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模式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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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present studies about the profit pattern of enterprise and listed companies. It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lack of depth and systematic and so on.
Key words: listed company;profit pattern;present situation of studies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026-03
0引言
传统的理论和企业经营实践中的误区,使得我们对企业盈利模式认识不到位。难以有效地指导企业的发展战略,尤其是难以培育出有高盈利能力的企业。而这正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在与竞争对手的角逐中,设计和实施的可为企业带来显著、持续利润的经营方式,是其特有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1]。成功的盈利模式必须能够突出一个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2]。
上市公司是企业形态中的特殊群体。上市公司群体不仅对于促进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我们对上市公司盈利模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关盈利模式的研究开始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企业盈利模式以及上市公司盈利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汇总、梳理和分析,指出盈利模式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1我国有关盈利模式研究概述
通过对“CNKI博硕士论文及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以“盈利模式”为检索关键字,在文献标题中进行检索,检索出文献共计733篇,其中期刊论文622篇,博士论文0篇,硕士论文95篇,会议论文16篇。在检索结果里,搜寻有关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只有3篇期刊论文,针对性研究文献非常少。(见表1)。
国内对盈利模式研究的各类文献主要包括如盈利模式定义和特征的研究,具体企业盈利模式的改进和创新研究,另外还有关于企业盈利能力和绩效的大量研究,例如公司治理,资本结构等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研究等。针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CNKI文献检索,可以看到与“盈利模式”相关的文献总量年度变化规律图(如图1)。
国内学者对企业盈利模式开展研究也相对较晚。通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的文献检索来看,国内最早开始对盈利模式进行探讨的文章出现于2000年7月,徐锋在《互联网周刊》上发表《慧聪――低成本盈利模式》一文,文中叙述了某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
自2000年以后,有关盈利模式的研究迅速增加。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加快发展和普及,这一时期,对宽带、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研究迅速增加。2002年,中国入世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大量的外资企业涌入,使国内市场竞争变得愈发激烈。研究学者也把目光转向国外企业,通过研究探索跨国公司的盈利模式,为国内企业提供发展借鉴。对宽带、电子商务的盈利模式相关研究仍然较多。2003年的相关研究较2002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说明专家学者对企业盈利模式的研究越来越重视。2004年至2005年,这一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券商盈利模式,数字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和广播电视行业盈利模式等相关方面。
2006年,国内对企业盈利模式的研究数量又创新高。比2005年的研究数量多一倍,研究关注点也越来越多样化,涉及房地产企业、出版企业、连锁企业以及手机互联网等电信网络行业。2007年至今,有关企业盈利模式的研究逐年递增。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兴产业和新兴事物的盈利模式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涉及到新兴时尚产业盈利模式(如动漫产业等各种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盈利模式(如手机报、电子杂志、网络视频、数字电视等),还有对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各行业盈利的模式探寻。
2国内外盈利模式理论研究综述
2.1 盈利模式内涵目前,理论界关于盈利模式(profit pattern)的定义并没有达成统一观点。有的学者从狭义角度出发,提出盈利模式即企业盈利的方法和途径。其有关盈利模式的研究关注于企业如何获得利润。麦考尔・罗帕(Michael Rappa)[3]认为盈利模式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盈利模式决定了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指导其如何赚钱。Alexander Osterwalder,Yves Pigneur(2002)[4]把盈利模式定义为一个公司提供给一个或几个细分顾客和公司架构体系及合作伙伴网络的价值,公司创造、营销和传递这些价值是为了产生盈利性的可持续收益流。
部分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区分商业模式跟盈利模式。他们认为盈利模式就是商业模式,是一个由很多因素构成的系统,包含了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流程、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等各个方面。以下相关学者的论述虽是对商业模式的描述,但都明显地从企业盈利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如Hawkins(2001)则将商业模式描述为企业与其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商业关系,认为商业模式界定了一种可行的成本――收入结构,使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收入生存。迈克尔・拉帕(2004)认为,商业模式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模式,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
盈利模式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理解盈利模式必须把握住几个要点。首先,盈利模式是围绕企业如何获得利润展开设计的。其次,盈利模式是模式化的,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反复使用的。第三,盈利模式是一种方法和途径。第四,盈利模式是贯穿于企业的战略和执行整个生产经营行为始终的。Linder,Cantrell(2001)[5]认为,盈利模式是一个通过一系列业务过程创造价值的商业系统。琼・玛格丽塔和南・斯通(2003)[6]指出盈利模式是一个企业如何通过创造价值,为自己的客户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所有参与者服务的一系列设想,是探求企业利润来源、生成过程和产出方式的系统方法。
国内学者对于盈利模式的定义,也给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周永亮(2001)[7]在《中国企业前沿问题报告》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企业将人才、技术、品牌、外部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独有经营模式。栗学思(2003)[8]分析了企业盈利模式的概念,他指出企业盈利模式是企业在竞争中形成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和业务结构,归纳总结了企业盈利模式分析和设计的五个要素,认为成功的盈利模式必须能够突出一个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潘永涛(2004)[9]认为,盈利模式指的是在与竞争对手的角逐中,设计和实施的可为企业带来显著、持续利润的经营方式,是其特有的赖以盈利的商务结构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阎峰(2006)[10]指出盈利模式通常是以发现行业利润区为基础,以高利润区的持久停留为目标,通过对技术、产品、销售渠道、顾客、声誉、资本、品牌等在内的资产系统配置,发展相应的经营模式。
尽管各个行业的盈利模式多种多样,但目标是相同的,即让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且这种盈利状态能够保持持久性。盈利体现在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可以用公式表达:企业盈利=产品价值-生产成本。盈利模式是基于战略层面考虑的企业资源运营方式。其设定要尽可能的提升产品价值,降低生产成本,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利润和价值的最大化。另外理解盈利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盈利模式是以顾客需求为前提,并且需要随着顾客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寻找新的盈利点;第二,盈利模式除了关注资源的投入分配的合理性,更关注资源的产出效率;第三,作为资源运营方式,盈利模式建立需要有相应的企业设计制度安排等作为保障。
2.2 盈利模式创新和策略研究西方学术界有关盈利模式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多年,争论的焦点在于何种具体的盈利模式最适用。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如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Adrian J Slywotzky)和大卫・J・莫里森(David J Morrison)[11]出版《利润模式》(Profit Patterns,1999)一书。书中通过分析众多知名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竞争对策,提出了30 多种改变各行各业竞争态势的模式,指导企业改变经营方式形成新的盈利模式。2002年,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Adrian J Slywotzky,2002)[12]在《赢利艺术》(The Art of Profitability)中提出了能够实现高额利润的 23 种模式。美国学者加里・哈默尔(2002)[13]对盈利模式进行分析并确定了盈利模式的组成元素。他认为,盈利模式应包括核心战略、战略资源、客户界面及价值网络四个组成部分。
我国学者对于处于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盈利模式进行了众多分析研究。饶红兵(2003)[14]对中国的经销商盈利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大类经销盈利模式是当前阶段经销商赢利模式的最优选择。黄长征(2004)[15]分析了互联网服务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及零边际成本等特征,认为这些特征既对互联网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有一定影响,更对企业实现利益回报的方式有重大影响。提出产业链横向扩张的盈利模式将成为互联网企业和相关传统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源泉。余伟萍等(2004)[16]通过分析企业在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再生期各个阶段的不同特性,针对企业所处的不同时期,提出各种盈利模式设计。芮明杰(2005)指出创新的盈利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和终点;②增值服务;③广泛的分销网络和分销能力;④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协作等,并说明了盈利模式转变的途径。另外,还有众多国内学者有关盈利模式的研究集中于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他们分别从券商的经营模式、企业战略、资源投入和企业竞争行为等来分析券商的盈利来源,盈利结构,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经营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如资产规模小,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等(王开国,2003)[17]。吴晓求(2004)[18]认为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存在很多弊端,券商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财富积累机制。他提出中国券商盈利模式应该向服务盈利模式转变,从而带动证券公司的经营理念、产品、利润结构、收益风险匹配机制不断完善优化。何诚颖、陈东胜(2004)[19]在分析券商的经营业务时发现,亏损企业通常存在业务开拓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够,而且过于依赖经纪业务等问题。目前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创新的新时期,传统的旧盈利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因此券商必须积极发展以服务为核心的新盈利模式。因此,针对证券公司经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不同建议策略,力求构建新的利润模式。一般认为要创新券商的盈利模式,应包括盈利方式的转变、盈利结构的优化、开拓新的利润来源以及加强成本控制等方面(王如富2003[20],林娜2004[21],王滨2005[22])。李连三(2002)[23]运用大量的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和业务收入结构的特点,提出国内券商应大力发展并购业务。郭良勤(2002)[24]运用历史数据分别对股票发行和证券交易业务的集中度进行测定,总结了我国券商经营发展的一般趋势,提出我国券商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壮大资本实力,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发挥比较优势。吴志峰(2004)[25]认为业务品种的多元化和业务的个性化、专业化,有助于券商提高抗风险和盈利能力,提出要加强资金能力,强化业务创新能力,完善资产管理业务等。黄建(2005)[26]提出改善盈利模式应包括资金实力、人才优势、销售能力、投资能力、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产品设计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傅佳琳(2005)[27]分析了我国券商的发展模式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同时从业务收入角度与美国投行进行比较,提出新的盈利模式如优化通道模式、投行业务创新模式、技术优势模式、集团化战略模式、人力资源精英化模式和国际化战略模式。徐丽梅(2005)[28]认为券商的盈利模式创新的核心是业务创新。同时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比如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产品创新机制等。黎水龙、丙学飞(2005)[29]认为券商业务由单一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是我国券商盈利模式转变的关键。
