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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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气候变化是在相对长时期里气候呈现出恶劣趋势,导致有害于人类的不良影响发生,主要由人类自身原因所造成,例如: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不合理开发土地,森林植被锐减等等。而气候变暖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陆地面积减小,粮食减产,物种多样性遭受破坏,疾病流行等等。为此国际社会制定了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和5京都议定书6(KyotoProtocol)。为寻求和保持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建立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按照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理论,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照各国商讨拟定的行动计划时间表削减排放量,其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其实际履行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各国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价,依此提出气候变化政策建议,力图形成清洁发展机制,实现节能降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南非政府与企业签订/气候变迁协议0,政府更加精确地估计温室气体排放量,拟定温室气体清单,通过清洁能源行动计划提高政策实施力度,运用税收激励、排污费等市场手段的创新机制。德国执行年度5国家气候保护计划6,建立对于每年气候保护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的机制,增强能源使用效率,确立政府燃料战略,成立二氧化碳削减部际工作组,编制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报告,多方面、多途径、全方位地控制有害气体排放,清洁生产的实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防止了气候变化造成的不良影响。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提出:对于全球变暖,各国都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于此,要求发达国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气候变化造成有害影响,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和援助,共同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5京都议定书6是框架公约的具体化,规定了美国、俄罗斯及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额度,要求他们到2010年至少减少1990年排放总量的5%。提倡各国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行(JI)。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与工业、交通等的行业规模、生产方式相关。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处于先进水平,与之相应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量也是巨大的,因此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减少排放也就意味着控制生产建设规模,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这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怎样才能既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又不有碍于经济发展呢?公约是各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调和的产物,其间大国施加了更多的影响。美国对于减排采取强硬态度,没有遵守国际承诺,势必加重各国减排的负担,由此也使国际法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际法律机制的建立到执行的过程中,国家立场、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等等因素掺杂综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法律关系,其调整、整合及协调是博弈各方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结果。

2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立法实践进展

我国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是随着相关国际公约的起草和制定逐步开展起来的。气候变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影响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就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可变化性。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综合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制定5中国国家气候计划纲要6和5中国气候系统观测计划6,系统研究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为科学决策提供客观、全面、真实的信息资料;建立大气环境监测预测,分析、模拟气象灾害及其危害后果,及时了解掌握大气、气象及气候发展变化状况,采取适应性技术措施,有效控制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因素;进行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控制技术研究,在于防治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不良影响。着手研究编写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从宏观战略角度考察全国气候现状水平、气候资源潜力、气候变化趋势,结合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科技等限制因素,提出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正确评估气候资源水平,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实现/资源气候0、/安全气候0。发挥国际和国内两种力量的作用,共同解决大气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为此,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确立了亚太地区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伙伴关系,通过各国之间清洁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开发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减轻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危害。为控制大气污染造成气候有害变化,颁布实施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6,为适应大气、气候环境变化该法已经进行了两次修改。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国家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即在限制排污总量指标的基础上实现逐渐削减。并且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结合实施,同时引进市场机制,逐步开展排污权交易,充分发挥市场因素的自觉调整功能,实现排放者之间排放量的余缺调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于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即实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实现量化、标准化的管理和监督。实行大气环境的区域控制制度,包括划定/两控区0、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通过采取更加严格的制度措施,有效扭转上述区域大气污染恶化的趋势。改善能源结构,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植树种草,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沙、治沙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国家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逐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量,直至停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从而有效遏制臭氧层空洞的扩大。我国现行的5大气污染防治法6主要是针对燃煤产生的气体、其他工业生产废气的排放、机动车船排放的尾气以及粉尘、恶臭气体排放而实施的法律控制,在进行末端治理的同时实行源头管理,包括清洁能源使用和清洁生产。立法鼓励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实行落后工艺设备的强制淘汰制度,并且国家鼓励采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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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球工程；国际管制；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05-06

[作者简介]孙 凯（1976―），男，山东青岛人，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国际环境治理研究；王刚（1979―），男，山东青岛人，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海洋环境治理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技术研究”（2012BAC20B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GJW01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Geoengineering

Authors： Sun Kai & Wang Gang

Abstract： With the urgency of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reaching agreements on emission reduction， deliberate intervention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known as geoengineering attract some scientists’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f geoengineering is at the initial phase， and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geo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e global and uneven impact of geoengineering， plus the possible moral hazard by the implication of geoengineering strategies，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global regulation is not possible， but some norms governing geoengineering are badly needed.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i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should not be used as an excuse for delayed action on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Geo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在全球日益暖化的今天，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避免气候变化产生的不良后果，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在国际气候治理层面，围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难以达成甚至停滞，一些科学家甚至决策者开始考虑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B计划――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即通过周密的计划和独特的技术来对全球的气候进行调节。目前对地球工程的研究在科学界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政策界还处于观望阶段，但鉴于地球工程潜在的巨大影响以及高度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有必要对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可能实施的方案选择进行“未雨绸缪”的规划与治理。

一、地球工程的技术选择

地球工程技术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二氧化碳清除技术（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即通过人工增加碳汇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具体措施为：（1）利用已收割的生物质及随后的碳存储进行生物碳捕获。将收获之后的生物质用来生产氢气或电能，将剩余的残渣及存储的二氧化碳在合适的地质构造中进行封存。（2）生物碳加工。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可以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当植物死亡和降解之后，所吸收的大部分二氧化碳都会重新返回大气中，因此在生长期内将植物收割，可以将这些植物体制造成生物碳并在海底或地下进行封存。（3）加强风化作用。含有碳酸盐和硅酸盐的岩石在风化过程中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这些岩石在地表非常常见，因此以人为的方式加强含碳酸盐和硅酸盐岩石的风化过程，可以提高通过自然方式从大气层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能力。（4）海洋增肥。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通过海洋增肥，加强海水的营养化，可以刺激海上浮游植物生长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随着这些植物的死亡和沉入海底，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也随之沉入深海。（5）通过化学方式直接从大气层中捕获二氧化碳及随后的存储，即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分离，以液态的方式将其存储在地下或深海。（6）人工植树。通过人为的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进而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另一类是太阳辐射管理技术（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即减少入射及随后对短波太阳辐射的吸收，以将少量阳光反射回空间的方式应对全球变暖及气候变化。①具体措施为：（1）发射轨道太空镜。利用太空镜反射太阳辐射或使太阳辐射改变方向，从而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能辐射量。（2）在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将硫酸盐或其他类型的颗粒注入高空大气层，以此提高阳光反射回太空的散射能力。（3）对流层增云。增加低层大气云凝结核的浓度，特别是在海洋区域，使云层变白，从而提高云层的反射率。（4）提高地表反射率。改变土地或海洋的表面，将更多的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

