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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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的相关情况。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36亿人，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目前流动人口的主体。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更为年轻，并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温饱，而是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的期待。此外，近年来流动育龄妇女的数量和比重也在逐年增加。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推算，2012年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总数量的近1/4。

从上述报告中我们不难分析出：一是流动人口的总数正在增加，这意味着其对现存社会管理的挑战将逐年加大。二是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已经出现，新的流动人口构成必然带有新的特点。三是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在温饱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可能的犯罪行为也将不再满足于传统物欲的、侵犯财产的类型，而将会向更高层次转变。四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更趋于年轻化，其犯罪行为中暴力犯罪的比重也有可能相对应的增加。五是已婚育龄妇女的流动比例更大，这将给社会服务特别是对产妇医疗、儿童教育等方面的保障体系造成新的压力，解决不当将会为城市治安带来新的隐患。综上所述，在新的流动人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成因及提出相对应的完善和解决办法。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

(一)从传统的侵财型犯罪向其他类型犯罪扩展

流动人口大多是以致富赚钱为目的而流入城市的，故而在流动人口犯罪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绝大多数。很多流动人口没有稳定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故当其犯罪时，触犯的罪名多为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类犯罪，各地数据统计表明尤其以盗窃、抢劫、诈骗居多。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美国刑法学家萨瑟兰创立了“白领犯罪”这一概念，他指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定义为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行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区别于传统的流动人口，已不再局限于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其犯罪特点也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的物欲型犯罪，而是更趋于追求多元化的经济利益。故而其触犯的罪名也正在不断渗入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经济类犯罪，第八章的个别罪名如行贿罪等等。

(二)暴力性及低龄化

流动人口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体，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不断强化身体机能。例如在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中，提供给流动人口的岗位基本局限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以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煤矿、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的开采，金属冶炼，市政建设和道路建设等工作或者与此相关的配套服务为主。这使得此类身体机能处于良好状态下的流动人口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常常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新生代的流动人口更为年轻，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犯罪的暴力性将更为突出。不仅如此，目前流动人口中不乏未成年人，这些流动未成年人失去家庭的沟通与监护，更兼身心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因此极易受到不良文化的诱导，从而进入犯罪分子的行列。

(三)地缘性

流动人口犯罪的另一特征表现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容易形成犯罪团伙。在城市流动人口实施的犯罪中，团伙犯罪的数量远超过单独作案。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带有浓厚的乡亲观念，更兼城乡文化冲突使其具有好抱团、排外的心理特征，很容易拉帮结派、结成一致对外且较为稳定的组织团伙，甚至出现师傅带徒弟，传授犯罪技巧与经验的现象。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团伙在实施犯罪时大多体现为有预谋、有分工甚至互相包庇掩护，犯罪组织也日趋严密，更有甚者发展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由于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法律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犯罪中，传统的亲缘性特征正在逐步弱化。具体体现为犯罪流动人口日常较少与亲戚交往，更不愿意让其参与到自己的犯罪中来。如相关调查显示，厦门市在押的犯罪流动人口中，家人对其犯罪行为不知情的占61.7%，劝其自首的占26.3%，包庇窝藏和协助其潜逃的仅占1.6%。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原因探究

流动人口犯罪是我国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这一特定群体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除流动人口自身的经济因素外，文化价值观念及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也同样起着不容或缺的作用。

(一)经济原因

1.目标与现实的冲突

追求经济利益是造成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怀着“淘金梦”进驻城市，却由于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处于失业状态进而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使部分流动人口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指出，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在温饱之余对城市新生活充满更多期待。这使得梦想与现实的反差尤为突出，也就导致经济原因引发流动人口犯罪的现象更加明显。

2.“相对剥夺感”理论

相对剥夺感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 Theory)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Stouffer)提出来的。“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将自身处境与其参照的人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自己的处境处于劣势，就会产生自己受到了剥夺的感觉。城市居民拥有比流动人口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极易引起相对剥夺感的产生。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容易诱发犯罪行为的发生。因为，对实施犯罪来说，可以见到和接近物质财富，要比完全缺乏物质财富或者没有机会把它弄到手的情况更富有刺激性。豐流动人口是城市经济财富的创造者，却不是这些财富的享有者，长期在这种失衡的心理状态影响下，就容易错误地将犯罪行为视为“夺回自己财富的行为”。