2.3 针对上市公司盈利模式相关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可以看到,针对上市公司盈利模式的学术研究只有3篇。2003年,丁秀斌,王占武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上市公司MBO:一种新的盈利模式》[30],文章认为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MBO有渐成盈利模式的趋势。有关管理部门应认真研究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措施,使我国股市能够健康发展。范军环(2009)[31]以阿里巴巴、慧聪、生意宝等上市公司为例,结合B2B电子商务公司的年报数据对B2B电子商务盈利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它B2B电子商务企业及相关电子商务模式提高盈利能力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胡南山(2010)[32]以案例形式分析了本土潮商上市公司盈利模式,包括了以奥飞动漫为代表的产业互动盈利模式,以皮宝制药为代表的产品创新盈利模式,以潮宏基为代表的品牌创新盈利模式等。通过研究潮商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为更多潮商企业获得商业的成功提供经验借鉴。
3现有研究成果不足之处
3.1 研究文献总量相对较少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从1979年-2010年07月国内以“盈利模式”为标题进行研究的各类文献共计只有733篇,包括了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以及会议论文。研究数量在总体上偏少。从各年度研究总量来看,2000年初是经济型酒店研究的初始阶段,每年的研究数量也只有个位数。2009年达到最多,也不过153篇。而针对上市公司盈利模式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只有3篇期刊文献资料。
3.2 深层次研究文献少各类文献中以期刊论文为主。733篇有关盈利模式的文献研究,其中期刊论文622篇。而博士论文为0篇;硕士论文95篇。可见目前国内关于企业盈利模式的相关研究缺乏深层次研究成果。
3.3 系统性研究文献少目前,国内外对盈利模式研究的各类文献主要包括如盈利模式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盈利模式的改进和创新研究等。通过对盈利模式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发现目前盈利模式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行业或具体部门,其中分析较多的如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以及互联网盈利模式等。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研究目前仅限于案例研究和基本的理论探讨。真正全面、系统阐述盈利模式的研究较少,对上市公司这类特殊企业形式的相关研究还不具有代表性,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
3.4 缺少定量实证研究目前国内有关企业盈利模式的研究多数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实证性的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缺少量化分析。这也将是我国企业盈利模式在未来研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和难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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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丁秀斌,王占武.上市公司MBO:一种新的盈利模式[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02.
篇2
本文研究对象为：SNS网站，研究角度定格在如何为SNS网站选择一套合理有效的盈利模式。近年来，随着SNS网站的兴起，针对SNS网站经营模式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更多的是对SNS网站用户基数发展趋势的研究，针对其盈利模式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中将广泛应用于绩效评价的层次分析法应用于SNS网站盈利模式研究中，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逐层剖析网站盈利模式的源动力，直到可执行的末梢盈利方式为止；并且针对不同的盈利方式制作调查问卷采集用户数据，站在用户角度为各末梢盈利方式对SNS网站的贡献赋权，勾画出相对明晰的SNS网站盈利模型，并最终为SNS网站发展提供建议。
一、文献综述
SNS网站发展历史较短，虽然近年来兴起了SNS网站盈利模式研究热潮，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为简单的文献总结陈列。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调查问卷法，比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应用最多，严格意义上为相关领域研究的文献综述，是对相关研究的罗列、总结。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停留在理论层，缺乏实证。
问卷调查法多用于个案分析，增强实证说服力，该方法多结合其他方法使用。比较分析法多用于相关研究较少而对比标准(对象)较易寻找的环境中。
层次分析法多用于评价指标选取。2005年，Morris首次将层次分析法引入SNS网站盈利模式研究中来。层次分析法运用广泛，指标全面、评价结果详细、方法思路简单、明晰，且方便制定行动策略。本文中将SNS网站假设为评价对象，将盈利方式假设为待选取评价指标，通过层层剖析，旨在使盈利方式的选取更具全面性、系统性。
二、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盈利指标选取一以人人网为例
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SNS网站盈利方式选取，以文献综述为理论基础，依次选取顶层盈利方向、中间层盈利方向、末梢盈利方式。
经过层次分析法的各层级指标选取，SNS网站各层级盈利方向(方式)选取如下：
顶层指标为：用户基数和商务模式；
中间层为：用户满意度(外观满意度、内容满意度，操作难易度)、广告、虚拟货币、电子商务、运营商分成。
末梢指标即可控制指标包括：页面布局、模块布局、获取好友信息、个人信息、获取娱乐信息、娱乐信息、获取热点新闻(评论)信息、热点新闻(评论)信息、小应用、页面广告、植入广告、游戏、礼物、会员费、团购、移动终端SNS应用等。
三、调查问卷设计与处理
通过用户调查问卷确定上节各末梢盈利方向指标对人人网盈利目标的敏感度。
问卷设计过程中，利用模糊评价中的“李克特量表法”将项目特征转化为问题，进行比较选择。然后通过最终各个特征的得分求和可以看出该项目特征对人人网实现盈利的敏感度信息。
参考李克特量表，对各题得分进行量化。汇总171份有效问卷各题目最终得分如下：获取好友信息，个人信息，移动终端SNS应用，植入广告收入，团购业务，获取热点新闻评论信息，获取娱乐信息，页面广告收入，娱乐信息，网页功能模块布局，热点新闻评论信息，游戏中虚拟货币收入，送礼物中虚拟货币收入，使用小应用，网页个性化装扮，使用便捷度，会员费。 四、盈利模式分析 根据上表，从用户感知角度为人人网发展期实现盈利提出工作建议，工作建议按照推荐力度可分为三个层次：重点推动、兼顾推动、谨慎推动；
(一)重点推动。1.好友状态信息交流模块建设是人人网工作的重中之重。2.移动终端SNS网站使用流量分成、植入广告、团购业务可作为人人网商务模式推动重点。
(二)兼顾推动。1.娱乐新闻、热点新闻(评论)信息、小应用、页面美化模块的推动需兼顾重点推动内容。2.页面广告、页面游戏，送礼物中虚拟货币收费等商务模式应适度推动。
(三)谨慎推动。尽量避免开展“用户使用人人网收取会员费”工作。
五、创新点
文章在研究过程中有两处创新：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将生命周期理论运用至SNS网站盈利模式选取的过程中尚处首次。
篇3
一、引言
盈余管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它是目前国外会计学和经济学广泛研究的课题。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当局在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等手段对盈利进行调节，以达到各种目的的机会主义行为。
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会计监管制度的不完备性给企业的会计盈余留下了可操纵的空间。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管理者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投资收益的好坏。因此，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盈余管理研究可以从深层次上理解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以及会计行为的形成与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验证会计行为的经济后果和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这将有助于完善监管政策和会计准则，改善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国外学术界在盈余管理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和计量方法学术界并未统一，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盈余管理的研究造成了混乱。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盈余管理概念的提出、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计量方法等几个基本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逻辑起点。
二、盈余管理的概念
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
第一，william r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的观点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
第二，katherine 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他的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此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
第三，paul m healy和james m wahlen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国内许多会计学者围绕这三种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新概念。魏明海认为，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从“信息观”的角度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刘峰认为，盈余管理是在符合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制度的大前提下，对现行制度所存在的漏洞最大限度地利用。
归纳而言，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私人集团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三、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后果
从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国外的实证会计研究领域有大量文献对会计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holthausen和sefwich认为，企业经理人员会为了规制方面的原因或者为了履行合同方面的原因而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法报告盈余。
此后，盈余管理很快成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该领域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概括来说，学者们一般都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及其后果。
（一）盈余管理的动机。西方大量文献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考察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以及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的动机。契约动机一般集中在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两方面；资本市场动机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或管理者自己的预测；监管动机主要表现为回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perry等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下市收购前，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的价格从市场回购股票，试图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金额。国内也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盈余管理动机，如陆建桥的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即“10%现象”。
综上所述，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观动机来自于各种利益驱动，或为了上市筹资，或为了避税，或为了追逐自身利益。
（二）盈余管理的手段。根据scott以及healy&wahlen对盈余管理的狭义定义，盈余管理就是对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变通及判断机会的一种利用。而根据schipper的广义定义，盈余管理还包括了改变实际投融资决策时间以改变盈余。
由于企业及其所面对的经济环境各不相同，会计准则不可能对所有会计业务的处理有完备的规定。此时，公司管理层便会运用其影响力，选择一种对其目前或长期利益最为有利的方法。而这些选择都将对利润的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盈余的管理与控制。例如，折旧年限、残值、坏账准备率等的选择和确定。
即使在会计准则规定得相当明确，不给企业以任何变通或判断的机会时，企业仍然可以利用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利润进行管理控制的目的。例如，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购买固定资产、降低应收账款信用标准等手段增加利润；通过推迟确认收入、租赁代替购买固定资产等手段减少当期利润，等等。
（三）盈余管理的后果。西方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盈余管理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
从资本市场观的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表现在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价值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三方面。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实施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提高公司股价，提高公司和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知名度，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价值，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