不同的地球工程技术的运作机理是不同的，由此带来的技术、经济、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如何对不同的地球工程技术进行评估，在目前地球工程技术研究的初始阶段，尚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量化。英国皇家协会2009年题为“气候工程：科学、治理和不确定”的报告，基于环境有效性、速度、安全性、成本这四个指标，对地球工程的部分技术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定性评估。其中环境有效性包括科学和技术基础方面的信心、技术可行性、潜在影响的强度、空间规模等；速度指的是目前的准备状态和预计影响显现的速度；安全性指的是已知的风险和潜在的、无法预料的大规模危害；成本包括初期部署成本和投入使用之后的运作和维护成本。依据以上四个指标，对部分地球工程技术方案的初步评估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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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二氧化碳清除技术和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两类技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地球工程专家John Virgoe认为：“二氧化碳清除技术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在本质特征和潜在影响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二氧化碳清除技术可以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中，而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则可以作为应急性方案运用到极具破坏性的气候变化情况下。”②总体而言，二氧化碳清除技术是“治本”，即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存量，进而减缓气候变化；而太阳辐射管理技术是“治标”，直接对太阳辐射量进行干预。依据对两类技术的初步评估判断，在这两类技术的选择上，二氧化碳清除技术应当优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

二、对地球工程研究进行国际管制的需求

地球工程是一项规模庞大、涉及领域广泛的项目，目前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地球工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影响、成本评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英国皇家学会报告的目标是“对于地球工程的技术选择提供权威和均衡的总体评估”，但同时又强调：“国际范围内任何一种地球工程的技术方法在受到严肃考虑实施之前，需要更进一步的详尽研究。”③另外，地球工程的实施和影响都是跨国性甚至是全球规模的，因此，为确保地球工程研究的安全性、公开性和责任性，必须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有效治理。④

具体而言，地球工程的系列方案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及非均衡性，以及地球工程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困境等原因，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国际管制。

（一）地球工程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地球工程的复杂性、规模的庞大性和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地球工程的潜在影响进行精确的预测和量化。对地球工程的实验在“实际应用”之前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而只能依据计算机模型对其风险进行评估，而这种计算机模型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地球工程所可能引发的无法预见的后果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可能受到地球工程的干扰最大。例如一些科学家研究发现，尽管1991年位于菲律宾的火山喷发，向大气中注入了20兆吨二氧化硫，从而导致了随后几年的气候“转冷”；但是，此次火山喷发也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使菲律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连续多年出现降雨量减少、粮食减产、河流缺水等问题。①另外，地球工程还会导致海水酸化的加速、臭氧层损耗的加剧以及粮食的减产等一系列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缜密的研究并能够精确预计其所可能产生的效果之前，这些方案是无法实施的。

（二）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和非均衡性

由于地球工程对大气的影响不可能仅仅限于某个区域，例如向大气中注入气溶胶，这对于地球气候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这使得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公司就可以拥有对全球施加影响的手段，暂且不论其后果是好是坏。另外，地球工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不可能是均衡的，即使地球工程的一些方案能够按照规划顺利实施，其对某些国家可能带来有利的影响，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则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②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某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力采取措施影响全球的气候？或者如何对此类问题在全球层面进行决策？需要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吗？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效的国际法律制度来对其进行行为规范和调整。

（三）地球工程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困境

对于环境主义者和大部分科学家来说，地球工程无疑是最后的选择，也即B计划。这是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之后，并且在人类面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临界点而亟需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的方案，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应当是首要选择。而对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以及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由于减少温室气体的巨大成本和执行难度，“便捷的”地球工程则是优先选择的A计划。③正是基于这种道德风险的困境，一些科学家甚至不太愿意对地球工程及其技术选择进行研究，他们担心地球工程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减少对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

由于地球工程是近年来才兴起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兴事物，目前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地球工程研究及应用进行管制的国际法规。但正是由于地球工程潜在的巨大影响及其对国际协调的内在需求，人们都有必要对地球工程的研究及应用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的管制。目前的国际法体系中尚没有专门的条约针对地球工程进行管制，一些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的制定，也都未能对地球工程进行认真的考虑和对待。④基于应对其他国际环境挑战的经验，对地球工程进行有效管制也需要国际社会达成有约束力的管制条约，采取开放性的方式对地球工程的相关科学进行正式评估，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从而增强地球工程管制机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⑤

三、对地球工程研究进行管制的原则

在当前地球工程研究的初始阶段，虽然地球工程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在国际法领域受到关注已久，但限于国际立法的复杂性，其发展一直相对缓慢。⑥构思对地球工程研究进行有效的管制机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对于地球工程研究基本原则和规范的确立。而管制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谁应该决定地球工程研究的进展与可能进行的实验与部署？国际社会如何对此类问题进行决策？应对可能拥有地球工程技术并可能对其滥用的“无赖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风险管制机制？①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是如何让国家参与到地球工程的研究中来，而是解决该由谁来决定如何开展地球工程研究这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对地球工程研究进行治理的问题。②

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中，虽然没有专门对地球工程研究进行管制的国际法律制度，但是国际环境法中的一些一般性原则和规范也可以运用到地球工程研究的管制中来。近年来已有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就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明确规定：“在它们有关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中，在可能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考虑进去，并采用由本国拟定和确定的适当方法，例如进行影响评估，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③尽管这一条没有明确提及地球工程技术，但却确立了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地球工程研究。

近年来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对地球工程关注最多。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第10届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涵盖地球工程的决议，决议认为：“在地球工程活动还没有科学依据的、全球性的、透明和有效管制和监管机制的情况下，依照预先防范原则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的规定，在获得足够支持这种活动的充分科学依据和适当地考虑到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之前，不得从事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地球工程活动。”④这一规定为更审慎地进行地球工程研究及部署进行了规范和指导，但仅仅局限于对地球工程与生物多样性相关联的影响方面，而不是对地球工程进行总体规范。

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地球工程及其研究的初始性和未来技术进展的不确定性，对地球工程的研究进行总体性的全面规划似乎还不可能，但对地球工程研究确立一些基本的规范和原则确是有益的。成立于2010年的牛津大学地球工程项目组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提出了地球工程研究的“牛津原则”（Oxford Principles），认为地球工程的研究目前还在初始阶段，不能确保将来的成功，因此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规则来对地球工程的研究以及未来可能的部署进行指导和规范。

具体而言，对地球工程进行管制需要遵循如下原则：（1）必须将地球工程作为公共物品来进行管制。尽管在地球工程领域中的研究有私人性质的企业和公司积极参与，但对于地球工程技术的管理必须以满足公共利益为基础。（2）确保公众在地球工程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从事地球工程研究的人员应当在决策过程中获取可能受到该种地球工程技术影响的公众的认可，公众的范围依据不同地球工程技术的影响范围而有所变化。（3）促进地球工程研究的信息披露和成果的公开出版。应当向公众完全披露（包括负面成果及信息的披露）有关地球工程的研究计划，并公开出版研究成果，从而促进公众及时了解有关地球工程研究的进展及风险。（4）确保地球工程研究影响评估的独立性。对地球工程研究影响进行评估的机构应当是独立于从事地球工程研究的部门；对于可能产生跨境影响的地球工程研究的评估，应当由合适的地区性或国际性机构负责。评估的内容应该包括地球工程研究的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5）地球工程方案部署前的有效管制。在进行任何关于地球工程方案进行部署的决策之前，必须确保已有强力治理机制的存在。①以上五条原则可以说为规范地球工程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和原则性的规范。

