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
时间：2024-01-03 17: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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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OTC市场；做市商；市场监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和资源配置模式的改变，推动了我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积累，如何确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走出目前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本选择。OTC场外交易市场不仅是构成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环节。回顾我国OTC市场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场外交易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OTC金融衍生品市场特点简述
OTC金融衍生品市场主要有以下特征：
1. 没有集中固定的交易场所。OTC衍生品交易市场是由企业、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以及普通投资者相互交易形成的，其产品交易没有规定必须在交易所内进行，OTC市场是一个分散的无形市场。
2. 组织方式为做市商制度。当前证券市场的交易制度主要是做市商制度、竞价制度和混合制度，竞价制度主要在交易所内进行，而做市商制度则主要用于OTC市场。做市商制度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证券经营法人，在其意愿的基准上不断向交易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入和卖出价，并在其所报价位上接受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交易商的买卖要求，保证及时成交的证券交易方式，其中做市商通过买卖差价来赚取利润。
3. 定价以协商为主。考虑到OTC市场产品的多样化和非标准化，一般来说，产品的交易价格、到期日、资产数额等可以直接由交易双方按照一对一的形式直接商定。
4. 双边结算模式。场内交易实行集中清算，交易得到确认之后，清算机构成为所有合约持有者的对手。而OTC市场与之有很大的差异，其交易采取双边交易的模式，由交易双方自行安排资金、证券，实行双边清算。
二、 建设我国券商OTC金融衍生品市场体系
OTC衍生品市场体系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属于较基础层次，可以为需要资金支持的非上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低门槛的、灵活多样的和高时效性的融资转让服务等，本节主要从券商角度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OTC市场体系。
1. 机构间市场平台建设蓝图。机构间OTC市场平台应该是一个以交易转让为核心功能的报价平台，并辅助以平台登记准入、市场信息披露、清算交收等功能，希望未来将机构间OTC市场建设成为具有登记准入、交易转让、信息披露和清算交收四大功能集于一体的平台体系，真正实现券商间交易、券商间信息、产品以及客户的共享和统一托管，并作为交易对手方直接交易。
券商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OTC市场平台，是可以整合某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全流程环节，包括挂牌、发行、登记、转让、交收、信息披露等。同时，券商OTC基于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可以为不同产品配置灵活的交易机制和结算模式，提高了交易效率。现阶段，券商柜台产品主要面对自身客户发行，并且已经支持在自身客户间进行转让。但是，券商自建OTC平台也面临着许多难题：第一，客户范围较小，所有产品的参与者只能是某券商的自身客户，这样，不同体量的客户群也就决定着券商柜台产品的规模和活跃度。第二，券商自建OTC需要较大的资金成本支持，需要有强大的业务技术储备，同时日后的持续经济效益也必须超过开发成本，券商才会有动力开发建设OTC平台。这种情况将会导致市场中的中小券商在参与交易的过程中困难重重。由于资金有限，业务链条相对简单，客户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开发成本相对较高，且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第三，目前OTC交易模式是投资者通过券商专用通道参与各类交易，投资者必须首先成为券商的客户，才可以参与交易。对于一些机构投资者，不能直接参与平台产品的交易，而是要借用或租用券商通道才可以，参与的方式比较单一。OTC平台不能根据投资者的结构设计不同的参与模式，就无法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市场体系。
面对券商OTC平台的优势和劣势，市场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机构间体系，为市场提供更广泛的参与平台与多样化的功能服务。
（1）要建立统一的登记接入平台。参考银行间市场的模式，满足各主体的实际交易需求。满足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接入平台作为独立主体参与交易，中小投资者通过券商通道接入平台进行交易，根据投资者不同类型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参与者结构。
（2）要建立灵活的交易转让平台。券商柜台产品的特点是灵活性较强，参与人数相对公募产品较少，交易机制较复杂，且参与者主要是自身的客户。因此，建立灵活的产品交易转让平台是机构间平台的核心价值。券商可以根据产品特点决定哪些产品在自身OTC平台发行，哪些产品在机构间市场发行，便于实现产品设计的最大效用。已签署代销协议的券商，可以将产品在券商间相互挂牌，实现产品的互通互挂，也可以实现彼此客户通过该平台对同一产品进行交易转让，即实现产品的跨券商交易，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流动性和市场价值，同时为中小券商客户提供了参与柜台产品交易的方式，为中小券商节约了开发OTC平台的成本，提高了市场服务能力。
（3）要建立有效的信息交互平台。券商OTC的产品特点是私募化、个性化，仅有签署产品代销协议的券商，其客户才可以参与该产品的相关交易过程。因此在信息披露方面，每一个产品由于自身结构的不同，可能披露的信息要素也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产品信息可能仅向指定券商或机构进行披露，而非全市场披露。因此，信息披露的定向是机构间市场必须承担的功能。由于私募性产品风险一般较高，且非公开市场公开操作，因此建立有效的信息交互平台，让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及时了解有效的产品信息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通过记录各投资者的交易情况，可以建立系统的信用记录库，不仅可以为其交易对手方提供其信用情况，从而影响产品议价情况，而且也可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源。
（4）要建立公允的清算交收平台。券商作为自建OTC平台的所有者，在清算交收方面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若进行跨券商交易，在清算交收的时候，不同券商OTC平台无法很好地对交易对手方的份额或资金进行前端监控，进而无法确定交易风险；二是跨券商交易的清算交收平台是非统一平台，即投资者资金托管在各自的券商OTC柜台上，因此在清算时，若不是DVP模式，会产生结算风险，且客户资金跨券商托管的时候，也会存在券商公信力的问题。因此，机构间平台作为非盈利的自律组织，为市场参与各主体提供第三方公允的清算交收平台，即作为每一个投资者的集中交易对手方，提供多样化的清算交收模式，这也是机构间交易平台可以真正实现跨券商交易转让的基础和前提。
2. 市场价格交易模式探索。OTC市场交易模式主要包括买卖报价交易、协议报价交易和做市商交易三种模式。
买卖报价交易模式是指符合本平台交易条件的投资者在场外交易平台上买卖报价信息，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只能根据此报价信息申报成交。申报一旦发出即可确认成交，成交信息在电子交易平台上，买卖双方以确定价格进行交易的模式；协议报价交易模式是指投资者与交易对手方在达成买卖协议后，通知证券公司在本平台上完成指向易的模式；做市商模式是指做市商由证券公司担任。做市商具有连续双向报价义务，其盈利模式为买卖价差。
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主要采取的还是集中竞价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而且在处理小额业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因为价格由竞价形成，如果存在买卖指令不平衡或大额的买卖指令，由于交易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共享的，这样容易出现因为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而引发市场的波动。
当然，做市商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不论是证券市场，还是具体的OTC金融衍生品市场，都不宜实施单一的做市商制度，而应该采取做市商制度和竞价制度相结合的混合交易机制。混合制度能够融合竞价制度与做市商制度的双重优势，既能发挥竞价制度交易成本低、交易公平公正的优点，又能够发挥做市商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市场效率提高。
