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修复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生态修复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大型海藻；营养盐；富营养化海区

引言

在渤海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养殖对象的排泄、残饵的腐化分解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养殖水体营养盐逐渐积累，进而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1]。近年来，大量学者经研究表明：大型海藻具有吸收氮磷的能力，能够使海洋的富营养化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及修复，进而为海洋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鉴于此，本课题对“大型海藻对养殖废水营养盐吸收及其海区的生物修复”进行分析与探究具有尤为深远的重要意义。

一、大型海藻对养殖废水营养盐吸收分析

1、海藻的营养需求分析

在海洋植物中，氮的化合物是最为重要的营养物质，并且可能是海水中抑制海洋物质生长的主要物质。天然海水当中，氮磷的存在形式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机氮，第二类是可溶性有机氮。其中，无机氮包括了N2、NH4-N、NO2-N、NO3-N等，可溶性有机氮包括了氨基酸、蛋白质、尿素以及酰胺等[2]。大型藻可对NH4-N、NO2-N、NO3-N进行直接吸收并利用，可溶性有机氮则能够少量吸收，大型藻可对NH4-N进行优先吸收。经实验显示，如果NH4-N、NO2-N、NO3-N三者共存时，其含量又同样抽同样有效量的范围内，大部分藻类均对NH4-N优先吸收，并且在NH4-N将近耗尽之后，才开始利用NO3-N。

2、海藻的营养影响因素分析

海藻的影响因素大致上分为以下三类：

①物理因素。包括了光照、温度以及水流。其中，光照主要是光以光合作用为基础，进而以多种形式间接影响营养吸收。光照强度主要以光合磷酸化调控ATP的转换为基础，进而影响N的吸收速率，特别是对NO3-N的吸收。适度的光照可能使海藻当中硝酸还原酶的活性增强，进一步促进藻体对NO3-N的吸收。由此可见，大型藻类在光照的条件下对N的吸收速率远远高于黑暗条件。

②化学因素。比如营养盐的浓度、离子的形式、分子的形式以及PH，这些因素均会对海藻营养盐的吸收率造成严重影响。很多大型海藻对NH4+-N的吸收率要远远大于NO3--N、尿素以及氨基酸。

③生物因素。例如：表面积、体积、组织的类型、海藻的年龄以及营养史等生物因子均会对海藻的吸收率造成影响。

二、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的生物修复探究

海水养殖区富营养化会造成许多危害，例如：网箱养殖水域营养指数偏高、极易形成缺氧层及二次污染等。下面笔者主要分析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的原理及优点，并以“鱼类养殖”作为案例进行实质性的探究。

1、原理

大型海藻的生物修复作用指的是以大型海藻对污染物的吸收、降解以及转移等作用为途径，进而形成降低或者消除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目的，最终让遭受损失的沿海生态系统得以有效恢复。经研究表明：大型海藻组织当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氮库，能够高效地对大量的营养盐进行吸收及存储。另外，大型海藻和养殖生物之间在生态上具有互补性，它们可以对养殖生物释放至水体中多余的营养盐进行吸收，最终转化成具有高效益的价值产品。

2、优点

①大型海藻属于第一营养级，通过直接的形式收获，能够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向人类流动，进一步提升生态效率。

②能够使无机营养物质的近海排放量降低，并使可能引发的毁灭性与造成巨大损失的超营养事件得到减少或规避[3]。较适宜大面积的富营养化污染治理，并且不容易形成二次污染。

③大型海藻能够去除水体营养物质，进而对海水养殖管理起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对周围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这样便有利于周边生态环境的健康。

3、鱼类养殖

有学者在鱼类集约化养殖中混养大型海藻，经过研究表明：2年中，养殖水体的一系列水质指标大致上能够较为稳定地适应鱼类生长的范围内，所涉及的指标包括了：NH4-N、NO2-N、NO3-N、DO以及无机磷等。

基于集约化鱼类网箱养殖中对大型海藻进行混养，能够对铵态氮进行吸收，有效吸收率高达90%。基于鲑鱼网箱养殖区附近，对大型海藻江蓠进行养殖，能够降低养殖水体中的氮盐与磷酸盐。其中，氮盐大约降低6.5%，磷酸盐大约降低27%，这样便能够达到对富营养化鱼类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的目的。

还有学者在鱼类养殖区对江蓠进行养殖，采用鱼类养殖中所产生的废物作为海藻生长的营养源，这样使养殖水域当中氮和磷的浓度均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使单位水体综合养殖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有效数据显示：1ha的海区，每一年能够生产处258t的江蓠[4]。并且，以江蓠收获为途径，能够从水体当中去除1.02×103kg的氮与3.74×102kg的磷。另外，使鲑鱼和江蓠共生，能够使鱼类养殖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可溶性铵得到去除，大约去除87.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型海藻可以有效地吸收并利用养殖环境当中多余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使养殖环境当中的营养盐含量得到明显下降，使水体维持一定程度的营养盐状态，进而大大降低养殖废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使养殖系统的经济输出得到全面提升。总之，要想使我国海水养殖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是有效策略之一，也是渤海养殖业今后工作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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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通过从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国外典型国家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国际合作方式、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国际比较。

关键词 ：海洋；生态文明；经验；国际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校重大项目《广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园园（1990-），女，江苏镇江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liuyuanyuan413@163.com

居占杰（1962－），男，河南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6.019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文明矛盾的日益加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刘家沂通过研究近几十年内海洋生态的变化，认为在开发海洋产业的同时，也要注重海洋生态行为准则与文明理念的建立[1]；马彩华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2]；伍善庆、伍锦姑提出开发海洋经济时要做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填海建设协调发展[3]；Elliott等从海洋生态补偿方面对海洋生态文明做了研究，并将海洋生态补偿分为生境补偿、经济补偿及资源补偿三种类型[4]；袁路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系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提出涉海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海洋生态科研水平[5]。从研究的总体成果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陆地方面明显多于海洋方面。同时，为了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处于遭受破坏与威胁的几率，保证其自身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上逐渐转变了海洋利用的观念，从追求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讲求海洋经济的平衡发展，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各国做法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1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1.1美国

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法是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该法是美国由“治”转变为“防”的态度转变标志。海洋生态安全主要由国家海洋大气局负责，作为海岸带管理的专门机构——联邦海岸带办公室，于1973年在该行政机构设立。除了日常的海上执法外，还必须对海洋环境进行预测、监察及分析[6]。为了防止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海洋保护区从1975年开始得到大批量的建设，到20世纪保护区数目已达20个，其中包括面积达到14万 km2，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位于夏威夷西北部的的海洋保护区[7]，多部门分工负责是保护区采取的主要日常管理模式。为了防治陆源及海上作业污染，除了颁布法律及国际公约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举办国际溢油会议，反映防治油污染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在实际操作方面，美国还突破了体制内管理的局限即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管理[8]。《联邦环境政策条例》规定，评价单位拟定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后，应寄送有关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并在地区报纸上公布以征求意见[9]。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联邦政府设计了专门的救助网站、热线电话，将事故的现状、处理阶段，如何提起赔偿诉讼，如何与各政府机构进行沟通等最新的相关新闻公布于众，让公众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除了动员全美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还主动接受各种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和物资等援助，并发动人们向各级机构报告污染的情况[10]。

1.2日本

日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规是以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为母法而进一步修定完善的，《环境基本法》对环境问题、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行政指导作了要求。之后颁布的《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与《海洋基本法》，是日本迈向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日本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海岸法》为执行依据，向有海洋开发许可证的个人或企业征收土石开采费或海域占用费，征收的费用用于维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1]；参与、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间或民间海洋环境保护活动；进一步构建全国范围的环保型经济社会体系，并以1994年制定的《环境基本计划》作为法律后盾，以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国家、地方自治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加环境保护、公平负担环保费用；在控制陆源污染物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并鼓励社会团体进行监督[12]。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13]。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14]。

1.3韩国

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缔结渔业协定后渔民及水产业发展特别法》在2001年进一步修正之后，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增加了养殖业排污费用，所征收的排污费，用于保护水产资源及改善海洋环境[15]。为了推进滩涂的可持续开发，韩国政府以湿地保护区为中心，在观光旅游方面编制了滩涂、生态观光指南，并加强了湿地保护设施的建设。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1997年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16]；1994年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

1.4其他国家

《海洋法》的制定，使加拿大成为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拥有综合性海洋管理立法的国家，该法是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制定，并于1996年公布实施。除此之外，为了调整近海天然气和石油开采及运输，防止由于这些生产性活动导致的海洋污染，加拿大颁布并实施了《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管理法》。法国对于水域污染的管理更为严苛，第83-583号法律于1983年7月通过，该法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着重规定了对污染问题的处理办法，违规者情节严重的甚至获刑事处罚。英国尤其重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污染控制法》，该法涉及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问题，此外还有《公共一般法和措施》、《海洋倾废法》、《大陆架法》、《商船油污防治法》、以及《油污染防治法》等[17]。2010年，在处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方面，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溢油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工作，即在宏观上平衡、调控两者关系，尽量避免极端的环境保护行为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率[18]。欧盟除了例行港口的检查外，还设立了海面航行船只黑名单，低于排污标准的船舶禁止驶入欧洲港口[19]。欧洲开始生产不污染环境的超级油船，船上装有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和垃圾处理设备。新西兰政府于2000年保护生物多样性战略（NZBS）。2002年保护部(DOC)了“为保护海洋建立社区支持，保护海洋中的特殊场所”战略[20]。联合国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并实施了14 个全球区域行动计划，且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2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比较

2.1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不同

海洋生态补偿即国际上所说的“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即以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综合运用行政及市场手段，完善激励或惩罚机制，以减少外部不经济[21]。通过德国、英国和日本三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重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如采用“绿色”税收政策，增收环境保护税；英国侧重补偿资金的运作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日本则由政府出资垫付，再根据法律由各单位分摊。以海岸工程为例，德国不莱梅港工程损失了89 hm2自然滩涂和16 hm2湿地，损害了滨海生态系统，鉴于此，港口管理部门出资进行保护，在建设前开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性的问题进行防治、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了一系列配套修复工程并进行修复跟踪监测[22]。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法律措施，经过多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其海域水质、海洋生态环境较上世纪有较大的改善，成为世界典范。2010年位于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的原油外溢事件使墨西哥湾生态环境遭遇了“灭顶之灾”。事故发生后，BP及时建立专门的事故赔偿基金，花费200亿美元用于赔付事故的受害者，为了保证基金流向的透明，将该项基金的运作权委托给专门筹建的海湾海岸索赔机构，对受害人的索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突发事件的损害与补偿等问题做了引导。为全球的海洋溢油赔偿、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日本主管大臣在新建、改造及修复相关海洋保护设施时，用国家相关资金进行垫资，先行施工，施工竣工后，由应该分担负担金的都府县或者其他海岸管理者所属的地方公共团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负担金缴纳款项直接向国库缴纳。

2.2国际合作方式存在多样化差异

由于海洋流通介质环流性的特点，海洋生态问题一旦发生很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因此，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国际合作除了有利于技术、信息、人员的交流，且全球生态环境的共同改善所产生的效益将大大超过各国单独行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虽然大多数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合作机制中，但采取的国际合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多样化差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的海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占据较大比重，因此，海洋环境的保护活动是日本国际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除了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联合国环境署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的14 个全球区域海行动计划之一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积极推动IMo即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的海洋环境保护协定的达成之外，日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海上保安厅于1990年与美利坚合众国海岸警备队缔结备忘录，内容包括互相交流相关防止海洋污染的信息，开发、探究人才交流的方式、途径等，定期互邀进修生了解学习海上防灾、海难救助的知识，并组织各种技术转让、召开专家会议；为了促进中东和平，日本于1993年举办了中东环境讨论会，并在1994年派遣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传授防除溢油技术[23]。1997年韩国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开展该项目主旨是获取大量黄海公海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的科学监测资料。1994年韩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NOWPAP，即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在韩国设置的事务局，反映了韩国在UNEP/NOWPAP中的积极立场。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和联合国开发署(UNDP)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日本除了参加国际行动计划、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外，还积极主动派出和邀请人才进行经验交流，派遣专家去国外推广、传授经验、技术，且举办了各种长期、短期的经验交流学习会，国际合作方式多样。

