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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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经济、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人文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和拉采尔，当时称为人类地理学。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地对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坑。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韦达 白兰士及其学生白吕纳提出"人地相关论"称其学说为人文地理学。他们的观点成为人文地理中"或然论"的理论基础。本世纪20年代始，地理学注意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探讨地理学新起点的各种学说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的共同点都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都抛弃了以往那种"自然为因，人生为果"的命题，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人地关系。

3．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内容[2]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1）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2）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4）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识形态观念学。寻求知识的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认识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假设（我们认识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认识的？）（3）本体论。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设（什么可以被认识）。（4）方法论。一套可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象的计划和程序。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4.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4.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4.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4]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4 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应研究的热点。

4.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人微观。

5. 结束语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 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2] 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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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地关系；空间问题；区位

区域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探讨的三大基础概念是地理学课程体系中常见和重要的概念，对于本科生学习掌握本学科相关理论和相关方法论十分重要。作者以目前国内流行的几本教材为参考，结合自身教学和科研体会，对人地关系和经济空间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概念融合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人文地理学两大基础概念，即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和区域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旨在明晰三大概念的实际内涵。上述三大基本概念仅仅是作者本人结合十余年的教学及科研所总结出的一些心得体会，有待同行深入交流探讨。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崔功豪.区域分析与规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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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地理学；活动路径；小说人物行为空间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73－11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以地理学科学化为目标兴起的计量革命为契机，学术研究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被分为许多领域的固定不变的说法被人文地理学瓦解了。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研究者们关于文学作品中都市论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Pocock(1981)编撰的论文集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出版。Yi-Fu Tuan(段义孚1985)，对柯南道尔所描写的英国大都市尤其是伦敦所体现出来的都市病的研究后，指出：柯南道尔结合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环境来描写的英国都市病，揭示伦敦等都市病态的一面，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杉浦芳夫(1992)选取了与东京近郊有关的文学作品，在介绍相关文学作品的前提下，结合东京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通过对地理空间解读的实践，达到向读者说明“New Geography”的目的。遗憾的是，在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出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暖(2009)等以《水浒传》中塑造人物的实际文本为出发点，通过建立人物行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对天罡星的行为特征进行共性概括和类型划分，归结出36天罡星豪杰气概、好汉气性、猛将气势的群体总特征，分出5个行为特征比较明晰的大类，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天罡星行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再就是在2010年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林珲教授曾在讲座中提到过目前有研究者试图从地理空间视角对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提到的地方进行研究。张光英(2010)在国内首次将行为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文本研究领域，从地理学微观个体行为的视角，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红楼梦》大观园的主要人物行为空间进行思考和研究。

基于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品作地理空间解读的研究非常之稀少，本研究选取典型小说文本中核心人物的行为活动路径，运用时间地理学研究理论，通过地理学空间的阅读试验，尝试把文学文本的阅读和新人文地理空间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文学关于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

二、时间地理学的概念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以哈格斯特朗为代表的时间地理学，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中考虑，时间地理学对人物时空间结构的研究需要有必备两个条件，其一，需要有关人物出行活动的资料；其二，需要掌握人物一天内24小时连续进行的所有活动情况。路径、结构，可以通过将空间压缩为二维平面，用纵轴代表时间在图上加以表示。时间地理学认为时空框和制约是时间地理学的关键词汇。个人为了谋生或满足其获得信息、社会交往及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就在个人路径或者轨道中移动，每个人在时空间移动中所遇到的环境。一个人要满足需要，一般要从一个驻所移动到另一个驻所，然而，移动受到了许多制约，这制约可以归为三类：能力制约、组合制约和权威制约。可见，在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下，活动被作为一种常规发生的习惯行为来研究，强调了移动在行为空间中的重要性。

三、关于《红楼梦》核心人物研究综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大约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以刻画人物众多，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深刻而著称。曹雪芹现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由原作者曹雪芹写的前80回和续作者高鹗完成的后40回组成。自《红楼梦》出现的二百多年来，“红学”界从“索隐”“发微”“释真”“考事”等或文学、或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中核心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形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世界汉学界鼎立而三的显学之一――“红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主要人物的研究视角二百多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脂砚斋为代表的人物点评分析研究

脂砚斋是第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周汝昌(1953)认为一部《石头记》，脂砚斋不啻给作者作代言人，尽拽底奥，此人之重要较之雪芹本人几乎要划等号了。杨星映(1982)认为脂砚斋还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他就多次反复研究、评点，应当说是第一个红学家。李燃青(1985)认为脂砚斋在评点中，充分地肯定了《红楼梦》在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且提出了颇为深刻的美学见解。

(二)以为代表的“索隐派”人物原型分析研究

索隐派出现在20世纪初，以为代表。索隐派不认为小说就是小说，而认为它是一部借“假语存”隐写的一段真实历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隐派有独特的文艺观。(孙伟科)认为宝玉就是胤初，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胤初和董鄂妃的故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本事。”新时期的刘心武就是“索隐派”研究方法的继承者之一。

(三)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人物研究

的《红楼梦考证》认为“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俞平伯是的学生和追随者，但俞平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采取“以书为证”的方法进行《红楼梦》考证，提出“钗黛合一”的理论。新时期周汝昌先生的“新自叙说”是对“自叙说”的修正和发展。

(四)以王昆仑(太愚)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人物分析法

1948年王昆仑结集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以阶级定性为主的人物分析，将人物分为卫道者和叛逆者两大对立阵营，薛宝钗属于卫道者阵营，贾宝玉、林黛玉属于叛逆者阵营。以后何其芳、蒋和森、吴组缃的红学研究是这一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百多年来对《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深入、全面。《红楼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的研究主要在各个流派研究思想

的语境下进行的。纵观历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以小说叙述的故事情节作为理解《红楼梦》核心人物的依据，但人是叙事的主体，小说创造的人物活动空间与人之间存在全方位的互动关系，日常活动空间在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还反应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人物对行为空间的能动选择上。理解了《红楼梦》核心人物的行为空间的意义，就能理解曹雪芹赋予《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独特的叙事意义。因此，本文则尝试从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视角来解读核心人物。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文学就是以现实世界的事物为原型进行的创作，文学中描写的东西并不是现实，是作者感知的印象化的现实。小说要塑造人物、构造情节、推动矛盾冲突发生、发展直至矛盾冲突的解决和消亡，都离不开核心人物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行为空间。在小说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通常表现为每日的活动。小说核心人物的日常行为空间反映个人与环境最直接最经常的交互过程，行为空间成为小说特定的典型事件下个人层面上长期和短期的选择和制约多重作用的结果，并且通过核心人物个人活动之间的移动将分散的活动地点连接起来形成核心人物活动行为体系。因此，文学家也如地理学家一样也是通过作品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来完成文学中行为空间的描写。这样，如果地理学家的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是正确的话，自然利用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通过核心人物日常行为空间移动的研究，以地理学视角对小说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进行解读，进而完成对小说文本的一种地理学方法的研究解读就是可行的。

(一)研究对象的数据化

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是基于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文本中第5回至79回这一段时间内，根据行为空间信息要素的需要，截取核心人物在文本时间范围内的空间信息和活动信息，把核心人物在哪一回目、到达何地点以及同一回目中指明到达次数进行统计，合计得出核心人物在5回至79回地提到并到达的典型的、可评价的空间活动节点为：贾宝玉166次，林黛玉88次，薛宝钗81次，三个人共计335次(表1)。

(二)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将人物总行为空间进行汇总并空间化(图1)。行为空间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空间，主体的要求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核心人物在某一个空间中停留一次，就在该空间中标出一个节点，节点的多少可以反应出核心人物在该空间的活动情况。

核心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表现出如下特点：1、核心人物的主要行为空间集中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五个地方；2、从所占有行为空间大小的视角来看，贾宝玉行为空间范围最大，最为明显的体现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潇湘馆和宁国府；3、贾宝玉的行为空间最为广阔，他的活动空间范围基本上涉及到了贾府及大观园的各个角落；4、贾宝玉和林黛玉属于两个人活动的行为空间比较多，相反，单独属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活动空间则没有。

