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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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地理学；分析；综合；方法；可持续发展

一、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分析法的基本情况

其实所谓的分析法，主要就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将某一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划分和拆解后，对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的属性和本质的，从而形成一种将复杂化为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学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更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人文地理对构建和谐人地关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在不断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促进领悟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新发展。

（二）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1.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的复杂性和繁琐性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由于我国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数量的增多，研究时间的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人文地理学中进行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加大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难度和深度。通过采用分析的方法对人文地理学进行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采用了分析的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对象的组成因素和变化规律等方面似乎更加的清晰、明确，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简化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过程。

2.克服了研究对象的假象误导

人文地理学主要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展开相关的研究和考核活动的，但是由于人文现象的组成内容十分复杂和繁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对象和周遭环境的联系的紧密性和混乱性，所以同时也就给研究对象增添了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能够及时的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了解到研究对象的本质，不受假象的迷惑。

（三）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

1.区域分析法。人文地理学中常用的分析法就是区域分析法，任何的人文现象都是具有一定的特征和规律性，区域性作为人文地理学独有的特点之一，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区域分析法主要是从空间的结构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切入点，掌握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整体分布，利用比例的方法绘制出相应的图纸，使研究对象更加形象化、具体化。

2.时段分析法。时段分析法，顾名思义就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对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时段分析法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的，通过研究对象由简单变化为复杂的过程，了解研究对象的变化的规律和特点，使人文地理学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的完善。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方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表现

1.能够有效地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积极和重要的，由于人文地理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假象的迷惑和干扰，而综合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进行科学、细致、严谨的综合，就能够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进行研究和综合，最终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2.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人文地理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研究和涉及问题面很宽，大到军事地理、天下观念、地域宗教，小到疾病分布、地图思想、风水思想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人文地理学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使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解，动摇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而综合的方法则能够通过地将人文地理学所涉及的方面之间的联系性进行分析，使研究对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充分的发挥了人文地理学的独特优势，有效地缓解了人地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区域的健康持续发展，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法

1.区域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区域综合法，在对研究对象采用了分析法后，根据得出研究对象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等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进行综合后，得出不同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就会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的构成主体和使用功能也都不尽相同。

2.动态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动态综合法主要针对研究对象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的研究进行动态的综合，从而研究得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段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规律，同时对研究对象为了的发展趋势进行推测。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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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地理；道教；道教地理学；古代科技

宗教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一向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有其十分悠久的历史，但并未形成地理学研究的主流。道教与地理学联系之广、结合程度之密切在其他宗教极为罕见，可形成一门称之为道教地理的学科，其概念可从道教的地理学、地理学的道教、道教与地理学三个角度出发进行辨析。关于道教地理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研究视角、道教地理学概念界定的原则和步骤、从道教的地理学辨析道教地理学概念等内容，可参见笔者前期成果①，本文从地理学的道教、道教与地理学这两个视角对道教地理学概念作进一步辨析。

一、地理学的道教

如果说人文地理学是：“探索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②，那么地理学的道教就是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作为宗教的道教这一种人文现象加以研究。台湾黄志弘指出：“宗教研究向来专注于研究其社会功能、祭祀活动、社会关系、变迁发展等面向，当这些研究面加入了‘站在空间立场’的元素后，即与其他人文科学区别，成了宗教的地理研究。”③也就是说，当宗教这一人文现象的研究加入了“空间”元素后就成了宗教地理研究。

此种定义的最大合理因素在于目前关于宗教地理学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把宗教作为一种人文对象给予研究。Sopher在《宗教地理学》第一章开头就提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一是文化和复杂地球环境间的交换作用；另一种是不同文化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宗教地理学研究这些关系，并集中焦点在文化中宗教组成部分。因此，宗教地理学可从四个文化地理学主题框架进行研究：（1）环境背景对宗教体系以及特定宗教制度发展的重要性。（2）宗教体系以及制度对环境的作用。（3）宗教体系以及制度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框架的组织方式。（4）宗教的地理分布和宗教体系的扩散，以及彼此间的交互影响。④Kong针对九十年代地理学研究方向进行探索，提出了新的宗教地理学研究方向：（1）宗教仪式过程所蕴含的意义。（2）不同的历史背景、地缘与特定宗教的关系。（3）针对不同的宗教所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文献分析。（4）宗教人口特点、变化与生活环境、地理环境间的变迁的关系。（5）在不同的宗教道德观念下，宗教对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影响。⑤李远国认为：它（笔者按：宗教地理学）是以研究各种宗教的地理分布、宗教起源、扩散以及教义、习俗同自然和人文环境各要素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文化景观的影响的一门学科”。⑥从上面可以看出，目前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流仍然集中在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人文对象给予研究，即研究其起源地、分布、宗教景观、宗教制度体系及其制度、以及这种宗教现象与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都披着宗教的外衣来看待和探索周围世界，形成了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地理观念或地理知识。关于此类知识，是否属于宗教地理学存在争议。以撒（E.Isaac）称古希腊时代因宗教原理所显示的空间秩序之学问可以称之宗教地理学，然而美国宗教地理学学者史坦普（R.W.Stump）认为此等学问，充其量仅属于地理诡辩学，不可称为宗教地理学。⑦此种定义方法，仅仅把道教作为一种人文对象加以研究，可顺利避开此种争议。

从这一角度上讲，道教地理学是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宗教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为地球表面人文现象的道教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关系的学问，是一门研究道教起源、分布、传播等所呈现出的空间次序、空间框架以及道教和环境互动的学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道教组织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2）道教礼仪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3）道教圣地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

虽然地理学的道教这一角度充分体现道教地理学的空间地理特征，这点是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如：道教医学、道教物理学等）所不具备的，但最大的不足在于未能充分体现道教与科学的地理学的密切关系。道门中人，在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中，对地理学做出贡献是突出的。例如道门中人长期巡游四海，记载极其丰富的地理知识，根据李远国在《列仙传》所载神仙七十一人和《神仙传》所载神仙九十二人中所涉及的名山八十多座、植物矿物类四十多种⑧，道门人士对地理学贡献可见一斑；又如：被李约瑟称为中国制图学史上关键人物的朱思本对地图学的贡献⑨。诸如此类的地理学知识，未囊括到道教地理学范畴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道教与地理学

道教与地理学，两者之间不存在着主次关系，既可以包含道教的地理学，也可以是地理学的道教。虽然，此视角之道教地理学有内容过于广泛之嫌，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

首先，充分考虑到道教地理学的特殊性，有效的弥补了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中的地理这两个角度的缺陷。定义道教地理学应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⑩，一方面道教地理学具有自身的地理空间特征，这点是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所没有的；另一方面，道教地理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紧密关系，这点跟其他宗教地理学有所不同的。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学这两个角度各执一端、各有利弊。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在充分体现两者优点的同时，弥补了两者各自的缺陷。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宗教与地理的互动可以转换为宗教与地理学的互动。

宗教与地理的互动，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RJ约翰斯顿认为：“人文地理学者只是研究某些关系，而把另一些关系留给自然地理学者，在垂直课题方向上，人文地理学者们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水平课题方向，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的流动上”B11。在宗教地理学领域里，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的流动上，表现为宗教（景观、教徒）流动上；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宗教与地理的互动。宗教与地理的互动，既可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与地理的互动，也可以是作为宗教人士与地理的互动。在道教地理学领域里，这种互动结果，一方面地理环境对道教的分布、扩散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道教对地理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通过道教的地理观、道教人士的地理学成就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道教与地理互动结果实际上体现了地理学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

最后，有学者对宗教地理学的界定既有地理学的宗教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学的内容。台湾潘朝阳认为地理学可以依其本质的研究进路从事宗教现的探讨：地理学的研究路线有其多元面向。依据空间理论，可对民俗宗教的空间结构、传播扩散等现象进行研究；依人地理论，可以从民俗宗教中探讨其所蕴含的环境识觉或认知；以区域理论，可以研讨区域内民俗宗教的独特性及其在区域内和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B12约翰斯顿所指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潘朝阳宗教地理学表现为“环境识觉或认知”，所谓认知：“认知与认识是同义词，泛指全部认识过程的总称。包含知觉、注意、记忆、想象、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B13认知是经过知觉、注意、想象、思维得出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讲，道教对环境的认知结果就是科学或类科学的地理知识。因此，按照潘朝阳宗教地理学的定义，宗教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实际上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学和地理学的宗教两个部分。

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道教地理学是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宗教学与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道门中人基于创教、布道、信仰等需要，在“长生久视”愿望驱动下、在“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等道教神圣观念指导下，在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在有意或无意的从事属于地理学范畴内的科技探索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地理知识或类科学地理知识的学问；以及采用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为地球表面人文现象的道教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关系的学问。研究内容主要有：（1）道教经典所蕴含的科学地理思想或类科学地理思想。（2）道教人士在有意或无意从事科技探索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地理学方面的成就。（3）道教组织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如：研究道教起源、分布、传播等所呈现出的空间次序、空间框架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宗教体系以及制度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框架的组织方式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4）道教礼仪的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5）道教圣地空间特征以及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如：道教名山、道教景观的分布、变化以及与环境要素关系的研究。

三、结论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宗教地理学研究存在着地理学的宗教、宗教的地理学、宗教与地理学的不同理解，可从地理学的道教、道教的地理学、道教与地理学三个角度出发，辨析道教地理学概念，认为：从地理学的道教角度界定道教地理学符合目前宗教地理学研究的一般做法，因此，此角度颇有可取之处，可称为严格上、狭义上的道教地理学；目前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主要是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的，这也是道教的地理学所侧重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也是有其可行之处，也可称之为狭义上的道教地理学；但由于前两个角度各执一端、各有利弊，没有完全兼顾到道教地理学与其他宗教地理学、道教与其他科学交叉学科的共性和特殊性，从道教与地理学这一角度出发，取前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是笔者所推崇道教地理学，也不妨称之为广义上的道教地理学。（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道教景观的地理时空分布及其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5NZYQN57）资助。

注解：

①李海林：《道教地理学概念辨析》，《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李旭旦等：《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黄志弘：《宗教地理学研究趋势之探讨》，台湾：《社会科教育研究》，第十期，序言。

④E.Sopher（1967）.Geography of Religions，Englewood Cliffs，N.J.p1～2。

⑤Lily Kong.（2001）.Mapping ‘new’ geographies of religion：politics and poetics in modernity.Pregoess in Human geography，25（2），p211～233。

⑥李远国：《论汉晋之际道教地理学的成就》，《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页。

⑦参见蔡主恩：《宗教地理学的过去发展与未来研究趋势》，台湾：《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五卷一期，第165页。

⑧参见李远国：《论汉晋之际道教地理学的成就》，《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3～4页。

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成都：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⑩李海林：《道教地理学概念辨析》，《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78页。

B11[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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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地理学；城市化；学科进展

一.我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开展较晚，地理学科基础薄弱，直到最近几年才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中国的奴隶社会时代的早期作品，如《诗经》、《管子》、《尚书》、《周礼》等，就是记录地理知识的典籍。

封建时代的历史记录除了《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许多编年史中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城市的描述，诸如《洛阳伽蓝记》、《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等，也都主要记载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建筑、风水，内容浩繁如烟海，也很难被称为城市地理书。解放前，在我国地理研究中，城市地理领域是空白的。解放后，我们在苏联的地理工作者帮助下进行了少量的研究，主要对农业产业进行服务。城市地理仍是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80年代后，特别是党的以来，在城市规划动作受到重视和城市的普遍快速开展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学进入历史上发展最旺盛的时期，在80年代，出版了大量论著。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领域的研究日益拓宽，研究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宏观和中观领域，如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系统。3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化宏观和中观的同时，微观的研究开始增加，城市交通、环境领域的研究也开始走入城市地理学的视野。数学方法逐渐被引进城市地理研究，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研究水平也大幅提升。

（二）关注重点研究课题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地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性质非常接近；另一方面，规划领导部门认识到，地理工作者参加编制城市规划工作的必要性?。在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环境方面，也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渗透日益突出

