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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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模经济的来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
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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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证券业；适度规模；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124-03
一、背景及意义
证券业是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公司的健康发展关系着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我国证券公司面对加入WTO后国际同行的严峻挑战，2013年，我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为2.08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外，最大的证券公司高盛公司总资产折合人民币超过4万亿，中国券商总资产不及高盛1/2。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已成为所有券商面对的重要课题。
根据相关文献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企业存在着一个最适度规模，在适度规模上厂商获得了扩大规模带来的效率增加的全部好处，又避免了继续扩大规模带来的效率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对于金融行业，关于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的文献已经有很多，而关于证券业规模经济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证券业适度规模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二、证券业的适度规模理论分析
（一）规模经济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销售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证券业的规模经济表现为由于融资规模扩大，单位融资成本下降导致绩效提升而产生的经济。当证券公司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证券公司的规模不经济一般表现为资产质量差、业务萎缩、赢利能力弱以及效率低下。
（二）金融企业适度规模确定方法
综合文献资料，确定企业适度规模的主要方法有量本利比较法和适者生存法和DEA法，下面对这种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1.适者生存法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J.施蒂格勒所首创，其基本假设就是，不同规模企业的竞争会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利用生存技术来测定最佳金融企业规模的过程如下：先把金融企业按规模分类，然后计算各时期各规模等级的金融企业在产业中所占比重。如果某一等级的金融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下降了，说明该规模效率较低。市场份额上升，则说明该规模的效率较高，可作为金融企业的适度规模。
2.DEA分析法
DEA是处理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多目标决策问题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把每一个被评价单位作为一个DMU（决策单元），再由众多DMU 构成被评价群体，通过对投人和产出比率的综合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同时还可用投影方法指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DMU的原因及应改进的方向和程度。C2R模型是DEA的基本模型。
三、证券业适度规模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分别用适者生存法、量本利分析法、DEA分析法对我国的证券业适度规模进行实证分析。
（一）适者生存法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定了净资本、总资产和总收入三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出36家具有代表性的证券公司（如下页表1所示）。 用各个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占整个证券行业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市场份额，再将大、中、小型证券公司每个年份的平均市场份额分别计算出来，根据市场份额分析各个规模的效率。
2.实证结果及分析
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大型证券公司市场份额基本呈现下降趋势，故存在规模报酬递减；中型证券公司市场份额基本呈现稳中渐升趋势，故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小型证券公司市场份额基本呈现上升趋势，故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得到中型证券公司、小型证券公司存在最适规模。
（二）DEA分析法
1.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来源
使用DEA 方法对我国信托公司进行评价，是将每个证券公司当作一个决策单元（DMU），而评价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包含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本文选择投入指标：营业成本、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应付职工薪酬作为投入指标，证券公司完成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以我国18家上市证券公司作为样本，其中证券公司包括大、中、小型证券公司，从国泰安数据库整理得到2011―2013年的数据。
2.评价结果
采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Tim Coelli编写的DEAP2.1（DEA）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DEA评价结果（见下页表3）。
3.评价结果的分析
2011年，证券公司无论大、中、小型规模总体规模报酬收益递增，说明都处于规模经济中，还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的临界点。
2012年，各类型的证券公司规模报酬仍以递增为主，但具体来看各类型规模报酬不变的证券公司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具体原因与2012年证券市场的冷淡，承销业务减少，使得许多公司收入减少有关。
2013年，大型证券公司以规模报酬递减的为主，中型证券公司以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为主，小型证券公司以规模报酬递增为主，说明在目前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证券公司业务没有进一步扩展优化时，证券公司的适度规模在3 000～8 000亿元之间。
四、结论及建议
规模在一定程度影响证券公司的绩效，原因主要是规模大，可用资金多：（1）可用于自营业务的资本就大，利润大；（2）可经营业务多，多种收入；（3）可用于引进更多人才和技术进行成本和风险控制，长时间形成的经验更丰富，技术具有规模效应，从而使得公司具有规模效应；（4）规模大，容易获得认可，吸引更多客户，另一方面在地域上占领更大的市场。
结合理论分析和上述方法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中型偏大的规模，最适合证券公司，可谓其适度规模。本文建议应支持和扶持中小规模证券公司发展，鼓励其业务创新，经营多元化；支持中小型证券公司并购重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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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探索；经济发展；道路运输
[中图分类号]F5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093-02
道路运输规模经营作为道路运输规模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逐渐形成了规范化的经营。随着道路运输总产出的逐渐扩大，平均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道路运输规模经济。道路运输业的规模和经济范围同一般工商业看似大抵相同，事实上也有所不同。相同点是：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产量增加而引起平均成本降低，范围经济是指共同生产多种产品成本低于分别生产时的成本；不同点主要是因为运输产品的特殊性所产生的，若想将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者相互包含，那么，必须将多产品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直接引用到运输业中来，从而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难以分开，两者相互作用，共同运作，这就构成了道路运输经济。
1规模经济性是道路运输的明显特性
根据现代运输经济学所持的观点来看，进入到21世纪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化的通信技术的应用，甚至包括道路运输在内的多种运输方式，均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而这一特性在道路运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道路运输的基础建设设施较为完善，道路运输路线众多，四通八达，是公共的运输方式，具有密度性高的特点，尤其是公路网体系把这些特性集聚一体。因此，为道路运输的合理有效运营提供了保障，为道路运输规模经济性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2）对道路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具有极强的社会性，这是使其实现条件变得简便的重要原因，运输企业不是一定要投资道路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运输能力、与相关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密切的合作，使组织与管理能力在运输生产的过程中得以加强和提高，如若想使运输规模经济的效应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要以现代化运输的组织技术以及不断加强和提高现代技术的应用为基础要素。
