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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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

篇1

【关键词】明治维新《学制令》《教育大旨》《教育敕语》

中图分类号:K31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131—04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近代中国非常相似,对外处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儒家的道德伦理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幕府统治的没落,使日本在近代陷入空前的危机,屡屡受到荷、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侵扰。“她那遁隐的文明对于人类命运的一般过程来说,贡献并不大,她取之甚多,而与之甚微。”然而,明治维新却使日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当年那样阔步前进,…她完全摈弃了那种认为亚洲几乎是无可挽回的、无可指望地落在欧洲之后的说法,而欧洲的一切,对比之下,显得相形见绌和踯躅不前。”日本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与明治政府的维新变革休戚相关。

1868年前后,以‘壤夷倒幕”、“王政复古”为旗号,日本通过了幕府统治,将政权重新赋予天皇。亲政后的明治天皇有感于国家的落后,重用以维新三杰一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为首的革新势力,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与四方”的勃勃雄心下,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变革,使日本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一跃而为“亚洲新巨人”。在文化教育领域以“文明开化”为导向,以“求知于世界,大震皇基”为纲领,大量引入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成功经验,在融合东西方教育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之上,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模式,不仅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的实用人才,也为东方的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明治天皇初掌政权,木户孝允即上书天皇指出振兴教育实乃当务之急:

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富强,当平民百姓尚未脱离无识贫弱时,王政维新的美名终究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对抗世界富强各国之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识进步,吸取文明各国之规则,逐步振兴全国学校,广泛普及教育,则是今日一大紧急任务。

基于此,日本教育改革在各方势力的推动下拉开了帷幕。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始终存在着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之间的权利纷争,致使日本教育改革的道路显得异常复杂和多变,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1872年颁布的《学制令》为标志,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变革的开端。该《学制令》主要由江藤新平、箕作麟详、过新次、内田正雄、岩仓具视等洋学派的代表参照欧美学制编制而成,因此“西化”色彩非常浓厚。西学在此时已成为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文化思想界唯一有生气、有吸引力的学问,无论儒学还是国学都不能与之匹敌。

篇2

关键词: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中国本土化;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作为统领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发展全局的纲领性思想,其影响和作用远比一般学者的思想更直接,更广泛,也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阶段,我党正确分析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借鉴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要求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既具有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又具有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中国本土化特色,是中国本土化的联合国综合发展观。深入进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中国本土化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贯彻联合国综合发展观思想,有效开展国际交流及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自身的各项工作。

一、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形成

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作为当今统领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发展全局的纲领性思想,它形成的实践基础是全球各国的发展实践,形成的理论背景是各个历史演变周期内的联合国发展观。它是对以往联合国发展观的继承、超越和创新。

(一)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联合国成立后,其发展观基本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历史演变周期。目前联合国发展观已经完成四个历史演变周期,而第五个历史演变周期还尚未完成。

“发展”是联合国成立之初就提出来的,但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发展工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活水平上不断扩大的差距”,所以当时联合国把发展工作的中心放在提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认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使穷国变富,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化,从而达到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增进全人类福利的目的。这是联合国发展观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演变周期(1961―1970)。这一历史演变周期内的联合国发展观可以称之为数量型增长观。

为了扬弃联合国第一个历史演变周期内数量型增长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分开来,同时也为了体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联合国在第二个历史演变周期(1971―1980)的一个重要转向便是推行内源发展观,探索新的多样化发展道路。“内源发展观的首要含义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意味着“人类恢复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内源发展观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唯一性,否定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

为了应对全球日益紧张的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联合国在其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演变周期内(1981―1990)开始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以称这一时期联合国的发展观为可持续发展观。

联合国在第四个历史演变周期(1991―2000)开始转向推行发展文化观,发展文化观认为发展是当代最紧迫、影响最深远的任务;发展的核心必须是增进人类的幸福,消除贫穷、饥饿、疾病和无知,而所用方法必须在今后世世代代仍能持续,至此联合国基本形成了以人为中心、以实现发展权利为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原则、以人民参与为前提,由各国政府实施具体操作的发展文化观。

经过四个历史演变周期的发展,虽然联合国发展观有着逐步完善的发展构想和目标,但发展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形势不容乐观,因此这决定了联合国发展观在第五个历史演变周期(2001―2015)任重而道远。