城市地理学和相邻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符合各级城市的法律结构的前提下，探寻和激发城市功能潜力，建立一个合理的空间布局实体，并实现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然而，为了进行这些研究，仅仅依靠城市地理学是不够的，所以与地理学接近的其他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开始。6这个交叉是多层次的，包括理论体系，方法和结论，移植和交叉引用。各学科通过跨学科交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并扩大了各自的研究领域。

（四）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团队日益成长，主要研究机构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项研究主要局限在综合性大学和地理研究所，开设城市地理课程和城市规划课程。80年代中期以来，国立师范大学地理系纷纷开设了城市地理课程，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工作，城市地理学在系内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城市地理系地理课程的设立和研究该学科的大学的增加表明，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有上升的趋势。

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加多元化，传统的标题也包含了新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城市数字化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在生态城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城市建模，GIS / RS及其他空间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总之，中国城市地理学从西方国家引进以来，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与过去??相比，是向前的一步，但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认真研究，高度概括，与引进的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特色的，定性和定量预测相结合的专业知识，真正创建一个生动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研究局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有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城市系统，城市化的发展方兴未艾，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地理将更快的发展。

二.国外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西方城市地理研究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920年以前城市地理地理科学体系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至今不超过半世纪。在此之前，城市地理学属于聚落地理学（或称居民点地理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激增。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很多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与此同时，一些繁华的港口城市，也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在此期间，人地关系成为地理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环境决定论备受推崇，特别强调区位条件决定城市的命运。当涉及城市内部时，则经常提到建筑形式，当地的自然条件，结合建筑物和街道的形式，屋顶风格，材料的类型等。10（2）1920—1950年工业革命使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逐渐成了配角。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城市被罩上了绚丽的光环。世界开始进入城市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这些变化，引起了人们观察城市、研究城市的兴趣。随之，关于城市的各种理论和学说也陆续问世。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芝加哥学派倡导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社会学家帕克、沃斯和伯吉斯，建立城市同心圆模型。城市地理研究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更加偏重于实地考察和城市内土地的利用，克里斯塔勒就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用以描述城市的规模等级，空间分布特征等城市发展规律。

这一时期的地理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物质环境决定论；第二，注重城市的生态和空间形态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城市地理的研究方向。（3）1950-197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们对城市的重建，刺激了对城市结构和布局的认知欲望，城市地理学发展开始加速。二战结束后，地理学经历了“数量革命”，1958-1962年达到了顶峰。20世纪60年代，中心地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数量革命可以被认为是城市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期间，数量地理学家布莱恩使用了一些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中心地理论，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的数学理论，他的《城市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统筹分析了城市规模和城市服务中心的关系。自此，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从城市景观特征转移到城市物质空间构上来。（4）1970年以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美国和西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背景，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社会学。

英国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研究中走到了前面，他们将城市空间资源与城市 发展统筹考虑，强调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特别是在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应该只考虑经济因素，应考虑公平的空间。在这些研究中，城市地理学出现了城市地理学中出现了人文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人文学派和行为学派认为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行为学派强调，要分析空间形式，首先必须分析个人的决策过程。11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的不断恶化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减少，融入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城市地理学开始受到多元化挑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我国城市地理学的成就及评价——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龙祖坤《数字化时代的城市网络 》硕博学位论文 2001年.

[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讨论城市地理在房产发展中的种种》.

[5]严重敏.《城市地理学 李旭旦人文地理学论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6]周一星.《城市地理学.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阎小培《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4年第06期.

[8]许学强，周素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地理》，第23卷第4期，2003年7月.

[9]《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10]《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中国城市发展网 2007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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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地理科学的信息化与现代化进行分析，探讨了对地理科学所带来的影响，结合这些内容概括了什么是地理科学，此后探讨并阐述了地理科学的主流和优势，内容包括：解决“定位”问题，地理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地理科学整体传统优势等。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能够为地理科学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地理科学；信息化；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地理学的发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20世纪的今天，地理学家在当今社会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帮助。当今社会，地理科学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均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意义深远。

一、网络化对地理科学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使网络时代的中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逐渐得到普及，网络时代已经深入人心，我国宽带高速互联网发展迅速，其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极大的便捷，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人为津道服务，这一变化促使我国各种业务在网络之间更加方便的结合在一起。网络化还别体现在具体的教育方面，我国已经开设2万多所信息技术课程学校，建立了相应校园网络，我国即将把网络化普及到中小学，从而让更多的校园实现网络化。同时，我国电子网络产品得到大幅度提升，如今信息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逐渐成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主要产业。

二、地理科学

我国曾经拟定“十五计划”时，声明过，要重点解决“定位”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一声明也适用于地理科学发展规划中，作为地理科学，需高度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其具备较高的综合性，只要将地理科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完善，才能切实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人口资源问题，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地理科学来源于自然，其根本出发点主要来源于环境本身，其具备自身独特优势。地理信息重点研究时间和空间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地质地貌而言，具有极大帮助。

三、地理科学的主流和优势

1.解决“定位”问题

地理科学帮助人们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问题，但是其不是包罗万象的。相关学者指出，地理科学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综合，顺着综合性思维的引导，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钱学森老先生对其曾作出概括，认为地理信息是定量和定性的综合集成。地理科学的新陈代谢极强，也有较高的吐故纳新能力，比较擅长对诸多相关科学以及分支学科等先进成果进行利用，制造出诸多相关学科以及分支学科，生成“精品”的大学问。只有充分掌握从复杂甚至不确定的巨大系统当中获得有限的、取样复杂的观测大数据，同时从数据库当中提取出相应的表征性有效信息，进一步升华，成为有价值的原始创新知识。能够对全球、全国、地区甚甚至小区等不同尺度的区域空g做出详细分析和模拟，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总体战略方案或者工程规划设计。对于地理科学而言，其没有必要和行业部门之间争地盘，和分支领域高低级重复。地理科学具备独特的综合性教材，同时也有独具特色的原始创新性项目，要想对地理科学现论、方法做出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培养并早就一批高层次综合型战略策略和工程设计人才，深入解决当地所需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地理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理科学主要目标是怎样对日新月异的观测数据等进行充分利用，进一步加强数据挖掘，充分掌握地理过程的时空转换管理，对未来趋势做出长期预测和预报。缺乏再现历史过程以及预测未来的趋势的能力，地理科学也就很难矗立在科学之林中，获得色会以及科学界的认可。“蛋糕还没有做大的时候”过早的研究如何分配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在地理科学内部，谁唱主角，哪一个分支重要，何种领域是优先的，一定及时明确。在整个地理科学还没有发展壮大的前提下，如何能够群策群力，促使其相互之间能够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大力发挥群策群力的整体以及传统优势，促使地理科学知识在创新竞赛当中能够大有作为，这属于广大群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地理科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3.地理科学整体传统优势

地理科学整体传统优势一共有三种：

（1）地理科学取法与自然，但是却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冰川、胡泊、滑坡、荒漠、高原、山地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对土地资源、土地利用以及城市环境等进行调查研究，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地理科学当中任何一门学科教材均充分考虑了我国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特点，但是其各有各的侧重点，这而理念的共识以及信息源的共享，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地理科学综合教育以及科研等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

（2）地理科学从来就非常重视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对时间和空间之间相互转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确定地理坐标系，主要是将地球的自传、公转作为依据，在古代，曾经应用天文和时间定位方式，对地球的经纬度进行测定，有时会反过来应用这些大地测量成果，对地球的椭球率和地图投影、地壳形变等进行研究。对地质、地貌等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现代科技，再现自然历史过程。建立相应的动力学模型，从而对未来的全球变化进行预测。当时的计量地理学可能是成熟过早，而今却重整旗鼓，借助对区位的理论的讨论、对空间分布情况的分析，为网络时代重新认识城市发展、生态经济问题等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球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卫星遥感、全天候不分昼夜对地观测等在地球的表层形成了一个天罗地网，为地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多维形式的监测以及虚拟现实依据。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其不但为地理科学带来了相应的综合性集成全数字化工作平台，其还和管理科学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地理信息系统。这一科学广受好评，在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等社会经济学界中广受好评。此外，其和工程自动化设计之间相互衔接，逐渐成为工程设计的崭新分支，被广泛应用在城市规划当中，通过智能小区设计方式以及管理管理方式，这属于地理科学理论研究、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以及产业化中的一大喜讯。

4.牢固抓住网络信息时代的机遇

牢牢抓住网络信息时代的机遇，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地球信息科学，将其作为地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将其作为地理科学和相关学科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桥梁，此外，建设信息时代新型地理科学。地图学、气象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一度被列入到20世纪地理学的十大创新思想之中。借助全球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方式，促使21世纪的地理科学焕然一新。地理科学具备多尺度和多维度的时间和空间分析能力，也就是地理科学规律的抽象、概括能力将会空前提升，建立一个全新的地理科学系统理论和方式，也将随之实现。

四、结束语

地理科学的迅速发展，现代化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人们重点把握网络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发展地理科学，促使其得到进一步完善，借助信息化推进地理科学自身现代化，做出结构性调整，面向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促使二十一世纪地理科学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1]方创琳.面向国家未来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的思考[J].人文地理，2011，04：1-6.

[2]许兰燕.水务管理信息化规划探析[J].才智，2012，01：374.

篇5

要]学科认同是表现学习者认可自身价值和追求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文章在文献分析、成熟量表测度语句借鉴、访谈和自编测度语句基础上开发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问卷，通过对西安6所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正式调查，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验证了旅游管理专业学科认同的结构和关联维度。研究结果表明：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整体结构和关联维度；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由专业学习、专业前景、专业意识、职业发展、专业投机、社会偏见、专业归属等7个维度构成；7个维度中专业学习、专业前景、专业意识对旅游管理专业的总体学科认同影响力最大。该研究对于未来旅游管理专业学科优化、学生职业教育培养和引导等均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旅游管理；学科认同；量表开发；结构维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41—08

1

引言

旅游业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具有先导作用和关联带动作用的产业，其对经济发展具有高贡献率等诸多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对旅游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直接促进了旅游教育的蓬勃发展。2010年全国旅游高等院校及开设旅游系的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院校已达967个，学生数达596095人。旅游教育的发展为行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旅游业提供了一定的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901077)与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12T20)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s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o BAI Kai)(No.40901077)and SoeialFoundation of xi’an City(to BAI Kai)(No.12T20).]

