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资经济的例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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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并购；产业安全；风险管理

一、外资并购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1.符合国际惯例

为了有效保障本国的产业安全，通过法律法规对外资并购活动进行风险管理是一种国际惯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20世纪中后期已经相继建立了外资并购风险管理体制，例如，美国在1975年成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专门负责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工作，该机构审核外国投资者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是否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为总统最终做出是否禁止某项并购的决策提供建议。加拿大于1973年颁布了《外国投资审查法》，设立了外国投资审查局，对外资并购进行管理；澳大利亚于1975年制定了《外国兼并控制法案》，由财政部下属的投资审查委员会负责执行[1]。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外资并购风险管理起步很晚，2003年，商务部颁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6年，修订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反垄断法》，首次为涉嫌垄断的外资并购管理找到了法律依据；201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提出将建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内容、工作机制和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风险管理的制度，2011年3月，商务部颁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安全审查的申请程序、申请文件、审查处理等方面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外资并购风险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由此可见，我国在外资并购风险管理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健全外资并购的法律规范，细化其中的具体内容，加强执行能力，要掌握适时适度的原则，既不能滥用，又不能不用，力争在实践中日臻完善。

2.保障国家的产业安全

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配置，在此大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势头，其中，以跨国并购为主要投资方式。2010年，在全球1.12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中，跨国并购的比例高达70%。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并购日益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新趋势，在华外资的并购规模持续扩大，从2000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40亿美元。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某些行业的生产效率上升，推动行业的改革与创新，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恶意收购、行业垄断等。由于外资并购的对象，大多都是具有行业竞争优势、发展前景良好的龙头企业，一旦并购成功，势必减少该行业的企业数量，有可能形成行业垄断，对我国本土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另外，如果外资并购的对象涉及到敏感行业，则会危及到我国产业安全，如美国凯雷并购徐工的案例，就属于这一类型，我国商务部果断否决了这一并购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因此，加强外资并购风险管理，是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保证我国产业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外资并购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1.国家安全的界定明确、操作程序详细规范

以加拿大为例，国家安全的界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投资对加拿大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性质的影响，包括对就业、能源和出口的影响。(2)加拿大人对加拿大企业的参与程度和重要性以及对加拿大企业所属的产业的参与程度和重要性。(3)投资对加拿大生产率、技术开发、产品革新等的影响。(4)投资对加拿大产业内部竞争的影响。(5)投资与加拿大的产业、经济和文化政策目标的一致性。(6)投资对于增强加拿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无贡献。

加拿大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包括：通知、申报材料、审查、决定、实施等五个阶段。《加拿大投资法》对每个流程都做了详细规定[2]。

2.各部门密切合作、运行机制全面高效

以美国为例，外资并购管理机构为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跨部门组织机构，美国对涉及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几乎所有部门都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外国投资委员会当中，由财政部长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其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商务部长、国务卿、美国贸易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长、能源部长、劳工部长、国家情报局长等[3]，各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建立完备的协调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整个运行机制全面高效。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以加拿大为例，外资并购风险管理的主旨在于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原则上，达到审查标准的外国投资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即被认为能为加拿大带来净收益，而决定是否具有净收益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实践中，加拿大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是相对宽松的，即：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三、对我国外资并购风险管理的启示

1.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的范围，深入细化操作程序

我国目前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

以上规定仍显得过于笼统，应该借鉴国外经验，把各类影响因素囊括其中，同时，进一步细化操作程序，提高执行力度。

2.应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起高效的运行机制

我国已经提出将要建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说明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各部门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一切还处于规划准备阶段，各部门的协作关系尚未理顺，实际运行机制远未建立，今后，应该在建立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合作，提高运行效率。

3.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现刚性与弹性的完美结合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外资并购的形势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我国的外资并购风险管理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适度地调整，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要有灵活性，即：刚性与弹性要完美地结合。

综上所述，有效防范外资并购风险的关键在于完善的立法以及高效的执法，另外，要善于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同时，一定要把握好对外资开放与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不能以产业安全为由排斥外资，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与监督，最大限度地减轻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曾智慧.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审查制度概述[J].商品与质量,2011(1).

[2]钟贵.加拿大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0(2).

[3]罗猛,张社.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新特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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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急救培训；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4-4721（2011）06（a）-158-02

神经外科是专业性较强的科室，患者具有明显的急、危、重等特点[1]，因此要求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具备较好的应急能力。临床上护士的应急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患者的病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分析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以及具有较为熟练的护理技巧，可以对危重患者实施有效的急救措施。低年资护士主要是指从事护理工作5年以下，时间短、经验相对欠缺的护理人员[2]。由于神经外科具有特殊性，为了提高对患者的抢救质量，2009年8月～2010年8月对本院神经外科24名工作不足5年的护士的急救能力进行评估，并针对不足之处采取措施进行培训，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神经外科有低年资护士24名，年龄18～24岁，平均23.8岁。其中本科2名（8%）、大专6名（25%）、中专16名（67%）。

1.2 培训目标

①提高低年资护士对危重患者病情的评估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急救患者的临床表现如：脑疝、高血压危象、抽搐发作、休克、昏迷、呼吸困难、心功能不全等。②提高护士的专业知识水平。护士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才能很好地协助医生进行有效的急救。③从护士操作的规范速度、抢救的程式化、主动配合能力、急救物品的正确使用率、个人在急救过程情绪控制能力等方面入手，使护士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1.3 培训方法

1.3.1 培训时间

理论、技能配合进行，培训总学时42学时，每周3次，每次2学时，共7次。

1.3.2 培训内容

1.3.2.1 急救理论知识的培训根据神经外科的特殊性，对低年资护士的理论培训包括：神经外科解剖学、病理学、专科常用急救药药理；神经外科常见的危急值及分析。

1.3.2.2 急救技能培训抢救技能的培训如：气管插管配合、徒手心肺复苏、亚低温治疗、吸痰、人工呼吸等。急救医疗器械的使用培训如：除颤仪、呼吸机、心电监护仪、输液泵等。急救护理流程培训，如脑疝、高血压危象、抽搐发作、休克、窒息的急救流程。在救治的过程中，低年资的护士由于心理素质差会导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时刻让低年资护士保持一种紧张感，使其在面对神经外科急救时可以保持一种高敏的反应状态。

1.3.2.3 低年资护士的综合思考能力、沟通能力的培训神经外科的护理工作比较繁琐、体力支出较大、压力很大，所以这就要求护士具有一定的综合思考能力。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缓、急来合理的安排自身的工作内容，避免出现时间和体力的浪费，造成自身压力过大等。在工作过程中也要注重加强护士长、高年资护士与低年资护士之间沟通、护患沟通，三者建立良好的沟通环境，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3]。在对低年资的护士的工作中要进行正确的评价和积极的鼓励，让他们保持一种愉快的心情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与此同时也会大大的提高护患之间的交流质量，从而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1.3.3 培训方式