(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发展是一项多方面、多维度、没有止境的事业,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千年峰会”上,世界18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通过了一份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共有8项总目标和18项分目标及48项具体指标。千年发展目标的8项总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千年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它们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在国家和全球两级创造有利于发展与脱贫的环境”而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其指标选择及实施来看,是以消除贫困和关注弱势群体为中心,以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重点,以整合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蕴含了全球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具有崭新的全球战略意义,是解决时代主题的一项战略工程,是推动“全球化”科学发展的一种合理模式,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大行动,是发挥联合国积极作用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抓住全球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促进国家层面实施“善治”的一项重大对策。

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具体实施方案,千年发展目标是对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发展思想,体现了人类对一种更高、更新、更远、更大发展目标的期盼和追求,是人类从事理性化发展实践的重要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联合国发展观从最初的数量型增长观发展到现在的综合发展观,其发展观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到现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最初单纯关注物质财富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到现在以人为中心、完善社会公平正义;从最初无视自然规律与环境保护到现在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也将会变得日益完善,这为联合国发展任务的日益多样化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中国本土化

中国虽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与其它四个常任理事国不同,中国属于典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所以中国对于贯彻和落实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全面融合国发展实践活动,如期顺利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指标和要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中国对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认识

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具体实施方案,千年发展目标是对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以人为本,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协调起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理论核心。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中国本土化应该理解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中国本土化,就是将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基本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思想。离开中国国情来谈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只是抽象的、空洞的联合国综合发展观。

中国在贯彻和落实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既付出了艰苦努力,又取得了巨大成绩。目前,中国已提前完成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除经济高速增长因素,中国的减贫还得益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政策。例如,2001年至2006年间,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累计达709亿元,年均递增6%以上。在确保到2015年所有男、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学教育课程的目标方面,中国也已超前实现。中国继去年为全国1.48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后,今年又为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在降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改善产妇保健目标方面也进展顺利。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中国是做得最好、最有成效的国家。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在落实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将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基本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得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中国根据本国国情,以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为指导,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倡导的各项具体指标为本国发展实践的发展诉求和行为准则,于2003年10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统筹发展等五个方面,其实质就是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它体现了为民性、辩证性、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等特征。科学发展观用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内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它既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实现了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中国本土化。

三、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2003年,我国政府将国家的发展远景规划重新表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理论总结,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则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具体实施方案。中国的小康社会目标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许多相似之处。概括来说,主要包括:

(一)都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主要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倡导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维护世界物种的多样性,确保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永序利用。具体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这四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联合国千年发展具体目标9主张要“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案,扭转环境资源的损失”;而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是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五个构成要素之一。由此可见,二者的共同追求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都以和谐发展为核心发展理念

和谐发展就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自身控制规律,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稳定和繁荣。具体是指要充分重视代际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确保和谐共处、和谐发展和和谐共荣。纵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8项总目标、18项分目标及48项具体指标,总的来说,彰显出一种和谐发展的思想。而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其所要实现的就是和谐发展。所以,和谐发展是二者的首要表征。

(三)都注重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其实质是要努力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投资、消费和出口相协调,国家、区域和城乡发展相协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政府内外的合作,既要注意发展过程中政府间的协调,又要注意发展过程中政府内的协调与引导-政策与机制保障。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8指出要“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致力于善政、发展和减轻贫穷。同时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主要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品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而科学发展观认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见二者的共有之义就是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四)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指人的完整发展,即人的各种最基本的素质必须得到完整的发展,各种素质之间可以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但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片面发展;其次是指人的多方面发展,即人的各种基本素质中的各素质和具体能力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应力求尽可能多方面地发展;再次还指人的和谐发展,即人的各种基本素质必须获得协调发展,各方面发展不能失调,否则就是畸形发展;最后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即人自主的、具有独特性和富有个性的发展。联合国千年发展具体目标1.B指出要“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体面工作”,具体目标2.A认为要“确保不论男童或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具体目标3.A倡导“最好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两性差距,并至迟于2015年消除所有各级教育中的这种差距”;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可见二者的共同价值取向都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之,在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中国本土化的实现。科学发展观是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以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为理论形成背景。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联合国综合发展观。

四、结语

科学发展观和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目标归宿是完全相同的,它就是中国本土化的联合国综合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与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之间强烈的趋同性为资源与知识共享提供了契机,两者的发展目标的实质都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代表了“人民的议程”,它们所关注的发展都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直观且可量化的变化。这无疑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同时对全面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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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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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国主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EB/OL],联合国官方网站(中文版)

[7]曾端祥,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全球战略――纪念MDGS实施五周年[J],长江论坛,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