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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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减排的措施

篇1

【关键词】建筑给排水工程;节能减排;问题;对策

在建筑施工中,给排水施工环节对周边环境产生的能源消耗量极大,据相关统计,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损耗的能源占据了建筑总能耗的约三分之一。随着人们对绿色环保建筑需求的提高,在低碳时代背景下,要有效降低建筑工程的能耗,需要着重在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采用节能减排措施

一、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的能耗问题

(一)水供应及给水系统环节

建筑给排水施工中水系统出现的出流超压问题,极易造成水源浪费现象,外加上建筑排水系统带有一定的隐蔽性,相应的水源浪费较难及时发现[1]。此外,作为建筑给排水中的水供应系统来讲,其承担供应日常用水的任务,但如建筑中缺乏相应的加热设备,或加热设备与水源点相距较长,也极易使热水供应出现运输环节的热量损耗。

(二)排水系统环节

建筑物构成中,排水系统是保障水循环的重要载体,建筑物中的管道系统如设置欠科学,或出现配件、管道等施工原料不合格、配件渗漏等现象,都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给排水管网出现问题后,整修不够及时或耗费时间较长,也不利于水源的节约。

二、低碳时代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中节能减排措施的具体应用

(一)使用可变频及可调速的水泵设备

建筑工程中的供水及排水主要借助水箱及水泵,通过采用水泵将水位拉高,然后经由水箱采取自高至下的供水。在供水过程中加装减压装置,达到稳定水压,保护水泵持续运转的作用。变频及可调速水泵在功能发挥上较稳定、在调速方式及范围上较灵活,通过采用可变频及调速的水泵设备,可以借助水量变化对其运行速度及开关次数加以调节,从而有效降低了其电能损耗程度。

(二)合理运用城市水管网压力

涉及到普通建筑,可以通过运用城市水管网压力,达到提高建筑给排水效率的目的。涉及到高层建筑,可以使用加压供水方式,通过在储水设备中安装进水装置,借助水泵实现增压效果。城市水管网供水水压不够稳定,当建筑物将储水设备建于地下时,会产生供水负压,在此过程中会伴随水源的耗损。因此,应结合建筑特征及城市水管网水压大小,采用建筑分区供水的方式,一方面在建筑上方部位采用水泵增压,另一方面将水泵连至下阀门,运用城市水管网水压进行供水,如城市水管网出现问题,此时借助阀门,可以实现水箱供水,从而极大提高了建筑物节水效率。

(三)提高建筑给排水设备的质量水平

建筑施工中在排水管材选择上一般选取镀锌钢管,一方面此类钢管较易发生锈蚀,造成水质污染;另一方面如锈蚀部位靠近管材管口,又往往会引起渗漏水现象,从而造成水源浪费[2]。因此,要注重选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给排水管材设备,如不锈钢管、PVC-U管、PP-R管等,这些管材兼具杀菌性能,既可以保障管材的坚固耐用,同时又能够确保水质安全。

(四)优化建筑给排水供水系统

在建筑物供水系统设计上,要结合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如供水水量要求、建筑高度等因素,采用竖向分区的方式进行设计[3]。一般而言,建筑物高度不超过100m,此时应采用垂直并联供水系统;如建筑物高度高于100m,应采用垂直串联供水系统。在水压控制方面,供水系统各个分区的静水水压应在0.45MPa以下,并在水表位置加装调压孔塞,以避免出现水压超高引发水流增多现象。

(五)做好节水计量与控制

在建筑给排水设备运行中要采用实时的计量与监控设备对其运行状况加以控制,一方面对给排水设备的水压及水流情况加以监测,如出现异常可及时发出警报,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储水设备水位、水温情况自动调节控制水泵的运转及挡位。此外,针对建筑给排水系统中的水量、水温及水质等因素也要对其参数加以计量控制,确保管网水压稳定、无污染渗漏现象产生。

(六)优选热源、热水系统,做好温度控制

在热源选择上,可以优先选择各类余热及废热,还可采用建筑物自身的锅炉蒸汽热。在热水系统上,一是要采用一致的冷热水系统分区,确保建筑物配水点在水压上趋于一致。二是借助冷热水管道铺设,使冷热水做到有效循环,达到满足建筑物冷热水供应需求的效果。在温度控制上,结合建筑物冷热水供水管道具备的保温措施来合理调控水温,科学设计及布置回水管道及环泵设备,做到既控制好回水温度,又根据水供应情况及时启闭环泵设备,最大限度地达到节能减排目标。

结语: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能够得到合理优化,关系到建筑物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能源节约及绿色环保的功能。在开展建筑给排水施工时,设计人员及施工人员应注重研究节能措施方法,通过优化布置,强化给排水设备质量水平等途径,实现建筑物给排水环节的能源节约。

参考文献:

[1] 姚刚.关于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要点的探究[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5,(8):230.

篇2

(一)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争议情况

碳排放权制度将排放温室气体确定为一种量化权利,通过权利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与转让交易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碳税制度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至科斯定理与庇古定理。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成因,即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没有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之中,致使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造成“市场失灵”[4]。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存在科斯思想与庇古思想的路径之争。科斯思想是通过交易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策略。科斯认为,将负外部性的活动权利化,使其明晰与可交易,市场可对这种权利作出恰当配置,从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5]。基于科斯思想,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得以展现:首先确定一定时期与地域内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然后将其分割为若干份配额,分配给相关企业。配额代表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若企业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少于其配额所允许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额可出售;若企业实际排放温室气体量超出其配额,则必须购买相应配额冲抵超排部分。通过总量控制形成的减排压力和排放交易形成的利益诱导,可有效刺激企业实施温室气体减排[6]。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3种灵活履约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得到认同①。欧盟2003年通过第2003/87/EC号指令决定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实现减排承诺的主要方式。庇古思想通过税收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恶果由全社会共同承受。若政府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或与之相关的化石能源碳含量征税,使气候变化方面的社会成本由作为污染者的企业负担,企业基于降低自身成本的经济利益考量,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所征税金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抑制负外部性,激励正外部性,实现环境保护[7]。1990年,芬兰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立法征收碳税,随后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国效仿[8]。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是相互替代关系,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只能二选一。在美国,有学者主张采用碳税减排[9],另有学者的观点相反[10]。立法者犹疑不决,在第110届国会,就有Lieberman-Warner法案(S.2191)、Waxman法案(H.R.1590)等数个立法草案要求设立碳排放权制度,Stark-McDermott法案(H.R.2069)、Larson法案(H.R.3416)则要求采用碳税制度[11]。中国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亦是针锋相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学者支持[12]。也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持这一意见的学者内部,有不同的观点:对同一排放源,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可重叠适用,二者并行不悖①;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各有作用空间,不同类型的排放源应受不同制度规制[1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减排重任,认真对待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关系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应然关系

从1990年芬兰引入碳税至今已20余年,从2005年欧盟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至今也已9年。结合理论与实践,在经济激励型制度内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不是相互替代关系,二者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但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二者不宜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原因在于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优劣,优势互补,可最大程度地发挥减排的激励效果。

1.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采用碳排放权制度

第一,碳排放权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作用原理相异,前者是通过总量控制确保减排目标实现,再由市场决定碳排放的价格,后者则是通过碳税税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再由市场决定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如欲产生理想的环境效果,其税率之高必须足以使企业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同时又不致过分影响经济发展。在实践中,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政府事先很难恰当地确定碳税税率,碳税的减排成效具有不确定性。征收碳税虽然可以取得减排效果,但减排成效不能充分实现。如丹麦原本计划通过征收碳税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的基准上减排21%,实际却增长6.3%[8];挪威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并将之作为减排的主要手段,但1990年至1999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增19%[14]。碳排放权制度因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减排效果事先确定。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欧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实现减排17.4%,在2008年的排放水平上减排7.1%[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要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50年世界碳排放量须比目前降低至少50%[16]。显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更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第二,碳排放权制度有助于降低减排的社会总成本。企业之间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如生产技术集约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良进行减排的空间较小,相对生产技术粗放的企业其减排成本较高。在碳排放权制度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通过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实现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替代其进行减排,从而使减排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美国曾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推行二氧化硫减排,结果不仅超额完成减排目标,而且相对命令控制型手段,每年节省成本至少10亿美元[17]。碳税因为无法交易,不具有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作用。