孙铮和王跃堂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突出表现为配股现象、微利现象。“微利”现象的存在，导致应该被st的公司仍然在盈利公司的行列，甚至应被摘牌的公司仍在正常交易，结果使市场风险剧增，有限的资本资源被无效占用和浪费。“配股”现象的存在，导致的结果是市场中新的资源被无效分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出现错位，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四、盈余管理的计量
学术界在盈余管理领域大量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计量盈余管理程度。总体而言，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有：总体应计利润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分布模型。
总体应计利润模型是西方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根据应计利润的易操纵程度，可以将总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并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该法最早的文献是healy和dcangelo，他们用应计利润总额及其变动来代表经理人员对盈余的管理。jones模型是该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它用回归方程控制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因素，寻求应计利润总额与销售额变动及固定资产间的关系。该法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六种：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以及ks模型。尽管该方法在盈余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它依赖于一些主观的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
特定应计利润模型是通过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应计项目建立计算模型，以此来检测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mcnichols指出，特殊应计利润模型便于识别影响应计项的关键因素，并可以在某些行业有较好的应用。其缺点是收集信息比较困难，且不易一般化。
盈余分布法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来检测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该方法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研究者盈余管理的确定不用估计充满噪音的可控应计利润来检验，仅需通过分布函数在给定阀值处的不连续性来确定。二是这种方法能估计阀值处盈余管理的普遍性。但其显著的缺点是不能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
国内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多数采用的是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例如，陈汉文和蔡春直接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而另一些学者对修正的jones模型进行了拓展，如陆建桥在修正的jones模型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徐浩萍则沿用了修正jones模型的思想，认为现金销售收入的变动、长期资产水平及其增量是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重要因素，为控制行业因素，将这些变量的行业平均值也一并作为自变量。
五、结论
篇4
【关键词】 真实盈余管理；文献比较；研究综述
一、引言
盈余分为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目前绝大部分盈余管理研究着眼于应计项目操控，并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限制和监管机构的监控，应计项目操控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公司倾向于操控真实活动实现盈余管理。近年来，真实盈余管理问题虽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相关文献依然较少。因此，笔者就真实盈余管理这一领域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做一梳理，以期能对国内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真实盈余管理概述
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Schipper（1989）最先把真实活动操控纳入盈余管理研究，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告而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而真实盈余管理能通过适时性的财务决策来改变财务报告盈余，因此也是盈余管理的范畴。
Roychowdhury（2006）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管理层试图误导股东相信公司通过正常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财务目标，利用异常经营情况的真实经营活动来操控利润的行为。
基于Roychowdhury（2006）的观点，Zhao，Y. et al.（2011）提出真实盈余管理就是为实现短期盈利目标而进行的偏离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构造真实具体交易并控制交易时间来实现盈余管理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它同时影响经营现金流量和当期盈余，也可能影响应计项目；它不增加公司价值，甚至会损害公司长期业绩，减少公司价值。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一）国外文献研究评述
对国外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对比后，将主要的研究内容列示如表1，通过对比能够发现研究内容的转变。
由表1可以看出，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内容集中于经济后果影响，近年侧重不同背景下（如股权再融资、收购保护）的真实盈余管理；同时，考虑规范会计准则、提升审计质量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针对真实盈余管理手段，早期文献已有所建树，但Roychowdhury（2006）提出经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方式后，基本无人对这一研究内容提出异议，均采用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
1.动机与真实盈余管理
对真实盈余管理动机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公司采用何种方式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盈余管理。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公司基于什么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一直存有分歧。Dechow、Sloan（1991）和Bens et al.（2002）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以股东价值换取管理层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外部市场的监管和控制有助于减少此类行为。Bhojraj、Libby（2005）却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由外部市场压力导致的行为，而不是问题的产物。
在此基础上，Graham et al.（2005）认为由于外部市场压力的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最主要动机有三个：达到上一年的盈利目标、满足分析家的预测、避免财务报告损失。
2.选择倾向与真实盈余管理
通常认为公司会选择使用多种盈余管理手段。Zang（2006）通过分析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权衡，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应计项目操控的成本正相关，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应计项目操控活动负相关，公司为实现盈余目标会优先采用真实盈余管理。Graham et al.（2005）同样认为管理层乐于采用真实活动操控来对报告盈余进行管理。
公司倾向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计项目操控比真实盈余管理更易引起注册会计师和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其次，仅靠在期末操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具有风险，因为无法在会计期末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3.监管、控制与真实盈余管理
外部监管和会计准则的强化使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空间缩小、成本提高，公司不得不转向更隐蔽更不易被外界发现的真实盈余管理。Ewert、Wagenhofer （2005）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当公司利用会计政策操控盈余的灵活性降低后，公司转而采用真实盈余管理。Cohen et al.（2008）进一步证实其结论，萨班斯法案使公司操控应计项目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监管和审查，而操控真实活动的风险较低，不易引起审计人员和外部监管的关注，公司更愿采用操控真实活动达到盈余目标。
从审计角度出发，Kim et al.（2010）认为审计人员无法基于正确披露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而给予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意愿更强。Chi，W. et al.（2011）发现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提高限制了公司应计项目的操控空间，而审计人员的任期越长，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越大。
4.管理手段与真实盈余管理
Dechow、Sloan（1991）发现管理层在任期期末通过减少研发费用来提升短期业绩并从中获利。Baber et al.（1991）和Bushee（1998）同样认为削减研发费用可以达到上一年的盈利水平或者实现扭亏。Bartov（1993）的研究证明盈利负向变化的公司会通过变卖资产来改善业绩以掩盖亏损的事实。Graham et al.（2005）指出减少期间费用和资本投资也可以实现真实盈余管理。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盈余的影响，并没有对真实活动导致的现金流量变化进行研究，也没有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系统研究。Roychowdhury（2006）认为通过扩大产量、销售控制和削减期间费可以实现预期盈余，满足专家预测，并避免财务报告亏损，提出测量现金流量的异常波动情况可以间接地反映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他系统化地分析和论证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夯实的基础。同时，其提出计量模型的突出价值在于能够单独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广泛应用。
5.公司价值与真实盈余管理
公司价值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研究中的主要领域，前期研究结论集中于争论真实盈余管理到底提升还是损害了公司价值。Bartov（1993）提出管理层通过变卖资产等真实活动避免债务违约实际上是对股东的一种利好行为。当然，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有更深远的不良影响，是一种损害公司未来业绩和股东价值的行为。Cheng（2004）和Bens et al.（2002）认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升公司业绩，进而增加管理层的绩效工资或股票期权价值，造成股东财富流失。Gunny（2005）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之间显著负相关。Graham et al.（2005）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上一年盈利目标或者满足专家预测，而且这种行为在微利公司尤其明显。
综上所述，国外文献从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到手段再到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针对外部监管环境和会计规范的变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而最近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不同背景下的真实盈余管理展开。Cohen、Zarowin（2010）发现增发股票的公司都参与了真实盈余管理，且增发股票后公司业绩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Zhao，Y. et al.（2011）表明收购保护弱化了管理层迫于压力采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的意愿。Eldenburg et al.（2011）对非营利医院的支出项目进行分类对比分析，认为在非营利组织中同样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二）国内文献研究评述
对国内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对比后，将主要的研究内容列示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更晚，甚至可以认为最近两三年国内学者才意识到真实盈余管理的存在。好处也显而易见，国内学者直接汲取国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虽然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来看，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薛爽等（2007）认为操控现金流的目的在于和利润匹配，但也只说明了存在现金流量操控现象，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直到李彬、张俊瑞（2008、2009）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结论从生产操控、费用操控和销售操控三个方面发现运用真实活动管理盈余的公司其未来经营业绩显著下降，真实盈余管理才开始进入国内学者视野。随后张俊瑞等（2008）引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验证国内微利公司存在操控真实活动实现保盈目标的行为。
