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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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

篇1

1 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森林旅游的开发促进了塞罕坝地区社会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得到改善,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其次是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人们更加乐意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最后,在旅游活动的开张中,塞罕坝的知名度日益提高,这也就促使当地人有一种无尚的自豪与骄傲,从而更加主动的保护旅游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森林资源以及自然环境。森林旅游的开发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烈,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单单是局限在行业内部很是扩张到了横向或纵向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作战已经越来越被淘汰,并且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也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整合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当地的优势资源――面积大而且分布集中的森林资源与当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效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实现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在目前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有力地证明。由于生态保护方面的考虑,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从以木材林为主的国有林场转化为依托森林资源的森林旅游业,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不光是远近闻名的观光目的地,同时,也是河北省内人均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比或者国内平均水平比较,这些都表明森林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

通过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以林业为依托的旅游业的开发,当地的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到旅游业中来,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如:餐饮、住宿、导游等,或者可以通过种植或者采摘山野产品来进行销售,直接或者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同时能够从经济上获得经济效益。

目前,发展旅游产业与林业的融合发展符合大旅游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塞罕坝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扩大了京津周边地区的休闲范围,同时也扩大了城市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想塞罕坝地区的流动。

综上所述,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进行旅游业与林业的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能够从社会、经济等全方面促进其发展,能够实现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全面提升。

2 能够丰富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的关系,政出多头,管理上存在重合,只有政府部门给予高度的重视,有专门部门来负责才会真正的保证林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的方向以及规范化。随着旅游业发展,塞罕坝于1997年成立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景区旅游管理,景区环境规划,多种经营,旅游市场营销,环境整治等职能;在2007年成立森林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森林公园旅游地接业务旅游咨询及策划、业务接待、导游服务等。有政府部门的引导,融合发展各方面数据才能比较统一,有利于统计分析,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而形成区域内发展的典范,为其他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成为在该领域内代表,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寻找一种新的模式,实现当地经济的新发展,进而丰富本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旅游对于引入资本、提供信息以及促进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已被业界所接受,所以我们应该在塞罕坝地区围绕旅游业的发展适当的调整林业的发展,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好实践。

3 能够实现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历史发展实践证明,只有不断造林绿化、扩大森林资源、保护好森林资源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塞罕坝一直坚持绿化荒山、垦荒造林、科学经营、狠抓防火,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不断增加,林分质量和价值不断提升,林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三大效益日益增加。良好的生态氛围、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发展的载体,是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发展的生命力。没有了生态这个前提,旅游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从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利用当地森林资源旅游业目前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森林资源是旅游业发展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保护森林资源就成了林业以及旅游业的共同呼声。如果能合理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就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同样,旅游业发展的好就能促进人们更好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因为这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收益。总之,增强林业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两个产业的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能拓展两个产业的发展空间以及延伸两个产业产业链,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当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并且围绕着塞罕坝以森林为依托的旅游业的发展农家乐也遍地开花。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深入的探讨旅游产业与林业的融合发展,能够克服旅游产业的淡旺季的矛盾,使林业的生态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林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是对自然与生态最大程度的利用。旅游淡季是以林业的相关活动(林业的育林、伐木等)为主,旺季则以旅游接待为主。运作重心随着旅游的淡旺季转换而转换,可以在淡季时开发更多与林业相关活动,使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得到更充分、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农村;一二三产业;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4.5;F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1-569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65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FENG Wei, SHI Ru-juan, XIA Hong, GENG Qing-q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s a new strategic move by Chinese governmen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wh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medium and rapid growth. From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was studied by the basic idea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hoping to provide basic references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status and degree of the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 rural area; first,second,third industries;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近年恚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条件高度紧张、国内外价格倒挂等严峻挑战。为此,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审时度势,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首次明确要求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并首次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提出的重要举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出引起了媒体、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从文献上来看,学者们主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对农业与农村二三产业的融合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深,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信息、金融、物流、能源等领域出现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给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日益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乃至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1]。周振华[2]认为产业融合就是以数字融合为基础,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姜长云[3]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根本上属于产业融合;梁伟军[4]从中国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环境出发,对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类型、意义以及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何立胜等[5]认为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径;李俊岭[6]指出产业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此外,还有文献对旅游业与农业的产业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7,8]。张义博[9]系统地梳理了国内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的政策演进轨迹,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实践模式以及政策支持进行了探讨。总体上看,目前有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讨论大多涉及概念、内涵、意义、模式及路径方面,对融合发展及其融合程度的评价及度量方面则很少涉及。本研究借鉴综合评价的基本思路,尝试构建一套对当前中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