第三,碳排放权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立为共同责任。碳排放权制度可为各国协作实施减排提供可靠的制度平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为区域内各国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范例。征收碳税涉及各国国家,难以进行合作。

第四,碳排放权制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碳税制度建立在企业承受不利益之上,企业被动缴纳碳税而不能直接从中受益,对征收碳税难免有所抵触。在碳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如能超额减排,多余的配额可以出售谋利。在碳排放权制度实施之初,往往实行权利免费取得,企业减排成本较低。相较于碳税,企业更青睐碳排放权制度。从民众角度而言,增加新的税种普遍受到抵制,征收碳税亦不例外。碳税的征收将增加能源生产成本,能源生产商通过涨价方式将新增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最终由民众为征收碳税“埋单”。实行碳排放权制度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也由民众负担,但没有税收之名,来自民众反对声小,政治阻力相应也较小。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或已经引入碳排放权制度,实施碳税制度的国家也积极向碳排放权制度靠拢。韩国计划2015年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8],挪威在2008年时将未受碳税规制的行业纳入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7],澳大利亚计划在2015年将碳税制度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19]。既然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适用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减排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能否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重叠适用此两种制度?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有碳排放权制度,要求企事业单位获取碳排放配额,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配额数量,节余的配额可以上市交易;第13条规定国家实行征收碳税制度。起草者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第13条第3款:“超过核定豁免排放配额排放且不能通过企业内部减增挂钩、市场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额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依法缴纳碳税外,还应当就不足的排放配额向当地发展与改革部门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根据该款规定,同一企业若超额排放,不仅要缴纳碳税,还要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换言之,同一企业不仅受到碳税制度的规制,还受到碳排放权制度的规制,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此种处理方式值得商榷。首先,从实践情况看,对某一碳排放企业单独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只要制度本身设计合理,就足以产生良好的减排效果,无须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双管齐下,重叠适用的必要性不足,可谓“无益”。其次,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若选择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还须另行承担缴纳碳税的成本;若选择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减排,则不仅不需要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还可以减少缴纳碳税的数额。如此一来,企业宁愿花费更多的成本改进生产技术减排,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造成碳排放权需求的萎缩。缺乏需求,活跃的碳排放权市场不可能建立,碳排放权制度减少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也无从谈起。从历史实践看,为解决因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问题,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曾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在电力行业试行排放权制度,试图通过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减排。试点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电力企业购买排放权后仍不能豁免缴纳排污费(类似于碳税),企业宁愿治理污染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排放权,实际上形成了排放权“零需求”局面。电力企业普遍惜售排放权,又几乎形成了排放权“零供给”局面[13]。

此外,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既要为碳税付费,又要为碳排放配额付费,增加了经济成本,对经济发展冲击未免过大。综观各国立法例,没有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先例。采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欧盟虽允许各成员国采用碳税措施,但明确规定碳税只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未能覆盖的设施①;征收碳税的挪威加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交易的只是碳税所没有覆盖的行业。中国企业承担碳税与碳排放权双重成本,减损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可谓“有害”。总之,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应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且不宜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重叠适用。即使从便于操作等角度考虑对大型排放源暂时采用碳税制度减排,也应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并且在转换完成后不再继续对大型排放源征收碳税。

2.对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适用碳税制度

相对于碳税制度,碳排放权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局限,主要是机制设计复杂,运作成本较高碳排放权制度的运行过程可分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和转让交易3个环节,每一环节的成本均不低廉。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成功实现二氧化硫减排,其经验之一就在于要求所有受管制实体安装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确保能够真实记录企业的排放数据[20]。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证,须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因为碳排放权交易运作成本高昂,为确保制度效率,在确定碳排放权制度的覆盖范围时只能“抓大放小”,即只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大型企业纳入管制范围。如欧盟第2003/87/EC号指令设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门槛条件,要求纳入交易范围的燃烧装置功率在20MW以上,造纸工厂的日产能超过20吨②,等等。对于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覆盖的中小型排放源,若不对其碳排放加以任何管制,一方面可能造成企业之间不公平,违背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众多中小型排放源碳排放积少成多,不能确保取得减排①§25740ofCaliforniaPublicResourcesCode(2011)。效果。碳税根据排放源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并借助既有税收征管体系施行,机制运作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对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中小型排放源,可通过征收碳税使之承担碳排放成本。例如,为数众多的机动车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来源,但因其性质所限难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和卢森堡于2009年开始征收机动车碳税[21]。

二、碳排放权制度、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之关系

(一)低碳标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低碳标准是在综合考虑科学、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因素的基础上,经由法定程序确定并以技术要求与量值规定为主要内容,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的环境标准,是技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国家通过制定与实施低碳标准,对管制对象在生产、生活中的碳排放提出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并以法律责任保障这些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得到遵守,从而产生碳减排效果。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科予管制对象减排的法律义务,以义务主体履行法律义务的方式达到法律调整目标。低碳标准如欲取得实效,法律责任的合理设置不可或缺。在传统环境治理中,环境标准所属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碳排放权与碳税等经济激励型制度兴起之后,低碳标准仍不丧失其意义,因为相对于碳税制度中存在合理确定税率、碳排放权制度中存在合理进行总量控制等复杂疑难问题,低碳标准有更多简便易行之处。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都采用有低碳标准,如欧盟要求轻型机动车生产企业出产的小客车在2015年前达到行驶每千米排放不超过135gCO2的标准(135gCO2/km),到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行驶每千米不超过95g(95gCO2/km)[2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实现2050年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上减排80%的目标,设定了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要求到2020年受管制设施利用替代能源量占其能源总量的33%①。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对于同一排放源,不能同时适用。

1.在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温室气体减排可从多个领域着手,而碳排放权制度因机制设计复杂,适用范围有限。碳排放权制度要求精确统计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在某些领域这一要求的实现或者不可能或者不经济。例如,数量庞大的居民建筑消耗能源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来源,若对建筑朝向、太阳辐射、建筑材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设计出低能耗建筑,无疑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显然难以实现,通过要求居民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方式则易于达到。低碳标准的适用领域广泛,对碳排放权制度无法覆盖的领域,可通过低碳标准制度减排。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交通工具应当符合温度控制标准、节能标准、燃油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第43条规定城镇新建住宅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2.在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不应再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实现减排的作用原理,在实施碳排放权制度时,企业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自主决定是通过自行减排的方式还是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达到排放要求,自主决定是采取此种措施减排还是彼种措施减排。易言之,碳排放权制度不要求所有企业一律减排,企业具有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可以采用此种方式减排也可采用彼种方式减排,只要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不超出其配额拥有量即可。碳排放权制度所具有的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正是建立在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低成本的措施达到碳排放要求的基础之上。在低碳标准制度下,所有企业不论减排成本高低,一律被强制要求达到某种碳排放标准,或者符合某种技术要求,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决定的空间。对某企业适用低碳标准制度,该企业就不能自由选择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从而有碍碳排放权制度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碳排放权制度的柔性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刚性具有内在的冲突,对同一排放源二者不能同时适用,否则低碳标准制度将会给碳排放权制度的实施造成羁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与美国曾经开展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实践所证明。中国《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设施“十五”计划》要求137个老火电厂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设[13]。强制要求电力企业安装脱硫设施减排,与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可自行决定不减排而从市场购买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以及可自主选择减排方式的机理明显相悖。在制度设计上未尊重排放权制度,又怎能期待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取得二氧化硫减排成功,就在于尊重了电力企业对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的选择权,没有以命令控制型措施干扰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率性[23]。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总则部分第13条第1款:“国家对能源开采和利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企事业单位利用能源不得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低碳标准,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规定的配额。”根据规定,企事业单位同时适用低碳标准与碳排放权制度。如此规定之下,碳排放权交易难以顺畅运行,其实施效果亦难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合理界定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旦决定对某一行业采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就应当尊重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让低碳标准制度退出该领域。

