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问题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粮食安全危机；伪城市化；社会稳定；三农问题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064—04

“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基础上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堵”为特征；“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建立在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疏”为特征。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水旱灾害的频发，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则由于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空心村问题加剧，使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土地被大量抛荒、弃耕、低效利用，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而二元体制的泛化也使农民城市化受阻，产生大量的伪城市化人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尽管新旧“三农”问题都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但由于新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各异，引发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的原因不同，解决的方案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然而，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加上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依然很有市场，导致解决“三农”问题决策的频繁失误，“三农”问题不断恶化。只有正确认识新“三农”问题产生的新历史背景，存在的新矛盾，形成新共识，我们才能接受“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进行正确的治理“三农”问题决策，逐步缓解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的碰撞

新旧“三农”问题治理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人均耕地数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力低，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联产承包责任尽管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作为一种过渡体制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制度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比率太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80%的农民向20%的市民供应农副产品，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市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低比例，那么中国农产品很快就会过剩。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低，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二元结构理论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它希望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鉴于中国农民众多，为避免形成托达罗模式的城乡人口过度流动产生的贫民窟，降低大量流民带来的社会稳定威胁，也为了防止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积极鼓励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的城市化；但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城市化设置重重障碍，如继续保留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通过对农地买卖的政府垄断，形成高房价，也为农民的城市化造成巨大障碍； 通过延长农民土地的承包期，防止农民失地，维护农村稳定。然而，这种保守的，以稳定为核心的离土不离乡城市化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资源聚集能力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当时的小城镇建设在内地基本失败，乡镇企业大部分破产，第三产业缺乏工业支撑发展缓慢。但沿海的开放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离土不离乡政策的破产，跨区域农民工流动日益频繁。

篇2

一是提出了从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破解困扰我国国民经济深层次发展的“三农问题”，需要有党和政府的足够重视，更需要有明确可行的思路和方案。目前，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理论界，普遍认为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是“三农问题”形成的主要症结，而加快城镇化进程则是同时破解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的突破口，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希望和突破口所在！

作者不仅清晰地阐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上述思路，而且在纷杂的视野中找到了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者在全面分析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各种原因的基础上，站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高度，从“以人为本”的政策思想出发，抓住更核心的农民问题，着眼于调整、稳定农民的就业和消费预期，提出了从更深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入手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农业和农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上农民补贴方式的演变趋势，作者主张通过创新农民补贴方式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以“产品换保障”的特殊方式，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主要用于启动和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推进农民补贴方式的制度化，以实现多重政策功效。

二是提出了城镇化机制的新理论和完善城镇化机制的新建议

作者对构建城镇化机制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研究国内外城镇化特点、城镇化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城镇化机制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国内外城镇化现象特别是我国城镇化转型进程有的一系列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和阐述。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是完善城镇化机制政策选择的理论假设。

作者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机制缺失和城镇化进程受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城镇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城镇化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农民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化解农民城镇化的市场风险，提高农民的城镇化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城镇化成本收益率的重要途径，而城镇化的效率也越来越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才是成功弥合城镇化机制缺失的关键。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突破口来完善城镇化机制，不仅可以为加快城镇化步伐构造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平台，而且可以达到变农民这一占2／3人口的最大潜在消费群体变为现实消费群体、完善城镇化机制、加快城镇化进程、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提供制度保障等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基本政策目标，从而为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开辟一条现实之路。这样，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推进城镇化，可能成为解决困扰我国国民经济深层次发展问题的最佳政策选择。

三是设计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方案：实物换保障

在我国人多地少，国力、财力、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都相对较低的特殊国情条件下，要将9亿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性难题。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形式，这意味着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似乎固定的货币收入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惟一基础。但作者认为，农产品也是一种收入，不过是实物形式的收入而已。对农民而言，实物形式的农产品虽然面临双重风险，却也是比较固定的收入。实物形式的收入只要转换得当，一样可以进行再分配。“实物换保障”的构想，不是仅仅局限于货币收入的再分配，而是认为货币收入和实物形式的农产品收入、股权转让收入、土地经营权转让收入都可能成为再分配的对象。这样，可用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资源就非常丰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通过制度创新，以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完全可以实现将农产品等潜在的社会保障资源变为现实资源的飞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为可能。实物换保障方案，就是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来化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从而为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

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40－2

“三农问题”

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2　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2.1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己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致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

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2.2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