四、结语：对地球工程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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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藏高原；净初级生产力；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Q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00403

1引言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地貌单元，平均高度在4000 m以上，有“世界屋脊”和世界“第三极”之称，其独特的高海拔、空气稀薄、强太阳辐射等自然地理特征影响着欧亚大陆的大气环流和生态系统分布，其地表过程变化不仅会引起亚洲大气环流的重大变化，而且还会对北半球甚至全球大气环流产生重大影响[1]。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反映强烈，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过去50年青藏高原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地表温度增加了大约1.8 °C，年增温速率（0.036 °C/年）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0.013 °C/年）；温度的增加进一步引起降水空间格局的变化，甚至造成局部强降水次数的增加[2]。这种气候的波动会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产生强烈影响， 导致高原生态系统的格局、过程与功能发生改变。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指绿色植物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上所积累的有机干物质总量，它不仅是表征植物活动的重要变量，而且是判定生态系统碳汇和调节生态过程的主要因子[3]。近年来，区域水平的NPP估算越来越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生产力是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素；另一方面陆地生态系统通过NPP储存碳对于控制大气CO2浓度的上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与政府相关的碳减排政策密切相关[4]。青藏高原净初级生产力的状况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青藏高原NPP及其空间分布

通过对过去30年青藏高原区域NPP计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整个青藏高原年均NPP为0.3 Pg Ca-1，单位面积NPP为175.8 g cm-2 a-1[5，6]。青藏高原陆地总面积为188.4×104 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6 %，而整个青藏高原植被平均年净第一性生产力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3.3 %，因此，青藏高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不同的植被类型中，草甸类型所占的比例最大，约占31.8 %；人工植被和荒漠所占比例最小，分别占2.0 %和4.7 %；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分别占11.9 %和8.4 %[7]。

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青藏高原NPP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与该地区的水热条件和植被类型的地带性分异规律是一致的。青藏高原植被的水平分布规律受制于水热条件的组合，由东南往西北，气候也发生由暖到冷、由湿到干的变化，相应地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寒温性针叶林-高寒灌丛林、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灌丛、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因此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的NPP明显高于高原面上的其他地区，一般在500～1500g cm-2 a-1之间；高原西北部植被稀疏， NPP相应较小，大都低于50 g cm-2 a-1，其中，柴达木盆地为整个高原面上生产力最小的区域，几乎等于0 g cm-2 a-1[8]。

3青藏高原NPP年际变化动态

近年来，青藏高原的植被生产力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年增加速率约为0.7 %[5，6]。1991和1992年青藏高原NPP最低，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受1991年6月菲律宾Pinatubo火山爆发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平流层的气溶胶大量增加，从而导致青藏高原1991～1992年太阳辐射显著减小造成的[7]。而进入2000年以后，青藏高原植被NPP明显高于20世纪80～90年代[6]，这一方面是因为气候的暖湿化趋势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实施的生态工程，包括天然林和天然草地保护工程、退牧还草和退耕还林等的影响。

由于环境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存在地域差异，植被NPP的年际变化趋势相应地也存在空间差异[5]。近年来，呈增加趋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原东部、南部以及中部的部分地区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其中，青海省的东南部、西宁地区、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的横断山区和雅鲁藏布江南部地区的NPP增加显著。这主要与这些地区的植被覆盖度和温度呈增加趋势有关。此外，青海西宁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的横断山区和雅鲁藏布江南部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增加也是导致这些地区NPP增加的重要原因。青海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和西部一些地区的NPP呈减小趋势，虽然这些地区的平均温度基本上都呈增加趋势，但由于该地区降水量呈下降趋势，部分地区下降趋势十分明显，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NPP减小。

4青藏高原NPP变化与气候因子关系

水热条件是植被生长的决定要素， 青藏高原地域广阔，具有较高海拔高度和相对高度差，有研究认为温度是影响青藏高原生物生长的主导因子，决定NPP的变化趋势，例如，Gao等[6]研究发现，温度变化可以解释2000年以来NPP年际变化的80%。大体上青藏高原净初级生产力随着气温和降水的增加而增加。当年降水量大于1000 mm，年积温（全年大于0°C的温度之和）达到8000°C以上，NPP 达到最大值（可超过1500 g cm-2 a-1）；同时积温和降水在极端条件下也将限制植被的生长，积温小于1000°C或者降水小于200 mm 的区域，青藏高原NPP 很低， 不超过100 g cm-2 a-1。而当植被生长所需的温度和降水条件均较好时，太阳辐射就开始成为影响植被NPP的关键因子[5]。

青藏高原东南部（450 mm 等降水量线以东）和西北部（450 mm 等降水量线以西）主导植被生产力变化的气象因子不同（图1）。450 mm等降水量线以西的区域，青藏高原植被生产力的主导因子是降水量，由于降水量的限制，此区域内植被多为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类植物，生产力随温度的梯度变化较小，基本保持在200 g cm-2 a-1以内。450 mm等降水量线以东的区域，植被类型丰富，植被类型从高寒灌丛、高寒草甸至常绿阔叶林、寒温性针叶林，植被生产力控制因子为气温，随着气温的升高，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最大可以超过1000 g cm-2 a-1[8]。

黄玫等[1]计算了近年来青藏高原不同植被类型NPP与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系数，森林、灌木和草地的NPP与该区域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都呈正相关关系，即当气温和降水量增加时，青藏高原森林、灌木和草地NPP都增加。其中森林NPP与气温的相关系数为0.571，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为0.768；灌木NPP与气温的相关系数为0.802，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为0.720；草地NPP与气温的相关系数为0.662，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为0.813。相关系数的大小显示，森林和草地净初级生产力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气温的相关系数，而灌木NPP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小于与气温的相关系数。

5青藏高原NPP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到21 世纪末地球表面的温度将升高1.8～6.4℃，如果温室气体按照目前或者高于目前的水平持续排放下去，将会引起地球系统产生更严重的后果。IPCC还进一步预测未来青藏高原气候将发生很大变化， 气温和降水量总体呈进一步上升趋势，在这样的气候变化背景下， 其自然植被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大气中的CO2浓度从340×10-6（目前状态）增加到500×10-6，青藏高原NPP空间分布格局保持不变，但是由此带来的温度和降水量的改变会导致所有植被类型NPP的显著增加（图2）[9]；如果大气中的CO2浓度持续增加到600×10-6，整个青藏高原的植被NPP将增加30%～45%，并且伴随着植被类型的明显转变，例如南部的高山草甸和高山灌丛将转变为高山针叶林和高山针阔混交林[10]。

如果未来温度比目前增加2℃，那么会导致整个青藏高原NPP增加8.7%，但是不同的区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同，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降水比较充足的区域，NPP呈明显增加趋势；但是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特别是降水量小于300 mm区域，由于温度升高导致蒸发增加而引起的土壤水分减少会限制植被的生长，从而使植被NPP明显下降[11]。Zhao等（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分别发生IPCC预测的B1（低强度排放情景）、A1B（中等强度排放情景）和A2（高强度排放情景）气候变化情景，那么不管在哪种情景，青藏高原的NPP均呈增加的趋势，并且在三种情景下，植被NPP年增加的速率分别是1.00%、1.69%和1.66%。