(三)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不影响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重叠适用。碳税制度的作用机理与碳排放权制度相异,其实施不要求赋予企业选择权,因此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如果确有必要,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如对机动车按照单位里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税,并不妨碍对该机动车适用碳排放标准。碳税通过经济诱导的方式促使公众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标准对机动车的温室气体排放效率进行最低程度地控制,亦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二者并行不悖。实践中,欧盟对轻型机动车制定碳排放标准,部分成员国如西班牙、卢森堡、葡萄牙等同时又对机动车征收碳税。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69条规定“凡是购买或者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等燃料或者电力的,都应当缴纳碳税”,结合第42条对交通工具适用低碳标准等其他规定可推知,起草者认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税与低碳标准可重叠适用,不意味着应当重叠适用。对某一排放源是否二者重叠适用,需视具体情况斟酌。

三、结语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 政策 碳税

无论是国内工业增长与能源之间的矛盾、国际上的减排压力,还是未来低碳发展的广泛前景,发展低碳经济都有其紧迫性和重要性。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45%。如何制定我国的低碳经济政策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成为当前的关键问题。

一、低碳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我国很多学者对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研究,付允等(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方式和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并从节能、化石能源低碳化、设立碳基金、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金乐琴等(2009)也建议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支持技术创新,促进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通过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以实现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09)提出近期将把提高能源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节能减排、植树造林、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政策;中远期则采用法律的、行政的,特别是价格、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能源服务公司等经济手段,形成长效机制。黄栋(2009)提出中国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包括开发低碳能源、强化节能、调整产业结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李建建等(2009)指出利用碳交易市场机制,建立起完善的低碳信息平台,并借助绿色利益驱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些学者通过不同的模型模拟各种低碳政策的效果,为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庞军、邹骥(2005)指出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认为CGE模型是唯一有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魏巍贤(2009)建立CGE模型对中国能源环境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征收化石能源从价资源税是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由于其对宏观经济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其征收必须结合各种补贴形式,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合理透明的能源价格机制。杨岚等(2009)通过静态CGE模型结果,说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环境质量。建议在实施的过程中,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1、能源以煤为主的结构将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重新重工业化导致对重化工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加,进而转化为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从我国近几年的能源消费情况看,年均能源消费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2000年的1.8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07年的26.56亿吨标准煤。从能源消费结构看,煤炭所占比重接近7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煤炭消费量大直接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

2、提高能源效率难度较大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看,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而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我国重新重工业化的现实直接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将十分困难,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产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因而提高能源效率的困难比较大。从节能减排看,虽然国家将节能降耗工作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政策实施效果,包括针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发挥的作用,存在滞后期。技术进步转化为企业的节能绩效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3、低碳技术发展缓慢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但我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方面还面临诸多困难。从整体上看,我国在鼓励低碳技术发展方面仍然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现有的相关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服务机构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也明显不足,直接导致低碳技术发展缺少足够的资金。

三、我国实施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

低碳经济的政策从英国开始付之实践,而后法国、德国、丹麦、荷兰、日本、美国等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主要采取的政策手段包括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实践证明,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等市场手段被认为是碳减排中富有成效的政策手段,此外碳定价、碳基金、发展新能源等政策都被一些国家相继采用。而行政手段主要是通过碳减排立法、能源立法的方式实现政府对低碳经济的引导。以下本文重点介绍碳税、碳基金、碳交易以及低碳技术政策。

1、碳税

在中国征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中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选择。开征碳税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征收方式,遵循逐步推进的原则,采取税收中性的改革措施。所谓中性改革措施是指,一方面将碳税收入返还给公众(企业或居民),用来减轻碳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用碳税收入削减其他的扭曲性税收。征收碳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理顺能源价格,当前,我国能源价格大部分由政府制定或管制,价格形成机制尚未与国际接轨,国内能源价格与国际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我国应该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取消对石油等能源价格的补贴,改变石油等能源的负碳税率趋势,从而为未来实行碳税机制做好铺垫工作。

2、碳基金

发展碳基金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资金用途。在我国碳基金模式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碳基金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找出碳中和技术,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低碳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因此,必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

3、碳交易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本质上,碳交易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碳交易被区分为两种型态:配额型交易――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的“欧盟排放配额”交易,主要是被《京都议定书》排减的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型交易――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透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

4、低碳技术政策

从增长周期角度看,世界经济史上存在着由重大科技创新所主导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依靠重大技术创新的形成,催生集群式产业发展,方能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局。相关的新产品、新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正处在替代化石能源的前期,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方兴未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领域的技术将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科技创新的支持。当前要积极支持开发先进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先进成熟技术,提高能效水平。此外,还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技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加强消化吸收和创新,共同构筑全球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合作平台,形成互利共赢、技术共享、资源集成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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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J].中国发展观察,2009(8).

[4] 黄栋、李怀霞: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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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庞军、邹骥: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15).

[7] 魏巍贤:基于CGE模型的中国能源环境政策分析[J].统计研究,2009,7(26).

篇4

【关键词】低碳城市;建设;国际经验;借鉴

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是顺应当今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潮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正确战略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大连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低碳城市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所谓低碳城市,是指以低碳技术为核心,低碳产业和低碳消费为重点,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城市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能源资源多样化。低碳城市是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其重点要开发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新能源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能源资源多样化,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

2.生产消费低碳化。低碳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载体,通过加快低碳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引导广大市民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消费模式,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鼓励和推行低碳消费,实现城市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化。

3.温室气体减量化。低碳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开发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产业,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构建低碳产业体系,推广低碳消费模式,进而全面控制和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大连低碳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和紧迫性

(一)面临的问题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减排处于全国前列,先后获得”全国环保模范城”、”全球500佳”和”中国人居环境奖”等称号。但是,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比,我市低碳城市建设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1.重化工业比重较大。大连市是我国重化工业基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虽然对大连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强劲拉动作用,同时也增大了能源消耗强度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2.城市化进程加快。大连城市化速度在全国处于前列。在现有技术和能源消费结构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必然增大化石能源消耗强度和环境承载压力。

3.能源消费结构单一。大连市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有研究资料表明,每燃烧一吨煤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

4.机动车保有量剧增。大连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70多万辆,近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势必增大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5.城市建筑增速加快。大连市城市建筑增速加快。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全球能源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有三分之一与建筑物耗能有关。

(二)建设低碳大连的紧迫性

1.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要求。大连市是化石能源(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极为匮乏、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城市。要实现能源可持续供给,不断增强我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迫切要求加快低碳城市建设,大力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新能源等低碳技术,使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

2.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大连市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费比例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随着我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向外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远远超出大气本身的自净能力。要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迫切要求加快低碳城市建设,逐步提高我市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切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和进步。

3.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大连市未来城市地位、产业发展空间、企业竞争和盈利能力,越来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低碳产业产值占比、低碳产品出口与对外服务总额等。要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也迫切要求加快低碳城市建设,夯实低碳城市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变低碳技术优势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不断提高我市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国外低碳城市的探索与借鉴