[收稿日期]2011-09—20；[修订日期]2012一03—19

[作者简介]白凯(1974—)，男，回族，副教授，博士，陕西西安人，研究方向：旅游市场开发和游客行为，E-mail：.cn；倪如臣(1989—)，男，江苏沭阳人，2007级本科生；白丹(1990—)，女，陕西西安人，2009级本科生。

人力资源保障。但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如数量布局和规模布局不尽合理，人才的特质与市场的需求契合度不高，旅游教育体系的建立尚待完善，旅游学科的建设尚未完成等。另外，旅游学的学科地位一直未明确，学界人士希望旅游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在一级学科“经济学”下设有二级学科“旅游经济学”(代码790.67)，包含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经济管理学、旅游企业管理学、旅游事业史和旅游经济学等5个三级学科，在一级学科“地球科学”下的三级学科“人文地理学”(代码170.4520)注明了包含“旅游地理学”的内容①。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0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旅游经济(代码0201s1)”被列为“经济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1997年增设了“管理学”学科后，取消了“旅游经济”学科，增设“旅游管理”(代码120203)学科为管理学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办学体制和投入不足的双重制约，使得旅游管理本科培养在诸多方面存在一定限制，“轻基础、重应用”倾向突出，但在应用方面又很难与西方旅游管理的培养模式比肩，尤其在专业实习方面。另外，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流出旅游业的情况严重，旅游教育和旅游行业出现了一定的“供需错位”，从而出现大学生对旅游专业的认可度不断走低，本科生旅游行业内就业率不高，企业不敢用本科生、留不住本科生等诸多负面现象。上述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旅游管理专业发展和旅游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现阶段旅游管理本科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情况，通过实际调查发现旅游管理本科生对专业的认同构成和评价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文献述评

2.1认同

认同(identity)这个概念首先由弗洛伊德提出，也被称为“同一性”，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目前，西方学界对认同概念的理解大体上是指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对自身同一特性的意识或内在界定，欧洲学界则将其划分为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种。个人认同指个体对自己一定独特性的意识，个人认同使个体在时空上确立自己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而社会认同则是个体对自己处于一定社会群体、社会范畴(socialcategory)的意识。

学者们对认同所包含要素和功能理解不一，但细化认同研究脉络后可知，认同包含了以下的基本特征：(1)认同是复合概念，是由个人的驱力、能力、自我概念、生活经历、性别角色、所承受的团体规范等建构而成的；(2)认同是动态的结构，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3)认同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个体将过去行为与未来期望同自我密切关联；(4)认同包括自我肯定与自我认识；(5)认同为个体提供未来的目标与方向。

认同对个人发展如此重要，个人越能察觉自己的独特性及与他人的共同性，越能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这也说明，认同对个人生涯的未来方向、个人的人际关系及个人的社会作用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2.2

篇6

关键词：职住空间关系；比较述评；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必要从学科背景的视角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观点和争议进行梳理、比较、总结和展望。职住关系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企业与居民两类群体以及生产与生活两大城市活动等多要素、多主体综合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内涵极为丰富。职住关系也成为多个学科洞悉城市空间肌理、探索城市成长机制、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着眼点和重要议题。但对于职住错配的存在性、职住平衡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学者们却存在较大争议，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W科在属性特征和关注问题视角上的差异。综合性和交叉性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属性，学科交叉和理论方法的融合借鉴是地理学研究的趋势。然而，探寻这些争议产生的根源仍有利于人文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学者准确定位并寻到新的拓展空间。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探索中国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方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下，中国城市空间迅猛增长并快速扩张，其内部空间结构也经历了剧烈的演变和重构，制度改革、历史遗留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扰动使得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西方学者构建的框架体系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仍存在一定不足。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与方法对职住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在借鉴过程中缺乏对于相关问题的学科属性视角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学科背景差异这一全新视角追寻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最初目的和着眼点，探寻相关争议产生的根源。在厘清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既有研究总结、比较和述评，展望可能的具有较大拓展空间的中国职住关系研究的科学问题。

1基本概念

职住空间平衡（Jobs housing spatial balance）：是指在一个城市或给定的地域空间内，劳动者数量大致等于就业岗位数量，大部分居民可以实现就近工作，通勤方式以非机动车为主，即使采用机动车方式，通勤距离和时间在合理范围以内，反之则是职住空间失衡。“职住空间平衡”也简称为“职住平衡”。职住平衡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建筑师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就业与居住相互临近、平衡布局的思想，《雅典》认为要合理安排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关系，经沙里宁、芒福德等学者的发展，职住平衡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划师们将美国城市中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归咎于过度的郊区化，试图通过职住平衡来缓解，城市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

职住空间错配（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源自于Kain的“空间不匹配”假说，他指出，在美国的城市中，由于黑人的居住隔离和就业岗位郊区化，导致内城少数族裔失业率高、收入较低和通勤距离增加。后来，研究对象逐步扩展到低收入群体、新移民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国内，“职住空间错配”也称为“职住空间失配”，与其对应的是“职住空间匹配”，是指在指定的区域或空间范围内，就业需求与就业供给能够基本相互满足，同时涉及就业人口的数量、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类型等影响居民居住与就业区位选择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与“职住平衡”相比，这里突出强调了就业人口的社会属性特征。

居住就业空间关系（Jobs 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也称为“职住空间关系”或简称为“职住关系”，是指城市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位置关系。职住关系包含了居住、就业和通勤三大主体内容，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既有研究看，居住就业空间关系是个相对较为宽泛的概念，涉及了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平衡、职住区位选择、过剩通勤以及就业可达性等职住分离测度的研究。就业可达性指标最初用来测度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错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表征职住关系，测度就业可达性的结果模型、潜力模型和EINO模型也被相继提出。另外，在国内研究中还使用了“职住空间组织”的概念，虽未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旨在表达居住与就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及职住分离的空间格局。

职住空间平衡、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关系及相关问题构成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内容体系，它们也是职住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通过梳理文献尤其是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它们在使用时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交通拥堵、通勤距离增加等职住关系问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一些研究发现城市规划中注重职住平衡可以缓解职住分离，但也有研究认为职住平衡会降低城市经济效益，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体根据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区位不断调整以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我们认为，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学科关注问题视角的差异。

2不同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

2.1社会学与社会管理视角的研究

社会学以人和人类为基本研究对象，侧重于关注社会的公平和人性的平等。职住空间错配是社会学关注职住关系的主要视角，其最初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问题研究给政府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议以缓解群体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职住空间错配'研究源于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既有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争议。首先，出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弱势群体就业问题是由城市内部产业转移、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等多重原因造成的，其形成机制也是非常复杂的，但种族歧视、受教育差异、收入差异以及福利制度等社会层面的因素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视角。其次，之所以称为“职住空间错配”假说，因为学者们在控制不同要素、在不同地区或对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该理论的存在。如对旧金山和纽约的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承受了更长的平均通勤时间。最后，学者们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选取、样本的复杂性以及指标计算误差造成的。研究样本通常选择就业者，当包含失业人员在内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研究结论；通勤时间及距离受到通勤模式和个体家庭事务通勤的影响，难以将这些因素剥离出来；选取尺度的大小对以就业可达性为指标的研究也会有较大影响。这些都是当前研究难以克服的误差，当拥有海量样本数据作为支撑时这些问题可能得以解决。

中国大城市弱势群体的职住空间错配的发生背景和形成机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周江评将“空间错配”假说推介到国内，并指出，在“退二进三”的产业空间转移以及大量的人口迁移发生的背景下，中国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弱势群体的就业与居住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成因、空间分布和不同群体等三个方面开展。在成因上，制度性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随着以“单位”为居住就业基本组织单元的逐步解体，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出现了职住空间错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在低收入群体中不断加剧，中国大城市与国外城市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限制和制约，虽然保障性住房缓解了部分群体的居住问题，但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不均衡造成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并以此加剧了职住空间错位。

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主要开展了对北京、广州、南京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研究，中等城市涉及不足；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教育、家庭信息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群体类型选取上也较为随意，尚未开展对一类群体的多区域比较和一个城市的多群体类型对比的研究；基于文化、政策和收入视角的弱势群体感知研究也较为薄弱。

2.2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城市经济学对于职住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模型大多源自于经济学，目的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和效用，强调为城市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并预测城市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受研究传统的影响，城市经济学视角是西方国家职住关系研究的主流。

2.2.1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与职住空间关系

城市经济学认为，职住关系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研究出发点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和模型。20世纪60年代A10nso的单中心城市模型是城市经济学视角研究的基础理论。居民通过权衡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选择居住区位，在假设就业机会和地租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减的前提下，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竞租函数和建筑密度具有空间负梯度，而人均住房消费量具有正梯度。单中心城市模型解释了当企业选址外生给定的情形下居民的居住和就业行为。实际上，企业在城市内部选址时除了考虑土地成本外，还会考虑到交通成本、劳动力可得性、市场接近性以及集聚效应等因素，当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而出现集聚不经济时企业则逐步向城市地区寻找空间，在企业重新选址的带动下居民居住也将重新进行区位选择，从而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

2.2.2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

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主要分为居住区位与就业区位间的关系、影响因素和方法等三个方面。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问的关系上，在不控制任何要素的前提下，居住和就业的区位选择会相互影响，通勤成本与居住成本的衡量决定了职住区位，学者们倾向于对其进行联合区位选址研究。在影响因素上，就业区位变换对居住就业区位的重新选择起主导作用，但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交通设施决定的通勤成本对区位决策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国内学者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余建辉等研究l现，北京市居民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存在正向联系的协同决策过程，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决策过程的异质性。研究方法上，早期研究使用了基于市场均衡的重力与熵模型、帕累托最优区位模型以及基于行为研究的压力和惰性概率模型，也有学者开展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迁移研究。控制某些变量的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模拟研究是城市职住关系模拟以及更进一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实践和应用研究仍比较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2.2.3职住关系的形成机理及主要观点

城市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认为大城市特别是多中心城市的职住关系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居民与企业互相影响和相互选址的过程，是在集聚经济和通勤成本间权衡的结果，在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平衡难以实现。第一，职住分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的就业密度梯度大于人口密度梯度是共性，伴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二者的密度梯度差异不断加大，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分离也随之加剧，行政规划对于职住平衡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第二，职住关系的决定因素是集聚经济与通勤成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作为干扰性要素影响居住区位的选择并强化职住分离。企业在集聚经济效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间权衡之后进行区位选择，居民则在工资收入、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问权衡之后选择居住空间，两者区位选择的结果即是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第三，对于职住平衡，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难以实现。职住接近或土地的混合利用可能导致集聚经济的丧失，土地的混合利用伴随着就业密度的下降从而产生大量混乱而随机的交通流从而降低交通可达性，在个性偏好以及家庭可能拥有多个就业人口的现实情况下，职住匹配在劳动市场上也难以实现。第四，对于职住分离造成的弱势群体就业、居住以及城市交通等衍生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通过特别关注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不断缓解。政府应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完善配给制度，优化交通设施布局，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合理、平衡配置，降低对市场力量决定下的职住空间格局的负面干扰。综上，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观点是“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理论的理想状态，不能将其凌驾于市场作用之上，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的力量下形成合理的职住空间格局。同时，政府应该在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推动形成合理的职住关系。

处在制度转型和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要素供给市场自身调解的不足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空间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大多仅将居住就业区位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纳入模型中进行推理研究，未能将文化、教育、卫生、购物、游憩环境以及交通的可达性等要素的影响考虑其中，这些因素往往对居住就业区位尤其是居住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孙斌栋等研究认为相比较就业地而言，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十字路口比重等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职住分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包含居住地、工作地以及活动空间的建成环境对北京郊区居民汽车出行具有显著影响。郑思齐等提出构建符合中国城市实际的土地利用、交通和环境空间一体化的均衡模型并对城市空间增长进行模拟和预测，但这需要涉及土地、企业、就业、人口、房价、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多要素、多尺度的历史和实时数据作为支撑，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各要素问的复杂关系并剖析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3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

城市规划学强调城市的空间布局，综合安排城市的各项工程设施，注重为城市寻找合理的功能分区和景观布局，工程性的特征较为明显，侧重于职住平衡和城市交通研究。城市通勤虽然多使用城市经济学的数理模型，但常用来衡量职住平衡及其与城市交通的关系。

2.3.1职住平衡研究

既有研究首先在职住平衡的测度上展开讨论。一方面，在测度方法上，假设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就业人口时，在给定的区域内就业岗位与家庭数量之比处于0.8-1.2时认为职住是平衡的；如果有双职工家庭时，一般采用独立指数来修正。鉴于居住和就业人口属性较为复杂，一般从数量平衡、质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等三个方面开展。数量平衡称为平衡度的测量，是指本区域内居住者数量与就业者数量之比；质量平衡称为自足性的测量，是指在本区域内居住又在本区域内工作的居民数量占本区域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基于前两个指标可以得出反映城市通勤流向的结构平衡。另一方面，空间尺度对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具有很大影响。尺度越大，平衡度和自足性越高，反之则越小。一般将县或城市作为宏观尺度，社区、邻里或普查小区为微观尺度，而距离居住地或就业中心合理的通勤半径构成的区域作为中观尺度，但对于工作地与居住地间的合理通勤距离却存在较大争议，且至今没有达成统一。