6主要结论

（1）青藏高原年均NPP为0.3 Pg Ca-1，单位面积NPP为175.8 g cm-2 a-1；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青藏高原NPP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与该地区的水热条件和植被类型的地带性分异规律是一致的。

（2）近年来，青藏高原的植被生产力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年增加速率约为0.7%；由于环境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存在地域差异，植被NPP的年际变化趋势相应地也存在空间差异；呈增加趋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原东部、南部以及中部的部分地区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呈减小趋势主要集中在青海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和西部一些地区。

（3）温度是影响青藏高原生物生长的主导因子，决定NPP的变化趋势；大体上青藏高原净初级生产力随着气温和降水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植被生长所需的温度和降水条件均较好时，太阳辐射也是影响植被NPP的关键因子。

（4）未来气候变化影响青藏高原植被NPP，大气中的CO2浓度变化带来的温度和降水量的改变会导致所有植被类型NPP的显著增加；如果未来温度比目前增加2 ℃，那么会导致整个青藏高原NPP增加8.7%；如果分别发生IPCC预测的B1、A1B和A2气候变化情景，青藏高原的NPP均呈增加的趋势，并且植被NPP年增加的速率分别是1.00%、1.69%和1.66%。 参考文献：

[1]黄玫， 季劲钧， 彭莉莉. 青藏高原1981～ 200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气候与环境研究， 2008， 13（5）： 6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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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轻力前牵引；上颌后缩；牙颌畸形；学龄前期

骨性Ⅲ类牙颌畸形是临床上常见的牙颌畸，上颌前牵引是临床上公认的治疗骨性Ⅲ类牙颌畸形的有效方法之一，因传统前牵引力值较大、乳牙牙冠短小而导致患者口内活动矫治器固位差或者加力过大增加不适，限制了临床医师对乳牙期骨性三类牙颌畸形的适时矫治。作为一个尝试，本文采用轻力前牵引矫治乳牙期骨性Ⅲ类牙颌畸形，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本研究选择了近10来在我院正畸科就诊的3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男18例，女12例，年龄3-6岁，平均5岁。纳入标准：①患者全部处于乳牙期，②前牙反合，乳磨牙为近中关系，③患者软组织侧貌为凹面型，④下颌不能后退至前牙切对切关系，⑤X线头影测量ANB

1.2方法口外矫治装置为杭州新亚公司生产的可调式前方牵引器，口内部分是上颌合垫活动矫治器，牵引勾位于上颌侧切牙和尖牙之间，第二乳磨牙弯制箭头卡固位。要求患者每天戴用矫治器12h以上，4周复诊1次，每侧牵引力100-150g，牵引力的方向根据患者的垂直骨面型的类型在向前、上和向前、下方与合平面呈约15°角牵引，矫治时间为4-10个月。X线头颅定位侧位片测量：正畸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均常规拍摄X线头颅定位侧位片并进行分析比较治疗前后软硬组织的变化，所有头影测量片的定点和测量均由作者完成，每个测量点均定点2次，每次相隔2周，然后取其平均值。

1.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测量结果采用配对t检验，P

2结果

2.130例患儿经过4-10个月（平均6.5个月）临床治疗，均达到了良好的临床矫治效果：患者的软组织侧貌变为直面型或者轻微的凸面型，上、下颌骨以及上、下唇的位置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上、下磨牙和尖牙呈中性或者轻度的远中关系，前牙建立了正常的覆合、覆盖关系，上下颌牙齿咬合关系良好，咀嚼功能得到了恢复。这说明轻力牵引器联合活动扩弓矫治器同样能有效的促进上颌骨上长度的增长和宽度的增加。

矫治前、后的X线投影测量结果可见：SNA角平均增大2.3°，ANB增大2.9°，上颌长度（ptm-ANS）平均增加或前移2mm，上、下面高之比（ANS-Me/N-Me）平均增加1.22%，差异有显著性（P0.05）。上切牙唇倾4.14°、上唇前突3.51mm，差异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传统的前牵引联合扩弓矫治器矫治骨性III类牙颌畸形的口内固位矫治器有上颌合垫活动矫治器、固定矫治器、以及骨种植体支抗等多种。由于传统的前牵引力值较大导致活动矫治器固位性差，固定矫治器虽然固位性好，但是制作复杂、不利于口腔卫生；骨种植体支抗毕竟是一种手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患者及其家长一般难以接受。

本研究根据乳牙期患者的生理特点和牙冠特征，采用100-150克的轻力进行前牵引，由于力值偏小，从而相对地提高了活动矫治器的固位性能，减小了因较大的固位力导致的不适感、利于保持口腔卫生，从而比较容易取得患者及其家长的配合，保证了临床矫治效果［1-2］。

轻力前牵引矫治器矫治骨性III类牙颌畸形的机制［3-4］在于：①乳牙期的患者正值颌面部的第二个快速生长发育期，颌骨的可塑性大，骨性牙颌畸形的程度相对较轻；②颌面部的生长发育是按照宽度、高度和深度的顺序进行的；③此时的轻力牵引上颌骨具有引导和促进其发育双重作用；④骨性III类牙颌畸形得到矫治后，由于上下颌牙齿的正常咬合关系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上、下颌骨的正常生长发育，利于疗效的保持；⑤“温水煮青蛙”效应：轻力前牵引矫治骨性III类牙颌畸形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既能够达到良好的矫治效果，又可以较好地保持其疗效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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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自身抗体；放射性I；满意度；甲低

Graves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疾病， 其发生机理与机体自身免疫紊乱有密切关系[1]。常见的对自身有免疫性的疾病。运用放射性I治疗该疾病方法优点很多， 如效率高、安全系数高、疗程较短、治疗简单， 以及愈后良好。为了进一步研究运用131I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前后对机体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影响并讨论该方法的临床意义， 观察对患者的身体恢复状态的影响， 以及治疗前后对身体的免疫状态的影响。作者研究分析2010年5月～2012年12月本院运用该方法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352例病例报告， 按照机体某些指标的水平。将运用该方法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352例患者分为两组， 其中阳性组患者为222人， 阴性组患者130人， 并且严密观察监测患者治疗前后几个月的各项指标含量。对这些治疗的患者一年内不同阶段的状况进行了随访观察， 具体随访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在2010年5月～2012年12月期间， 本院总共接收了352例运用131I治疗Graves病的病例报告。女性254例， 男性98例， 年龄27～58岁， 平均（31.21±3.35）岁， 按照机体某些蛋白质抗体的水平， 将该方法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352例患者分为两组， 其中阳性组患者为222人， 阴性组患者130人。在该次治疗中有33例为再次运用131I治疗Graves病， 有97例在运该方法治疗疾病前接受了内科药物治疗。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均采用SPSS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2 研究使用的仪器和试剂 两组的各项指标均采用Roche/Diagnostic公司生产的1011型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Elecsys1011专用试剂[2]。