（3）道路运输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是其他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因为道路运输利用机动的交通工具，具有灵活性，使工作进行更方便快捷，更能适应先进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应用范围更广泛。道路运输的弹性相对较大，道路运输的规模具有经济性，但是并不表明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就建立起规模经济，运输结构是影响道路运输规模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最主要因素，规模经济会对一定时期的道路运输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作用，与此同时，企业的经营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对规模经济的形成也是有直接影响的。
（4）竞争性运输结构中存在着经营主体过多、结构较为零散、服务代替性较强等特点，这些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会产生阻碍。垄断性运输结构存在经营主体较少、服务有较大差异性、集中度过高等显著的特点，为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提供了很大便利。虽然，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通常都是在较大规模的运输企业生产经营的活动中产生。通过在动态的道路运输竞争过程的观察来看，对于个别区域和时期来讲，道路运输的经济容量相对而言是固定不变的，企业为了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不得不进行激烈残酷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最终，只有少数的大型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道路运输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使得经济集中度大幅度地提高，形成了垄断性质的经济结构。道路运输企业在积极追求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企业运营规模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形成运输规模经济效应的过程。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要更好地促进国内道路运输规模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时代潮流，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2我国道路运输规模经济发展的现状
虽然，现今人们对运输规模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是因为竞争性的运输经营结构逐步形成，使之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道路运输规模经济效应所到达的状态还不是很理想。有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表现：
2.1道路运输经营企业众多，导致管理很难集中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道路运输经营型企业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小规模的经营单位所占比例较大，从道路货运市场和客运市场来看，集中率过低，对在运输服务和汽车维修等市场所反映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低的，大多数都是个体运输企业，组织较为零散，工作运输组织化程度过低，使得运输能力难以发挥，其利用率较低，仅达到一半的要求。因为此类现象的存在，导致道路运输市场集中度较为低下，因此，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同时，为了优化运输资源的配置造成了道路运输过程中的巨大经济损失。
2.2货运过程中信息传播慢
货运信息是在运货生产的过程当中反映出的有关生产要素的所有信息内容，其中包括运输途径、运输工具、货物来源、运输资费以及与物流息息相关的诸多信息内容。在国内，运输信息受到实际状况与所标注内容不相符的现象，受这样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扭曲的现象，而且现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高低也是制约道路运输规模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货运中介和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大多数都是小型的货物配送载运站，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掌握到的信息量并不充分，因而导致货源信息和运力信息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分离，使道路运输变得不灵活，货物运输过程中不够重视采集信息、传播信息、运用信息和反馈信息等诸多环节。应当创立信息交流平台和与其相关联的运营保障体制。
2.3经营方式死板，技术应用跟不上科技发展
有很多道路运输的企业，其经营规模看起来很庞大，但是因为在竞争日益剧烈的运输经济结构下，为了能够得以生存，很多小型的运营企业和个体运输的部门，普遍采用了以单车进行承包或者是以单车租赁进行承包为主要形式的道路运输经营模式，这样，就将道路运输过程中有机衔接起来的各个环节给割裂开来，十分不利于道路运输规模经济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当今社会生活对运输的要求也日新月异，因此，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者，抓住客户的心理，知道他们的所需，使服务更得客户满意，不断地完善经营方式，探索高效的运营手段，能够灵活的变动，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各种东西都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因此，道路运输企业要考虑到货物运输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对每个环节进行不断的优化改良和创新，从而提高运输能力和工作效率。借助高科技的发展来优化企业经营结构，使得技术的应用在道路运输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3切实有效的对策
3.1调整道路运输过程中的内容
将道路运输企业中的运力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和不断的优化，使运输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保持较为良好的动态平衡；对运输路线和工具进行优化调整和改良，从而提高运输的工作绩效；不断地完善企业运行结构，提高运输能力，改善组织过于零散等弊端，从而使企业提高运输组织化的程度；对企业的经营结构进行有效调整，拓展运输的范围，加强各种信息的传播，掌握好工作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
3.2不能盲目追求高速度
要不断地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进行改革创新，要不断地扩大其发展的空间范围，使得工作的效力有大幅度地提升，但是，与此同时，在道路运输的过程当中，切记不可一味地追求高速度而忽略了企业运营的基本目标。不要使用科技较为落后、不合运输要求的工具参与到运输中来，要大力提倡以正常合理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万万不可盲目的追求高速度，而不注重安全性。
3.3建立组织运输中介
要加大投入对道路运输过程中所需的中介进行的建设，这样，更有利于道路运输市场的完善，使得道路运输更方便、快捷、有效。同时，还要促进中介对运输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掌握更为充分的工作资料，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好、便利、安全有保障的服务机制。
3.4建立企业制度
目前，市场竞争日益剧烈，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中，小型企业难以立足。因此，要根据道路运输规模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发展形势，制定合理有效的决策，建立起合理的企业制度。这样，企业的运营才有所保障，从而走向规范化。
4结论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我国在道路运输规模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令人瞩目，不仅运输能力大幅增强，覆盖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但是，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本文所述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其基础设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是运输需求各异，因此，要大力对运营结构进行调整。希望企业领导职责大力加强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实施，使道路运输的市场经济得以在平稳中求得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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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现代物流产业;城市空间结构;聚集经济;空间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046-03
2007年我国现代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与邮政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为5.8%,现代物流产业不仅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部门,而且现代物流产业作为流通部门通过其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影响各个产业的发展。在许多城市,现代物流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然而,在关于现代物流产业的研究中,对物流功能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存在忽视物流实体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宋伯慧、徐寿波(2009)从物流和物流的基本属性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物流实体论”,并指出物流实体是第一属性,功能依实体而存在[1]。这为全面研究现代物流产业指明了方向。
关于现代物流产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这一课题,已经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毕波、庄建伟(2004)分析了现代物流的发展对城市功能组织、空间结构及空间形态的影响[2]。韩增林、郭建科(2006)分析了现代物流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机理,指出现代物流业的产业特性使其具有特殊的企业组织与产业关联效应,不仅影响城市产业布局,而且通过由此产生的空间特性,即物流业区位偏好、物流园区建设以及网络化城市物流节点布局模式的构建参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3]。刘军(2008)指出,现代物流业发展对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因的影响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进而改变企业的选址决策,最终优化城市空间结构[4]。刘勇(2008)通过分析物流业对分工与集聚的影响,分析了物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5]。