在职住平衡政策的有效性上学者们也存在较大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对职住平衡理念的支持学派，建议通过规划政策的实施改变现状。Cervero研究发现郊区就业中心的职住不平衡与周围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住平衡地区职工的通勤距离比不平衡地区短。另一学派则是怀疑学派，认为职住失衡是导致交通拥堵的可能的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通过市场竞争可以实现空间均衡，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Gordon等研究发现，在美国，相比较非工作通勤，工作通勤的比例较小，以此推测职住失衡不是构成交通状况恶化的主因，Giuliano等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人口的增长、小汽车的使用、高速公路的建设不足对交通状况恶化有显著影响，与职住分布关系不大。因此，他们认为，交通设施的完善比职住平衡政策更为直接有效。何舟等通过对上海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单中心与多中心结构以及职住平衡状况均对城市的通勤时间造成影响，职住平衡与通勤时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即城市通勤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和研究尺度是极其敏感的，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通勤时间对职住平衡的有效性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虽然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学家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大量研究认为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的重要因素，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做适当考虑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混合使用能够使居民在居住区附近就业，降低职住分离发生的概率，孟繁瑜等对北京的调查研究认为，在城市规划和房地产选址的评估时考虑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就业的潜在住房消费者的空间位置可以有效缓解城市职住分离状况。其次，职住平衡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随着居住就I的空间外拓以及城市多核心结构的逐步形成，广州市职住空间的均衡性不断增强，宏观空间组织模式也发生转化，居民出行空间趋向均衡。中国西部大城市如西安和成都未出现严重的通勤效率低下问题与职住平衡和城市功能分区比较合理有密切联系。最后，规划视角的土地混合利用与经济学视角的集聚经济并不矛盾。党云晓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人口和产业走向空间集聚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容易造成职住失衡，如果能够将宏观规划层面的职住平衡与微观层面的土地混合利用相互衔接，则会实现集聚经济和职住平衡的协调发展。

2.3.2城市通勤的测度与优化研究

一般采用通勤距离或通勤时间作为职住平衡有效性和城市通勤效率的衡量指标。城市通勤测度方法经历了由单一指标向多指标再向模型构建的发展历程。以Hamilton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使用过剩通勤指标，过剩通勤是指研究区域观测到的平均通勤距离和理论上的最小平均通勤之差，Giuliano等则使用理论最小通勤测度城市的职住平衡状况，理论最小（最大）通勤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居民都选择最近（最远）的地点就业从而形成最优（最差）的通勤状况，Charron认为由于最大通勤和最小通勤是城市通勤的两个极值，不能代表实际通勤行为，提出使用平均随机通勤即研究区内居住地与就业地的任意组合的通勤平均值表征城市的通勤效率。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如刘定惠等对国外过剩通勤的研究方法做了总结性推介。之后涉及通勤方式、通勤效率、通勤模式与职住关系的综合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扩展最小通勤模型、新指数模型以及城市三角模型被用来研究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鉴于职住平衡与城市通勤间的复杂关系，当前，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的模拟和优化模型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杨超等提出了基于理论最小通勤的最优增长分布模型，寻求最优新增岗位与住房的数量以及新增劳动人口与岗位的最优分布。刘阳等构建了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以小波神经网络为求解算法试图对城市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当前，这些模型仅仅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与城市职住关系结合的城市通勤演化模拟与预测仍需要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

2.4人文地理与城市地理视角的研究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城市地理学研究不同地理h境下城市的形成、发展、组合分布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因此，城市地理学侧重职住关系的测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2.4.1职住分离对居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的影响

一般来说，职住分离将增加居民的通勤距离，当通勤时间达到上限时，居民就要改变通勤模式以满足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在城市交通网络和交通可达性的限制下，形成了城市特有的通勤空间结构。Levinson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平衡和相应的土地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以及居住环境设计对城市交通和空间组织具有显著影响。学者们对北京市的通勤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随着职住分离不断恶化，北京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不断增加，总体上的通勤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造成通勤格局的分化，处于的城市近远郊地区满意度和通勤状况均较差；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的出行和城市交通有重要影响。虽然当前研究多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但缺少对不同类型居民通勤意愿的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对理解城市通勤的特征和形成机理有重要意义。

2.4.2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从既有文献看，城市地理学视角的职住分离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大多是基于城市制度变迁和城市结构的快速演变，研究结论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强调转型期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遗留和路径依赖影响。既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原有“单位”体制下形成的职住空间结构逐步解体，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造成居民迁居行为促进城市中出现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并由此造成较为普遍的职住分离现象。第二，强调城市空间结构快速演变的作用和影响。北京都市区的职住分离是由产业郊区化落后于住宅郊区化造成的，在居住与就业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明显的就业和居住功能区，职住分离现象极为突出。第三，强调居住行为和行业就业分别对职住分离的影响。孟斌等研究发现居住行为如居住地区、居住条件、住房产权性质和迁居行为等因素与职住分离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状况对职住分离程度也有显著影响。随着产业升级及产业的空间再分布，不同产业的就业状况在空间上出现显著变化，不同行业的就业人口职住分离现象存在明显差异。第四，强调制度变迁、城市结构演变以及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的混合作用，即在历史因素、政府因素、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大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和职住分离的现象。从既有研究看，对于中国大城市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是职住分离形成的大背景，但对于政策的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的研究还极为薄弱。随着人文地理学更加强调微观个体的研究以及文化和制度转向，基于个性偏好的不同类型居民及社区职住分离的形成机制差异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2.5比较述评与总结

职住关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研究体系，各学科依据自身学科属性从不同视角研究职住关系，得出了具有一定差异的研究结论（表1）。社会学主要关注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虽然对“空间错配”假说仍有较大争议，但总体上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关系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从经济效用最大化出发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推导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认为职住平衡仅是理想化模型，职住分离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市场机制能不断调节企业与居民区位选择从而达到空间平衡。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认为城市设计应充分考虑职住平衡，使用城市通勤测度职住关系的合理性并试图通过交通优化缓解城市拥堵及职住分离问题。城市地理学视角侧重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的演化、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采取由制度、规划出发的自上而下以及从企业、居民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宏观微观混合交叉研究，从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职住分离对居民生活活动的影响两个角度探索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路径。

3启示与展望

3.1启示

我们根据相关主题内容国内外主流研究的学科倾向，将职住关系分别划归为前文的四个不同的学科，试图从学科差异的视角解释职住关系研究上形成的主要结论和争议。事实上，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对研究方法和技术模型相互借鉴并改进创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有：一是均将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作为判断职住关系是否合理的手段，认为优化交通可以改善职住关系，但对其合理的范围却存在较大争议；二是空间尺度单元是职住关系测度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同尺度单元下的职住错配、职住平衡及通勤可达性的可比性不强；三是都强调定量化研究，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职住平衡测度、就业可达性评价、交通优化以及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均是通过数理模型进行计算推理；四是均认为职住错配及职住失衡是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体制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交通供给、技术进步及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准确评价并优化城市职住空间结构。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将是职住关系研究的趋势。

3.2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展望

3.2.1基于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研究

大数据为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城市通勤与城市交通等城市空间结构与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平台，相比传统数据和研究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研究尺度上，传统的统计数据往往局限于行政单元，大数据可以以任意大小的地块为研究对象，灵活的尺度转换为职住均衡的模拟提供了可能；研究方法上，传统的问卷调查的优点是能够体现调查对象的主体性，但大量调查样本的获取会耗时耗力，而大数据提高了职住关系信息的准确性。在时效性上，大数据能够获得城市居民职住时空间行为的精准信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实时传送和可视化处理，也可以实现交互优化和效应评估。当前，国内外学者基于移动终端、网络平台、公交IC卡、视频检测等数据已经开展了职住关系的研究，龙瀛等提出了以GIS为平台，集成元胞自动机、基于主体建模以及微观模拟等方法与模型，依靠大数据的精确性，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模拟，从而为土地开发、企业分布、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设施选址、政策评估等提供综合分析和决策依据。

3.2.2职住关系的演化与模拟

S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致力于构建模型，将城市要素输入集成软件，模拟城市空间发展过程并预测不同政策下城市空间的未来发展状态。继Lowry提出了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模型，即Lowry模型之后，欧美许多国家在该模型理论框架上开发了适合自身的集成软件，如英国交通部门开发的LASER模型，不仅可以模拟输出多年份人口与工作岗位的空间分布以及交通状况，还可以通过不同空间发展政策下地区人口、交通、产业的分布及可持续性的变化为决策的制订提供依据。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城市空间增长的模拟研究，如：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居住就业区位选择模拟和基于Lowry模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模拟。牛方曲等在LUTI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包含经济社会活动变迁模型、房产数量变化预测模型、交通模型、经济社会活动区位模型等子模型组成的UASEM模型，为集成多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国城市空间演化的模拟和预测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和设想，在城市居民出行分布模拟方面做了初步尝试。总体上，当前现有模型无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的模拟和预测，国内对于职住空间的优化与模拟研究还极为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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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景观设计理论、实践的提升，为世界人居环境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方向与动力，其学科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作为建筑设计专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景观设计”部分，也应当对这一学科发展的新趋势而做出相应调整。本文拟从教学框架、设计选题与课程衔接三个方面来探讨建筑学教育框架下的景观设计课程的内容优化与教学探索，并以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2011年以来的景观设计课程设置为例来具体阐述这一教学思路、成果及反馈。

关键词

景观设计；建筑教育；教学探索；地域性；学科发展

1.背景与问题

在建筑学教育体系中，“景观设计”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评估标准（2013）》中，明确规定了建筑学本科教育的四方面知识构成，其中“景观设计”与“建筑历史与理论”“城市设计”等并属于“建筑相关知识”这一环节，要求为“熟悉景观设计理论和方法，掌握景观设计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到设计中”。然而，随着城乡环境的发展变化，“景观设计”的定义、内涵及理论实践在近年来不断讨论、拓展与深化，出现了“景观设计”“景观建筑学”“环境艺术”“风景园林设计”等不同称谓，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原“景观设计”确定为“风景园林学”的正式名称，设立为与建筑学、城乡规划并列的一级学科[1]。在这一学科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的“景观设计”课程应如何定位、调整，才能为学生建立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领域的宏观视野？在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学科热点频现、设计视角多元的情况下，如何立足当下，使学生掌握并了解景观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新方向？在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学科内容拓展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并有所侧重，将这部分知识与建筑设计相衔接，最终纳入建筑学教育的整体框架中？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建筑学教育需面对的迫切问题。

2.传统建筑教育中景观设计课程的现状与反思

2011年前，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在建筑学一级学科中仅仅作为城市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的一部分，相当于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层次[2]，虽然2011年以来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地位大幅提高，学科内涵更为完整，但我国当前建筑教育中的“景观设计”课程，其教学内容与知识点构成还是延续着2011年前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定位，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将景观设计定位为建筑设计的后续与附属阶段，未能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视角出发，引导学生发展出更为整体与综合的设计策略；二是在教学评价中过于侧重景观设计的美学价值，对竖向设计、雨水管理等与生态技术实践密切相关的内容强调不足；三是对于景观设计学科近年来发展的热点，如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课程内容的知识更新不够[3]。建筑学教育框架下的景观设计课程，其定位是建筑学教育中的“建筑相关知识”，基于建筑学从业、研究人员的教学培养目标，以及受限于课程总体安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的全部知识加以教授。在这一前提下，如何选择知识重点、建立整体知识框架、突出学科热点，最终将其学科特有的设计知识综合、容纳到建筑设计能力培养中，是建筑学教育框架下的“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首先要思考的。

3.教学框架、设计选题与课程衔接：三个层面的探索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拟从教学框架、设计选题与课程衔接三个方面来探讨建筑学教育框架下的景观设计课程的内容优化与教学探索，并以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2011年以来的景观设计课程设置为例来具体阐述这一教学思路、成果及反馈。

3.1基于人居环境设计整体视野的教学框架

建筑学教育框架下的景观设计课程，通常是兼顾了概论、专题与设计的一门课，需要在短时间内为学生确定一个景观设计的整体知识框架。从学科发展背景来看，风景园林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已成为人居环境设计的三个并驾齐驱的学科，因此，立足人居环境设计的整体视野设定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框架，一方面能强调出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共同立足点，使学生能较快把握景观设计的本质及设计目标，另一方面，对后续景观设计的对象、设计方法的阐述，也能让学生摆脱单纯从美学角度进行景观设计评价。从“人居环境设计”这一立足点出发，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的景观设计课程的教学框架由分为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区域尺度的人居环境”景观设计，这部分主要从两条线索来讲授，第一条是在生物进化论、生态学和土地伦理学等理论影响下的生态规划的理论及设计体系，强调运用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方面的知识来规划人居环境；第二条是从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影响下的文化景观理论及设计评估体系，强调人地互动关系及景观文化现象的过程性，“区域尺度的人居环境”的景观设计是近年来发展较快并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发展方向。第二部分是“场地尺度的人居环境”相关的景观设计，从行为与空间互动、美学、新型生态技术等角度来讲授人居环境设计，是传统意义上小尺度景观设计的延续。