1. 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的实验数据均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 做χ2检验， 结果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放射性I治疗的效果 观察发现在本院运用该方法治疗的患者中， 有201例患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 占比例有57.1%， 另外还有77例患者依然发生甲低， 占了21.9%。治疗后仍然是甲亢的患者有93例， 占了26.4%。经过一年的131I治疗后， 早发甲低患者有67例， 发生率为19.0%， 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有257例， 比例为73.0%， 但是仍然有61例患者处于甲亢状态， 占有17.3%， 临床上的总治愈例数为291例， 治愈率为82.7%。

2. 2 比较两组患者疗效的因素 经过一年的放射性I治疗， 某些蛋白质抗体水平阳性组的222例患者中[3]， 一共有193例患者治愈了， 治愈率为86.9%， 其中有51例表现为早发甲低症状， 早发甲低率为22.9%。31例没有治愈， 共占比例为14.0%。某些抗体水平阴性组的130例患者中， 一共69例患者治愈， 治愈率为53.0%， 其中21例为早发性甲低， 早发甲低率为16.1%， 31例仍然处于甲亢状态， 占了23.8%。两组之间的数据通过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 做χ2检验， 计算P

2. 3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的动态变化 作者对运用131I治疗Graves病的352例患者治疗前后3、6、9、12个月血清中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进行严密监测。治疗后3个月时， TGAb、TPO-Ab阳性组中， 9例两项抗体变为阴性， 转阴率为4.0%；阴性组中， 47例两项抗体转为阳性， 转阳率为36.1%， 随着治疗后时间的推移，有些患者的两项自身抗体又逐渐转为阴性。本次研究发现在本院运用131I治疗Graves病治疗的患者中， 在治疗三个月后出现甲低为暂时性的甲低， 不影响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到治疗后12个月时， TGAb、TPOAb阳性组78例两项抗体转阴， 转阴率为35.17%；TGAb、TPOAb阴性组19例两项抗体仍然转阳， 转阳率为14.6%， 具体情况见表1、表2。

3 讨论

运用放射性I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历史已经有将近七十年， 该治疗方法优点很多， 如效率高、安全系数高、疗程较短、治疗简单， 以及愈后良好。如今运用131I来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了。本次研究发现在本院运用131I治疗Graves病治疗的患者中， 在治疗三个月后出现甲低为暂时性的甲低， 不影响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4]。有201例患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 占比例有57.1%， 另外还有77例患者依然发生甲低， 占了21.9%。治疗后仍然是甲亢的患者有93例， 占了26.4%。经过一年的131I治疗后， 早发甲低患者有67例， 发生率为19.0%， 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有257例， 比例为73.0%， 但是仍然有61例患者处于甲亢状态， 占有17.3%， 临床上的总治愈例数为291例， 治愈率为82.7%。

在临床上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治疗方法很多， 但是许多方法都效果较差， 在运用放射性I治疗该疾病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减低某些抗体对自身作用的水平， 能够有效的促进自身抗体的改善和恢复， 同时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 能够有效的减轻患者痛苦、改善患者愈后， 在临床上可以推广此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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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甲状腺功能；重症肺炎；左心功能；降钙素原；超敏C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8-005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early changes of thyroid function in the prognosis and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of infa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The severe pneumonia infa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Among them， 50 patients with normal thyroid function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50 cases of abnormal thyroid function were referr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had the same treatment team and treatment programs. After treatment for 14 days， plasma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 plasma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FT4）， 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TSH），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LVESV），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LVEDV）， procalcitonin （PCT），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APACHE Ⅱ）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PACHE Ⅱ score， procalcitonin，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FT3， FT4， TSH and LVEF level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P

[Key words] Thyroid function； Severe pneumonia；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Procalcitonin；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危重患者m无甲状腺本身病变，但甲状腺激素在末梢的转运和代谢、TSH的分泌调节以及甲状腺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血清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FT3）、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etraiodothyronine，FT4）、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水平改变。为说明危重病对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Wartofsky和Burman提出了功能正常甲状腺病综合征（euthyroid sick syndrome，ESS）的概念[1]。王剑等[2]研究也发现，危重患者的FT3、FT4及TSH水平显著下降，监测甲状腺激素水平对患者病情及预后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重症肺炎患者由于应激状态下血液供应重新分布，甲状腺血供减少，阻止促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同时大剂量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的应用也抑制了TSH的分泌，结果循环中FT3及FT4下降，TSH值不增高。

肺炎是儿童时期尤其婴幼儿时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位居威胁我国儿童健康及生命的常见四大疾病之首，尤其重症肺炎是引起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3]，早期发现并诊断重症肺炎患儿具有重要意义，而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早期监测可能对婴儿重症肺炎的诊断及预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性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重症肺炎婴儿左心功能及疾病预后的相关性，以为重症肺炎的早期诊治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指标，从而提高临床对婴儿重症肺炎的诊疗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以我院收治的重症肺炎婴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

1.2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性质为平行组设计的观察性研究。研究时间2011年6月～2016年6月，病例纳入及资料收集在5年内完成。

1.2.1 分组方法 在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患儿中筛选50例甲状腺功能异常者作为观察组，筛选50例甲状腺功能正常者作为对照组。筛选过程中尽量匹配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体重、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及用药情况等基线资料。

1.2.2 研究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入院当天即完成甲状腺功能检测，两组患儿由同一诊疗组团队完成，治疗方案相同，研究周期为14 d。比较治疗后两组甲状腺功能、左心功能、炎性指标及病情严重程度。

1.2.3 观察指标 FT3、FT4、TSH、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室收缩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volume，LVESV）、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volume，LVEDV）、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超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及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

1.2.4 功能正常甲状腺病综合征（ESS）诊断标准[6-8] FT3低于正常，FT4及TSH正常或降低；FT4 降低，FT3及TSH正常。正常参考范围：FT3为3.1～6.8 pmol/L；FT4为12.0～22.0 pmol/L；TSH为0.27～4.20 mIU/L。

1.3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中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定量资料的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类资料采用率（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比较

研究共纳入对照组及观察组患者各50例，其中观察组男女比例为29/21，平均月龄为（9.3±2.1）个月；对照组男女比例为26/24，平均月龄为（9.0±1.8）个月。两组体重、PCT、hs-CRP及APACHEⅡ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两组APACHE Ⅱ评分及炎性指标比较

组内比较：治疗后对照组的APACHEⅡ评分、降钙素原及超敏C反应蛋白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显著性（P

2.3两组甲状腺功能比较

组内比较：治疗后两组的FT3、FT4及TSH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

2.4 两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组内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的LVESV及LVEDV无明显改变；对照组治疗前后LVEF变化不明显，而治疗后观察组LVEF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小儿急症尤其是重症肺炎由于起病快、来势猛、并发症多、常累及全身、典型表现常被掩盖或被忽略等原因，导致抢救时间仓促、致诊治不当，引起病情进展恶化甚至死亡[9，10]。寻找一种重症肺炎的早期预测指标对婴儿重症肺炎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与早期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肺炎患儿相比，甲状腺功能早期低于正常患儿治疗相同时间后，APACHEⅡ评分更高，炎性指标水平更高，左室射血分数更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更大。

