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模经济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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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农业面临“后继无人”、耕地抛荒与生产能力下降问题

（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

上世纪5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1950年到1980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45.4%下降到了9.8%。期间，农业机械大规模应用，农业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值在1984年达到峰值。此后，日本农民的农业从业意愿不断降低，农业劳动力数量加速下降，农业发展受到影响。1990年到2011年，农户数和农业从业人口分别从297.1万户和459万人下降到了156.1万户和247万人，20年内下降了近一半。同时，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95年的59.1岁增长到了2012年的66.2岁，65岁以上的劳动者占到了农业劳动力的60%，4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者比例仅为10%。

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小规模农业难以维持家计，日本农业劳动力以兼业为主。上世纪70年代，日本兼业农户比例超过了80%，1984年专业农户比例仅占13.5%，“第一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占15.4%，“第二兼业农户”（是以非农收入为主）占71.1%。随着稳定农业生产者政策的实施，以及农业生产规模和效率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收益水平，专业农户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到2011年，日本专业农户比例不足30%，即使在销售农户（是指年销售额在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自给农户是耕地面积小于0.3公顷、销售额小于50万日元的农户）中，专业农户也只占28%，“第一兼业农户”占14%，“第二兼业农户”比例仍高达58%。

（二）耕地连年减少、抛荒严重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日本耕地面积已经连续60年减少，在上世纪末耕地减少趋势进一步加速。1980年至2011年间，日本的可用耕地面积从519.9万公顷下降到了437.6万公顷，是之前25年耕地减少面积的1.5倍。同时，因为劳动力短缺，耕地抛荒现象严重。2010年，日本抛荒耕地面积为39.6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10%，与90年代相比，增长约1倍。根据2012年农林水产省对耕地荒废情况的调查，这些抛荒耕地中有27.2万公顷完全荒废，其中可再生利用的只有14.7万公顷。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进行了，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制度，并通过《农地法》对农地买卖及流转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日本耕地大规模抛荒的另一原因是自耕农制度固化了土地所有，造成了农地经营的分散化、碎片化。尽管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努力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不断调整《农地法》逐步放宽对农地转让和租赁的限制，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放弃土地的意愿很低，耕地资源一直很难实现高效利用。日本拥有耕地的非农户（或称不在村地主）从1990年的77.5万户增加到了2010年的137.4万户，20年期间增加了近6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比例从10%提升到27%。2013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为2.12公顷，除北海道外的都道府县户均耕地面积仅有1.52公顷。

（三）农业生产能力持续下降，食物自给率降低

因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农地规模化经营推进缓慢，日本农业三十年来持续减产。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指数连年下降，以1960―1964年为基期100计算，2000―2004年期间的农业综合生产指数已经从1985―1989年期间的134下降为115。以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为例，2005年以来水稻的种植面积和收获量持续下降，2011年跌至最低谷，种植面积和收获量仅分别为157.6万公顷和840.2万吨。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食物自给率一直下降，按热量计算从79%下降到目前约40%。按生产额统计，2013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为65%。目前，日本约60%的食品需求依赖进口，需要进口几乎全部的饲料粮以及90%的小麦。基于对主粮安全的考虑，日本竭力维持大米的自给率，2009年大米的自给率为95%，其中主食大米的自给率为100%。但这是以日本水稻种植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34.3%、约占水田面积63%、国内大米价格约为国际市场价格的9倍为代价的。

二、日本农地规模经营制度体系

为稳定农业生产、提高效率，日本确立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改革发展方向。在已有政策制度的基础上，2012年出台 “人与农地计划”（也称地域农业基本计划），旨在推进农业经营者的培育强化和土地的连片集中。2014年，政府为该计划投入了12亿日元（约7300万元人民币）。

（一）培育和强化农业专业经营者

1993年，《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确立了认定农业者制度。认定农业者是日本农业政策执行的重要抓手，通过选拔和确立年轻的、有经营能力的专业经营者，给予农业经营基础强化、经营安定所得、低利率融资以及农地集中转让等政策，支持核心经营体扩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根据“人与农地计划”，认定农业者主要能够享受两大优惠政策：第一，经营集聚协力金（对符合政策要求的主体给予的补贴）支持。在都道府县经营4公顷以上农田的农户，在北海道经营10公顷以上农田的农户或者实行统一销售、收入核算和分配的20公顷以上的村落营农（是指同一村落里各个分散的农户在协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组织，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充分利用劳动力和机械等生产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过程部分或全面的合作），按照耕地面积给予每公顷2万日元资助;第二，农业经营安定所得补偿制度。对种植米、麦、大豆、甜菜等作物给予补贴，包括生产补贴和价格补贴。前者是对执行农业生产计划按面积给予定额补贴，比如大米按面积根据生产目标折算后全国统一每公顷补贴7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500元）;后者是按不同产品的实际交付量给予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差额补贴，比如小麦的目标价格是6320日元/60kg。截至2013年2月，日本认定农业者数量达到23.34万个，其中法人1.67万个（特别农业法人836个），14717个村落营农组织中63.34%都是认定农业者。

除重点支持认定农业者外，日本还着力培育新兴的农业接班人。一是鼓励青年人从事农业经营。对45岁以下有意独立自营农业的认定新务农人员给予每年150万日元“青年务农给付金”支持，研修结束后1年内可以提供最长2年的经营准备资助，自经营开始给予最长5年的经营补助。二是加强对新农业生产者的培训。对农业经营组织雇佣新的农业生产者以及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和研修给予最长2年每年最高120万日元的资助，对接受短期农业就业体验的实习生给予每名2万日元的支持;对农业经营的继承者、先进法人的研修给予每月最高10万日元的资助，最长资助期限不超过2年。三是建立农民年金制度。对未满35岁和35岁以上的认定农业者由国库分别给予每月4000―10000日元的保险补助，用于补充农业者的养老年金，以保障农业生产者老年后的生活，使农业生产者能够安定从事农业经营。

（二）促进农地向核心经营者集中

日本于2011年制订的《农业改革基本方针及行动计划》提出要在5年内使每个农户或法人的经营面积扩大10倍，达到每户20至30公顷。“人与农地计划”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农地向核心农业经营者集中。为此，2013年日本国会批准在各都道府县设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地的流转和集中连片经营。

第一，建立土地积聚协力金制度，促进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向转出耕地者提供经营转换协力金支持耕地流转，缔约租期10年以上，转出规模为0.5公顷以下、0.5―2.0公顷和2.0公顷以上的转出方，分别给予每户30万、50万和70万日元的资助。地区积聚协力金则是对推动农业集中连片经营的中介组织给予支持，对流转土地占所在地区耕地的比例在20%―50%、50%―80%和80%以上的，分别给予每公顷20万、28万和36万日元的支持。

第二，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组织管理，成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2014年，为了促进农地的集中利用，在全国范围所有都道府县成立了“农地中间管理机构”，负责集中流转和平整土地，再出租给农业企业和大型农户。农林水产省预算计划拨付1064亿日元支持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推进耕地连片集中经营，其中138亿日元用于建立农地基本台账、电子地图以及耕地放弃者的意愿确认等农地积聚的基础性工作，314亿日元用于对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土地租赁、管理、整备等事务支持。

第三，强化税收优惠激励，鼓励通过中间机构买卖和租赁土地。按照农地利用计划获得当地农业委员会批准流转的耕地，通过中间管理机构、土地流转推进组织买卖和转让的，流转双方均可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农地的出让方可以获得税前800万日元的扣除，农地受让方的不动产交易登记税税率可以由1.5%降低到0.8%、不动产取得税则可以减免2/3。这有利于土地向中间管理机构集中，从而使其能够在市场机制下对农地进行集中连片改良。