1.3.3.1 课堂讲授由本科学历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向护士讲授神经外科解剖学、病理学、专科常用急救药药理；神经外科常见的危急值及分析。由本科学历的心理治疗师向护士传授沟通技巧、压力的应对。

1.3.3.2 情景模拟由本科学历的重症监护病房副主任护师示教急救技能、流程及仪器的使用。以假设急重症情况，引导护士进行模拟的抢救配合和处理。以神经外科中较为常见的颅脑损伤为例，由2名护士配合，根据病情对患者进行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在颅脑损伤合并出现呼吸道阻塞情况下，及时进行吸痰、吸氧、气管插管配合，并全程录像，操作完毕观看录像，由示教老师点评，发现问题重新练习，直至示教老师满意为止[4]。

1.3.3.3 临床实践培训将接受培训的低年资护士分批调入重症监护病房、麻醉科、心电图室、儿科，将急救技能作为培训重点，由该科的高年资护士进行临床指导、培训、考核，包括：吸痰、呼吸机使用、徒手心肺复苏、降温机使用、监护仪、小儿头皮静脉穿刺等。理论结合实践，以这种方式对护士的观察力、综合思考能力、护理技术进行培训。在急救过程中提高与患者家属沟通能力，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护士对病情综合分析能力。每例急重症患者进行护理结束后，与年资较高的护士进行交流，并获得更多的急救相关体会、总结护理重点。

1.4 评价标准

通过理论考核、实践技能考核评分，其中理论考核＜85分为不及格、85～89分为合格、＞90分且≤95分为良好、＞95分为优秀。实践技能考核≥90分为合格，通过在临床实践中考核，如果无实例，则进行情景模拟考核。

2 结果

2.1考核前后情况对比

通过培训后进行考核，并在培训后的24个月内对神经外科患者急救过程中的措施评价、患者痊愈后评价，救治成功率等进行分析，与培训前比较见表1。

2.2 护士对培训的反馈

22名护士对培训表示满意，认为培训内容较全面、实用，提高了自身的急救能力；2名护士认为满意度一般，提示培训时间仓促，内容难以消化。因此，在今后的培训中，应适当增加学时，保证培训效果。

3 体会

神经外科患者发病率高、病情复杂、危重、变化快，如颅脑损伤、脑血管疾病、脊髓疾病以及神经外科手术后产生不良反应等，因此对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要求也就相对的较高[5]。为了进一步提高神经外科病患的抢救质量，使急救工作更加细致化、专业化，对低年资护士要不断的进行培训，提高护士的综合素质。

目前，低年资护士的急救培训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在对低年资护士的培训过程中既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还应注重其思考能力及心理健康等因素。通过相应的培训提高低年资护士对神经外科患者的临床症状判断能力、急救措施应用能力，有效地提高救治质量。与此同时在护士长及高年资护士的帮助下使其身心得到一定呵护，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工作效率，从而间接的影响护患之间的关系，达到护患之间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汤兰.神经外科护士急救护理思维的培养[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09,6(7):625-626.

[2]李春玉,李玉肖,李瑛.低年资护士医嘱处理情况调查分析[J].南方护理学报,2005,12(11):13.

[3]阳世伟,庄小珍.护士临床操作技能的培训方法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07,7(4):41-42.

[4]岳静玲,刘云东.情景模拟在急诊教学中的应用[J].护士进修杂志,2000, 15(3):177.

[5]左磊.神经外科护士应急能力的培训与思考[J].中国护理管理,2007,7(9):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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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外包;经济危机;人力成本;企业文化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有知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了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软件外包产业的兴起

随着全世界信息科学不断突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软件产业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极具活力的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许多原来不可贸易服务(Non Tradable Services)的跨国流动成为了可能。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随着服务外包理念的兴起,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外包--软件外包产业,由于其自身特性最符合外包的模式,是服务外包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也是目前服务外包中发展规律最成熟的产业,占全球外包市场的份额估计在50%～65%之间。软件外包产业成为软件业中重要的一个分流。

以印度为例,印度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在上世纪末的“千年虫”大战中开始崭露头角,2008年以前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速度,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使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软件外包企业虽尚属起步阶段,近几年的大幅度的业务增长也引来各方关注。科尔尼公司在《2004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对各国吸引离岸软件外包业务的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吸引离岸软件外包业务的竞争力仅次于印度。软件产业是以人的智力劳动为主的高技术产业,软件外包活动的最大目的在于发包方利用承包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来降低整个软件开发成本。人才是软件外包产业最重要的资本。

三、经济危机的爆发

2007年8月美国全面爆发次贷危机,至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次贷危机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从金融层面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危机的国际传导效应增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种种迹象显示,其负面影响还将持续下去。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的软件外包产业增速放缓,软件外包产业原有的外部内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矛盾被激化,潜在的问题一一浮出水面,既是检验从前管理的最佳时刻,也为今后的管理提供了方向。服务外包相对于其他产业,其竞争优势更多地取决于服务提供商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软件外包产业本身具有许多独特之处,使其人力资源管理极具探讨价值。

(一)经济危机下软件外包企业的现状

此次经济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全球软件外包的需求放缓或减少。从地区而言,软件外包的主要发包市场来自美国、日本、西欧。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这些国家都不可幸免成为重灾区。以产业而论,金融业一向占据软件外包的重要位置,此次危机由金融而起,对于软件外包产业中与金融相关的业务的影响犹为严重。根据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Inc.旗下外包咨询公司TPI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签署的外包协议金额为6年来季度最低水平。当季金额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包协议仅有128项,总价值大约144亿美元。交易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大约20%,比第二季度减少22%。以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印度为例,据印度国家软件协会估计,由于印度IT产业40%的年盈利来自于全球金融服务商,其外包产品的61%是售往美国,30%的市场在欧洲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家软件协会Nasscom预计,2008年印度软件外包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将下降5%～6%。

(二)应对危机,人力资源管理应具有的原则

经济危机下,全球软件外包的需求放缓或减少,导致企业的收入减少、利润降低、闲置人员增加,企业财政状况也随之降低。对于软件外包企业而言,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闲置人员增加使得最大的财富变为最大的负担。此时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变得更为紧要。经济危机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对策应有理,是指要有合理性、有人性化,首先当然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其次对于企业内部而言,要制订出的方案应合理、人性化。(2)对策应有利,指要达到目标,要对企业有利,既要重视眼前利益,更要考虑长