甲状腺素是甲状腺激素中的一种，它的主要作用为加快代谢速度、增加氧耗及维持骨骼生长发育，临床上主要用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和单纯性甲状腺肿等疾病。危重患者虽无甲状腺本身病变，但甲状腺激素在末梢的转运和代谢、TSH的分泌调节以及甲状腺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血清中FT3、FT4、TSH水平改变，FT3、FT4值很低时，提示预后差。重症肺炎应激状态下血液供应重新分布，甲状腺血供减少，阻止TSH 的合成和释放；并且大剂量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的应用也抑制了TSH的分泌，结果循环中 FT4、FT3下降，TSH值不增高。内相关文献研究结论也验证了这一规律[11，12]。

APACHE Ⅱ评分即为急性生理健康及疾病严重程度评分，主要用于反应重症急性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可用于多种疾病的严重程度预测，临床应用较为广泛。文献报道，其对于重症患者病情甚至死亡预测有非常高的特异性和灵敏性[13]。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14 d后的APACHEⅡ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结果表明，早期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肺炎患儿可能与更严重的病情相关，医务人员应早起关注此类患儿并给予积极治疗。

PCT与hs-CRP均为反映机体炎症反应程度的指标。PCT与hs-CRP的升高多提示机体内存在明显的炎症反应，尤其是降钙素原的升高还可能具有鉴别感染病原体的作用[14]。罗淑娟等[15]研究发现，降钙素原在区分细菌性肺炎和其他病原体肺炎时具有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加强对PCT与hs-CRP的检测有利于提高肺炎患儿的治疗水平和预测患儿的疾病预后[15，16]。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的降钙素原及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经过相同治疗后观察组的炎症反应程度仍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感染较重，即早期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肺炎患者可能提示更严重的病情。

急重症感染时，心脏是重要的受累器官之一。临床发现，重症感染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心功能障碍尤其是左心室功能障碍，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从而诱发休克及MODS的发生和发展[17]。重症肺炎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病症，常由于出现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并发症而危及生命[18]。婴儿重症肺炎还可导致左心功能障碍，若同时合并内分泌激素紊乱及左心功能衰竭将严重影响综合治疗效果。研究发现，重症感染患者早期若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可有效预防心功能的改变及改善患者的预后[19，20]。因此，探讨甲状腺素水平与婴儿重症肺炎心功能的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中，治疗7 d及14 d时，观察组的左室射血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14 d时观察组的左室舒张末期容积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说明早期甲状腺功能低下提示治疗后心功能恢复较慢且治疗相同时间内心功能将低于早期甲状腺功能正常患儿。

本研究样本量偏小，研究中仅涉及肺部感染患儿且未对甲状腺素水平与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进行直接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早期甲状腺功能低下与疾病严重程度及心功能相关性仍需要更多临床试验的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肺部感染婴儿早期甲状腺素功能低下可能与治疗后较高的炎症指标水平相关且治疗后心功能恢复正常时间缓慢，重症肺炎婴儿的甲状腺素水平可能具有早期预测病情严重程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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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互嵌 国际机制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 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 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 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 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 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 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 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恰如奥兰•扬(Oran R. Young)所言，许多全球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并且问题的演变经常会被“突然地、恶性地并且无法挽回地”中断，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措施适用范围略显简单，难以应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突然改变、无序变化和紧急发生”的问题。 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将世贸体制作为跨政府的贸易机制，其运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将贸易和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贸易与……的问题）考虑在内，则会出现问题。 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贸易问题其实已经聚集到“文化、国家和其他不容易通过讨价还价找到折中方法的复杂问题上”。

2. 关联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机理日益明显，超越了治理机制的设计初衷，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 linkage)的方式与契合程度影响着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发挥。 尽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丛”或各种“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 of arrangements)， 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饱受质疑。

现存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其优点是“这些互相独立的体制具有在国际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严重挫败后生存下来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由不同行为体“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参与创制的人“频繁地”聚焦于建立具体的单一体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协调”其在不同机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关机制间的关系，因此机制劣势也显现出来，即“体制在解决问题的重叠和交叉方面能力还很不够”。

“具体问题的体制密度越来越高”， 应对单一具体问题的国际体制在其运行中也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复杂联系”。这种制度之间的互动对相关体制的运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看，随着将来国际社会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际体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间的“撞击”和互动“注定”凸显。

3．全球公民社会兴起

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新行为体出现直接冲击着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机制的回应性需求。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就能实现。第一，当前国际结构形态早已步入“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时代， 全球公民社会兴起，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行为体形成多重关系。

第二，以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挑战。 当前的主流国际体制在程序上无视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和透明度，在结果上则可能沦为大国牟取利益进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从而造成弱势行为体利益的被剥夺与不公。

第三，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回应性”要求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在网络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国际体制的问题解决能力。

奥兰•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中，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他坚信“有证据”显示“一种次要的社会体系正在国家社会周围成长”，全球公民社会已变成“全球治理中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在国际体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

他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国际体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力量”可以对相关国际体制的运作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单从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时，有必要探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国际社会及体制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对国际社会结构的“解构”依旧在继续，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也日益展现，以前应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机制及其关联反而成了制造问题的“罪魁”。与之相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需要予以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也需要厘清。

三、“贸易-气候”互嵌结构：议题交叠与机制关联

1. 文献回顾

对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结研究尚属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气候议题“话语”的建构大多把握在思维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等。 对“气候”话语在国际组织中发酵的现象，已经有学者作了阐述。

国内关注单一议题的学者比较多，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联结的关注大多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目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从政策方面呼吁重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有的从作为环境问题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 和货物贸易规则角度，初步探讨国际贸易机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松散的潜在的联系”；也有学者根据世贸组织与环境署报告，介绍梳理气候和贸易之间的关联。

但是，公民社会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审视。虽然公民社会也比较早地意识到贸易和气候的关联，却未进行理论化， 遑论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角度对气候变化及贸易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对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结关注明显不足，需要改变。

2. 贸易与气候关系：概述

气候变化“很有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 自由贸易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贸易发展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紧密联系，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一方面，贸易利益诱惑是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贸易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

其次，支撑国际贸易运行的环节，特别是贸易运输所使用传统能源而遗留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贸易自由化还扮演气候变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驱动下，若干能够吸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资源被“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或被利于产生市场利益的资源替代或挤占空间。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可能逐渐要求有助于环境和气候现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体制。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际上是反方向运行的。贸易拓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贸易体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现状。

3. 全球贸易体制和气候应对机制的关联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单个领域，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他领域和国际机制紧密关联。

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关注源于《21世纪议程》。 先于气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国际制度（如贸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经影响着全球变暖的进程，若不同时调整这些体制，气候治理框架自身无法遏制全球变暖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制是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权力利益分配的产物。议题不同的国际机制建构也遵循同样的权力利益逻辑，气候谈判不仅关系权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有机系统的全球机制“群”中的权力利益调整。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并于80年代开始探讨利用国际制度来治理气候问题。从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开始，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扩充，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和最近的《坎昆协议》等。这些协议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气候应对机制及其实施框架尚未达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目前，它包含153个会员，以WTO规则为基本规范的双边和地区性的贸易体制也逐渐增多， 国际贸易体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气候危机应对不得不考虑其与贸易体系的联系与路径依赖。

