展的，特定的空间环境都由不同的“景”（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所构成。这样的文化空间涉及到从村落的公共空间到家族的公共空间，从村落神圣空间到家族的神圣空间，从村落的世俗空间到家族的世俗空间，从家庭的私人空间到个人的私人空间，从性别的神圣空间到性别的世俗空间，从年龄层次的活动空间到性别群体的活动空间，等等。村落民间活动在这样复杂的空间进行有序的切换，这样的空间布局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景”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为此，通过对“景”的保护研究，可以把握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质。

6.传统村落的“史”。民族文化的流变历程可以充分反映出该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文化事实是该民族数百上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将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化要素”（如经济生活的狩猎采集、刀耕火种、游牧、农耕、商贸等）在演替中编串起来的结果。这样的村落社区文化编串链是将历时态的文化事实在当今的共时态上的展现。传统村落保护就是需要在共时态所展现的历时态文化链上去解读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厘清少数民族历史上数以万计的文化要素为何只择取不到千分之几的文化要素来编串其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的文化汰选与文化建构机制[21]42。

篇10

关键词 草地退化;现状;原因;可持续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X1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13-0332-01

我国有草地面积近4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41.7%。在数量上,我国是世界上草地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农业发展史上,我国是最早利用草地资源进行畜牧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我国又是全球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1 草地退化现状

目前,西部6省区(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因各种因素造成的退化草地总面积为14 253.23万公顷。其中轻度退化面积7 298.62hm2,占退化总面积的51%;中度退化面积4 933.6hm2,占退化总面积的35%;重度退化面积2 021.12hm2,占退化总面积的14%。

草地退化的直接反应首先是牧草产量的下降,其次是牲畜草食量严重不足,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牲畜个体变小,生产能力明显下降。以青海省为例,1949年青海省的牲畜总数为646.9万头(只),单位占有草地面积约为7hm2;到1997年,牲畜总头数上升为2 082.52万头(只),单位占有草地面积下降为1.527hm2。草地生产力仅为1 575kg/hm2,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了50%～80%。如今,虽经多方努力,单位面积产草量仍在继续下降。草地退化反应最明显的是气候变化,降水量下降,蒸发量增加,由此引来的沙尘暴肆虐不止,以至于影响到了大半个中国。

2 退化原因

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化,但是,人类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序的开垦耕作破坏了原有草原植被,松散了生草土层,松散的土地又极易受到风蚀,成为沙丘的物质来源。过度的开垦,既缩小了草地面积,又增加了单位草地的牲畜负荷量,从而引起草地植被的退化。我国西部6省区的牲畜数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2 181.3万头(只)发展到90年代的14 708.7万头(只),增加了5倍多。而草地面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 000万公顷。草产量明显下降,牧草高度也降到8cm左右。截至2008年末,青海省草地总面积为3 644.94万公顷,可利用草地面积为3 160万公顷。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全省草地约有90%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为833.3万公顷。草食牲畜年存栏数为2 130.5万头(只)。据统计,我国40多年来为草地投入严重不足。草地建设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经费不足,科技人员少。以青海为例,9万公顷才有1名草地工作者。其他因素诸如乱砍滥伐、滥用水资源、滥牧、气候变异、干旱、病虫害等均是导致草地退化的直接原因。

3 经验与教训

草地是否能够稳定持续生产,关系到牧区人民的生存大计,也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环境是否能得到改善。生存是真理,发展是必然。但是,不尊重科学,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结果会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草地退化是草地生态系统缓慢逆向演变的过程,当系统失去平衡,畜牧业生产下降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草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要想恢复生态至少还得几十年。草地的演变过程证明,人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与草地的生存依赖关系,所以人与草地的关系只能是和谐统一、协调持续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于草地保护都十分重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草地退化后,立即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草地的法令;日本在50年代就提出以“草”保国的口号。我国的草地分布区也是风沙分布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华中等近2/3的国土安全。在进入21世纪之前,国家提出“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战略决策,为保护草地、建设草地、发展草地拉开了帷幕。

4 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关心、最迫切需要的问题。而持续发展就是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一种良性发展模式。持续农牧业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农牧业发展的环境的双向协调,在发展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环境的保护,使资源能永远、持续地支撑农牧业发展;有利于重新认识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使农牧业的功能不断拓宽,促进农村牧区全面、综合、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加农牧民收入,消除贫困;有利于从国情出发,调整农牧业发展战略和方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农牧业发展之路。草地资源是有限的,给人类的奉献也是有限的。根据人口预测,西部5省区人口增长比例大于内地,到2040年,全中国约有16亿人口,对牛羊肉的需求将远远超出草原的生产能力。其中,1亿多人口还要依靠草地来生存。近年来,草地生态系统总体生产力明显提高,但开发与治理不够协调,致使草原生态环境变得异常脆弱,对经济和牧业的压力逐步增大。这一切都要求草地发展必须走优化结构、节约资源、生产集约化经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现代化集约持续畜牧业的道路。

5 青海省草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青海省的草地资源丰富,但是退化也非常严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开始,青海生态建设已全面展开。天然草场保护和人工草地建设恢复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要有计划地分步骤分阶段展开;加强针对性,提高工作成效;避免形式主义和,使青海省再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一是建立草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对已有的草地技术体系进行持续性评估,制定技术和管理细则,提高持续发展的管理、技术水平,制定持久的发展战略规划。从长计议,避免盲目单一发展,科学决策。二是建立生态、畜产品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制定和完善资源管理和畜产品的政策、法规和安全体系,制定草原生态信息系统和模拟运行系统以及动态监测系统,确保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三是建立实施“种植业三元结构调整”工程,有重点、分区域地进行试点和示范,制定不同区域的三元结构调整策略。并对资源开发、作物开发、作物种植制度、养殖体系、加工体系、销售体系进行系统的规划和建议。四是建立草地持续性发展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体系。好的适用技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推广、应用、普及。重视实施机械化技术,加快发展速度。五是建立持续性农牧业知识和技术培训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全面推广季节性畜牧业,严格限制草场载畜量,提高饲草料的转化率和加工能力、个体生产率和商品率。提高农牧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六是加强草原科学的研究和草地建设投资力度。西部的人才和资金无法和内地、沿海相提并论,而草原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同时重点突出社会生态效益需要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

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