2.3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的区别

以日本、美国和韩国为例。在污染物的治理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是主力军，政府则更多地扮演了指导和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及相关行政手段，辅助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可行的陆源污染治理政策，并对中央和政府的污染物治理职责作了明确的分工，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鼓励公众、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此外，日本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提高国民环保意识的重要性。2003年制订的《环境教育法》，使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正式拥有环境教育法的国家。随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于2007年建立，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实施推进力度更加集中而全面。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区域范围性质的COD总污染物量的控制标准。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据报导日本东京对沿岸、内湾、海域内运河进行常年水质测定，规定每月进行1～4次常规调查，并设立39个自动监测站，每小时监测一次。此外，“第一青海丸”、“第二青海丸”和“清流”号，每年对海域污染、赤潮及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进行两次调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入海标准，如《海洋倾倒废弃物禁止法案》、《环境保护署关于海洋倾废的规则》、《海洋倾倒法》、《船舶污水禁排条例》等，除了禁止将污染物排放入海外，还规定了五种海洋倾废许可证，即临时、普通、研究、紧急许可证以及特殊许可证，同时规定了具体执行标准，涉及国际层面的废弃物倾倒违规事件由国务院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处理。为了将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高度，美国于1969年及1972年，先后颁布《公海公约》及《防治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1999年开发了海上漂浮垃圾打捞系统，在国东港、统营等海面打捞漂浮污染物1 138吨；2000年完成了146处港湾的水中废弃物调查，并在釜山多大蒲港等24个海域打捞数值为12 687吨的废弃物；随后，巨文岛港等处于2001年的打捞数值上升到7 000吨。除此之外，韩国还根据调查情况实时制定了各港湾废弃物数据库及分布图，定期开展打捞工作；2001年开发了处理废泡沫塑料的机器并展开防治陆上废弃物入海设施的研制，设计了专用焚烧炉来集中处理海洋废弃物。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方面，日本由政府主导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强化了相关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同时也从公众角度即内因方面提升了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增强了对污染治理政策的认同感。同时，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具体实施，并没有教条地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中央政府没有干扰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在推行、实施污染物治理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地运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教育、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实施污染治理政策。美国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更多地侧重于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要求、标准、责任人、实施人等确立下来。最具有特色的是所制定五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专门部门负责处理污染事件，提高了工作效率。韩国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打捞及制定政策工作，态度严谨、工作持续化，且不断研制新的打捞设备以进行长期的打捞工作，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视为长期性工作。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开展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成立合作管理机制，倡导市民参与管理。

3结束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在追求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眼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日益退化，认识到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防治工作。但各国在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实际效果等方面又各有不同，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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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S93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00504

1引言

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自然保护区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1，2]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防止物种灭绝的重要方式[3]，而野生动物的保护成效是衡量自然保护区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指标[4]。河口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复合生态系统，具有价值功能多样性、区域开放性、水资源和水环境依赖性、保护对象特殊性、社会影响复杂性等特点[5]。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人类活动最频繁、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区域之一，探索珠江口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及发展对策，对协调好人类、资源、环境、经济间关系，建立人鱼共处、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文明具有示范作用。

2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概况

2.1黄唇鱼简介

黄唇鱼（Bahaba taipingensis）俗名大鸥、白花鱼、金钱鳘、黄甘，硬骨鱼纲鲈形目石首鱼科黄唇鱼属，近海大型暖温性底层鱼类。黄唇鱼为我国特有种，仅分布于我国的南海和东海，1988年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6年被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CR）。

黄唇鱼体长、侧扁，尾柄细长、吻突出，头部被圆鳞、体被银元般栉鳞，体背侧棕灰带橙黄色，腹侧灰白，胸鳍腋下有一黑斑，成鱼一般体长100～150 cm，体重15～30 kg，大者重达100 kg，长1.8 m。黄唇鱼一般生活于50 m深水域，4～6月份洄游到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海域产卵，以鱼、虾为食，喜居水深、有鱼礁、水流较缓的海域。黄唇鱼鳔的形态独特，在石首鱼科系统发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具有扶正固本、大补真元等药效，特别适用于治疗结核、风湿性心脏病、妇女经亏等症，黑市交易价高达200万元/kg。

2.2黄唇鱼自然保护区设立情况

为有效保护黄唇鱼这一珍贵资源，促进其恢复、增殖和合理开发利用， 2005年，东莞市在黄唇鱼现存仅有的产卵场――珠江口虎门海域设立了东莞市黄唇鱼市级自然保护区，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以黄唇鱼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东莞市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物类海洋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侧，位于珠江出海口中最大的虎门口。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东起威远岛西岸，西与广州交界，南起太平水道南河口，北至太平水道北河口，面积686 hm2。地理坐标为：东至113°39′16″，西至113°36′26″，南至22°45′48″，北至22°48′41″。

3黄唇鱼自然保护区保护现状

3.1生态环境保护现状

3.1.1水质环境现状

根据东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多年监测数据显示，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挥发酚、氰化物、总铬、锌、铅、镉、砷等指标符合海水水质一类标准，溶解氧、化学需氧量、六价铬、铜等符合海水水质二类标准，pH值、石油类、生化需氧量符合海水水质三类标准，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劣于海水水质四类标准，为主要污染物。

3.1.2沉积物现状

根据监测数据，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沉积物中硫化物、石油类、有机碳、“六六六”、滴滴涕、多氯联苯、镉、汞、铬等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一类标准，锌、铅、铜、砷等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二类标准，沉积物生态风险相对较低。

3.2生物资源保护现状

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所在水域为珠江口伶仃洋，这里咸淡水交汇，水动力结构复杂多变，潮汐往复流、垂直密度流等相互影响，加上湾口的汇集作用以及独特的底形底貌，使这里水生生物资源特别丰富，是黄唇鱼、棘头梅童鱼、凤鲚等鱼类的产卵场以及花鲈、中华海鲇等多种经济鱼类的索饵场及栖息地。

3.2.1浮游生物资源现状

经调查鉴定，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浮游植物有硅藻、甲藻、蓝藻、绿藻、金藻和黄藻共6大门类22科87种，平均密度为379.58×104 cells/m3，多样性指数分布平均为3.96，均匀度平均为0.77，优势种为旋链角毛藻、中肋骨条藻和爱氏角毛藻。浮游动物有6个生物类群共26种，平均密度为255.00 ind/m3，优势种为桡足类小拟哲水蚤、小哲水蚤和驼背隆哲水蚤。

3.2.2底栖生物资源现状

经调查鉴定，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底栖生物共4门8科12种，平均生物量为5.41 g/m2，平均栖息密度为53.75 ind/m2。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在1.0000～2.1556之间，平均为1.5994；均匀度分布范围在0.8867～1.0000之间，平均值为0.9412。主要优势种有3种，分别为膜质伪才女虫、小头虫和光滑河蓝蛤。

3.2.3潮间带生物资源现状

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潮间带生物共有2门8科13种，其中软体动物5科7种，占种类总数的53.85 %，节肢动物3科6种，占种类总数的46.15 %。平均生物量为202.20 g/m2，平均栖息密度为1096.00 ind/m2。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范围较大，在0.2307～1.7081之间，平均值为0.7558；均匀度的变化范围为0.1455～1.0000，平均值为0.4708，优势种为沼蛤和鳞笠藤壶。

3.2.4游泳生物资源现状

游泳生物88种，隶属于16目40科，其中鱼类55种，头足类6种，甲壳类27种。平均重量密度和个体密度分别为327.02 kg/km2和52033 ind/ km2。对比平均重量密度和平均个体密度，均为鱼类最多，其次是甲壳类，最少是头足类。渔获物的优势种分别为棘头梅童鱼、风鲚、脊尾白虾、红狼牙y虎鱼、七丝鲚、日本y、近缘新对虾、短吻、锯缘青蟹。

3.2.5黄唇鱼资源现状

20世纪60、70年代珠江口黄唇鱼年产量约为180 t，为全国最高，曾创下一网捕获1.5 t黄唇鱼的记录。80年代初，黄唇鱼仍是虎门海域鱼类优势种，资源量及出现频率排在第6位，占渔获总量的9.0%[6]。改革开放后随着过度捕捞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黄唇鱼资源量急剧下降，罕见踪迹，目前已濒临灭绝，每年大概只有数百尾幼鱼被误捕的记录。

3.3管理机构设立情况

为确保黄唇鱼相关保护措施落实到位，更好地保护黄唇鱼种质资源及其栖息环境，2005年成立了东莞市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挂靠在东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实施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巡护与宣传，组织开展黄唇鱼救护、驯养、繁殖和相关研究。

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成立后，设立了黄唇鱼救护基地，纳入全国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网络，并成为全省首批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同时，在2011年被认定为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

3.4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3.4.1抓制度建设，保护区建设管理渐有章法

科学编制功能区划，在2006年出台《东莞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上，2011年出台《东莞市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确定了保护区界址坐标，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明确各功能区的具体管理要求，严格限制在保护区内进行项目建设和倾废排污等可能破坏保护区的活动。认真谋划保护区升级，2014年出台《东莞市创建黄唇鱼省级自然保护区方案》，着手编制《东莞市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提出2017年建成黄唇鱼省级自然保护区，2020年保护区建设完备，成东莞濒危物种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普、特色旅游四张名片。编制规范性文件，落实“一区一法”制度，编制的《东莞市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明确了保护区地理范围及保护对象、各相关机构职责和相关法律责任，规范了涉及保护区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3.4.2 抓设施建设，保护区各项功能日趋完备

加强黄唇鱼救护基地建设，通过政企合作形式建立黄唇鱼救护基地，开展黄唇鱼救护、驯养、繁育研究等工作。对保护区陆岸确标立界，结合威远岛相关规划，完成黄唇鱼自然保护区陆岸确标立界，在保护区陆岸界址点共设置界标9个、标示牌3块，强化了保护区的法定地位。完善巡护及科研设备，结合管理要求，先后设计修造巡查监测艇2艘，购置PCR仪等专业分子生物学研究设备，完善了保护区管护和基础研究功能。整治修复保护区岸线，对威远岛西南侧保护区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和景观整治，建设了主题广场、景墙、休闲栈道、亲海平台、沙滩等公共设施，拉近了保护区与人的距离。

3.4.3抓日常管护，保护区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逐年改善

坚持执法巡查，开展“海剑”、“护渔”等专项行动，坚决制止违法用海、违法捕捞、违法采砂倾废排污等行为，累计巡查280多次，航程近3000海里。定期监视监测，每年制定海洋环境监测方案，每季度开展常规监测，监测项目达20多项。注重救护放生，对渔民误捕的黄唇鱼幼鱼进行救护，10年来累计救护放生黄唇鱼400多尾，救护成功率达80 %以上，使保护区的黄唇鱼数量逐渐增加。

3.4.4抓技术科研，黄唇鱼人工繁育有望突破

黄唇鱼繁育条件较为苛刻，除需对生态环境有较高要求外，亲体一般还需10年左右才进入繁育期。目前国内尚无黄唇鱼人工繁育成功案例。多年来，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以积累的环境监测及黄唇鱼生物学基础数据为基础，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大力推动技术攻坚。先后开展《黄唇鱼救护与驯养研究》和《黄唇鱼种质储备及繁殖生物学研究》等科研课题，突破了黄唇鱼人工驯养难题，储备的亲体达8龄，取得“黄唇鱼全人工驯养”国家发明专利，为突破黄唇鱼人工繁育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4.5抓科普宣传，生态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开展保护区宣传工作，引起了社会的关心关注，取得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是做好常规宣传，包括树立警示牌、悬挂宣传横幅、制作派发宣传册以及通过各媒体宣传报道，特别是在电视台播出专题节目，每天在电视台海洋天气预报栏目中播报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公益宣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二是发挥科普功能，海洋与渔业科普教育基地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定期组织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开展科普活动，积极倡导关注海洋，珍爱黄唇鱼，保护生态环境理念，4年来累计接待参观约80批2000人次。