期效益。(3)对策应有节,指要有节制,应有适度原则。任何过度的措施,都不可避免对员工及企业带来伤害。

四、人力资源管理在此次危机中的对策及分析

(一)降低人力成本

全球软件外包的需求放缓,最直接的对策就是降低人力成本。优化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企业内部人员调整是一个不错的手段。优化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不仅能使人力成本降低,也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既符合眼前需要,又符合长远利益。企业内部人员调整,应由企业最高领导到普通员工共同参与,要达到企业的需要,降低人力成本,也要考虑员工个人的期望。使员工能调整到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因材施用,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生产性。优化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也应注意适度原则,软件外包企业是属于典型的服务业,员工经常直接面向客户,太过频繁的调整,会给客户带来企业不稳定的观感,减低客户对企业的信赖度。

除了优化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之外,裁员或减薪是最常用,也能够快速见效的降低人力成本的手段,裁员与减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经济危机发生前,整个软件外包产业处于上升期,需要大量兼具外语与技术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软件外包人才一直存在着重大缺口。软件外包企业为了培养出一个合格员工,从招聘到培训往往花费巨大,裁员意味着这些花费的流失。从长远来看,软件外包产业还是一个新兴而并有着活力的朝阳产业,业务需求放缓只是一时现象,软件外包人才供给市场依旧不足,吸引优秀的软件外包人才仍是中长期人力资源规划的战略目标,如何在裁员与吸引优秀的软件外包人才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关键。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当企业裁员之后,剩余员工自动跳槽的情况会有所增加。裁员与减薪也会导致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会有所下降。这可以用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E.H.Schein)提出的“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进行解释: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虽然这不是有形的契约,但却发挥着有形契约的作用。原来员工们在一个软件外包企业内,相信用他们的努力和能力可以换回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职位,这份有保障的职位为员工提供前前了不断增长的工资、覆盖全面的福利和职务的不断升迁。裁员与减薪,有可能导致这种“心理契约”的改变,对公司信任度的降低。员工会因为裁员而变得恐慌,对公司的忠诚度下降,也会因为减薪而沮丧,丧失原有的工作热情。这些都会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下降,在经济危机下使企业变得更为危险。

由此可见,裁员或减薪是可行的,它能解决企业眼前的困境,符合企业的眼前利益,是有利的。为了减少裁员或减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订和实行措施的同时应保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有理的原则出发,裁员或减薪前首先要认真分析企业的人才结构。软件外包企业有低端人才(如程序编码员),中端(如系统工程师),高端人才(如项目管理),裁员或减薪要合理,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措施,保持核心队伍的稳定。

企业应根据绩效结果,使裁员或减薪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的激励作用。在制定方案时,应考虑多方因素,尽量消除员工的恐慌心理,对前景的忧虑。如变单纯的减薪变为与企业效益挂钩的薪酬调整,给员工带来正面的激励。实行措施时,更要注意人性化的管理,无论是对被裁员工的员工还是对剩余的员工,无论是减薪多少,都要及时沟通,适时通知,在可能的前提下,多尊重理解,减弱负面影响。无论怎样合理的裁员或减薪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比例,都不可避免对员工及企业带来伤害。在公司能够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措施还应该有所节制。

(二)深化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在较长时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共有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及具有相应特色的行为方式,物质表现的总称。企业文化可为企业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健康的精神气氛,企业文化也有着激励作用,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可以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久的驱动力。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为了提高竞争力,软件外包终端客户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由于需求的放缓,二包三包市场的争夺也变得更为激烈。为了抢夺市场,企业员工要花费比经济危机前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努力,即使如此还是会经常面对失败。此时,员工很容易产生挫折感,变得情绪消极。

在经济危机下,企业财政状况也随之降低,激励机制中最常用的物质激励受到很大的制约,贯彻企业文化显得更为重要,更为有利。积极倡导已有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应对经济危机的信心,培养愈挫愈勇的信念。以此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从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文化不应是空话,是唱高调,而应潜移默化,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应该多沟通多交流,通过宣传,通过身体力行来贯彻。当外部环境的压力越是巨大时,只要导向正确,更能激发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文化将变得更为丰富与顽强。

(三)调整组织架构

软件外包产业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产物,外部经济环境对其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全球经济风云万变,有高峰,有低谷,有着一定的周期性。受此次经济危机的警示,使我们发现灵活多样的组织架构可使企业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更容易生存,更容易发展,如分离附属、辅助部门,特别业务外包等。灵活多样的组织架构可以使经济前景良好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提高承接业务的能力,在经济萧条的时刻,可以及时收缩本身的规模,又不伤元气,保持核心战斗力。

经济危机下,使得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变得有些艰难,只要积极面对,坚定信念,渡过这一难关,软件外包产业必将必将更加壮大。软件外包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在此次危机中克服困难,抓住机遇,积极改进,变得更为成熟,更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彭剑锋.人力资源管理概论.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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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规制外资并购政策的主要特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建立必要的产业防护网，同时避免对外资的规制过度

自美国独立以来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先后颁布了许多针对外资的规制法案、法规。与当今美国大力提倡投资自由化不同的是，在美国还是一个净资金流入国时，美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应对外资进入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隐患，为此制定了非常详细、全面的法律法规，从而保证一方面能充分吸引外国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极力避免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局面的发生。

美国的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同样适用的并购规则（主要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为目的）；二是有关法律中对外资的特别规制规则（主要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为目的）。

总体上看，美国在规制外资并购方面，体现了“松紧有度、外松内紧、操控在我”的特点，既尽量遵循给予外资平等待遇的国际惯例，又充分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对外资进行必要的“设限”；既以相关立法为基础、强调有法可依，又给予政府执行部门在实际中灵活应对的空间；既制定有“内外无别”的一般性兼并规制规则，又在专门的行业法规中对外资进入采取区别对待的限制措施；从而一方面能够在广泛的行业领域允许外资进出自由、充分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又建立了足够的产业“防护网”防止外资进入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隐忧。

（二）英、法、德等欧洲经济强国规制外资政策的主要特点：总体上采取的是中性的规制政策，但“外松内紧”，更多依靠非正式防范机制与规制手段

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经济强国主要扮演着资金提供国的角色。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日本资本的大量进入，这些国家才开始面临如何应对外资进入的挑战问题。虽然，在正式的立法方面，这些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歧视外资的法律法规，但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防范机制与规制手段来应对外资进入可能给本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式的规制手段包括外汇管制、敏感行业的外资设限等。而非正式的规制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种：首先，通过国有企业控制命脉部门，使外资难以进入这些部门。其次，对恶意并购的限制增加了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入这些国家的难度。再则，通过与跨国公司之间签定自愿性协定的方式，在零部件采购当地化、产量增长控制、出口额度等方面对跨国公司提出具体的要求，从而对重大外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概括地讲，英、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与美国一样，对外资总体上采取的是中性的规制政策，但也是“外松内紧”，除战略性产业对外资明确设限外，更多地是依靠各种非正式的规制手段避免外资进入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三）日本规制外资政策的主要特点：对外资的开放充分考虑本国的产业成熟度、产业安全度，采取“先保护育成、后开放竞争”的方针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外资并购）的规制制度是较为严格的，而且其对外资的开放是分阶段、渐进式的，在对外资的逐步开放过程中，日本强调了对本国产业“先保护育成、后开放竞争”的方针。