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落实下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阶层首要接受，我们需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3　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篇4

1、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三农”问题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农问题不过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确有必要把“三农”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以后还会有“三工”问题、“三学”问题、“三医”问题等等诸多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忽视“三农”问题的存在，也不是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是要求国家从整体发展的宏观角度，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全面审视“三农”问题，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三工”问题密切相关。从一、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方的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反之，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整体水平。回顾历史，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是：建国以来，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始终支撑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为了抑制农业发展的阻力。实际上，农业与工业是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哪一环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到整条流水线的运转。所以，一个国家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不是二的关系。另外，从建国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把城镇中少数富有人群扩大代表了城镇户口中的全体，进而得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结论，有失客观和全面。所以，究其实质，“三农”问题凸显的还是民生问题。

2、“三农”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探究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当说，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现在老百姓关注四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这四个问题基本都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凸显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基于以上二个理由，我认为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3、用老子思想对民生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

篇5

社会责任营销是现今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风向标。为进一步帮助我国企业结合现实国情，从长远战略上树立企业的公益形象，寻找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中央电视台CCTV-7农业频道联合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于4月1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举办了公益“扶农”现象专项研讨会，就媒体如何打造“公益平台”，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帮抉三农”的机会进行社会责任营销等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研讨。

这次研讨会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副司长李毓助、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教授分别致辞，研讨会还特邀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广告、传播领域专家黄升民、金定海、倪宁、陆地、刘林清以及来自民生银行、农业银行、新日电动车、四季沐歌、史丹利的广告主代表出席，是一次集政府、学界、企业界多方参与的会议，会场气氛热烈，各方积极献言献策，研讨内容精彩纷呈。

“三农”问题从来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近年，国家为农村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在金融危机、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也将目光投向了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央视七套高举“公益三农，共赢蓝海”的经营大旗，在凸显农业频道差异化定位的同时，打造“三农公益”平台，实践着“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的频道宗旨，一直积极主动地联系企业深入农村地区，推出了一系列社会反映强烈的大型公益活动。

在研讨会中，CCTV-7农业频道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组织各方专家学者进行开放式讨论，对频道如何定位、经营，如何整合公益营销平台资源，采用何种具体的运营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讨论。

中国电影电视中心还和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是经国家工商总局同意，依托中国传媒大学建立，开展对公益广告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推动公益广告发展的理论创新，促进公益广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的专业机构。

篇6

关键词：农业经济 科技现代化 协调发展

就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处于多数的还是从事农业的人口。那么，如何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就成了目前农业人士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1 “三农”问题。所谓的“三农”包括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就是指发展农村、研究农业、帮助农民的问题。“三农问题”的目的在于加快农村发展，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稳定收入。

当前的局面是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一定使其不能和谐的因素。当然，“三农”问题也是我国农业实施经济化管理，加速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人们总会在潜移默化的歪曲“三农”问题面临的局面，有的人认为只要目前粮食基础够就实现了农村的稳步发展。其实，这已经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三农问题”是保证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目前发展所应面对的重要问题。

2 种植业获益偏低。长时间来说，种植行业一直是一个收入低下的行业。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城打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种地的收入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同时，由于社会发展而带来一系列物品的价格上浮也是造成农民感到困扰的原因之一。农业用种、施肥、浇水等都在不停地抬高价格。经过一年辛苦耕种，秋收后粮食产品的价格却没有相对上调，导致多数务农的人员并没有进城打工人员的经济回报高。极度打击了农民对种植行业的信心，使得更多的农民不想种地，选择进城打工。

3 社会对农业的关注不高。对农村开始实施经济化管理是广大农民针对目前农业现状悟出来的一条经济致富的现代化道路，也是调动农民重拾对土地种植的信心。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针对目前社会的状况，怎样解决农民心里问题，增加粮食种植的经济收入就显现的尤为迫切。但是，社会并没有对这一观点予以更多的关注，对农业行业的投入依然相对于其他行业投入经济较低。所以，这就需要我国各层次政府针对一系列农业问题进行解决，加大农村的经济投入力度，各项利于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使农村的发展更加的科学化。经济化，从而为农民营造出一个有利于生存的经济大环境。