然而，混合制度的引入对于做市商来讲，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在新的制度下，做市商可能很难再像原来一样从市场中获利。因为在这种机制下做市商几乎丧失了大部分的“特权”，集中竞争的报价模式下，投资人一旦报出比做市商更低的价格就会瓜分掉做市商原本的利润。因此，未来我国一旦实施做市商制度，可能需要对券商等中间商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三、 建设我国券商OTC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议
1. 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建议。鉴于我国场外市场法律制度的现状，有必要对包括《证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对其市场地位以及法律性质、功能定位、基本制度和监管体系等作出明确规定。
（1）要完善做市商监管制度。前文所述，做市商是目前国际OTC市场运行的重要特征之一。虽然目前我国是以券商制度为主，但这毕竟是过渡性的，最终会被做市商制度所取代。因此，建议在法律法规方面应该加入对做市商制度的叙述，加入“场外交易市场”、“做市商”等相关概念和界定，为制定相关规则提供法律依据。比如，描述做市商的资格审查、批准；规范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做市商的监管措施等方面。尤其在监管方面，对做市商的监管方式应采取自律监管的方式。在监管主体上，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可以成立做市商协会作为监管主体的补充。这是因为每个做市商都应是做市商协会的会员，做市商协会对每个做市商的情况、行为和做市的流程都比较了解。所以，做市商协会应当成为监管主体之一。其职责可以被定位为协助政府监管和实现行业自律和对做市商的规范管理。最后，明确协会自律的权力，扩大其自律管理的范围，可以建立专门的场外市场自律性组织，与协会共同管理相关事务等。
（2）对产品的标准化要制定专门的规范。上述提及产品标准化的统一可以有效进行风险管理。OTC产品应该是具有证券的共同属性，但具体的产品规范合同应该根据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交易额度等设立专门的规范，这样也有利于监管部门的监控。另外，还要加入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评估法规体系，由于OTC产品的多样化特性，因此对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是对市场有效监督的前提。我国可以参照英国分类门槛制度，制定并完善相关客户适当性评估制度，根据客户的业务经营性质、衍生产品交易经验等评估其成熟度，据此对客户进行分类，并至少每年复核一次机构客户分类的合理性，进行相应的动态管理。
2. 明确做市商制度，严格审核做市资格。选择资质较好、实力雄厚和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担任做市商，是我国场外市场健康和有效运行的基础。世界上不管是发达资本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都对做市商的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主要包括普通券商对成为做市商的申请、退出或是如何重新再次成为做市商，以及由相关监管部门的认定等，并且这些资格的要求都是动态的。
借鉴国外的经验，做市商资格审核主要分为准入资格审核和持续资格审核。准入资格审核主要指以券商为考察对象，具体考察内容可以包括该券商本年度的证监会评级、资本水平、从业人员资格等。满足基础条件的券商通过相关的监管机构进行再次审核，并由机构给出该券商的综合评分，进行排序，最后向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披露。
而持续资格审核目的主要是规范交易行为，动态持续地对做市商的做市资格提出要求。监管机构可以根据设立相关的考核标准，如做市商报价系统、做市股票交易量等来考察做市商在一段期间内的表现，然后给出该做市商的综合评分，并进行市场排名，并通过指定渠道向社会工作披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入末尾淘汰机制，即为无法履行做市义务的做市商提供退出渠道。退出机制不仅能给做市商施加一定的压力，保持做市经营的活力，还能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培育出优秀的做市商队伍。
3. 突出市场层级管理，强化对做市商监督。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无论美国、日本都形成了一系列对做市商的管理措施和手段，包括准入条件、报价原则、信息披露、成交回报等都有着严密的监控。监管组织往往采取交易所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路径往往采取实时监管和事后检查等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可以把市场的参与人分为两种类别：市场交易商和市场客户，由此设立专门的机构分别对交易商和客户进行监督，监督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资金流动性、保证金制度、信用评级等方面，并且更要突出对交易商的监管，可以再将交易商进行细化分类，在借鉴国外做市商制度的经验前提下，在交易商的部分范围内发展做市商制度的业务实践，而其他交易商可以继续开展自营业务，并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和自身的发展，逐步全面开展做市商业务。
4. 明确市场信用风险，突出做市商义务。OTC市场产品本质上仍是金融衍生品，同样是基于某种契约的远期协议。这种远期协议正常运行的基础是双方的信用，即市场上拥有信息的交易一方应该诚实向另一方提供及时、准确的交易信息，降低市场的信用风险。市场交易中，交易商内部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产品交易的价格信息、产品风险的度量技术，是市场交易的主动方，在交易中比市场上的投资客户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在市场监督体系中应该考虑和明确市场上的交易商对产品交易或是产品风险的及时披露，突出交易商的义务，因为只有市场投资客户在了解产品的风险之后，才会作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共同保证市场的健康运行。
做市商的义务目的在于提供市场的流动性，同时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因此做市商的主要义务包括双向报价义务、价差限制义务、连续报价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交易记录保存义务。这里主要突出的做市商义务是信息披露义务和交易记录保存义务。信息披露义务是指做市商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的投资信息，包括价格、成交量、市场占有额、价差等，并还要定期公布相关的研究分析报告，保证市场的公开和透明；交易记录保存义务是指做市商必须对交易具体内容进行记录，并且向相关机构进行报告，配合相关监管部门的随时检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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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 键 词：园林绿化；管理部门 ；差别化
中图分类号：K928.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园林绿化工程管理的方法和要求之所以不断提升，是因为园林绿化市场日趋具有规模化、管理更具规范化、技术更具专业化。本文从北京市园林绿化项目，营造的城市环境为切入点，浅谈园林绿化在实际操作中涉及的各类问题，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园林绿化工程差别化管理的路径和方法。
一、城市绿化概况及园林绿化差别化管理分析综述
（一）北京市园林绿化概况分析
北京，众所周知，早年经常承受沙尘暴天气的影响，空气质量整体较低，这种自然天气的产生，无疑是在绿化工程不到位中产生的。在申奥成功后，北京市园林规划局就打造奥运绿化工程，完成绿色奥运的伟大构思，进行了城市绿化工程的大力实施规划，以实现绿化、美化环境、贴近自然的氛围，确保园林绿化的彻底实施。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北京市的绿化面积已达到50%，离生态型城市这一宏伟目标更进一步。
（二）差别化管理的实施意义分析
国家无论是从建设工程和特定区域“拆房建绿”方面，下大力度进行绿化，都会付出巨额的投入，但是投资的同时，园林绿化对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园林建设的大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的大潮，此波澜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市场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园林绿化工程在水平上得到很大的提升。园林绿化工程在管理方法上有守旧和新潮之差异，守旧的管理模式会导致行业内部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分的现象，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竞争愈演愈烈，起初的市场会在地域、部门及行业中逐步被打破。矛盾的激化必然要想办法解决，建立诚信、有序、开放并规范的市场体系就成为重中之重，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提高园林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素质，对其工作性能进行良好调节，因为他们在市场的发展中是基础，以这种有计划的调节，可以摒除管理方法上固有的陈旧观念，出现“新潮”的有形市场。在园林绿化工程中，加强完善管理与建设两大方面的制度，可以双管齐下，保质保量，努力完成各项指标，并且可以出色的令大众感受到景观绿化发挥出来的功能，同时创造生态和社会效益。