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大部分文献仅仅分析了现代物流产业功能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忽视了实体的作用。第二,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本质,空间自组织是城市空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现有文献大都没能在这两个层面解释现代物流产业如何影响城市空间结构。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两方向努力,以构建现代物流产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机制。
一、概述
(一)现代物流产业特性
1.实体特性
现代物流产业的实体特性是指现代物流产业形态的特性。在我国颁布的物流标准中,物流产业形态主要有四类:物流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区域物流中心、物流园区[6]。为了研究方便,基于规模大小、布局、关联性、服务功能的角度将物流产业实体分为物流中心(包括区域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与配送中心。
从物流标准中可知,物流中心具有规模大、集中布局、关联性强、主要为企业和配送中心服务的特点;配送中心具有规模小、分散布局、关联性弱、主要为末端客户服务的特点。
2.功能特性
现代物流产业的功能特性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运输规模经济;载体性。
由于现代物流服务的长期性、稳定性、便捷性等特征,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监督成本,以及运输等费用,从而使得现代物流产业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特性;随着运输量、运距的增长,在通常情况下,边际运输成本递减,因而现代物流产业具有运输规模经济的功能特性;物品作为技术、知识、信息的重要载体,且物流依附于商流而存在,因而现代物流产业具有载体性。
(二)城市空间结构
陆大道(1998)指出,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7]。郭鸿懋、江曼琦等(2002)将城市空间结构界定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两个部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一个城市建成区之内(通常指市区)土地的功能分区结构,或者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各种活动所连成的内在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结构[8]。本文所指的空间结构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三)空间自组织
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克鲁格曼的核心-模型中第一次指出企业空间布局的自组织性。克鲁格曼认为,核心-模型依赖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并把它描述为由于规模经济足够大,每个制造商都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区域的市场提品。每一个制造商的相同选择,最终导致累积因果循环效应,促成空间自组织。累积动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市场邻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前两种效应是空间聚集的向心力,后一种是离心力[9]。
二、现代物流产业实体影响城市空间结构
现代物流产业实体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主要通过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的空间布局,及其空间自组织或参与其他产业的空间自组织来实现。
(一)现代物流产业布局
在区位论中研究企业布局的理论主要有最小费用区位论和最大利润区位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典型的最小费用区位论,而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则是典型的最大利润区位论[10]。两种区位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在受市场影响较小条件下,企业采取最小费用布局原则;而在产品价格受到市场范围、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条件下,企业采取最大利润布局原则。
物流中心主要为企业和配送中心服务,受市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物流中心的布局主要为最小费用布局。配送中心的重要功能是为末端客户服务,靠近市场是其重要特征,所以配送中心的布局主要为最大利润布局。
在物流中心的布局费用中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地租、生活费用等。运输费用指向决定物流中心靠近重要的交通站点、高速公路出口、交通线等布局。地租指向决定物流中心布局郊区化。生活费用指向决定物流企业集中布局,生活费用指向有力的解释了物流园区等物流企业聚集区域的出现。配送中心主要布局在物流活动密集的商业区附近。
(二)物流中心的空间自组织
依据-中心模型的分析思路,由于规模大、集中布局、关联性强为物流中心在空间自组织提供了现实可能。而且物流中心在城市郊区布局之后,在市场邻近效应作用下,物流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效应引致其上下游产业布局,同时引致的产业又会引致其他产业的布局,并形成累积因果循环。
在企业布局增多的情况下,促进了基础设施改善与生活成本降低。在生活成本效应的作用下,居民向这一地区移动,促成房地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区,同时进一步带动各种要素向这一区域聚集。当各种要素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物流功能区域作为新的城市功能区形成,且市场拥挤效应开始显现,相关产业将开始向外扩张。物流中心的郊区布局形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区,并促进了生产要素向郊区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城市空间扩散的效果,并成为城市空间体系中一个重要节点。
(三)配送中心参与其他产业的空间自组织
配送中心规模小、分散布局、关联性弱、主要为末端客户服务的特点决定配送中心的难以实现空间自组织,因而配送中心主要是参与其他产业的空间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配送中心主要是作为流通部门而存在,通过发挥物流产业的功能支持其他产业在空间的自组织。由于配送中心发挥的主要是物流产业的功能属性,这与下文的分析重合,所以在此不做展开。
三、现代物流产业功能影响城市空间结构
现代物流产业功能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主要指现代物流产业通过其功能特性影响聚集经济,并促进功能分区形成。聚集经济一般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增加[8]。聚集经济的来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外部性。本文主要通过研究现代物流产业与聚集经济三个来源要素的关系来分析现代物流产业对聚集经济的影响。
(一)现代物流产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分工专业化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企业在做出分工决策前,必然会权衡专业化生产之后,自己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获得成本。获得成本主要包括:中间产品价格和交易成本。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从外部获得中间产品的价格不会升高,因而交易成本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交易成本越高,分工的成本越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越低;反之,交易成本越低,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越高。
交易成本一般包括:找寻成本、签订契约成本及其监督执行的成本、运输成本(指从发货到取货过程中所发生的运费以及货物价值损失)[11]。随着第三、四方物流的发展,以及现代物流企业深入企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现代物流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找寻成本;由于供应链的长期稳定性,签订契约的成本与监督执行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同时现代物流企业参与到企业供应链的过程中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现代物流产业的这些影响促进现代企业实现分工和专业化。
随着企业分工的深入和发展,渐渐上升到部门的分工并在各分工主体间形成一定的协调机制。这种企业间或部门间的协作,使生产专门化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利益,促使企业产生聚集动力。同时,各分工主体在空间的聚集布局是城市功能分区的重要前提。
(二)现代物流产业通过运输规模经济影响规模经济
胡佛在其《区域经济学导论》中介绍了运输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即边际运输成本随着运距的增加呈现递减趋势[12]。在现实中,运输量也存在着这一性质,即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运输量的增加,边际运输成本递减,呈现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由于产品成本中具有运输成本部分,因而通过传导机制,产品成本同样具有这一性质。如图1所示。
由图2可知,在不存在运输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为MC1,均衡产量为Q1;而在存在运输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企业的边际成本区域为MC2,均衡产量为Q2。显然Q2大于Q1,在存在运输规模经济情况下,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运输规模经济,形成产品规模经济。
企业在内部扩大生产的同时,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也能够通过集中布局共同分享运输规模经济。因而运输规模经济不仅是生产要素在单个企业内不断壮大密集的过程,也是企业集中布局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市聚集经济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