(二)社会原因

1.法律体系的滞后

目前我国关于管理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大都强调流动人口的义务，疏于规定其权利。表现出的是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防范，侧重于治安管理和打击整治，不关心其需求，更没有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也在渐渐觉醒，生活在一个缺乏认同感及归属感的城市，履行了义务承担了责任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极易产生对抗情绪，进而引发犯罪。

2.社会控制力的相对弱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控制机制已无法应对现今流动人口的数量膨胀，而城市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尚未形成，这势必造成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控制力相对弱化。

即便是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也没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大部分城市并未对这庞杂的工作予以相应的重视，只将其交由基层派出所负责;还有部分城市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缺乏明晰的工作制度，实际操作混乱不堪。这些都为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三)文化原因

1.价值观冲突

长期生活在一种稳定环境下的群体会在群体内形成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因此城市群体价值观与农村群体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劳动力过剩，流动人口屈于弱势地位，仅靠勤劳节俭很难满足生活需要，因而更容易受到金钱至上等消极观念的影响，这为流动人口从事盗窃、抢劫、组织或强迫、贩毒等高危犯罪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

2.匿名效应

某些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如果不成为流动人口，可能终生都不会犯罪，这是因为熟人社会有着强大的道德制约力量。流动人口离开了原本固定的社会交际网络，进入了陌生的环境，新的社会交际网络尚未形成或者尚不稳定，就会出现一种无人知晓其身份的“匿名状态”，以“隐形人”的身份生活在城市之中。这种状态会极大地削弱道德对其行为的约束力，进而引起犯罪。随着流动人口迁入城市的时间增长，陌生人社会又会逐渐地转变为熟人社会，这种匿名效应也会慢慢地淡化甚至消失。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

我国目前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管理更多倾向于防范，但从多年的司法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人口流动的增长是由于我国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因此流动人口犯罪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单纯的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应当着力于“疏导”。

(一)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法规或规章，为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集中在养老保险、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等方面，因此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统筹全国范围内的养老保险将是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提到新生代的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正在增加，这一现象不仅增加了医疗服务保障的压力，更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辍学率，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应当被提上日程。减轻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预防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

(二)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及培训

一般来说，个体对违法犯罪的认知度越高，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法律也就越能遏制个体的违法犯罪意图。因此，对流动人口开展包括《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的普法教育，有利于规制和防范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其开展《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则能提高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让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合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合法的渠道解决纠纷。

其次应当对流动人口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率。必要时也可在企业中对新上岗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比如分配师父在工作实践中进行具体指导，从而消除因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减少城市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三)立法上取消城乡户籍限制

篇2

【作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舸、张斐、卢雪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4

2 国家统计局.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5

3 国家统计局.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7

4 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93

5 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2

6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7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8 翟振武,段成荣.农民工问题现状和发展趋势.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和分析.人口研究，2007；2

10 郭志刚.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1 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1；1

14 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人口研究，2000；4

篇3

关键词：人力资源流动 特点 成因

一、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状况概述

人力资源流动是指人力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城乡或行业、企业之间进行的流入或流出，可以划分为宏观人力资源流动和微观人力资源流动两类。其中，宏观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人力资源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流动；微观人力资源流动则主要是指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所发生的流动。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1.4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四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33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25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一是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略多于女性，2009年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二是迁移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15—59岁年龄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体，达到1.6亿，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9.8%。

二、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

（一）宏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1.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明显增加且范围日益广泛。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间人力资源的流动也随之增多，而且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入和流出国不断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泛。

2.省内流动为主，省际流动为辅，且省际人力资源流动仍呈现出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

2000-2010年我国各地区人口数量和所占比重的变化。东部地区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且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数量稳定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在逐年降低。

3.城乡间人力资源流动以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为主。就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城乡构成来看，仍然以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为主。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国城镇与乡村之间人力资源流动的趋势。

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还呈现出其他一些特点，主要包括：流动规模方面，呈大规模且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流动组织程度方面，由盲目流动逐步转变为有序流动；流动时间跨度方面，由“候鸟型”迁移逐步转变为“移民型”转移；流动空间分布方面，由区域内就地转移逐步发展为跨区域转移；流动动力机制方面，由之前比较单一的追求经济收入增加发展为追求子女教育、医疗条件等多元化动机。