在1963年前，日本对外资股权的限制比例一直控制在49%以下。1949年至1967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只占日本全部外国资本流入量的6%。1963年后，日本逐步提高了外资控股比例，某些之前的限制类产业也开始向外资开放，但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要经过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单独甄别与严格审查。1967年，日本进一步推进了外资自由化进程，将33个产业安全度较高的产业划归为“一类产业”（如家庭用具、玻璃制品、照相机、制药业等），外资可控股50%，但同时在日本合作方的主营业务、最低控股比例、董事会席位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规定，从而确保了日方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此外，有17个产业类被划归为“二类产业”（如普通钢材、摩托车、啤酒、水泥等），外资可控股100%（即允许独资），但这些都是日本企业已获得很强竞争力、产业安全更高的产业。而且，无论“一类产业”还是“二类产业”，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都是不允许的。1969年，日本又在一类与二类产业目录中分别加入了135与20个产业类别。但物流、石化、汽车等关键产业仍未向外资开放。70年代以后，日本虽进一步地逐步取消了对外资的各种正式限制措施，但仍依靠着各种非正式的防范机制来应对外资（如本地银行与企业间的相互持股），使其进入受到很大限制。1971年至1990年间，外商直接投资额只占日本同期固定资产形成额的0.1%。

（四）新加坡利用外资政策的特点：鼓励性政策与必要的规制并重，对外资流向的引导以及吸引外资的手段“与时俱进”

新加坡采取的是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资“公平对待、内外无别”的政策，在大多数产业领域，对外资的股权比例与产品内销没有采取限制性措施，对外国资本流动与收益汇出也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并不意味着新加坡对外资的态度是“放任自流”的。首先，在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新加坡仍保持对外资的必要规制。其次，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新加坡政府都根据本国当时的产业发展重点与引资优势来制定恰当的利用外资政策，对外资的流向进行引导，使其符合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二、拉美与东欧国家在外资并购影响本国产业安全方面的负面教训

（一）跨国并购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都纷纷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国并购的投资自由化政策。

从利用外资对巴西等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看，外资大量流入改变了巴西等国80年代以来投资率持续较低的问题，对帮助其走出80年代“失去的10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效益，加强了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建设，并通过带来比较先进的技术、全球化的营销网络，对增加出口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外资大量流入也加大了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依赖性，加大了这些经济体对“外部因素”变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1．外资在部分行业居垄断地位、市场集中度加大。有些跨国公司在进入拉美一些国家后，依托其强大势力，通过收购当地企业（特别是收购与之相竞争的市场领先企业），很快获得了占垄断地位的市场份额，造成这些国家部分重要行业被外资完全控制。

2．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差距不断加大。跨国公司利用竞争优势排挤本国企业，造成拉美国家内外资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

3．跨国公司在原材料、设备采购方面存在一定的“进口偏好”，影响了其技术外溢性。如上世纪90年代实施外资自由化政策以来，外资企业进口占巴西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8.8%上升到60.4%，而外资企业出口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6.8%上升到60.4%，说明外资企业的进口相对于出口，增长的快得多。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原材料、设备、技术采购方面依然依赖原先的供应商网络，而这一“偏好”是不利于本国相关配套企业、供应商网络通过吸引外资获得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

4．外资并购对新增生产能力及就业的贡献不大。外资并购一般不像新建投资那样，能给东道国带来新增生产能力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在汽车和金融行业的许多并购重组往往导致公司裁员，从而减少就业。例如，在巴西，跨国公司对当地汽车、银行业的收购导致大幅裁员的现象屡有发生。

5．跨国公司的资金外移对拉美国家外汇账户平衡产生不利影响。在拉美，跨国公司以利润转移的形式向外转移资金，也对拉美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东欧私有化对外资收购国有资产放任自流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

波兰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在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中对东欧各国在其私有化过程中，由于采取对外国资本无所顾忌地出售国有资产的策略而造成的种种危害进行了详细、透彻的分析。

根据波兹南斯基的介绍，外资“全面接管”东欧的国有固定资产，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所期望的良好市场机制、法制环境、技术进步与先进管理经验，反而带来一系列不利后果，如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主要产业被外资全面控制、本国产业一蹶不振、技术进步受阻、利润外流造成外债水平不降反升、国内市场垄断加剧、国家职能弱化、出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等等。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不同的国家类型，关于外资的产业安全观是不同的

从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战略等角度看，大国与小国对于建立完备的本国工业体系与实现本国经济的自主独立性，其强调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从强势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比较上看，在本国产业成熟度、国际竞争力上的强弱差异，也决定了其处理外资与本国产业的关系、看待外资影响本国产业安全的态度与眼光是不同的。具体分析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到，欧美等国是属于“大国成熟型”，本国经济在资金、技术乃至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等方面均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其看待与外资有关的“产业安全”问题，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避免外资进入带来国家安全隐患或损害国家经济整体利益，而非就具体产业来论安全。而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期间，属“大国赶超型”，其产业安全观既与欧美等“大国成熟型”不同，也与新加坡等“小国赶超型”不同。由于强调本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在国内某些产业成熟度尚“欠火候”时，仍十分重视具体产业的安全问题，其对外资的规制也就会更多地是就如何保护尚不安全的产业来论安全。相比而言，新加坡从其国家发展战略上看，主要是强调如何使本国经济（包括内外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因此，主要是从如何使引进的外资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从而保证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来论与外资有关的安全问题的。

（二）目前世界各国中主要存在四种类型的利用与规制外资模式，但在主要发达国家与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对外资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

首先，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目前在全球化中，居于强势地位，主张全球范围的投资自由化，其外资规制政策一般是“中性的”，但实际操作中也非对外资完全放任自流，而是“外松内紧”，主要依靠各种非正规的防范机制来控制外资进入的成本与风险。除上述经济强势国家的“中性型”外资规制模式外，在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后发国家中，按其对外资规制的松紧度，又分为三类，一是鼓励型（如新加坡），二是限制型，三是放任型（拉美、东欧一些国家为代表）。

在利用、规制外资政策方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成功模式可以照搬。但有共性的规律，即主要的发达国家以及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没有一个对外资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而对外资进入毫无顾忌的国家，如波兰等东欧转轨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无一不尝到了这一轻率态度的苦果。