(三)核心人物典型活动路径分析

以上核心人物总体活动空间的汇总，为找出核心人物在小说故事发展中日常行为空间分布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途径，也为我们寻找到遮蔽在行为空间视角下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命运特点刻画和解释提供了可行的手段。那么，通过核心人物在故事发展中某些典型的活动路径的分析，揭示在一天时间尺度上个体生活活动的特征，探讨小说核心人物个体在制约条件下的日常生活活动路径，可以使在小说叙事学整体研究中被掩盖的个体的差异性得到显现。在活动路径的时空图中，横轴表示被简化为一维的空间，纵轴表示时间，(鉴于小说描写在时间上的虚拟性，不可能精确到几时几点，所以在时间表示上以文本中出现的上午、中午、下午、傍晚这样的总拟时间为节点。)横线或斜线表示人物移动，不同的柱体表示人物在不同的空间。

1、典型路径1分析

第8回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会合后，作者第一次正面描写他们之间正式见面的章节，所以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此时三人虽然都住在贾府，贾宝玉、林黛玉住在靠近贾母的地方，薛宝钗和母亲一起住在梨香院，但在此之前作者并没有描述过他们三人一起见面的情景，所以本章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的第一次完整出场就别具意义。

图2很清楚的反应出核心人物此时的路径特点：贾宝玉涉及到6次空间位移，林黛玉涉及到7次空间位移，薛宝钗则没有进行空间移动。贾宝玉和林黛玉空间表现出明显纠结，第一次纠结在于两人在家长的安排下一起到宁府参加活动，于中午的时候和贾母一起回到荣府；第二次纠结在于薛宝钗的住处，随后，贾宝玉到了薛宝钗的生活空间中，林黛玉随后跟来，核心人物三人在薛宝钗的住处回合，显然，林黛玉的活动是紧跟着贾宝玉的，由于薛宝钗的到来，而且有金玉姻缘之论，造成林黛玉的戒备心理，所以，一旦贾宝玉去了薛宝钗的空间，必然引起林黛玉的高度紧张，那么林黛玉紧随贾宝玉之后就是一种必然。从图2可以看出，林黛玉和贾宝玉在某一空间中的活动都是前后时间的事情，薛宝钗没有空间的移动。第5回作者写到，因为宝钗的到来，“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此时，贾宝玉感受到林黛玉对其活动空间的制约，在空间唯一上可以看出，此时贾宝玉在林薛两者之间是无所偏向的，所以，去完宁府回来，就会马上想起去探望薛宝钗。此时的宝钗稳坐家中没有移动的。

2、典型路径2分析

第20～21回写到贾宝玉因饭后闲逛，二度拜访薛宝钗，是小说文本第一次正面描写薛宝钗到贾宝玉、林黛玉的空间活动。由此小说文本描写了三个核心人物一天的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图3)

图3反应了在这一天的完整活动中，同样以贾宝玉拜访薛宝钗开始，贾宝玉有9次空间移动，林黛玉是5次，薛宝钗为7次。林黛玉在自己住处的活动更多一些，贾宝玉在薛宝钗、贾母、林黛玉三处反复活动，与图2林黛玉活动路径紧跟贾宝玉之后相比，图3薛宝钗活动路径和贾宝玉重复明显，往往紧跟在贾宝玉之后到达林黛玉的空间，但在与薛宝钗空间重复后，贾宝玉在活动路径上又表现出反复到林黛玉空间中，可以看出弥补的意图。另外，薛宝钗的活动路径明显复杂起来，围绕着林黛玉相对固定的空间活动，充满纠结的。

3、典型路径3分析

31－34回，“宝玉挨打事件”是《红楼梦》故事发展的一件大事，围绕这件典型，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因此具有代表性。(图4)

图4围绕着贾宝玉挨打事件，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各自特征明显。首先，三个人的空间移动次数是不一样的。在这一天中，贾宝玉涉及到9次空间之间的移动，林黛玉涉及到6次，薛宝钗涉及到11次空间移动，薛宝钗的空间移动最为频繁；其次，宝玉挨打前后，林薛的活动路径各具特点。最先三人从各自的空间汇聚到贾母院中后，林黛玉和贾宝玉有三个不同空间点的重合，是在挨打前的恰红院和在怡红院外边，以及挨打后的怡红院探视，薛宝钗和贾宝玉也有三次空间的重合，分别在宝玉挨打前的王夫人院、挨打后的贾母院、恰红院探视。此时的

路径安排显然意味深长，在贾宝玉挨打前，贾林有两次路径重叠，切都是避开旁人的，而贾薛的路径重叠均在贾宝玉挨打之后，都集中在长辈的视野之下；最后，从活动路径的完整性来讲，林黛玉显然活动路径最为简单，活动空间最为狭小，薛宝钗活动路径最为曲折，活动空间最大。显然，贾宝玉挨打，薛宝钗的纠结在活动路径中明显表现出来，而且薛宝钗的空间技巧更为明显，虽然作者明着写薛宝钗静若处子，但却让人物在活动路径上给予一览无余的展示。

4、典型路径4分析

第77－78－79回描写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死后第二天，核心人物连续的活动路径。丫鬟晴雯是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是抄检大观园的最直接牺牲品，抄检大观园是赫赫贾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所以此时三位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也具有典型性。(图5)

1、晴雯死后贾宝玉可谓失魂落魄。晴雯死后第二天，贾宝玉空间位移达到15次，除了早上的一段时间是被家长安排外出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大观园内游荡，还偷偷去了一趟晴雯家。2、林黛玉的空间移动也减少了，主要集中在自己住处、薛姨妈家、但是她还是记挂着贾宝玉，所以贾宝玉、林黛玉在怡红院外边有共祭芙蓉诔空间；3、薛宝钗再次回到母亲家，唯一保留一点联系的就是姨娘王夫人的空间，她果然静若处子。晴雯死了，大观园即将走向消亡，烟消云散了，贾宝玉最为纠结，薛宝钗是关心的是自己是否会因此受累，搬回母亲家，不再活动，唯有林黛玉深知宝玉，所以才会共同出现在怡红院外边共祭芙蓉诔的空间中。

五、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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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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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事物在时间中存在有其历史一样，其在空间中存在有其地理。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结构、格局、规律、过程、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跨越自然学科、人文社会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具有很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地理学思想史是地理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归纳和总结了地理学各学派的观点、理论、方法、学科结构等学术思想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历史线索，是进一步启发未来学术创新的系统思想。通过对地理学思想史的学习和理解，可以对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有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可直接促进地理学的发展。国外对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很多，如德国学者赫特纳所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1]对地理学史进行了分时代研究，并对地理学的性质、任务和地理学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分析。杰弗里•马丁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2]对地理学不仅分时代还分国家进行了研究，并重点阐述了美国地理学的发展。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3]和《地理学性质的透视》[4]、法国PaulClaval的《地理学思想史》[5]、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6]等对欧美主要国家的地理学史及地理学思想都有较深的研究，并对作者各自的国家地理研究阐述比较详细。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才开始陆续问世，如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7]、刘盛佳编著的《地理学思想史》[8]、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9]等。这些著作填补了我国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还有一些文献[10-15]研究欧美地理学思想史的见解和启示。但整体上，我国在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对地理学思想史的应用研究更为鲜见，特别是没有发现任何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结合目前高中地理教学的潜在需求，拟将地理学思想史引入高中地理教学，对应用方法和思路进行阐述，旨在为高中生地理素养的培养提供更好的途径。

二、地理学思想史对高中教学的意义

地理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地理素养是指学习者经过地理学习后所养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格，包括地理知识、地理观点、地理方法、地理能力、地理态度、地理情感等。地理素养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空间性、动态性、终身性和现实性的特点。现阶段，高中地理教学内容侧重于基本的公民地理素质，但地理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地理学的社会服务也越来越深入广泛，从当前地理教育发展阶段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需要地理教学去发展学生更有专业深度的地理素养，而目前，只有进入高等教育继续学习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有深度和全面的地理素养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他专业学生或者直接走向社会的学生，他们的地理素养与地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地理素养的发展应在高中阶段适度加深。现今，高中生智力发展较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学生熟知的基础上可以创造最近发展区，引导学生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思维和探究。“一个学科的思想史能帮助你真正理解这门学科是什么东西，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事情，而且知道自己在一个学术长河中的位置”。[16]所以，将地理学思想史引进高中地理教学符合认知发展理论，这不仅可以带领学生进入地理科学发展的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高中阶段发展学生具有专业深度的地理素养。

三、地理学思想史在地理素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地理学思想史内容丰富，对于高中阶段地理的学习来说，以下几点可以较好地体现知识点背后的地理学思想，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升华地理教学，加强地理素养的培养。