(三)现代物流产业通过载体性影响外部经济
在西方经济学中,正的外部经济主要是指知识、技术、信息等的溢出效应,负的外部经济主要是指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效应。现代物流的本质特征是物品的流动,而物品同时也是知识、技术、信息的重要载体。现代物流产业通过物品所承载的这些非物质类“产品”形成外部经济环境。当现代物流的外部性形成之后,不仅使原有的系统获得外部经济,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经济主体来分享,从而促进企业在空间上聚集。
在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现代物流产业实现着对聚集经济的影响,并通过分工与专业化构建城市空间功能分区的基础,通过规模经济与外部性促进分区的实现。
四、现代物流产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机制构建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所有功能活动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物流主要是作为流通部门促进其他经济活动的开展。
随着城市的发展,对物流的需求逐渐增强,物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物流产业而言市场拥挤效应开始显现,从而使得随之出现了依靠重要交通线,并布局在城市郊区的物流中心,此时的物流中心其功能(如仓储、包装等)还比较单一。同时配送中心布局在城市中心为客户提供配送的服务。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功能分区越来越明确,出现各种专门的功能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物流产业主要通过其功能特性影响聚集经济,并进而促进功能分区的实现。同时随着物流中心功能的不断完善,通过物流产业的广泛关联性,物流中心的空间自组织不断进行,进而形成了新的物流功能区域。
当城市发展到大规模或超大规模之后,在市场拥挤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城市原有的产业开始向外扩散,并通过各产业自身的空间自组织在主城区周围新的功能区,新的功能区域的形成标志着城市空间体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物流产业的降低交易成本、运输规模经济、载体性等重要功能特性是城市各产业扩张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从而影响着城市空间体系的建立。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现代物流产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机制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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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并购 并购动因 综述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一般涉及到四种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委托―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并购的理论，下面将分别加以综述。
一、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
规模效益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并购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实现企业的现模效益，即产量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内在规模经济在于：通过并购可以对资产进行补充和周整：横向并购可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降低多种经营带来的不适应；纵向并购，将各生产流程纳入同一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购的外在规模经济在于：并购增强了企业整体实力，巩固了市场占有率，能提供全面的专业化生产服务，更好的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市场力假说将企业并购的动因归结于井购能够提高市场占有率。由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减少，优势企业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规模效益的达成，只有在横向或纵向并购中，优势企业既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又达成了规模经济，这一假说才能够成立。
税赋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一个企业有过多的账面盈余，因而必须承担高额税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行为。被兼并企业往往由于税收负担过重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无疑会带来税收的好处。
二、协同效应假说
由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这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实施并购后的产出比并购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要大，即2+2>4。对于并购公司而言，2+2>4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该假说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企业并购活动之前，公司的经营水平和经营规模都达不到时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范围经济指企业能够利用现有产品的生产销售经验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相关的附加产品。
(二)财务协同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例如，合并公司的举债能力可能大于合并前各个公司之和，从而可带求税收上的节约，或者举债成本更低，从而可带来财务费用上的节约。该理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企业并购活动产生的税收减免大于并购成本，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三)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
假设两个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并购另一个公司之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创造价值。
三、委托－理论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决策或控制人)和所有者(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合约不可能无代价地签订和执行，由此而产生了成本。该理论对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并购可以降低成本
公司的问题可经也适当的组织设计解决，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时，决策的拟定和执行与决策的评估和控制应加以分离，前者是人的职权，后者归所有者管理，这是通过内部机制设计来控制问题。而Maline(1965)认为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收购或权的竞争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Fama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在自由现金流支出方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成本是并购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管理主义
Mueff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但LeweHen和IIuntsltl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此结果与Muller的假设相反。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收购本身实际就足问题的表现形式，因为公司管理层可能会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并购决策。
(三)自大假说
Roll(1986)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而并购企业的过高估价来自于自大――他们的过度自信。这一理论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这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意图是增加企业的资产，但其决策违背了股东的利益，并购价格过高。
四、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并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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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篇7
内容摘要：义乌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以兴商建市为龙头、产业集聚为基础、贸工联动，该模式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外部规模经济角度解释了义乌模式的内在机理和形成竞争优势的原因，并分析了该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规模经济 外部性 义乌模式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不邻边，不靠海，发展经济的自然禀赋并不理想。然而，义乌却选择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方式来发展小商品流通业，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依靠规模经济创造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之路。这种化不利为有利、以逆向思维独辟蹊径的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同时，该模式所蕴涵的风险，也给我们带来诸多警示。
义乌模式的形成背景及特点
20世纪80年代的“兴商建市”，使义乌经济走出了一条商业带动工农业的发展之路。以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标志的商贸圈建设、小商品市场建设贯穿于义乌经济发展的始终。