首先，贸易途径已经成为支配气候应对措施（减缓、适应与资金支持等）的思维。当前流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无一不充斥着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子。

减缓 (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又可以细化，如《京都议定书》引入“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个国际减排额度的主流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些灵活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减排，又同时使二者共同获益。再如，《斯特恩报告》中提议四种应对方式，即“碳排放贸易”、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和适应措施。 此外，这些策略还包括各种能够改善气候现状的技术与服务，鼓励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绿色产品等，也包括帮助受影响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服务和产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和《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3款都强调一种“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视和隐蔽限制。

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基于市场和贸易的思维，并在国际机制特别是贸易体制之下运转。如“碳交易”等实质上基于贸易和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和技术的流通扩散也需要贸易体制支撑。支持者辩称，这将能够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全世界的气候变化减缓进程。

其次，在当前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中，对气候治理的关切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适用规则，只是将其视为环境议题予以规范，从而构成当前贸易与气候应对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特别强调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哈部长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第31条针对贸易和环境议题，也提出“削减或适当地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关规则，特别是多哈发展回合，如果能够真正实施，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脆弱国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适应能力；规则的不当使用则可能危及气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从贸易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要求当前贸易体制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气候相关服务、技术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响国家和群体的应对能力。货物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涉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关税或配额规则、补贴政策、非关税壁垒问题、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 通过这些政策，推动“气候友好”(climate friendly) 的技术和服务自由流动，并建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支持体制。（参见下页表一）

WTO希望通过三个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第一，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内部化；第二，通过开发金融机制推动“气候友好”商品和技术开发与流通；第三，通过设立相应技术要求来推动相关技术和商品的使用。 同时，气候减缓措施及预期措施都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相联系，如污染许可证自由分配。各种“边界碳调整”（border 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 WTO设立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TBT）致力于确保管理、标准、测试和认证程序等不会带来繁冗障碍，并以规则保障高效能源技术和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不会在国际贸易中被施加障碍，从而保证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也可保证缺乏技术的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相关技术。

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气候变化应对技术、服务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贸易规则限制了气候政策的选择范围，技术产品流通阻碍和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前世贸体系下容易形成贸易摩擦和冲突。 若干贸易体制条款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的减缓。

第二，当前贸易规则不利于“气候友好”技术的转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阻碍。“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广会经常遭遇贸易壁垒的阻碍。 若干发展中国家因知识产权无法采用“气候友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原本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和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阻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分离的综合体。在多哈回合谈判之中，气候和环境商品、技术与服务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之中，与贸易紧密相连的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是阻碍气候措施达成的主要力量。 2009年底WTO失败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草草收场也为贸易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提供了负面证明；而2010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缓慢也似乎与坎昆会议细节问题（如气候友好技术与产品转让）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贸易和气候议题谈判为什么会“同病相怜”？除关注行为体的传统“利益博弈”之外，有无其他分析路径？当前全球主流的国际体制和全球治理思路与当前多种议题谈判同时进入“死胡同”有没有内在联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看“贸易-气候”体制

作为新兴行为体的全球公民社会，它拥有一套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根据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社会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持续下去，市场秩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同时，正是因为市场的威胁，社会意识的日益觉醒，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社会”，从而与国家展开互动，以应对商品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对市场价值而言，社会价值不应该是从属性的。

就公民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面而言，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渴望参与到“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领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会对气候治理中的贸易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层次治理层面上“波兰尼命题”的体现，也是其参与“休戚相关”领域的表现。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公民社会反思并批判了当前气候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市场拓展现象，并从社区、民众和权利的角度展现了其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公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贸易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组织网络 自2006年气候议题升温以来至2010年12月份坎昆会议闭幕的声明、工作论文、社区调查和研究报告及访谈，聚焦于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追踪“反”贸易自由化组织网络――“我们世界不容出卖”网络（OWINFS）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从全球公民社会视角来梳理公民社会话语的完整脉络。

1．从观点到模式：公民社会的批判

公民社会在气候议题领域影响力逐渐增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着力于批判当前的主流气候机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议。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通过抗议、倡导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撼动主流国际机制、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权威，呼吁建立气候治理框架时能够抛弃“新自由主义思路”。公民社会分别从全球暖化的原因、应对手段的误区、贸易体制问题等方面对主流观点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贸易及其驱动的能源密集型(energy intensive)工业发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它们的集合才最终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要遏制气候变化步伐必须从贸易根源上寻找答案，也正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才使得气候变化减缓步履维艰。 这也恰恰符合波兰尼所认可的打破国际冲突怪圈的“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曾经指出，人类面临的威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风险，同时也加强了对风险的掩盖。

第二，当前主流的气候治理框架是由发达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管制模式，是从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发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内在问题。 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用于解决气候危机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就是“购买”适应和减缓措施。 以贸易和市场为机理的“碳交易”、“碳转移”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都充斥着对市场的过分信任，被指责为“大骗局”(Big Hoax)。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发展迷茫、“碳价格”被发达国家控制、 气候危机恶化已证明以贸易作为治理手段的疲软。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之下，贸易过分自由化会催生若干错误手段，并主宰当前气候变化谈判议程。 公民社会组织质疑WTO“贸易导向”(trade-oriented)的“环境产品和服务”（EGS）自由化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若干学者也提出质疑，即关税削减能否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和产品的扩散。

公民社会指责WTO以“多哈发展回合”为名义推进自由化，这非但不会带来发展，更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因此它们呼吁终止自由贸易，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外寻找气候变化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多数国际组织一边将“气候保护”挂在嘴边，另一面却和往常一样坚持本业。 （参见表二）

就清洁发展机制而言，其初衷是通过市场和产权界定来对环境保护予以经济激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并提供实际帮助，在经济发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减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在实践中偏离轨道，被扭曲成投资者获取暴利的途径。市场机制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效力。 清洁发展机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和扩大的不平等，加剧资源私有化，损害社区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会浪费各种资源，危及粮食安全。 此外，若干跨国公司通过碳交易逃避减排责任，其权力因贸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强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洁发展机制的母公司都位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措施被看作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碳倾销”(Carbon Dump)或“碳殖民主义”。

第四，尽管当前贸易谈判和气候谈判存在差别，但是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要成员也同时主宰着气候变化谈判，因此气候谈判很可能也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范式中。新自由主义体制不仅在过去几年中拖累金融体制，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谈判裹足不前。 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认为主流的国际组织仅仅将气候变化视为“空包弹”(Empty Signifier)，它们并不想改变，而仅仅是“将气候保护‘纳入’全球霸权秩序却无需改变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