1.历史思维方法

赫特纳指出：“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倘若我们在方法方面考察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时从未忘却这条通例，不打算先验的确定它们——这种尝试不论如何聪明却不曾有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已经避免了许多弯路和无益的争论，节省了许多的精力”。[17]“与历史学相比较，可以最透彻地理解地理学的性质；与历史单元或历史时期相比较，可以最透彻地理解地理空间－区域的性质”。[18]从历史出发，不仅包括地理学的历史，还有地理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地理学的历史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地理有个全方位的认识，对地理学的性质有一定的把握，同时可以树立地理学的地位，改变地理课程在中学地位低的现实。一切皆始于好奇心，哈特向曾说：“人类对视野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本国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的普遍好奇心是所有地理学的基础”。[19]用地理学中的经典故事培养学生对地理的学习兴趣，改变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情感态度。历史的思维方法，不仅是地理的学习方法，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让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并分析事物，提升他们的地理方法素养。比如，自然地理学习中，河流的改道，追溯其改道的原因，就要从历史出发去寻找答案，并进一步分析未来可能的发展情况。曾经的河流是怎么样的，现在成什么样了，它的周围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变化引起了它的改变，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例如，图1a显示西汉时期长江的入海口是在江苏南通一带，图1b显示今天的长江入海口在上海一带。如今的上海、南通等一带都是河流冲积而成的。说明经过历史时间的地理作用，地理事物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未来的长江入海口是否还会进一步变化，有待研究。

2.空间和区域概念的建立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内容之一是地理学科学性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探索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范畴，研究对象和任务等。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与变化过程的科学。地理空间思维是对地理研究对象进行抽象的前提，是认知和总结地理客观规律的有效途径。从地理学思想史角度出发，树立地理空间思维可为学习地理学提供良好的空间抽象能力。相对空间和绝对空间、有限空间和无限空间、具体的空间和抽象的空间、不同尺度的空间，如何去理解、把握并树立空间概念对地理学习非常关键，也有一定的难度。高中地理学习中，老师很少将这个观点传授给学生。如果我们站在空间的角度去引领学生思考、理解，学生更容易掌握。克拉瓦尔曾说，维达儿的区域研究途(a)西汉时期长江入海口(b)现今长江入海口径“是以尺度逻辑为基础：为了解在某特定尺度上发生什么状况,必须同时注意较小及较大尺度里正在发生些什么”。[20]地理教学中，无论是自然地理必修1中的宇宙地球，必修2的人文地理的城市发展与功能规划，还是必修3的区域地理的差异等，都是空间的体现。研究地球表面区域差异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区域可以说是空间在不同范围的划分，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同区域的事物各有不同，但这些不同在某种方式上是互有因果联系的。虽然现今的高中课堂的地理内容能隐含反映这些内容，但学生却常常没有较好地挖掘这层关系，或是去探究总结这种在现象背后的内涵。比如，必修3“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以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一节中，珠三角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不是长三角或者京津唐地区？通过分析，其良好的地理区位——位于我国南部沿海、毗邻港澳、靠近东南亚和区域人文条件——全国最大的侨乡是其最大优势。从中可以得出区域空间的差异性及其对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教学中，可以逐步引导学生建立起区域空间的思维，并逐渐培养学生以地理区域空间思维去分析探究地理问题的能力。

3.人地关系主线的把握

人地关系论是地理学思想论之一，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人地关系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地理环境，以增强地理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地理环境也影响人类活动，产生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树立人地关系意识是学习地理学的必要前提，有正确的人地关系认识才能全面准确地分析和把握问题，同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这是地理素养的重要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地关系总是不断出现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与环境将和谐相处，否则，人类将面临更多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认识人地关系可为解决人地矛盾等实际问题提供良好的思路。例如，古时候的都江堰经常洪水泛滥，危害人们的生活。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根据当地地形，对都江堰进行分流治理，不仅合理解决了人地矛盾，更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图2a）。与此相反，黄土高原一带的森林砍伐、植被破坏，让黄土高原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失，不仅影响黄河上中游生态环境，也使下游河床升高，威胁人们生活（图2b）。上述内容都是人地关系矛盾的具体体现。在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引领学生从人地两方面综合分析问题，从而培养学生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地理素养。

4.因果分析法

地理学方法论作为地理学思想史研究内容之一，主要有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地理专门方法。因果分析法出于哲学，适用于万物。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地理学也不例外。地理环境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都存在各种因果联系。“地理教育必须力求超出对事实的理解去认识原因。因为正是在现象的因果联系中（即指同一个地点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也指各个不同地点之间的因果关系），才完全显示出地理学的本质”。[21]学生只有把握住地理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地探究到地理问题的本质。如在“全球气候变化”一节中，分析可知，人为排放温室气体是导致气温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减少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关键所在。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把握地理事物的因果关系，用因果法分析其他地理问题，提高分析、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a)都江堰(b)黄土高原5.观察和分析的新方法—地理信息系统（GIS）GIS作为地理专门方法，是地理学思想史中方法论研究的新内容之一。杰弗里•马丁说：“在过去大概十五年中，地理信息科学在教学计划、学位培养计划、学士和硕士学位培养计划，以及现在的博士培养方案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22]地理信息科学主要有三个主要部分：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以及计算地理学。[23]地理信息系统基于计算机对地理数据的搜集、处理、显示和信息的储存与分析，将地理学概念自动化，有助于提出假设和分析，是地理学观察和分析方法的现代化。地理观察、分析和研究方法也是地理素养的组成要素之一。传统的教学工具如挂图、地球仪、纸质地图等对于立体思维不强的高中生来说，学习地理还是有一定难度。针对此问题，若将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引进高中地理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增强学习效果、提升地理素养。GoogleEarth、ArcGIS、MapInfo和我国自主研发的天地图等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和平台都具有丰富的地理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是地理课堂良好的教学利用资源。例如，在地势地形教学中，使用GIS的三维空间可视化功能可以较好地解决学生立体空间思维能力不足的问题，提高课堂效率。图3为平面地图与三维地图的地形展示效果图。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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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空間观；文学空間；动态生成；空間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124-06

20世纪后期，学术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間转向”，对“空間”问题的探讨，日益成为人文知识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文学也积极介入其間，成为“空間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文学自身将目光聚焦于“文学空間”时，一些迄今仍未意识到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浮出水面：“文学空間”是什么?它如何存在?如何构成?

当代空間认识论在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推动下，已发生结构性的转换，但迄今为止，文学空間的认识仍基于旧空間观念，它是静态、被动、同质的，自身并无意义。同时，文学空間被精神一物理二元对立的传统空間认识论严格限定于精神向度，二元对立的观念不可能对丰富复杂的文学空間形成真正的认识，也难以获得关于文学空間的真正话语。为此，虽然文学空間的话语似乎层出不穷，却独独没有关于“文学空間”的概念和认识。这种状况，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我们总是听到这种那种空間……在所谓最基本的认识论研究层面上，所缺席的不仅仅是人的概念，而且还有空間的概念。”同时，当代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間研究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积极建构出文学空間理论和批评话语。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間便是文本表述层中的地理场所，被称之为“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和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景观强调文本再现空間背后的社会文化指涉意义，突显新空間认识论的社会生成能力、异质性、能动性等内涵。但把文学空間缩减为文学再现空間的一个层面，既有悖于新空間认识论关于空間无限生成的开放性，也忽视了文学文本自身的复杂性，难以对文学空間的丰富性做出真正有效的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意欲在当代新空間观念下重审文学文本空間，从文学本体角度追问“文学空間”概念，洞悉文学空間丰富复杂的多重含义和动态生成、无限开放的特征，厘清长久以来未能言明的文学空間概念，如此，才能在空間转向语境下促进和深化对文学空間问题的思索。

一、新空間认识论对文学空間研究的启示

海德格尔说：“只消我们没有经验到空間的固有特性，则关于某个艺术空間的谈论就也还是晦暗不明的。”文学空間概念必须基于空間认识观念，因为空間认识论为文学空間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框架。当代空間认识论发生结构性转换最早得益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其前瞻性著作《空間的生产》建构了一座系统而完整的当代空間理论大厦，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转换为一种空間本体论，真正首次实现了哲学基础上的空間化本体论转换。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間”为基石，以社会—历史—空間三维辩证本体论和空間实践一空間表征一表征空間三元组合方法论为架构，他所开启的通往空間性三元辩证法，为空間认识论注入了新的思考方式。