自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日本提出的“六次产业化”或“第六产业”概念关联起来。20世纪90年代,日本今村奈良臣针对日本农业面临的发展窘境,首先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因为按行业分类,农林水产业属于第一产业,加工制造业则是第二产业,销售、服务等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而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10]。那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呢,本研究认为需要从三个基本概念出发来加以辨析。

1.1 关于农村

农村是个地域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农村通常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资源的积累,各种资源的积累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以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11]。建国以来,中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l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积累了资金。学者们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 000~8 000亿元[11]。即使到现在,这种农业和农村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也没有扭转过来,这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为扭转这一局面,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方针,为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实施反哺农业和支持农村战略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农业、在农村。

1.2 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

产业(或行业)通常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企业的集合。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三次产业分类,比较完整的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提出的。科林・克拉克在他的代表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对三次产业的内涵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界定。克拉克认为:第一产业即指农业,其中也包括所有的畜牧业,如饲养业和狩猎业等。第一产业中各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人类的活动直接作用于大自然,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这也是农业与工业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第二产业即指工业,其特点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不仅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其生产过程是利用大规模、可移动、连续操作的方式进行的。第三产业又被称作服务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以及国防和行政管理部门。此外,还有私人家庭服务等。现在国际上通行的三次产业分类法是联合国所使用的分类法。按照这一分类方法,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建筑和公共工程、水、电、煤气及卫生部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银行、保险业、不动产行业、运输、仓储及通讯行业、服务行业及其他不易确定归属的行业[12]。

1.3 关于产业融合和融合发展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表述。张建刚等[13]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从技术视角出发,把同一技术向不同产业扩散的现象定义为“技术融合”;二是从产品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三是从产业视角出发,例如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认为“产业融合是技术网络平台、市场和产业联盟与合并三个角度的融合”,该定义的出现使得产业融合的内涵得到了极大拓展。李美云[14]从狭义、中义和广义三个层次将有关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进行了归纳:狭义的概念是从信息传输产业的融合来叙述的,认为产业融合是在数字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产业边界模糊化现象;中义的概念从服务部门的结构变化来定义产业融合,如澳大利亚政府信息办公室在其《融合报告》中将融合直接定义为“由数字化激活的服务部门的重构”;广义的概念是从更广泛的内容和范围,或产业的演化发展角度来界定产业融合,例如认为“融合是分离的市场间的一种汇合和合并,跨市场和产业边界进入壁垒的消除”。虽然不同学者、机构和政府部门关于产业融合的理解和概念界定不同,但广泛的共识是产业融合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已广泛影响产业的发展,甚至正在重塑产业的结构形态。

综合上述讨论,本研究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指以振兴农村、强大农业、富裕农民为目的,以产业链延伸、技术创新、产品整合、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等为手段,将现代科学技术、经营业态、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理念等引入农村,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升级改造,推动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关联产业融合互动、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实现农业附加值的显著提高、农业多功能性的充分发挥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有分析法、Delphi方法、交叉法、综合法和指标属性分组法等,其中分析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分析法是将指标体系的度量对象和度量目标划分成若干个不同评价子系统,并逐步细分,形成各级子系统及功能模块。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对评价问题的内涵与外延作出合理解释,划分概念的侧面结构。明确评价的总目标与子目标,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步;第二步,对每个子目标或概念侧面进行细分解,越是复杂的多指标体系构建问题,这种细分解就越为重要;第三步,重复第二步,直到每个侧面或子目标都可以直接用一个或几个明确的指标来反映;第四步,设计每个子层次的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指标”是广义的,并不限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量化指标,还应该包括一些“定性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标志”[15]。通常确定的总目标与子目标构成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总目标与子目标的层次分解构成指标体系的准则层;每个子层次指标构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层。本研究也将采用分析法的思路来构建农产品加工业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指标体系。

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可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目标层分为两个: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是指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是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可进一步分解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项功能指标;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二项功能指标。这五项功能指标构成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图1)。

2.1 农业产业链延伸

农业产业链延伸是指以农业为依托,前延后伸,将农业种植养殖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农资生产销售、农业科研服务等有机结合起来,合理优化链条,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当前,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农业附加值。

2.2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r业多功能性发挥是指稳定农业的食品供应保障和经济社会功能之外,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文化传承、资源环境保护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业的休闲文化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当前,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点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打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

2.3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指农业与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提供中间服务的农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互动与协调发展。农业服务业主要包括农资配送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服务、疫病防控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基础设施管护服务、劳动力转移服务以及金融保险服务等。当前,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利用电子商务、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加速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2.4 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

农民增收及就业促进是指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大幅提高非农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政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占比水平;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等方面产生的促进效应。