(一)国外低碳城市的探索

1.伦敦

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2007年2月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宣布到2025年将二氧化碳减排降至1990年的60%。

伦敦市低碳城市建设采取主要的措施有:

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帮助企业提高减碳的意识,并提供改变措施的信息。鼓励所有企业的新投资都要向低碳一体化过渡。

绿色交通。通过引进碳价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税,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费用等激励机制,降低地面交通运输的碳排放,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将伦敦打造成为欧洲电动汽车的首都。

绿色建筑。改善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推行“绿色家居计划”,向伦敦市民提供家庭节能咨询服务;要求新发展计划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

2.纽约

为了让纽约可持续发展,在2007年公布了《策划纽约》计划详情,并确定全球气候变化是纽约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目标是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策划纽约》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的措施主要有:

成立“能源规划部”。该部门掌管本来分散于不同政策部门的能源工作,如能源需求管理、扩大清洁能源供应、推广节约能源等。

提高建筑物能效。制定更严格的建筑物能耗标准,如提出更严格的通风标准,推广水泥成分减少30%~40%的混凝土,以减少生产水泥时排放的二氧化碳。

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给予太阳能发电装置以税收优惠,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3.东京

低碳东京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方面:

资助私人企业减排。协助私人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推行限额贸易系统为企业提供多种减排工具,成立基金资助中小企业采用节能技术。

家庭减排。在家庭部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以低碳生活方式减少照明及燃料开支,大力提倡使用节能灯照明,要求居民放弃浪费电力的钨丝灯泡,与家装公司合作,提醒客户在翻新住房时采取节能措施,加装隔热窗户。

建筑减排。减少由城市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新建设施需符合节能规定,要求新建建筑物的节能表现必须高于目前的法定标准。

(二)国际经验与借鉴

1.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城市要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最关键是要有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制定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标准。伦敦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宣布了《市长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纽约公布了《策划纽约》的计划详情,宣布《纽约规划应对气候变化》;东京宣布《气候变化策略》,东京则坚决推行“世界最高水平的应对战略

2.全方位的规划设计

低碳城市有两层含义: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规划、交通、建筑尽量朝低碳的方向发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构建低碳城市,必须制定全方位的政策,重视产业结构的低碳化改造;倡导绿色建筑,设定节能标准,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通过定量分析,合理设计遮阳、建筑朝向、绿化带分布,控制热岛效应,实现最佳的自然通风效果;重视交通规划,降低交通过程的碳排放需要,在城市规划阶段采取预留公交、自行车空间,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等措施;合理设计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减少碳排放。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更是城市实现低碳的有利条件。

3.量化的减排目标

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清晰的目标作为前提。世界很多城市都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东京的目标是以200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少25%的温室气体排放;伦敦决心到2025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60%的排放;纽约计划于203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只有制定了具体的可量化的减排目标,才能让公众有明确的预期和监督的措施是否有效。

4.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低碳城市的启动和发展依赖于制度层面的变革,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安排,没有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没有主要领域标杆性项目的示范,城市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建设低碳城市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的作用,政府要承担统筹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与管理功能,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以及搭建碳交易平台,营造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外部环境;企业应该成为低碳产业和低碳产品的开发主体;社会、居民应该成为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的主体。

四、建设低碳大连的思考

(一)要研究制定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大连”的具体规划???????

低碳城市建设涉及经济、科技、规划、交通、建筑、消费等多个领域,政府应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切实增强低碳城市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尽快建立政府低碳经济的领导机构,组织发改委、规划、财政、统计、建委、环保、科技、交通、城建等部门的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和低碳城市建设路线图,明确低碳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具体步骤和政策措施,并将其纳入“十二五”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低碳经济的具体目标融入到各项指标中去。

(二)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构建低碳产业支撑体系

要适应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逐步调整产业重型化趋势,大力发展核电及装备、风电、电子信息、风力发电机组、半导体照明、光伏产业、新材料、清洁能源、燃料电池、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新能源产业和低碳经济,培育壮大低碳经济集群,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积极打造“低碳示范产业园”,以推动我市低碳经济的集聚,进一步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可依托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打造IT产业低碳示范产业园;可在瓦房店现有风电发展的基础上,打造风电产业示范园;利用先进节能技术,把产业园建设成集研发、试验、教育、示范、展示、生产、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低碳经济产业园。

(三)要强化金融理念,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低碳经济作为全球发展趋势,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潜力巨大,设立“碳交易所”,就占领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目前北京、上海已成立碳交易所,天津、成都也正在积极打造碳交易所。我市作为东北亚经济发展的龙头,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也应积极谋划,争取建立东北地区的碳交易所。

建议应积极争取政策,将我市列入低碳金融城市试点,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绿色信贷,并通过创建碳交易所,开展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业务,开展与低碳排放有关的国际间合作,刺激公司客户开发低碳产品和技术的积极性,促进大连市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

(四)要降低建筑使用能耗,大力发展低碳建筑

低碳建筑是低碳发展的突破口,推广低碳建筑是我市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举措。要积极推进建筑节能设计,尽可能实现自然采光、自然通风、自然排水等设计理念;推行建筑能耗标识制度,推广低碳建筑的分级认证制度;要大力推进建筑工业化,改进建筑业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低碳建筑的生产能力;要鼓励商场、写字楼、工厂等现有商业建筑有计划开展节能、保温技术改造,政府办公楼、医院、学校等公营机构要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节能措施。对于大型公共建筑,应公开其能源消耗情况,进行能源审计,推动大型建筑节能减排等。

(五)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打造居民的低碳生活

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推进城市轻轨和地铁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大力发展电动和混合动力公共交通工具,率先大规模使用清洁的低碳燃料及新型环保车辆,限制和减少小汽车的使用率。

要积极组织开展低碳经济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形成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创建低碳社会。 要健全行政管理制度,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优先采购低碳、节能、环保办公设备和用品,制定办公资源使用定额标准,进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使我市尽快跻身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的前列。

(六)要设立碳基金,加强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政府应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科技发展规划,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碳基金,把低碳科技支出作为财政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中超收分配的重点,确保财政低碳科技创新投入的稳定增长。要完善鼓励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将研发成果转化作为考核研发人员绩效的重要依据,进而调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低碳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并要密切跟踪国际低碳技术研发的前沿,加强国际间低碳技术的合作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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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怡君,付允,汪云林.国家低碳城市发展的战略问题[J].建设科技,2009,15.

篇5

关键词:森林;林业;低碳经济;作用低位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通过当前各种先进的手段和先进的设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增加清洁能源的开发过程,追求绿色环保经济增长为前提基础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理念来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林业大有作为,在制定低碳经济规划时,是通过正确的林业发展手段和措施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和保证措施,对我国低碳经济制度发展有着不可提到的作用。现阶段,要生产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碳的排放。低碳经济是基于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为手段提出的,而在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当前的气候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占有特殊地位。发展低碳经济,既要重视节能减排,通过对各种污染气体的减少排放和新能源的追求来实现其发展中的主要控制措施和有序健康发展的过程。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之下,必须重视发挥森林的固碳作用,重视森林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效益。

一、森林是最大的储碳库和吸碳器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并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所以,森林具有碳汇功能。森林以其巨大的生物量储存了大量的碳。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被公认为最有效的生物固碳方式,同时又是最经济的吸碳器。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固碳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更具经济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森林的碳汇功能和其他许多重要的生态功能一样,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气候安全一直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二、森林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森林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如大规模植树造林、治理荒漠化等,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作用;建设农田林网,起到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建设沿海防护林、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抗御海洋灾害,保护沿海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而采用抗旱抗涝作物品种、加固海岸提防、减少森林火灾和病虫灾害、加快优良林木品种选育等,有助于提高森林本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森林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会提高森林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