此前人们对空間的认识基本上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向度进行思考的，物质空間被理解为具体的物理形态，可被标示、分析；精神空間被解释为“构想的空間”，是对物理空間和社会生活意义予以表征的心理思维图式。列斐伏尔批评了二元对立的空間认识，认为在物质空間和精神空間二元对立的准逻辑预设下，造成了人类精神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简化论限制对空間复杂性的思考，列斐伏尔通过融入社会空間概念的策略，在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的鸿沟之間，建构出弥合二元对立的他者化——第三化空間辩证法，他坚持认为空間的真正知识应该是将物质空間、精神空間、社会空間相互联结起来的“三元辩证法”，他说：“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間，社会实践的空間，感觉现象所占据的空間，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空間同时具有精神、物理、社会等多重维度和丰富复杂性。这样的空間完全根源于社会实践，在创造和存在的行为中，空間得以现身并蕴含其中，生命过程与不同种类的空間生产密不可分。“(社会)空間是(社会)生产”，它既为社会所生产又生产社会，不同于物理和精神空間却包含并部分地依赖它们。同时，这样的空間由于社会实践的无限多样性，蕴含着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具有多面性和多重符码化，是一个无限开放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各种对抗性力量聚集的张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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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IS；城市规划；城市结构分析

1.城镇空间布局的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得到发展， 但在城镇发展布局方面， 由于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 城乡人口流动被限制， 城镇布局按照行政计划安排， 或者由近期经济发展需要而兴起，缺乏对发展潜力的预测分析， 缺乏对影响城镇发展的多因素综合分析， 同时由于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缺乏协调指导， 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低下， 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需要改进原有的思路与方法， 认真研究城镇发展布局研究方法指导思想。

2.城镇空间的结构问题

城镇结构问题是城镇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涉及城镇中多个方面，需要借助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GIS的介入为城镇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手段。城市结构分析是GIS在城市研究中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城市结构反映了城市的历史演变、城市中各种功能用地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关系、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需走定量与定性、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强调其研究方法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反馈性。然而，面对海量的社会、经济及空间数据，城市研究者往往束手无策，GIS的发展给此类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它联系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为定性与定量分析架起了桥梁，是未来城市研究的信息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城市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和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支持之一。

3.利用GIS帮助城镇空间布局

利用GIS，从社会、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实体空间问题是近年来城市空间结构分析的主要方向之一。基于以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观点，以《德化县三班镇总体规划》为例，分析该镇的空间结构，为该镇的总体规划提供参考。基本思路如下：

（1）利用GIS，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法划分区位

（2）引入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的基本含义并加以拓展――在本次用地供需与区位关系分析中，由于城市土地的供给和需求量很难直接量化，在借用了经济学的供需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供给度和需求度的概念，即：假设全镇的土地总供给量和总需求量分别为1，这一个单位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在不同区位的分配称为该区位用地的供给度和需求度。

（3）进行现状居住和商业用地供需度与区位关系的分析通过分析居民对城市各类用地使用情况的评价与需求、居民日常行为习惯等，从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的角度研究城市不同区位各类用地的需求情况，同时，通过城市各类土地的开发潜力及现状环境条件的综合评价研究用地的供给情况；引用经济学中供给一需求分析方法，结合GIS的空间定位，绘制了供需度与区位关系曲线图，将这种关系映射于图形上，形成反映不同区位城市现状用地的供需矛盾与平衡关系的供需区位图。

（4）城市用地空间结构优化分析

根据上述各类主要用地的供需度与区位之间的关系，针对供需矛盾较大的区位进行用地结构调整，达到宏观上优化城市结构的效果，为城市规划提供重要的参考。

（5）利用GIS手段对现状地形建模，为规划用地布局作参考。

3.1镇区区位分析

综合影响城市区位的若干主要因素，包括商业繁华度、交通条件、市政设施、社会服务等几大类，采用系统工程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利用GIS将本镇划分为十个不同等级的区位，创建区位分析图，作为下一阶段调查与分析的基础 。

3.2现状调查

本研究现就居民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所在位置、日常行为习惯、近期购房愿望、迁居意愿、环境满意度、邻里关系等七大类共24个因素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获取本镇居民意见和城市建设现状的第一手资料，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1）城市建设现状―― 实体空间的调查：作为居民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的建设现状影响着城市居民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是土地供给潜力的主要衡量内容之一。

（2）居民意见一社会空间的调查：包括人口的素质调查、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居民的生活方式调查、居民对环境的满意程度调查、邻里关系情况调查、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的购物习惯、出行习惯、休闲习惯的调查等，这些因素将影响城市不同区位各种用地的供给需求程度。

3.3各区位用地供给需求关系分析

（1）不同区位居住用地的需求度分析

调查分析居民对不同区位居住用地的需求，包括居民购房地段选择、对不同区位环境的满意度、个人情况、邻里关系等因素。采用关联度分析法选择分析的因子并确定因子权重，分别对各个不同区位所选择因子的实测数据和查、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居民的生活方式调查、居民对环境的满意程度调查、邻里关系情况调查、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主要包括居民日常的购物习惯、出行习惯、休闲习惯的调查等，这些因素将影响城市不同区位各种用地的供给需求程度。权重值进行无量纲化、加权求和、归一化处理，求得居住用地需求度一区位的关系曲线。

（2）不同区位商业用地的需求度分析

同样，选择与商业用地需求相关的因子，包括：现有的商业建筑的密集程度、交通便捷程度、市政设施情况（利用居民对现状市政设施的满意度指标度量）、居民出行习惯（利用居民经常购物的地段、上下班＼上下学地段等指标度量）、人均收入水平等，求得商业用地需求度一区位关系曲线。

（3）不同区位居住用地的供给度分析

影响用地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用地的更新潜力及规划情况，其中，用地更新潜力主要影响因素和基本假设如下：

①建设现状，主要包括：建筑质量（假设：建筑质量越好则更新的潜力越小）、建筑容积率（假设：容积率越大的更新潜力越小）和建筑用途（假设：属于文物保护对象的建筑所处地段用地更新潜力较小）；

② 环境市政设施的完善程度（假设：越完善则用地的更新潜力越小）；

③居民迁移的可能性（假设：邻里关系越松散的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用地更新的潜力越大）。基于以上因子及其基本假设，综合评判不同区位居住用地供给度，求得居住用地供给度一区位关系曲线。

（4）不同区位商业用地的供给度分析

采用与居住用地供给度分析类似的方法，选取商业建筑质量、现状建筑容积率、建筑用途、居民环境满意度、居民迁移难易程度等因子综合评判，计算不同区位商业用地供给度，求得商业用地供给度一区位关系曲线。

（5）不同区位居住、商业用地的供给、需求度综合分析

分别将居住和商业用地的供给度、需求度与区位关系曲线绘于同一图表中。将供需关系映射在区位图上，分别获取居住、商业用地供过于求和供小于求的区位分布图。

3.4.城市结构分析与调整

（1）不管是居住用地还是商业用地，最的地区仍然明显地用地供过于求，说明本镇的发展以集约化为宜。

（2）对于居住用地而言，现状居住用地分布凌乱，通过用地供一需分析，发现位于核心与最之间的地区具有较大的居住用地需求。这些地区既避开最主要的交通干道，又不会太偏离中心。可见，即使是相对不够发达的小城镇，居民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意识仍然比较强烈，在考虑交通便捷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周围的环境。

（3）对于商业用地而言，现状的商业用地大部分分布在镇区中心的主要于道边上，通过供需分析表明，交通仍然是商业用地需求的旺地，本镇这种向中心极化的趋势仍然很强烈。

（4）商业用地需求与区位之间关系十分密切（见图2），相对而言.居住用地的需求则更多地依赖于周边的环境及居民的习惯，与区位之间的关系趋势不明显（见图1）。

（5）结合以上分析结果，以规划方式适当缓和不同区位用地的供需矛盾关系，进行相应的用地结构调整。

3.5现状用地建模

4. GIS将为城市规划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手段和工具

近年来，交叉学科的发展为城市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城市结构分析更加注重研究城市社会空间与自然、经济空间的关系，向主要采用以人为核心的多种分析方法论相结合的综合性方向发展，GIS的发展给此类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和工具。利用GIS，结合社会、经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找出现状城市中需要调整的区位，进行用地结构分析，可为规划设计提供更科学合理的依据，也为城市政府、开发商、其他投资者提供城市土地供需的资料，使之了解城市的投资环境与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引导投资，使规划方案更好的实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使城市更具人性。

参考文献：

[1]周素红，周冰艳. GIS辅助城市用地结构分析与用地调整的初探. 人文地理. 2002.