（三）对外资应鼓励与防范两手抓，对其“利”加以鼓励、引导，对其“弊”加以限制、防范

从各国经验看，当采取了恰当、符合本国国情与发展战略的外资规制政策使这两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时，往往利用外资的收益大于成本。相反，如果应对外资的政策不当，导致两组关系失衡（如“跨国公司强、本国政府弱”或“外资强、内资弱”）时，外资利用的成本将大大超过其收益。

因此，对外资应鼓励与防范两手抓，其松紧度的把握、政策组合的设计，应根据本国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成熟度与国内外形势、条件，适时灵活地调整，作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可以说，外资是一把双刃剑，而能否用好这把剑，关键要看东道国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调控驾驭能力，是否采取正确的调控政策与手段。

（四）在利用外资的类别上，应强调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为辅

东欧与南美一些国家的教训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经济开放度越高，国家必要的管理调控职能越要加强。应完善制度，避免国有资产被贱卖，避免外资在对国有资产的并购中享有“超国民待遇”或明显处于国内企业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利用外资的类别上，应强调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为辅，因为绿地投资更有助于增加一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先进技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市场竞争，而这正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主要初衷。从国别比较看，爱尔兰、新加坡与东欧、南美国家都采取了投资自由化的政策，但一个以绿地投资为主，一个以外资并购、收购为主，直接影响了两类国家的引资效果。再有，就是不能在条件未成熟时完全放开资本市场管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应是渐进的；对外资企业通过外贸结汇、外资银行的渠道外流其利润、红利也应有所警惕、有所防范。

（五）制定符合国情的外资并购规制政策体系，实现内、外资的“共荣”与“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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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净水处理；臭氧；紫外线；生物活性炭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1.026

1 净水处理技术简介

随着我国水源污染情况的不断加剧，净水处理技术日趋复杂。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保证出水水质的标准的同时，在传统的净水处理技术上不断融入新的技术，以助于提供净水处理效率。

1.1 臭氧-生物活性炭

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是指在生物活性炭处理水质前，先预臭氧化。此法可以使水中一些原来不容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变成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臭氧化的同时还可提高水中溶解氧的含量，使活性炭保持好氧状态，在炭粒表面生长着大量的好氧微生物，充分发挥它们对有机物的分解作用，从而显著地提高净水处理能力，保证出水水质，并延长了活性炭的使用周期[1]。

1.2 紫外线水质处理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品质提高，相比较传统的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消毒方式，人们迫切的需要一种高效且无副作用的杀菌消毒技术来提高现代给水消毒的质量，而紫外线给水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紫外线水质处理器集光学、微生物学、化学、电子、流体力学等综合科学于一体，采用特殊设计的高效率、高强度和长寿命的紫外线杀菌装置产生的强紫外线照射水流，能使细菌病毒丧失自我复制的能力，既而使水质得到杀菌、消毒和净化的目的。

2 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净水处理技术工艺设计

2.1 紫外线的选用

在净水处理中所用的紫外线水质处理器发出的就是UVC短波紫外线，一般分为185 nm和254 nm两种。

UVC波段，波长100～280nm，又称为短波灭菌紫外线。它的穿透能力最弱，波长短能量大，具有杀菌作用，能分解分子的结合。对固体表面和水中污染物的光处理来说，只有UVC具有强的作用效果[2]。

2.2 反应机理

（1）紫外线对生物活性炭影响。生物活性炭通常能够去除水中的余氯，但缺点在于它需要不断再生，而且经常遇到细菌滋生的问题。而紫外线对于杀菌有着明显的作用，因为即使是在微量的紫外线投射剂量下，也可以破坏一个细胞的生命核心―DNA，因此阻止细胞再生，丧失再生能力使细菌变得无害，从而达到灭菌的效果。因此紫外线能使生物活性炭使用不受细菌滋生影响，净化的水质中余氯含量很小。

（2）紫外线对臭氧影响。紫外线对臭氧的影响是由Garrison等人在治理含复杂铁氰盐废水中开发出来，他们发现该法对处理难氧化的物质十分有效，试验表明，将紫外光线辐射与臭氧相结合，能使氧化速度提高10～104倍。

3 实验分析

3.1 实验装置

本次试验利用上海管道纯净水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的某小区净水处理项目，根据设计的紫外协同生物活性炭净水处理技术工艺，在现场搭建完成一套10T/h的净水处理设备。

3.2 数据记录

实验中，我们设置了4个水样采取点：

（1）原水：市政自来水。

（2）水样1：自来水为原水，不开启臭氧发生器和紫外线水质处理器的情况下，最后的净水水箱出水。

（3）水样2：自来水为原水，开启臭氧发生器，但不开启紫外线水质处理器的情况下，最后的净水水箱出水。

（4）水样3：自来水为原水，同时开启臭氧发生器和紫外线水质处理器的情况下，最后的净水水箱出水。

实验数据记录如下：

3.3 结果分析

从上述表格的水样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1）三种净水处理技术都能对原水进行一定的处理，使得最后的水质得到提高，但从强到弱为：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臭氧-生物活性炭>生物活性。

（2）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相比传统的生物活性炭技术，在水质处理效果上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PH能提升为弱碱性，耗氧量去除率接近40%，但是研究发现， 臭氧处理会提升水中AOC含量，即使后续有生物活性炭降解，当效果也不理想，这表明经臭氧处理后的水中有一部分生物不可降解的有机物被转变成为生物可降解物质。

（3）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技术能使水中色度、浊度能进一步被去除，而耗氧量的去除率超过50%，更能降解因为臭氧而升高的AOC，亚硝酸盐和余氯的指标也远低于标准要求。对于水中PH值稍有影响，当仍处于中性到弱碱的区间内。

4 总结

通过对现行的净水处理技术研究，提出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设计、实验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行的，且比单一的臭氧-生物活性炭技术处理能力更强，水质更好。

（1）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能进一步提高水中的物理指标，如色度、浊度、PH值等。

（2）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由于紫外的杀菌功能，能抑制细菌滋生，在更全面地对水质进行杀菌同时，使得活性炭提高余氯的去除率。

（3）紫外臭氧协同生物活性炭能催化臭氧在水中的分解，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有助于活性炭去除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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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24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信息技术产品规模甚至位居世界前列。要想继续在国际上提升我国的经济地位与话语权，更加充分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以此进一步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我国必须继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利用外资 跨国公司 FDI产业国际竞争力 经济发展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一）投资方式由中外合资朝着外商独资方向发展