在增发股票和债务契约方面，国内学者采用国内数据验证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与Cohen、Zarowin（2010）的结论一致，李增福等（2011）认为上市公司在增发股票的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操控方式，但真实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之后业绩滑坡的主要原因。李增福等（2011）发现负债水平越高的公司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这与Kim et al.（2010）的观点一致，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倾向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同时采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 与国外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是刘启亮等（2011）认为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新准则强制实施以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扩大了，真实盈余管理也明显增加，公司为满足各种动机需要会灵活使用两种方式调节盈余。 针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复杂的实际情况，张志花、金莲花（2010）认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高管薪酬等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曹国华、林川（2011）发现CEO变更时，业绩越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且CEO变更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更大。李增福等（2011）通过建立基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模型发现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真实盈余管理，同时国有控股、公司规模、债务和管理层薪酬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的时间还太短，国内学者更多的是用国内数据验证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研究模式也局限于对比检验应计盈余和真实盈余的影响。但从近期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国内学者正努力摆脱模仿国外学者，创新研究模式，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文献，完善监管审查机制，促进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展望 Bruns、Merchant（1990）调查发现管理层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Graham et al.（2005）对401名经理人进行调查和访谈不仅发现了上述现象，还发现78%的经理人会操控真实活动平滑利润实现当期目标。可以看出，实务界更偏向真实盈余管理，与学术研究重点之间存在脱节。我国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还不成熟，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如今，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法制化、会计处理国际化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否会使我国企业同美国企业一样由应计项目操控转为操控真实活动管理盈余，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鉴于学术研究应侧重对实务的指导作用，笔者还认为国内学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的深入可以在保持理论严谨的同时获得实务支持，增强学术理论研究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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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盈余管理 审计意见收买 风险承受能力 道德底线
一、引言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审计意见收买行为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基础产生了怀疑。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从审计师变更和审计收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审计意见收买可能不一定需要通过审计师变更来实现，如采用向现有审计师支付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式。实际上，随着监管部门对变更事务所信息披露的要求进一步严格，上市公司通过提高审计费用不失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因此通过审计收费来检验审计意见收买行为逐渐得到了关注（陈杰平等，2005；朱小平和郭志英，2006；唐跃军，2007）。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多主要围绕审计意见收买的结果，较少就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进行研究（Krishnan and Stephens，1995；耿建新和杨鹤，2001；李爽和吴溪，2002；陆正飞和童盼，2003；王春飞，2006）。审计意见的改善是审计意见收买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更深层次的动机是“寻租”，也就是上市公司通过一定方式获得低质量审计意见，以达到“寻租”目的的行为（Lennox，2000）。而作为审计风险变量的盈余管理，更具有不确定性，且较难审计和容易纵，上市公司更容易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会计寻租，收买审计意见。但是审计师参与审计意见收买，会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审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大，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风险，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刘运国等（2006）指出盈余管理给审计师带来了风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审计收费越高。但对于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风险不同，审计意见收买不同，伍利娜（2003）间接得出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和“保牌”，不惜购买审计意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促使了审计意见收买，但如果审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则收买的可能性较小。多数文献已经指出规模较大如国际四大的事务所，为了其声誉，将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但刘峰、周福源（2007），方军雄、洪剑峭（2008）指出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因为，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可接受审计风险越高，其高道德风险的底线更有可能参与审计意见收买。有鉴于此，本文似从盈余管理寻租的角度，以2003年至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盈余管理寻租和实际发生的异常审计收费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收买行为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安排诱发上市公司“寻租”行为。虽然审计师的监督有利于约束上市公司“寻租”行为，然而，审计师并不是独立自然人，其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寻租”过程中可能被收买，主动或被动迎合被审计单位。仅从上市公司或者审计师单视角考虑盈余管理方式寻租的合谋过程就显得不足，它忽略了盈余管理租金的分配机制。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占先”角色优势，但优势获得的租金并不由上市公司独自分享，而是通过博弈形成分配格局，即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等合谋而形成的共享机制。对于审计师而言，参与盈余管理寻租的动机主要就是获得高额的审计收费。审计收费决定着事务所的生存，也是审计师的最大诱惑动因。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将有可能增加审计师的风险。为了弥补配合上市公司，并给出“合理”审计意见的风险而面临被诉讼和声誉损失的可能，必然要求获得高于审计成本的租金。这样，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寻租，就必须通过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等的合谋，才能成功。也就是说，审计师必须成为合谋者，盈余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转移财富或其他利益的目的。因此，上市公司和审计师有通过盈余管理寻租进行合谋的动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意见改善正相关，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负相关
由于审计师事务所参与盈余管理寻租，存在较高的审计风险。根据审计风险理论，盈余管理更具有不确定性，且较难审计和容易纵。盈余管理在我国存在高固有风险的问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越大，越容易被社会、监管部门发现并受到惩罚，进而会影响到事务所。因此，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越高，上市公司越有动机操控审计费用引诱审计师合谋，即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越高。因此有：
假设2：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风险水平越大，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刘峰、周福源（2007），方军雄、洪剑峭（2008）都指出，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未能有效约束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审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审计风险进行评估时，要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正常来讲，事务所规模越大、声誉越高，风险承受能力应该越强，但会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提的比较高，这样大事务所反而容易被收买、产生道德风险，越敢对一些存在重大疑问的财务报表签发较好的审计意见。我国审计市场上出现的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正是法律风险低的一种体现。因此有：
假设3：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择以2002年至2006年作为估计区间，其他的数据期间为2003年至2006年。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剔除了2007年以前退市的公司；剔除了2003年至2006年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选取2001年之前的上市公司；计算盈余管理选择超过30个上市公司的13个行业类别；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来源于各年年报的手工收集。最终获得3612个有效研究样本。除了子公司，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并使用CSMAR数据库进行抽样核对，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三）变量定义 首先，借鉴唐跃军（2007）、方军雄等（2008）的研究，定义t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和t-1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之差，使用daf表示异常审计费用。对于审计意见，定义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变量，分别表示审计意见收买行为变量。盈余管理变量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并使用盈余管理程的绝对值|da|。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行为避亏、保牌和配股动机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定义ks反映公司亏损盈余管理动机、bp表示保牌盈余管理动机和pg表示配股盈余管理动机，分别表示盈余管理行为的不同风险变量。审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事务所的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能力等。采用耿建新、房巧玲（2005）的研究，使用反映事务所人力资源状况与收入状况作为考察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变量。其次对于控制变量，使用核心资产收益率表示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资产负债率表示财务风险；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上市公司经营复杂性，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控制规模差异的影响。另外采用哑变量控制权性质区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以及审计师变更可能与审计意见的作用方向一致，以as加以控制。还控制了行业差异，年度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四）模型建立 本文区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以盈余管理程度、审计风险与风险承受能力的事务所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以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3个研究假设，其中Qi，t分别表示三种审计意见被解释变量，fixedeffect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了模型中的主要连续变量的特征。异常审计收费的均值为0.0308，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不同公司间的审计收费差别比较大（标准差为748414.7），资产规模大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860659，而小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404744.9，整整多了一倍。从均值来看，盈余管理逐年增加，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审计收费也相应越高，但是这里还不能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上市公司实现了审计意见的收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和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样本中，376家（占10.41%）上市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审计收费均值为586617.9，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743，同时，有204家（5.65%）上市公司收到的不利审计意见较上一年出现改善，201家（5.56%）的审计意见不如上年度。有349家（占9.67%）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事务所，但有43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改善，占总审计意见改善的比例为21.08%，30家（14.92%）变更事务所的公司审计意见恶化。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均值为630315，异常审计费用均值为0.003，而没有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为629670.6。样本中共有471家（占13.07%）上市公司发生了当年亏损，审计收费均值为554546.5，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8375。配股公司为272家，占样本公司的比例为7.53%，审计收费均值为595297.4，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3。178家（占4.93%）家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两年以上，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0。