4存在的问题

黄唇鱼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通过扎实推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管理还不够完善，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建设仍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4.1保护区基础建设尚不够完备

按照《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技术规范》，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应建立基本办公和生活设施、救护基地、管护码头、宣教中心等基本设施建设。目前，相关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救护基地用地仍为租用，不利于长远发展。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挂靠的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远离保护区，不利于保护区日常管理。此外，当前黄唇鱼科普教育基地场地偏小，科普参观接待能力不足，黄唇鱼科博馆由于用地指标问题也尚未进入立项阶段。

4.2黄唇鱼生存环境仍受到威胁

受珠江三角洲大环境影响，整个珠江口海域无机氮和磷酸盐污染严重，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海域水质尚未达到自然保护区要求的海水一类水质标准。20世纪末大范围地填海造地，造成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的自然岸线大部分消失，岸边的红树林全部被破环，削弱了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此外，由于历史原因，黄唇鱼自然保护区沿岸存在多处违法搭建构筑物，多用于开设大排档和安放缯网捕鱼，破坏了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对黄唇鱼及其它水生生物生存造成很大威胁。

4.3保护区地位需进一步加强

当前的黄唇鱼自然保护区为市级，受行政区划影响，保护区的黄唇鱼栖息区域无法管理，影响了黄唇鱼的保护效果，亟需升格为省级甚至国家级。同时，尽管东莞市政府制定的保护区管理规范性文件即将，但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从依法行政管理的角度，仍需进一步上升到立法层面。

5对策与建议

为提高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切实有效保护和利用黄唇鱼及保护区资源，应该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围绕“严管护、强基础、谋发展、创示范”，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管理机制，大力推进保护区各项工作。

5.1加强领导，继续扶持自然保护区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把黄唇鱼保护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延续实施行之有效的各项扶持措施，制定更加有利于保护区发展的优惠政策，积极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巩固建设成果。要切实加强管护队伍建设，强化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要通过启动创建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积极开展保护区提档升级工作，使其成为珠江口的生态名片和文明窗口。

5.2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要切实保障黄唇鱼人工驯养繁殖、救护、监测、宣教、应急防控等工作所需的经费，确保基本业务正常开展。要积极拓宽投资渠道，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重点推进管护基础、科普宣教、环境监测系统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整治，结合威远岛打造历史文化生态旅游岛的发展定位，整治修复威远炮台至上涌闸口段保护区岸线，改善保护区生态环境。要在扩建保护区建立和恢复生态廊道下功夫，将黄唇鱼救护基地划入黄唇鱼自然保护区范围，为黄唇鱼未来驯养繁殖研究、资源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和产业化提供基础保障。要将保护区建设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把保护区建设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充分发挥保护区的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效益，形成保护区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互利共赢的局面。

5.3严格监管，全面提高保护区管理水平

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严厉打击、取缔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的任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从严控制在自然保护区内的非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海洋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环境监测监控网络，严肃查处在保护区内违法用海、违法排污、违法建设的行为。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保护好环境。要抓好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切实解决珠江三角洲区域全流域的水污染问题。要建立起以环境容量为基础、以海洋环境功能区划为指导、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排污总量控制体系，不断改善珠江口海域生态环境。

5.4健全机制，努力营造黄唇鱼保护的良好氛围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区管理机构，增加管护人员，加强保护区机构建设和人才引进工作，使专业人员占有一定比例，提高科研水平。要充分利用 “海洋宣传日”、“野生动植物宣传月”等生态保护的节日，形成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要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交流合作，认真开展各项救护繁殖研究，早日突破黄唇鱼人工繁育技术难题。要对照省级保护区创建标准，出台保护区管理办法、总体规划和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实现对保护区的依法依规管理，为保护区建设管护保驾护航。

6结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唇鱼是典型的洄游性濒危保护物种，黄唇鱼自然保护区地处典型的珠江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切实加强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珠江口黄金水域专门划出一个区域来保护黄唇鱼，体现了东莞市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视。正是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10年来的坚持努力，避免了黄唇鱼物种的灭绝，改善了黄唇鱼栖息的生态环境，珠江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黄唇鱼自然保护区仍处于抢救性建设阶段，各项措施还需一一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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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献溥，崔国发.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108～121.

[4]关博，崔国发，朴正吉.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成效评价研究综述[J].世界林业研究，2012，25（6）：40～45.

[5]余春华，陈永柏，陈大庆.河流型鱼类自然保护区管理思考[J].淡水渔业，2014，44（6）：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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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普仁，卢伟华.黄唇鱼生物学[J].水产科技，2001（10）.

篇4

关键词：转型期；环境污染侵权；恢复原状；变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志轩.明晰责任 完善制度――《环境保护法》修改刍议[J].环境保护，2013，（16）：65-68.

篇5

【关键词】污染；石油化工企业；防治

1.石油化工污染物

在石油、石油产品在冶炼、开采、加工和运输的过程中，产生大量含油废水、有害泥浆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它们污染土壤、空气、水源，这就是石油污染。石化企业的污染物主要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无机物机物包括：硫化物（硫化氢、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化物（二氧化氮、硫化铵）、卤化物（氯、氯化氢、溴）。有机物包括：烃类、硫醇类、胺类等。石油的燃烧产生的硫的氧化物会严重污染大气。石油企业会在生产中还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水，其中包括硫、氰、苯、醇、醚、醛、有机磷、金属盐。这些化学废物会排入江河湖海。数据表明，每年注人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为200～1000万吨，石油污染物为160～200万吨.除此以外，比较典型的污染源是泄油，例如，油轮“威望”号泄露6.3万吨重油； “埃里卡”号油轮泄漏1万多吨重油；“伏尔加石油” 油轮泄漏3000吨左右重油。 除了油轮泄油，还有钻井平台爆炸导致泄油，最为著名的是发生在2010 年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原油大量泄漏，事后进行统计污染带长达 100多公里，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周边生物影响重大。

石油的工业废物、油轮泄油、井喷已经成为石油污染物最主要的来源。

2.石化企业污染危害

对于自然环境而言，主要污染土壤、水源和大气。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其中的微生物、土壤成分、地表生态都会发生巨大改变。严重污染地区可能会多年影响植被生长。石油污染物普遍油性较大，一旦形成水面油膜水中生物极易缺氧而死。油类破坏海鸟生活环境，导致海鸟死亡和种群数量下降，曾有油轮泄油导致2.5万只海鸟死亡的案例。又如，埃克森公司“瓦尔德斯”号油轮泄漏5万吨原油后，造成沿海1300公里区域鲑鱼和鲱鱼灭绝性的伤害。空气颗粒物的增多还会导致，太阳辐射量减少、降水增加、气温增加造成”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还有硫氮化合物导致的酸雨，氮氧化物和烃类气体参与化学反应造成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污染。

除了对自然的影响，石油化工排出的污染物也影响人体健康，硫氧化物以及吸附毒害物质的细小颗粒，会诱发慢性呼吸道疾病引起肺心性疾病。石油烃类污染物随着水体、土壤、大气进入动物体内后，通过食物链进入哺乳类动物及人类体内，会造成生物突变、畸形、癌症和其他不可预测的疾病，对人类伤害严重。

3.污染防治

3.1土壤治理

过去，热处理和化学浸出法一直是处理污染的主要手段但是效果不佳，用这种方法治理污染成本贵、后遗症严重。从20世纪开始，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进入人们的眼球，近几年，该技术也取得进步走向成熟。例如埃索研究和工程公司（美国）研制的“细菌播种法”就有效的用生物修复法治理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是利用生物的生命代谢活动使污染土壤恢复的过程。目前，治理石油烃类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微生物修复技术，另一类是植物修复法。

3.2水体治理

一直以来，除了臭氧氧化技术以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其原理重要是把苯系物和稠环芳烃类逐步转化为酯、醛、酮类和烷烃类。、芳香烃物多具有较大的毒性和致癌性，而烷烃、酯类和其他低分子物质的危害性小得多。可以想见，虽然臭氧氧化法把危害性大的污染物转化为危害小的污染物.但污染没有得到根本治愈，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将臭氧氧化技术和其他技术共同使用，以求最大化治理。

3.3空气治理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这首先从能源结构改起，目前无污染能源技术较成熟的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这些能源如果用来发电可以代替一大部分煤炭燃烧，减少硫氮化合物和细小颗粒污染物的产生，如果仍旧用煤炭，需改进燃烧技术进行脱硫燃烧。使用除尘消烟、冷凝、液体吸收、回收处理等技术消除污染物，减少污染物进入大气，是污染在大气可承受的数量之下，拒绝超负荷排污。

合理规划工业区与非工业区，尤其注意人流密集的居民区的污染物数量，尽量减少生物与污染物接触，防止毒害产品进入食物链。城区与工业区规划等要合理，不要太集中，交叉工业区尤为需要注意，厂址必须合理的分散开，否则局部地区污染严重更难治理，不能形成不可修复的污染。

绿化造林是防止空气污染的绝佳方法，树木有降低风速使大粒灰尘下降的作用。有些树木还可以吸收部分毒害气体，也可以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 [科]

【参考文献】

[1]王良均等.石油化工废水处理设计手册.中国石化出版社，1996.

篇6

一、关于海洋油污中长期损失赔偿的司法原则目前海事审判实践中,关于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油污损害的中长期损失的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早在广东湛江1997年“海成”轮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审理过程中就出现分歧,一审采纳专家意见,认为中长期损失不属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驳回了原告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二审认为,上述公约没有表明对中长期损失是否赔偿的态度,油污以及清除油污造成的二次污染破坏了海洋原先的生态环境,从而造成渔业资源种类、数量及组成的改变,导致渔业资源长期逐渐衰退,这种影响在海洋环境中可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即漏油影响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时间是较长的。该损失是持续的,属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所规定的灭失和损害。因此应按照恢复原状所需费用来折价赔偿,即赔偿的金额应大体相当于使受损水域恢复到原来的生态状况所需的费用,因此,该中长期损失应予赔偿。在以后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继续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

主张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主要理由有:(1)中长期损失数额巨大,一般为资源损失,索赔的权利主体为国家。而近期损失及其他直接损失数额小,索赔主体多为单位或个人,这类损失的赔偿直接关系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如果允许对中长期损失赔偿,数额巨大的中长期损失将与数额较小的近期损失一起平等参与油污责任限制基金的分配,结果众多的近期损失的索赔主体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从而导致事实上不公平;(2)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计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客观的、已发生的损失;(3)特别是目前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当事人或有关部门对中长期损失的调查预测方法、手段不科学,调查结果不准确,中长期损失索赔的事实依据不足。

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作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中长期损失作为油污损失的一种形态,法院应当判决责任人予以赔偿。理由是:(1)完全赔偿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均没有特别限制污染造成中长期损失的赔偿。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只是规定,污染责任人“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将“油污损害赔偿”限定为“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类后,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该定义并没有排除中长期损失赔偿之意,中长期损失与近期损失相比,不能说是直接与间接之分,而是损失表现的时间长短。(2)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列举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中,适用于环境污染的有五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里不论及其他责任形式,只谈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害的财产或权利基本上回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环境被污染后恢复原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符合民事责任制度的宗旨。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潜在性与渐进性,有的污染损害短时间内不可能立即发现,或不能短时间内立即恢复,一般来讲,油污污染的中长期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污染责任人有义务将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包括补偿并消除中长期损害。如果法院判令污染责任人恢复受污染环境的原状(主要是治理中长期损害),一方面,如果责任人不具体履行恢复原状的义务,法院难以具体强制责任人履行,但法院可责令责任人支付治理费用,补偿损失;另一方面,责任人往往不愿旷日持久地治理受污环境的中长期损害,受害人又多倾向于直接索赔经济损失。