在外资经济贸易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外合资作为一种双赢的引资，投资方式曾被广泛的利用，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外资经济的主要形态。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不确定风险的降低和各国投资政策的放宽，规范和透明，外商独资的企业迅速利用这一良好经济机遇迅速发展起来。跨国公司实施独资化方式主要有新建独资企业，在原有合资企业中增加投资和扩大股份占有额，或者直接收购和兼并国内企业。

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创新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评价，说明中国已经具有了良好的技术发展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学习能力。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外资企业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学习能力较强，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较好，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素质较好，可以满足企业的需要；在谈到来华投资的动机时，大多数外资企业认为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政府优惠的政策是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原因。

（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保持着较快增长速度，但投资领域有待拓宽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它极大的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也使得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大。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吸引外资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我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尽管受到一定的影响，利用外资金额先有所减少，但是自从1998至今都稳步增加，并且外资投资重点也由数量转向质量，提高了产品的价值利用率。其次，投资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宽，但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从产业分布观察，一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和产业国际转移影响，外来资本进入我国的主要投向一直以第二产业为主，尤其集中在制造业。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按照上述各项指标计算，从事第二产业的企业单位数占全部外资企业的76.0%，第三产业占24.0%；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89%，第三产业占11%；第二产业拥有的资产总量占58.3%，第三产业占41.7%；第二产业当年实现的主营营业收入占78.11%，第三产业占21.89%。虽然外贸经济不断在试图拓展投资领域，但从1997年至今第二产业一直占全部合同外资总额的七成左右，而第一和第三产业所吸引的直接外商投资比例一直很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

（三）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从地域分布看来，外商直接投资比较集中，9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趋势一直比较稳定。一方面受地理和资源条件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内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影响，进入我国的外来资本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到2004年末，在全部外资企业单位数中，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北京、辽宁、天津等9个东部省（市）的占比已经达到88%，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依据资产总量计算，9省（市）所占份额也已达到74%。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外商了逐渐加大了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关注与投资。

二、外资集中的工业领域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外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较大。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

三、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FDI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缩写，译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东部地区为代表，我国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FDI和接受国外企业的代工合同等方式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FDI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FDI从1990年的102.89亿美元，大幅增加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快速增长的FDI通过经济起飞资本，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劳动力就业，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等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对外贸易扩大和产业进步。其中，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由于跨国公司投资具有规模大，起点高，投资总额大的特点，可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短缺，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另外，随着跨国公司投资力度的增强，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政府优惠的政策是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原因，我们将继续发挥对外开放优势，在鼓励跨国公司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快利用外资增长方式转变，更多广泛的吸引适合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高素质人才。引进外资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罗智波.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与对策社会科学研究.2009(5).

[2]桑百川.外资控制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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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创新

DOI：10.16315/j.stm.2016.03.001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志码：A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形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发展经济，为外资的流入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政策环境，使我国一度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中国统计年检》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1195.62亿美元，与2005年的603.25亿美元相比，增幅达98%，这使得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环境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虽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污染治理措施，但各地雾霾现象依旧愈发严重。环境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即一国为实现预定目标不惜以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因素导致的，最明显的就是外资对环境的影响。正确合理的分析外资的环境效应，尤其是在环境规制作用下，对于政府正确指导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指导意义。

1文献评述

对外资环境效应的分析，目前已经形成了2个对立的学派，即“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针对这两个假说，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数据和方法，分别来证明各自假说的正确性。前者认为外资引进的同时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例如更清洁的生产技术，以此来提升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引进利大于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Wayne等指出FDI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东道国的企业生产效率，进而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He通过首次建立五等式联立模型，估计中国29个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面板数据，结果显示，FDI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影响是很小的结论；邓柏盛等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和FDI对EKC曲线的影响发现FDI有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周力等在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估计后，发现FDI的增加会促使工业污染的减少；黄菁使用我国217个城市的工业污染数据，分析发现FDI有利于我国环境状况的改善；此外，许和连等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后者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较为严格，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会吸引大量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东道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即外资引进弊大于利，主要研究有：夏有福理论分析了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及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Matthew等认为当东道国腐败程度较高时，FDI利于污染避难所的产生；沙文兵等通过分析我国30个省五年的面板数据，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并且东中西部影响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苏振东等对我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广义举证估计，认为外资引进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且东中西三大区域各不相同。

除此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辩证的来看待这一问题，如陈建国等认为FDI与我国各个经济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关系虽然密切，但影响方式和程度却各不相同；包群等分析了外资进入对环境质量的双重影响，论证了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的一般情形下，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环境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杨博琼等论证了FDI对污染物的排放作用取决于国内投资的结论；杨杰等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存在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

以上的大多数分析都是建立在Grossman等提出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基础上，但是必须认识到，政府的环境规制，尤其在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把政府的作用考虑进来已经很有必要。目前，已经有学者认识到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典型的有郭红燕等、史青和张宇等，但此类研究只是少数，并且都是单纯的把环境规制指标引入到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对具体影响机制缺乏探讨。本文基于政府污染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环境问题尤其是雾霾却不减反增的现实，来探讨政府环境规制在外资引进中的影响机制，更加注重不同区域不同性质政府监管的不同影响，从而更全面的解释我国不同区域的政府环境监管的效应差距。

2模型建立和数据来源

我国引进了大量外资，在享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其是否也会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呢？由此，本文在传统的经济活动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的基础上，引入政府的环境规制作用，即将其作为“第四效应”，研究在环境规制存在的情况下，外资的引进通过这些效应对环境治理起到了抑制还是促进作用，及其在不同区域是否有所差异。

首先参考Grossman等首次提出的经济活动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3种效应来影响环境的观点，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Plu：环境污染情况，鉴于近年来环境污染指标的设定多种多样，在全面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设定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本文只选取了我国碳排放量来进行实证回归。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公布各个生产活动的碳排放量数据，因此碳排放量的估算借鉴徐国泉、杨树旺等人的做法，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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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年数据显示(见表1)，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g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00年为2165亿美元，分别是北京5.4倍、天津6.6倍、上海2.2倍、辽宁3.3倍、江苏2.9倍、浙67.4倍、福建4.6倍、山东5.6倍，而到2008年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加至3726亿美元，分别是北京3.8倍、天津4.0倍、上海1.3倍、辽宁3.0倍、江苏0.9倍、浙江2.4倍、福建3.3倍、山东3.7倍，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幅度不大，而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大幅增长。尤其突出的是，江苏引进、利用外资已成为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从直接利用外资能力看，2000年广东直接利用外资能力为68.8％，在经济发达的几个省份中位列第一，2000年到2008年，其直接利用外资能力逐渐下降，但在全国仍位列前茅；从1985年至2009年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占全国比重数据来看(如图1所示)，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最高峰，以后逐渐下降，近年保持在2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直接利用外资的能力提升较快，近年上升到全国第一，江苏也稳步提高。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外商投资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从投向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转移，而且外商投资主体、外资进入的产业、外资的产业链布局等方面，江苏与上海都走在前面。