篇8

诚然，人文生态批评如何参与和引领生态保护与研究并非易事。单从界定生态研究这一命题入眼，国内学界的生态意识虽早已苏醒、活跃，但对其内涵的诠释，却纷纭芜杂，而对其指涉却又难免单一，其用意与生态一词原本含义也相去甚远。不少用语更有差强、扭曲本意之嫌。仅举“景观生态”一例，此用语貌合情理，一旦仔细读来，不难品出其中将人的需求和原本自然生硬割裂，树以人为上，逼自然为人所愉悦，为人所驾驭的认知观。若究其根源，不难见出其受尚权逐利的现代社会进化论影响甚深。源于西方的现代进化意识通常籍主客体二元思维将人类和自然对立，以贯通人依赖工具理性而胜出这一主线，铸成一介奴役、偏废自然的现代文明史。对此，欧美学界早有警觉；回观十九世纪中叶，正值欧陆理性启蒙，摒弃宗教蒙昧，科学工业蒸腾日上，人的知识力量拓展膨胀，城市物质文明奔涌蔓延，但社会良知并不使人昏昏，忘乎所以，先有人文学者冷静、诚实地关注人与自然互依互惠、不可隔裂的命运，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苏格兰诗人彭斯、美国思想家梭罗都曾抨击早期资本积累的血腥和贪婪，袒护正受掠夺、盘剥的乡村原野，警示世人呵护自然、律束自我。二十世纪以降，又有现象哲学与存在主义质疑工业、城市文明导致的人性残缺和社会灾变；1930年代出现的阿尔多・利奥波德，以《沙乡纪事》一书惊破沉寂，用智慧式平淡和简约，推崇“栖息伦理”，写出人融入沙地、鸟兽、虫草之中，感受另类生物的存在。随后便有人文地理学、地理哲学、社会森林学等新学科陆续降生，于功利理念的心腹之地发难，以里向外，外合里应，彰显西式现代化的误区，疗治功利至上的创伤。

法国当代生态哲学家布鲁诺・勒托尔的近作《我们从未进入现代》中有这样一段犀利而又精辟的话：“臭氧层穿漏有极深的社会意义和话语表述，绝非单纯自然现象。工业巨头和国家元首们的决策有极充实的生化效应，绝非纯属权力或利益关系。而生态环境的话语又是极真实的、极社会的，绝非单纯纸上谈兵。”勒托尔从社会效应反观生态灾变，以人的肉身直觉解析政治决策，并从世俗角度来疏通对环境保护的误解及阻挠。他对当今生态劫难的忧患无疑是从人的生存、权益、意识三方交叠处人手；显然，勒托尔明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和谐这三者环环相扣，分而皆伤的要义，并为此大张道德伦理旗鼓，敦促现代人正视一个已被忽视许久的事实：人类现代化呈现很不对称的进程，现代人夸大、滥用人主宰自然环境的力量，无端地隔裂人与土地、生态以及其他生物界之间的天然依附，而对人自身滋长的物欲和贪婪一意姑息，恣意将工业废污毒液掩埋、排放、倾泻于自然之中。勒托尔执文化理论一牛耳，以法国思想家惯有的新奇、律动的笔触，走刀直向现代文明早已壅塞、浮胖的内腹，剜出已丧失“撮合”功能的病灶。勒书与当今生态研究的理论影响在于：针对现代文明“不对称”这一隐患所有诱发的病症之一“不负责任地损耗、颠覆自然”有感而发。

历数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经历的几次社会巨变，笔者不由地惊觉：若从后果来看，每每变革发生，其对自然生态不负责任的改造、索取竟如出一辙!无论是年代放卫星式的全民炼钢，粮食高产，或是“”中劈山填海造田的大寨样板，还是改革年代经济狂潮中大树水泥莽林的都市范式，乃至拦截江河、筑坝、移民、淹城的“惊世创举”，均袒露了现代人为发展而目空一切，为获利而盲动冒进。大多以糟蹋无法更新的资源，毁害不可替代的生态为代价，其恶果孰不令人扼腕!回顾这段发展史中所遭遇的“西学东渐”、“”、“超英赶美”、“移山填海、人造平原”、“原始积累”等挫折，急吞乱咽欧美现代化成果所导致的数起重大迷误历历在目，而曲折、坎坷的现代化之路凸显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内潜伏病灶的溃烂及扩散。历史之鉴应激励人们对人与自然的互存互惠再度认识，以守护人地两分、一损俱损这一底线，从伦理上疏导、抵御经济发展中急功近利、“一步到位”的草莽行为，并由此而认识到：如何以“科学”地发展趋向人与生态契合这一过程，即使在西方也是纵横捭阖，屡经曲折和磨难，但最终仍皈依自然与人之间的整合互动这一圭臬。

一

综述西方的自然观，或许可概而言之为：古崇自然而抑发展，今尚人为而废自然，古今之自然观孰是孰非?至今无从解答。其实，这一质问本身且已显露出一掩藏许久的思想窠臼：非黑即白、各执一端地认知自然，必将自然与人工武断地割裂、对峙起来。而如此生硬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却仍在学界的生态批评里从中作梗。迄今西方的生态批评大致可分两大流派：其一以生物自然为本，认为人当属自然界，无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受用领主或神明所有的征服、主宰物界的特权。其二视人和自然为纲目之分，确信人类的智慧和创意优于自然界其他生灵，纲举而目张，并主张人类应发展在先而后顾及生态的平衡。二者相比，各有千秋。前者虽崇尚自然，但有将其抽象、净化而导致人与自然疏离之嫌；其最大的偏颇莫过于将自然束之高阁于“纯洁、崇高、壮美”的境界上，可望不可即，从而抽空了“人”在其间互依互存的“社会性”，反而阻滞了人与自然的契合。反观后者，重人类者更易一厢情愿地规避、作践自 然规律，恣意驾驭、营造身外世界，以图人类发达优越之霸势。这一思路虽有别于那些将人类凌驾生灵万物之上，根本无视生态危机的极端功利主义者，但往往默认个中的因果推理而难免受之渲染，为之诚服，甚至蜕变成生态的宿敌。于此，生态批评始于崇尚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其为衡量的唯一砝码，却落个身陷其模棱两可的涵义中而进退两难的窘境。生态批评之所以陷入认知上的困境全在于批评者错将自然的含义搁置于静止、绝对的范畴中，从而远离了人与自然协同求生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正是历史的嬗变将人与自然的契合周而复始地匡正、翻新乃至丰厚。

诚然，视自然为一历史演变之结果，而非自生自灭、永恒不变的伦理前定并非一朝一日形成。法国人文批评家罗兰・巴特曾本着解构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信念的批判精神，对所谓的“人类生存状况”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解剖：“‘人类生存状况’这个现代神话基于一个很古老的营造神秘化的效应，这一效应总是把历史的核心落实到抽象的自然上。”巴特的本意旨在解析经典人文观念的两层歧义：一层是任何自然的界定必然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所左右，由此来看，自然属人类历史之统辖，便失却了可作规范或标准的权威性。另一层颇有歧义：正因为大千世界的一切是人为的，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所创，人类务必对“人化”了的自然含义的相对性有所警觉，应刻意呵护它易受人驾驭的弱势，但非利用其弱势而将其篡改或颠覆。始料未及的是：自然与人分分合合的嬗变偏偏又演绎成了新一轮纷争。自欧陆文艺复兴以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将身外物界尽收眼底的洞察开了先河，牛顿引领的机械实证之风随即蔓遍学界，人类依据科学实证的方法论，以科学――也即数量化科技――解析物界现象蔚然成风，逐渐地把人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血肉之躯割裂开来，如同对待草木禽兽一般，将人的生物功能分解、剖析，并最终将其归于前类，从而再推出一“大写的”自然观念。于此，实证科学已将物质文明推向另一极致，形成了“物质一元论”的滥觞。纵观这一自然的生成，它为人类突飞猛进的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确实可圈可点，但其含义从头到尾，自始至终，仍未超脱人为的诠释与界定。难怪英国作家路易斯曾为此讥讽地指出：“我们总是在征服自然，因为自然不外乎是我们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征服了的所有一切所起的名称而已。”于是乎，意志、心理、情感等但凡和心灵维系紧密的人的精神活动被悄然划入所谓“主观世界”，如同迷信、幻想、虚设一般，它们入了历史的“另册”，作为尚未被完全量化解析了的，还有七情六欲的人又开始遭受放逐边缘的冷遇。巴特的预言果真应了验，但此一个自然非彼一个自然，作为善用实证思维而行自我分身术的人――大都身兼自然科学家――又荣耀地登上了统领自然界的宝座；相反，人的另类精神活动(比如想象、记忆、心理等精神创意行为)却离人和自然的协同调和过程渐渐远去。意想不到的局面终成现实：人一边以天文学识为朽木顽石访祖寻根远到宇宙天边，一边却反将自家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逼成了无家可归的零余人。