3.2突出地域性特征的系列化设计选题

建筑学教育体系下的景观设计课程，往往只有一学期长度，还要包含理论讲述与初步的设计训练，因此，其设计选题不求综合与全面，而应突出问题、强调重点，以使学生在短期内掌握景观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思路。在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景观设计课程中的设计部分，其选题立足杭州地区风景园林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结合理论讲授，设定了“公共景观场所调研与优化”“历史地段城市绿地设计”“风景园林遗产修复”三个层面的设计选题。三个层面的设计选题，实际上是围绕着杭州的地域性特征及地域性问题而设定的系列化设计，从而让学生对景观设计方法有具体化的了解及掌握。“公共景观场所调研与优化”这一部分是对杭州公共风景场所进行调研、发现问题并加以优化设计。学生可以选择西湖周边风景场所进行人群行为、景观空间热点、景观视域等进行调研，做出评估及优化。从教学反馈来看，这部分的空间及景观优化设计控制在较小尺度，能延续、发挥学生已有的建筑设计经验，有助于让学生快速理解景观设计的基本设计原理。“历史地段城市绿地设计”部分，是选择一块位于遗产缓冲区的城市历史地段公共绿地进行景观设计。在场地、背景、问题均较明确的前提下，鼓励学生运用所学景观设计课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来产生景观形式，从城市区域活力再生的视角开展设计。这部分设计是景观设计课程中的主要设计训练，要求从“综合设计”的角度出发，将城市空间、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人群行为统一考虑，从问题出发拟定设计方向。从学生的设计最终成果来看，大部分学生能主动运用自然生态处理过程产生空间，以三维及动态的眼光审视场地，提高了处理场地、景观的设计能力，而这些能力也同样可以运用到下一步的建筑设计中。“风景园林遗产修复”部分，是学生可选的设计环节，主要内容为杭州传统风景园林遗产的景观场地及景观要素修复设计[4]。本部分设计与遗产园林管理部门合作，对风景园林遗产景观要素进行评估及必要的修复设计。景观遗产的监测、评估与保护，是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学）的学科新内容，参与本部分设计教学的学生，能与管理部门直接合作，了解与解决现实问题，对遗产保护、修复性设计均有了深入的了解[5]。

3.3针对模块化建筑课程的内容衔接

建筑学教育体系下的景观设计课程，一方面是使学生获得建筑师应具备的景观设计相关理论与知识，另一方面是让学生具备基本景观设计能力的基础上，整体提升自身的综合设计能力，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建筑设计从业人员或进一步深造学习。因此，景观设计课程应注重与建筑设计课程的互相衔接，这样才能使学生受到连续性的设计教育，将设计变成一种兼顾发现、研究与自我学习的综合能力。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现行课程为模块化设置，有1年级的“形态与认知”；2年级的“建筑与环境”“空间与行为”；3年级的“技术与建筑”“建筑与文脉”；4年级的“建筑与城市”“城市与文化”七个模块。景观设计课程设置在三年级，考虑了与2年级“空间与行为”、3年级“建筑与文脉”两个设计教学模块的知识衔接。

4.结论

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提升，为世界人居环境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方向与动力，在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的景观设计教学，其理论教学应以“地域性”为核心，关注与建筑设计的差异性与启发性，并通过与建筑设计课程的衔接，将其纳入综合性设计的知识体系与技能培养中。从2011年起，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的景观设计课程基于以上认识进行了内容调整与设计选题，从几年来的学生反馈及设计成果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对景观设计及风景园林学科的兴趣持续贯穿在以后的建筑设计学习中，也有多位同学在建筑学本科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一步开始景观设计方向的研究生学习。

作者：都铭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设计与景观园林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09-2010风景园林学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林广思.论我国风景园林学科划分与专业设置的改革方案[J]，中国园林，2008，24（9）：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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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36）

摘 要：既有的权利学说是视角主义的，分别从主体、客体和社会性这三个要素对权利展开分析。视角主义权利学说在方法论上是以部分去解释整体，因而对权利本质的解说是不完整的。视角主义的本体论缺陷是导致权利的主客体二元分立。在逻辑上，权利主客体二元论和视角主义的克服可以借助于实践哲学一元论及其社会空间理论。社会空间这一范畴可以对权利作出整体性阐释并且能对主客体二元论权利学说给予合理回应。权利本质的整体性解释应当是社会空间。

关键词 ：权利；空间；实践哲学；二元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5-0002-20

收稿日期：2015 -01-07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朱垭梁（1978-），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理学。

在法理学中，如同我们会锲而不舍地追问“什么是法律？”一样，我们也会时刻反思：“什么是权利？”对权利一词的理论解说既会在形而上的层面影响到我们对于“法”的理解，还会在形而下的层面左右我们对于各种具体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诉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等等）的把握。如果我们把法律看作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么权利无疑是通达其全身的神经网络。“权利是贯穿于法的运动过程的法律现象，是最核心的法律要素。法的运动，无论其具体形态多么复杂，但终究不过是围绕权利这一核心要素而展开的。因此，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无需多费笔墨的。可惜的是，经验告诉我们，问题的重要性往往是和其答案的确定性成反比的——权利问题也不例外。既有的权利学说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众多的选项，却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外，更多地还可能与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有关。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些看似纷繁复杂、头绪凌乱的权利学说做一番文献学的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学说都只是从某个角度看到了权利这个复合多面体的某个侧面而已：意志说、自由说等学说阐明的是权利所包含的主体要素及其自由意志；利益说窥见的是权利所蕴含的客体要素或者说外在物；正当说、规范说、强力说等则试图论证权利所具有的社会性要素——即界限和范围。由此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看到了权利展示给我们的不同表象，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后面所隐藏的权利的本体（或者说本质）仍然是个谜①。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现有权利学说的欠缺之处，分析其背后的哲学二元论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空间权利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对现有权利理论反思后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也是从实践哲学和社会空间理论（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空间社会学等等）中引进智识资源以丰富法学研究方法的一种不可多得的尝试。

一、对既有权利理论的反思

这里所谓的权利理论主要是指阐述权利本质的观点、方法或者学说。由于权利问题在整个法学理论中具有基石性的作用，其牵连甚广，历来就是理论家们的必争之地，因此权利学说也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源远流长有之，独辟蹊径者亦有之。根据学界的一般看法，仅为大家所熟知的观点就达十余种之多‘纠，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九种：“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尺度说”、“正当说”和“选择说”①。若要对如此众多的学说一一作解，说明其来龙去脉，分析其是非曲直，实非易事，也非可取之举。好在理性给我们提供了演绎和归纳的思维工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一团乱麻时也可以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

从演绎的路径看去，权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在逻辑上必然包含三个不可化约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和社会性②。首先，权利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所以“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所谓的“权利”只能是无本之木；其次，权利必须是有所指向的，因而作为意志对象的客体也是权利的应有之义，不然所谓的“权利”纯粹是无源之水；最后，“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动物”[3]，人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属性。如果对这三个基本要素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主体和客体是权利的内在要素——它们都是构成权利的本体性要素，社会性是权利的外在要素——它决定着个体权利的范围和社会界限。以上对权利这一社会存在的一番演绎告诉我们，权利这一法律现象是可以从三个视角去分析和把握的：即主体视角、客体视角和社会性视角。

而从归纳的路径看去，九种代表性的权利学说也的确没能跳出逻辑分析为其划定的红线。具体而言，“主张说”、“自由说”、“选择说”、应属主体视角的权利学说，因为它们都侧重于从主体及其自由意志的角度来阐释权利。其中，“自由说”的立足点是主体的自由意志本身，“主张说”的立足点是意志的表达，“选择说”的立足点则是意志行为。虽然都是主体视角，但由于它们对主体及其意志的关注点不同，所以又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利益说”当属客体视角的权利学说，因为不论是人身利益、财产利益还是其他利益，都属于权利的客体。“资格说”、“可能说”、“尺度说”、“法力说”、“正当说”则属社会性视角的权利学说，因为它们都在不同层面说明了个体权利的社会属性，也即表明了个体权利应当获得社会承认。和主体视角的权利学说因不同的立足点而形成不同的学说相似，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社会性视角的权利学说，是因为“社会承认”本身具有不同的面向。详言之，这种“社会承认”既可以是赋予主体某种“资格”（面向主体）或给予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面向行为），也可以是划定行为的“尺度”（面向范围）或承诺使用“强力”给予保障（面向救济）①，还可以是习惯、道德上的“正当”性评价（面向价值）②。当然，上述三种视角的划分是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做出的，所谓“纯粹”的主体、客体或社会性视角的权利学说并不存在，也即是说，各种学说之间难免相互牵连和渗透，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视角划分的意义在于看清各种学说的理论偏向，以期在认识论上达到“逃离洞穴”的效果。

既然现有的权利理论都是基于某种视角而展开的，那么其必然存在解释力的盲区，且包容性也会大打折扣。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一种视角固然都能看到权利的某个面向，但又注定只是那个面向，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北岳先生所言：“诸解说各自成立之处在于，它们各自都说明了权利概念中的某一要素或两个要素；它们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它们都未能全面、总体的阐释权利概念。”对此，且容一一道来。

首先，权利的主体视角无法观察到下列权利现象：

其一，在公法、社会法以及私法领域中，有些权利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行政机关的依法授权而产生的，其与个人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行政法上的“行政法权利”，如行政参与权（包括公职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控告检举权等）、行政受益请求权（包括获得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等）以及行政赔偿请求权等等就是如此③。——它们与主体的意志自由、主张和选择等等无关。此外，劳动法中的休息休假权、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等等同样如此。私法领域中也存在着一些与主体意志无关的权利。如，因强制缔约而形成的债权请求权、留置权、法定抵押权等等。这些法定权利以法律的规定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与所谓的个人意志、选择等等无涉。其已经超出了主体视角的视线范围，形成了该视角的盲区。其实，它们正好处在社会性视角的视觉范围内，可以被解释为法律所赋予的正当、资格、可能等等。——所以，这是主体视角的盲区，却是社会性视角的视域范围。

其二，无力回应“为何无行为能力（包括意思能力）者也能享有权利？”这一问题。所谓自由意志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即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判断能力。但假设并不等于真实，事实上，能力不健全和无能力者大有人在，法律不可能将这些无意思自治能力之人排除在外①。对此，主体视角权利的学说显然是无力自圆其说的。正如耶林所指出的，“以意志力为权利本质，也就意味着无意思能力者不能享有权利。”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自由意志”的理论预设有关。“自由意志”是被等同于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主张”和“选择”则是这种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易言之，如果主体没有这种理性判断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主张”和“选择”，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权利。其逻辑结果是，那部分没有自由意志的“人”被排除在“主体”之外，成为了法律上的孤魂野鬼。实际上，在客体视角的“利益说”看来，这部分人享有权利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利益才是关键，主体是谁无关紧要。所以，这是主体视角的盲区，却是客体视角的视域范围。

其三，在人身法中，我们不可能根据“主体视角的权利学说”，将亲权、监护权、配偶权等人身权简单地解释成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自由意志”、“监护人的自由意志”、“配偶的自由意志”。因为一旦“子女”、“被监护人”或“配偶一方”成为了他人自由意志的对象，那么他们就成了“外在物”和“客体”，也就丧失了自由，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所以，这是与法的本质相矛盾的。正如康德所言：“对人权的获得，绝对不能是原始的和专断的。因为这样的获得模式不符合我的意志的自由与其他每一个人的自由之间要取得和谐的原则，所以，这样的模式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在主体视角的学说中，主体以外一切的都成了客体——即，不论是“自由意志”、“主张”，还是“选择”，其所指向的对象都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问题是，“他人的自由意志”是不能作为“客体”的，否则，“人”就成了“客体”。——这是由意志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既然如此，亲权、监护权、配偶权等身份权当然不可能在主体视角的范围内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次，权利的客体视角与主体视角相似，它也无力回应自己视域以外的某些权利面向：