（三）园林差别化管理城市实施成效分析
北京园林绿化局，对园林建设方面，始终在“指导思想”和“组织保障”及“质量保障”与“措施保障”等六个环节，严格执行要求，良好的促进了城市园林景观保质保量顺利完成。环境绿化作为城市潜在的生产力，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文化之都，因为环境改善，城市美化，引来了更多的投资者、旅游者接踵而来，他们所带来的是经济上的昌盛，无疑在发展的链条上面添加了更多的剂。园林绿化工程让社会走向了经济与环境相促进、同发展的道路。差别化的管理不但改变了城市容貌，更主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差别化管理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境的选择，“择绿而居”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主题之一。园林绿化工程从守旧思潮转向具有现代型、更便于管理的现代管理模式，带来了众多的绿地类型，如公共场所的绿地、郊区的林地，还有生态防护绿地等等。其中城市当中的公园绿地和林地的建设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管理思潮的转变带来的另一状态还表现在单位工程上，如水利和园林、市政这样的综合项目，分部分项的差异、比例都愈加呈增高的态势。
二、园林绿化工程差别化管理结构机制分析
（一）园林绿化工程管理机制简述
任何一个园林绿化工程管理都有其特定的行业管理机关。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是由北京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和市容局直接领导的，所具有的职能有综合受理、招标投标、质量监督，从行政的角度来说绿化行业内部有关部门对其进行领导。主要职责是规范绿化市场、研究政策、制定标准、建设诚信体系、程序管理等任务。
（二）差别化管理阶层分工制度分析
园林绿化之所以称之为工程，是由其规模决定的。园林绿化工程的规模要求固然重要，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直接会影响到最后的绿化效果，那么就需要管理者及时对工作人员作出选择。人与人能力的不同就是差别，这是差别化管理中的客观实在，也是管理者需要采取不同手段对待不同事物的原因。
首先拿园林工程的设计来讲，中国的传统园林是具有生命力的，其布局，独具风格，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现代的园林绿化工程既应该发扬传统，又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单纯模仿绝对会丧失其生命力。这就要求园林设计师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素质，眼光独到并且改变自己的观念，把整个的环境融入心中，做好设计，把艺术运用到空间的环境之中，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包括植被、建筑、水体、山石以及一些标志性的雕塑、灯光、娱乐设施和道路等物体，把它们从位置、体谅到色彩，处理的完美，像一幅自然的风景画具有浑然一体之感。管理者好比就是一位画家，画家往往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睛和一双具有创造力的手竭力经营着自己的画面使其近乎完美。且不说画家与画家之间的区别，就说创作一幅画，习作和作品在画家看来是要用不同的手法进行对待的。也就是说园林绿化工程中管理者要根据不同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差别化对待。形成差别化对待的原因，人类自身只是一方面，除了这一因素还有诸多：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政治形态、经济成效、文化艺术、及工程中所要使用的各类材料等等。这就决定了城市园林绿化各具特色。
（三）园林绿化差别化管理构成因素
实施差别化管理要从行业内部的构成因素及外部的构成因素来进行，从行业内部来说，实行差别化管理也有很多的基础性因素。 譬如设定招网络投标管理和智能化的系统，对评标环境管理进行改善，在监管方面提高水平。从对评标的环境、管理的智能化、专家在对评标的程序上要尽量适应于行业监管之需。在全部的评标、开标的程序上都要时刻监控和对影像资料的保存，而且实施远程的监控。而且还要针对整个绿化工程中凡是和管理有关的信息完全公开化，工程管理尽最大可能的做到公开透明。而实施的外部因素则要从城市的社会氛围及人才因素两点来进行。
北京市作为首都之城更是热衷于建设成为一座园林城市，事实上这是一项公益事业，要贴近群众以引起社会的普遍支持，少了这种支持园林绿化建设是不可能做出很出色的成绩的。通过大力宣传和教育普及群众知识，提高大众的认识，激发群众的兴趣，形成优越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指定必要的政策进行指导，杜绝投机倒把、违法犯罪也是应高采取重要的举措，加强园林绿化的法制建设，确保各项事业能够顺利进行。
人才的多少与有无决定了园林绿化的最终成败。所以加大教育力度是必要的，而且要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实行分档次、分类型的培养。在培养期间首先要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要把业务技能的训练放到其次的位置，因为没有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即使拥有园林绿化方面的非凡能力，也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结束语：
通过对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了解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其实行差别化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其通过管理部门的整体协调，并且严格按照工程园林绿化建设指南”标准进行施工，可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完成绿化项目。其实施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我们生存环境达到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生活、工作在绿色城市之中是这个社会对管理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发展提出的要求，要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大勇.袁赴建浅谈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管理与控制[期刊论文]-城市建设 2010(9)
[2].严古华对我国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管理的分析和对策思考 2009(12)
[3].郭正波;朱鹏飞对当前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几点思考 2008(21)
篇3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社会效益 模糊物元 熵权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是以政府资金为支柱,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集中,从而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其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生态改善、社会进步。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不仅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有显著的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投资决策目标将由单一的经济效益向综合的社会效益目标延伸。因此,深入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统的折现现金流评价方法(DCF)主要针对的是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具有显著社会效益项目仅仅停留在理想的社会价格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项目社会效益评价指标难以定量处理;另一方面是农业项目社会效益影响是多因素的。因此,在现行的项目评价体系中没有把社会效益纳入其中,只是对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项目做单项的定量或定性分析。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评价项目社会效益的有效方法。本文试图以熵值理论和模糊物元理论为指导,构建基于熵权评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模糊物元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五类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综合评价实践。