4 农民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近年来，社会开始更多的关注农村的经济建设。报纸中报道的农民工治病难、买房难，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等问题也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几个村子中可能仅有一个小小的医疗诊所，里面的医疗设施不全，医疗药品价格高，医护人员少。从而使得农民开始不愿局限在自己的小山村，纷纷进城打工，改善居住环境。然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不是同城里人员同等待遇的。农民工在城里居住条件一般都很差，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体力活，工资更是多数不能按时发放。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入学也很困难。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农民工体力付出的多、居住环境差、生病没钱看、孩子无法正常上学的恶性循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就是当今人士都应共同思考的事情。

二、使农村经济加速现代化发展的方法

1 增强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当今的和谐社会应该尊崇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步建设农村产业化发展，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我们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看问题，提高对“三农”的管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导农民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从而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城镇带动农村，实现农业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

2 增强建设农村经济实施队伍。要想增强农村的发展，我们应先提高农村中引领经济的领导队伍。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农业环境基本以小农经济为主。面对小农经济，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进行否定，而是从小农经济的特有点出发，调动农民对种植业的积极性，提高农业收入，进而保证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我们应该确立完善的农村经济实施队伍，以他们为榜样，切实可行的帮助农民翻身成为经济的主人。同时，乡镇干部也应该为农民起表率作用，将农民引领到致富的道路上。

3 加大农民收入情况，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应该大力完善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其更加有条理，让农业发展有理可依，有据可查。让农民不再遵循旧方法进行生产建设，而是让现代化的经济所代替。我们也应呼吁社会的关注，结合政府出台的政策，解决农民工看病困难、收入低廉、住房条件差、下一代上学困难等问题，从而使农民可以更全身心的投入生产中，完善农村的改革建设，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

篇7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城乡统筹发展经济学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求收到实际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带来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可能更加凸现。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特别是我们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研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统筹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只注重分析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操作上也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领的现象,其结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切实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经济学科,具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从不发达状态演进到发达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结合国情、市情及县情、乡情,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改变或者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理论可资借鉴和研究。

一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起初,在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只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存在差距,乡村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自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雇用乡村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所形成的积累不断转为投资,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随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乡村过剩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城乡二元结构才会转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城乡平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收入相等,二元结构也不会自然消失,相反,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并出现众多城市病。这种理论假设: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大于留在乡村的预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乡村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使城市发展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会使农业生产萎缩,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缺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这种理论提出,政府要缩小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问题。以上两种理论,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并经实践放大,显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种理论在部分党政领导层面有较大市场,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多,因为发展城市经济见效快,在领导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容易在短期内出政绩,其弊端在于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效机制。后一种理论在理论界和党政领导的施政报告中有较多的体现,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长等现实问题,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说的多落实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视研究三农问题,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对上述两种理论,我们不能盲从,要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市情、区情、县情,借鉴、吸取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为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建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笔者倾向于用后一种理论指导统筹城乡实践,同时兼顾前一种理论,实现城乡结合、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发展大城市,企图通过城市扩张和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定居,也就是通过所谓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况且,城市的就业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使就业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农业、农民职能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居民因农民工的涌入,就业更加艰难,而农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细作,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下滑,市场物价也会因粮油、生猪、蔬菜等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大幅上涨,城乡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适度发展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胸怀大局,统筹考虑城乡规划,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质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在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构建知识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当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使产业发展迅速。这样就必须促使企业构建知识型企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给予员工尊重，通过提升组织团队的知识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导向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和优化企业运营流程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对终端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企业应当通过建立终生学习式企业的方法来稳步提升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水平。

篇8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协整；Johansen检验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45-03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障碍。为此，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王骏（2008）论述了试验区面临的超越法律、综合配套的缺失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1～2] 。孙超英、贾舒、高波等就成都实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以及试点中初步显现的如相关试点的统筹协调问题等作了初步研究 [3]。林文棋从二元经济结构三个来源视角分析研究了城乡统筹的模式选择。许鲜苗、宋福忠等研究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地区应依据一定的原则，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宜的发展模式[4～5]。王梦奎、厉以宁、孔祥敏等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6～8]。张红宇认为，城乡统筹必须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9]。张苒、季洁对成渝两地三农问题作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地三农问题难点和重点，探讨了解决成渝两地三农问题的途径[10]。

总体看来，学术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定性的分析与描述，定量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从统筹城乡核心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切入，构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重庆1985―2008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将回归结果和理论模型对比，进而深入探讨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问题，以期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有所裨益。