义乌商圈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与对外辐射作用是义乌模式的精髓。在巨大销售量吸引下，义乌周围数十公里内布满了各种加工企业，当地工业迅速崛起。近年来，义乌的袜子、服装、饰品、玩具等产品，有不少已占领了全国1/3的市场份额。每年的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在带给参展企业巨额订单的同时，也带动了县级城市义乌的饭店业、餐饮业的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荣还带动了其独特的商业旅游，义乌国际商贸城现已成为国家旅游局授牌的“4A级”旅游景点。义乌经济快速发展，不能不说得益于商品市场建设。
义乌模式也是一个跨越式经济发展模式，没有遵循常规的“以农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工业为主再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渐进式发展顺序，而是从农业直接跨越到以商贸业为主的阶段，通过拉大第三产业框架，逆向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义乌一直是一个农业穷县。从80年代初开始，义乌实施“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小商品市场起步，并一直以小商品市场建设为龙头，直接带动了商贸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信息咨询业等为小商品市场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拉动了对第二产业的需求，促进了“贸工联动”战略的实施，推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步发展，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反过来为市场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劲支撑。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义乌从一个农业穷县一跃而成为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前20位的县市，其独到的发展思路功不可没。义乌正是利用了商业的快速集聚效应，成功地探索出了以商品市场建设为龙头、产业集聚为基础、市场经济为主导、以点线面的加速度推进方式为特征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义乌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义乌模式挑战传统商圈
义乌小商品市场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一个并不具备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的县级市以市场建设为龙头，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自然有其成功秘诀。按照传统观念，义乌并不具备发展商贸的优势。传统商圈的布局要么在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消费中心，要么在具有产业竞争优势的生产中心，并且交通、通讯便捷。应该说，国内有很多比义乌更具自然禀赋的区域，而义乌却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和浙江经济圈黄金点，值得深思。
（二）外部规模经济造就义乌竞争优势
义乌市场的兴起最初是抓住了改革的机遇，资源禀赋的劣势锤炼了义乌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但是，义乌能在各地后起的商业大潮中屹立潮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规模经济。运用外部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义乌市场竞争优势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优势的原因。
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整个市场规模的扩大，即随着整个市场规模扩大，该市场内各个商家的单位交易成本将会降低。这是因为：第一，规模扩大可以使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在该市场内的商家有可能享受到高效率、集中化和专业化的服务；第二，规模扩大可以导致劳动力资源的共享，专业人才的集中；第三，规模扩大易于传递新信息，有利于知识积累。
产业集聚是形成外部规模经济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强化了竞争优势。义乌的产业集聚经历了横向集聚和纵向集聚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义乌的产业集聚主要是横向的商业集聚，从而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电信服务业、旅游餐饮业、房地产业与各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90年代初以后，商业集聚效应向纵向延伸，带动了工业集聚。
1.横向集聚。横向集聚使义乌市场的规模效益得到了充分显现。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陋到现代化，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产生了突出的市场集聚效应。在国内市场建设尚处于争议之际，义乌人基于传统的商业文化和当地政府的开明决策，率先树起了小商品市场大旗，产生了洼地效应；而在国内其它地区开始兴商建市之时，义乌商圈又以加速度方式进行规模扩张，且连续保持了全国商品交易额排行榜首地位，其规模之大、声誉之高、小商品品种之全、商品销售区域之广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它市场；当国内其它地区开始大规模建市之时，义乌市场又开始了迈向国际化经营的步伐。目前全球20强海运集团已有8家在义乌国际物流中心设立了办事处，使得义乌在2005年底的每天出货量达到1000多只集装箱，仅此一项就使义乌的物流成本比其它外贸城市低30%左右。2005年，联合国在义乌设立我国首个采购信息中心，使义乌在成为继我国国家机关采购基地之后，又成为联合国物资采购重要基地。沃尔玛、麦德龙、欧尚等全球零售业巨头也纷纷到义乌举办采购说明会，义乌正逐步成为国际性的日用消费品采购平台。
2.纵向集聚。纵向集聚又对义乌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小商品制造业的兴起，商业发展不断向工业发展传递。伴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声名鹊起，义乌的制造业也经历了从分散到集聚直至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的过程。在商品市场发展的初期，义乌周边交通较发达的乡镇首先接受义乌商品市场的辐射，开始发展加工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义乌的制造业也开始高速增长，形成了专业村的分工集聚格局；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在当地政府“引商转工”、“贸工联动”等战略的推动下，义乌制造业快速向工业园区集聚，并涌现出衬衫、袜业、饰品、拉链、小五金、工艺品、印刷与毛纺等十多个优势产业，形成小商品制造业的群体规模优势。
横向集聚与纵向集聚的良性互动大大巩固了义乌市场的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了义乌经济的竞争力。
义乌模式的启示及其拓展
（一）义乌模式的启示
义乌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惯性思维，走出了一条利用外部经济性跨越自然禀赋束缚的经济发展之路。从义乌的经验看，以商促工的发展模式更适合工业化基础落后的地区。这是因为，第三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风险小，资本积累快，而且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制约也远远低于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也就是说，发展第三产业对起始条件的要求较低。
义乌模式推广前景广阔。义乌模式的竞争力来自于低成本优势，而这种优势是通过营造良好环境“兴商促工”引导产业集聚得以实现的。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各地区的市场基础建设和交通已获得长足发展，使得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借鉴义乌模式的条件基本成熟。同时，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化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使得我国许多地区在国际化竞争平台上借鉴义乌模式，在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空间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从另一方面讲，义乌模式也不能盲目复制。义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模经济，先人一步是取胜的关键。义乌以商业发展为龙头的成功，在于市场的快速扩张产生了显著的集聚效应，创造了低成本优势。
（二）义乌模式的挑战
外部规模经济在给义乌经济发展带来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带来专业分工模式的固定化与可能的效率损失。建立在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可能会导致义乌固定在这种既定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分工模式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义乌最初通过规模扩张获得竞争优势时，强烈的外部规模经济会巩固现有的分工模式。即使当其它地区已经具备了更低成本优势时，义乌仍会为维护其领先者的地位而人为控制成本，造成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损失。
事实也是如此，在商贸业持续增长的背后，义乌模式也凸显出危机：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义乌的劳动力成本逐渐攀高，科技含量很低的小商品已开始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在全国各地冒出的与义乌早年相似的小商品市场，已造成这类商品的分流；二是入世之后，国外大型商业抢占和分割城市终端市场，也造成小商品部分市场分流，商品流通业的利润空间在内外挤压下逐步缩小。土地价格迅速攀升，再加上高企的劳务成本，无不对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义乌模式的持续性发展带来挑战。
基于外部规模经济的低成本扩张，既形成了义乌模式的竞争优势，但同时又是该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传统的商品市场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其发展将放缓甚至衰退。如果不对市场进行创新提升，在目前物流业发展迅速、业态变革加快的环境下，义乌的市场就可能不敌新的商业形态与其它竞争者，就有可能走向衰败。同时，停留在传统制造业上的义乌工业也因加工技术简单而容易被其他区域模仿，再加上规模经济的低成本优势逐步被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所抵消，产业竞争优势也会逐渐丧失。
（三）义乌模式的拓展