一、基于熵权模糊物元法的引入
由于农业项目社会效益包涵的内容广泛,有社会保障效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效益、农民素质提高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等,同时表现出多目标、多因素、不相容、难计量、模糊性。因此,必须采用综合系统评价方法,将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社会效益评价准确而全面。为此,本文引入了模糊物元法和信息论中的熵值理论,并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评价特点对其改进,实现定量评价。
物元分析是由我国学者蔡文于1983年提出的一门研究不相容问题的科学,通过描述事物的可变性,把是与非的定性描述发展为定量描述,并通过建立多指标评估模型来完整评价事物,从而为解决事物评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由于对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进行评价所涉及的指标较多,而且互不相容,直接利用评价标准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物元理论则恰好解决了不相容问题。此外,考虑到社会效益中不少指标具有模糊性,利用模糊物元分析能较好地对农业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1.模糊物元模型
(1) 模糊物元与复合模糊物元
在物元分析中所描述的事物M及其特征C和量值X组成物元R=(M,C,X)或R=(M,C,C(M))。如果其中量值X具有模糊性,便称其为模糊物元。事物M有n个特征C1,C2,…,Cn及其相应的量值 ,,则称R为n维模糊物元。M个事物的n维物元组合在一起便构成m个事物的n维复合模糊物Rmn,即:
式中,Rmn为m个事物的n个模糊特征的复合物元;Mi为第i个事物(i=1,2, …,m);Cj为j个特征(j=1,2, …,n);为第i个事物的第j个特征对应的模糊量值。
(2) 计算从优隶属度
各单项评价指标相应的模糊量值,从属于标准样本各对应评价指标相应的模糊量值隶属程度,称为从优隶属度。由此建立的原则称为从优隶属原则,可采用下式计算:
越大越优型: (1) 越小越优型:(i=l,2,…,n;) (2)
(3)建立标准模糊物元和差平方模糊物元
标准模糊物元R0n是由从优隶属度模糊物元Rmn中各评价指标的从优隶属度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加以确定。若以(i=l,2,…,n;j=l,2,…,m)表示标准模糊物元R0n与复合模糊物元Rmn中对应各项差的平方,则组成差平方复合模糊物元R为:
(4) 欧氏贴近度评价
欧氏贴近度表示被评价样本与标准样本两者互相接近的程度,其值越大表示两者越接近。反之则相离较远。计算方法有很多,考虑本研究是依据众多指标定量描述农业项目社会效益,拟采用加权求和模型计算单元欧氏贴近度 。
(j=1,2, …,m;i=1,2, …,n)(3)
式中:表示第m个评价单元与标准复合物元之间的贴近度,其值越大,两者越接近,表明单元质量越好,级别越高;反之,单元质量越差,级别越低。
2. 熵值权重系数确定
在信息论中,熵是信息量的度量,人们在评估决策中所获得信息的多少,是评估精度和可靠性的决定因素之一。某项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越大,反之亦然。把熵权引入到评价指标权重求解中,充分利用决策矩阵提供的信息来修正决策者主观判断权重,可以减少决策中的主观随意性,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第i项评价指标的熵权为:
(4); (5); (6);
(7) ;(8) 。
式中:为熵权;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熵;为同一评价指标下不同事物中最满意者或最不满意者,本文采用前者。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与社会的互相影响,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按照目标层、指标层进行指标体系设计和指标提取(详细见表2)。
入选评价指标解释: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能表现社会效益的指标数据,利用SPSS16.0对选定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7的指标,确保每个潜变量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量表结构具有良好的效度后,得出12个重要指标(见表2标示C),并对其进行解释。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模糊物元评价
依据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类型,结合社会效益的普遍性,将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分为下列五类:种植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农产品储销项目、生态农业项目、科技培训项目。这五类项目大体上覆盖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且具有明显社会效益,同时,这五类项目均已投入生产运营并产生了实际效果。
1.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均来自正在生产运行中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具体有:
(1)种植、养殖类:杨凌双孢菇高效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M1)和靖边优质肉羊高效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M2);
(2)加工类:陕北靖边县万吨黄芥籽精加工项目(M3)和陕北延川县红枣产业化建设项目(M4);
(3)生态类:3211生态林果牧循环经济产业化综合开发项目(M5)和榆林市沙地生态农业科技园区项目(M6);
(4)科技培训类:陕西省农业科技培训项目(M7)和杨凌示范区新型农民培训项目(M8);
(5)流通类:陕西省杨凌农业科技大市场建设项目(M9)和杨凌粮油及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建设项目(M10)。
2.建立评价模型
(1)构建复合模糊物元。本文选定10个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12个社会效益指标。得出模糊物元Rmn如下:
(2)确定定量指标相对优属度矩阵并构建差幂复合模糊物元。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均表现为越大越好,所以采用越大越优模型即取各指标的最大隶属度值确定标准模糊物元,依据(1)得出优隶属度模糊物元,并计算差平方模糊物元R。
(3)确定熵值权重。依据(4)、(5)、(6)、(7)确定权重,见表3。
3.评价结果分析
(1)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五类项目欧氏贴近度的排名与社会效益的高低排序是一致的,说明模糊物元熵权评估方法适合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综合评价。
(2)本文对选定的12个指标进行权重确定,最大权重项为农业增收(0.1162),最小权重项为人均收入增加值(0.0453),说明社会效益重在整体农业增收,而不是农民个人增收。权重的确定客观化,脱离以往的主观思路,使得评价更准确。
(3)在选定的五类项目中,生态类(M5、M6)社会效益最高,贴近度也好;流通类(M9、M10)次之;种植、养殖类(M1 、M2)最低。其原因是:生态类涉及面广,农业增收效益显著,就业人数较多,就业效果明显,指标权重大。
(4)能够实际计算出各项目的标准化效益值,如杨凌双孢菇高效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的值为 。不单纯停留在比较各项目方案的优劣性,本文虽说未能折合成一个统一的货币形式,但通过标准化处理能确切计算出指定项目的标准化社会效益(见表5),易比较各项目之间的单项效益和总体效益,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5)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国家要实现增加社会效益的目的,就可优先选择生态类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要最大增加农民就业,就可优选科技培训类,因这类项目投入不多,对实现最大就业。
(6)本文提供了一个评价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社会效益的方法,此方法从理论上是优化的,由于实证的数量较少,有待于更深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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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铁路轮船进入中国后引起的反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进出口贸易、农产品商品化、新兴市场的开拓和近代城市的兴起等几个方面，对铁路轮船与晚清商业间的关系进行一下初步的考察。
1. 进出口贸易的变化