2.5 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指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推动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和改造升级,促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要在众多反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标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指标因素,形成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要遵循目的性、全面性、可行性、稳定性、协调性和结合性等基本原则:①目的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从评价目的出发,选取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关于评价目标的特性指标;②全面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尽可能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涵盖评价对象的各方面特性;③可行性原则,指标数据应可以保质保量地获取,来源可靠;④稳定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当不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具有稳定性;⑤协调性原则,指标应与我们所选择的评价方法相协调性,不同评价方法的机理要求指标具有不同的特性;⑥结合性原则,即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15]。据此共筛选出5组20个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及其含义见表1。

4 结语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手段,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中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要途径,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下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如何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和评价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状况及程度,并据此构建有效的发展机制和制定得力的扶持政策,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期望能为学术界同行进行相关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考和讨论的依据,也为国家制定相关发展规划与扶持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马 健.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2(2):78-81.

[2] 周振华.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研究[J].经济学动态,2002(6):12-14.

[3] 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题应有新解法[J].中国发展观察,2015(2):18-22.

[4] 梁伟军.产业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11(4):12-17,24.

[5] 何立胜,李世新.产业融合与农业发展[J].晋阳学刊,2005(1):37-40.

[6] 李俊岭.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3):4-7.

[7] 王振如,钱 静.北京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14-18.

[8] 丁雨莲,马大全.旅游业与现代农业融合路径实证研究――以芜湖大浦乡村世界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2(14):157-163.

[9] 张义博.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J].改革,2015(2):98-107.

[10] 马晓河.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N].农民日报,2015-02-10(1).

[11] 蔡 P.“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1-17.

[12] 于刃刚.三次产业分类与产业融合趋势[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1):42-43.

[13] 张建刚,王新华,段治平.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述评[J].山东科技大学学校(社会科学版),2010,12(1):73-78.

篇3

[关键词]产业融合;文化产业;理论述评[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0075-03

产业融合现象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两两产业之间原有固定的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处进行融合,甚至发展成新的产业形态,这种现象被称为产业融合。最初,产业融合主要出现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后来扩展到金融、物流等服务性行业,并逐步向制造业和农业渗透扩展。这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扩散为契机的产业间的融合,成为产业价值的主要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源泉与动力。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融合理论。

文化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意,这是一种具有天然渗透特征的要素,使得其更易与相关产业进行融合,拉动双方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为新兴产业,学术界对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相对较晚,大部分文献集中在旅游业、信息产业、金融业这些和文化产业已经出现融合现象的领域,有少部分文献研究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问题。现有文献研究主要涉及文化产业的产业融合的内涵和意义、融合动因、融合模式、融合路径等方面。

1 文化产业融合的内涵及意义

任何新现象的出现、新理论的诞生,其研究总是最先从其内涵和外延开始。对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最先出现融合现象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出发,试图从这些现象中找出产业融合的内涵和意义。

Pine 和 Gilmore(1999)指出,在体验消费时代,文化旅游产业中的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会引导他们把产品供应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营者主要利用文化创意手段和过程,通过引导游客体验去完善自己,来创造新型的经济价值。[1]Richards(2005)认为文化旅游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动去学习而非被动观赏,如此在实现个人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2]Christen M.Rogerson(2006)以南非为例,专题研究了创意文化对城市旅游的促进作用。[3]国内学者李江敏等(2000)对文化旅游的创造性开发的概念、内涵以及其与传统开发的区别做了探讨。认为文化旅游的创造性开发就是指在对原有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后引入新的文化载体或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揭示出新的文化内涵,从而进行创造性的旅游开发。这种创造包括文化的再开发、文化的引入、文化的创造3个方面内涵,其与传统开发的基本区别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内容上对文化的创新,也包括形式上开发角度、开发方式的创新。[4]更进一步的认识是陈永正(2007)明确指出,文化旅游与旅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创意为前提,文化旅游不过是众多人对于一些人提供的某种创意的体验,其灵魂是创意,把文化旅游定义为创意产业,就为发展文化旅游找到了方向。[5]

刘辛田和刘金元(2010)从产业竞争力角度指明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意义,认为新时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式发展是建构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必然选择。[6]蔡旺春和李光明(2011)重点考察了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认为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相互渗透与交叉,提升了制造业的附加值,促进制造业升级,也扩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7]