一、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社会从生产角度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总人口为P1、非农业部门总人口为P2，P=P1+P2，P是该经济社会总人口。农业部门劳动力为N1、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为N2，N=N1+N2，N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力，非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假设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的，从而有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

1.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y1=f（E/L1）=f（e）

其中，E是土地，e是人均土地。

2.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2=g（K/L2）=g（k）

其中，K是资本，k是人均资本。

3.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是w1，非劳动部门的工资率是w2

假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从事非农业生产。y1-w1为土地收益，其归属取决于土地所有制度。y2-w2为资本的收益，归资本所有者 [11]。

为了反映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和叙述表达的方便，我们先定义如下比率：

1.劳动力负荷系数

μ=P/N

其中，P表示劳动力所供养的人口数，N表示劳动力人数。

2.城乡劳动力负荷比。

RLb==

3. 二元对比系数

Rru==

二元对比系数Rru主要反映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差异。

4.劳动力转移系数

RLt=

其中，N1是农业部门的总劳动力，L1是N1中在农业部门劳动力，N1-L1是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该指标反映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程度，也反映了非农业部门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5.城镇化水平

u=

其中，p2表示非农业人口总数，P表示全社会人口总数。

6.农民的人均收入

I1= （1）

该指标是农民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收入加上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工资收入除以农村人口。

7.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

I2=（2）

该指标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除以城镇人口。

8.城乡收入比

RI==（3）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表示。

由式（3）通过变形可得：

RI== =• （4）

对式（4）两边进行对数变换，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 （5）

把ln（+）用一阶泰勒展式近似表达代入（5）式可得：

lnRI≈-lnRLb-lnRru-lnRLt-ln（1+） （6）

用Ru表示城市化程度，则上式为：

lnRI≈-lnRLb-lnRru-lnRLt-Ruln（1+） （7）

式（7）刻画了二元经济环境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模型。

（1）RLb，即城乡劳动力负荷比，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2）Rru，即二元对比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3）RLt，即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4）Ru反映了城市化程度，该项系数的符号与ln（1+）符号有关，而ln（1+）符号与城市化的模式有关。当城市化是市场主导型模式的城市化路径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N1-L1）＞0，从而ln（1+）＞0，Ru系数为负，城市化程度与城乡收入负相关；当城市化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路径时，ln（1+）＜0，Ru系数为正，此时，城市化程度与城乡收入比正相关。

二、计量分析

（一）计量结果

由理论模型（4），我们设定计量分析模型为

R1=CRα1LbRα2ruRα3LtRα4 ueε

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后得

lnRI=c+α1lnRLb+α2lnRru+α3lnRLt+α4lnRu+ε （8）

其中，α1是城乡劳动力负荷比的弹性系数，α2是二元对比系数的弹性系数，α3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系数的弹性系数，α4是城市化程度的弹性系数。

样本为重庆1985―2008年数据，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进行插补。

对lnRI、lnRLb、lnRru、lnRLt、lnRu用eviews5.0，根据AI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期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认为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即lnRI、lnRLb、lnRru、lnRLt、lnRu是一阶单整序列。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还需进行协整检验。对多变量协整检验，选用Johansen检验[12]。结果如下：

lnRI=0.76+0.24lnRLt-0.36lnRLb-0.62lnRru+0.0.18lnRu

（0.36） （0.04） （0.09）（0.11） （0.04）

t=（2.11）（6.00） （-4.00） （-5.64）（4.50）

R2=0.87，R2=0.83，F=37

（二）结果分析及改革问题探析

回归结果与现实情况的解读：

1.为什么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比呈正影响？回归结果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系数为正，与二元经济理论和理论模型不一致。其原因是，中国实际经济环境不满足二元经济理论假设条件。二元经济理论假定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同质，并且能达到均衡工资率。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城乡差别的教育投入，结果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并非同质，城乡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中机会不均等，工作中待遇不公平[14]。上述制度因素的存在，又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只能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经常出现“同工不同酬”现象。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村劳动力收入低于城市劳动力收入。农民工在提高自己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果是非但没能缩小、反而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为什么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比呈正影响？由回归模型知，城市化弹性系数为正，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城市化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按照刘易斯的设想，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剩下的农村劳动力由于人均拥有土地增多，实现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将会相应提高。但是，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土地依法自由流转，大量土地闲置或者只耕种一期，无法向种田大户集中，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同时刘易斯还认为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力资本的调整，当城乡劳动生产率出现过大差距时，乡村低生产率的劳动力会自由流向城镇，从而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但是，现有户籍制度由于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不能仅凭此就否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经济政策。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必然是扩大城乡差距，我们要转变现行城市化模式，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管理为辅的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3.其他弹性系数的影响力分析。回归方程中，系数最大的是二元对比系数，符号为负，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二元对比系数反映了城乡相对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越大，表明农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应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设立农业扶持专项基金，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政府应在财政税收收入中设置专门的城乡统筹基金，用于统筹城乡的专项支出，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间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揭示了重庆地区统筹城乡配套综合改革当前的重点是，统筹城乡财政扶持制度。