中国近代交通运输工具铁路和轮船对晚清商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895年后。这是因为1895年前，中国全国拥有的铁路，仅仅只有微不足道的364公里，只是在中败于日本之后，兴办实业救国救亡的热潮，才使中国兴起了修建铁路的第一次。几条较长的干线如东清、胶济、滇越、京汉、粤汉、津浦、沪宁、京绥铁路均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建， 即使这样，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时中国的铁路也只不过才有9618公里。 轮船也是如此，1895年前，清朝政府并没有开放民间自由兴办轮船公司的禁令，除清政府批准的轮船招商局以外，很难举出其它的华商轮船公司。1895年时，中国的轮船只数大小一共只有145只32708吨。此后，的签订使帝国主义的轮船得以进入中国内河，清朝政府才被迫取消了华商开办轮船公司的禁令。这样，1911年时中国的轮船只数才上升到901只90169吨。 因此，近代铁路轮船对商业方面的影响，从1895年以后比较明显，我们的考察，也主要从这里开始。
下面，我们先看看这期间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情况：
表1 中国对外贸易数值及其指数（1895－1911年） 单位：1000海关两
年份|出口净值|进口净值|总值|贸易总值指数
1895|143293|171697|314990|100
1896|131081|202590|333671|105
1897|163501|202829|366330|116
1898|159037|209579|368616|117
1899|195785|264748|460533|146
1900|158997|211070|370067|117
1901|169657|268303|437960|139
1902|214182|315364|529546|168
1903|214352|326739|541091|172
1904|239487|344061|583548|185
1906|236457|410270|646727|205
1907|264381|416401|680782|216
1908|276660|394505|671165|213
1909|338993|418158|757151|240
1910|380833|462965|843798|268
1911|377338|471504|848842|269
说明：贸易总值指数为笔者。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发展》，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336页。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895到1911年，中国不管进口还是出口的贸易数值，都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进出口贸易总值16年中增加了二倍多。在贸易数值的迅速增长中，表1未能反映出来的是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从下面的进出口货物分类结构变化表中可以明显的反映出来。
表2 1873－1910年中国进出口货物分类变化表 单位：千元
年份|进口货物|出口货物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农产品| 矿产品|半制成品制成品
|值| ％| 值| ％|值| ％|值| ％|值| ％
1873|8383|8.1|95104|91.9|2866|2.6| —| —|105572|97.4
1893|19733|8.4|216090|91.6|28423|15.6| —| —|153290|84.4
1903|76582|15.0|432477|85.0|89496|26.8|1563|0.4|242902|72.8
1910|126948|17.6|594351|82.4|231957|39.1|4416|0.7|356964|60.2
说明：“半制成品和制成品”主要指丝、茶和一些手工业品。
资料来源：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表14、表15重新计算编排。
从这张表进行观察，在进口各项货物的变化中，生产资料的数值和比例在逐步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均不大。消费资料的进口虽然所占比例数在逐渐减少，但绝对进口数却呈明显的增长。在出口货物中，矿产品的出口数量微不足道，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数值有一定的增加，但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呈减少的趋势。只有农产品的出口，不管绝对数值还是所占指数，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1873年时，农产品的出口数值只有286.6万元，在出口货物总值中仅占微不足道的2.6%，此后迅速增加，1893年增加到2842.3万元，占出口总值的15.6％，1903年进一步增加到8949.6万元，占出口总值的26.8%，1910年更猛增到23195.7万元，占到出口总值的39.1％。1910年与1903年相比，7年之间农产品出口数值增长2.6倍。与1873年相比，增长更达80.1倍之多。在各项出口货物中增长的幅度高踞第一位。农产品的出口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与铁路轮船即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在这期间的发展有着根本的关系。因为，这期间的农产品，还只能作为原料品出口，铁路轮船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内地到通商口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降低了运输费用，使一些量大价贱、容易腐败破损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因而使得许多过去无法出口的农产品成为出口货物。而且，农产品的出口结构也因运输工具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变化。1895年即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织品。七十年代，这三项土货的出口数值占整个出口额的90％左右，1892年仍占62.5%。 其它农产品虽有出口，但数量有限，而且产地需在口岸附近才有可能。二十世纪开始后，随着铁路干线的修筑和轮船运输的发展，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表3选择的8种主要农矿产品1871－1911年的出口统计数字，就反映了这四十年中出现的变化。
表3 1871－1911年8项主要农矿产品出口统计 单位：公担
年代|茶|丝|大豆|豆饼|花生|棉花|猪鬃|锡
1871－73|1022159|37529|57506| —| —|8486| —| —
1881－83|1238145|39345|84760| —| —|17473| —| —
1891－93|1055064|59946|760522| —| —|290417| —| —
1901－03|877899|69292|1348622|2062384| —|367898|21056| —
1909－11|911629|80424|7338488|5614669|430199|556152|31588|56939
资料来源：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4－75页表17。
从表中看，进入二十世纪后，过去传统的出口农产品中，丝的出口数量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大。茶叶的出口数量却在此前大幅跌落的基础上继续跌落，1903年与1883年相比，20年中减少36万多公担。但是，此期棉花大豆等农副产品的出口却代替了传统的丝茶地位，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尤其是大豆的出口增长幅度十分惊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不满6万公担增加到1911年的733万多公担，增长127倍多。棉花也从同期的8486万公担增加到55万多公担，增长65倍多。过去没有出口记载的花生、猪鬃和锡等农矿产品，此期也开始对外输出，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扮演了重要的出口角色。
这种状况，在通商口岸特别是有铁路深入内地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宁波、汉口、广州、天津、大连、安东、青岛等城市，表现的尤为突出。上海1900年的出口贸易额为7800万两，后因沪宁、沪杭甬铁路相继修成通车，大大促进了棉花和蚕茧等的生产和输出， 1910年上海的出口额已增至17800万两。1900年广州的出口额仅1900万两，在广三、广九两铁路通车后，出口额即增至1910年的5400万两。铁路的修建对汉口和华中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更为明显。1904年汉口的输出额不过714万两，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再加上湖南等地开辟内河轮船航运，华中地区的农产品等土货出口情况为之一变。过去出产不多或难以外运的棉花、芝麻、大豆、花生、桐油、禽蛋、牛羊皮、生漆等等内地土货，在出口贸易中越来越占着重要的地位。过去，汉口以“茶港”闻名中外，出口土货中茶叶一直占居首位。但到1909年，芝麻的出口值已经超过茶叶。1910年，汉口的出口总值已增加到1790万两。 华北地区的主要港口城市天津，由于京奉、津浦等铁路的修筑，特别是京绥铁路京张段的修建，出口土货的来源显著扩大。直隶、山东、山西的棉花和别的农产品，纷纷集中天津外运。京绥铁路京张段完工后，山西北部的亚麻、小麦、内蒙地区的杂粮、羊毛等产品源源运往天津出口，天津的出口贸易额迅速扩大。据说京张线营运后，天津出口额“于一年之中骤增数百万”。