2. 从权利正义到弱势人群：公民社会话语的特质

公民社会希望以“权利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动相关机制从“市场迷信”与“经济发展”向“永续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y)发展和“人民”（peoples sovereignty）终极关怀方向转变。正是这种价值和转变从深层塑造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批判视角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与政府及政府组织聚焦国家利益分配和义务承担相比，公民社会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国家行为体在制度建构中主要关注竞争性的权力结构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国家与国际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会则将气候变化发展限定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议题，并将视野落到人类安全领域。这种公平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也从相关国家国内不同群体间角度上来看待公平。气候变化的起因是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在各国危机应对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对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恶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强调“权利为本”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权。与一刀切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极端观点和“权力利益为本”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气候变化指标的基础上，关注基本人权，赋予相关贫困人群以发展权，并免于其气候义务。

第三，与国家及其衍生行为体聚焦于维持或者改革现存国际机制不同，全球公民社会则具有明显的“反体制”色彩，这种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传统。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并不是东方与西方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民众与从气候危机中渔利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间的斗争。

第四，公民社会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现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它们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从微观社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打破国家的界限，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对待相关的弱势群体，并能通过自身参与发现被故意或无意忽视的盲点议题、人群和相关议题。

最后，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全球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更关注社区层面多元弱势群体生计影响，它们关心不被重视但长远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人群和议题，除为欠发达国家发声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弱势关怀还包括“气候强制移民”、“气候难民”以及其他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妇女群体、儿童、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及其传统文化传承，并强调本土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组织坚信爱因斯坦所言：“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公民社会观点超越传统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窠臼，能对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关注权利为本、微观层面和社区参与的优势，在社区层面催发公众意识，在行动中寻求可行的解决之道。

当然，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可能陷入“只破不立”，显得比较“激进”和“革命性”。虽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区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还是未知数。其独特话语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与反思当前国际体制进展过程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主流思维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好地缩小民间社会需求与国际体制供给之间的鸿沟，也能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利益与发展权利。

如果在当前主流国际体制中，能够真地引入“人民”、“权利为本”和“永续发展”等公民社会的需求，减弱结构对民众权利的限制，缩小国际机制“需求-供给”鸿沟，这将不啻于一场全球治理的新试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问题领域结构、治理机制连接和行为体等视角出发探讨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解答了贸易开放对全球变暖的负面推动作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及具体措施中的贸易思维和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对气候变化应对的阻碍等问题。同时，本文关注了全球公民社会在气候和贸易议题领域的声音，在对主流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展现出它们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对其进行理论化总结，解释其动力机制，从而有助于丰富当前国际关系多元视角的气候变化议题研究。

篇8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 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 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篇9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应对原有粗放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如环境保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节能减排等系列强制性措施的力度。

而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轮次国际谈判和磋商的过程，也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相关措施的开展进程。同时，相关国际经验和合作框架也给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具经济和市场效益的思路。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积极探索。2014年10月15日，由安永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联合的“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指出，“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灵活的减碳措施，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排等强制性行政措施形成良性的互补。”

系列强制性行政措施

自国务院2010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以来，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扩大深化，工作考核制度和工作分工不断完善，淘汰落后产能行业从“十一五”初期的13个扩大到2012年的21个。

2011年至今，工信部共公布了8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计涉及企业7885家。从2010年起，工信部开始公布淘汰落后产能的年完成情况，更准确、即时、全面地跟踪淘汰落后产能进度，完成情况透明度不断提高。

在促进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方面，通过《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2006年）、《关于印发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2011年）等政策性文件，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已陆续开展了多个行业的重点耗能企业节能行动，超过一万家企业被强制纳入方案。

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低碳省市和低碳工业园区政策，这引发了全国性的低碳城市摸索，从节能减排力度和覆盖范围上对上述文件中提及的“万家企业”进行了补充。

作为市场机制的碳排放交易权

作为创新解决方案，碳排放权交易是强制行政措施下的市场机制，其灵活多样的履约途径和潜在的金融开发潜力让其备受关注。目前，国内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已全部上线，强制纳入2247家企业，总配额量超过12亿吨二氧化碳。

上述各试点管控范围和强度一方面反映了该试点省市的经济增长特征和现有产业结构特点，反映了7个试点的能源结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在试点期不同阶段，试点市场对不同产业/企业和不同能源类型的偏好程度和管控进度。

2014年，7试点中仅5个，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执行了管控企业2013年排放量的履约。履约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各试点的机制完善程度和体制建设现状，另一方面也考验了管控企业对碳约束的认知程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首个履约期突出显现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1）不理解碳排放权交易原理及机制，观望和消极应对情绪严重，2）没有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及处理体系；3）没有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内控及决策体系。短期来看，这使企业被动接受政策变化，增加生产运营成本；长期来看，将降低企业竞争优势，影响投资者信心。

CDP报告发现与建议

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碳行动这两个强制性行政手段，顺利过渡到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手段相辅相成，这给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使自愿信息披露具有别样的意义。企业应抓住机遇，有计划地系统披露环境信息，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性措施和成果与利益关联方分享，通过互动，提升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分析中国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同时，“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还展示了CDP中国100强企业在碳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绩效表现。

根据此次报告问卷的回复情况来看，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信息环境的重要性，所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上升速度也极快。回复企业从2013年的32家增加到2014年45家，增加40.6%。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不断深入，纳入企业范围进一步扩大。45家调查企业中，超过13家（29%）企业被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16家（36%）企业纳入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

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其气候变化风险识别深度和战略制定成熟度上。相较往年，此次报告中企业识别的风险和机遇数量均有明显增加。2014年，回复企业共识别出25个气候变化风险，19个气候变化机遇。96%的企业识别出潜在的对企业业务经营、收入或支出可能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风险，56%的企业识别出了全部风险。

尽管如此，从回复结果看来，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碳减排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篇10

霍华德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再次相聚。我对霍华德总理和澳大利亚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环顾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各国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扩大，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积极活跃，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失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近来，气候变化引起亚太地区各国普遍关注。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亚太地区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独特优势。亚太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总量的53%、世界贸易的46%。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经济高度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0美元的发达成员，也有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00多美元的发展中成员。亚太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既有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技术先进、资金充裕的成员，也有亟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的成员。近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些有益倡议，采取不少积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方利益，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坚持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妥善解决。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停滞发展，或者无视气候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三，坚持公约主导地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应该维护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地位，将公约确定的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原则。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科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才能统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实现良性循环。应该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增加资金投入，大力促进技术合作和转让。应该加强人员培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提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保护森林，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在人工造林和森林恢复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中方愿同亚太地区各成员分享这些技术和经验。为此，我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搭建亚太地区各成员就森林恢复和管理开展经验交流、政策对话、人员培训等活动的平台，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减缓气候变化。我们欢迎亚太地区各成员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各位同事！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我们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植树造林、实行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积极贡献。1991年至2005年，中国累计节约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累计少生3亿多人，相当于每年少排二氧化碳12亿吨。

中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的能源需求必然会有所增加。同时，由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繁重任务。我们将全力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中国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到2010年比2005年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等目标。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新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和各种适应性技术；将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将继续推动并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推进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参与并支持“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等其他合作机制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

我们愿同大家一道，继续为推动建设一个清洁、和谐、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亚太地区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