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因此,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只要中长期损失存在,责任人就应当赔偿中长期损失。(3)至于说如果将中长期损失纳入索赔范围,则众多的近期损失索赔主体将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由此推断出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索赔范围的结论,这似乎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逻辑。无论是中长期损失,还是近期损失,无论是数额大的损失,还是数额小的损失,作为损失存在的形态,均应当得到赔偿。我们不能为了使某些损失得到更多的受偿,而去限制或甚至否定其他可能更大损失的索赔,否则我们将陷于一种离奇的心理状态,同样是损失,“相煎何太急”?在现代法制“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中,为了对某些群体或权利予以特别保护以达到社会的实质正义,法律可以规定某些权利优先受偿,或限制对方权利,少有以剥夺同类权利予以平衡的现象。从政策导向上考虑,如果需要对众多的小额近期损失索赔给予特别保护,在立法上或司法解释中可以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在数额上作适当的限制,而一概否定是不合适的。但目前没有出台限制性规定前,在审判实务中,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应予以支持。(4)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期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已发生的损失,这也不能成为不支持中长期损失索赔的理由。如果索赔的损失是可合理预见必将发生的损害,也应当属于损害赔偿的范围。这在法律与司法实践中有众多的实例,如对伤残者日后定期更换假肢的赔偿等,未必要待必将发生的损失实际发生后才能给予赔偿。作为国际上建设性的意见,199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环境损害的赔偿(除利润损失外),应限于已实际或行将采取恢复原状的合理措施的费用。在对根据理论模式计算出来的损害作出抽象定量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索赔,不予赔偿。”(5)中长期损失的调查报告不准确属于事实问题、个案问题,不应上升成为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中长期损失请求的理由。基于调查报告不准确与基于法律上的否定态度而驳回中长期损失的请求,分属于事实依据不足与没有法律依据两类不同性质的原因,不能混淆。当然我们可以综合环保部门的各种意见探讨调查、预测中长期损失的科学方法,从而正确确定调查报告的采信标准。

综上,笔者认为,

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审判实务中,支持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从我国现行法律的文意及内在的逻辑看是顺理成章的,而不支持中长期损失的请求却显得理据不足。理论上不赞成支持中长期损失的立场在没有被法律或司法解释吸纳前,支持中长期损失请求的司法立场应继续坚持。至于中长期损失的调查报告不准确问题,当务之急是研究预测中长期损失的科学方法,确定中长期损失的采信标准。 二、关于船东强化反证油污中长期损失的建议在油污事故发生后,海事局作为海上交通安全主管部门首先赴现场进行船舶溢油事故调查,勘查油污事故现场,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清污,出具海事调查报告,分析事故原因。而海洋与渔业局作为渔业资源的主管部门,委托或者指派海洋与渔业资源环境检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赴油污现场对渔业资源损失进行调查取证。而事后这两个部门对油污损害程度描述时常存在较大差异。海事局称:由于积极组织清污,油污得到了控制,污染不大。而海洋与渔业局称:经检测,污染面积大,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前者的工作人员指责后者夸大了损失;后者的工作人员指责前者夸大清污效果,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这也给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各方当事人埋下了一个争议的伏笔。

监测中心一般对渔业资源损失进行如下调查:1、污染源调查;2、地理环境调查(污染区域及面积);3、海况调查;4、水质监测,在调查海域设置若干采样站,根据国家《海洋监测规范》、《渔业水质标准》采集海水样品,测定海水石油类浓度,确定海水石油浓度超标(《渔业水质标准》的限定值)区域面积(如超标10倍、20倍以上水域面积);5、渔业资源损失调查,在调查海域设置若干调查站,用监测船现场拖网调查游泳生物资源,对比近年来该区域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分析调查水域渔业资源的变化情况,计算污染水域平均每小时渔获率下降幅度,考虑游泳生物的回避效应,估算溢油事故造成游泳生物资源的损失率;经统一计量单位计算得出污染前的游泳生物资源的密度;以受污染面积 X 游泳生物资源损失率 X 污染前游泳生物密度,得出游泳生物损失量。以当地水产品的平均价格 X 游泳生物损失量,得出游泳生物直接经济损失。目前一般采用专家评估法计算渔业资源损失,根据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渔业资源损失)经济损失额的计算,不应低于直接经济损失中水产品损失额的3倍。据此,监测中心一般以预计污染水域渔业资源恢复原正常水平至少需 3年以上时间,并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规定,以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计算得出污染水域天然渔业资源经济中长期损失的数额。

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肇事船东提起渔业资源损失的索赔,首先委托监测中心调查取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直接证据),并按照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中的计算办法计算出渔业资源损失,作出渔业资源损失的监测报告。而船东一般只是在诉讼中对监测报告提出种种异议,特别是对于监测中心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规定以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计算污染水域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经济损失的数额,船东一直持有异议和疑虑,但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在举证上处于消极、被动、防御的状态。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如果海洋与渔业局提供监测中心的监测报告,该监测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其监测方法又符合法规的规定,由此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具备证据效力。而船东仅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反证予以支持,就不能鉴定结论。监测报告中关于渔业资源损失的鉴定结论就应作为确定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的依据。

船东收集证据上迟缓与消极,导致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叫苦连天,甚至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却不怀疑自己的举证能力。油污损害赔偿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信息不对称,举证能力失衡,法院依法裁判固然符合法律公平,但可能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留下不和谐的社会隐患。为此,笔者建议:船东方面应建立健全油污事故调查预案,提高反应能力,在油污事故发生后,应立即组织清污,回收污油,减少入海油量,并委托鉴定机构计算实际回收的纯油量,核实船舶当航次开始时的载油量、航次中的油耗、船舶发生溢油事故经封舱堵漏之后的剩余油量,从而准确计算实际入海油量,作为日后诉讼的一个有力反证。同时,应注意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最好申请法院证据保全,由法院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测污染水域面积、污染水质、渔业资源损失率,并对污染水域的水质及渔业资源恢复状况跟踪监测1-3年。法院可考虑先中止审理该类案件,待跟踪监测完毕后,结合各方的监测数据,认定渔业资源直接损失及中长期损失。如果跟踪监测表明渔业资源短期内已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或损失幅度不大,则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的计算就应相应调整。只有通过跟踪监测,农业部规定的上述计算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切实消除船东的疑虑。

目前几乎没有船东能采取上述措施积极收集反证,而面对数千万元甚至更高的渔业资源损失索赔,抱怨多而作为少。因此,船东举证监测中心关于渔业资源损失鉴定的案例很少。船东只有在船舶发生溢油事故后迅速反应,及时全面收集证据,积极准备反证,由“防御”转为“反攻”,才能改变其在举证上的弱势地位。只有赔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充分举证和对抗,法院居中认定的事实才能接近客观事实,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关于研究制定油污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的设想。

海洋油污具有社会性、利益性、复杂性、间接性、长期性等特点,可能造成一系列的损害,包括:清污费用、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调查费用等油污应急防治费用;渔船、渔具等海上及沿岸设施受污染的清洗修复更新费用;海水水产养殖损失;渔民因不能正常捕鱼而遭受的渔业捕捞损失;海滨旅游、饮食服务业营业损失;其他用海的工业生产损失;渔业资源的短期、中长期损失;其他生态损失。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代表是国家,但国家并没有对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化管理。生态环境的价值是一种生态服务,而生态服务的价值难以货币化,且绝大多数生态服务的价值并未进入市场,而是免费提供的。生态的功能是综合的,生态无价,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也难以准确量化。但是,任何难以量化,乃至无价的权益进入民事赔偿领域,最终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予以量化定价。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货币化确定是认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关键,其困难重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着力解决,出路就在于制度创新和各部门协力。

由于油污损害赔偿除小部分物质损害外,大部分属纯经济损失。纯经济损失赔偿无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中,还是我国国内法中,均是一个正在历经变革的难题,共识与分歧并存。我们进行制度创新解决这一难题(重点是针对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范围与数额的

认定),需要在正确解释法律一般条款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法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寻求一种顺应时代要求和满足社会现实的合理方案。 (一)对法律一般条款的解释法律的一般条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高度的抽象涵盖各种法律问题。对于新出现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时,只能借助于对一般条款的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一般侵权的规定使用了“财产”一词,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环境污染侵权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使用了“损害”一词;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险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上述法条使用的“财产”、“损害”、“损失”等宽泛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应当包括油污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也应当作这种解释(见下述比较法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只是《环境保护法》使用了“直接”一词,从损失发生的因果关系上对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了限定 .直接性至多只能作为控制污染损害赔偿范围的标准,而不是一概否定纯经济损失赔偿的理由。

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1条第6项对“污染损害”下定义为: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在运油船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我们首先应明确,该定义条款是对公约所调整的“污染损害”的限定,而不是对油污责任人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定。如果油污受害人遭受了除公约定义的“污染损害”外,还遭受了其他污染损失,受害人仍有可能依据其他法律向责任人索赔,公约的定义并无排除其他损失索赔的功能。而且公约在定义中同样使用了“灭失”、“损害”一般性术语。对这些语义的解释,仍应由法官依据国内法的一般观念进行解释。按照上述分析,公约定义的“污染损害”也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应解释其包括渔业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至于英国等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组织不支持油污中长期损失的做法,其中肯定有法律与事实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在没有查明原因前,不能仅参照其处理结果而盲目跟风,国外的一些实践至多仅作为我们解释公约的参考,不含有我们必然采纳的逻辑。

(二)比较法分析油污损害同电缆毁损、航道阻塞船舶受困案件、不实陈述、产品责任、第三人侵害债权、侵犯知识产权等案例类型一样均是纯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例。纯经济损失索赔的法律保护是侵权行为法上最困难的课题,在损失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各种利益衡量。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频繁和众多国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纯经济损失纠纷将经常大量发生,各国在兼顾自己法律传统的同时,努力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技术上演进,试图妥善处理好日益增多的纯经济损失纠纷,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在对各国法律进行比较分析时,还在整个纯经济损失的范畴中进行案例类型比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国规范纯经济损失赔偿的立场和方法,我们也许能从中找到我国解决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因应之道。

纯经济损失是被害人所直接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的损失,它并非是因被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而间接引起的,或者说,它并非是被害人所享有的人身权或物权遭到侵犯而间接引起的。纯经济损失是英美法上的常见概念,英国早期判例确立了原告索赔因第三人财产受损而遭受的纯经济损失不予支持的排除性规则;但英国法官Lord Atkin在1932年发生的Donoghue v. Stevenson 一案中提出了着名的“邻人原则” ,允许原告向违反注意义务的人提出纯经济损失索赔,弱化了排除性规则的适用;以后随着纯经济损失案例增多,英国法官在处理上存在反复和不确定性,总体上仍然采取消极限制的态度。美国也存在因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不能获得赔偿的排除性规则,但又表现出开明的态度,倾向采用“邻人原则”,由此衍生出许多因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索赔的案例,并在立法上开始对某类纯经济损失赔偿进行规定,如1990年8月颁布了有关在可航水域或邻近海岸倾倒油污的责任的联邦法规,规定责任人要负责赔偿清污费用和其他一切损失,尤其是,利润损失或因不动产、动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丧失而造成的谋生能力的削弱均可获得赔偿。在该油污责任下,受污染海域邻近的旅馆、餐厅所受纯经济损失等都可获得赔偿。该油污责任有最高限额,根据溢油船舶吨位最高可达一千万美元,联邦基金也可提供部分额外补偿。

法国法使用了宽泛的损害概念,即使因过失所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亦可得到赔偿,但受到“直接性”标准的限制。德国法院通过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侵权行为规定的“其他权利”,将纯经济损失纳入“其它权利”的范围予以保护,但同样通过法律技术进行合理控制。德国水法第二十二条允许赔偿纯经济损失,如清理油污的费用,但原告限于直接受到油污影响的人,如海滩附近的旅馆的店主。间接受到损害的人,如游客、远离海滩的旅店主、市政府等则不能获得赔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均倾向在合理控制的条件下保护纯经济损失,美国和德国还专门通过成文法保护包括纯经济损失在内的各类油污损害。我国应顺应这一趋势,适当保护油污损害在内的各类纯经济损失,原则上应支持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及其他纯经济损失的索赔,但以“直接性”标准合理控制当事人的赔偿范围和数额 .(三)类型化研究 — 制定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类型的案件所发生的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利益衡量和政策考量因素也不同。将大量发生的相类似的判例进行分类归纳,找出处理该类型案件的一般方法,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陆续出台了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期货交易、人身伤亡、船舶碰撞等各类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有效地指导各级法院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型案件。从总体上看,根据我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传统,对于经研究可归类的损害赔偿类型,无论在现在《民法通则》下,还是在将来的“民法典”下,有关赔偿的规定基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民法中统摄所有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层次为某类侵权的特别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环境污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以及《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加入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特别法规定);第三层次为关于贯彻上述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详细规定计算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参考因素、计算方法等。