（三）放宽工商企业经营农地限制政策

工商企业经营农业是促进规模经营的一条途径，但出于对自耕农和农地的保护，长期以来日本对工商企业购买或租赁农地实行限制政策。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限制性政策在逐步放宽。

第一，具备农业生产法人资格的工商企业可以买入农地，且农业生产法人资格在逐步放宽。农业生产法人是指有农业生产经营法人资格的合作社和企业，获得这一资格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主要是要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日本的农地买卖仅限于农业经营者之间，包括农民和农业生产法人。对于非农业生产类工商企业，法律明确禁止其买入农地。此举是为了避免没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或无心真正从事农业的工商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囤地、圈地，以致农地生产经营不善以及普通农民失去土地。根据1962年《农地法》修正案创设的日本农业生产法人制度，最初是一个限定极其严格的制度，几乎把对自耕农的条件复制到了法人身上。农业生产法人从事农业生产要满足法人形式、营业内容、成员要件、业务执行人员4个要件。面对农业持续衰退、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及退出等状况，1993年颁布《农业经营基础促进法》开始放宽农业生产法人条件。

第二，取消特定法人租赁制度，但购买、租赁农地仍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并经过市町村农业委员会审核，且须农地农用。日本在2005年曾设立特定法人租赁制度，这是一种由市町村对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进行审批的制度。不过，由于农业从业人数不断减少、弃耕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小等问题突出，以及迫于拉拢企业选票的政治目的，2009年日本对《农地法》进行了最新修订，取消了特定法人租赁制度，企业自由租用农地经营实现合法化。但企业租赁农地仍须经当地农业委员会审核批准。日本市町村的农业委员会是由农民选举代表（兼职）组成的自治非官方管理机构，日常工作由聘请的专职行政人员办理，主要负责农地买卖和租赁的审核、农业项目和补贴的申请与管理等。市町村农业委员会引导本市町村内的农民之间优先进行农地交易，以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有效利用农地资源。在日本，购买或租赁农地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日本《农地法》要求购买或租赁农地者应有效利用土地、农机、劳动力等农业资源，提前做好计划;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参加村庄的农田道路维护和水利设施建设，遵守农用路的使用等当地规则;不能影响周边农户的正常农业生产活动，与周边农民保持和谐等。出租土地的市町村和农民保留一项重要权利，即租用土地的经营者如果有损坏农地、抛荒等不适当行为，租地合同将被解除，出租农户有权收回土地。

（四）金融政策助力规模经营

一是对认定农业者提供农业经营基础强化资金（又称“超级L资金”），支持农业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认定农业者可以向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申请个人最高3亿日元（约1800万元人民币）、法人最高10亿日元（约6100万元人民币）的无担保、无抵押贷款，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5年，利率在0.4%―1%之间。“人与农业计划”当中的核心经营者可以免除头5年的利息。二是青年务农资金。对18―45岁的青年务农人员以及65岁以下有知识和技能的农业生产者，给予最高3700万日元无担保、无抵押的农业生产改良贷款支持，贷款最长期限为12年，并免除5年内的利息。三是农业现代化资金。这主要是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在政府贴息支持下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贷款的最长期限为15年，个人和企业法人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为1800万日元和2亿日元，利率一般为1%，对认定农业者利率仅为0.4%―0.85%。

三、启示与建议

（一）加大对农地规模经营的资金扶持力度

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社会条件，当前应出台具体措施给予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资金的支持。一是各级财政奖励规模经营主体，对规模经营主体应用新技术、建立销售渠道、开拓新市场的费用给予补贴;二是加强政策性金融对规模经营主体土地集中连片整理、优化改良的长期性资金需求的支持，探索完善承包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形成支持规模经营主体的商业金融可持续发展机制。

（二）促进农地合理有序向规模经营主体集中

一是对长期流转出土地的农户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再就业或创业的扶持及适当的流转奖励，鼓励不再以农业为主的农民转出土地。二是在农村集体范围内探索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永久转让”制度，对后继无人的农民、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居所的农民，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有偿退出其农地承包经营权，但转让范围目前应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三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在充分保障流转双方权益的基础上促进土地合理有序向规模经营主体集中。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与中介服务组织有序组织实施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农田改造和土壤改良，为规模经营主体提供集中连片的优良土地。

（三）建立农地流转的审查和过程监管制度

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一个趋势，但在此过程中应建立农地流转准入和监管制度，尤其对工商企业租赁和利用农地必须进行严格监管。一是严格限制农地的用途，政府相关部门与农民集体及其者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有权对有意转入农地的申请者的资格、信用、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生产计划、流转期限和面积、风险防范措施等进行审查。二是对农地经营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针对经营者不履行建设经营义务、污染和掠夺性经营土地、随意改变用途、撂荒、不遵守当地的农业生产规则等行为，农民集体、转出户、相关政府部门都有权要求终止流转协议，收回农地经营权，并根据情况索取补偿。

（四）重点培养青年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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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的背景

当前我国企业信息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去年相比，出现了两个背景上的新变化：一是人们普遍在反思下一代经济的特征是什么，如何避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上一代经济的问题；二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条件下，探索如何更好地将信息化融入企业核心价值，避免信息化的边缘化。信息化企业这个新概念则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本质正在发生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转变，二是下一代企业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信息化本质的。这一背景要求CIO比以前站得更高，要考虑老板该想的问题。但许多CIO做不到这一点，这就需要谈谈思考信息化企业的维度的问题。

老板或老板悟道的出发点是什么

老板终日无非围绕企业核心展开所思所想，说低点，就是怎么赚钱。赚钱从“器”的层面看，有成千上万条路，但“道”只有一个。在变革时期，老板经常对赚钱之道中包含的矛盾难以取舍。我们需要从剖析这种“道”的层面上的矛盾人手，深入老板的想法。

信息化企业这个提法本身，就包含着还有一个工业化企业作为对立面的意思。理解信息化首先要理解工业化，理解传统方法赚钱为什么不行了。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乎从来无人思考：工业化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对应到微观上，即传统路数赚钱遇到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信息化搞了十多年，去解决人家的问题，却不知道人家的矛盾在哪里，这真是中国信息化的大笑话。CIO想不透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入了解那些“传统”的老板心里想什么。

我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工业化的基本矛盾，可以从前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大工业化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得到启发，归结为社会化与个人化的矛盾。从微观角度还原为大规模社会化与多样化个人选择的矛盾，进而从钱德勒《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高度概括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种赚钱路数的矛盾，它涉及钱的根本来源在哪的问题。

规模经济是说经济性的根本来源在于规模经济性，它导向同质化大批量制造(如“中国制造”)；范围经济是说经济性的根本来源在于品种经济性，它导向异质性多样化的“长尾”。从成本看，前者规律是品种越少，成本越低；后者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二者是相反的一对矛盾。按钱德勒的总结，工业化二百年来，老板一直在这两个钱眼之间矛盾。在信息技术出现前，规模经济是绝对规律；在当前变革时代，企业本质的最大转型(质变)，就是异质性从不具经济性变为越来越具经济性了。也就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所谓信息化企业，一定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的企业。下一代企业的本质内生于信息化本质，就是指这种生产方式――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原动力”――的转变。