虽然规模经济性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使义乌经济仍保持较强的动态竞争力，但过渡依赖低成本竞争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要实现持续性发展，必须向深度拓展，重新思考竞争定位，通过模式升级和提升，创造出难以被其他市场所模仿的显著差异性优势，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要从以“商业市场竞争模式”为主转变为以“产业价值链竞争模式”为主，通过联合或控制“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产生整合竞争力，从“价值链整体运行效率”中谋求更多的利益和规模经营的稳定性；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通过大力引进国际大集团采购商和连锁超市来义乌采购商品，吸引更多的外贸企业进驻义乌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层次打造规模优势；在加快产业集聚的同时，通过建立小商品制造中心和研发中心，大力支持科技含量高、资金密集型或特色优势商品作为产业升级的突破口，鼓励企业向集约化、品牌化发展，着力提高义乌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与小商品流通中心地位相适应的小商品生产和研发基地；注重对下游网络优势的维护和完善，通过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同步发展，在巩固现有经营方式和交易渠道的同时，大力发展网上交易、远期交易、期货交易、电子商务等交易方式和物流配送中心、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等新的业态，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继续保持市场的领先地位。
义乌模式的深化与拓展是义乌经济发展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拓展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依靠外部规模经济创造竞争优势的扬弃，是在完成初级积累后寻求更大发展空间与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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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经济；电子商务；企业规模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2―0001―05
一、电子商务环境下规模经济分析
规模经济可分为两类，即企业水平上的内部经济和行业水平上的外部经济。以下将重点对内部经济，即企业规模经济进行探讨。内部经济指单个企业水平上的报酬递增，即厂商通过自身生产规模扩大，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平均成本，从而获得规模报酬。较大规模的厂商能更好地克服技术设备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某些管理费用并不随生产规模同比例增加。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DS模型认为，从生产者方面来讲，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越多，而生产者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条件下，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导致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及价格上升，但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定的，或是一种次优的均衡：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由于国际贸易能使市场规模延伸并覆盖整个世界，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因此能更容易地达到均衡。
DS模型从专业化生产的视角较好地解释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但是并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的影响。实际上，规模化生产势必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或内部交易成本，产品的多样化势必造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的加大，最终会减少消费者偏好达到均衡。
制度经济学正是引入交易费用来进行企业规模经济分析的，当更多的交易由一个企业家来组织时，交易似乎将倾向于既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空间位置。这为企业扩大时效率将趋于下降提供了一个附加原因，即：倾向于是生产要素结合得更紧和分布空间更小的创新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倾向于降低空间组织成本的电话和电报的技术变革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人们实现同一功能的具有相互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当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中交易的边际成本相当时，企业与市场之间达到均衡。假设Cm代表市场交易总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m下降。假设Co代表企业内部组织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o递增。企业边界应确定在Cm与Co形成的总成本C的最低点Tm上(图1)。
图1 交易成本与企业边界
为了确定企业的规模，不得不考虑市场成本(即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不同企业家的组织成本，而后我们才能确定每一个企业生产多少种产品和每一种产品生产多少。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或是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经营意味着预测和通过签订新的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中的组织成本和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均衡。
与在工业社会中发育起来的规模经济不同，在电子商务下，以信息网络为媒介，不但使各产业之间完全不同的技术相互联结，不断产生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而且在生产和销售上出现了产业间相互渗透与企业结盟，从而出现了兼业化、融业化的趋向，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开展跨产业的多角化经营，拓展其经营范围。扩大范围之所以能产生经济效应，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梅特卡夫(Metcalfe)法则，它的本质是网络外部性。如果一个网络中有n个人，那么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网络价值同网络的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样的效率增长与旧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收益递增定律。因此电子商务使得具有“资源”优势的企业追求收益最大化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地扩张规模。这也可以揭示跨国公司、企业联盟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进而部分地解释了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成因。二是网络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网络经济是一种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或者说具备了范围经济性的特征。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而呈递减趋势；网络经济具有累积增值传递效应，可以获得一般的投资报酬，还可以获得信息累积的增值报酬；网络信息系统具有信息的自动记忆和自动生成功能，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信息的来源就会变成自发生成或自然而然地产生，并且在网络内自动整合，甚至生成层次更高、价值更大的综合性信息；网络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连带外部正效应；网络经济具备明显的创新效应。三是未来预期效应，由于电子商务超越时空的特性，企业将未来预期纳入规模经济考虑范围，企业规模的确定有“静态”向“动态”因素转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知识和信息愈来愈成为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生存方式，它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委托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等方面降低了企业成本，缩短了生产厂家与最终用户之间供应链上的距离，降低了企业进入门坎。在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大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市场影响来提高知名度，反过来企业利用其较高的知名度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电子商务使规模差距的竞争变得微不足道，中小企业可与大企业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在网络这个载体上，企业可以不分大小，用大体相同的费用在网上电子公告，平等地利用网络提供的信息开展经营活动。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电子商务通过提高市场效率和市场透明度减少了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程度，通过提高管理和交易效率、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拉近”服务距离影响着企业的规模。由于企业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下降，使企业总成本――企业规模相关曲线水平化，以至于由“成本均衡”或边际成本确定企业规模的解释力大大降低，有可能出现企业规模的不确定性，而由于企业的性质、客户群体的不同或者其他因素(如：竞争)的干扰而出现企业规模发展的不
确定性的概率在加大。这一特性有助于解释电子商务时代企业规模结构的两极化趋势，即具有“资源”经营优势的大企业、跨国公司能突破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的约束向更大规模发展，也使具有个性化、灵活的小企业摆脱了市场中面临的许多不利因素，焕发出勃勃生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倾向，即企业的规模扩张和规模收缩相互交织，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在强化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与规模影响的弱化并存特征愈来愈明显。