篇7

2014年11月，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就湖北省建始县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违规倾倒工业废水致使重庆巫山县一级饮用水水源地千丈岩水库出现大面积污染事件对其提讼，要求停止侵害并恢复原状。这是全国首例跨省环境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千丈岩水库；环境损害评估；跨界环境治理

基本案情概述

2014年8月13日，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报告称千丈岩水库居民用水出现颜色异常。重庆市并湖北省环保部门通过联合排查，确认千丈岩水库水质变化是受到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以下简称“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污染所致。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始县交界地带，是巫山县红椿乡、庙宇镇、铜鼓镇和奉节县长安乡的饮用水水源地。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位于恩施自治州建始县境内，该企业于2014年8月9日违法进行带料试生产，将产生的含有浮选药剂的约1390吨硫铁矿尾矿浆直接排放至厂区周边有溶洞漏斗发育的自然洼地，后经洼地泄漏至地下暗河，由人工引水隧洞流入千丈岩水库，导致饮用水水源地水体污染。事件共造成区域内4个乡镇约5万人饮水困难。千丈岩水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县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本次事件作出了环境损害评估。评估认定了本次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及其排放量，并给出了环境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并未对土壤、地下水等的污染后果及修复费用作出评估。2014年11月13日，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就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向重庆市万州区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中提出了由被告恢复原状，并依法承担直接、间接损失的诉讼请求。根据诉讼要求，需要对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致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千丈岩水库污染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2015年10月23日，该案在万州区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巫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水源的侵害，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80日内对位于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郭家淌国有高岩子林场选矿厂洼地土壤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生态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由被告承担修复费用991000元；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被告支付鉴定费、律师费、为诉讼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共计32万余元。

经验启示

构建完善的环境损害评估法律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侵害公私权益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依靠惩处环境污染行为并不能真正衡量并弥补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应运而生。而总体上来看，我国现阶段关于环境损害评估制度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相关立法中，在环境私益损害的评估与赔偿方面仍有不足，而关于环境公益损害的相关内容则比较缺乏。我国并未在法律层面上强制要求污染者恢复受损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而仅要求了罚款或其他惩罚措施，因此无法保证受损的环境资源得到及时恢复，无法保障环境公益。我国虽然具有关于环境损害的上位法的规定，但缺少系统性的立法，大多数表现为原则性规定多、可执行性差，往往没有具体的操作要求，因此应当增强具体可操作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完善环境损害治理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制约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的开展。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环境损害管理部门、评估机构、评估程序及资金来源。欧美发达国家在法律中对环境损害管理部门和评估机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目前我国环境资源管理采用分散式管理体制，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如国土、环保、水利、农业、海洋等中，十分不利于协调解决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财产和资源环境损害这一综合性问题。指定环境损害管理部门能够避免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状况，使环境污染者难逃法律的制裁，私益受损者得到应有的赔偿，保证自然环境能够得到治理与恢复，并且管理权力的明确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综合协调与监督，可以降低环境损害事件的发生率。在评估机构方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于2010年在环境保护部的支持下成立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各级政府部门、法院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定级、损害赔偿、污染修复和刑事案件立案及审判中均采信其损失鉴定评估意见。随后，全国部分省市及部门先后设立了相应的试点评估机构。但由于目前资质管理依据不足，各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严重损害司法鉴定意见的公信力和客观性，民事审判执行工作亦受到妨碍。国家应在法律层面上指定环境损害评估机构，统一评估资质颁发标准，对评估机构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从而确保评估质量，避免出现评估结果无效的现象，使评估结果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及客观性，能够切实保障环境私益和公益损害具得到补偿。在评估技术方面，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环境损害评估技术体系和鉴定流程。环境损害评估的相关法律是编撰评估技术导则的重要基础。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环境损害评估技术标准，有利于准确界定并量化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使得评估结果适用于当前的环境发展阶段，同时使得该评估流程具有高度的执行力，有利于推进环境损害管理的发展。在资金保障方面，我国环境损害相关资金的来源保障尚未完善。资金是确保环境损害相关法规能够切实实施的重要基础，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资金的出处，保证资金的来源。环境损害对应的资金一般可以分为开展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的费用和进行环境损害赔偿或自然资源环境恢复的资金。充足的运作资金可以保证受到污染的环境得到及时、充分地治理与恢复。资金保障是环境损害得到切实赔偿和自然环境得到完全恢复的重要基础。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从资金来源到资金利用，从损害评估费用、损害赔偿金额到环境损害恢复费用等各方面予以详细的规定，逐步完善环境损害资金保障机制。我国应当结合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展的阶段和特征，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逐步完善环境损害评估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并结合环境形势的变化和环境损害评估的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改进，始终保证与国情发展相符合。形成有效的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环境保护部2011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Ⅰ版）》以及2014年更新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测方法（第Ⅱ版）》是我国目前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赔偿的主要依据，并能够有效支撑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结合新《环境保护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环境损害做出了更准确的定义，明确了判定环境损害因果关系的原则，提出了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人身、财产、生态环境损害和其他事务性费用的评估方法，重点阐释了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的步骤与方法。通过明确“生态环境损害”定义，体现了生态环境的直接、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对于环境整体价值的认定。在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中均推荐使用的虚拟治理成本法是目前我国环境损害评估中较为常用的方法，即通过计算对环境污染的虚拟治理成本来估计环境退化价值。2014年12月3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常隆农化等6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宣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最终判决常隆农化等六家企业赔付1.6亿余元的环境修复费用，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民事赔偿。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在我国属于新兴科学。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的编制是在学习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环境司法的需要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完成的，推进了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赔偿工作的开展。但推荐方法还需要通过各级环保监管部门与环境司法人员的实践与应用，结合国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进行完善和修订。

建立地方政府间跨界合作解决跨界污染

本次关于湖北省磺厂坪硫铁矿选矿厂污染重庆市千丈岩水库事件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环境污染出现跨界的问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环境污染并不受行政区划的界限，当某一行政区内的污染突破行政区界时，污染事件则成为了跨界问题。各行政区地方政府属于独立利益主体，在面临污染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因而跨界环境治理意见难以协调一致，使事件的复杂程度大幅提升。这种只重视本地局部利益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大区域上的环境整体利益，这也是目前跨界环境管理的极大障碍。我国的环境保护属于地方环保部门对当地政府负责的属地管理模式，因此地方政府对环保的认识和政策决定着当地环保工作的开展。要实现环境问题的跨区域管理，就必须建立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合作，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强化“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形成协作共治，在跨区域的整体利益观念下，共同推进跨界环境管理工作的发展。法律是真正实现跨区域整体环境管理的关键。新《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前款规定以外的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或者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这一规定的执行模式主要为中央政府（即上级人民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合作管理的协调模式，由中央制定决策后直接颁布实施，强制要求各地方政府遵照执行。在整体的环境管理行为中，这些决策会极大地影响各地政府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方式下难免会导致由地方利益驱动的阳奉阴违，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因此，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范决策行为，保证决策有适当的民主程序，使决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决策才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除决策外，法律同样应该完善各级监督机制以及补偿机制。在监督机制中，要实现政府内部监督和外部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公民权利的监督相结合。在补偿机制中，可以使所有利益相关地区进行自愿、平等协商，以保证补偿机制的公平。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环保法律体系中针对跨界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可以通过制定专门的区域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区域环境管理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从跨界环境管理的决策、监督到补偿进行细致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区域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红振,王金南,牛坤玉,等.环境损害评估：构建中国制度框架[J].环境科学,2014(10):4015-4030.

[2]张红振,曹东,於方,等.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科学,2013(5):1653-1666.

[3]吴健,杨琳,胡钦.污染损害赔偿中的环境价值实现——经济学与法学视角的审视[J].环境保护,2015(7):42-45.

[4]邓锋琼.论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机制[J].环境保护,2014(8):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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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岛旅游；综合体；融合发展；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42-03

引言

在当今度假旅游以“上山下海”为主要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的滨海度假旅游也呈现出由近及远，由陆上向海上发展的趋势。下一步必然会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广度方面即不断地由近岸海域向近海和远洋发展；深度方面即从原来的海边向近海面和海底的多方面和复合型发展。因此，在滨海旅游向远洋旅游拓展的过程中，海岛旅游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和过渡形式。而海岛旅游作为精致旅游的一种，凭借着其神秘而遥远的特性又吸引着大量希望融入自然的游客。

同时，发展海岛旅游可以帮助海岛地区克服地形狭小、缺乏资源、与世隔绝等不便因素的影响；对振兴地方经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打破单一的以捕鱼为主的经济模式、发展可持续产业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泰国的普吉岛、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韩国的济州岛、日本的冲绳列岛等岛国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海岛旅游胜地。旅游业已成为这些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海岛旅游的开发对海岛区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据统计中国有大小岛屿7 000多个，总面积为7.5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8%。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海岛得到了大规模得开发，但由于开发政策、资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某些海岛至今仍处于未开发状态，旅游开发尚处在资源驱动阶段。

一、国内外海岛旅游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对海岛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规划与管理，可持续旅游发展，和旅游业与海洋综合管理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在海岛旅游规划与管理方面，旅游的发展可能会引导或加剧环境质量的改变，而环境质量的高低又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因此，Edward（1993）提出海岛旅游目的地的开发需要以旅游容量指标为基本依据。Palmer（2003）则认为应该通过征收“生态税”来资助环境保护工作，减少海岛旅游的环境代价。另外，在加强环境保护的同时，市场开发也是海岛旅游开发规划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海岛旅游市场的季节性研究（Bonn，1992），持续性的市场细分研究（Diaz，2005），包括心理、动机、偏好、国籍（Juaneda，1999）和地域分布（Mykletun，2001）等因素为依据，才能进行有效的市场营销、形象设计和产品创新，从而为海岛旅游规划提供有力支持。

良好的海岸管理、健康的生态系统、安全的旅游环境、高质量的海滩环境以及合理的动植物保护政策是可持续海岛旅游的五个必要条件。而小型岛屿由于面积小、资源少、生态系统脆弱，在发展可持续旅游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Abeyratne（1999）认为在充分考虑海岛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海洋科研应用的诸多手段来保证旅游业的适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由McElroy（1998）提出的“Tourism Penetration Index”为可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便的量化指导，使用者可以针对不同的指数等级分别提出管理建议。

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多集中于规划管理、环境保护和资源评价等方面。李占海（2000）根据80个评价因子，建立了一套评价海滩质量的模式。唐少霞（2004）分析了热带海岛的资源特色，认为海南具有建立独特资源的潜在因素，而打造旅游资源品牌是海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李金克（2004）依据国内外可持续发展体系研究，结合中国海岛地区的实际情况及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提出了海岛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指标。此外，无居民海岛旅游将会是海岛旅游开发的重点之一。陈烈（2004）提出依托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海岛旅游开发是无居民海岛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海岛旅游综合发展的概况

（一）中国海岛旅游开发概况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第八部分第121条的定义：海岛就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海岛旅游的兴起与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紧密相连。18世纪30年代国外就有了海岛海水治疗等康体活动。现代海滨海岛旅游业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先从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兴起，后来发展到欧洲和亚太地区。而中国拥有面积超过500m2的岛屿6 961个，其中无人居住的岛屿6 528个，约占全国海岛总数94%。另外，还有10 000多个面积在500m2以下的小岛，这些海岛中有94%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政策法规、投资回报、技术难度、生态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制约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中国海岛旅游发展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大连胶东半岛旅游带、江浙沪旅游带、福建旅游带、珠江三角洲旅游带、海南岛旅游带五大滨海海岛旅游区域。已由最初的海洋景观观光，发展成为集自然观光、海滨度假、文化体验、邮轮游艇、餐饮美食、海滨房产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业。