（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至（表5）。
（1）盈余管理程度、审计意见收买模型回归结果。在进行Logistic回归前，本文计算了模型中主要实验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Spearman相关矩阵。大部分实验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可以放在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对于模型1、模型2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在2以下，小于临界值10，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低的多重共线性。从（表3）可以得到，审计意见模型中实验变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审计意见恶化模型的|da|系数显著为正，而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中的|da|系数不显著。表明如果不考虑异常审计费用，单独的盈余管理行为是能被审计意见识别的，只能部分支持假设1。异常审计收费系数均不显著。检验结果表明独自的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对审计意见都不能得到改善，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关系比较复杂。就如理论所述，审计意见收买得到的租金是上市公司和审计师博弈的结果，因此，当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收费，更有可能说服审计师出具更好的审计意见，且审计意见的改善可能需要关注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的大小。对于控制变量，审计师变更与当期非标准意见正相关；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不利审计意见越小；财务风险越大，不利审计意见越多；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出具非标准意见采取了差别的决策，国有控股与当期非标准意见负相关。此外，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未凋整的Jones模型得到的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费用变量（lnfee-lnfeet-1）/ lnfeet-1，估计结果变化不大。另外剔除了异常审计费用的超过标准差3倍的值后，估计结果也很稳健。
（2）审计风险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 （表4）中，对于当期非标准意见的估计模型，实验变量ks、pg和bp的系数均显著，而ks*daf、pg*daf和bp*daf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审计师对同为盈余管理行为的亏损、保牌和配股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期亏损和保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由于当期亏损和保牌的行为比配股行为的审计风险要高，审计师出于风险的考虑，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越大。配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由于配股的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相对较低，公司出现非持续经营的可能性不大，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未为对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足够的关注，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得到标准意见，因此，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容易达成默契。审计意见改善的估计模型，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不显著，由于当期亏损公司的审计风险较低，且财务状况也决定了其无法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另外，审计师出于自身利益，寻租得不到较多的“租金”，必然不与上市公司合谋，因此，当期亏损公司不能提高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bp与bp*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保牌的审计风险通常较高，表明审计风险水平越高，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部分支持假设2。对于保牌公司通常为连续亏损的公司，为避免其股票被特别处理或停牌，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收买审计意见；另外，保牌行为的盈余管理寻租得到的收益要比亏损的寻租要大得多，审计师得到的审计收费必然要大得多，这样审计师有很大的动机参与寻租，损失审计的独立性。pg系数显著为负而pg*daf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配股行为虽然审计风险较低，但上市公司还有可能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的收买。审计意见恶化的估计模型中，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亏损行为的审计风险较低，而且审计师获得的审计费用也较低，如果当上市公司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收买时，审计师寻租得到的“租金”可能保证不了审计成本与风险，因此可能并不会合谋。而其他实验变量达不到显著性水平，但bp*daf与pg*daf系数是负的，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关注审计意见的恶化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中，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财务风险越大、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收到非标准意见；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的上市公司的不利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较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
（3）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表5）的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当使用收入水平状况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代替变量，实验变量sh1*daf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审计师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审计师被上市公司说服而改善审计意见的成功率更高。如果使用人力资源水平状况sh2*daf，虽然实验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不高，但系数的预期方向一致。因此，估计的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审计意见恶化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两个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变量的收入水平状况和人力资源水平状况的系数均显著，daf 系数显著为负，而sh1*daf与sh2*daf显著为正，都表明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费用而抑制审计意见下降，收买审计意见。对于两种审计意见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是目前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导致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概率不高，被概率低。即使被发现、被，其处罚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民事赔偿的种种限制使赔偿概率非常低，赔偿金额严重不合理，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不大甚至无效，审计师可能会签发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对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只是追加一些语气缓和的提示。另一方面是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审计师事务所，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处理中的能力较强、对会计准则的以及审计师具有加强的职业判断能力，甚至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博弈的一方，社会公众对其也同样较为信任。但是，也正是这样，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复杂性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道德底线反而比那些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会计事务所更高，也更容易参与合谋谋取经济利益。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小，变更审计师事务所以及保牌行为更可能得到审计意见的改善；资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此外，稳健性检验中，使用表示人力资源状况和收入水平状况的绝对值作为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变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不变，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本身就可以互为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
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当上市公司可能出现不利审计意见的情况下，管理层通常存在强烈的动机收买审计意见。问题，是上市公司会不会使用盈余管理寻租而收买审计意见，盈余管理行为风险是改善还是恶化了审计意见，而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会不会保证审计质量呢？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寻租、审计风险以及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收买的影响，研究结果有，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寻租操控审计费用而改善不利审计意见的证据只能部分的支持，保牌行为要比亏损和配股行为更有可能得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越强，道德底线越高，事务所越有可能参与审计合谋，这与部分研究不同，一般研究表明大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加深，对复杂的经济事项的处理，具体准则上更是无迹可寻，而更多的依赖则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在这个方面上，盈余管理也会随之加强。另外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审计师事务所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大规模事务所的高道德底线，使其更容易参与合谋。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债务违约的财务困境成本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07SJD630052）和南京审计学院校级课题“财务教模试验”（项目编号：NSK2009/B1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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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审计费用 非经常性损益 盈余管理
一、引言
通常企业年末要聘请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报进行审计，因事务所提供了审计服务，因此作为酬劳被审计单位要向事务所支付审计费用。所以审计费用即是上市公司为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支付的报酬。美国证券委员会（SEC） 于2001年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批露审计和相关服务费用，从此西方对审计费用方面的研究掀起了高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1年《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一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公布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该规定为我国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审计费用提供了数据支撑，从此国内有关审计费用实证研究越来越多。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研究成果也较成熟。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已不仅停留在像客户规模、客户复杂性、客户风险等财务指标上，很多专业人士正在探索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是否考虑到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的行为特征，如高管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蕴藏的审计风险有没有反应在审计费用中？若反映在审计费用中，那么盈余管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审计费用？或者说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有关盈余管理的含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比较认同的看法是盈余管理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安妮・布鲁，2002）。该观点认为，公司高管层操纵盈余的动机是使经理和公司财富最大化。国外学术界认为，这些动机是建立在一系列基于报告盈余的合约基础之上的。通过国外文献的阅读，发现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有两个重要动机。其一，管理层通过应计利润来掩盖不良业绩，将一部分业绩提前确认；其二，增加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促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以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Kellogg，1991）。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就越大，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的这种风险，则审计费用就会增高。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衡量因素之一可操控性应计项目（discretionary items），研究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增加审计费用。