人和自然的协同共生的长河，到此重又流入干涸、搁浅的绝地，需猛拐个急弯，才可再激流远奔。这个关键的转折便是存在主义思潮与生态意识的撞击和互动。西方存在主义思潮最初植根于欧陆文艺复兴时代的维科。维科的新科学思想针对笛卡尔的实证科学基础，把人的发展历史论证为真理和人为巧妙结合的结晶，但并非对整个泱泱宇宙的归纳或映照。事实上，维科认为人类对宇宙存在的本身无法全部彻底地把握；正因此，他强调实证科学本身的成就乃是人的真正的“发明和创造”，但它和原生原长的自然界关联甚少。维科如此立论，只为疏离中世纪宗教所赖于立神权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一元论，显然为即将脱颖而出的自然科学思维开启了大门，但也为教廷的神创造万物之论留了存活的空间。在稍后的理性启蒙时代，欧洲哲人康德、黑格尔相继发现：其实草木禽兽的天地间也存在类似的“发明和创造”。康德曾举蜜蜂蜂巢一例，以其构造的周全、合理、有利，和人类巧夺天工的艺术原创类比，从而说明冥冥天地间存有执掌生死、因果、嬗变的原始动因，并非完全属人为诠释所得。黑格尔则以人如何领会火、水、空气的功能，移植于房舍的建造中，实现了人类遮蔽自身，免受自然对其有害的侵蚀这一目的，从而证明天地万物的演变确由因果动机主持，它循循善诱，徐徐进化，借助人类智慧实现其最终目的。由此西方哲人推断出一理性意志，乃属整个宇宙中生命维系的精髓，可同时衍生、驱动物界和人类。两者唯一的不同是：世间区区万物并无自我意识，顺其自然地苟活，无需认知它们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相反，人类具备自我意识，不仅了解物我相依为命，还能由此及彼地去效仿、改进物界中观察到的现象，变被动为主动，逐渐确认某种本体与外界的主客体关系，哲人们揭示的正是这种人类中心意识。

由此，人类周而复始地演练利用自然条件，生存、交往、繁衍自身的能力，在生物进化的大道上迅跑。然而有一事实往往被忽视：人这一能力仅局限于人类客居地球迄今的近万年历史；时至今日，人尚未对自身最初降生于宇宙的意外性和偶然出一份完满的答卷，更难于对原生原长的宇宙原始动因有个水落石出的探究。以此看来，人如何从人类历史演变企达、贯通自然宇宙的本质还有一波三折。在天体世界和人类发展这两者之间，人最终需面对的是那道横断人类认知的沟壑，它往往使人类认知外界与自我时陷入左右为难。人类认知外界与自我必经由思维和语言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必定产生于某个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语境，此间所进行的交流、互通、协同一概受其制约。这一人本特征便先预设了一种“社会性”，更确切地说，是内含了“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我主它客的工具理性，而引领实证科学发展的解析思维恰恰以此为基石。换言之，自然科学迄今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和成就都深深地烙有人的“工具理性”的印记。这一特性再次印证了先前维科所论述的人类特有的“创造和发明”。人类对外界的认识也因这一属性而受囿；一方面，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去探讨、解析古老而又偌大的自然，使人“先天”具有的万物皆为我用的意识从中作梗，加之以客观化的视角考察、验证外在世界，虽说也承认自然的“它异性”，但不过让它在认知主体――人――尽收眼底的视界里做个辅佐而已。这无疑会导致将仅适合人的理性强行嫁接于自然，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人又不得不依动物本能而在自然中存活，并将身外物界看作是自己生死难解的另一“躯体”，这要求自我和它异之间有一番应对和调和：人应消除我主它仆的意识，多多依赖自然赋予人的肉体本身，以情感、想象(而非理念)为渠道，尽力与外在自然和睦相处，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那生于斯养于斯的大自然共存。

这两难的窘境可从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哲人的自然观窥见一斑。依前所说，康德从蜜蜂 筑巢的精致完美程度中感悟到自然界中蕴含某种创意的原始生机，他也承认人常常一时无法凭借理智来解析那些超乎人类理念的天造地设(“壮美”景观sublime就是一例)，但他主张人享有一“先验”理性，能依仗纯理念的贯通(例如人对时空观的臆测)完成对物质外界的理解和把握，由此他坚信人类具有超过一切生灵的高明和优越，而不必沉陷于人同自然界分享的肉身的具体体验中。显然，康德的外在自然不外乎是人的精神理念的翻版。黑格尔对人的理性意志则有不同的诠释。他坚信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建造有益于人居住的房舍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和宇宙进展、延伸以及企达其最终目的的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宇宙嬗变过程的一个精辟的缩影。虽然为实现此目的人们尚需经历无数徘徊、挫折，甚至迷误，但他坚信理性意志最终会胜出，使人类历史涵盖自然变迁而聚合成一，并引领人类直达理性的峰巅。既如此，那又如何解释人类会因居住生态遭受破坏而濒临灭绝的危险?黑格尔为此设下了一个“理念的狡黠”，用以揭示：这个无所不在的理性意志时常巧设圈套，欲擒故纵，只等危机突如其来才伺机给人们一个警醒，令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或许当下地球变暖、生态危机或许是狡黠理念所打下的一个埋伏；黑格尔似乎早就向后人暗示：人若想最终驾驭自然，还需拨开认知上的迷雾，绕开险滩、暗礁而重返正途。

说到底，黑格尔眼中的自然的终极实现源于工具理性，终究不能逾越人理念的樊篱。或许正是黑格尔过于自信地预示了人类驯服物界这一最终目的，而一个世纪刚逝，欧陆文明就蒙受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戳、破坏，工业化、城市化的极速发展又触发了经济大萧条。两相比较，无情地披露了工具理性的虚伪和荒诞，猛击了欧洲哲人们一掌，令他们警醒而扛起存在主义大旗，直接挑战工具理性的价值观。毋庸置疑，首当其冲的便是业已浸透人类历史意识的工具理性，而存在主义思潮挑枪对阵的正是孕育工具理性的主客体认知观。值得提醒的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欧文明面临二战后虚无思潮盛行，人文领域百废待兴；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性”权威基座也随之危机四伏，摇摆不定；存在主义犹如横空杀出的绿林军，亮出“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的义旗，冲着早已异变的物质一元论叫板。若抽空这一历史社会背景，清谈其“非理性的”危害，就易再次在理念化的自然中失迷。举海德格尔的“存在”作个说明：他主张人的存在属意外、偶然，是实实在在的存活。他曾说：人是被抛入生存中，人对自己为何降世无法负责，但人要对自己如何存活负责。此言点出了两层意思：其一，说到底，人的存在绝不为任何外在的目的，既非为上帝所缔造的臣民，也非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其二，既然抛开了任何外在的目的，那么人生存的一切意义就取决于人如何存活于自然中。有了这个前提，人就可排除“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思考，而专心地解答“自然和我是什么关系”这个命题。于此，自然这个观念在“有利于我”到“和我什么关系”之间的变迁令人寻味：它摈弃了不平等的“人本主义”，这是明确的，但是否意味着也开通了探寻自然真正的主体的新径，这还需存在主义自己来解答。