（二）蜈支洲开发概况

2009年，《关于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意见》的下发，标志着海南海岛旅游进入了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阶段。在已经开发的无居民海岛中，蜈支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该岛又称“情人岛”，位于三亚市北部的海棠湾内，距离海岸线2.7公里，方圆1.48平方公里，北面与南湾猴岛遥遥相对，南邻亚龙湾。岛的东、南、西三面满山翠绿，2700多种原生植物郁郁葱葱，植物活化石桫椤和最古老的植物龙血树随处可见。岛上临海的一侧山石嶙峋陡峭，惊涛拍岸；中部山林草地彼此交替起伏，步行一圈，足以热得汗湿满身；北部拥有一片让人赞叹的白沙滩，面向碧蓝透彻的近海，可以进行浮潜。目前，该岛已经成为海南海岛旅游综合开发的典范，海岛旅游服务项目涵盖观光休闲、海洋运动体验、美食、住宿等多方面。

三、蜈支洲旅游综合体融合发展的经验与不足

（一）多方投资，分期分批建

海岛旅游开发首先涉及的是资本投入。前期的基础设施、防洪建设及持续的环境保护需要大量资金。蜈支洲岛的开发公司为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由首开集团、海南万宁黄山水库农养殖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国达实业开发公司、北京宝信实业发展公司和北京宝能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该公司从1994年开始，花巨资对蜈支洲岛开发建设。一期开发建设项目于1998年投入运营。并于2001年正式注册成立了三亚蜈支洲岛度假中心。当时，门票是蜈支洲岛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对蜈支洲岛的开发已由过去的观光朝休闲度假的方向深度发展。岛上已建有82栋别墅，一个白金五星酒店，使酒店住宿成为蜈支洲岛新增的收入来源。

（二）旅游六要素融合协同促进

海岛旅游的开发，必须依托“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协同发展、共同支撑。蜈支洲岛在开发的过程中，一直注重配套设施的建设，坚持六要素的协调发展。首先，立足“游有精品”，在推进景区延伸开发、深度打造的同时，改进现有景区的功能配套和档次提升；其次，保障“行得快畅”，虽然上岛的方法目前只有轮渡，但蜈支洲岛一直致力于构建出入方便的交通网络，逐步增加轮渡频次和改善岛内交通线路；第三，实现“住有选择”，对住宿问题，而蜈支洲岛通过建设适合多层次消费的木屋、木楼、酒店、别墅来提高其旅游综合接待能力；第四，做到“吃有特色”，蜈支洲积极开发星级餐厅和特色餐厅，挖掘体现海南黎苗特色的美食；第五，坚持“购得丰富”，蜈支洲岛策划和开发了一批文化类、纪念类、宗教类的旅游产品，建立了购物区和购物商店，以此来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最后，创造“娱得难忘”，借助海南黎苗的传统节日，重点策划了系列娱乐活动。同时，开设包括潜水、海钓、滑水、摩托艇、香蕉船、拖曳伞等30余项海上和沙滩娱乐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

（三）多种营销渠道的综合构建

营销渠道是保证客源市场的重要力量。以往在竞争压力不明显的条件下，蜈支洲岛主要依赖旅行社的团队客人，但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旅行社自身优势的弱化，蜈支洲岛逐步开始构建自己的综合型的营销渠道。除了合作旅行社的营销渠道，还利用现代社交媒体，在淘宝开通官方网店，并由营销部组织力量到主要目标客源城市进行企业自身的宣传促销活动，同时积极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旅游城市推介宣传会，进而从多个渠道赢得目标市场。

（四）缺乏细节管理

旅游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是衡量旅游服务产品的主要指标。如果在服务的细节上不加注意，就会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失误。只有注重了细节，旅游产品才可能是有特色的和优质的。蜈支洲岛本身就是一个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但由于在提供这一优质产品时发生的服务细节上的失误，如电话预订员态度恶劣，脏房在前台电脑里显示成可售房等等，都给游客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甚至投诉，进而对蜈支洲岛苦心经营的形象造成破坏。

（五）员工个人素质有待提升

服务细节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与员工的个人素质相关联。旅游企业不能因为其技术门槛低，而压低员工的薪金和福利，因为这样将难以留住人才。由于三亚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人才尤其缺乏，因而影响到了蜈支洲岛的员工素质。特别是那些愿意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用最美丽的笑容面对游客，或不把对客服务当成是低三下四的员工在蜈支洲岛的一线服务队伍中较少见到。另外，相当一部分管理者缺乏必要的经营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感不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游客进行欺骗、敲诈等活动，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蜈支洲岛的旅游形象。

（六）环境保护不够重视

海岛处于海陆相互作用的敏感地带，地理环境独特，生态环境脆弱，自我补偿和修复机制差。如果旅游开发失当，就会对海岛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摧毁。虽然蜈支洲岛对于表面的环境保护认真开展了处理，但建设五星级酒店而产生的工业垃圾临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影响。

（七）差异化定位不够清晰

中国海岛旅游开发过程中，产品雷同、重复建设的问题随处可见。蜈支洲岛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开发了一些重复雷同的娱乐服务产品。例如，与分界洲相比较，各种潜水、海上摩托艇、海上拖伞、沙滩酒吧等都是属于雷同产品，导致蜈支洲岛个性不足，竞争优势不明显。

四、未来发展建议

（一）坚持环境保护前提下的旅游开发

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一切海岛开发都必须建立在海岛有限资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保护基础上，离开了海岛生态环境的健康就谈不上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海岛旅游开发对海岛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陆地大众化旅游的开发，优美的海岛自然环境是保障海岛旅游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蜈支洲岛在开发时，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思想，依据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在现有旅游发展的模式上进行适当的修正，以确保蜈支洲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充分利用文化旅游资源

如果说环境保护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那么人文旅游资源就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而，蜈支洲岛可以进一步开发旅游纪念品市场，利用黎族、苗族民俗风情和文化，生产科技含量大、档次高、有艺术性和收藏性的产品，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上岛，增加旅游收入。同时，组织与“妈祖”文化等相结合的节庆活动、主题活动、风情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上岛游客的需求，更能让游客体会异国、异地的海岛风情与文化，提高旅游品位。

（三）进一步丰富产品体系

为了避免丧失个性，降低竞争力，蜈支洲岛的旅游产品更应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发展面向东北亚高端市场的海水SPA疗养项目，建设集休闲体验、养生美容、水疗释压、康体保健的大型海水SPA，或发展面向天好者的天文观测站，吸引天好者上岛探索太空等等。

（四）强化内部人员培训，提升管理水平

景点管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景点人才力量的储备。因此，蜈支洲岛需要注重对岛上员工培养力度。对于市场开发人员，要不断地开发他们的眼界，不定期地组织他们去学习考察；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不断地灌输国际先进的海岛旅游管理理念，经常进行充电培训和知识更新；对于岛上服务人员，要不断强调让旅游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服务理念，培养他们热情好客，微笑服务的习惯，并对其进行服务满意度考评。

总之，蜈支洲岛旅游综合体融合发展为其他无居民海岛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蜈支洲岛的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生态环境优美，发展海岛旅游优势较大。今后，要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海岛资源优势，丰富海洋旅游产品体系，利用本土人文旅游资源特色，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来推动海岛旅游综合体持续地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Diaz-Perez，F.M.，Bethencourt-Cejas，M.& Alvarez-Gonzalez，J.A..The segmentation of canary island tourism markets by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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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占海，柯贤坤，周旅复，王爱军.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比体系[J].自然资源学报，2000，（3）：229-235.

[3] 唐少霞，唐本安，毕华.立足热带海岛资源特色，打造南国旅游资源品牌[J].经济地理，2004，（5）：36-538.

[4] 李金克，王广成.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探讨[J].海洋环境科学，2004，（1）：4-7.

[5] 陈烈，王山河，丁焕峰，等.无居民海岛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放鸡岛为例[J].经济地理，2004，（1）：416-419.

[6] 于洋，王尔大.基于SWOT分析的海岛旅游业开发策略研究——以辽宁大连王家镇海王九岛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09，（7）：

篇9

[关键词]两山理念；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指引。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无疑革新了我们对山水自然资源的认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即价值实现形式和价值核定路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2014年浙江省湖州市开创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编制全国首张自然资源负债表。主要核算项目包括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从浙江湖州市的实践分析，截止2017年湖州市林地总面积290517公顷，人工更新乔木林面积172公顷，特殊灌木林增加1053公顷。自然资源的变动，将量化生态变动对当地GEP和GDP的影响。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核算，以“看得见，算得清”的模式，量化资源，更好的利用资源。湖州市资产负债表充分证明了自然资源资产是湖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再次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对区域内相关自然资源进行盘点清查，解决了自然资源实物量的问题，为核算自然资源价值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看待这些实物量中包含的生态价值，更进一步地，我们要探索生态价值的转化路径，如何让蕴含的生态价值充分体现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理论研究与实践

国外在自然资源价值核算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与加拿大。其中，美国“湿地缓解银行”的形成与发展较为典型。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政府牺牲湿地以推动经济发展，导致大量湿地由于围垦、排水而遭到大范围破坏，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甚至丧失。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湿地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调节水分循环、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深刻意义，对经济、文化、科研及休闲旅游也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研究湿地保护方案，提出建立补偿性缓解机制。为满足大量湿地补偿需求，“湿地缓解银行”应运而生。这种市场化补偿机制，目的在于将一定数量已保护修复的湿地，经第三方维护，出售给其他开发者，以帮助后者履行其法定补偿义务。开发者在对土地进行开发管理时，必须对使用的土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价值功能的自然资源予以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机制，达到保护湿地、抵消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目的。“湿地缓解银行”机制由权责清晰的三方体系构成，包括政府审批和监管部门、购买方、销售方。政府部门的权力包括对缓解银行的正式审核批复，对生态绩效的长期监测。购买方是对湿地造成损害的开发者，其通过从“湿地缓解银行”中购买“湿地信用”，将补偿生态破坏、对生态成效进行长期维护和监测的责任全部转移给销售方。销售方一般是“湿地缓解银行”的建设者，维护者或是生态修复公司，其享有对“湿地信用”进行交易的权利，也承担湿地补偿责任。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湿地缓解银行”成为美国政府最推崇的补偿性缓解方式，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私人企业投资参与建设，激励了土地所有权人、社会公众参与湿地保护，还推动了湿地修复技术的进步和湿地修复产业的发展，有效地保障了湿地资源及其生态功能的动态平衡。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对自然资源实物价值的认识由来已久，但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价值实现机制成为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特别对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见于土地管理学领域和会计学领域的四个理论。1.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价值核算的核心基础和最终目标。是指在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上，进行持续性经济发展。生态价值核算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强化资源与环境系统的生产、更新、补充能力。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重要理论支持。2.绿色GDP理论。绿色GDP是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指标，绿色GDP理论的实践，对资源环境核算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出了现实要求。3.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采用实物量与价值量结合的列报模式提供了可行性层面的理论依据。依据该理论，自然资源的价值至少包括存在价值、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但如何对资源与环境进行全面核算，对自然资源要素价值量进行计量仍是自然资源核算的主要难点。4.环境会计理论。环境会计研究包括量化环境资源、自然资源价值及核算环境改善收益，为政府部门或相关单位等提供可用环境信息。环境会计理论涵盖了会计学、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学这三门学科的相关知识，主要强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达到社会对环境的重视。环境会计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构建政府宏观环境会计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环境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有关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实现的实务探索，福建省南平市森林资源的做法较为典型。南平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78.92%，林木蓄积量大，约占福建省总量的30%，南平市农民人均林地近15亩，76%以上山林林权处于“碎片化”状态，面临森林资源整合分类、资产变现、社会资本引进困难等问题。2018年，南平市顺昌县开展“森林生态银行”试点工作，构建了集自然资源管理、开发和运营一体的“生态银行”平台，对碎片化的森林资源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委托专业产业运营商进行具体管理，探索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主要做法是：