（二）国内文献 国内有关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指标有可操控性应计项目、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净资产收益率、非经常性损益等。（1）审计费用与非经常性损益（或非主营业务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的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包括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等。孟焰（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亏损以“透支亏损”现象，注册会计师面临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意图，必然会在非经常性损益的审计上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王振林（2002）、李爽和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刘运国等（2006）研究发现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非经常性损益在5%置信水平正相关；同时，与调增收益的非经常性损益正相关，但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该研究成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对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原因之一是证监会对调减收益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会加强监管，注册会计师可能会因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实施符合性测试及实质性测试，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审计费用增加。（2）审计费用可与操控性应计项目。公司的利润由现金流量金额和应计项目金额构成，而应计项目又由公司管理层可以操控的会计项目和管理层无法操控的会计项目构成，其中管理层可以操控的会计项目称为可操控应计项目，其金额反映了公司管理层操控利润的程度。宋衍蘅、殷德全（2005）以变更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可操控性应计项目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标准不一。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为此要求较高的回报，审计费用增加；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费用。另外，朱小平、郭志英（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操控与审计费用的增加显著相关。（3）审计费用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反映上市公司盈余水平综合性很强的财务指标。伍丽娜（2003）研究发现，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0，2%）显著影响公司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且负相关，但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配”区间（6%，7%）则未发现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其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审计市场上的低层次激烈竞争导致事务所竞相压价，从而对达到客户意愿的审计结果也只支付了市场“平均”价格，对未能如愿的审计结果则支付了更低的价格。张晨宇、赵晶、肖淑芳（2007）研究发现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0，2%）与审计费用正相关，他们认为因为对于经营业绩不佳的上司公司，为了使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保上市交易资格，从而粉饰公司财务报表，存在着高价购买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杨春梅（2007）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避亏区间（0-1%）或配股达线区间（10%-11%），上市公司就有更大的动机粉饰报表，因此在与事务所就审计费用进行谈判的时候会处于被动的地位，事务所可能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筹码，趁机提高审计收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我国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确认收入和费用 ，利用关联方交易、利用非经常性收益和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魏明海 ，2000）。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看，盈余管理比财务报表中的其它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其具有较难审计和容易纵的特点。在国外，盈余管理一般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在我国盈余管理也存在高固有风险的问题；且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普遍存在，这必将引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对控制风险和固有风险评估为高水平。在某一审计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时间和范围，以此降低检查风险，这将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努力，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相应地，注册会计师投入更多的审计努力和时间，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 ，由此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公司高管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费用间存在正相关性
（二）盈余管理衡量 通常度量盈余管理的方法有三种，分别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否处于“保牌”或“保配”区间、非经常性损益或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国外利用应计利润分离法，通过截面Jones 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然而随着国内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应计利润分离法的各种模型能否适用于国内证券市场以及哪种模型更优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通常认为国内盈余管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中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达到良好的业绩会通过一系列线下项目来操纵利润（陈信元、原红旗，1998），主要包括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和补贴收入等。陈晓、李静（2001）发现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了本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如对上市公司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 年1 月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4 年修订），指出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以下项目：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短期投资损益，但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获得的短期投资损益除外；委托投资损益；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债务重组损益；资产置换损益；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比较财务报表中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期间净利润的追溯调整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符合定义规定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综上考虑，本文拟考虑采用非经常性损益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且考虑了非经常性损益有非经常性收益和非经常性损失，因此最终通过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标准。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1）样本选择。本文在选取样本的时候基于研究沪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文章选取了2009年度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沪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选择遵循如下原则：因金融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所适用的会计制度及业务性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可能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因而剔除金融单位；因数据缺失和信息披露不完整，所以剔除了未披露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剔除未按规定时间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按权责发生制披露年度审计费用，而不是根据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披露。如有的上市公司仅说明了预计审计费用为多少，并未明确说明是否已经支付审计费用，故将该样本剔除；依据上述剔除原则，最终筛选了739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有效样本。（2）数据来源。年度审计费用、年末总资产、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年末存货余额、资产负债率、年末负责总额、审计意见类型、会计师事务所类型等数据摘自《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文章中所需变量如控制变量数据有的依据该数据库计算而来，如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有的数据直接来自该数据库如审计意见类型等；文章中度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选取非经常性损益，而非经常性损益数值均手工摘自上市公司年报，具体通过登录最股网（省略）逐个选取。因非经常性损益有收益和损失，所以取其绝对值，然后再求其与总资产的比值，即进行了简单的计算得到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与总资产的比值，将该比值作为本文的测试变量。
（四）检验模型和变量说明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Simun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我国审计市场的实际建立如下模型：
LNFEE＝?茁0+?茁1LNASSET+?茁2YSZK +?茁3CH +?茁4LDBL+?茁5ZCFZ +?茁6SWS+?茁7SJYJ+?茁8EI+?着
该模型中因变量、测试变量、控制变量的含义如下见（表1）：（1）因变量。LNFEE：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2）测试变量。EI：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与总资产的比值。（3）控制变量。LNASSET：上市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YSZK：年末应收帐款与总资产的比值；CH ：年末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LDBL：流动比率；ZCFZ：资产负债率；SJYJ：审计意见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1，标准审计意见＝0；SWS：事务所规模，国际“四大”＝1，其它＝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选取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739个样本中，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费用平均为1085238.76元，最低100000元，最高为80000000元，最高审计费用是最低审计费用的800倍，是平均审计费用的73.72倍；非经常性损益与总资产的比值均值0.041，标准差0.5050，说明分布大致对称，但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别较大；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68996，表明资产负债率较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一般流动比率均值为1.4487，表明流动比率较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较差。（表2）给出了样本公司中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二）回归分析将2009年沪市A股739家上市公司数据代入审计费用回归方程，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表3）是对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Adjusted R2为0.566，模型的显著水平为0.00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Durbin-Watson值为1.876（接近2），说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自相关性。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资产规模、应收帐款与资产的比值、存货与资产的比值、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事务所规模的影响后，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与总资产的比值（EI）与审计费用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不符合统计学意义，即假设检验没有通过检验。另外，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费用与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资产规模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即公司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应收帐款与总资产的比值与审计费用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审计费用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事务所比较重视应收帐款和负债带来的风险。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及流动比率与审计费用负相关，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费用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会更多的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协调，希望在审计意见上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需要审计师追加必要的审计工作，延长审计工作的时间，增加审计成本，从而上市公司需要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质量高，声誉好，收费往往相对较高，同时也表明四大所在中国审计市场中具有品牌优势。