参考文献：

[1]王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4).

[2]王骏.关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展、问题与对策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孙超英，贾舒，高波.对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的初步分析与思考[J].探索，2007，(6).

[4]林文棋.城乡统筹的模式探索[J].北京规划建设，2010，(1).

[5]许鲜苗，宋福忠.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6]王梦奎.中国发展战略五大调整[J].神州，2004，(8).

[7]厉以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意义深远[J].中国经贸导刊，2004，(3).

[8]孔祥敏.城乡统筹发展:障碍及对策[J].长白学刊，2004，(6).

[9]张红宇.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7).

[10]张苒，季洁.成渝两地三农问题的比较研究[J].农村经济，2010，(2).

[11]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G]// 蔡，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第3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9.

篇9

关键词：土地规划；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中图分类号： X820.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我国的土地规划自1986 年开始实施以来，作为一种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对土地资源超前利用的合理安排与分配的综合措施。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贫乏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而且目前我国又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环境问题和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行的土地规划利用是以土地总体规划为主体的一个多层次的规划体系，但由于土地规划在我国起步较晚，实施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到位和不完善等原因，加剧了我国的社会环境问题。

1 土地规划在社会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的特征包括多功能性、位置的固定性和数量的有限性等，一旦土地的利用不合理，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更有甚者危及人类的生存。我国在土地利用规划在社会环境影响评价上与国外相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相对滞后，其发展的基础是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国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完善的过程，因此还存在着不少亟待改进和完善的缺陷与问题。

1.1 区域不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大问题。引起这个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一定区域内土地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协调，土地的利用结构及用地布局与国民经济发展存在问题。没有站在全局的立场来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土地的利用、开发、整治和保护都不利。区域不协调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国的土地规划大多以行政单位为基础。不同区域的行政单位之间，由于土地规划都相对独立于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难以实现行政区间的资源环境协调。

1.2 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平稳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更新改进，城市化水平逐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然而相对之下，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农业用地大量流失，土地浪费现象日益加重，土地的不合理开发导致城乡差异也在不断扩大，使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率极其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三农问题”跃然纸上。没有充分发挥土地规划的作用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

2 提高我国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为了有效地避免和缓解上述问题，提高我国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地规划。我们应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土地资源在时空上的配置，合理组织土地利用，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确保规划付诸实施。

2.1 合理安排土地利用规划

针对上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应该借助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措施中合理、高效和永续地利用土地资源，合理安排土地利用规划，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更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

2.2 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环境评价的方法研究

目前，在土地利用规划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上仍不够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其评价方法的研究。提倡社会环境评价，在决策过程早期提出，评价的目的是预防，只有在决策的开始阶段就提出社会环境的问题，才可能减少社会环境问题；注重社会环境评价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社会环境评价报告是土地利用规划对社会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性成果，一旦得以执行，便具有了社会指导性和法律等效性，因而社会环评要以现实条件为基础，要处理好科学性与针对性、前瞻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评价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社会环境评价的方式方法、指导思想只有不断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要求，社会环境评价既要注重自身成果的总结和积累，又要从各种先进的决策思想中吸取养分，结合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特点的评价方法仍然需要不断探索。

3 总结

科学合理的土地规划对社会环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平衡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协调、社会环境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通过土地规划在社会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合理安排土地利用规划、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环境评价方法研究等措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土地规划对社会环境影响的评价。因为土地规划的应用与发展在我国开始得较晚，目前相关理论还不是很完备，在实际运作中土地规划的应用还相对较少，因此应联合土地规划的各个部门加强对土地规划的合理布局。

参考文献

[1] William B Honachefsky. Ecologically-based Municipal LandUse Planning [M]. New York： New York， CRC Press， 2001.1-2.