反映到现象上。老板开始困惑：以前市场不变时，出货量很大，业务单一；现在市场多变，情况复杂，产品单一易陷入价格战无利可图，而定制虽可以不打价格战但成本又过高。CIO要判断的首先不是技术，而是企业的路数：老板将采用的生产方式――如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在哪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本质(原动力)。对靠规模经济性取胜的企业来说，过于“高级”的信息化反而适得其反；但以当前需求多变、市场多变、环境多变的情形而言，企业几乎都要不同程度地面对在产品批量减少、品种多样化要求增加的条件下，如何开辟新的经济性来源的问题。CIO由此人手，才能从信息化企业，而不是企业信息化角度，与老板的核心想法合拍。

进一步认识品种

可不可以比老板站得更高呢?老板一般是经验型的，但经验的感悟不等于理论的总结。从经济学高度认识信息化企业，可以更接近悟道。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经验不同，它需要高度凝练和概括，不可能把与信息化企业有关的众多特征都总结为基本概念。如果抽象到只有一个最基本维度(单位)，品种无疑是首选，因为它代表的是把握经济性来源的异质性维度本身。

这里的品种，已不是窄义的“产品种类”，而是泛指异质性单元的种类。托夫勒将第二次浪潮(工业化)向第三次浪潮(信息化)的转型理解为“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不是偶然的。这里的“品种”用来概括现象的维度，而非现象本身(当作现象本身的是多元化或多角化经营，只是众多“器”中的一种)。

比如管理的品种多样化，应是指控制要素的多样化，而非管理的产品种类的多样化。举一反三，个性化、差异性、多样化、不确定性、信息，价值网络、流程、融合、集成、平台、模块、组件，以及复杂性、创新、灵活、变的本身不变……都可以在品种这个异质性维度下，统一起来，计量出来。信息化处理这些对象的共通点，都在于对异质性单元的低成本把握，都是在围绕“异质要素越多，成本反而平摊得越低”这个“道”。

经济学原有的数量维度是为大规模生产服务的计量单位。经济学中引人品种，是由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实现突破的。品种在斯蒂格里茨、罗默、克鲁格曼等人的前沿理论中，已成为同数量一样重要的经济学维度。信息化企业的异质性维度，由于有了新工具的出现，可以从原有的数量一价格二维数学分析，进人数量一品种一价格的三维数学分析框架加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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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方式立足于绿色、高效、特色的生态农业。农产品的生产以优质、精品为依托。县域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能忽视对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再利用。对有助于改良区域生态环境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了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小农经济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调和化解。保障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人翁地位。但是农户一直以来分散经营的方式，无法对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准确判断，再加应变能力较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突显出“小农户”和“大市场”无法融合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以龙头企业为主，能够有效地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联系，及时为农业生产反馈市场信息，更有助于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能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服务，有助于农产品品种改良，丰富产品种类，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大力倡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为县域地区农产品搭建一条通向市场的桥梁。

（二）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规模效益的实现市场经济本质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县域地区经济相对发展缓慢，与当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困境不无关系。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首先是资金、技术、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投入。而招商引资能够使得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得到有效的改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挥主导产业发挥领头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农业大型龙头企业的建立，吸引先进技术和外资的投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追求规模经济的良好效应。

（三）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资源丰富的县域地区农业产业的主导地位无可取代，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优势也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最可行的发展战略，也是县域经济增长快速有效的最现实的战略选择。县域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经济唤醒区域经济的重新分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创新选择也应立足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特色的资源产业。才能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中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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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因此，“网络红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但凡爱智求真的人都清楚，“网红”是个贬义词。但现在一些商业组织和推手将“网红经济”捧成了致富法宝，一时大有将“网红”一词洗白的势头。实际上，网红模式是所有互联网现象的弊病，而网红经济离互联网经济的本质相去甚远。

网红模式是所有互联网现象的弊病在“互联网+”成为全民皆知的热词之前，汹涌澎湃的网络热潮中已经冒出了很多红极一时的热词，例如“互联网思维”、“90后”、“风口”、“O2O”、“C2B”、“微商”……这些新词的红火周期大多在6个月到1年之间，先是受追捧，周期一到便断崖式的逆转。这些热词存在时间之短，跟时常冒出的“网络红人”(简称“网红”)很相似，其存在无关紧要、奇葩，同时还脆弱，生命力极短。“网红”的问题在于其不是真的“红”，是仅限于部分人群或网络上的“红”。“网红”突出的特点是：在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能一下子成为特定人群的焦点，出现完全无理性的追捧(或猎奇)现象，但很快便跌入低谷，然后更快的时间里被人忘记。

而如果把眼光和思维放开来看，这种“网红”的特性涵盖了所有互联网有关的事物，包括互联网商业模式、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名人(互联网创业大佬、网络大V、网络创业者)等等。例如，团购网站热潮时的一些团购网CEO，热潮过后几乎全部默默无名了。最早做互联网衬衣的PPG，以及后来接替PPG的一些品牌，其创始人曾一度都是知名网络大佬。风头鼎盛时，他们的广告做遍全国、全媒体，势头过后被人遗忘的连渣都不剩。甚至一些曾经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其模式、公司、创始人都曾红极一时，但统统在极短时间里没落。这种现象还延伸到IT界和科技媒体圈，不少曾“扛大旗”的标志性人物，几个月到几年内便平常如白丁。“网红模式”似乎成了互联网经济的必然。只有极其少数的公司和创始人，能够撑过7年左右的1个周期。这不但远低于传统公司的存活率，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公司创业想成功只是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一旦7年周期交替的时候，则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大考，也是互联网商业“网红”周期的最低谷。

中国互联网7年一个发展周期：《互联网+2.0：供给侧改革与企业转型升级路线图》一书中讲到，中国互联网业发展到现在，已渡过了1995~2002、2002~2009、2009~2016三个7年周期，能够撑下来三个周期的仅有BAT为代表的少数寡头。

在电子商务兴起后，做产品的传统企业首先遇到了第一波来自互联网商业的冲击。电子商务将传统渠道的成本化解为网络直销渠道的红利，为了避免与既有传统渠道相冲突，传统企业会为网络直销渠道开发专有的产品型号，这便形成了“网货”。不幸的是，“网货”也难逃得出“网红模式”，当电商“买流量”的营销成本将电商直销渠道红利完全吃掉后，“网货”的“网红模式”也便到了终点。而同质化“网货”一旦陷入价格战，只会加快终点的到来。

此外，所有的互联网商业都在遵循“网红模式”，网络游戏、O2O、C2B、移动数码产品、可穿戴设备、互联网电视、互联网汽车、互联网无人机……互联网商业如果只是在“卖产品”，就一定逃不出“网红模式”的宿命。在中国互联网迎来第4个7年周期的时候，面临的是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消费互联网将过渡到产业互联网，我们将迎来真正的互联网经济。这个时候，如果依旧是“卖产品”的思维，无论怎样的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都避免不了陷入“网红模式”的魔咒。

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范围经济“网红模式”绝不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加工和需求个性化为主导的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是什么？简单讲，“范围经济”是与“规模经济”相对应的经济红利。“规模经济”是企业做的专一产品规模数量越大越能获利，“范围经济”是企业做的产品种类范围越多越能获利。