铁路轮船的发展，除了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外，也大大带动了国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商品的运销范围和市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刘克祥在“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一文中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多描绘。如河南安阳的棉花，在火车未通时，仅由小车或马车运销到邻近的卫辉、怀庆以及开封、许昌一带。此后由于铁路的修建和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安阳棉花除部分供应该地广益纱厂外，其余北销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运郑州、汉口，转销上海。其流通范围之广，“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价贱量大的粮食，流通范围的扩大更是有赖于铁路和轮船的运输。过去只供生产者自用或就近销售的鲜果、蔬菜、禽蛋、鱼虾等农副产品，流通范围也明显的得到扩大。如河北唐山、昌黎离天津并不远，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这一带捕捞的鱼鲜，还难得运销到天津出售。自京奉铁路通车后，那里的鱼鲜即迅速进入天津销售。 河南新乡的西瓜，自“火车通行，销路益远”。奉天北镇，“昔年多种菜蔬，仅销境内，近年交通便利，运销外县者甚夥”。广西桂平一带，自从西江轮船通行，“土物出境倍易于前，山间物产外销，获利不少，而家畜鸡豚亦各载之舟中，随大江东去，售诸港粤，日月不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和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变化，在铁路不断修建和轮船不断发展的同时，一方面，是农副产品的出口持续增长和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如上表所示，国外工业产品和各种消费品的进口数额，也在持续增长中，并随着铁路轮船而运销到广大内地，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中国商业和经济结构。而这种变化的体现之一，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明显增强。
2. 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产业的专门化
在以铁路轮船为主干的近代交通网的作用下，通商口岸城市和广大内陆腹地的联系大大加强，农产品的长途运销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许多农副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得以扩大。这种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通过铁路轮船的传导，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作物的商品化和产业的专门化。在作物的商品化方面，铁路和轮船航道沿线地区的棉花、大豆、花生、芝麻、桐油、麻类、禽蛋、牛羊皮的出口大大增加就是明显的表现之一。其中，经济作物的产量快速增长表现的最为明显。这里仅以棉花和大豆的情况为例，简述如下：
1、棉花 棉花是前后已有相当发展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原来主要产于江浙闽粤等南方地区，十九世纪初开始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以后，南方和北方的种植面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但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最重要的商品棉产区，大都在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及轮船通行的河流两岸。例如，这时期以汉口、沙市为中心的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和长江、汉水流域地区，棉花种植的推广和商品化的扩大就十分明显。1898年，汇集到汉口的棉花只有702担，还不够本地之用，反要通过上海输入通州棉花四万担。此后随着京汉、粤汉铁路的修筑和湖南轮船运输的发展，棉花的产量迅猛增长，汇集到汉口的棉花，也以湖北、湖南和河南三省生产的为中心，其中又以湖北产的占其大半。1901年已可输出24397担，1902年增长到133361担，1903年又增长到332102担，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前夕的1904年，更增加到399720担。而总生产额则估计“当为百万担内外”。 山东也是同样，随着胶济、津浦铁路的修建，铁路沿线的棉花种植迅速增长。据日本人的调查，1914年山东植棉面积365万余亩，棉花总产10724万余斤，其中铁路沿线州县的植棉面积为269万余亩，棉花产量8575万余斤，分别占总数的74％和80％。
2、大豆 大豆是我国的特产，很早就作为城乡居民的廉价高营养食品和照明用料而广为种植。
制成品有豆面、豆腐、豆油、豆酱、豆饼等等，长期以来以自给性消费为主。二十世纪初，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发现了大豆在食品和化学工业方面存在着广泛用途。它们利用豆油工省价廉的优点，经过提炼精制，取代橄榄油和棉籽油，充当人造猪油、人造牛乳的原料，普通豆油则用来代替亚麻仁油，制作油漆、涂料，也用来制造肥皂。豆饼原来只用作肥料和牲畜饲料，二十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利用豆饼中丰富的蛋白质含量，用来制作豆粉，加在面粉中烘制面包。又用来制造酱油和味精。这样，大豆的市场需求成倍增长，迅速成为世界性商品。1908年，日本三井会社把东北大豆输往英国，大受欢迎。欧洲各国商人亦争至东北搜购，因而其利益明显，种植益多。原来主要种植小麦的东北，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著名的大豆产地， 可以说，整个东北，几乎到处都有大豆种植。在铁路和轮船航道的沿线地区，发展则尤其迅速。如奉天的沈阳，大豆为“出产大宗，占输出品巨额”。辽阳农作物中，“首推大豆”。抚松大豆“出产最多”。通化大豆“居五谷之首”。安东、铁岭“无处不宜豆”，实为出产大宗。吉林双城，“有地皆种，十岁九稔”。农安1914年的大豆播种面积，据说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显然，在这里，铁路和轮船的发展对于大豆种植的迅速扩大和出口的增加，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汉口为中心的汉水和长江平原，是豆类的又一集中产区，“其产额颇大”，“每年仅输出之豆类，不下三百万担”。据统计，1902年时，汉口输出的豆类为49万担左右，仅仅过了四年，1905年就增长到288万担左右。 无疑，这与1905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日本当时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观察，京汉铁路通车初期，湖北和河南之间的商品流向主要为，“由河南则专输送麦、黄豆、芝麻、牛羊皮、药材、烟叶等于汉口，由汉口则输送海产物、石油、棉纱、支那纸、棉布类、其它杂货于河南”。又由湖北沿路地方“送棉花于榷山堰城地方者甚多，一年可预测为五六万包以上。”据他估计，由湖北、湖南、河南和四川陕西水陆两路汇集汉口进而输出的农产品价值，“每年实不下三千万两”，但将来若“川汉铁道、粤汉铁道开通”，“大约可至七八千万两”。 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对农产品商品化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状况，于此可见。
铁路轮船对产业专业化的推动作用，这里可以举定县和高阳的土布业为例加作说明。
所谓土布，是指农村以旧式生产工具制成的棉织品。定县的土布业在光绪初年即已起步，1892年销往外地的土布数量已达60万匹，主要的销场为西北一带。 此后，随着京汉铁路的修筑，定县土布的出口量随之增长，其增长的情况可见表4：
表4 1900－1911年定县土布输出西北各地的数量和价值
年代|匹数|价值（元）|年代|匹数|价值（元）
1900|850000|595000|1906|1250000|1000000
1901|890000|623000|1907|1350000|1080000
1902|950000|665000|1908|1450000|1160000
1903|980000|784000|1909|1800000|1350000
1904|1100000|880000|1910|2000000|1500000
1905|1200000|960000|1911|2600000|2028000
资料来源：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页113。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二卷，第424页。
1899年，京汉铁路修到定县，此后定县的土布输出年年上升，1911年与1900年比，11年中增加175万匹，价值增加143.3万元。显然，定县土布输出数量的迅速增长，与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料输入和产品输出更方便，市场更加扩大分不开。定县土布输出数量的迅速增长，反映出来的另一面事实是农村从事这一劳动的人数在增长。据调查，织土布是定县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该县东不落冈村，1892年从事土布纺织业的有92户，1912年达130户。全县从事织土布的村庄比例相当大，占全县的83％。而且，定县农家的土布制作，绝大部分是为市场进行的生产。以定县的第三、第六两区来说，自用的布匹只占全部生产总值的0.36%， 余皆推入市场。这种状况，说明定县的土布制造受京汉铁路的影响，专业化的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