三、木制林产品与林业生物质能源具有固碳减排作用

增加木质林产品使用、提高木材利用率、延长木材使用寿命等都可增强木制林产品储碳能力。中国林科院专家研究得出:用1m3木材替代等量的水泥、砖材料,约可减排0.8 t二氧化碳。这既节约能源又减少污染。

四、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由于受制于能源结构、资金技术等,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着一些障碍:一是现阶段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很难迅速改变。实施低碳经济需要比较长的周期;二是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需要技术的创新、技术进步和突破,才能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三是高排放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尽管通过优化结构和节能能够相应地减少碳的排放,但是总体低碳仍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因此,对于现在国内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热炒作和许多省(区)和城市提出建立低碳省(区)、低碳城市的构想,专家提出要防止“新瓶装旧酒”,避免“赶时髦、贴标签”等现象的出现。

五、建议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独特作用已得到公认,增加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覆盖率及森林蓄积量,是控制温室气体减排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能耗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现实,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全面推进生态建设

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制定和实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油茶等木本粮油等林业重点工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实行木材加工产品“下乡”补贴试点,推动低碳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增加森林面积的同时,增加森林碳汇。

2.启动实施森林经营工程

目前,我国大多数森林属于生物量密度较低的人工林和次生林,森林蓄积很低,这是增加森林碳汇的最大潜力之所在。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将森林经营作为我国林业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既符合国际林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也是中国未来气候谈判增汇减排的重要筹码。因此,应积极发展农林复合经营,提高森林蓄积量,增加森林碳汇。

3.开展碳汇造林试点及计量监测

在现有造林规划的基础上,开展碳汇造林试点。碳汇造林即在设定了基线的土地上,对造林和森林经营以及林木生长的全过程都进行碳汇计量和监测的营造林活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营造林模式。建立与“三可”相匹配的碳汇计量监测技术体系,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增汇固碳和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开展“三可”奠定基础。

4.加大科学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深入开展森林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基础研究。加强林业减排增汇的技术潜力与成本效益分析;继续加强森林灾害发生机理和防控对策研究;加强气候变化情景下森林、湿地、荒漠、城市绿地等生态系统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并提出适应技术对策;加强森林作为重要可再生能源库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通过科研,推进科技兴林、科技富林、科技强林的进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5.加强宣传,引导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

森林在维护气候安全、生态安全、物种安全、木材安全、淡水安全、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在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林业被提到了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高度。联合国粮农组织前总干事萨乌马指出:“森林是人类之前途,地球之平衡”。因此,应广泛宣传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优势,充分调动企业、公众参与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等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林业措施,实践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

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船舶航海;有利时机;国际公约;技术要求

日前,国际航运商会主席和国际航运联合会主席Spyms M,Polemis表示,“迄今为止,航运已经是碳排放最低的运输方式,它的碳排效率是航空业的1/30,是卡车运输的1/5~1陀。然而,因为我们的行业如此之大,大家都盼望我们能实现更为可观的减排。”对此,全球航运界正在积极思考解决之道。

一、发展低碳能源的必要性

发展低碳能源是时展所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高,探明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1%,这种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粗放利用,客观上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其次碳排放总量突出。按照联合国通用的公式计算,碳排放总量实际上是4个因素的乘积: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强度)、单位能耗产生的碳排放(碳强度)。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增长快速,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其中还包含着出口产品的大量“内涵能源”;再次,“锁定效应”的影响。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初始路径和规则的选择具有依赖性,一旦作出选择,就很难改弦易辙,以至在演进过程中进入一种类似“锁定”的状态,这种现象简称“锁定效应”。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认清形势,及早筹划,把握好碳预算,避免高碳产业和消费的锁定,努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最后,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碳减排客观上存在着边际成本与减排难度随减排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1980~1999年的19a间,我国能源强度年均降低了5.22%;而1980~2006年的26a间,能源强度年均降低率为3.9%,两者之差,隐含着边际成本日趋提高的事实。

同时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强度偏高,而能源用量还将继续增长,碳排放空间不会很大,应该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由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使其已经渗透进船舶工业及航运业。

二、我国船舶实现低碳化所面临的困境

面对困境,中国已经向全世界摆出迎难而上的姿态。目前,中国已经实施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行动,并作出了2020年前碳减排40%~45%的承诺,在此背景下,我国海事业必须抓紧时间,尽快提升核心技术能力,满足国际公约的低碳技术规范要求,找出最大利润的平衡点,在新一轮国际标准权益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中国船级社(CCS)总裁李科浚日前表示,中国船级社正在研究并制定与节能减排措施有关的指南、船舶燃油消耗限值标准以及营运船市场准。

人燃油消耗限值,建立营运船舶检测体系,实行船舶燃油消耗报告制度(包括数据库及分析方法)可行性研究,提供船舶建立节能减排体系的技术服务,建立CCS能源效率评估(EEE)认证体系,开展船舶认证服务。目前我国一直在向IM0争取“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减排能力建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等立法条款,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我国在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能力提升,同时可以为我国船舶制造和配套产业加大科技研发,掌握核心技术赢得宝贵时间,为国内航运及船舶行业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提供空间,进而对我国当前的船舶制造及配套产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能力。有关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一个海运大国,我国有责任也必须适应目前的船舶GHG减排形势,继续强化海运业的能源节约和产业结构优化,坚持推进船舶节能减排措施,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节能新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和各种适应性技术的发展,综合控制船舶GHG排放。针对船机减排问题,国内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的低速机产业发展迅速,产能正在快速扩张,国际环保法规提醒我们,中国船机行业的发展不能只关注产能,而应更多地去关注船机减排技术研发。

三、我国实现船舶低碳化的对策

(1)船型方面

船舶表面的阻力决定船舶的速度和燃油的消耗,这告诉我们应该通过减少船舶阻力来控制燃油的消耗,从而达到减排的目的。船舶表面阻力的大小是由船型决定的,所以优良的船型设计可以有效地减小船舶阻力,进而减少燃油的消耗。船舶航行时的阻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船体与水的摩擦阻力;二是船首劈波斩浪时的兴波阻力;三是空气阻力。对于水中的阻力,船体的流线型设计可以减少水的摩擦阻力,安装球鼻艏则可以减少航行中的兴波阻力,所以在设计船型时要充分考虑流体力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在船体流线型设计及安装球鼻艏等方面更加科学有效。对于空气阻力,可以通过把上层建筑布置成狭长形状,减少船体受风面积等方法。

(2)主机方面

大力开发新型主机,改进主机结构与性能,提高燃油利用率,降低油耗。例如,可以考虑像汽车那样实行混合动力或纯电动船舶,在主机上增加电动马达和电瓶,通过船舶靠岸时给船舶充电,让电能与燃油共同作用于船舶,从而降低油耗。

(3)替代燃料方面

重油是现有船用燃料中占重要地位一种燃料油,但重油含有大量杂质,燃烧后排放的尾气对环境有着严重的污染,因此,我们应把目光投向其他低污染或无污染燃料,例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天然气,对内燃机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天然气作为船用机器的燃料技术也比较成熟,应着力进行供油系统到天然气系统的技术改造;风能,可以在船上装配风帆系统,利用天然的季风、信风等风力资源,借风力航行;太阳能,在船上装配太阳能转换装置,利用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减少燃油的消耗。

(4)营运措施

燃油消耗和船速成立方关系,据研究表明,船舶速度降低4%将减少尾气的排放量约13%,这表明,降低船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减排措施。但是船舶营运人不希望因降低船速而降低营运效率,故我们应通过科学研究在船速和油耗方面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在保证船速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尾气排放量。