其一，其无法解释那些与私人利益无直接关联的权利②。如环境法上的环境公益诉权，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权以及上文所说的行政法上的权利等等。以环境公益诉权为例，虽然法律上赋予了公民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公民对被损害的环境都具有某种利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与损害事件所涉环境利益有时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①。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与主体视角的第一种情况极其相似：主客体视角都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而环境公益诉权等恰恰已然溢出了个体主义权利的范畴。所以，它们是客体视角的盲区，却是社会性视角的视域。

其二，无法合理地解释某些含有“不利益”因素的权利现象。根据功利主义的解释，权利就是利益，而利益就是对幸福的追求，所以权利与幸福相关。既然权利意味着“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在此含义也相同）”，那么，权利人放弃权利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会减损幸福，增加痛苦，并与权利自相矛盾）。而事实却是，人们经常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无论这会给自己带来幸福还是不幸，比如，放弃财产所有权、免除他人的债务等等。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主体视角的权利学说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弃权与利益和幸福无关，只与自由意志、选择有关。所以，这是客体视角的禁区，却是主体视角的地盘。

其三，与主体视角一样，客体视角的权利学说无法对人身法（或者说婚姻家庭法）中的亲权、监护权和配偶权等身份权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亲权为例，根据客体主义视角的逻辑，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应该是其父母的某种“利益”，而既然是父母的利益，那么也就不可能同时是子女的利益。其结果是，子女不再具有独立的财产和人格，其人身和财产（以致于子女整个“人”）都成了父母的“利益”。——而这着实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和避之唯恐不及的论断，监护权等身份权之性质之争由此而起。学者中，据上述理由断然否定监护在性质上为民事权利有之②，出于实用主义而坚持其为民事权利者亦有之③。

最后，权利的社会性视角仍然无法窥得权利之本体。由于该视角所主张的“社会承认”本身存在多样理解的可能性，因此，首先应该对所谓的“社会承认”做一番交代。事实上，“资格”、“可能”、“强力”、“尺度”以及“正当”都是权利之“社会承认”在不同层面上的主观存在样态，而这些主观样态在客观上则通常表现为法律、道德或宗教规范。在权利理论中，之所以会出现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之分，原因就在于权利既有其主观样态又有其客观形式。当然，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所谓的客观形式仅是指法律，客观权利也仅仅是指客观上表现为法律的权利——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中的权利仍然属于主观的范畴。对此，凯尔森就说过，“如果有法律权利问题的话，就一定要预定一个法律规则。在有法律之前就不能有什么法律权利。”“法律权利就县法律。”庞德也曾有言：“法即权利，权利即法的观念完全是近性观念的产物。”

不论我们如何厘定权利社会性之主观样态和区分权利之客观形式，社会性视角的最大缺陷始终是：其无力直面“什么是权利？”这一问题。详言之：（1）如果将权利解释为主观样态的“资格”、“可能”、“强力”、“尺度”以及“正当”等，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追问，“为什么会赋予这种‘资格’？”“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可能’？”“为什么会给与‘强力’的保护？”“为什么这种‘尺度’是正当的？”以及“为什么这是‘正当’的？”——显然，权利的社会性视角自身是无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因为所有可能的解答路径都会将其拽回到主体视角或客体视角的老路上去。道理很简单，“资格”、“可能”、“强力”、“尺度”以及“正当”的背后所隐藏的，不是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利益，别无其他。而自由也好，利益也罢，其都是具有社会限度的——自由有自由的限度，利益有利益的限度。也就是说，对权利的界限和范围的划定在方法上不是自足的，它需要借助于构成权利本身的内在要素。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权利，何谈权利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视角实际上可以被还原为利益的社会性视角和主体的社会性视角两种。以“尺度说”为例，从主体视角看，所谓尺度就是人的自由的尺度，即“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从客体视角看，所谓尺度就是人的利益的尺度，即“他的那份一经确定，他就应该以此为限，并且对集体不能再有任何更多的权利。”——其他如“资格说”、“可能说”、“强力说”、“正当说”等莫不如此。（2）如果将权利解释为客观权利，那么“法律权利就是法律上的权利”，“道德权利就是道德上的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无非就是自娱自乐式的同义反复。相应的，“权利就是‘法律’赋予的‘资格’、‘可能’、‘强力’等等”之类的回答只是把问题转化为了“什么是法律？”这一更为棘手的问题，“什么是权利？”则仍旧是个谜。由此观之，社会性视角只是看到了权利的主、客观存在样态（即法律上的或非法律上的“资格”、“可能”等等），其描述的仅仅是权利的外在界限和范围，却无力参透权利的本体——所以，最终也只能铩羽而归。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性视角的权利学说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主体视角或客体视角，因为这里所谓的社会性不过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利益的社会性而已。

综上所述，既有权利学说都是站在某个角度来分析“权利”的，它们或许看到了权利的某个方面或者某些要素（即认识了权利的部分），但却始终未能窥得权利的全貌。其中，权利的主、客体视角各自看到了权利本体的某些内在要素，权利的社会性视角看到了权利的外在要素。从解释力上来说，主体视角需要客体视角弥补其不足，反之亦然；而主、客体视角则需要社会性视角弥补其不足，反之亦同。这样看来，以部分来解释整体的视角性权利学说是注定只能看到权利的某一面向而无法窥其全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综合三种视角，并将主体、客体、社会性三种要素叠加整合，是否就可以扬长避短，揭开“何为权利？”的谜底呢？①——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其总和并非只是一种堆集，而其整体有又不同于部分。”也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哲学系统论更是告诉我们，“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各个作为系统子单元的要素一旦组成系统整体，就具有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系统的质的规定性，从而表现出整体的性质和功能不等于各个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加和。”[14]结构主义则认为，“结构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要素的总和。相反，结构具有其内在的整体性，具有超越元素总和的意义与功能。”[15]因此，权利是一个整体，更是一个系统，它显然已经大大溢出了由各种要素堆砌而来的“综合说”的涵摄范围。事实上，任何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学说都逃不出非主体即客体的权利二元论魔咒。

造成这种权利二元论局面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我们的理智运用分析思维将权利分割为了一个个组成它的要素，并进而将这些孤立的要素等同于了权利。这种分析思维是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在解剖中看清了权利的内部要素和构造。但问题是，权利是一种不同于这些要素和构造的复杂的异质性存在，而对于如何揭示该异质性，理性的分析思维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借用柏格森的“绵延”理论来说，权利“就像一段音乐，我们总是在总体上感受它，而不是将它区分为一个个组成它的音符。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理智来区分那组成它的一个个音符，但这时音乐实际不存在了。”实际上，权利二元论是由主客、物我、身心二元分立的传统哲学二元论所决定了的。因为在这种二元论看来，不论是权利还是其他存在物，它们在本体论上不是精神的、内在的、主观的，就是物质的、外在的、客观的。所以，想要走出权利二元论，我们就先得进入哲学二元论，在搞清其来龙去脉之后，再谋求可能的出路。

二、实践哲学与社会空间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知识就是美德”以降，西方哲学就是理性主义的天下，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将理性的“我”确定为了知识可靠性的基石，“我”或者说主体从此成为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当主体被建立起来之后，主体之外的一切存在物就成了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主客体对立由此形成。“理性、意识、精神（主体）对世界（客体）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心物、思有关系问题，被明确地当作哲学基本问题。”[17]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中，尽管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来源的看法不同，但理性却自始至终都是真理的裁判者。可以说，“主体和理性互为表里，撑起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大厦。”[16]但是，主客体二元论却带来了两个棘手的难题：一是，既然主体不同于客体，客体外在于主体，那么主体的理性又何以能够获得有关客体的真正知识？二是，既然世间万物都是由主体去认识的，那么客体到底是客观的物质，还是主观的精神？对象的统一性又在哪里？——前者是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后者是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传统形而上学一直专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但“世界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认为世界是什么？”，也就是说，本体是我们认识的结果，是我们观念的产物。那么，为什么我的认识是正确的、合法的？我有哪些认识能力？这些认识能力何以保证我对世界的认识是可靠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将西方哲学推向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这才有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从理性批判人手，认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和本体界。他说，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灭等等是理性所不能及的，所以“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18]。在现象界，知识的可靠性源于理性的先天认识能力，即，是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将规律赋予了自然界，而不是因为自然界本身具有客观规律，即“人为自然立法”。这样，康德将理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我们的世界分割为了现象和本体界。其结果则是，不单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被活生生地撕成了两半，而且在本体界，人与客体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或者说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主体与客体间对立也日益严重。

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致力于消除这种主客体二元论，试图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体统一起来。“斯宾诺莎‘实体就是主体’的思想给了黑格尔极大的启发。”[16]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实体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实在的东西，主体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东西的能动性。在黑格尔看来，如果一个东西真的是实体的话，那么它就是主体，实体只不过是主体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而已。”[20]在黑格尔那里，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绝对精神（即逻各斯或者上帝）按照形式逻辑创造出来的，绝对精神通过自我否定而外化为自然界，自然界再通过自我否定从其内部产生出人的精神，因此，人的精神是上帝通过“道成肉身”，经过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产生出来的。这样看来，一方面，人的精神是从自然界中产生的，我们所说的主体其实孕育于客体之中；另一方面，自然界是能动的，充满了“动起来”（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起来”）的可能性，它们都具有走向人的可能性，如马克思所言，“自然是向人生成的，向人的精神生成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所以，主客体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是绝对精神外化的辩证的历史过程，人和自然都是上帝根据他的“形式逻辑”创造出来的，它们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即使说有差别的话，也仅仅是指它们各自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历史阶段和逻辑层次而已。但是，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是以他的作为存在理性的绝对精神为依归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立场使得他在将主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将抽象的理性置于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成了真正独断的理性，主客体分裂看似被消解了，但却是以客体被抽象的理性所吞噬为代价的。

黑格尔不但没有解决主客体二元分立的问题，反而将主客体对立极端化了，理性主义走到了近代西方哲学的顶峰，他那无所不包的思辨哲学体系在他死后不久也就轰然崩塌了。人们开始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思辨转向真实的生活世界，费尔巴哈、鲍威尔、马克思、斯蒂纳等等都开始把目光转向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活动。主客、心物、思有问题不再是纯粹思辨领域中绝对分立的两极，主体与客体不再是静态的、抽象的彼此对立的关系，而是被统一于能动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就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由此，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和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中，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开始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实践论。与以往思辨的形而上学不同，实践哲学强调，真理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之中，而非在我们的思维之中。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①，而在于我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即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在于认识，也不在于本体，而在于实践。所以，在实践哲学看来，主体也好，客体也罢，它们作为抽象的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主客体关系也只是个伪命题，其只有在实践的语境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

实践哲学将实践作为一种本体或者方法，即所谓的实践本体论和实践方法论。本体论实践哲学将实践作为世界本体，其理论要旨在于，“将实践置于逻辑优先的地位，用实践去中介并规定各种世界要素，从而使实践成了一种新型本体。”根据实践本体论，实践是一种不断生成着的人的活动，其本身在逻辑上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本体。物质、精神，存在、思维，客体、主体等等都是在实践之流中所形成的表象，它们都是在实践中获得其规定性和存在意义的。离开了实践，人就仅仅是抽象的人，精神就无所依靠，而物也会沦为无意义的虚无，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实践是沟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中介，也是它们的同一性所在。因此，在实践本体论看来，“物质、存在、客体、自然等跟它们的对立面即精神、思维、主体、人等都不是外在分立的，而是在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辩证运动中彼此交融的。”[22]“感性活动即实践才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范畴。只有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根据，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23]如果将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而是解释和看待世界的方法，物质、精神等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实践的产物，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不论是实践本体论还是实践方法论，两者都将主客、物我、思有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实际上具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的效果。