五、结论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正相关，且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及提出的假设检验是不符。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一方面是在我国上司公司对高质量审计需求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审计定价的主导权更多掌握在上市公司的手中，客户财务状况与盈余管理迹象所蕴藏的审计风险主要表现在审计意见中，而对盈余管理迹象所表现出来的审计风险反应不足；另一方面，我国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常与政府的监管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审计收费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监管有关；再者，在样本的选取中加入了ST、PT类公司，事实上，对于像ST、TP类财务状况不佳或恶化的公司，审计师会根据此类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从Simunic模型多元回归结果可知，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主要是资产规模、审计意见类型、事务所规模及财务风险等，本文回归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间虽不显著相关，但并不能说明不必重视高管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本文样本基本来自CCER财务数据库，而且仅仅筛选了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共739家），因此这些样本并不能说明我国整个上市公司的全貌；签于此可对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间的相关性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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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 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 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发布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 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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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 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髙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 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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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自安然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台相关法案来治理盈余管理这一现象。政府力求监管以及控制盈余管理，各国的学者们也争相研究这一领域，以找寻出更合理的理论支撑最佳解决方案。近年来，国内外文献研究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公司治理的方向有如下几个：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盈余管理；董事会特征以及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具体实施所担任的监督效果；细分盈余管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等，从不同的分类上探讨企业的收益管理这一问题。Xie et al.（2003）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降低盈余管理的途径有数种，其中包括增加独立董事中具有财务专长的人数，聘请具有财务专长人员的审计委员会，增加董事会开会次数，增加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
Roychowdhury（2006）首次将盈余管理用具体的模型表示成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将两者的定义与界限清晰地划分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指，在既定的会计准则范围内，通过熟练使用会计政策选择和采取最适宜本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来掩盖公司实际获得的利润或是虚增企业收益（Dechow and Skinner，2000）。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式，报表上的现金流量并不会产生变化，但最终计算所得的账面会计利润与企业经营所得现金流量之间会产生巨大差值。真实活动盈余是通过现金流量表中三大活动，即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项现金流活动的相对占比、交易时间所属的会计期间来完成的。
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操作较为简单，但造成的账面数值差距较大，容易被相关的监察部门所发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较为复杂，所涉及到的实际内容较多，操作较为繁琐，但不易被税务机关及其他报表使用者察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也将更深层次地危及企业（Mizikand Jacobson，2008；Mizik，2010）。进而可知，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渠道及程度，是目前公司代理人、股东、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等报表使用者所热切关注的话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所争相研究的对象。虽然国外文献中也有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文献，但研究背景是成熟的资本市场，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市场。
在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文献中，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大致划分为两种，单一模型、多个不同的模型并行表示。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模型划分为三种：单一指标代替公司治理、多个指标同时作为衡量标准、多个指标综合成某一指数来表示公司治理。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是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单一指标来指代盈余管理，用多个指标一同表示公司治理，进而研究两者或者是再加上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高雷、张杰（2009）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弱。黄世英、吴文芳、陈克兢（2014）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所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将越少，盈余质量也将会提升。但目前的文献中，尚未讨论到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程度，具体的作用机理。苏柯、杜金岷、张超林（2014）研究发现，正向盈余管理水平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达7.6%，高于经营现金流净额占公司资产比重的年均值5%。这些数据也说明了目前企业运用盈余管理修饰报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具?w的选择标准以及运用机制与程度，是目前需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来研究与解决的。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政府对盈余管理进行进一步的法规限制，也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可以依据一些报表指标来判断具体的公司报表是否值得信赖与进一步投资。
目前，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股权集中度、企业管理者能力、公司特征差异、公司治理态度等某一方面来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公司治理水平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的文章还不多。已有的文献大多从数个指标的角度来表示公司治理，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公司治理，力求更加准确与可靠。本文将公司治理以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成一个数值，来研究与应计盈余质量、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质量的关联，从而为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近年来，企业操纵盈余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不仅仅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这一方法。自国外学者Roychowdury（2006）提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这一分类至今，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以往的仅仅注重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转变到注重两者，甚至于更注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在经营现金流量表与企业利润之间形成较大的数值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是运用隐蔽的方法，调节实际的应收、应付款项等的交易时间，进而改变企业的现金流量表的最终分布结构，使年度会计报告截止日期的账面数值更为可观。
现有文献中，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相关的文献方向有几种，分别是内部控制、避税、外部审计等方面。程小可、郑立东、姚立杰（2013）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会导致内部控制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公司，更少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债务率等控制变量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薪酬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正相关关系，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同样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Blair（1995）研究认为，狭义公司治理是指企业的所有者、董事、监事以及代理者众多角色之间的一种相互牵制的内部治理机制。马忠（2011）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企业的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公司盈利能力会下降，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将使企业盈余管理减少、盈余质量提高。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水平与应计项目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减小。
假设2：公司治理水平与真实管理盈余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治理能力越强，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相对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5年的沪深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对这些数据执行如下的筛选过程：（1）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财务指标以及会计科目的类别与其他行业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被 ST、*ST 及S的公司，即特殊处理、退市警告、未完成股改的公司。（3）剔除2015年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由于2015年未披露重要指标或者指标数据披露不全面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为2 277个。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巨潮网。
（二）变量定义
1.公司治理的计量。通过阅读并借鉴陆正飞（2012）、蒋琰（2009）和 白重恩等（2005）等关于公司治理指数的文献，选取出适合本研究的公司治理指标，具体见表1。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系统默认方差大于1的指标为主成分，故只取前面四个指标。前四个指标的主成分累加占比总方差的58.84%。结果显示，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方差分别是2.189、1.500、1.159、1.037。依照惯例，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的?稻葜校?将排列在先的命为第一主成分，在本文中即为公司治理水平指标G。分析第一主成分可得出，10个变量 Topratio、Cstr2_10、Mana、State、Dual、Indratio、HB_share、Parent 、Boaedsize、Boardmeet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447、0.508、0.479、0.338、0.660、-0.237、0.166、-0.536、-0.763、-0.004。上述载荷系数大小与符号各不相同，从大小来看，在所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中，股权结构（Topratio、Cstr2_10）、公司性质（State）、高管激励（Mana）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较高，对最终指数的贡献较大。
2.盈余质量。
（1）应计盈余管理。经反复试验，琼斯模型中依据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模型的应计盈余更为贴近实际（Young，1999；Dechow et al.，1995）。因而，本文也采用此种方法计量。具体模型如公式（1）。