[3] 葛志华.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16-171.

篇10

（一）教育投资说。教育投资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人力资本理论。它认为教育是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无形商品，同样凝结了无差异的人类劳动，它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因而教育就是受教育者为将来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进行的一种智力投资行为。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教育支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而成为一种生产性投资。这种教育投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并逐步成为社会共识。由此看来，若教育是为获得未来报酬而进行的一种投资行为，那么教育获利者向高校交纳学费合情合理。

（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由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按照“谁受益，谁投资”、“多受益，多投资”的经济学原则，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体制的国家中，教育的成本都必须由受益主体共同承担。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接受教育能够提高未来收入，社会团体也能从教育中受益。如，企业通过接受高校毕业生能提高利润水平、工作效率和科研水平，等等。因而说，这些受益群体有义务为教育分担学费。为了捍卫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教育收费理所当然。

二、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利益分析

由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不难看出，教育应当收费的主要依据是“谁受益，谁投资”、“多受益，多投资”的经济学原则。

在我国农村，其贫困的根源不是因为其资源的紧缺，而是由于其资源的大量外流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历史上，我国长期为农业国家，与农业相关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建国以后，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不惜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两种形式，从农村中抽取大量资金发展城市，一批又一批的农村资源流入城市。同时，国家为了发展资本密集的城市大工业，又不得不建立一套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使城市二元结构态势逐渐明显。“城里人”、“乡下人”两者之间逐渐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策照顾和社会资源占有上有先天的不平等。国家的这种不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今天的“三农问题”。如今，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建立了一些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但是诸如教育收费等导致的农村资本和资源外流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

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超过了2000万，其中至少60%的来自农村县域。若按每位在校大学生每年各项支出11000元计算，大学收自于农村的资金就高达1320亿元。而大学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大中城市，这就是说因为教育农村每年要付出1320亿元的教育成本。由此不难看出，教育的高收费制度导致了农村资本的大量外流。

农村资本的大量流入城市，不仅直接扩大了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还直接制约了农村自身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到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投资资本积累。20世纪五十年代，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经指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容易陷入一种恶性的贫困循环之中，即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这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过程。就我国农村发展现状而言，我国农村由于教育高收费的刺激，众多农村尤其是教育事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已经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教育消费型贫困”已经成了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收费制度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种种制约。农村不是受教育群体特别是受高等教育者的栖息地，在教育中受益极少，但是农村却为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三、促进农村发展对策

（一）教育银行。根据“谁收益，谁投资”的经济学原则，教育收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理应由受教育者和城市共同承担。但基于受教育者学习阶段的成本支付能力和受教育者未来工作区域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受教育者在校期间的学习费用应先由学校、国家财政、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垫付。受教育者毕业时，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所在的地区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偿还由学校、国家财政、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垫付的学习费用及利息，剩余部分由受教育者工作稳定后分期还款。为了方便该种措施中的资金管理，本文认为，国家应当设立掌管教育资金的专业银行，由它对学校、国家财政教育拨款、金融机构或特定的社会投资群体的教育投资进行集中管理。此外，国家还应大力弘扬社会企事业单位的教育投资或捐款，学校也应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从而保证教育银行资金链的良性循环。

开办教育银行的方法类似于贫困大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因而它面临着与国家助学贷款同样的问题，诸如受教育者的信用、工作能力等。同时，可能有人认为该种方法会阻碍城市间的人才流动，但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或法律法规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国家加大教育收费调控力度。2005年教育行业在十大暴利排行榜中紧随能源、医疗行业之后，位居第三，这与教育本身的属性及国家一直以来竭力改变教育形象的付出显然是不协调、不一致的。现实中，名目极其繁多的各种“杂费”依旧带着强硬性强制“捐款”的大旗挥舞在老百姓头上。面对教育领域的这一特殊现象，国家应加大对教育收费的宏观调控力度，制止各种教育乱收费，加强对学费等各种教育费用的控制，建立更有效、更合理的教育收费制度。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性，而且要重视教育的社会性。

（三）乡村基金会。首先农村通过社会集资等多种手段筹办乡村发展基金会，对本村的受教育者支付各种教育经费，受教育者毕业工作后的若干年，按其工资的比例交付基金会。随着基金会资本实力的不断充实，基金会的资金一部分继续用于教育，一部分分出来进行集体投资，从而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乡村基金会的发展基金也为返乡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基本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