（二）微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1.同行业内部人力资源流动不断增加。同行业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并不改变原来所在的行业或职业，仍从事相同行业或职业的工作。

2.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流动快速发展。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流动改变原来所从事的行业或职业，随着各行业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现阶段许多行业的各类组织或企业，逐步减弱和放宽对应聘人员的专业背景、行业背景要求，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源的跨行业流动。

三、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成因分析

1.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各国、各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研发、医疗及教育水平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流动的整体流向和流量。

2.微观经济因素。微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升职空间的大小、个人能力能否发挥、税收的高低等。无论是行业内部还是行业之间的流动，都是由于存在着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升职空间、税收水平、个人能力发挥等的差异，而发生的。对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则主要是由企业多元化经营，、并购等经营战略或方针、内部岗位调整等引起的。

3.国家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教育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扶持、国际交流等相关举措，都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才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4.流动人员自身因素。导致上述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流动人员自身因素也就是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流动人员的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文化教育水平、心理因素、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等。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人力资源是否流动的意愿和流动方向等。

四、结论

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各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研发、医疗及教育水平等和行业经济收入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升职空间的大小、个人能力能否发挥、税收的高低，再加上不同人力资源群体的年龄、性别、文化教育素养等的差异，导致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流动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背后也难免会隐藏着一些诸如人力资源流动无序、不均衡及人力资源流动身份管理障碍、政策障碍、社会文化因素障碍等问题。因此，要促进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健全找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协调各区域各产业的均衡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文波，李莉，张超，人力资源流动研究综述[J].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09（3）：216-218.

[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3]中国新闻网，加拿大留学生总数近10万中国留学生人数再居首

[4]熊丙奇，黄培清，我国区域人力资源流动失衡原因[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2）：24-27.

[5]王知桂，李建平.中国城乡人力资源结构大调整的特点、成因及趋势[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7.

[6]熊丙奇，全林，顾锋，我国行业人力资源流动问题与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27（5）：194-198.

[7]熊丙奇，人力资源流动控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篇4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篇5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篇6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从时期对比上看，最近10年来，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

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4；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者占22.4%，有配偶者占75.4%，未婚同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15%、0.3%和0.4%。

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综合前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者占18.9%，未上过学者占4.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虽然比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年左右，但高于全国总人口平均水平，更大大高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8年。

尽管流动人口以最近2年来京的居多(占44.5%)，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京时间超过5年者达到38.8%。在京滞留时间为5～9年的流动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13.5%。很多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北京人”。

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动力”。

离开家乡外出流动，可以有很多地方可去。那么，这么多流动人口为什么选择流动到北京呢？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所具有的较多就业机会，较高经济收入水平等经济优势成为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京的最主要“动力”。“挣钱多”是流动人口选择来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1.8%。

1/3以上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无人介绍”，“有组织”的流动极少。

在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没人介绍就直接流向北京者达到37.1%。通过亲邻介绍来京的流动人口占53.7％。可见，亲友和邻里网络是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途径。

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

流动人口在老家的职业构成以务农为主。但外出流动后，其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比例最高的农业劳动者变成了比例最低的职业，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0.4%下降到了第一次流动后的0.4%。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从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流动人口在流动后彻底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农化”。

篇7

关键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特征；现状；措施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us quo;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2-

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逐步规范, “人户分离”现象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计划生育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而探讨如何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正确理解和认识流动人口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流动人口是指常住人口因生产、生活、婚姻等原因而离开户籍地，在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流动的人口。市内户籍地与居住地分离人口是一个介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特殊人口群体。

1、从分布区域看,它流动的区域是市内,没有流出市外,它属于常住人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2、从人口流向上看,它属于市内流动人口,只不过其流动的范围较为固定,但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3、从管理和统计的角度看，这一部分人口属于常住人口,但又是流动的，只能按常住人口统计，无法将其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统计，在具体管理操作中又要按流动人口管理，属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因而具有特殊性；

4、从管理的难度看, 市内流动人口尽管其流动的范围有限,但这些人口离开具有有效管理权限的户籍地,在市内的其他地方居住,其生育、节育、怀孕服务、入户访视等服务管理工作难于落实，同时也为计划外生育埋下了隐患，使户籍地和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都步入两难境地，因而具有其复杂性。