从外商的投资主体看，江苏、上海的外资总体质量比较好。广东省引进的外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目前来源于香港的资金约占广东省全部外资六成；而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实际投资约占总量的7.5％，来自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约占总量的4.85％，比重明显低于江苏。港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占很大比例，使得广东省外商投资项目规模普遍偏小。而江苏、上海外商投资的主体逐步由港澳台中小资本转变为跨国公司。全国项目平均合同外资815万美元，江苏、辽宁、山东省分别为1197万美元、1460万美元、821万美元，项目平均规模均远超广东省。江苏省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十一五”以来1亿美元以上大型外商投资项目达365个，迄今已有430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江苏投资设立了993个项目。欧美日国家跨国公司投资项目一般规模较大，项目带动和辐射能力很强，质量较高。

从外资进入的产业分布看，江苏、上海更趋高端，结构更加优化。广东省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从2006年的24.4％提高到2009年的38.8％：制造业吸收外资中，2009年装备制造业比重超过50％，重化工业比重接近20％。相比之下，江苏、上海吸收外资投向正从一般加工业逐步向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渗透。江苏围绕打造沪宁线IT制造业、沿江装备制造业和沿海加工制造业三大产业集群，重点吸收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及生物技术、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传感网这六大新兴产业的外资项目。上海第二产业吸收外资以汽车、IT、化工等高端制造业为主，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十分活跃，占吸收外资八成，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

从外资的产业链布局看，江苏、上海的投资系统化、总部化程度更高。广东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数量相对较少，在2007年商务部认定的365家带有总部性质的外商投资性公司，上海占43％，北京占38％，广州和深圳合计仅占7％。全国外资研发机构，4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30％以上分布在环渤海地区，仅有18％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世界500强企业在华研发机构有进一步向长三角地区集中的趋势。目前分布在长三角的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是2000年的2倍多，而珠三角地区增加的研发机构数量不足1倍。目前已有206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研发中心，上海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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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治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较

1 什么是自主治理理论

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理论,并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自主治理理论集中体现在奥斯特罗姆1990年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她指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1965），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或者以政府途径（利维坦）为唯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途径是有问题的；然后，她通过对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难题的分析，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第三，通过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等,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其中八项原则。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与现状 1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

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但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性，农民不组织起来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因此，中央根据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决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此为背景，我国农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当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

（1）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中央要求对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改革，建立乡村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在相当于生产大队的的范围内设立村，成立村民委员会，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层次上又设立了村、组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村组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源于人民公社体制，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替代，因此残存了一些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做为一个经济组织，不仅具有经济组织职能，还具有政权组织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产权模糊、组织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随便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大批专业化的农户，但是由于农民在流通领域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现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另一种模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比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而言建立起了比较明晰的产权，但由于大多在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推动下成立，并实际处于其的控制之下，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虽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由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合作化程度却很低。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参加组织的农户仅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90%之上比率，也距巴西、智利等国80%的比率甚远，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也占30%-60%。

如何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她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这恰恰符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不能代表集体的利益，而只有农民自身才可以代表。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自己的利益自己来把握，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走自主治理的道路。

3 中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自主治理方面的比较

目前国外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建立了良好的自主治理机制，这也是这些外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奥斯特罗姆在其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总结出了长期有效自主治理的八项基本原则。笔者将这八项基本原则概括为产权明晰、集体参与、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及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四个方面。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将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外的这些组织做一个比较。

（1）产权明晰。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本应为集体财产集体所有，但实际却是大多由少数人占有和支配，造成产权模糊不清。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起来，本应建立了明晰的产权机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发展的动机，主张主要农民愿意加入就可加入，造成很多合作组织成员在加入时无须缴纳股金，这样产权就模糊不清。与此相比，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严格由成员投资入股成立，因而产权非常明确。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由农民建立的带有半垄断色彩的庞大组织体系，不仅包括基层和县级组织，还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产权归全体成员所有，也非常明晰。

（2）集体参与。这里指的集体参与是指组织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组织章程、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具有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的性质，农民自然无法参与制定和修改各项规则。我国的一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由财政部支持的）已经建立了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但大多的合作组织农民并未真正享有表决权，一般成员基本随大流。有些直接由管理层决定，还有的实行一股一票制，这样股份占大头的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就能通过这样控制合作组织。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规定任何社员都有一票表决权，只有少数合作组织规定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安排一些额外票，但为了防止有些人利用额外票谋取私利，法律还对此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通过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行使组织员自己的权利，决定农协的各项方针和重大事项。

（3）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是小数人占有和支配集体财产，农民的投票权行使起来比较困难，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者可以随意处置集体财产，管理也不科学。我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成立理事会做为合作组织的决策中心，但理事会成员受到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影响较大，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无法对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而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和平等合作，合作组织成员从普通的农场主到董事长，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董事会聘请专门的公司经理来管理组织的日常事务。而董事会是组织的管理机构，由组织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使之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有理事会和监事会来对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理事长的权力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合员大会赋予的，而监事会成员则是有全体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产生，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受到了监事会的有效监督。

   （4）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这是指组织成员自己设计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自然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是独立的组织，但不管是其成立，还是建立之后的管理和经营，都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关系，自主性大打折扣。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则是由全体成员民主协商完成，并且美国国会于1922年就已将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从谢尔曼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对农业协同组合大量的支持和帮助来保证自己农业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农协的制度安排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制定。

4 初步的政策建议

为何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机制？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政府干预甚至直接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理论上来说是合适的。然而，正是政府的过多干预，造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效率低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该随之而改变。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真正农民自主治理的机制，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能顺利发展下去。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首先必须要保证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对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从与村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和政府组织混合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应变管理为服务，将管理权交给农民。而对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大力宣传和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应再根据自身意愿来干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并对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控制合作组织进行严厉的制止。

（2）其次是提升农民自主治理意愿。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合作经济组织要想发展，还应有农民的自觉参与。目前我国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成员自主治理意愿都很低，主要是因为自身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和没有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我国政府应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时向农民倾斜。

（3）另外还应提高农民自主治理的能力。无论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想持续顺利发展下去，组织成员应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而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开展一些专门针对合作组织成员的短期培训。同时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对农民的自主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4）同时政府还要加大扶持力度。第一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每年应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同时给与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的负担。第二是加强金融支持。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各级金融机构应放宽对其的贷款限度，同时培育小额贷款组织，规范和引导民间借款。第三，地方政府应积极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并加大技术支持力度。