(5)码头方面

岸电的使用:每艘船舶都会靠岸,在港期间会通过启动发动机以供工作及生活需要,这样就会造成燃油的消耗,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岸上给船舶供电的方法来使船舶靠岸的过程不消耗燃油,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据调查,上海港区船舶接用岸电后,船舶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92%以上,由此可见船舶接用岸电的重要性,船舶实施岸电技术的关键是对港区码头施行岸电技术的改造,例如接用岸电时要求岸电电制与船电电制尽量保持一致,船舶电力传输方式以低压供电为主等,如果全国港口码头都能成功的进行岸电技术改造,相信会对港口排放控制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提高装载效率来减少船舶在港期2010年度海事管理学术交流会优秀论文集危管与防污间的操作和等待时间也可减少船舶的尾气排放。

(6)市场方法

征收燃油税和建立温室气体基金:政府可对从事营运的船舶或者公司征收燃油税,现在空中、陆地上的交通工具都已征收燃油税,海运业也应开征,同时可以建立温室气体基金,这样将使得船东或船公司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在船舶减排方面,该基金也可用于其他有利于减排工作的有关方面。

低碳是一个大趋势,是未来经济的主流走向。顺应潮流,适势而为,是海事人新时代下的指导理念,做好低碳经济下的船舶管理工作,更是新时代海事人的必修课。让海事的明天更美好,让海洋更清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杨培举.低碳博弈的时代[J].高端访谈2009.9:18-21.

[2]刘啸波 韩光.世界绿色船舶技术热潮涌动[J].海事技术2010(5):39-40.

篇7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出口企业;低碳制造;低碳回收

一、 前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减排任务艰巨。中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对世界做出了承诺,并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了严格的节能减排目标。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主动积极参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实施低碳型战略,改善产品结构,节约资源和能源,降低碳排放,不仅是履行碳减排责任的需要,也是突破低碳贸易壁垒必须正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竞争已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以出口企业为龙头,发挥供应链上下游各企业的协同效应,实施低碳供应链战略,是突破低碳贸易壁垒,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 低碳供应链的内涵

低碳供应链是对传统供应链管理的创新,它源于传统供应链,又高于传统供应链。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仅仅是基于供应链上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并没有充分考虑对周围环境和人类所产生的影响。随着人类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高,以往的先污染后防治的观念逐渐转变为污染预防的策略。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着手,把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供货、消费、废弃物处理等供应链各环节都渐渐纳入环保考虑中。而融入了环境理念的低碳供应链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的现代管理模式,它不仅给企业带来比以往更大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低碳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及最终消费者紧密配合,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低资源能源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从而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低碳供应链与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是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于一个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其间经历了很多生产和流通过程,因此,低碳型战略不是某个工艺、某个产品、某个企业所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供应链中所有企业和最终消费者的各项活动。在加强供应链管理、实现供应链整体的优化与协调、最大限度地开发供应链潜能的同时,对原材料供应、产品制造、运输、销售和废弃物回收处理整个过程进行低碳管理,实现供应链整体的绿色低碳化,才能真正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出口型产品的全球供应链可分成供应链的前端生产供应部分和后端销售部分两部分。生产供应部分在国内,销售部分在国外。出口企业正是连接这两部分的关键节点。它既是生产企业的排头兵,又是国外买方的供应商。出口企业能够控制和改进碳减排,进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是供应链的前端部分。

四、 出口企业低碳供应链管理的特点

1. 系统性。

低碳供应链管理涉及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销售、消费到废弃物回收处理的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能否从真正意义上构建起一个低碳供应链,关键取决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调与合作能否顺利开展。在供应链中应该有一个面向市场的核心企业或者出口企业发挥牵引作用,深化企业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关系。虽然一些位于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对于碳排放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内部标准,但它们的上下游企业却并不一定遵守同样的标准,或者不能协同配合,就可能使供应链管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遭到破坏,无法实现整个供应链的绿色低碳目标。因此,为了实施供应链管理低碳战略,核心企业要与其上、下游的企业密切合作。

要对供应链的碳排放情况进行详细的核算盘查,识别供应链各个环节潜在的碳减排机会,确定供应链碳排放清单,制定和实施各企业碳减排计划。要考虑上下游企业有可能涉及的影响碳减排因素,尽量避免在某一阶段完成后才意识到因某一因素的制约造成该阶段甚至产品整个生命过程碳减排效果不理想。对低碳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情况要及时进行跟踪、评估和监测,制定改进措施,以便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低碳管理战略。

2. 网络性。

在低碳供应链中各供应商、生产商、出口商、零售商和回收商以及用户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在网络中实现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协调、重构及利益分配,迅速传递用户需求。各节点企业信息数据共享,这些共享数据包括原材料的选取、产品设计、生产、运输、包装、销售和废弃物的回收等。各企业打破组织界限,形成基于网络信息共享的虚拟团队,进行跨企业的业务过程集成。出口商通过多渠道快速、准确地收集国外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个性化需求,然后把这些信息及时进行分析整理,反馈给相关企业。这些企业根据反馈信息及时生产出合适的产品,再由出口商迅速推向国际市场。通过业务整合集成可以减少加工任务、减少销售渠道、减少库存、节约资源能源。渠道越少,流程越短,占用的资源越少,消耗的能源越少,就越低碳。

3. 前瞻性。

篇8

一、设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英国一直是全球低碳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在2003年2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政府文件中,明确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提出“以1990年为基准期,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6%~32%,到2050年削减至60%”的减排目标。如今,英国又率先迈出低碳经济实质性的一步,于2009年7月公布了低碳经济国家战略蓝图,将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日本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6月9日,日本作为2008年八国峰会主席国,提出了“如何建设低碳社会”的重要议题。时任首相福田康夫以日本政府名义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即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80%,即“福田蓝图”。“福田蓝图”的提出。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正式形成,表明日本已基本完成对构筑“低碳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判断,把低碳经济作为引领今后经济发展引擎的思路已逐渐清晰。

德国将发展低碳经济列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2007年3月,在德国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推动欧盟25国就2020年节能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实现节能20%。为完成这个减排目标,德国每年要节能3%,而目前德国平均每年节能仅约为1%。为此,德国将发展低碳经济列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节能减排的长期目标,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40%。

美国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实现国家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打断了美国十几年的经济高度虚拟化模式(传统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为此。必须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2007年7月,关国参议院出台《低碳经济法案》,明确提出从2012年开始强制实施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在66.52亿吨:到2020年减至2006年水平:到2030年减至1990年水平,碳排放总量控制在48.19亿吨。2009年1月,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及时推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使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实现新能源发电比例占10%,2025年达到25%的发展目标。

二、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

英国以形成完备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切入点,谋求为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1976年以来,英国共制定了包括《气候变化与可持续能源法》、《原子能法》、《电力法》、《天然气法》、《石油法》、《公用事业法》、《节能法》等20多部能源气候方面的法律。特别是2008年11月26日,同时颁布《气候变化法》和《能源法》。《气候变化法》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远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在1900年基础上,2020年之前至少削减26%以上,到2050年至少削减80%。《能源法》创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预算”体系:以5年为周期,设定2008~2012年、2013~2017年、2018~2022年三个周期,实现15年至少减排26%。两部法律同时颁布,相互支持,为英国发展低碳经济铺平了道路。

日本十分注意通过合理立法促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如《节约能源法》、《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地球温暖化对策法》、《建筑循环利用法》、《石油替代能源促进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为日本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

德国是欧洲国家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建设法律框架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废弃物处理法》最早制定于1972年,1986年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在一系列实践后,德国相继出台《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节省能源法案》、《可再生能源法》。在一系列法律法规框架下,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德国的绿色能源得到蓬勃发展,全面节能减排顺利实施。