高阳的土布织造业比定县兴起稍晚，但发展很快。二十世纪初，因机纺洋纱的大量输入和足踏铁轮纺机的引入，地理位置与京汉铁路和原料产地天津均靠近的高阳，土布织造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很快成为凌驾定县地位之上的土布织造业中心，还出现了专业化分工的明显趋势。这种趋势正如吴知在“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一文中所叙述的，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A、专业纱布商人的兴起。在洋纱和铁轮机输入以后，因为布匹产量和原料消费量大有增长，进行纱布贸易又“获利甚厚”的缘故，因而“以贩卖纱布为业的一批布商，乃应运而生”。这些纱布商的业务包括从天津贩入洋纱和织机；收买或以纱换取农民织造的布匹；将布匹运往外地销售牟利等三方面。民国初年，这种布商在高阳已“不下二十家之多”。B、高阳附近各自分立的若干土布区域，逐渐形成以高阳为中心的一个大的体系。由于洋纱和铁轮机取代土纱和木机，高阳商人乘机在过去各土布交易中心如青塔、莘桥、大庄等处设立分号推销棉纱，收购布匹。并进而出现把棉纱赊给农民织布，再把布匹收回结帐的中间商号。高阳也逐渐成为“附近各织布区域的原料散出和出品集中的中心，于不知不觉中把各区域维系起来，成为以高阳为中心的一大体系”。C、织布农民和布商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农民从商人处赊取棉纱，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的雇佣关系。这时候，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织布，但已发展成为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的雇佣关系，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总的来说，定县和高阳成为织布业的中心，专业化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情况，是由多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促成的，但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则是无可置疑的。
3. 近代交通工具铁路轮船与市场开拓的关系
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入中国后，攫夺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筑权，始终是其争夺中国资源、倾销本国商品、开辟新的市场的重要政策之一。他们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把内河航行权一步步攫夺到手。长江航行权的被攫夺过程就十分有代表性。1842年的，列强攫取到沿海航行权和长江出海口上海的航行权。1858年的，规定开放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和汉口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攫取的航行权亦随之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的汉口。1876年的烟台条约，又规定增开芜湖、宜昌为通商城市，外国在长江的航行权又进一步延伸到宜昌。1895年的进一步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岳州为开埠通商城市。这样，除长江干流的航行权被列强延长到四川的重庆外，还使外国轮船打破了过去不得驶入内河的禁令，使其得以沿吴凇江经运河驶入苏州和杭州。与此同时，列强还取得了土货航运权和内地通商权等一系列特权，打开和取得了通向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通道。列强在步步获取中国内河航行权的同时，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的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英国商界的“主要的野心是要使中国进入铁路，一半是为有投资场所，一半是为深入内地市场”。 因此，英国除了在内地与列强激烈争夺铁路修筑权外，还“非常关心建筑一条由仰光到云南的直达铁路，来打开进入中国的后门”，并为此“拟定了各种计划”， 准备通过进入中国内地的这条大西南铁路，一方面与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相结合，另一方面与法国在中国南部和越南的扩张势力相对抗。
列强极力攫取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筑权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近代交通运输工具铁路和轮船在开拓市场，攫取商业利润和扩展列强势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在作为落后农业大国，同时又国势孱弱，缺乏先进生产力的中国，表现的尤其明显。这一点，19世纪60年代在长江轮船航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人物金能亨，对长江航运客货运业务利益所作的一个调查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长江的“营业额几乎是难以估计的……，即以原棉一项而论，估计长江流域的产量便大大超过美国全国的产量。中国国内贸易的运输量姑且置之不论，单以外国人经手的货运而言，其数量便十分可观。湖南、湖北的茶叶有500多种规格，在供应市场时，……肯定还得顺长江而下，仅以两湖茶叶而论，总量便估计有7万吨。凡熟悉中国贸易的人都十分清楚，继7万吨货物之后，还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在回程贩运货物方面，金能亨估计，“回程货运量同样是巨大的。在汉口出售的外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2.5万吨”，而“这些棉织品只占上海总进口量的一小部分”。 事情确实如此，当取得长江轮船航行权后，外国轮船商在所从事的轮船航运业中，都赚到了高额的利润。就拿金能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来说，1867年这一年，“纯利润就高达806011两”，其中“单以往长江上游装运棉花而论，便为该公司挣得毛利约24万两”。 美国公司如此，英国公司也如此，“大英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同中国的交易全是史无前例的最赚钱的买卖，单就上海的丝这一项来看，今年（1860年）完全有可能达到5万件。丝的运费是每件白银10两，总数就是50万两，合英镑十六万二千五百镑！！！”
除了攫取巨大的商业价值外，利用铁路轮船开拓中国内地市场，同样是列强注目和争夺的焦点之一。攫取长江上游航行权进而打开四川省乃至更广大的西南内地市场，就是典型的一例。例如，1871年在英国朴内茅斯召开的商会联合会上，就有不少商人提议，“为了促进对华贸易，要说服（英国）政府在下次修订条约时，为英国商人取得通过长江进入中国腹地（的权利）”。 1872年，商会联合会又写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而1878年宜昌口的商务报告则认为，“如果不在最短期间出现足够吨位的轮船供应本埠的全部贸易和通过本埠的对四川的贸易，英国商人便会大大改变这种状况，增置轮船。”因为“轮船运输的收益绝非该业的唯一利益，它还附带给予湖北省西部的生产事业以新的刺激。” “汉口与宜昌之间轮船航运的最大优点在于将英国货物能比现在提早30天运到巨大的四川市场上。四川是一个极富饶的省份，幅员广大，物产丰富，运输工具的增加会使那里对于英国货物的消费和当地剩余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和明显的刺激。”而“那里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中国市场之一，每年销售九十万匹以上的棉布和十一万匹呢绒。”
1886年5月12日，英国人霍西在曼彻斯特商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宣读文件时，又特别声明：“我们曾经常要求同重庆建立定期的轮船交通，这将给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据他的调查，如果重庆得以成功通航，那么“到那时，我们的制造品在交纳海关税以后将存在重庆，而来自本省以及来自云南、贵州各大城市的买主，就能够从这个据点（重庆）用子口税单运走他们购买的货物，只需交付转口税便能运到最后的目的地”。他兴奋的预言：“四川，作为英国工业品的消费者，将很快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交通运输的改善将促进四川省各种产品和工业的巨大发展。我用不着拿川丝作例子，这项有价值的产品的可能的发展，的确是不可限量的。在四川省东部和中部，几乎每家每户的妇女和儿童都从事养蚕缫丝。川丝和其它出口货的发展，将因长江上下游之间比较安全、比较迅速和比较廉价的交通运输手段而兴旺起来，这将大大地提高和平、勤劳而富裕的四川人的购买力。这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在中国西部，煤产丰富，煤矿就在河边”。 英国《泰晤士报》1888年也说，假如重庆轮船航运成功，“则七千万人口的贸易就送到门上来了；兰开夏、米地兰及约克郡的制造商就能从伦敦、利物浦用一次简单转口，缴付从价税5％运入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亚洲心脏地带或几乎是中亚高原的脚下。他的成功意味着在广大遥远的人口与西方制造商之间以及住在扬子江下游地带千百万人民及海口之间的自由而廉价的交通。它还意味着在世界上最长的一千五百哩航线上安全、快速与价廉的交通”。