让我们先看存在主义中通常被误解的“虚无观”。虚无主义是否提倡人生空虚、无意义。便可放任享乐，颓废?存在主义的回答：不然!如前所述，存在主义主张的虚无，不同于反对基督教创世造人所坚持的无神论立场；也不同于将虚无和存在视为两极对立的经典哲学的主张。强调存在为前提，是为了迫使实证哲学放弃其占领的形而上高地，架空自然科学用以解析世间一切自然规律的缘由。如前证实，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无力彻底澄清人类在宇宙间的来龙去脉，尚无益于人和山水、花草、鸟兽的沟通，甚至无意去阻止人类为自相残害而耗尽地球的资源(消耗化石燃料的战争武器就是一例证)；它从反面证实：存在主义强调那种鲜活、随意的“在”是对人深陷科学验证的“自然”中不能自拔的困惑针锋相对的。可见如何从人化的自然中解脱是存在主义首当其冲的使命。存在主义有一句往往被曲解的名言：“他人是堵墙”(萨特言)。在批评者眼里，这是存在主义思潮笼罩下个人自私、孤独、苦闷最精辟的写照，究其对当时欧陆中产阶级文人阴暗心理的负面影响，此言的确入木三分。然而，若从海氏所倡的“在”的角度看，却不难辨出此乃存在主义为排解潜伏于人类中心论的偏执症，而不得不吞服的一剂苦涩的猛药。我们不妨先诊断一下存在主义对它异性的焦虑、迷惘及苦痛出自何处。存在主义质问：自我之外一切是友?是敌?犹如中国古诗中的“天问”，它是借天问人，是不留情面地自拷自责；这显露了存在主义无奈、虚空的自我写照，但更是它对冲破理念固有樊篱的内心外露。回观启蒙时期实证科学登堂入室，为人类获得充分的自足、自信的优越感，再看战后现代文明创伤遍布，捉襟见肘，将人之理念逼至崩溃的边缘，可见一向奉为经典的科学客观性正遭受挑战，而以此界定它异(自然)的方法论也难免受审判的晦运。对此存在主义有如鱼骨哽喉之压抑，不由地喷发出了“他人(包括自然)究竟是友是敌”的嘶喊。萨特的名言尤其富于渲染、挑衅色彩，恶作剧地将被理性僵化了的主体推向荒诞，其锋芒是针砭成其附庸、奴仆的它异性；在他看来，从它异性为突破口，便能松动、瓦解理性那铁定的本末、干支、主奴的主客体关系――也即如何抵消人以自我意识为量尺、模具而测定、规划并铸造身外物界的意识，舍弃以理念判定人可征服、驾驭自然的终极目的。它异性是友是敌的发问无疑点中了理念自然的命穴。

它异性的论述要从头再来，存在主义是这样向世界宣告的!于是，海德格尔提倡“在”的偶然性和无目的状态，启示我们真正的自然应是超乎人类生存以外的，是一种人从未认知过的“它异性”；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向人们呼号：“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人类知识产生以前的那个世界去。”梅氏还特别提醒人们：切勿把乡村里的森林、草原、河流错当成是自然的本身，因为这些是早已被人的科学认知系统地过滤了的“自然”。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也对此略带讥讽地解释说：“如果说在人以外还有世界存在，而且这世界对人没有任何表示，和人毫无相同之处，这等于犯罪。从他们(理性的代表)来看，罪行尤其犯在承认了两者之间的疏离、差距，却又不试图通过超验的升华或净化而回归主体。”显而易见，存在主义已从逆反人类中心的角度出发，为自然构筑了一个与人对等，却与人无争的它异性。可见存在主义绝非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而是对以单一的方法论验证的客观规律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倡导“人有自由选择”，从而对所谓的“自然法则”行使否决权。

与此同时，存在主义充分肯定一个个“自我”和外在自然的互认及对应；哲人们注重实实在在的，从个人体验起步，去做一次蔑视周遭社会规范的，“让自然从空无中浮出地表”的尝试。他们强调“自我存在”的主张虽有晦涩、 荒诞之嫌，但对于“自我感觉到的存在”的标榜是明确而又在理的。他们主张个人一种“感悟式”体验，怂恿人尽力施展于自我肉身的感观、体察、领悟而去体验世上人间生生不已、川流不息的“自然”。存在主义哲学坚信：每一个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个人都必定会作出这一抉择，因为他(她)已意识到：若依照实证思维去排斥最贴切、最生动、最真实的个人心理体验，并将其划入混沌、虚无的主观意识而逐出人类历史经验的殿堂，人类将难以摆脱受机械功能左右，听由机器的监测、排列、组合的摆布，最终或许被图表、实验、嫁接和替换而获得各色科学原理解析成一束束可轻易归类、收存的数据。与反对者的歪曲相反，存在主义者并非一概反对科学理性，他们所侧重的恰恰是被实证学科放逐于“普遍真理”以外的，是另一类“自然法则”，是最贴近人的感官直觉和反应，是像痛苦、欲望、想象、抒情、荒谬、模棱两可、欲辩已忘言这类的人生体验。在自然科学家看来，或许这些个人最深切体验到的情感对普世价值来说无关紧要，甚至因其富有个人主观特色而被冠之为“反科学”的，是理应排斥、抛弃的劳什子。倘若此，那存在主义者就完完全全有理由对科学发展提出本质上的挑战。难怪有存在主义者曾调侃地质问：何年何日能见到科学家发现人的想象力的DNA?

也许有人会指出已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等学科诞生和发展；这类边缘学科正逐渐修正、弥补实证科学的偏颇及不足；此类新学识的进展当然功不可没，但究其方法论的实质，终究落脚在人类化的自然范畴内，最终是否能从我主它客的认知中剥离出来，从根本上沟通活生生却又无序、无目的的“在”还需拭目以待。生态危机的降临更犹如横空坠落一陨星，铺天盖地地直逼地球而来，人类面对如此突兀、如此陌生的灭顶之灾，被无情地抛入了困惑、焦虑和无比的紧迫之中。可见存在主义早先敲响的警钟未为迟也，但是笔者并非仅为存在主义记上亡羊补牢一功。如前所述，我认为最紧要的是研讨存在主义在认知、伦理、美学诸多层次上如何与人类生态意识两相交锋和聚合，以敦促人类猛然觉醒，走出人类中心意识的殿堂，拓展思维和视界的极限，以谦和、包容的心境去重新认识、连结、撮合外在世界的种种生命形式。为此，有必要梳理存在主义思潮是如何对当今生态意识有所引发、激励的。

二

崇尚“个人化自然”，奋力排斥无所不包的工具理念，以个人躯体为本，凭新异的(而非为我所用的)虚怀意识，侧身外在的生灵物种之中，真诚地感应和体悟某种它异的存在，这些刻意树立非人类中心意识的倡导，表明了存在主义和流行当今的人文生态思潮确有沟通、呼应以至媾合。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两者的传承关系一直受北美和欧洲的生态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的观点、学派也纷繁芜杂。若梳理其主脉，可把握住三大要点。要点之一是要澄清对科技的盲从：我们让人领悟到陌生的、另类的它异性，对误导性甚强的工具理性的反拨，并非意味着与理性彻底决裂，也无意放弃人类科技文明而逼人蜕化成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住民，更非要将自然恢复到某种纯真、古朴的原生态不可。存在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警醒后的自拷自责：人若要对赋有性的自然的存在心悦诚服，得先取决于人的意念如何连结(而非我主它仆地统辖)直接的、非客观化的外在生态；这一“友情链接”需要人主动承担一种价值的转换，即：人需要克服习已成俗的原子式本体论，抵御受实证主义摆布的感官经验，而增强尚未被理念驯服的个体的“感应体悟”式的经验，在人与自然间确立一种相异却同存的社会性，彰显人与大自然连结、撮合，两相形成一种“连结性”。仅举水和H2O作说明。显然，水是滋生、维持地球上种种生命的源头之一，是人和其他生灵物界进化史的一主要动因。H2O则为水的化学元素组合，是科技人员在实验中按定律组合元素的过程所代表的符号。虽说水和H2O指涉同一物，但对人们来说，两者所蕴含的历史，所经受的遭遇，所得到的价值认可迥然相异!在理念化的自然世界里，一个人对H2O认知的过程可完全在书本、仪器、实验室或公众媒体里完成，人对水的一切感观接触和印象，经由实证科学早已规范化、程序化了的细节和步骤，一无例外地、无惊无险地发生并结束；事实上，当下成千上万在现代都市里成长的儿童们对水――应当是H2O――的了解正是这番精确有序地形成的。可以说，他们的个体身躯和这个外在自然中孕育着最原本的生机动因的水没有多少真正的触摸，更何谈有过任何的感悟经验!与此相左的是人置身自然中，和水同享肌肤之亲近，或远眺水天无垠的百川瀚海的广袤，或领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或近观山川水域那千姿百态的地貌、植被和气候，置身于人地怡和、息息相关的居住原生态之中；然而，水给人最独特的感悟经验当属其承载的人类与自然协同共生的历史记忆：或滋润生机，颐养人畜；或泛滥灾变，吞噬良田；或悄然遁隐，天干地裂，欲断人间烟火，逼人抗争求生；如此这般，人类为存活、为繁衍而历尽的艰辛磨难总是与水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有了水承载的历史，才会有人为之感悟，才会有与自然的连结。毋庸置疑，由此得出的水的价值是H2O望尘莫及的。