5、从目前国家和省、市的计划生育法规、政策、规章和细则看，对市内流动人口的管理尚无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管理具有一定难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尽管还不十分完善，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二、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

1、流动人口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陌生

一方面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发性，且大部分是在传统的农村地区成长起来，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比较陌生。另一方面，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管理机 构，对本地剩余和输出人员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力度不够，使流动人口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了解甚少。

2、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经费缺口很大

完善的管理秩序、充足的工作经费，是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及优质服务的前提和保证。各级政府在鼎力支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更要加大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就业观念的改变，流动人口将逐年呈上升趋势。现在，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投入还不够充足，尤其是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缺口很大。如：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设施、阵地建设、服务设施、避孕药具、宣传资料、网络建设等等。在人员配置方面，更要加大队伍建设。因此，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不够，造成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缺口很大。

3、流动人口的育龄妇女很难采取节育措施

一方面，有一部分育龄妇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重男轻女非常严重，利用外出做工的名义，在外地有意逃避，进行多生和超生；另一方面，公安、劳动、工商、用人单位没有及时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对流入本地的育龄妇女，没有及时通知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对他们进行服务。其次流动人口的就业流动性很大，居住无法稳定，每当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通知流动人口育龄妇女 进行“B超” 怀孕检查和落实节育措施时，有相当一部分育龄妇女无影无踪。所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很难及时跟上。

三、强化属地管理,靠实领导责任,完善工作措施

1、要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构建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市场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企业改制或倒闭，经济利益的驱动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市内流动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加大，下岗分流人员和临时雇用人员越来越多。构建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将市内流动人口纳入常住人口统一管理和服务，成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1）要严把户籍地的“流出关”。市内流动人口因其流动的范围仅限于本市内，一般不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必须加强管理，严把“流出关”，随时掌握其动向，流出前应签订管理合同，落实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措施，对计划生育有问题的人员可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再流出，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在签订管理合同时必须与本人见面。流出人员流出到达居住地后，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要积极主动地与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签订管理协议，并提供流入人员婚育情况详细资料。

（2）要严把居住地的“流入关”。一般情况，户籍地计划生育部门对流入居住地的人员，都要签订管理协议，提供相关资料，协议签订后，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应对流入人员提供生育、节育、环孕检、访视等一切服务，并定期将情况反馈给户籍地；对已流入居住地，但户籍地尚不知情的，居住地应及时反馈通报户籍地。不论是否签订管理协议，市内流出人口到达居住地出现的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由居住地全权负责。

（3）要建立健全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档案资料，严把“管理关”。市内流动人口具有其特殊性，要使其管理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就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办事，应当建立《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市内流动人口访视制度》，《市内流动人口环孕情服务制度》《市内流动人口信息通报制度》等等，使市内流动人口的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与此同时，户籍地和居住地在相互签订管理协议，落实管理措施的同时，必须建立县内流动人口的登记册、出生登记册、已婚育妇卡、环孕情登记册、入户访视卡、节育登记册等各种档案资料，并实行微机管理，坚持按月运转，准确及时通报相关单位及人员。

2、要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督查，严格兑现奖惩。市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也是影响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大隐患，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抓好落实。

（1）要落实好居住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对市内流动人口，居住地要纳入常住人口管理，对节育措施、产术后访视、入户访视、环孕检、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要定期落实，定期通报情况，与户籍地密切协作，齐抓工管。

（2）要严格兑现奖惩。对市内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实行定期抽查考核，一旦出现问题，要严格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兑现奖惩，直至“一票否决”。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通报户籍地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居住地承担责任；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虽已通报户籍地，但未积极协助户籍地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居住地和户籍地共同负责；居住地对发现的问题已通报户籍地，但因户籍地未及时采取措施而导致出现严重后果的，由户籍地承担责任。

3、要强化领导，明确人员和职责。市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是一项新内容，正处于实践摸索阶段，必须要有坚实的组织领导做后盾。各级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同志首先要认清抓好县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统一思想认识，列入议事日程，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领导亲自抓，总负责，常抓不懈。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应确定专门人员从事县内流动人口的管理，督查和指导，明确各级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做到工作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

4、要紧密配合，建立城乡市内流动人口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系。乡办计生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协调，杜绝部分乡办与乡办之间驱赶流动育龄夫妇而互相推诿、扯皮的做法，防止市内流动人口在乡镇结合部聚集躲避管理而实施计划外生育，给当地群众形成负面示范和心理冲击，建立一套城乡联动，互通信息，密切协作的县内流动人口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系。