互联网首先带来的是信息爆炸，用户接触产品信息更容易了，但用户选定产品的时间成本却要增加，用户倾向于“一站式”(从一家企业)选定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其次，互联网还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的个性释放，用户的消费诉求不再只是产品功能，还要有满足用户更高需求层次的服务。企业不能只是做单一的产品，企业还要满足用户对功能和服务的差异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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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理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吸收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已逐渐发展成为新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概念的形成与产业集群发生机制的认识紧密相连的,随着对产业集群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化,抓住产业集群的本质特点和发生的内在机理,逐步形成了产业集群丰富、系统的内涵。

产业集群不但是相关产业中企业在地理位置的集中,而且是其他组织(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在地理位置的集中,其实质是知识网络、生产网络和社会网络的融合。目前与产业集群相关的一个词是“产业集聚”,其实两者本质是相通的,只是产业集聚注重的是一种动态描述,而产业集群注重的是一种静态描述。可以认为, 产业集聚的结果就是形成产业集群。

二、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分析

关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马歇尔认为是外部经济,克鲁格曼认为是递增报酬,社会经济网络理论认为是网络化的组织模式,而新产业群学派则认为是区域创新环境。应该说每个流派都有其科学性和局限性。在对各种流派的集群动力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一)交易成本的原因

对交易成本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网络组织理论出现以前。此时的经济学家主要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在空间上的集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零部件专业化和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同时在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情况下单个企业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囊括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使得企业间因为分工而来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随着交易的频繁,交易成本也成了企业生产过程中一项主要的投入。企业在空间上越分散,交易成本必定会越高。因此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二个阶段是网络组织理论出现后。网络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植根于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往往植根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中。地方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信任基础。从交易效率的角度来看,地方社会网络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有利于协议的达成与履行。同时,这种社会网络还有利于节省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与成本。

(二)外部经济的原因

1、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了分散布局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2、从专业化角度来看,产业集群是使得大量专业化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使得区域内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生产。

3、从劳动力的需求角度来看,集群的发展也带动了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种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吸引自由劳动力,形成较大规模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4、从知识的外部性的角度来看,创新发生的可能性强烈地依赖于公司间、产业间以及公司企业和知识机构间供应商和用户关系的数量和种类。

(三)创新增值的原因

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集群内部的创新功能也越加明显,并且创新对集群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创新的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集群内知识、信息的“积累效应”产生以及快速流动;通过集群内新企业的产生与成长,实现更有效的资源组合与配置。

1、集群实际上一个知识创新型区域。知识创新具有较强的地方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创新活动赖以为基础的知识属性和知识传递和交流的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编码知识的传播不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然而对创新活动有极大影响的是隐含的经验类知识。这些知识主要存在于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当中,难于用语言表达。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这种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有利于提高创新的速度。

2、集群内创新增值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新企业的快速诞生和成长。集群通常由类似的企业组成,这使得供应商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市场机遇。随着集群的扩大,对中间产品和辅助产品的需求也增加,这又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促进新企业的诞生。由于集群内的服务设施较为完备,专业化分工较强,新企业创建所必需的资产、技能和人员很容易在区域内部得到解决。新企业进入到产业链条的障碍也降低。同时集群内的员工也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空隙,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创办自己的企业。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系,其中创新是产业集群的动力核心。

三、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一)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解释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3大要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技术进步,而新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在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基于产业集群的框架对经济发展的3个要素: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解释,提出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认为不同于传统物质资本、劳动和土地的经济发展3要素,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植根于所在产业集群,具有植根性。这种植根性决定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难以模仿的,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的独特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区域乃至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发展。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其物质资源禀赋的假设是:不同区域的差异就是物质资源多少的差异,而物质资源天生的特性决定其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新增长理论引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经济学探讨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经济发展模型如图1所示:

在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的新解释引入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内生变量。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单个企业水平的不可分性要求必须基于比企业更大的组织才能更有效发挥其作用,而产业集群提供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产业集群作为经济中观层次解决微观和宏观分析的不足。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植根性决定其不能脱离组织(产业集群)而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的模型如图2所示:

(二)基于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

1、专业化分工合作与规模收益递增。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主要原因是分工的不断深化,但是市场规模限制分工水平,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形成收益递增的机制,同时收益递增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因为单个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有限的,单个企业不可能清楚地分析收益递增机制,而在产业集群的框架下分析收益递增是可行的。舒尔茨(1986)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专业化分工和收益递增,专业化分工与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协同而相容,并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的递增收益不仅仅表现在物质资本方面,而是主要表现在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杨小凯(1991)基于专业化分工演进构建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以上研究基于专业化分工演进所导致的递增收益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机制。但其主要是强调企业或企业家对个人分工合作的协调,而忽略基于组织(企业)的水平探讨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问题。实际上企业作为经济组织通过层级结构协调个人专业化分工合作,而产业集群通过法律和社会资本协调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合作,从而避免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性。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同样重要,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单独完成从最初投入到最终市场间的全部经济活动。基于地理接近的产业集群为其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产业集群中相同的社会背景与价值系统是协调专业化分工的剂,从而降低专业化分工合作的交易成本。产业集群的内在优势使专业化分工合作产生了基于产业集群的递增收益,从而实现长期经济发展。

2、专业化分工合作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钱德勒(1990)认为:规模经济是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或分配的单一经营企业由于规模的提高而产生的生产与分配成本的降低。范围经济指来源于单一企业内部由于生产或分配多种产品而带来的成本节约所导致的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产生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生产或分配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该企业扩大生产或分配的产品数量提供可能。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差异产生于生产和分配技术的差异、市场规模和市场位置的差异。生产的规模经济要求企业在最小经济规模上生产,范围经济使企业可以大规模地节约成本。而潘扎尔和威利哥(1981)认为范围经济是由于企业的范围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可共享投入存在是范围经济存在的前提。以上学者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层次,而熊贤良(1997)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但存在企业层次,而且在行业、区域和国家层次存在。事实上,产业集群中的组织(企业)间核心能力是互补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不是传统意义上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是基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产业集群层次上降低参与者的交易成本与成本,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产业集群中,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3、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的逻辑。专业化分工合作产生递增收益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导致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递增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水平。其逻辑关系如图3所示:

实际上,产业集群理论以及产业集群的实践正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而且产业集群的实践正在成为推动区域、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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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樊根耀.区域产业演进与结构优化实证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公路经济;属性;研究

1 公路的自然垄断性

公路作为一种很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是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而建设，又由于公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资源稀缺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性，所以公路的自然垄断性就十分突出。以高速公路为例，高速公路的自然垄断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连接两地的高速公路往往只有一条。市场的竞争制度会导致线路重复平行，这样势必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所以，政府在对高速公路进行规划建设时，通常不可能在同一运输道上布设相互平行或者相互竞争的多条高速公路。这个特殊的性质就决定了我国各地的平行高速公路大多都相距很远，并且是服务不同的区域。所以，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公路应该是由政府通过收税和收费的手段来提供建设资金的，这也是政府经济职能最重要的方面。

2 公路的公共产品属性

从本质上说，公路是由政府投资建设并负责管理的，并愿意任何公民来使用，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所以公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分析，公路消费具有一定范围内的非竞争性。当一条公路建成后，它的消费会有一个饱和点，那就是适应交通量。当公路上的车流量低于整个适应交通量的时候，那公路的消费就有非竞争性，公路上行使的车辆对其他车辆没有影响;但是，当车流量高于这个适应车流量时，公路的消费就具有了竞争性，每增加一辆车，都会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影响，会对其他车造成拥挤成本。所以，公路的公共产品性包括这种有限制的非竞争性，又包括明显的排他性，这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所具备的属性。