要点之二是从审美到伦理的价值转换：人对自然的感悟性体验绝不仅是一种辅佐式的审美情趣，还需成为一种制约性的伦理责任。这是人与自然连结性的另一启承点，同样有必要转成不可或缺的价值。在理念化的世界里，人的感悟体验通常只被列入主观臆想、审美情趣的社会实践边缘，被视为人偶尔用以平衡、补救、陪衬的一附庸角色；在工具理性统辖的知识领域里，审美的认知价值被无情地贬低或缩减；加之，当今世界里视像媒体极度普及、消费意识泛滥，审美经验均被曲解、裹挟成可供消费的感观刺激，以图排泄或麻痹人们疲乏、劳顿的心理。这类审美往往将人从自然景观中驱出，遂将景观框入围网、隔墙之中，然后如同装饰一件将存人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再将其锁定、“悬置”起来，投入消费渠道内，愉悦旅人，牟取利润。同前所述，这类已被肢解、的审美，正是假借人的感官经验，割裂自然和人的相互依存纽带，让人置身于自然以外，再从观赏、游玩的角度浏览景物；此刻的审美经验尚如顽童驾驭高能电玩所得的新奇和刺激，毫无身处自然景观中，全身心感应体悟人与自然的连结感。不难看出，时下这类感官经验可从无处不见的主题公园、水上乐园、形形的“自然保护区”中，无需费力而可轻易获取。人类若对此不猛然警醒，审美经验将陷落何等境地?!

可以肯定，感悟体验向人们打开了一条转审美情趣为伦理责任的通道。首先，存在主义力挺个人身躯与自然之间有“体验式”经历，今日生态批评家承前启后，倡导感悟式经验；他 们注重身体力行，置个体身躯于外在自然中，倾心地观察，充分地享用自然给予他们的感悟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类机会绝不可能由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提供，因为这些自然景观酷似供摆设、陈列的艺术展品，已抽空了和人协同共生的可能，充其量是“人造荒原”；他们注重发掘自然界中一种“荒芜形态”，这是某种只在人的身躯和自然生态互有感应、互有共鸣时才能体悟到的激情。若问何处能找到这样的荒芜形态，生态学者的回答出奇得简单明了：只需心中有准备，时时处处都可遇见。换言之，人不必远涉人烟稀少的边陲大漠，无需独自攀登高原冰川，也无需自驾孤帆远渡大洋，特地去寻觅此类荒芜形态；相反，它们近在咫尺，或许会在城郊的高速国道旁瞥见，或许就在山乡林间远足时相遇，或许就在自家草木丛生的后院撞见，人只需等心绪萌动的那一刹那，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新鲜目光，投向自身周边的草木鸟兽，就会感悟到有某种奇异的“鲜活”气氛将你笼罩，使你惊怵、震撼，令你不禁感到自然的它异性是逼真地存在的，而且无法彻底把握!正是这类感悟促成审美情趣向伦理责任的转换。假如人感悟到的荒芜形态让他心旷神怡，顿时精神上释压解乏，仍属审美情趣之列的话，而同样的感悟逼人谦卑地面对其他生命群体，自认人仅是其中微小的一分子，自愿主动以虚怀、利它、自谦自律相待，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伦理责任了。

要点之三是依赖人的自然智慧，节制地发展，以求安居在地。在当今数控化科技深度普及、生命科学广泛运用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刻意培植个人感官的敏锐，主观想象的灵活、生动，以抵御理念化自然对内心的驯化。但更能体现伦理道义的是：人虽有得天独厚的认知能力，仍能意识到那无法穿透的、实实在在的自然是不可逾越的，由此人应积极而又谦和地看待周围一切生态形式：人生存于大地不是路人借宿式的栖息，而是潜心安顿的居住。个中的伦理承当便有了天差地别之分!海德格尔曾从哲理上宣扬“安居”这一概念，初看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犹如唇齿相依的居住；细究其本源，我们会发现安居一词里潜存着绵密的思绪，可径直回溯到古希腊阐述天地神人和睦相济的理念；海德格尔将此梳理、演绎成他的安居观，为人的存在之意义和审美向伦理转化另辟蹊径。暂且举他的名言“人，诗意地安居”作例。他先从“安居”的古德语“筑造”(Bauen)一词多义人手，挖掘出两层深意：其一，正如德语中“我是，我存在”(Ich bin)所指涉的，动词Bin的远祖Bauen一词兼指人在大地上的属性和存在；与“存在”紧密关联的是“筑造”，指人在大地上如何建造和居住。这两层意思交相辉映又相互牵制。海德格尔曾说：“筑造并不是实现安居的一个手段或是一种途径，筑造本身就是安居。”换言之，人存在的实质是建造，是因生存而适宜地营建居住地，绝非单单为了建造而奴性地生存。这意味着人的安居既决定着他如何生存，也决定着他如何筑造。其中谁主谁次，实在无法分辨。其二，海德格尔又从Bauen其古哥特语Wunian的词根引来“让……在和平中驻留”原意，并将其揉进筑造所用的“技艺”(Techn e)的内涵里，这便凸显了其中“免除……危险”和“将……留存”的功能，再植入海德格尔描述的天地神人“四重性”的生存环境里；人的筑造内涵由此变得周全、枢密，而海氏名言“诗意地安居”的真正要义也渐渐显露：有生有死的人类，必需立足于天地神人这个缘发境域，尽力守护大地的和平及安康，从而让人和自然的和睦相济尽可能显现。从“缘发境域”到“让……显现”，我们不禁惊呼：海德格尔的“诗意”与古代华夏“人地亲和”的智慧何其相似!

有了海文开启的先河，便有了后来生态学者的热诚呼应。1970年代以降，西欧、北美学界纷纷认同人类应承当大地的“守护者”这一角色，主张人和自然均属同一生态共同体，现代人更需对居住生态担负前所未有的伦理责任，无疑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启迪。其中又以“人文地理”学派对海德格尔安居这一观念的反响最为直接、有力。他们传承存在主义对理念化自然的警惕和批评，逆当时学界中数量化、统计流而行，刻意将地理学从“见地、见物不见人”的禁锢下释缚，毅然置数据收集、量化分析的热门课题和仪器、图表等资料设备于一旁，倾心专攻影响人与居住生态的个人，隋感、社会心理和历史，以及文化习俗等课题的研究。他们倡导人和居住地的“连接性”，彰明人和居住生态两相互依互存的“一体性”，并以“地隅”这一全新观念为研究框架，观察和解析人群、居住、生态诸多元素对地理知识的渗透和影响。就人对居住的感悟体验而言，华裔美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著述尤为昭著。先于1970年代，段义孚便开始注重文学想象对于地理状况观察和描述具有的独特影响。尔后，他在分析人的认知经验受地理环境所左右时，往往独到地融人的情感与身外物界于一炉，侧重两者间的“连结”关系，认为：“在富有想象的文学世界里，人的‘认知’是经验的一组成部分：认知的外在特征总是令人毫无察觉地沁入各种内在的情感和视觉感受中。文学是通过独特的境地――也就是，各种地理环境――而描述人的经历的。”段义孚注重人对周遭的他人和物界的感悟认知，这与存在主义对荒芜形态的“体悟经历”无疑是异曲同工；他探讨人地共济时突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社群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习俗和居住环境所形成的“联袂一体”，指出人的居住受合乎情理的、滋润生计的稳定形态所驱动，而受某一种气候环境、某一个居住程式的潜移默化，最终合成其个人身份的认同，由此而孕育出宛如“人杰地灵”的原初生机意识，显然和海德格尔“诗意地安居”殊途同归，也是对中国民间常说的“一方水土颐养一方人”的有力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