篇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 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表1　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社会经济因素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临界值　检验结果

地区人口（万人）

-0.01

0.3

x

市区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从业人口（万人）

0.41

0.3

*

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

0.59

0.3

*

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9

0.3

x

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2

0.3

x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0.55

0.3

*

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

0.51

0.3

*

市区利税总额（亿元）

0.42

0.3

*

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

0.08

0.3

x

市区客运总量（万人）

0.25

0.3

x

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0.39

0.3

*

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0.51

0.3

*

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　0.58

0.3

*

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0.7

0.3

*

注：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中，*代表相关显著，X代表不显著。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　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　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1]　Bouvier，Leon F.，with Henry S.Shryrock and Harry 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Population Bulletin，1977，(32):26.

[2]　Stouffer，S.A.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A theory relating mobility and di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1940，(5):845～867.

[3]　蔡fǎng＠①.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4]　丁军.沿海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问题，1993，(2):21-24.

[5]　李永宠.对我国流动人口制度的探究[J].经济问题，1995，(12):14-16.

[6]　林盛中.试论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J].人口学刊，1993，(4):31-34.

[7]　朱传耿，顾朝林，张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J].人口学刊，2001a，(2):3-7.

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1]Bouvier,LeonF.,withHenryS.ShryrockandHarr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PopulationBulletin,1977,(32):26.

[2]Stouffer,S.A.InterveningOpportunities:Atheoryrelatingmobilityanddist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s,1940,(5):845～867.

[3]蔡fǎng＠①.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4]丁军.沿海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问题，1993,(2):21-24.

[5]李永宠.对我国流动人口制度的探究[J].经济问题，1995,(12):14-16.

篇10

关键词：用工荒；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45-03

在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里，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东莞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用工荒”；2010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具有了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用工荒”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不断升级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缓解我国社会转型期“用工荒”的不断升级?对这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有助于弄清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更好地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和流动的总趋势

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从人口总数上看，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其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据相比。10年间共增加73899804人，即增长了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这些数据表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中国人口已处于低生育、低增长阶段。然而，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现今15--59岁的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在1962至1974年间出生的。到2020年，这部分人总数接近3亿，也将迈进60岁门槛。

这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势必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造成深刻影响。根据学者蔡的预测性分析，“中国20-39岁的人口在快速减少，15-64岁的总劳动力也将在近年开始负增长，从工作强度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16-25岁的普通劳动力才能够承受在生产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在2012年之后开始逐年递减。因而势必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迫使劳动力成本增加”。

自2005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开始围绕着“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明，到2015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但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仅以“刘易斯拐点”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当前已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因为这一理论从一种相对宏观、抽象的意义上来解释一般趋势，对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具体劳动力流动问题，这种解释仍显得变量不足。从我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来看。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动的区域性就近原则和长期化趋势、流动过程中带来的城市户口限制以及社会保障缺失所引起的身份认同缺失等，这些人口的流动特性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未来的20、30年内，我国的人口流动将呈现四大基本态势：一是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二是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三是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四是人口流动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据此可以分析出：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劳动力随着产业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金融危机时期的“用工荒”更多是由产业转型导致的。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民生社保管理水平也通常成为流动人口新迁移的动因。迁入发达地区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户籍隔离政策仍然存在，很难获得城市户口。这种户籍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公民身份歧视，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公平歧视、购房限制歧视、医疗社会保障歧视等，使他们很难通过在城市打工获得对迁入地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的‘民工荒’实际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用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沿海地区以往劳动用工环境恶劣，农民工工资过低以及政府对外来工保护不力。输入地政府没有发挥对企业的监管责任，相反还参与了对外来工的搜刮，暂住证收费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然，这种“民工权利荒”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了“人口过剩”。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大学新生高达600万，甚至最高达800万以上。这些大学生往往以毕业后至少能成为“白领”、“脱离生产第一线”为就业目标，却由于没有那么多“白领行业”的岗位能接受他们，导致就业率的持续低迷、就业薪酬的持续走低成为相当自然的趋势。这样，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刚好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拥有较多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大学生日益过剩，另一方面，拥有较好体能和多年打工经验的农民工却日益减少。这种结构性错位更加凸现了我国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供应。