3 公路的规模效益性

规模经济是指在经济社会中因为生产规模的改变而引起的收益变动的规律。当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所有生产要素同时增加时，就意味着生产规模要扩大，同时，如果产品或服务的收益增加的幅度高于规模扩大的幅度，则称为规模收益递增;反之，则称为规模收益递减;但是如果规模扩大与收益增加的幅度相同，则称为规模收益不变。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公路就具有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性。

4 公路的范围效益性

公路具有一种网络特征，这种网络特征是由它的技术特性和经济特性共同决定的。从技术特性的角度分析，公路作为一种交通流的载体，它明显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从经济特性的角度来看，无论什么形式的分割都会导致公路的功能不能发挥出来。所以，只有在公路被连线成网的状态下，才能充分发挥公路的整体功能和经济效益，这就是公路的范围效益性。

公路的范围效益性就要求公路必须连接成网络结构，形成干线通道，才能体现出公路的网络效益和辐射的吸引力，发挥出公路的整体优势。例如，我国目前建设的“7918”公路网，都可以看出公路的规模效益在不断增加。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路的经济属性是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经济水平的反映，所以这种范围效益性也是依存于政府的投资和建设的保证才能得以实现的。所以，政府在公路的投资和建设方面应该要起到主导作用。

篇7

【关键词】集聚经济；工业园区；集群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56-04

一、集聚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

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本的节约。集聚(agglomeration)的核心概念就是集中，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是经济活动者为了获得某些优势条件或利益而向特定区域聚集的过程。集聚表现在许多方面，反映为人口、产业和城市的集聚，也反映为制造业、消费和服务的集聚。

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很早就得到关注。马歇尔(Marshall，1890)是经济史上第一位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集聚的本质就是性质相同的中小厂商集合起来，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生产。集聚从根本上而言是集聚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而这种外部经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方化的劳动力市场或劳动力池效应，二是专业化的投入产品，三是基于人力资本积累和面对面交流的累积所引发的知识外溢。

韦伯(Weber，1909)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区域因素包括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而影响工业区位的位置因素则包括了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其中集聚因素又包括特殊集聚因素和一般集聚因素。特殊集聚因素指的是交通、自然资源等，而一般集聚因素则指一般性的经济因素，是当多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时能给各工厂带来更多收益或成本节约的因素。特殊集聚因素往往是产业集聚的诱发因素，而一般集聚因素才是集聚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胡佛(Hoover，1937)又进一步提出集聚经济具有三种基本形式：(1)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即内部规模经济；(2)本地化经济，就是与地区产业规模相关的规模经济，即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带来的经济效应；(3)城市化经济，就是与地区整体经济规模相关的规模经济，即各种类型经济活动集聚在一个地方带来的经济效应。

从经典理论看，集聚的形成与规模经济的产生、社会分工的深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知识外溢等许多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产生的外部经济导致了集聚经济的形成。也可以说，集聚经济内的企业普遍地享有集聚带来的外部性，其直接后果是导致集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得到比外部企业更多的利益，即集聚效应。正是集聚效应吸引着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集中。

如果仅从产业的角度看，集聚可以表现为企业集中、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这三种形式。企业集中是指各类企业单纯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能够共享基础实施及优惠政策，而在空间位置上集中分布，但是企业之间的关联极其薄弱或是根本不存在，没有形成相互配套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之与由不同行业企业组成的企业集中，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则都是产业层面的集中，是同行业企业组成的集中。

产业集聚是指某一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它以国际分工理论为背景，侧重于某个产业的区域分布与工业整体的区域分布的对比，描述某个产业的空间分布状态。而产业集群则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某一主导产品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Porter，1998)。产业集群基于交易成本和空间成本的降低，侧重于对相关企业和机构集中于某一地区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描述，实际上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和演化过程。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存在共同点，两者都具有地理集中性，都是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相关企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聚集区；两者都具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的特点。但是，产业集聚不能等同于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与产业集群的关键区别在于产业集群内部存在着共生机制。产业集聚仅仅描述某一领域相关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和接近(张元智，2001)，而产业集群却是一个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它是企业自组织或有组织的综合体，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和堆积物，揭示在一些地方相关企业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王缉慈，2002)。产业集群形成了产业集聚所没有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模式，比产业集聚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换言之，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产业集聚难以相比的(魏后凯，2003)。

二、工业园区发展方向的选择

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平台; 集群经济性; 产业组织

中图分类号: F713.3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4-0021-05

成本分析是任何经济现象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电子商务平台的经济学研究也必然要从成本意义上来加以解释。从成本意义上说，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根源就是集群经济性。其来源就是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是企业规模经济和企业范围经济在电子商务平台层次上的延伸。网商的虚拟集群竞争降低了网商彼此的成本继而提升了电子商务的整体绩效，使得某一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网）的网商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官网的“孤立”网商具有更强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而促进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

一、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的涵义

集群经济性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规模、用网商企业的成本来衡量的，是指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中，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增加，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不断地降低。在图形上具体表现为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向下倾斜部分，即网商企业平均成本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递增而逐渐下降的趋势[1]。如图1所示，假设在电子商务发展初始阶段，同一产业的网商以及上下产业链上的网商都非常少，企业之间的联系稀少，此时这些网商企业的短期平均成本很高，即初级阶段网商企业数量n1所对应的高成本LAC1；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诞生及其产业规模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网商来此“安居乐业”，由于网商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互动作用加强，使得网商企业增加导致的企业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在n *点达到了这一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即集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电子商务平台不仅具有集群经济性，同样也存在集群不经济性。集群不经济性是指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中，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增加，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也不断地增加，如图2所示的LAC1和LAC2曲线的最低点往右的部分。集群不经济性通常是因网商企业过分竞争、组织无序或结构失调致使随着网商企业的增加而集群的边际集群收益递减的状况[2]。

在学习型电子商务平台里，由于网商企业之间有显著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不仅能够在很大幅度上降低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如图2所示的LAC2），而且能够延缓集群不经济性的出现，扩大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这里，电子商务平台的学习效应是指在某个电子商务平台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网商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经理层等相互学习，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内部积累起产品（包括服务，下同）生产、技术、营销以及管理方面的集群特殊经验，从而导致网商企业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如图2所示，集群的学习曲线反映了集群累积性产品产量与每一企业单位产量所需投入物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集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并且使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数量规模扩大，即图2中的m*点集群最优企业规模远远大于不存在学习效应的集群最优企业规模n*点。特别是在创新型电子商务平台里，主导型网商企业的持续创新不仅能够非常显著地降低自身的成本，而且随着创新在网商企业之间的迅速扩散和创新知识在网商企业外部的迅速溢出，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将呈“L”型（如图2所示的LAC3），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将呈无穷大，并且有可能彻底消除集群不经济性。因此，连续不断的生态创新和高效互动的生态学习是确保集群经济性的永恒动力。

图2电子商务学习效应与网商集群经济性的关系

二、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的来源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来源于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性和外部范围经济性，这是电子商务平台虚拟集群的必要成本条件。虚拟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加深和细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产生集群经济性，从而促使电子商务平台的诞生；如果出现集群不经济性，那么电子商务平台必然走向衰落。

（一）集群经济性来源之一：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电子商务平台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是电子商务虚拟集群的重要组织特征，是众多中小网商企业以虚拟集群取代单一大企业规模，从而达到生态系统的集群经济性的一种重要发展方式。