哲学以实践性为其最本质的特征，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实践哲学。他“批判了黑格尔的理念先于实践的唯心主义，提出将黑格尔的哲学‘倒过来’，即实践先于理念。”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将实践界定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从而使实践概念成为了一个本体论范畴L23]。马克思历说的“实践”不是单纯的、人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同时还具有社会生活实践的涵义——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即，人在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是在塑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易言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实践即是人的自然实践，也是人的社会实践，它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实践哲学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根本不同。——虽然黑格尔也强调精神的外化，但那只是纯粹思辨的“自我意识”的自我扬弃，和“他者”无关，因而不具有社会性①。

葛兰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其阐发了在马克思那里还并不系统的实践哲学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实践一元论。他提出，“是一种实践的‘一元论’。哲学以实践为前提，传统的主客体对立在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统一，从而真正实现了哲学上的一元论。”[26]接着他又对“一元论”进行了解释：“一元论这一术语将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27]他的意思是说，客观的物质和主观的精神都不是第一位的，它们都不可能在自身中获得同一性，只有实践才能实现两者有差别的辩证同一。详言之，离开了生产实践，人的精神（理性、冲动、情感或者其他）就只是纯粹的内在，是抽象和毫无意义的精神，离开了生产实践，物质也会变得毫无生机，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纯粹的灵魂和纯粹的物质都是空洞的①。相反，人的理性只有通过实践（物质生产活动）外化在劳动成果（工业社会的产品）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理性，而自然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质生产活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8]。

继马克思和葛兰西之后，实践哲学的上述思想被进一步发展，实践作为一种本体论或方法论在各个学科领域被具体化为了“社会空间”这一范畴，并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等领域掀起了一场空间研究的热潮——被称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空间转向”。其中，列斐伏尔无疑是这一“转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一般认为，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从时间移向空间。”[29]他从空间批判人手，以实践哲学为方法，提出了所谓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他认为，超越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二元论的唯一出路在于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而承载这一历史实践活动的具体范畴则是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是对纯粹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否定和扬弃，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也即，是“源自于对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列斐伏尔的学生爱德华·苏贾接受了他的观点，并将他的社会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理解为‘第三空间’。”[30]“第三空间”具有列斐伏尔所谓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第一空间），又不同于精神空间（第二空间），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31]。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从实践哲学谈起。实践哲学强调人的行动和感性实践是人和周遭世界的本质所在，人的理性、灵感、冲动等等如果停留在纯粹内在的状态而没有付诸行动（外化），那么对于人和外在自然界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在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时，他的意思其实是，只有现实地从事着生产劳动、进行着社会生活实践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和实践，而不在于抽象的理性或认识。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化的自然”，使先在的“自在的自然”获得了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和主体自身。所以，人的现实的存在（即生活于“人化自然”中的人和社会中的人）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也只有在不断地实践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其现实性，总之，除了实践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正如萨特所说，“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对于存在主义哲学而言“存在先于本质”的话，那么对于实践哲学来说，就是“实践先于本质”①。——一切的本质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造就的，没有实践就谈不上现实的人，外在的自然就会变得毫无生趣。

“社会空间”就是这种实践哲学的种子在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在哲学上，“实践”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是先于物质和精神的第一存在，是能够实现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范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践”则以一种形而下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也就是具体的实践）当中。通过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人类制造出了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工业产品以及其他人造物，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这些实践的结晶，即各种人造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它们就构成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列斐伏尔那里的“社会空间”（或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我们可以说，社会空间是形而上学的“实践”在生活领域落实以后的抽象，它不是纯粹的物质或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和对它们的超越。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社会空间是以物以及物种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内容的整体性的范畴。房屋、街道、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山川美景等等都是具体的物，但社会空间既不是这套房屋，也不是那条街道，而是以这些具体的物以及这些物所包含的社会关系为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抽象所形成的空间。社会空间并不是某个物，后者只是前者的内容，而且不是唯一的内容。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不是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也不是诸多产品中的一件产品。”[33]这是因为，实践创造出来的物并不是孤立的、自在自为的物，而是被实践主体纳入其控制范围，其他主体不得侵犯的物。它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具有某种社会属性。比如，一辆汽车不仅仅是在物理形态上有四个轮子，并能由引擎驱动的交通工具，其更深层的涵义在于它是某人的汽车，是别人不得随便占用的汽车，是包含着某种社会属性的汽车。所以，社会空间是对主体所拥有的各种物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抽象。它就像一个容器，装满了各种物质资源及其所夹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当然，这个容器不是先验存在的，它是在主体创造各种资源的实践过程中同步构建起来的。

如果将社会空间中的各种资源拿出来单独考察，那么就形成了各种具体的社会空间。比如，某人购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以这套房子为内容的空间就是具体的社会空间。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套房子就是社会空间。因为物是社会空间的内容，社会空间是物的容器（实践构建的容器），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房子虽然是空间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房子以及房子所携带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整体才是社会空间。从具体社会空间这个侧面讲，作为整体的社会空间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所有具体社会空间的一种抽象。

其次，社会空间是以物质和精神为内容的，但却不是纯粹的物质或精神，而是两者的辩证统一。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所谓的纯粹物质或精神是不存在的。譬如，房屋似乎是纯粹的物，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房屋的建造、买卖、使用等等无不凝结着人的设计、劳动、意志等等精神性要素，没有了这些，所谓的房屋是无法想见的。又譬如，痛苦、快乐、欲望、理性、激情等等似乎都是纯粹的精神，但事实上，精神首先得依附于身体并通过身体这个物来表达，其次还需要以物质为载体加以凝结、固化和体现（如建造、购买房屋以满足欲望）。所以，实践领域内的空间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两种要素始终浑然一体，不可分离。(2)这种不纯粹的，既有物质要素又有精神要素的作为统一体的空间才是社会空间。通过劳动、生产等社会生活实践，人在将自己的精神外化到物质之中的同时，也将物变成了具有精神的东西，变成了“人化”了的东西。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在实践中达到了统一，实践是它们永恒的催化剂，社会空间则是这些不断生成着的统一体的共同的名称。在这个意义上讲，把人看作是离开自然界的、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精神，以及把自然界看作是离开人的、牛顿力学中的那个自然界，都是不完整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海德格尔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空间并不是人的对立面。它既不是外在的对象，也不是内在的经验。”“空间首先并不是一个物理的环境，它是以人类主体的存在为中心来加以组建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前理论的关系状态。”

最后，社会空间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人的实践不仅是个体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劳动实践，更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社会生活实践，所以，作为实践结果的社会空间不可能只是个体的空间，而应该是具有社会性的空间，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体。社会空间的个体性是指，社会空间作为个体的生存空间具有私密性、独占性、排他性等特性。社会空间是个体实践所形成的，每一个社会空间都是实践主体的私人地盘，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个人王国。主体理所当然地有权对社会空间中的物进行事实上的使用和处分。所谓社会空间的社会性是指，人通过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作为个体的社会空间，只是该共同体成员所创造的数以万计的社会空间中的一个，它们都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其存在也应当得到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承认。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空间的产生具有社会性；二是社会空间的存在具有社会性。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使得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交换成为了生活必须，以致于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将友谊、爱情、礼貌、帮助等等都视为了交换对象。当这种劳动分工和交换成为社会共同体得以连结的根本纽带时，就形成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个体已经无法离开共同体，他们被彻底地捆绑在了与他人交往的锁链上。一切生产实践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所需，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进行交换，生产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分工后所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个体社会空间的内容，即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用以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等都被社会化了；另一方面，那些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凝结在物中的人的理性、想象、情感、欲望等等精神元素也都获得了社会性。总之，一切的物质和精神实践，生产和交换，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都是社会连带的产物，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的社会性还意味着其应当获得社会的承认和保护，即共同体成员应当彼此尊重各自的社会空间，不得侵犯和破坏他人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归根到底是因为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38]他的意思是，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是要过社会生活的。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实践和实践所创造的社会空间当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

综上所述，社会空间是实践所构建的容器，是以凝结着人类精神要素的各种物以及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为内容的抽象范畴。我们可以把实践所创造的各种物和社会关系看作是社会空间的质料，而社会空间这一形式则是对这些质料的整体抽象。从哲学上来讲，不是先有人，然后有空间，也不是先有空间，然后再有人，社会空间的建构和存在是与人自身的展开同步的。所以，人不是社会空间以外的某个主体，社会空间也不是人以外的某个客体，它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处于不断生成中的，实践着的人的一种短暂的停留。社会空间是实践哲学的种子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结出的果实，是我们用实践哲学的眼光看待社会现象所形成的重要范畴，它为我们在法学领域内以综合思维，以一元论的哲学方法诠释权利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权利的社会空间重释

如前文所述，一直以来，权利不是被视为主体及其主观意志，就是被看作客体或利益，各种权利学说始终未能跳出要素论的和分析论的立场，这就造成了权利二元论现象。权利二元论的根源在于哲学上的主客体二元论，所以，克服和消解权利二元论的希望仍然在于哲学自身对二元论的克服和消解。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反思，实践哲学以实践方法论和本体论替代传统的主、客体本体论，使主客体在实践中获得了哲学上的辩证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客体对立的紧张局面。当这种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实践”走下神坛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内以后，它就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实践”。既然在实践哲学看来，一切存在的本体都可以归结为实践，那么作为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的权利，其本体在哲学上当然也是实践。但是，如此这般对权利本质所作的哲学诠释在消解了权利二元论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这只是在哲学上完成了对权利二元论的消解。实践只是权利的形而上学本体，而不是生活领域中作为社会实存的本体。如同斯宾诺莎提出“神即是绝对的第一因”[39]之后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继续追问什么是万物的本源一样，类似“权利即实践”这样的表述只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实践不单是权利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终极意义上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其次，实践虽然可以解释权利的形而上学本质，但是，“实践”本身是一个流变的范畴，流变就是变动不居，也就意味着无法分析和把握。从哲学上来讲，“实践”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不断的生成，是一种“流”。这种实践之流其实就是生命之流，是伯格森所说的作为生命本质的纯粹绵延，即时间。在认识论上，纯粹的时间和流变必须诉诸直觉加以内在地体验，其无法由理智加以外在地分析①。通俗地说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奥古斯丁就曾言，“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人问我，我是知道的；但如果我想要向发问者解释清楚，就无从开口了。”[40]有鉴于此，简单地将权利的本质归为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这样也揭示了权利的形而上学本质，消解了权利主客体二元论。

由于时间和不断流变的实践只能内在的和个体化的去体验，其无法运用外在的理智加以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将时间空间化，将流变定格为暂时的实体性存在。“就像尼采说的，世界（生命）实际上是永恒的生成，但为了处理具体的事物，我们必须把生成变成存在，即用我们的理智将生成的某一部分暂时定格固定。”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需要将原本不可分割的绵延的时间碎片化为可度量和可计算的钟表时间，即将时间空间化，将其定格为一个个的空间。就实践而言，其定格后所形成的那个作为实体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空间”。因此，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实存，是一个理智可以分析和把握的范畴，也是形而上学的实践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生成的实体。这样，权利的本质不再仅仅停留于形而上学那里流变的实践，而是落实为了具体生活领域中的社会空间。易言之，作为实体的社会空间是权利的实体性本质。综上所述，从逻辑上讲，权利的形而上学本质是流变的“实践”，权利的社会生活本质则是“社会空间”，权利的主客体二元分立可以在这两个范畴中，在不同层次上得到化解。

如果说社会空间是权利的本质这一点在形而上学层面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话，那么，其在经验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经验上证明权利在本质上是社会空间呢？——这需要诉诸权利的经验分析，即权利和社会空间的事实关联性分析。