(一)政府主导建立“森林生态银行”运行机制

顺昌县林业局统筹资源站、国有林场伐区调查设计队、林场护林队伍等力量，开展森林资源管护、评估、改造、提升、设计、开发等工作。通过对零散的生态资源进行整合与提升，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商，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和资本，使生态产品有了价值实现的基础。

(二)盘点森林资源底数

清查全县域林地分布、森林质量、保护等级、林地权属等数据，进行确权登记，明确产权主体、划清产权界线，形成全县林地“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库”数据库管理。对森林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林木质量、数量及分布情况，实现林业资源数据的集中管理与服务。

(三)推进资源流转和资产化

遵循平等自愿和不改变林地所有权的原则，将碎片化的森林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集中流转至“森林生态银行”，由后者通过科学抚育、集约经营、发展林下经济等措施，实施集中储备和规模整治。顺昌“森林生态银行”目前已导入林地面积6.36万亩，其中股份合作、林地租赁经营面积1.26万亩，赎买商品林面积5.1万亩，盘活了大量分散的森林资源。

(四)实现生态资本增值收益

通过“森林生态银行”平台的科学管护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森林资源质量、资产价值和森林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不断提高，林木蓄积量年均增加1.2立方米/亩以上，特别是杉木林的亩均蓄积量达到了11.19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通过“森林生态银行”的集约经营，出材量比林农分散经营提高25%左右，部分林区每亩林地的产值增加2000元以上，单产价值是普通山林的四倍以上。森林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南平市主要水系的水质全部为III类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1%，PM2.5平均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

(五)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南平市根据其林木资源优势，通过对接市场、资本与产业，启动了医药、家具、养老旅游等产业项目；积极对接国际需求，为规模加工企业产品能够出口欧美市场，将27.2万亩林地、1.5万亩毛竹纳入FSC国际森林认证范围。通过自主策划、设计，实施福建省第一个竹林碳汇项目，创新多主体、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了森林生态“高颜值”、林业发展“高素质”、林农生活“高品质”的目标。

四、实现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设想

(一)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因素

我国森林资源丰富，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丽水通过全国首宗“经济产出价值+生态环境增值”方式，进行出让地块的生态资产评估核算，获得生态环境增值9.75万元、淳安“两山银行”试点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式输入、集中式输出”模式，进行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市场化运作等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中做了有益探索。综合考量现有研究成果，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因素：1.明晰界定产权。清晰的产权是价值核算的基础。通过明确的产权，以丽水为例，从2006年开始，开展林业投融资改革试点，通过颁发林权证，使2100万亩森林变成一张“活期存折”，通过交易，盘活相当大的森林生态资产。丽水龙泉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提高林地经营效益，建立生态奖补机制，累计实现林业总产值92.7亿元，同比增长13.6%。2.推动市场发展。龙泉市森林覆盖率84.38%、林木蓄积量1912万立方米，其探索特色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新路径，通过铁皮石斛、白玉笋干、山茶油等林下产品，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由此可鉴，可以通过成立森林公园，做大森林旅游，推进森林体验与康养，开发生态教育，提供游憩休闲等服务产品，结合地域历史与民族风俗进行生态文化产业开发，挖掘森林生态价值，通过对生态产品的深加工，为森林资源提供市场。3.设置生态指标。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包括文化、旅游、农业、康养、健身等产品。编制生态价值核算指标，设置森林生态区位、林木种类、蓄积量、年生长量、生物多样性、负氧离子含量、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固碳释氧等因素。生态指标的设置，按照对生态产品与生态功能的认识深入动态调整。4.核算生态价值。在盘点生态资源实物量的基础上，分项核算指标价值，即对各个“功能量”块进行整合核算。根据市场的形成，分别运用市场价值核算或其他评估方法，确定生态产品的价格和各项生态指标因素的价值，最后核定局部地区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总量。核算应尽量避免指标设置不科学或考虑不周导致核算结果失真。

(二)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过程

1.交易单位的标准化确定。“湿地缓解银行”进行交易时，由于受损湿地与待售湿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生态特征、生态功能的不同，产生了统一量化标准“湿地信用”，含义为恢复、新建、强化、保护现有湿地的生态功能后增加的湿地面积与生态功能。过程包含如下三个步骤：一是根据水文地貌分类，判断待售湿地与受损湿地的类型是否相似可替；二是对不同生态功能进行评分，综合九项指标：湿地物种栖息地、支持食物链、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景观异质性、本底物种支持、提供通往水体环境的渠道、天然水文变化情况、维持水质、支持土壤过程。每一项的分值按照从0(无此功能)至1(能完整提供此功能)进行打分；三是计算湿地功能容量指数，即对生态功能评分取平均值，“湿地信用”的数量即湿地面积与湿地功能容量指数的乘积。因此，针对我国森林资源核算，可以首先确定一个标准额度，通过森林各项生态指标，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利用统一的交易单位，便于价值衡量与交换。2.可交易额度的定量确定。在美国，“湿地信用”的交易数量由买卖双方确定。购买方不仅需要考虑拟购“湿地缓解银行”的服务区域(一般来说，不同服务区域不可进行交易)，还需要考虑受损湿地与待售湿地的面积与生态功能，这些因素会导致“湿地信用”转化率的不同。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在可交易额度方面也有所限制，首先，限定区域。每个区域由于生态资源的相似性，以区域为单位，使用相同计量，例如安吉、丽水、淳安。其次，限定总额。区域内生态价值总额一定，方便统计资源量增减。额度的确定有利于控制生态市场的资源流动量。3.交易价格的合理性确定。“湿地缓解银行”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系，其交易行为完全受市场供需情况影响，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影响。作为一个买卖双向交易市场，“湿地信用”的交易价格由两方公开交易确定，一般会考虑建设成本、预期利润、市场情况等因素进行定价，保证交易价格的合理性。这对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也十分重大，合理的价格是进行生态交易的基础，我国可以参考美国的由交易双方确定价格，也可以根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定价标准。由买卖方协定价格可以有效地满足双方既得利益，而政府定价，则可以有效地保障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因此，价格确定方式仍值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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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敬东,潘燕飞,刘奕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基于浙江丽水的样本实践与理论创新[J].丽水学院学报,2020,42(1):1-9.

篇10

为了展示这个主题，上海世博会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城市最佳实践区，这将是世博会最大的场馆。组织者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区域中，看到世界各地的城市如何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2009年5月。上海世博会发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征集公告，最后收到了106个城市自荐案例和上百个国际组织推荐的案例。

经过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展览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组织的专家评选，有40多个城市的55个案例入选进入实践区。

天津的海水淡化和利用水平在全国一直保持领先，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的研发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杭州申报的案例《以西湖为核心“五水共导”治水实践造就“品质杭州”》也位列其中。

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的是国内外生态的、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在这里，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科技文化的神奇与魅力不时让人啧喷称赞。城市未来的美好生活令人陶醉和幢憬。

上海：国际都市的水乡风情

作为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上海市历史、文化、商贸、经济似乎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她位于长江之箭与弧形海岸线的搭接处，背靠太湖，面临东海，北挟长江口，南濒杭州湾，城内有黄浦江和苏州河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历代人民在这里编织出江河湖海的秀美图案，绘就了水乡都市的别样风情。

上海的历史人文已经与水难以割舍地纠结了数千年。如今站在石湖荡的杨柳岸边，坐在朱家角的石拱桥头，行走在金泽、枫泾、南翔、练塘的水边街巷，小桥，流水，飞雨，人家，梦一般的江南水乡，诗一般的古典风情，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一片片净土，润泽着浮躁的心田。

上海的城镇浸润了千百年来的水文化。近年来，位于淀山湖畔、具有千年历史的朱家角镇，正式启动了以“古”文化、“水”文化旅游为核心，以休闲度假和生态居住为特色的朱家角中心镇建设。这里水文化底蕴深厚，保留有明清特色的古镇、古街、古桥以及粉墙黛瓦的临水民居，拥有童天和药号、泰安桥以及江南名园课植园等20多处景点。经过3―5年的开发，朱家角镇将建成展示上海历史文化，凸现水乡特色风貌，生态环境一流，人水和谐相依的小城镇样板。

上海的园林景观，更是因水而美、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无论是古典型的，还是现代式的，都能从中体会到因水成景、以水造景、水中有景、景中有水的巧妙。具有300年历史的松江醉白池，以一泓池水为中心，池周古树参天，楼、堂、轩、榭错落有致，草堂跨于池上，廊亭依水，鱼乐池中。

而具有450年历史的南翔古猗园，更是以“十亩之园”的规模，建有逸野堂、戏鹅池、松鹤园、青清园、鸳鸯园、南翔壁6个景区，以绿竹依依、曲水幽静、建筑典雅、韵味隽永的楹联诗词以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

建于500年前的嘉定秋霞圃，有桃花潭、凝霞阁、清镜塘、以邑庙等4个景区48个景点，以亭台楼阁，华池曲径，茂林修竹，低栏板桥，断岸滴泉，假山奇洞，几乎囊括了园林艺术的全部元素，园内有园，景外有景，山具丘壑之美，水揽幽邃之胜。为江南古典园林精品。

临水而居，与水为邻，是人类诗意的精神家园。如今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随着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的不断调整，水文化理念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河流自然化、人文化给人们以教育、以熏陶、以舒适的生活，水与波、光与影、绿树与湖泊、鲜花与河流的生态和谐人居环境不再是梦。

成都“活水公园”赚足人气

在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案例展示中，主题为“活水文化，让生活更美好”的成都活水公园，以平面布局独特的“鱼”形轮廓，喻示人类与水和自，然的“鱼水”关系。活水公园模型包括人工湿地生物净水系统、模拟自然森林群落、环境教育中心等设施，同时，四川特有的植被及太阳神鸟、川西小筑等历史文化元素为活水公园增色不少。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污水如何通过大自然修复，变成清澈的活水：最佳实践区的雨水将被收集进地下蓄水池，再流经前置处理池、芙蓉花形的水雕塑、鱼鳞般的植物塘床等工序，通过一系列沉淀、吸收的生物和化学过程逐渐得到净化。在“鱼”的尾部，清洁的水通过臭氧氧化塔进行消毒处理后将流入亲水空间，这里会设置互动感应喷泉，只要大家脚踩“键盘”，便能自己指挥一场喷泉秀，人们可以尽情接触洁净的喷泉，切身体验水嬗变的神奇过程。

该展例将是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永久保留的案例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以实物建设形式亮相世博会的案例之一。1998年建成的成都活水公园是世界上首座以展示“人工湿地水处理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水保护为主题的生态公园，曾获联合国人居奖。

声名显赫的成都活水公园的诞生，却是源于成都府南河岸的严重污染。

府南河使成都城双流环抱，多少年来被称为城市的“翡翠项链”。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府南河遭到严重污染，河水里满是化工原料、生活垃圾……整座城市弥漫着腐朽、酸臭的味道，府南河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臭水沟”。

1993年起，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4年后，在耗资27亿元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水保护协会创始人贝西-达蒙(Besty Damon)向成都市政府建议，在府南河边修建一个以水保护为主题的公园，为这项大型工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成都活水公园由此诞生。

无论雨天还是晴天，成都活水公园总是浸透了潮湿的味道。

公园不大，但拥有森林般极好的环境。人们可以看到城市里罕见的鸟和虫，青葱色的蕨类植物：一个山坡下有标志写着“有蛇出没，请注意”。

成都府南河在一旁缓缓流动，部分河水穿过这个鱼形的公园，从鱼嘴开始依次流经厌氧池、流水雕塑、植物塘床、养鱼塘等水净化系统，最终经过大自然的洗礼重归府南河，水由浊变清。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成都活水公园的休闲功能和教育示范意义远远大于它水处理的实际功能，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向城市的人们传达出一种自然、生态、和谐的人、水、城共生理念。

天津丰满的城骨感的水

从字面意思看，实在看不出天津也会喊“渴”；在现实生活中，水龙头里丰沛的水供应，也可能让天津城里的很多人对于水危机并没有直观的感觉，但事实上天津的人均水资源量为16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十五分之一。节约保护、开发利用水资源一直是天津城市建设和生活的主题。