以后的发展，确实也证明了四川内地市场的开发，与川江行驶轮船是紧密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的。可见，列强对中国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筑权的争夺，一方面是因为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筑权的取得，是列强开拓和获取新的商品市场的重要保证，同时还因为这是构成列强在华权益及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之一。这一点，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所说“轮船航路，表示商权伸张，一国利权之植立，而为开始”的说法，以及日本在开拓长江航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白岩龙平“盖贸易和殖民必然有待于交通运输线的扩展伸张”的说法，就是典型代表。在这里，铁路轮船这种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扮演了扩张外国经济侵略和政治势力、扩大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和破坏中国自然经济结构、扩大中国内地市场的双重作用。而且，这段时期这种作用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以帝国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经济掠夺的需要为依归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铁路轮船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中国过去未曾有过的先进运输方式，其本身客观存在的先进冲击落后的内在性，在这里同样得到了体现。关于这一点，本文第一第二节的描述也已有所证明了。
四、近代城市的兴起
在铁路和轮船等近代工具推动贸易和市场开辟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也出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变化。中国过去的城市，其功能大都是以或军事为中心，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一批因工商业而兴的城市迅速出现壮大。这些城市，毫无例外的是具有优越交通条件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的通商城市。 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青岛、厦门、重庆等等。其中，长江流域的三大重镇上海、汉口和重庆，就都是典型的因便利的交通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城市。上海在开埠初期，仅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县城周围约五英里……人口据说约有12万……在建筑、外貌、富裕等方面，均次于宁波。” 但因为其具有相当便利的交通条件，“经由水路交通，它就能够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联系起来”，而且，“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之间的内地交通几乎和它的水路交通同样便利，这里的贸易额相当大，大多数在中国有声望的英国洋行和美国洋行在这里均设有分支机构。” 在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总部相当部分都设在上海或在上海设有分公司。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也成立于此。因此，依靠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市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上海开埠以后很快就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到1911年时，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中始终占有44.2％以上的比例， 几乎达到整个中国进出口额的一半。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时，已形成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线的港口枢纽城市，出入上海的商船数和吨位数都占全国总数的20％以上，成为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再加上1908和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和1929年连接国内各大埠的航空线开通，上海进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城市。这种因商而兴的特点，又带动了、城市建设、以及其它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人口已从开埠初期的十余万增长到200多万，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工业也有了飞速的增长，如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额占12个城市总数的60％，产值更达12个城市总数的66％。上海还始终是中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工行业的中心。由于工商、金融的集中，近代上海不仅成为万商云集之地，城市化设施和市政建设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 上海发展的这些特点，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其它因交通条件便利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如素因交通便利而有《九省通衢》的汉口，在近代以前即因水道纵横、交通便捷的地理环境而成为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港口城市。进入近代后，又是中国近代轮运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与上海轮运通航，70年代末汉口与宜昌通航。到20世纪初，汉口除了与长江沿线各重要城市都有轮船通航外，内河小轮船航运业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形成了一个以长江航线为主干，连接通达湘江、汉水内河的近代轮运体系。19世纪70年代末，汉口与外洋直接通轮后，汉口还成为国内对外贸易的重要转销口岸。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使汉口在原有东西水运线贯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北铁路沟通的现代条件，铁路对汉口贸易和城市建设的直接推动作用，从下述记载中可见一斑：“近来贸易额之大增进，其盛况仅次于上海广东”，而“外国租界，家屋之新造，已月异岁不同，如法国租界，俄化为殷盛之场者，非不全赖铁路之河南内地前进之力乎？”而“粤汉铁路将开通，则占水陆要冲之地，其繁盛当至隆隆冲天，则西人之拟汉口于米国芝加哥者，真非无故也。” 汉口在实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东西南北相交会的交通地理新格局后。便利的交通条件刺激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又刺激引诱了更多的商人在此聚集，使得商业更加繁荣。出现了“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的局面。汉口的城市地位也因此而直线上升：“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
重庆的情况也如此。重庆是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西线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的中心。重庆－汉口－上海的长江航线，是西南与东部沿海商品贸易的主渠道。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体。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在1891年重庆开埠后，越来越多的洋货通过轮船运到重庆，进而深入西南，在促使重庆商业贸易功能明显扩大的同时，也使得重庆城市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进口商品方面，洋纱、洋布、洋杂货逐步取代了湖广土布和手工业品。出口集中的丝、茧、白蜡等一部分货物也开始通过轮船沿长江向国外出口，并增加了猪鬃、羽毛、羊毛、牛羊皮和桐油等新品种。这一切变化的综合作用，终于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重庆开始出现了近代工业，重庆市的功能也从单纯的商业贸易中心逐步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并因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日益扩大其辐射和作用，成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多功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