电子商务平台层次上的规模经济来源于众多网商企业之间的外部规模经济性，构成了集群经济性的主要内容，其中，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作为整体便于提供各种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便于海量网商企业间的信息交流、资金流动和商品实体交易及其运输，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海量的专业人才、专业服务以及各种专门的资金、物流集中都带来虚拟集群的规模经济。

下面，对虚拟集群的规模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做一个比较。

1. 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概念存在误区

长期以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被很多学者深入研究，而电子商务企业因虚拟集群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还是一种新经济现象，并没有被正统经济学所关注。在实业界，这种漠视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致现在的大部分传统大企业、大品牌都没有将电子商务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一般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被表述为：在一个凸的齐次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大型关键设备投入在产品成本中占显著份额，而这种关键设备作为固定成本，会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多而得到更大范围的分摊，从而使得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大而减少，由此产生了一种规模经济效益。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关键设备具有技术上的不可分性。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平均成本曲线是呈“U”型分布，规模经济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即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达到最小时的产量水平[3]。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对规模经济概念的阐述存在两个误区：首先，单个企业内部因技术经济上的缘故会产生规模经济，是以不存在外部性为先决条件的。一旦引入外部性，那么多个电子商务企业在虚拟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企业规模经济，即因电子商务平台使不同企业在产业层次上分工而产生的一种虚拟空间上的规模经济。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所作的解释也是不充分的。它仅仅从技术角度去解释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却撇开了非技术性的空间因素和市场因素，如企业所受劳动力、原材料供应条件、区域市场的规模和公共设施状况等的约束。这些因素实际上制约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否以及可利用程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却隐含假设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片面地、孤立地谈论企业的技术经济规模。

2.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源于网商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的规模扩张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网商通过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产出规模的扩大，称为内部规模扩张。其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网商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专用机械提高产出效率；第二，随着产品生产数量的增加，经营者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生产经验，学习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带动平均成本呈现下降趋势，竞争力得到加强，这就是内部规模经济。

另一条途径是在不改变单个网商原有要素投入数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某种产品网商数量实现产出效率的提高，称为外部规模扩张。在外部规模扩张中，网商在某种产品上的虚拟空间集中化往往带有向电子商务平台集中的特色，形成一定平台体系内某种产品供应商的密集分布，因而外部规模扩张又可以理解为虚拟空间专业化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第一，专业化生产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内的密集分布加剧了该区域内的市场竞争，从而形成迫使网商努力提高技术的“高压环境”，有利于促进该平台内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第二，专业劳动者的集中有助于信息流动和技术外溢；第三，专业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对专业化电子商务服务项目的需求，有助于该平台内社会化电子商务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些经济效果综合起来即形成了对非专业化生产企业和空间的成本优势及竞争优势，这就是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现实生活中，像淘宝网、当当网和京东商城等平台上网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经常能够带来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其实，早在1920年，马歇尔就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列举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地域集中发展的重要性，这在电子商务的虚拟空间中同样如此。电子商务平台系统内部的交易量越高，劳动力和资本（设备）、电子商务服务、物流和金融等方面的专业化机会越多，电子商务的边际产业收益就增加，这就是虚拟集群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例如，近两年淘宝网平台交易量大幅增加，使众多网商企业可以招聘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也为采用专用的网店装修、营销服务和全国性物流支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并且为相关的产业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前、后向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机会，由此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

3.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是一种正反馈关系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在网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中，网商的效益提高得益于其自身规模的扩大，与其所在的行业规模可能无关。而电子商务平台的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大量专业化企业集聚在同一个虚拟平台，使平台实现了产业层次的规模生产，相应地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同时随着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生产工艺过程日益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为专业化供应商提供了很大的生存机会，还使它们实现内部规模生产，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提高电子商务平台的整体生产效率。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两种类型的规模经济之间往往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一个核心企业（通常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品牌商、运营商）要发挥其内部技术经济规模效益，常常要以周围众多的与之相联系的中小企业（通常是分销商、服务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些中小企业为核心企业提供各种要素投入、公共设施、交通运输和产业服务等。即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依赖于其外部平台聚集的规模经济。反过来说，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的众多企业之所以会在某一虚拟空间上聚集，并形成聚集规模，通常也正是由于该虚拟平台上存在着若干家核心企业，这些企业所利用的正是该核心企业给它们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同样也仰赖于单个企业内部规模经济。

第二，网商企业的这两种规模经济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在电子商务平台中，核心企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电子商务平台规模的相应扩大；而产业相关联的众多上下游企业与核心企业相互聚集在平台虚拟集群上，也为核心企业实现纵向一体化提供了机会，减小了信息成本，从而导致部分网商企业外部规模经济的内部化，亦即转化为单个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并且，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不是只对某一单一产业有影响，而且还会延伸到这个产业的关联产业中。例如，苏北的沙集镇共约6万人，仅仅4年就拱起2,000家淘宝网店，主要出售木制家居用品，2010年快递费就高达1,000多万元，网店销售额在3亿元以上。期间，天天快递、圆通、申通、中通、惠通、运达、新飞鸿、速尔等物流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破天荒出现了5家卖计算机的商店，周边的纸箱厂、胶带厂、五金配件厂等都跟着挣得盆满钵满，目前沙集镇共有30家木材加工厂、10余家物流公司，一个带动了上下游多个产业的新产业链悄然诞生。沙集镇从一个没有资源、原有产业只是“收破烂”的地方，正朝着一个家居基地的方向发展。因此沙集镇有了“淘宝镇”之称。

电子商务平台内部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关系可以用图3表示。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的产业规模经济以及市场规模三者是一种正反馈的互动关系：随着电子商务平台上产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不断加强，平台的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展，从而形成了集群经济性，促进了电子商务平台规模的持续壮大。

（二）集群经济性来源之二：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当两种产品一起生产(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便宜时，就产生范围经济。用成本函数来表示，考虑Q1单位产品1和Q2单位产品2的生产，单独生产每一种产品的成本是C（Q1，0）+C（0，Q2），一起生产的成本是C（Q1，Q2），那么范围经济（SC）的衡量：

SC=[C（Q1，0） + C（0，Q2） - C（Q1，Q2）]/ C（Q1，Q2）

如果SC总是正的，就存在范围经济。

国外有关研究指出，在1968年，200家最大的制造业厂商中的146家在11个或更多的行业中经营。而多恩、罗伯茨和萨缪尔森研究了在数量上是有非常小的厂商占统治地位的制造厂商，发现在1982年厂商平均生产1种到2种单独产品，多工厂厂商平均生产2种到3种单独产品。还有的关于范围经济实证研究指出，对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将大汽车与小汽车、卡车组合在一起生产有足够大的好处。可见，在一定条件下，范围经济是存在的。存在范围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多种（两种）产品应该由单个厂商生产。大型企业比较容易实现企业内部的范围经济（建设多工厂，进行多样化经营）；小型企业集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生产与销售联系，从而能产生类似大企业内部范围经济一样的众多虚拟集群网商的外部范围经济。因此，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同样也是集群经济性的主要根源。

1. 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也源于网商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由于聚集企业之间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不同企业的投入要素具有多元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多类型、差异化的产品。如一种新的材料产品的产生，大部分具有多种使用功能，可以适应多种产品生产，可以产生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效益[4]。