［1］郭翔宇．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篇10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复杂系统 正效应 负反馈 影响因素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规模都有较大的提高，特别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大幅增加。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采取国际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证券投资（FPI）的方式。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对接受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我国FPI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FDI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渠道。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大背景下，在引进和运用FDI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达到促进本国经济更快发展的作用，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

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FDI与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分析方面，其研究都并不充分。这些研究成果要么过分强调国际资本流动的福利效应，而不考虑东道国的发展阶段特征；要么只强调FDI短期的作用，而忽视长期资本流动的作用。很少综合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结果大相径庭的研究成果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测度方法和统计模型的差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实证分析中采用资本帐户自由化指标或国际金融一体化等单一或者少数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实际上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系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混沌态，普通的线性回归由于考虑要素的不全面性导致了研究结果的迥异，因此从多因素、多视角研究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成为大势所趋。

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复杂系统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确定性表明FDI并不是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其常常与引起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联系交织在一起，情况不同导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增长的正效应。国际资本的趋利性与东道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引进外资目标相互冲突说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于一定的条件。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属于典型的复杂系统，影响因素繁多；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不仅有从属关系，而且有先后顺序、演化等关联，由于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增强，FDI对经济增长效应呈现较复杂结构，关系复杂，同时具有突现性、非线性和动态性。

复杂系统视角下FDI的经济增长机理

对东道国来说，FDI只是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促进因素，它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依赖于许多因素。利用复杂系统理论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就是强调用整体论和还原论相结合的方法去分析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复杂系统，按照复杂系统理论要求对其存在、运动、发展的机理，作出超越矛盾二元结构简单思维的立体理解。笔者在研究中利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阐述，试图解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运行机理。

（一）FDI视角下经济增长效应系统构建

FDI 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促进作用是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的。除了FDI 的不同形式会对资本形成有不同的效应之外，东道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从 FDI 获得的正负效应也会不同；FDI 的资金来源不同也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动机的 FDI 也会产生不同的资本形成效应，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1.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系统的内部要素分析。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系统的内部要素首要的应是FDI的构成，资金、技术及生产资料、知识等，不同的FDI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不同，内部要素还包括：

系统中FDI 的方式。首先，FDI 对东道国资本存量增加的幅度取决于 FDI 的方式。FDI 作用于对东道国国内资本形成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绿地投资形式。即在东道国建立新企业，FDI可以直接扩大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增加东道国的经济总量；二是并购模式。FDI通过跨国并购东道国的企业，激活东道国的资本存量，但不增加资本总量；三是利润再投资。FDI在东道国获得利润后再投资。连续的投资和绿地投资都可以促进东道国国内资本存量的增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系统中FDI 的资金来源。FDI的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作用不同。一般来说，FDI资金来源有以下五个方面：跨国公司内部、利润再投资、东道国金融市场、投资国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内部资金、投资国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募来的资金直接增加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利润在投资和东道国金融市场却不直接增加经济总量，但是可以激活东道国储蓄来间接作用于经济。

系统中FDI 的投资动机。如果FDI是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那其对宏观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会显著提高SCF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而国内基准利率上升及本币升值都会引致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回调效应。如果FDI是长期生产性项目投资，则会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实现利润最大化。

2.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系统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具有趋利性的FDI并不能自动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它需要东道国具备相应的对国际资本吸收、消化和利用的能力和条件。FDI所产生的技术扩散（包括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能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种效应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开发状况。

FDI在东道国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还与东道国的工业发展阶段、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水平、产业和外资政策及需求变化等密切相关。特别是利用关联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受制于技术的吸收能力、技术发展与再创新的能力程度。实践证明，越是实现结构进步和产业重组成功的国家，越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此形成了FDI与东道国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这也表明，东道国生产要素与FDI带来的生产要素的有效融合，可以使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最大限度的正效应。

（二）FDI视角下经济增长系统运行机理分析

FDI一直被认为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最直接方式，是因为FDI不单是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知识的总体转移，FDI视角下经济增长系统运行机理如图1所示。

1.FDI带动资本集聚和增值效应。绿地投资模式直接扩大投资规模；并购方式或者追加新投资方式能盘活东道国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东道国投资规模。选择FDI方式的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一般在投资前就明确了投资项目，而且双方的投资项目多为生产性项目，这种项目带来的资本聚集更为明显。FDI 对资本形成的直接效应是弥补了东道国的储蓄缺口，并不一定对长期的资本形成和供给起到稳定的作用，但会提高东道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虽然从长期来看其流出量要大于其流入量，但东道国不仅可以提高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从而获得直接收益，更为重要的是FDI对同一部门的其他企业或其他部门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从而获得间接的效应，这种间接效应通常称为溢出效应。因此，FDI 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上，FDI 的进入使得东道国经济不仅出现量的增长，而且有可能出现质的变革。另外，由于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而提高了其区位优势，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并使流入额大于利润流出额，从而会表现为正效应。

2.FDI带动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FDI带动经济增长还体现在机器、设备等技术性的生产资料的转移，以及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等技能的转移。还伴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的引进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引进自然有利于提高东道国资本产出率。技术溢出效应是先进技术的引领者对其他国家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起到的积极影响。尤其是FDI进入高壁垒产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竞争压力的增强和有关示范效应能够促使当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使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会增加研发经费，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率的提高是成就了一种“广义”的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是一种正的外部效应，但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

3.FDI带动人力资源和管理水平提升效应。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视角考察，FDI进入后主要形成对资本形成的作用机制和劳动力转移机制，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机制，产业结构优化机制，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FDI通过训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源数量、质量。为了使其技术、设备能够有效运转和经营方针能有效贯彻，跨国公司就必须在东道国培养掌握其经营理念、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才。

4.FDI带动产业优化整合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后进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FDI可带来产业部类内的调整，即由低生产率、劳动密集（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或服务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的升级。另外FDI可提升东道国消费层次，引发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但是，这些正的效应是一种理论上的预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能不出现这些效应，甚至可能产生负的效应。这些负效应表现为： FDI通过在东道国金融市场借款，会挤占原本东道国企业可利用的储蓄，从而使得受到信贷约束的东道国企业在本国金融市场融资的更加困难。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进行 FDI 获得利润的回流量要大于投资的流入量，从而造成对东道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跨国企业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造成国内企业减产或者破产，投资萎缩。大量地利用 FDI 对国内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结论

近年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FDI在我国的经济效益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复杂系统视角多方位、多视角考虑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提高自我资本形成能力，控制国际资本的规模，积极培育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地监控国际资本的流向和流量，合理高效地利用FDI，才会逐步减少对国际资本的依附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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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Catrinescu， M Leon-Ledesma， M Piracha，B Quillin. Remittances，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Growth[J].World Development，2009，37（1）

3.李剑峰，蓝发钦.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