二、电妇商务下企业规模的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电子商务的兴起促使企业规模结构向两极化发展，即具有资源或经营优势的大企业与具有灵活和个性化优势的小企业大量并存。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判断，笔者将对企业规模和电子商务的相关性作一个计量检验，若检验结果能够表明电子商务对企业规模(大、小)有显著性作用，则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得证。若不能得出上述结果，则本文提出的理论判断是否成立便值得怀疑。
根据待检验假说，我们的计量检验包括世界100强企业平均规模(收入)与世界信息化平均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美国20人以下企业总量与美国信息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以衡量电子商务对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作用。
1.样本国家、变量及数据的选取 根据待检验假说，我们选取了世界100强企业平均规模、世界信息化平均水平、美国20人以下企业总量、美国信息化水平作为样本空间。我们选取世界100强企业平均收入作为大企业规模的变量；在选取小企业规模变量时，由于没有找到小企业平均收入或资产规模的有关数据，因此选取电子商务发展较为发达的美国作为样本国家20人以下小企业总数作为变量；分别选取世界和美国的信息化水平作为电子商务的变量，以互联网普及率(用户数／万人)作为信息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我们的观察期为1995～2004年的10个年份。所有数据的来源为http：／／www．census．gov／网站、《世界经济年鉴》各期、《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原名：E-COMMER CE AND DEVELOPMENT REPORT)各期。
2．模型设定 模型I：AV100=a0+a1WINFO+
其中，AV100为世界100强企业平均收入，WINFO为世界互联网普及率，其余为待估计参数和误差项。
模型Ⅱ：U20TN=β0+β1UINFO+
其中，U20TN为美国20人以下小企业总数，UINFO为美国互联网普及率，其余为待估计参数和误差项。
3．估计结果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3．1对上述模型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下：
模型I：AV100=483．8728407+0．1 376866241*WINFO
(8．232)
R2=0．894 R2=0．881 F=67．769 模型Ⅱ：U20TN=6447．80257+0．09917661551*UINFO
(15．157)
R2=0．966 R2=0．962 F=229．748
回归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分别对大企业规模和小企业规模有显著的正效应，从R：，R2，F统计量表明，本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有“成本均衡”转向“资源(创新、知识和资本)均衡”、“静态”转向“动态”的发展趋势。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企业规模向两端牵引，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得到有效的协调统一。实证检验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观点。
从该结论看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策在支持企业(集团)做大做强的同时，应注意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培育。大企业(集团)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资本规模的扩大，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实现“资源”优势的整合和培育，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适当加大R&D的投入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而相对于大企业(集团)，中小企业有着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信息化水平低等劣势，政府应在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领域给与重点鼓励和支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和加快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使得中小企业方便、平等地获得相关“资源”，推动和激励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扶持服务中小企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提高商务效率，推进经济和谐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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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篇10
关键词：地方金融布局；地方经济发展；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5－0053－03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地方金融布局是指地方金融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与组合状态，是由地方政府、企业、团体、个人等为出资人兴办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分布与组合。地方金融布局状况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地方金融的绩效。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基础，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6年11月开始，我国金融领域将在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等方面对外资银行逐步放开，地方金融机构将会直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外资银行的竞争和挑战。在布局上具有明显优势的地方金融机构，如何摆脱发展困境，继续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地方金融机构一直采取规模扩张带动业务发展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布局的状况及特征并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徐玮、张伟锋（2003）通过对上海市银行空间布局的分类研究，总结出影响银行布局的主要因素。周立（2004）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金融组织体系分布的行政性特征，认为决定金融机构布局的主要因素是行政性因素，金融机构分布的非经济性较为突出。李金勇和张晓莲（2001）、孙天琦（2006）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机构布局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网点设置不合理，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结论。由于地方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受到来自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在区域分布上具有较强的均齐性和地方性，因此我们拟以河南省为例，从地方经济发展、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视角考察地方金融布局问题。
一、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金融布局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和金融效率起着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可能形成的金融剩余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经济生活中游离出来的金融剩余数量也会越多，融资需求也会比较旺盛。而金融又对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我国经济中，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直接推动着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贷款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既定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约束着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
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以GDP衡量的经济规模与该地区的金融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应的，地区间人均GDP的差异对各地区地方金融布局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通过对1999年河南省17个地市人均GDP和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及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比情况的比较发现，各地区人均GDP与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及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比负相关。人均GDP较高的郑州、焦作、洛阳、三门峡等地市，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并不突出，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比处于中等以下水平。人均GDP最高的郑州市，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份额居全省倒数第一。人均GDP居第五位的洛阳市，地方金融存款市场占有率居全省倒数第二位，贷款市场占有率居倒数第六位。地方金融机构数量也低于信阳、南阳、周口、商丘、驻马店等地市。
人均收入对地方金融布局的影响表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反而较多，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也较高；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地方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比较低。