美国十分注重通过法律法规来引导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1990年颁布《清洁空气法》,2005年通过《能源政策法》,2007年提出《低碳经济法案》,2009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此外,还先后颁布了《家用电器节能法案》,《清洁水法》、《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等法律法规。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为美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支持。

三、制定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

英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制定多元互补的政策。(1)财税政策。主要包括:一是对电力供应商实行可再生资源配额制度。即要求电力供应商所生产电力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有一定配额。如果自身不具备条件,则要通过交易的方式满足其配额指标。目前,英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比例为7.9%,2027年要达到15.4%。二是对商业和公共部门开征“气候变化税”。自2001年开始,除居民用电外,所有用电单位都需交纳气候变化税:对按期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减免80%的税收,三是对家庭能耗引入能源效率义务,期望每个家庭每年减少1%的碳排放。(2)启动气体排放贸易机制。2002年4月启动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其基本思路是:对一组企业确定一个总的减排目标值,然后规定每个企业的排放额度,各企业可以通过减排或者市场交易来完成其排放指标。(3)成立“碳基金”。“碳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气候变化税,基本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资助创新性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二是加速技术的商业化;三是投资于孵化器,以帮助创新型企业成长。(4)对所有建筑物实行“能源绩效证书”管理制度。

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突出强调通过加强监督管理和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源。一是对企业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标准情况,实行“国家节能领导组(负责宏观节能政策制定)一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经济产业局(负责起草、制定详细法规方案)一节能中心(负责对企业进行检查评估上一企业能源管理员(具体管理企业节能减排)”四级管理模式。二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达到节能标准或采用节能产品的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享受减免部分税赋的优惠;如果企业未达到节能标准,且不能遵照有关部门的意见加以改进,则被公布其企业名称,并被处以罚款。三是执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四是对用能产品制

定标准“领跑者”制度。

德国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根据该战略,德国政府将巨额投入太阳能开发应用技术、能源存储技术、新型电动汽车和二氧化碳分离与存储技术。(2)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所有企业核定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发放排放额定量许可,如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交易部门购买,否则缴纳罚款。(3)征收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对油、气、电等能源消耗单位征收生态税。(4)建立“领跑者”制度。设定某一类产品中能耗最低者为该类产品的能耗标准。力争降低电耗11%。(5)鼓励企业实行现代化能源管理。计划在2013年之前与工业界签订协议,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行现代化能源管理挂钩;建立中小企业节能专项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接受专业节能指导和采取节能措施提供资金支持。(6)开展气候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

美国为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采取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推进的政策。联邦政府采取的政策主要是:(1)实行“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采取100%拍卖排放权方式,将美国企业排放温室气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政府用部分排放权收入补助新能源发展、能源效率提升改善、发展第二代生物质燃料及洁净车辆等。(2)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按照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成熟程度,对技术研发项目给予持续的资金补助,以降低私人企业投资的风险,提高其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在项目最初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美国政府一般给予100%的资金补助;在基础研发和工业性试验阶段,资金补助的比例仍然维持在50%~80%的高水平;在生产工艺研究和产品定型阶段,补助比例一般不低于50%。财政支持有效保证了技术研发活动的持续性,形成了较为充足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储备。(3)制定严格的产品能耗效率标准与耗油标准。(4)执行新建筑物“碳中和”或“零碳排放”制度。为配合联邦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美国一些州政府也出台了地方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系统效益收费制度、电网强制收购政策等。

四、采取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措施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现有技术,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二是推动技术创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一)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

英国针对火力发电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短期内无法摒弃煤炭使用的实际,在现有领域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一是实现交通工具低碳技术市场化。比如,汽车低碳技术市场化。近期目标是:实现新型发动机、混合动力、生物燃料、新型轻质材料技术的市场开发及推广。远期目标是:制造应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全电动汽车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的新型交通工具。二是发展清洁煤技术。应用清洁煤技术(CCS)将煤电厂改造成为低碳示范煤电厂,使其具有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要求新建示范煤电厂达到10至15年内能存储2000万吨的二氧化碳。

日本通过《构建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提出要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一是加大力度开发温室气体捕捉及封存技术。目前已开始进行大规模试验,并计划在2020年前投入实用。二是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装备。比如燃煤电厂烟气脱硫技术的装备,形成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环保产业。德国目前投资研发的节能减排技术主要有:(1)清洁煤技术。德国的褐煤和石煤发电站在中期和长期内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效率更高、应用清洁煤技术(CCS)的低碳发电站。CCS技术可将二氧化碳气体分离并存储起来,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2)热电联产技术。热电联产技术,是指将发电中产生的热能收集起来用于供暖,既减少热量流失,又能为发电企业带来额外供暖收入。德国要实现到2020年热电联产机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25%的目标。(3)实行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每年拨款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另外,还有2亿欧元用于地方设施改造,目的是充分挖掘建筑以及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3)新型电动汽车技术。

美国自2001年以来开始推进清洁煤技术从研发阶段向示范阶段和市场化阶段推进。2003年提出未来10年将投入10亿美元。集成最先进技术建造世界第一个零排放的煤气发电站。并争取到2020年大规模应用。目前美国政府将重点投入对智能电网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究,同时还研究创新型污染控制技术、煤气化技术、先进燃烧系统、汽轮机及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等。

(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英国于2000年12月建设了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经过10年发展,如今已成为目前全球拥有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陆、海风力发电量足够供应150万家庭使用。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英国政府在2009年7月公布的能源战略构想中,设定到2020年实现40%的电力构成来自低碳领域。其中30%来源于风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另有10%来自核能。为此,英国政府将投入1,2亿英镑用于发展海上风能:6000万英镑用于开发波浪能和潮汐能技术:600万英镑用于地热资源勘测:同时增加核能技术研究设施:同时对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给予补贴。

日本在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强调核电与太阳能的作用。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日本计划兴建的13座核电站中,将有9座在2017年之前投入使用。在发展太阳能方面,提出在未来的3~5年内,将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目前的10倍,到2030年是目前的40倍。德国近几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功。目前,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重近13%,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初级能源使用的4.7%,这两项指标已经超过了德国制定的2010年目标水平。德国的新能源企业每年产值达到250亿欧元,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25万个。全世界每三块太阳能电池板、每两个风力发电机,就有一个来自德国。在广泛发展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德国下一步将重点发展海上风力发电项目。

篇9

摘 要 对气候变暖的重大挑战,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达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共识。碳排放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增温的主要因素。本文论述了目前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途径及研究背景,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开展二氧化碳减排工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碳减排 对策

一、前言[1]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已经渗透到能源、粮食安全、贸易、金融和国际安全等诸多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由此,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

二、目前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途径和研究进展[2]

目前,二氧化碳减排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分离和回收使用化石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加以封存;二是优化能源结构,使用能源替代技术,大力发展低碳的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新能源;三是节约用能,提高能源转换率和利用率。从所需时间、实施难易程度、减排效果和经济性等角度来考虑,这三种方案各有利弊。

(1)利用油气田对二氧化碳进行地质封存,兼有经济和环境效益,已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碳减排手段。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的技术近年来已经受到国际重视。由于化石燃料燃烧中产生二氧化碳,目前的捕集技术主要有三条技术路线,即燃烧前脱碳、燃烧后脱碳及富氧燃烧。燃烧前脱碳的关键技术是转化制氢,涉及高温下氢的膜分离技术,包括模式转化装置、膜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开发。燃烧后脱碳的技术核心是氨吸收脱除二氧化碳,难点在平吸附剂的开发。富氧燃烧技术的关键是氧气供应及高技术涡轮机的开发。二氧化碳封存是指将从电厂中回收的二氧化碳,运输至埋存地,并注人地质结构中封存起来。回收到的二氧化碳需要压缩至超临界状态,以减小体积,提高运输效率。管道运输是最有效的运输手段。