首先，权利的事实原型（或事实本体）是社会空间。在马克思看来，“权利是一种直接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权利表现为社会主体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直接社会要求。”也就说，“权利来源于社会事实”[42]。权利的社会事实或者说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社会要求”，就是权利的事实原型。——那么，这个原型是什么呢？在社会生活中，权利无疑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如康德所言，权利，“首先它只涉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的和实践的关系”。但是，实践并不能直接生产出作为观念的权利，而是首先产生出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空间。权利作为“能指”，其实是我们的思维赋予社会空间这一“所指”的语言标签。换句话说，社会空间才是权利这一表象背后隐藏着的事实本体。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出了各种社会财富如房屋、汽车、电脑等各种物质财富，文学作品、技术发明等各种精神财富。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的总和，作为一个整体，对实践者而言就是他的社会空间。我们把这些作为事实存在的社会空间在观念上称为“权利”。社会空间的产生和存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基于习惯。习惯和道德、宗教、法律等社会观念不同，它仅仅是一种事实存在，如米尔恩所说，“习俗概念的核心思想是，继续做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它一直在做。”所以，基于习惯所形成的社会空间也是一种纯粹的社会事实，“习惯权利”是一种事实权利。比如，劳动者享有劳动成果是一种习惯权利，该习惯权利其实就是劳动者的社会空间，两者都是一种社会事实。

随着道德观念和法律的发达，作为事实或习惯的社会空间开始接受道德或法律的评价。当处于事实领域的社会空间被当时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所认可和接受时，它就被称为道德权利，如果被法律所确认时，他就被称为法律权利。因此，道德权利是指合道德性的社会空间，法律权利是指合法性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权利的社会生活来源，也是一切权利的事实本体（原型）。以法律权利为例，法律权利之所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其实是因为社会空间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如同埃利希所说的，“法学连同它所描述的规范，必定呈现出一幅规范应为之生效的社会图景，”法律权利作为一种“书本上”的规范性权利，当然也有其社会图景，那就是社会空间。譬如，个体的社会空间是私人的地盘，该社会空间内的各种活动，如使用某物、抛弃某物、改造某物等等都是个人私事，所以他人不可窥探、干涉，甚至侵犯。个体社会空间的这一特性决定了财产所有权必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又，社会空间作为私人领地，其所有内部情况、各类信息对外而言都是私密的。这种私密性是法律上隐私权产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权利的各要素在整体上可以被还原为社会空间。如前文所述，以往的权利阐释是建立在要素分析基础上的，是视角主义的，它们将权利要素当作了权利本身。整体主义的阐释则不然，它既不将权利还原为利益（物质），也不将权利还原为意志（精神），而是将其视作是实现物质、精神、社会性辩证统一的社会空间。以所有权为例，甲想要获得一幢房子以改善居住条件。但他仅仅是停留在“想”的阶段是不够的，他必须将自己的欲求、设想以及脑海中的规划付诸行动。例如，通过“建造”这一行为将脑海中的房子变成现实存在的房子。当房子最终落成时，纯粹主观的臆想变成了真实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克服自己的纯粹主观性，将精神和自由意志外化在了房子之中。房子不再是一堆无生命的原材料，它们沾染了人性，被加入了人的精神，而人也不再是纯粹内在的主观，它具有了物的外在定形。权利的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在实践中获得了辩证统一，并最终体现在实践创造的房子之中。但是，房子作为实践的产物不同于日月星辰等非社会性存在，它还携带着各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如，与其他的房子之间应当界限清晰，他人不得随意侵占、破坏，以及非经其同意不得进入等等。这些社会属性显然已经溢出了“房子”这一范畴。因为实践行为不仅产生作为物的房子，而且还产生一连串“社会关系”，换言之，实践创造的是包括了物和社会连带关系在内的社会空间，而不仅仅是空间中的物。当法律将这一社会空间上升到规范层面后，社会空间所包含的主体意志、房屋以及事实正当性就转化为了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法律正当性，社会空间从事实层面进入法律层面。如果用还原法来分析这一过程，那么法律上的所有权所包含的主客体以及正当性要素其实可以被还原为事实领域中社会空间的各要素。由于社会空间的各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主体自由意志、房屋以及正当性的辩证统一，是实践创造的有机整体，所以，所有权的各要素在被还原为社会空间各要素的同时，其实是在整体上被还原为了社会空间。

再次，权利的正当性缘于社会空间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正当性是指个体权利应当具有社会正当性，也即，个人的权利必须与他人的权利和平共处，并获得社会共同体的承认和保障。对于权利为什么具有社会性以及如何获得正当性，人们一般是从人的自由的角度去解释的。康德曾言，“权利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述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简单地说就是，他人自由的范围就是你的自由的禁地（也就是权利的限度）。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也是一种对权利的消极解释，它无法真正阐明权利的社会正当性及其根据。自由是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属于理性无法认知的领域，这种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权利的自由阐释终究是无法圆满的。弥赛亚·柏林说过，“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其实，现实的自由不是仅仅停留在纯粹意志状态的抽象的自由，更是体现在实践当中的自由。如黑格尔所言，“人就是他的一串行为所构成的”，“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和自由意志只有借助于外在的实践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正是这种体现在人类实践中的自由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各种社会财富，进而塑造了整个人类文明史。自由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积淀下来，固化在自己所创造的各类具体的物当中，从而构建起或具体或抽象的个体社会空间。也即，人类只有将脑海中的自由创造（如建造房屋的设想）变为一个个现实的物，将自由外化在以这些物为内容的社会空间中，自由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实践的自由（或自由的实践）的生成物，即社会空间，才是自由的真正存在，也只有体现在社会空间中的自由才是具体的、真实的自由。既然如此，那么权利的阐释就不应当是抽象的自由阐释，而应当是具体的、真实的自由阐释，即社会空间的阐释；权利的正当性也就不应该是缘于抽象的自由的正当性，而应当是缘于社会空间的正当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在习惯还没有上升为习惯法，事实还没有转化为观念的那个阶段，基于习惯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具有事实上的正当性。所谓事实正当性就是合习惯性，即，惯常的就是合理的。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种体现为习惯的、具有事实正当性的社会空间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习惯权利。换句话说，习惯权利的合法性就是社会空间的事实正当性。当然，社会空间的事实正当性又往往根植于生产劳动实践，即通过劳动等社会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才具有事实正当性。劳动产生财富，劳动构建社会空间，这就是使社会空间和权利获得事实正当性的习惯。正是如此，洛克才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根据，他说，“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当事实上的习惯上升为了观念上的习惯法和道德规范，又当习惯法蜕变为了国家法之后，社会空间的正当性“评价”就不再完全依赖于习惯和事实了，作为观念的道德规范和国家法开始走上前台，并成为了社会空间正当性评价的主要标准。如果某一社会空间的获得和存在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道德上的权利；如果某一社会空间的获得和存在符合当时的国家法，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法律上的权利。权利之所以具有正当性，要么是因为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空间符合道德，要么是因为符合国家法。将建筑材料变成一栋房屋的过程、修建好的房屋本身以及以房屋为内容的社会空间都是一堆事实，它们没有是非、善恶以及正当和不正当之分。只是当道德规范、国家法等对作为纯粹事实的社会空间进行观念评价后，才有了道德上正当的或法律上正当的社会空间这样的说法。因此，所谓权利的正当性其实就是社会空间的正当性。

最后，社会空间可以合理地阐释各类权利现象。如前文所述，主客体视角以及社会性视角的权利学说都有各自的缺陷，它们无法完满地解释各种权利现象。社会空间作为融权利的三种要素为一体的辩证统一的范畴，能很好地解决这些视角主义所必然带来的缺陷，并对这些权利现象作出合理的阐释。

法定权利与主体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因而主体视角的权利学说对它缺乏解释力。如果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去分析，那么，法定权利其实就是法律赋予主体的社会空间。这是一种通过法律分配资源（财富）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空间，它与主体通过实践建立作为事实的社会空间，而后由法律确认的社会空间有所不同，前者是先有规范，然后有事实，后者是先有事实，然后由规范确认。法律规定不可能直接生产出社会空间来，只有劳动才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唯一真实途径，所以法定权利仅仅是法律对社会空间的一种再分配。法律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再分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社会空间格局出现了整体或部分失衡。比如，当劳动者面对用人单位，小企业面对垄断企业时，前者的社会空间极其容易受到来自后者的侵犯，甚至吞噬。既然如此，就需要对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进行一定的干预，以实现空间分布的相对平衡。比如，禁止强势空间中的主体从事某些行为以限制其社会空间的持续、不当扩大。订立劳动合同原本是用人单位试图将劳动能力纳入自己空间的实践行为。劳动法赋予劳动者以劳动合同解除权则是为了限制用人单位索取劳动力，继而限制其社会空间的扩张（或者说防止劳动者的社会空间的变相缩小）。所以，合同法定解除权并不是源于劳动者的自由意志，而是出于国家对社会空间的强制性调整。其他私法或社会法上的各种法定权利，如合同的强制缔约权、消费者权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社会救济权、社会保障权等等莫不如此。

至于行政参与权等公法上的权利，其本质其实是法律对公共空间所作的透明化处理。权力（包括行政权）在事实上是一种由宪法确认的公共社会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由所有参与者让渡一部分私人空间建立起来的，也是大家共有、共享的，所以应该公开和透明，不应当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这就像作为物理公共空间的公共广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一样。但是公共的东西必须要有人管理，否则会出现“公地悲剧”，这样就需要成立政府。卢梭就此说道，“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这就是国家之中之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在政府出现之后，为了保持空间的透明性和开放性，防止其监守自盗，将公共空间的资源据为已有，就需要赋予公民以自由进出公共社会空间的权利。——这就是行政参与权的本质。推而广之，宪法的根本任务其实在于通过划定和明确公共社会空间的范围，保障其公共性、开放性和透明性。如果转化成权力话语便是，通过权力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来保证权力的公共特性。因此，权利和权力之间存在的那种张力实际上是私人社会空间与公共社会空间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的不断变迁的过程。

无意思能力者之所以享有权利，是因为任何人（不论其是否具有意思能力，具有何种程度的意思能力）都在事实上拥有自己的社会空间。意思能力的欠缺并不影响其在事实上建立和拥有这些空间。比如，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绘画获得作品的所有权和版权。亲权、配偶权等等身份权之所以不能单纯用客体（利益）理论或主体（意志自由）理论来解释，是因为这些身份权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空间。所谓特殊是指，家庭是家庭成员们共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一共享空间中，家庭成员往往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所有人共建、共享空间资源（共同的家庭情感和共同的家庭财产）①。就像黑格尔说的，“在家庭中，人们的情绪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中，……，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成为一个成员。”既然空间是共享的，也没有私人空间，那么也就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也就是说，没有事实上的私人空间，所以也就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既然如此，所谓的配偶权和亲权等到底作何解释呢？——它们其实是夫妻双方共享的社会空间和父母子女共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不存在谁的意志支配谁，也不存在谁是谁的利益，它们就是成员共享的公共空间。因此，配偶权和亲权只不过是立法者不恰当地借用了“权利”这一名称对这些家庭公共社会空间进行命名的结果。

结语

综上所述，以往权利理论是根植于哲学上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权利视角主义及其所引发的理论缺陷之根源也正在于此。为了获得对权利的整体阐释，我们需要借助于实践哲学一元论及其发展——社会空间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于理论视觉上的新鲜和独特，其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阐释权利的全新方法论，各种法律权利现象也可以在社会空间这一范畴中得到合理、充分的阐释。除此之外，社会空间还为我们展示了人、权利等法学基本范畴与众不同的面向。在以往的法学和政治学中，人的具体性被抽象掉了，人被描述成了抽象的法律主体和理性人。形式上的人代替了生活中的人，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代替了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实践哲学和社会空间理论则告诉我们，人是实践的和具体的，人的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凝结在实践的产物——社会空间——之中。每一个人都是生活于大小不同、内容各异的社会空间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人的精神和自由意志只有借助外在的实践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成为凝结在具体的劳动成果之中的现实的存在。同样，权利的抽象平等同样不得掩盖和替代事实上社会空间之间的不平等。对于一个穷光蛋而言，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社会空间中没有内容时，社会空间其实是“空”的，法律上的权利当然就丧失了意义。就像海涅的诗里所写的那样，“如果你一无所有，啊还不如干脆别活——因为生的权利，穷光蛋，惟独有点儿的人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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