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金融布局影响显著。在总产出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地区，地方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相反，则较少。农业产出在当地GDP中占比较高的地区，如信阳、南阳、周口、商丘、驻马店、开封等地区的地方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从农村信用社的角度看，这6个地市拥有的独立核算农村信用社数量占全省的52.67%。同时，这些地市的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也较高，而郑州、洛阳、三门峡、焦作、平顶山等5个地市的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较低，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占全省独立核算农村信用社总量的25.72%，地方金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见表1。
二、范围经济与地方金融布局
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机构的多角化经营可以获得“协同价值”。金融机构投入的要素具有多重使用价值。金融机构增加了经营品种，扩大营业范围，可以使价值链中的关联部分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范围经济可使银行效率管理的覆盖面扩大，进一步分散金融市场风险，可以节省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和网点建设费用，取消某些重复的业务设施并相应地裁减员工，节约交易成本，迅速获得跨行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减少学习成本，达到管理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现金流量的充分使用，提高资产回报率。
在我国，关于金融业是否存在范围经济的讨论，绝大多数是在分业还是混业的经营模式下展开的。但杜莉、王锋（2002）运用管理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性更强，并呈逐年递增趋势；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较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四大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强，而资金运用又分散在贷款、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持有特定金融债券。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融资成本高，闲置资金少是出现范围不经济的主要原因。
金融业的多角化经营必然反映在收入结构和费用及利润指标上。我们在对表2和表3分析后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光大、广发、中信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已经多元化了，但它们的成本费用状况和盈利状况有较大差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存款费用率与贷款费用率明显高于光大、广发和中信，而主要依靠贷款利息作为利润来源的交通银行则是这些银行类金融机构中盈利能力最强的，其资产利润率、利润费用率和收入利润率为最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大力开拓中间业务，不断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然而存款费用率和贷款费用率等成本费用指标大大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盈利指标大大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事实，已经说明四大国有银行并不存在范围经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在、委托理财、基金、国债投资等方面的业务受政策局限拓展较少，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利息收入，成本费用指标和盈利指标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存在明显差异。据此可以判断，业务的多角化经营与金融机构的盈利状况和成本费用状况并无太大关联。因此，不能以业务的多角化与否断定金融机构是否存在范围经济。
在地方金融机构中，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情况优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其收入的多元化倾向也较为明显，存款费用率、贷款费用率、利润费用率等费用指标略优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盈利状况也略好于信用合作社，但是利润费用率却与二者相近。因此，就我国目前分业经营的现实来看，很难判断哪一家地方金融机构具有范围经济。既然如此，从范围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地方金融布局的影响缺乏现实依据。
三、地方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问题
金融机构是一种规模经济效应极强的经济组织。规模经济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经营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每笔业务的金额越大，资金费用率就越低；反之，资金费用率就会越高。二是商业银行每笔业务平均余额的提高，最终要受客户经营规模和财务收支规模的限制（武捷思，1996）。三是商业银行组织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呈正相关关系。银行组织规模越大，可能动员的金融资源越多，金融资源使用的对象选择范围就越广泛，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在银行规模增大的前提条件下，它就可以突破自身所拥有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设备的限制来扩大业务范围，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技术服务，同时广泛分摊信息成本和其他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通过对河南省各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四大银行的存贷款市场占有规模和组织规模尽管绝对大于其他商业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见表3），但是其利润费用率、收入费用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明显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说明其盈利能力与组织规模和市场规模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同时，存款费用率和贷款费用率等费用指标则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组织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小的地方金融机构相近。可见四大国有银行在河南的组织规模与市场规模过于庞大。规模不经济的特征较为明显。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组织规模和市场规模远不及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在盈利能力和费用控制方面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包袱较轻以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积极进取的市场开拓意识以及较为优良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其占得市场先机的重要法宝。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地理环境和客户资源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同，却由于历史包袱较大、经营管理模式拷贝了国内四大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完善、风险意识淡薄等原因，盈利能力与成本费用控制能力与国内四大银行无明显差异，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距。在各地方金融机构中，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存贷款市场占有规模，农村信用社都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农村信用社面对的主要客户资源是农民、乡镇企业和农村社区，资金来源中储蓄存款又占了绝对比重，单笔存款规模和单笔贷款规模均较小，客观上使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费用率较高。加上农村信用社的功能定位飘忽不定，法人治理结构一直未能得到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社在机构设置上过多考虑了“支农主力军”的角色，未能按经济规则去考量机构布局，因此，规模不经济问题较为突出，见表3。
四、结语
由于各地区地方金融机构布局趋同，网点铺设趋同，其组织体系在空间分布上十分均齐，几乎在每一个行政区域内都存在着同类和同等规模的地方金融组织群体，因此对河南省地方金融机构布局的分析结论应具有普适性。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地方金融安全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已经结束的今天，金融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全面放开，地方金融作为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备受人们关注。地方金融机构在十年乃至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其布局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通过对河南地方金融布局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金融布局有着紧密关系：人均GDP与地方金融机构数量以及地方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当地市场份额之间呈负相关，人均收入与地方金融机构数量也呈负相关关系；各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二、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地区，地方金融机构数量较多。同时，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现实背景下，难以判断范围经济对地方金融布局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地方金融机构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较为突出。
参考文献：
[1]武捷思.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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