电子商务平台中有许多可能因素可带来外部范围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是共同投入的使用。可以用知识(信息)来说明，知识是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的最重要的共同投入之一。一种产品的信息很可能与另一种紧密相关的产品有关。比如知道肯德基的营销方式，可能有助于麦当劳的营销；了解了电风扇的营销状况，可能有助于空调的销售(共同的市场)。否则像信息这样的资源，会因重复建设而浪费。并且信息难以购买和销售，所以单个厂商经常生产相关的产品，诸多企业聚集在一个区域易于形成具有外部范围经济性的柔性生产系统。

如图4所示①，在电子商务平台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都有许多可以共享的集群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网商企业不可缺少的，若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每个企业就必须自己配置这些资源，或者必须到较远的地区才能享用到这些资源。这必然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和延迟企业产品上市的时间，使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这些众多中小网商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就会有专门提供这些电子商务服务的机构诞生。网商企业资源配置就优化了，成本就降低了，从而产生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图4 电子商务平台的外部范围经济图示

随着卖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卖家群体的一些共同需求渐渐形成规模，于是出现了专门为卖家提供服务的卖家（“卖家服务商”）。以网店装修为例，提供网店装修服务的卖家服务商会根据网店的商品、店主的喜好等，对店名、公告、店铺介绍、商品分类、背景音乐等进行整体设计，并形成网页模板销售给店主。类似的服务或产品还有快递、培训、网络营销、名片制作、物流纸箱等。卖家群体的需求不断催生着新的服务，淘宝网上的卖家和商品因此越来越多样化。

2. 网商企业获取外部范围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一，虚拟空间的集群性。电子商务平台首先表现为一种网商的虚拟集群现象，同一个虚拟平台上的网商密集，市场便自发生成和快速成长。只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集中”和“扎堆”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可不建库房，只有网络集中才会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因此网商企业获得外部范围经济必须依赖于这种基本投入要素的平台集中。以阿里巴巴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截止2010年3月31日，其注册会员数5,025万名，同比增长24.8%，其中中国供应商付费会员超过10万名，同比增长80.4%。阿里巴巴的B2B电子商务平台不仅聚集了网上众多买卖者群体，而且为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基础，平台商务信息通行无阻，网商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在市场、产品或经营等方面建立互补互惠的合作，形成水平或垂直形式的业务整合，以更大的规模、更强的实力、更经济的运作真正达到全球运筹管理的模式。

第二，产品的差异性。信息时代的需求多样化和生产柔性化，突出了外部范围经济的重要性。电子商务平台汇集了成千上万个网商，产品及其服务的差异程度高，聚集企业充分享受到外部范围经济的好处。以淘宝网为例，作为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其产品种类繁多，产品及其服务的差异性非常明显。2008年第一季度，淘宝网同时在线商品数超过1.4亿件，比2007年同期增长131%；到2010年8月，淘宝网在线商品数量超过5亿件，日交易额达到9亿元，约300万卖家把线下传统渠道的货放到网上销售，网货的丰富和海量是其主要特征。预计未来产品的差异性将更多地体现为以消费者为中心进行按需定制，生产商将按照消费者的个性来实现柔性化生产。众多中小网商在有关差异性产品的顾客、原材料供应商、运输、产品目录、供应链联盟以及市场信息等多方面享受到电子商务平台所产生的外部范围经济，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来获得合适的回报。

第三，结构的网络性。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网商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外部范围经济，不仅满足了市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而且网商通过建立网络集群关系进行交易，大大降低每次交易的费用；同时形成共同的网商文化和新商业文明价值观，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还节省了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网商企业之间这种网络结构形成的外部范围经济，能够有效克服传统企业等级制科层组织的弊病。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使买卖双方的交易方式能够在网上完成整个业务流程，从最初沟通，到货比三家，再到讨价还价、签单和交货，最后到客户服务，基于统一平台的企业之间的交易减少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费用，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网络的便利及延伸性使阿里巴巴会员发展国际贸易更方便，成本更低廉，如不懂外语的杭州开源公司老板何荣生让名画艺术品畅销欧美。因此，拥有良好的网络结构的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被商业界评为“最受欢迎的B2B网站”②。

三、结束语

网商企业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电子商务平台的演化方向。只有企业“扎堆”使各自的成本不断降低，企业才有虚拟平台“群居”的激励。集群经济性就是大量网商企业持续成本递减效应的反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最大进步以及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样地，作为集群经济性两大根源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都是众多网商在电子商务平台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保持电子商务平台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不断深化网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来充分发挥集群经济性，才能长期造就虚拟集群的比较成本优势。

[注释]

① 受“蓝海林的《技术创新与广东工业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一文”启发改写。

② 2001年《远东经济评论》授予阿里巴巴“全球最受欢迎的B2B网站”称号，2004年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连续第五年当选《福布斯》评选的全球最佳B2B网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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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nomies of Cluster of E-commerce Platform

Wang Bufang 1，2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Alibaba Group, Beijing 100025,China）

篇9

关键词：征信；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资源；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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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企业；并购动因；理论创新

虽然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适合文化企业的并购，但鉴于与一般企业相比，文化企业除了有与一般企业相同的组织性、经济性、盈利性等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如产品外部性、虚拟资源性和生产力特征等。基于其独特性，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文化企业并购的其它动因理论。

一、基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并购

规模经济是指从事单一产品生产（销售）的企业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生产（销售）平均成本降低的经济现象。其理论基础就是规模报酬法则，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规模报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规模内，当生产规模扩大时，规模报酬递增，但超过这一规模时，规模报酬则递减。规模报酬法则表明企业的规模经济是有边界的，存在着适度规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的作用包括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专业化分工；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增加工人的熟练程度。这些作用最终综合反映在企业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上。

范围经济是指企业从一种产品转向多种产品生产时，由于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而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钱德勒称之为“联合生产经济”。比如，当一个广播电台同时拥有多套节目、多个频道，或同时拥有节目制作中心、广播、网站、报纸的时候，就属于范围经济。范围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内部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是对有形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投入或准公共投入的分享，即一种投入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对其他产品的生产也有帮助；另一方面是对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对技术（或管理）“诀窍”的共性和重复性的使用。此外，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对企业外部交易实行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由此也可形成范围经济。

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并购，对文化企业更是如此，原因在于文化企业的特点。比如，传媒文化企业有这样的特点，它能产出两样产品：媒体本身和媒体受众。媒体商品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销售，一个是受众市场，另一个是广告市场。在受众市场上，媒体销售的是自身所生产的内容，如报纸；在广告市场上，它所销售的则是受众。由于传媒业的基本商业模式是“第三方付费”，广告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传媒业比任何一种业态都更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首先，文化经济追求规模经济。比如，在广播电视产业中，节目生产的起始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极低，接近于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节目的生产规模越大，制作的节目越多，单个节目的规模经济也就越显著。同理，印刷业等其它传媒业也有与广播电视产业一样的特点。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其次，文化经济又追求范围经济。体现是多方面的：一是知识与经验的共享。比如，传媒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其运作模式基本一致，主要从事精神产品和广告业务，在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存在着知识与经验的共享性；二是投入要素能进行多重开发利用。例如，对同一个新闻素材，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报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由此实现信息增值；三是套餐广告的供给。通过对各媒体广告资源重组成套餐广告，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广告覆盖，以增加广告的覆盖面。

二、基于网络外部性的并购

网络外部性是指某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消费或兼容该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新用户的加入可以给产品的其他用户带来正的外部收益。显然，传媒网络的价值决定于网络规模。也即说，网络用户越多，网络价值就越大。比如，在电信产业市场，消费者享受电信服务的效用随着新加入到该电信网络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拥有该电信网络的服务对该消费者的价值也随之增大，原因在于该消费者可以与越来越多的其他电信消费者进行通信。根据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网络价值以接入网络用户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假设网络中有n个用户，则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这说明网络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