严重缺水的现状促生了众多天津式的水资源开发项目：发展海水淡化产业就是其中主要一项。目前全国海水淡化能力约为每日60万吨，其中天津约为每日2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3。

天津的海水淡化和利用水平在全国一直保持领先，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的研发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天津 生产的海水淡化装置已出口欧洲、中东地区，并先后和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合作建设海水淡化工程项目。全国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天津北疆发电厂海水淡化工程的首套装置也已经在天津顺利投产。

推广城市再生水处理技术也是津门一景。仅天津大学三座再生水处理站1年就能节约30多万吨水。中水可以用做园林绿化、洗车、冲厕等水源，1吨中水的成本还不到自来水的一半。现在天津很多小区已经实现了自来水与再生水双供水系统。预计到2010年年底，全市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将达到87％，再生水利用率将达到20％以上。

节水型单位建设是天津的另一大手笔。

首先是节水型小区。被评为“新型节水小区”的梅江芳水园小区，每家都会安装3个水表：直饮水、自来水、再生水，三套管道供水系统可以让人们养成一水多用的习惯，自来水洗菜、洗澡，再生水冲厕。此外，小区的整个景观水系全部使用的是中水。除了梅江，天津改造了14个小区的节水器具，这样一年可以省出20万吨的水，小区还预留了多座收水井和蓄水池，并在停车场和人行道铺设了透水砖，雨水也可以及时地收集。现在新建小区节水型器具普及率已达到了100％，新建的节水型小区近20个。

景观用水也是城市用水的一大项。在津河王顶堤段，有一处人工瀑布很吸引人，其实它不仅是一处人造景观，还作为景观河道的曝气装置，有改善河道水质的作用。像这样有节水作用的景点，天津还会建造很多，比如建成以海河干流为中轴，津河、卫津河、月牙河、外环河等为循环的网状水系。通过自流、泵站等形式的水体循环，形成海河、外环河、津河等城市河道的水体交换，可以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工业用水的节约和回收利用更具有战略意义。被命名为“天津市节水型企业”的天津一汽夏利公司，从锅炉表面到车间浴池改造了五项节水项目，这样每年可节水24.24万吨，节约资金138.14万元。现在天津企业普遍节水20％左右，更高的有40％，还有不少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8.71％。

这就是今日的天津，由于对水的高效利用，而维持了人、水、城的另一种和谐。

杭州：晒湖之畔的品质人居

从8000年前“依海而居”，5000年前”依湿地而居”，到建城后“依湖而居”，以及现阶段向“依江而居”、“依河而居”。杭州，通过水的治理解决人水矛盾，实现了“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杭州有秀甲天下的西湖水、名扬中外的钱江潮，有“国之瑰宝”运河、“城市之肾”西溪，同时，杭州湾又连接着东海。所以，杭州是一座江、湖、河、海、溪“五水”并存的城市，从古代起就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宜居城市，如“人间天堂”、“生在苏杭”等。其中重要的支撑，也就是水的文化和意蕴了。

杭州馆有800―1000平方米，整体轮廓呈五边形，由一块块“五水青砖”围合而成。“五水青砖”，是由“五水”注八玻璃砖中而形成的。

展馆有五个入口，分别通向江、河、湖、海、溪五个体验区，进入体验区就像走进了立体电影院。如果站在西湖的体验区中，用3分钟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四时西湖的变幻，春天的柳枝似乎会吹拂到你的脸上，冬天的雪片，会飘落到你的肩头。如果在钱江潮体验区，则会随着地面的起伏，感受到潮起潮落。

进入杭州馆参观，还可以进行现场互动，当一回“西子湖畔浣纱姑娘”，做一件个性化、高科技的丝绸织锦：看一段茶艺表演，品一品龙井茶香，感触一下“人间天堂”的品质人居生活的意境。

澳门：海洋文化下的节水战略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三面环海，由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和澳门国际机场部分组成，其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她的面积仅23.5平方公里，几乎没有淡水资源。就在30多年前，澳门常常备用数十艘水艇，每天轮流到珠海湾仔银坑装水，运回后由挑水妹子挨家挨户去送；往往供不应求。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澳门当局为解决水荒困境，向广东省政府提出了在珠海建水库供水的请求；1958年，广东省政府根据澳门的请求，决定在珠海湾仔兴建竹仙洞、银坑两座水库储集雨水供给澳门使用。1959年，竹仙洞、银坑两座水库动工兴建，1960年3月和7月相继建成通水。虽然当时供水量很少，每日仅为7000立方米至1万立方米，但已较好解决了当时澳门用水问题，并由此开始了珠海对澳门供水的历史。然而由于人口增加、水资源污染、水质普遍下降的现实，珠澳两地供水需求的矛盾日益加剧。

为根本解决珠澳两地用水问题，珠海市委、市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西江水。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和珠江水利委员会的协助下，珠海选定了引水量丰沛、污染低、自净能力强的方案，即从西江磨刀门水道引水输向澳门，并于1984年10月成立了对澳门供水专营机构――珠海经济特区对澳门供水公司。

如今，珠海向澳门的年供原水已由最初的125万立方米上升至5400万立方米。

2004年，澳门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捐赠首座饮用水喷泉“和丽女神喷泉”给本澳市民，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提供户外解渴的方便。2005年，由于“和丽女神喷泉”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欢迎，澳门自来水决定赠送第二座“和丽女神喷泉”，服务本澳市民。第二座“和丽女神喷泉”座落于凼仔地堡街。这种集实用和景观双重功能的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提升了澳门的城市功能。

澳门与祖国血脉相连，具体到水领域，更是很明显地体现这一点。目前，澳门原水约有97％来自珠海。

在依托内地水源的同时，澳门自身也在积极开源节流。

据澳门港务局局长黄穗文介绍，澳门成立了在港务局领导下的”构建节水型社会工作小组”，工务局、民政总署、卫生局、新闻局、澳门自来水公司等都是小组成员，这个跨部门的小组承担起节水推动工作，并于2009年11月23日了未来15年的《澳门节水规划大纲》(咨询文本)，向市民征集意见。

在节流方面，除了节水器具的普及，具体进行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宣传教育，以增强市民的节水意识。同时采用经济措施，引入新的水价机制进行市场调控。

澳门目前每日人均用水一直保持在160公升左右，这是完全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用水量。无论怎样，澳门人都正在用他们的科技和智慧逐步改善着这座岛城水资源的被动状况，构建人、水、城的新型和谐关系。

香港竭力“悭水”成自觉习惯

今天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本岛、九龙、新界等岛屿，总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香港自1841年开埠以来，一直为寻找足够的水源而烦恼。这个人烟稠密的工商业中心，在过去155年的历史中，在几乎完全欠缺天然资源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内均饱受水源匮乏之苦。

水桶、人群，排成漫长的人龙慢慢地蠕动，看着水龙头的水一点一点断断续续滴进桶里，心里担忧着这桶水究竟还能熬多久。这一情景，并非是电影里 面的镜头。这一刻，时间定格在1963年的香港。

水荒，过去一直困扰着香港。“月光光，照得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没水荒”，这首民谣就是香港被水荒所困的真实写照。

在当时开源手段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市民必须先从节水八手：减少洗澡次数、两周洗头一次，一些学校取消体育课，减低学生在校的体力活动，以免增加洗澡次数。

1963年，香港政府制定法例，严禁市民浪费饮用水，违例者轻则罚款数百元至数千元、终止供水服务，重则要受牢狱之苦。1963～1964年间，因违反珍惜用水条例而被检控者，几乎每天都有。由于政府严厉执行罚则，使社会上的珍惜用水意识高涨，竭力”悭水”(节约用水)。

1963―1964年，香港社会节省用水的方法，可谓层出不穷。饭后或睡前以吃苹果代替刷牙；全港各地方社团纷纷举办各种活动，如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呼吁全港市民珍惜用水；医院由于每次外科手术均需使用大量淡水，遂宣布暂缓慢性疾病开刀手术：除煮食及医疗必要用水外，其余洁净用水，用井水或循环使用水的方法代替。

香港政府在供水问题上，进行过许多尝试。

首先是利用溪涧、井泉之水。这在香港开埠初年、人口很少时可以解决用水问题。

其次是修建水塘。为了发动大家广开水源，政府也鼓励私人办水务，因此出现了私人兴建的水塘。在兴建水塘的同时，政府也很重视对水塘周边地段的生态环境的规划，使附近的自然环境得以改观。如今，昔日的水塘已不再是港人的主要饮水渠道，但因其附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水塘区已成为人们理想的休闲度假地。

第三个办法是利用海水。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海水淡化工程。第一座海水淡化厂于1970年兴建于青山道大榄涌水塘附近。此外，为减少对淡水的浪费，香港自1950年开始筹建海水冲厕系统，到1999年居民海水冲厕率已达78.6％。

第四种办法是引东江水入港。东江源出江西省南部，向西南经龙川、河源、惠阳和东莞，由虎门八海。引东江水入港的办法是：先将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再经两条横跨深圳河上的水管，将水输入木湖的接收水池，最后输入木湖抽水站，供港人使用。港人使用东江水的历史可追溯至1960年，为引水事宜，当时的港府曾多次与内地商议。

1989年，粤港双方签署长期供水协议。从1960年至今，港人使用东江水的数量逐年递增。至1996年，广东每年对港的供水量已占全港用水需求量的70％以上。目前，来自广东省的供水是香港最主要的水源，至此，香港的供水问题基本解决。

广州生态的“山城水田海”格局

为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中找到契合点，不断优化适宜创业发展和适宜生活居住的城市环境，从1996年起，广州就提出“建设高效舒适的城市环境”。其中，“高效”着眼的是工作环境，“舒适”侧重的是生活环境。

1999年，广州市委、市政府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两个适宜”城市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并在2000年将其列入“十五”规划。“十五”期间，广州共投入800亿元改善环境。2003年，该市又提出推动创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优化发展。2004年，广州市政府用了3年时间，投入50亿元资佥，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青山绿地”工程，缓解城市“热岛效应”。2005年，又把城市发展实现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承载能力写入了“十一五”规划。

体现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大手笔之一，就是广州要建集“山、城、水、田、海”于一体的生态都市，构筑“区域生态环廊”、“三纵四横”的生态主廊道，形成“山水中的城市，城市中的山水”，构建一体化城乡生态安全格局。

广州北部有成片的山林地区，中部是平原城市化地区，珠江横贯而过，东南部有广阔的水网农田和海域地区，“负山、通海、卧田”成为广州城市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态特征。经过上百个项目的建设，可以觅到这样一道轨迹：广州市突破了以往“云山珠水”的格局，突破了3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格局，放眼7000平方公里的大广州，形成了“山城水田海”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蓝天碧水、青山绿地”工程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臭涌”边紧闭20年的居民住宅窗户打开了：两年绿化了50个公园：绿地“氧吧”就在家门口：全市45座人行天桥成为城市空中花廊。从2004年起实施的“青山绿地”工程，利用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发展和郊外林地建设各类公园，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使市民出门50米至100米就有公园。2005年又投入1.1亿元，新建了黄村、永泰等13个公园，总面积达510亩，免费向市民开放。

目前，广州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区城市公园、绿化广场、居住区绿化、路网绿化、立体绿化等为“内圈”：以白云山、万亩果园保护区以及近郊森林公园、防护林为“中圈”；以远郊的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为“外圈”的生态布局。如今，广州市绿化覆盖率已达35％，比10年前增加11个百分点，人均公共绿地10.34平方米，增加12倍。

在森林营造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广州“森林围城、城在林中”的构想正在逐步实现，一道具有广州特色的“林带+林区+园林”的城市生态新体系正在形成。“十五”期间，广州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特大城市的环境建设中闯出一条新路。2002年11月4日，广州捧得“迪拜改善国际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这个奖是联合国为表彰广州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作出的努力而颁发的。

从2007年开始，广州市在河涌治理方面又打出“亲水”城市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