此外,二氧化碳封存还可以与强化油气开采相结合,提高油气采收率,收获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用油气田封存二氧化碳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减排CO2的手段,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2)优化能源结构,使用能源替代技术,大力发展低碳燃料和无碳燃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日本重点发展燃料电池、生物燃料和核电,以此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计划到2030年,使石油在能源消费总量所占的比例从50%降到40%。

从长远来看,发展低碳燃料是减排二氧化碳的最终途径,但目前由于受到技术和成本等诸多方面的限制,短期内无法达到较好的减排效果。

(3)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途径。美国于2005年公布的新能源法案中大力强调节能,宣布将对使用节能电器和节能建材的居民减免税收。

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CO2减排的一些建议[3]

面对我国目前严峻的碳排放问题,由此引起的气候变暖及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CO2减排刻不容缓。依据我国现有能源消费状况,及能源生产技术和成本的限制,较为可行的CO2减排的途径有如下四个方面:

(1)调整能源结构,使用其他形式的能源。

中国能源的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中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合理渊整能源结构可有效地降低CO2排放。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仍然限于在煤炭和天然气之间进行调整,主要目标是用洁净的天然气资源替代煤炭资源和其他能源,缓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

(2)开发新的煤炭利用技术。

中国现有的能源结构是由中国能源的可采储量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变的。

(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由于我国大部分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贮运和中段利用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导致了能源利用率偏低[6]。与炼焦、炼油的较高加工转换率相比,不到40%的发电及电站供热的加工转换率极大影响了我国能源加工转换的总效率。

(4)大力发展植树造林。

根据植物光合作用原理吸收CO2。可以把碳固定在生物体内。林业对CO2的减排还有很大的空间。有数据估计[7],至2020年全国新增林地碳吸收可达108t,比目前的水平提高4倍。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可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所面临的碳减排压力。

四、结语

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国际组织也逐渐形成共识:控制CO2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我国目前碳排放形势严峻,但笔者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我国完全可以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走低碳经济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慧明,杨娜.地然经济及碳排放评价方法探究.学术交流.2010(193).

[2]陈晓进.国外二氧化碳减排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6.9(3).

[3]杨蕾,李光明,沈雁文,黄菊文.中国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与碳减排措施.科技资讯.2008(3).

[4]魏一鸣,范英,等.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2(1):15~20.

[5]齐超.制度含义及其本质之我见.税务与经济.2009(3).

[6]刘刚,沈镭.能源环境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主要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6.25(6):33~40.

篇10

[关键词]碳关税;低碳经济;竞争力;碳泄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9-00194-02

近年来,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深入,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公平竞争为由,提出了征收碳关税的诉求,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京都议定书》中部分经济大国不参与强制性减排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减排国家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即“竞争力”问题,二是非强制减排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即“碳泄漏”问题。因此,基于此两大合理性,发达国家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1 关于“两大合理性”的思考

“竞争力”和“碳泄漏”作为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的两大理由,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并不完全成立。在低碳经济日益推进的今天,发达国家已实现了较高的人文发展目标,而发展中国家身兼低碳转型和人文发展双重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服务业、金融业为主要支柱行业的发达国家早已步入后工业时代,它们早将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碳密集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而碳关税的做法实际上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历史责任,抹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并且为发达国家的转移碳排放埋单。因此,从竞争力角度来看,即使发达国家在参与减排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发达国家由于在低碳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减排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抢占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从而弥补先期的损失,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碳泄漏而言,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在《京都议定书》诞生之初,碳泄漏已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虽然根据污染避难所假定说的推测,碳泄漏有可能存在,但对于碳泄漏产生的效果是否明显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Eskeland and Harrison(1997)和Smarzynska and Wei(2001)等大量有关研究均没有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投资与环境规制标准差异之间的显著关系。IPCC在2001年及2007年的第三次、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对碳泄漏的研究是严格建立在各种假说的情况下,实际的碳泄漏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由此看出,那些认为率先推行减排将导致碳密集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推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思维实验的结果。

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即使存在一定的碳泄露,碳关税也并不一定是纠正碳泄漏适当的工具。国外许多研究都指出,碳关税的使用往往会导致过度调节。Mckibbin W J and Wilcoxen P J.(2008)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基础是贸易产品的内涵排放,可是影响内涵排放的因素很多,比如能源结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如何区分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不确定的碳泄漏而对贸易产品的内涵排放征收碳关税,这对被征税国家而言显然不公。

因此,无论是“竞争力”还是“碳泄漏”,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立足点都不尽如人意。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发达国家能通过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低碳发展和减排行动,这将是解决可能存在的“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但现实在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迟迟不愿将此付诸实践,特别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尤为明显。相反,美国、欧盟等国却再三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实行减排行动,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行动计划》,再到哥本哈根大会、坎昆会议,这种舍近求远的态度难免耐人寻味。

2 碳关税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发达国家提出并欲推行碳关税,并非表面竞争力受损,保护环境如此简单,其实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它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

2.1 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让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陷入僵局,也让它们失去了曾经的战略优势,特别对于美国而言,美元乃至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推动未来经济的复苏,维护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就需要打造一个巨大的新产业链来拉动美国等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产业群正是顺应全球发展趋势,并一同解决大国未来能源安全问题的最好选择。因此,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就在“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中,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的重点,意图通过新经济增长点来振兴美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一反日本京都会议的常态,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而法国等欧盟少数国家由于掌握先进的低碳技术,也诉诸于打造低碳产业的竞争格局,争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5年欧盟即建立起统一的减排框架,涵盖能源、钢铁、水泥、陶瓷、造纸等行业,其相关技术创新业也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虽然低碳发展的远景很美妙,但在低碳计划中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引发的可能竞争力问题对于这些正在考虑的发达国家而言却是非常关键的政治阻碍。正如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所述:“所有的政府在调和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的矛盾时,都会面临大众支持的深层困境,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政府必须求助于一大批战略,同时尽力培育一种更广泛的行动意识。”因此,为了安抚国内传统产业及其游说集团的抵制,征收碳关税成为一剂良药。碳关税作为低碳计划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可以为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为本国企业获得类似于政府补贴或豁免排放限制的利益,为低碳推行保驾护航。

2.2 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根据目前国际上关于碳关税的实施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可否认已成为碳关税的首要目标。碳关税的征收,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出口成本,制约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乃至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改变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的竞争格局,也可以解决发达国家担心的由减排措施可能引致的碳泄漏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推行国内减排措施会导致高碳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新分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受益。而如果能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则相当于以税收方式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并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因此,碳关税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

2.3 转嫁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的,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百年来污染和破坏的工业史上,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然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却先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转嫁环境污染较高产业应承担的减排成本,同时又提高减排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购买先进的减排技术,并推出碳关税给予制约,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担本应由发达国家承担的减排责任和费用。

2.4 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砝码

回顾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不仅是制定全球减排目标和机制,保障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会议,更是涉及各国核心利益,进行政治博弈的舞台。目前,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的全球减排目标和机制仍在进行,未来博弈局势尚不明朗。碳关税的征收,可以帮助发达国家缔造低碳规则,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的气候谈判大会上让步,做出减排承诺,使发达国家免受利益损失的困扰。

3 结 论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是欲借环境保护之名,试图产生“一石多鸟”的政策目的。它通过设置贸易壁垒的新形式,将气候问题和自身利益问题联系起来,并将其合理化,在当今的背景和时机下,却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从全球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碳关税更是头脑国家掠夺躯干国家、推行新经济霸权主义的体现。虽然,碳关税的提出不可否认也会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乃至整个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贸易歧视,更是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基础不牢固,自身低碳发展已经举步维艰,而碳关税的征收更是加大了其经济发展的难度,也歪解了低碳经济本该有的内在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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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