总之，从基本局势上看，目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适龄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劳动力供需失衡带来的老龄化的提前化，已开始成为“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民生社保管理上的改革空间、体能型与智能型劳动力在调配上的可能性，劳动力的供应并非完全枯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还会长期保持。

二、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具体原因

自2004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三次“用工荒”，它们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普通工人短缺”；另一种则是“中高级技工短缺”。我们先来分析

“普通工人短缺”的原因。

2004年。当东莞第一次出现“用工荒”时，我国学者包小忠分析过这次“用工荒”的原因。他指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是否进入了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取决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是否足够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是否足够大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他看来，“中国在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是农民工的预期净收人下降。”由于这次“用工荒”呈现出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在很快得到劳动力补给之后，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次“用工荒”发生在2008年。一场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中国2000多万到东南沿淘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流到劳动力迁出地。由于这次农民工回流的具体原因是劳动力流动的相对收益减少，因此，企业为完成订单，只能用高工资来补偿用工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越南、柬埔寨、盂加拉等其他国家。

第三次“用工荒”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全球经济开始回暖，以劳动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订单不断增多。但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产业的转移，出现了民工潮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因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再度变成了“香饽饽”，不仅普工难招，而且连技工也越来越难求。

但是，这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工人短缺”的具体原因，已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从实质上讲，它首先反映出我国城乡之间、欠发达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民生已有显著改善，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次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并且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种民生改善本身导致了迁出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因而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造成了影响。

其次，这种“普通工人短缺”也是由于人口流动成本在近几年内大幅度提高造成的。国内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都使得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流动人口迁移往返的交通成本、以及由于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成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较大提高。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

我们再来分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高级技工短缺”的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沿海地区并不存在“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过去的中高级技工还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大多属于引进外资型的、或是加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外向型企业本身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中高级技工。然而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外资抽逃以及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升级转型，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立即显现出来，恰逢此时，我国的中高级技工储备已基本耗尽，并正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中。自2000年以来，大学的扩招吸走了大量生源，却引起了职业高校严重的“生源危机”，自然导致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根据我国这些年的规划，中高级技工至少应占工人总数的15％，然而目前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以上。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高级技工短缺”。

据统计，到2010年，中等技能人才的缺口已达35万，高等技能人才的缺口也高达18万。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全国局势来看，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民工短缺正在向技工短缺转变。这种局势不仅出现于珠三角，而且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普遍发展趋势。呈现出用工短缺从过去单纯的“普通工人短缺”转变为“普工严重短缺。中高层次技工大量短缺”的“复合短缺”特点。

在短期内无法通过我国职业技术高校提供的毕业生来迅速弥补这种“中高级技工短缺”的情况下，高技能的工人往往需要企业长期对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获得。然而，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特质的农民工，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普工生产，但由于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在职技能培训就转变成中高级技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雇佣的这些工人都是合同工，劳动合同大多是三至五年，合同到期后，雇佣双方是否续约也不确定，因此，雇佣双方在技能培训方面都有自身的忧虑。企业方面担忧的是，一旦雇佣关系中断，会使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受损；而农民工方面担忧的是，因接受培训导致的技术上过于专门化反而会使自己不具有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特征。从而加大其再次就业的难度。由此可见，当今我国企业职能培训制度上的缺失，以及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机制的缺失。本身制约了中高级技能工人的充足供给，构成了企业技术员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用工荒”双短缺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一，改善发达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应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当地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标准，放开死板的户籍限制，消除由此引起的包括购房限制歧视在内的一系列公民身份歧视，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公民相同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使其子女能在城市接受与城市子弟相同的义务教育，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方能让农民工在迁入地找到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第二，建立企业对适龄劳动力在职培训的机制。当今中国正在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性创新经济，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把竞争战略的焦点从过去主要集聚于对物质资本的竞争，转化为主要对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竞争。由此来凸显高层次人才战略的主体地位。”因此，当东南沿海城市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时。需要工人在人力资本特质上具备一定专用性的技能水平，才能适应新一轮用工短缺现状。但由于原有的农民工已难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这就首先需要企业从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人手。加大对适龄劳动力、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通过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来积累他们所欠缺的人力资本，提升他们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劳动竞争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荒”不断升级在劳动力供给上造成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