网络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网络自身的系统性。在网络中，无论新增多少个网络节点，它们都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网络的扩张可以使整个网络受益；二是网络内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即网络内的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具有互补性；三是网络基础设施的长期垄断性。一般来说，网络的基础设施（如铁路、通信等）具有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垄断性强和使用期限长等特点。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企业间的并购不仅可以消除企业产品间的不兼容性，而且还可以扩大产品用户规模，增加消费者效用。为此，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并购活动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正是由于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近些年来，文化企业并购活动频繁发生。比如，北方电讯并购Bay Network、汤姆森并购路透集团等。这些企业并购后，网络规模得到了扩大，市场份额得到了提高。

三、基于长尾经济的并购

长尾理论由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2004年提出。根据长尾理论模型，产品销量曲线呈现出“幂次曲线”形态，在“短头”部分是主体部分（热门商品），接着是一条“长尾”（冷门商品）。主体部分与长尾部分在品种及数量上的关系是：主体品种较少，但数量值高，而长尾品种较多，但数量值低。主体部分每一品种的数量值尽管均超过长尾部分任一品种的数量值，但从总量上看，长尾部分所有品种的数量值之和能与主体部分所有品种的数量值之和相抗衡。表明了“长尾”上的商品虽然是冷门商品，但它们总是有需求的，当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营销成本足够低时，冷门商品所共同拥有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门商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

有学者认为，热门经济学是一个供给不足的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为每一个人提供每一样东西。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人们正在进入一个丰饶的世界。在这个富足经济的环境里，任何一种传播途径或是一种产品均已不能适合所有的消费者。同样，对传媒文化企业来说，仅提供单一信息的媒体也已无法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渠道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不同需求呢？那就是并购。因为，并购可以对不同的媒介进行融合，并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来获取市场“长尾”的深度开发能力，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例如，美国商业性杂志大亨福布斯集团，其旗舰《福布斯》双周刊以往主要面向企业家与政经高层，一直走高端读者路线，大客户数量仅占客户总数的20%左右。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富人受众不断分化，核心产品《福布斯》双周刊单一的纸媒出版增值业务举步维艰。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福布斯》创建了网络版。由于《福布斯》网络版提供的内容多样化，包括有企业音响、视频节目与广告，互动工具，以及比《福布斯》杂志更广更深的分析报道等，它们深受大众欢迎，每月到访的人数规模甚为可观，达1500万。经济效益也因此得到提升。福布斯集团投入网络的资本不到1亿美元，但2006年上半年的收益却达到1.65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上半年杂志收益的85%。为不断开拓长尾市场，2007年初，福布斯集团并购增值投资公司（Elevation

Partners），并新组成了“福布斯LLC”媒体公司。通过并购，福布斯集团借助增值投资公司对网络市场的开拓能力，使《福布斯》从网络唱片、影像等一系列娱乐产品服务中介入了“长尾”市场，由此大获成功。

四、基于受众碎片化理论的并购

“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原意是完整的东西被破成诸多碎块。这里，用“碎片化”术语来形象地描述媒介传播的社会语境。随着网络的产生，媒介传播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仅靠某一种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媒介并存。当今，传统媒介传播市场的份额在不断收缩，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新兴媒介则蓬勃兴起，传播通路激增、海量信息堆积以及表达意见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现实已经表明，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该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

碎片化”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催化了传媒产业的“碎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选择的扩大，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消费方式、审美趣味相差悬殊。即使是年龄、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消费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态度观念的不同而呈现出逐步分化离散的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促使传媒消费市场出现“碎片化”。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介入媒体的构成当中，创造出许多被称之为新媒体的媒体形态，由此大大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格局，致使受众不再忠实于某一种媒体，而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大众市场“碎片化”的特征是大众品牌影响力的下降和大众媒体接触的减少。在“碎片化”的情形下，媒体再无法凭借单一化的节目或出版物来获得大批受众，小众传播或“窄播”成为媒体的明智选择。媒体已经进入了深度营销的时代，谁能提供个性化的媒体传播方案，谁能进行品牌管理、资源整合、并进行跨媒体传播，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要想在一个受众日益碎片化的市场上获胜，不同的传媒企业必须强强联合，通过跨平台、跨媒体的组合传播，来实现市场的战略布局和最大的受众群体。

五、基于媒体不可知论的并购

“媒体不可知论”由国际期刊联盟（FIPP）于2005年的年会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对于消费者（受众）而言，人们不知道自己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对于传媒拥有者（运营者）而言，人们不清楚什么是未来最佳的信息平台和相应的盈利方式；对于广告商而言，人们也不知道哪些平台将是未来最有效的广告平台。

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在于新兴媒体的诞生对传统平面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比如，Blog（博客）的出现便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借助于数字网络手段，Blog的自我繁殖和复制能力极强，它不仅无所不至，而且速度与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可以是无限的。此外，它具有频繁更新、简洁明了和个性化等特点。所有这些特点使其在与传统媒体内容的比较中占有优势。特别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些不知名人物的Blog，它所引发的话题可能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或许是对消费者的媒体消费力进行无休止的捕食、掠夺和消耗。Blog正以一种前所未闻和前所未见的崭新形式影响着未来的传媒产业。2005年5月，Stephen Baker和Heather Green在其撰写的论文“博客将改变你的事业”里预测：Blog将决定媒体未来。因此，当年的世界期刊大会断言，未来将不再是纸与墨的时代，而是屏幕的时代。从今天来看，这些预测或断言已经转化为现实。

“媒体不可知论”的构成基础，就是传媒受众的“碎片化”理论。如今，消费者（受众）拥有了太多的自主选择和控制能力，传媒的拥有者（运营者）不能再用单个的或少量的传播平台来满足消费者（受众）的消费需求，而是必须以内容和品牌为核心，真正地采用多平台、多媒体的发展策略，从而为民众提供多样化的消费选择。

六、基本媒体话语权的并购

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舆论引导。但引导舆论，必须先拥有话语权。所谓的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在一个社会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及意志”反映出来，谁就能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而话语权主要受经济制约，维护经济利益是话语权的最终目的。历史上，话语权的更替总是围绕经济利益依次展开的。

本质上，传媒文化企业具有复合身份，承担着双重角色：舆论引导者和经济创收者。一方面，作为公共物的媒介是社会公正的代言人，是为大众服务的；另一方面，媒介的传播活动不是免费的公益事业，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媒介往往将所拥有的话语权转化为金钱资本，通过出售精神产品，创造收益。也即是，媒介获取舆论话语权的主要目的就是经济利益。

为获取舆论话语权以及由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购传媒企业或传媒业之间的并购就是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这可从美国的案例得到印证。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媒体并购潮，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经济收益。的确，并购使大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媒体控制权和舆论引导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1700家日报、11000种杂志、9000座广播电台和1000座电视台，2500家图书出版公司，7家电影制片厂。由并购而成的50家传播公司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垄断着大部分日报的销路，以及杂志、广播电视、图书、电影的大部分市场，并通过连锁董事会或多种经营公司等形式来垄断和控制半数以上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在控制日常舆论上，这50家大公司实际上控制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精神食粮，它们比任何私人甚至于政府机构的作用更大。另外，由于规模巨大，这些大公司与其他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上形成极为密切的关系，成为了国际金融的参与者，从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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