CACCi，t/TAi，t-1=η0/TAi，t-1+η1（ΔSALESi，t
-ΔARi，t）/TAi，t-1+η2PPEi，t/TAi，t-1+ωi，t （1）
其中，DAi，t表示企业操控性应计盈余，数值上与模型（1）的回归残差ωi，t 相等；根据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得出企业总应计盈余CACCi，t；企业营业收入的年度变化额表示为ΔSALESi，t；企业期初总资产用TAi，t-1表示；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用PPEi，t表示；企业应收账款变化额用ΔARi，t表示。
（2）真实盈余管理。借鉴 Roychowdhury（2006）的分类方式，本文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i，t）分为销售操控（EM_CFOi，t）、生产操控（EM_PRODi，t）和酌量性费用操控（EM_ EXPi，t）等三个类别。销售操控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给予折扣或者降低信用底线。生产操控是指通过不断增加产量达到规模效应的最优点或者接近点，进而获得更低的单位固定成本，使利润表上的营业成本更低，进而计算出更大的利润额。酌量性费用操控是指通过控制并减少企业的期间费用，如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管理费用中的研发支出等来降低费用账面额。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总额用公式（2）表示。
REMi，t=EM_PRODi，t-EM_CFOi，t-EM_EXPi，t （2）
其中，EM_PRODi，t、EM_CFOi，t和 EM_EXPi，t分别是模型（3）、（4）和（5）的回归残差。生产成本表示为PRODi，t；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示为CFOi，t；酌量性费用表示为DISEXPi，t；销售收入表示为SALESi，t；销售收入变化额表示为SALESi，t；期初资产总额表示为TAi，t?C1。
PROD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α4SALESi，t/TAi，t-1+ξi，t （3）
CFO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TAi，t-1+α3SALESi，t/TAi，t-1+ξi，t （4）
DISEXPi，t/TAi，t-1=α0+α1×1/TAi，t-1+α2SALESi，t-1/TAi，t-1+ξi，t （5）
（三）模型设计
为了找出公司治理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具体关系，本文借鉴Cohen et al.（2011）和李增福等（2011）等学者的方法设定了如下模型：
ABDAi，t=β0+β1Gi，t+β2REMi，t+φCONTROLSi，t （6）
REMi，t=ρ0+ρ1Gi，t+μCONTROLSi，t（7）
公式（6）、（7）中，AB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调节方向与数值无关，所以以绝对值表示。Gi，t表示公司治理水平，REMi，t为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模型（6）包括REMi，t，而模型（7）不包含 ABDAi，t，原因在于企业确定盈余管理的顺序是先真实活动后应计项目，所以前者影响后者，但应计项目盈余不影响真实活动盈余。模型（6）的估计系数β1表示公司治理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
为了使实证研究数据可信度高，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CONTROLSi，t）：公司规模SIZEi，t用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表示为ROAi，t，资产负债率用LEVi，t来表示。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下页表2可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极大值为4.2053、极小值为-15.5635，均值为-0.0047，说明不同企业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别较大。操纵性应计盈余的极大值为17.5666，极小值为0.0000，均值为0.4527，不同企业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同时也表明采用操纵性应计盈余的企业比采用真实盈余的企业数量更多。公司治理水平的极大值为2.139，极小值为-3.607，说明不同企业的治理水平有较大区别；均值为0.000，说明企业的治理水平目前处于无功无过状态，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相关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引致操纵性应计盈余上升；真实盈余管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模式会有所?戎兀?采用一种时，另一种的使用就会下降；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负相关，总资产周转率与应计盈余负相关，企业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也是负相关。
（三）回归结果
模型一中，操纵性应计盈余与真实活动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采用一种盈余管理的同时，会减少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的使用。公司治理与操纵性应计盈余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治理越完善，企业越不会采取盈余管理，企业的盈余质量将越好。资产负债率与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会采取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面维护公司形象。企业盈利能力、规模与操纵性应计盈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盈余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价值与商誉。
模型二是探究公司治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利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在低负债时会更倾向于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高负债时采取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在盈利能力较强时，不易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盈利能力低时采取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更隐蔽，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对企业的危害也将更大。
五、研究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内部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所采取的盈余管理将会给广大报表使用者带来巨大危害，也会给企业自身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为了保持更好的市场秩序，维护广大股民利益，公司治理中股东会、董事会的约束能力功不可没，减少企业内部人员由于一己私利而危害更广大股民的利益，最终确保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所以希望借助本文，为公司治理实务提供参考。
篇9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版权所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部分。这四种模型分别是希利模型(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篇10
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与选择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由于受到政策及市场限制，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新意，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积极借鉴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对盈利模式进行创新，构建新型盈利模式，最大限度上避免由于市场过分冲击造成损失，提高自身抵御风险、持续盈利能力。因此，加强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及选择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概念
广义来看，盈利模式主要是指经济体通过投入经济要素之后，获取现金流的方式与获取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结合，根本目标是获取现金流[1]。笔者从四个角度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概念进行介绍：第一，盈利途径是指能够给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项目，公司盈利能力与项目数量成正比，前者越多，那么公司盈利能力也越强；第二，盈利方式是指获取盈利利用的载体；第三，业务结构是指公司的收入结构；第四，成本控制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控制成本，实现公司盈利最大化目标。从证券市场整体来看，受到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盈利模式也需要不断革新，才能够促进证券公司可持续盈利及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来看，其盈利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盈利途径存在局限性。一直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盈利业务主要集中在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及发行业务等传统业务方面，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且传统业务与市场关联性较大，极易受到市场的影响，使证券公司处于风险之中。
第二，收入结构不科学。相比较而言，经纪业务收入在我国证券公司总盈利中占比较高，其他方面占比过低，整体收入结构不平衡，且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公司收入具有不稳定性。
第三，盈利方式较为落后。目前，我国证券公司业务主要以流程性的通道业务为主，如经纪业务依靠交易所席位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渠道等，在此盈利模式下，造成盈利与证券市场涨跌存在高度依赖性，行情上涨或者下跌，都将会对证券公司盈利产生极大波动[2]。除此之外，成本控制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影响证券公司盈利水平。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的有效对策
（一）转变传统观念，积极拓展盈利途径
要想改变证券公司单一性盈利模式，证券市场主体应积极树立现代盈利理念，将创新作为证券公司发展的核心，推进公司转型，以开拓更为广阔的盈利空间。同时，证券公司在外部环境影响，应不断配置和优化现有资源，树立创新理念，立足于客户需求，加大对增值业务的开发力度，迎合市场发展趋势，并借助证券市场蓬勃发展的潮流争取更多有利机会。证券公司在创新中，要明确自身在资本市场中具有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创新盈利模式[3]。
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同样适用于证券公司，在业务创新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及客户需求；第二，行业发展特点；第三，风险可控可测。只有不断完善上述三个方面，才能够真正构建新型盈利模式，促进证券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收入结构，实施多元化经营
目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为了突破这一问题，应优化收入结构，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证券公司积极培育专业的投资顾问，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落实“服务产品化、标准化”方案，将产品形式作为基础，向客户提供个性化及标准化服务；同时，以产品形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清单。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共赢，还能够引导人们理性投资。
其次，进一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据调查发现，我国融资融券市场未来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证券公司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大力推广融资融券业务，同时，监管部门要努力配合，适当放宽门槛标准，吸引更多证券数量，使该项业务能够保持高速发展态势[4]。
最后，开拓中介服务市场。开展中介服务市场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灵活的工具，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一系列上市交易基金等服务，不仅能够发挥平抑市场波动等功能，还能够培养客户忠诚度，为构建新型盈利模式奠定基础。
（三）加大风险、成本管控力度，提高盈利稳定性
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风险性，加强对证券公司的风险管控势在必行，特别是创新模式下，产品类别多、结构较为复杂，同时，成本作为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成本管控力度。基于此，首先，公司要积极完善治理结构，通过治理结构的平衡，立足于整体，统筹管理；其次，结合公司实际状况，构建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最后，合理调整业务及风险管控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并进，提高证券公司风险抵抗能力。
（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养创新型人才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未完善，需要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和引导，为此，我国应积极学习国外经验，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会计与税收等配套制度，为证券公司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适当简化审批流程，增强公司创新积极性，并拓展交易平台，开拓更多盈利渠道[5]。人才作为盈利模式创新的核心，加强对创新型、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十分必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盈利模式创新过程中来。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盈利模式作为证券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重中之重，面对资本市场的挑战，加快证券公司改革，创新盈利模式成为证券公司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证券市场主体应明确自身发展的薄弱点，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从多个角度入手，加强对盈利模式的创新，提高公司抗风险及盈利能力，从而促进我国证券事业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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