2 文化产业融合的动因

关于融合的原因,每位学者根据自己研究角度的不同各自做出不同的判断。杨颖(2008)指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来自三个方面:旅游的体验性、闲暇的二重性以及经营者对经济性回报的追求。[8]董桂玲(2009)对动漫产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的动力系统进行了分析,探讨产业融合的动因,指出动漫业和旅游业之间融合的动力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推力子系统、引力子系统、支持力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共同推进产业融合的发展。[9]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从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指出技术进步促进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形成,而从产业构成要素的角度,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创意这一核心要素的变更而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10]

除旅游业外,有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比如林榅荷和吕庆华(2011)从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角度分析认为,产业下游化是推动力量,需求高级化是拉动力量,这两种力量推动着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11]

3 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模式

就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方式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基本上都遵循了产业融合理论的一般规律,普遍认为存在三种融合模式: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合和延伸型融合。如杨娇(2008)率先利用产业融合理论剖析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机制,分析了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合和延伸型融合三种二者融合的模式。[12]蔡旺春和李光明(2011)提出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主要有三种类型:延伸融合、交叉融合与关联融合。[7]焦斌龙和王建功(2009)以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为视角提出了以转化、渗透、提升三大机制,发挥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和关联效应,以实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13]

当然,大部分学者还是从具体要融合的产业视角出发,提出更贴近所研究的产业的融合模式。如李美云(2008)从旅游景点业与动漫业之间的产业边界特征出发,提出两者融合发展的四种模式:动漫主题公园式融合发展模式、旅游景点动漫化融合发展模式、动漫产业园区景点化发展模式、动漫节会式发展模式。[14]花建(2011)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联动发展存在五大模式:从创意设计到时尚体验的联动模式、从空间再造到创意社区的联动模式、从遗产传承到创意旅游的联动模式、从影视演艺到体验消费的联动模式、从美食产业到创意之都的联动模式。袁俊等(2011)认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产品模式、产业联动的新型旅游营销模式、产业链延伸的文化产业景点化模式。占耀宗和金颖若(2011)通过对旅游资源状况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分析,提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三种类型:旅游业主导类型、主导倾向不突出类型、文化产业主导类型。崔向阳(2008)以南京市为例分析了都市圈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互动关系,提出了两者互动的基本模式: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支撑的信息产业、以信息产业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新型信息文化产业。

4 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路径

多数学者分析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它们的融合路径。杨娇(2008)指出文化创意旅游产品、旅游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文化创意旅游客源是二者融合的核心三要素,然后分别从供、需、政府、环境四个维度去探讨推动我国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对策,以促进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12]李美云(2008)认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首先要提高认识,形成产业融合共识;其次需要政策支持与法规保障;最后要培养既懂旅游又懂动漫的复合型人才。[14]杨颖(2009)从产业比较视角、业态多样性现象的视角分析了旅游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提出两者融合的三种途径:创意与旅游吸引物的结合、创意与旅游运营模式结合、创意产业的景区化。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基于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在于重视科技与民族文化的结合,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创新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养文化科技人才等。[10]

除旅游业外,部分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路径。Banks(2010)以文化产业与手工业融合为例,认为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对手工业者依赖越来越大,关键是培训合格的手工业者与相关技术人员,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王鹏(2010)分析了澳门博彩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互动,认为应该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积极因素,促进澳门博彩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发展,提升澳门博彩业的创新意识与文化含量,从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澳门特色的创意博彩业。温学勤等(2011)对河北省农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尽快促进三业融合,融特色农业和特色文化产业为一体,以农业为抓手,以休闲旅游为媒介,以文化创意为动力,发展体验农业经济,既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又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林榅荷和吕庆华(2011)以非公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独立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应当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协作,提高综合竞争力;拥有自主研发能力、明确和独立的产权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11]

上述文献研究主要从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的现状出发,进行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只有少部分学者对融合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鲍洪杰和王生鹏(2010)在产业集群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关系的分析,建立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模型选择、判别标准。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与系统协同性的关系。张海燕和王忠云(2010)提出从文化旅游业基础竞争力、竞争潜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角度构建出文化旅游竞争力业的评价指标体系。顾江和郭新茹(2010)通过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来测算我国各文化产业和高新产业的融合程度,按照赫芬达尔指数的高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对我国30个省区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产业业态创新、加强政策扶持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5 对文献的述评

通过前面的文献整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融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信息产业、金融业这些和文化产业已经出现融合现象的产业,其中旅游业更是占了多数笔墨;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问题。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意,这是一种具有天然渗透特征的要素,这种天然渗透性质,使得文化产业融合的领域远不止此,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对经济的突破带动作用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产业融合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在研究层面上,目前有关文献主要停留在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上,大部分文献只是分析具体的案例、描述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以期找到融合发展的对策,具有一定抽象度的理论分析比较少,特别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现象进行一般性理论阐释,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能适应文化产业融合环境的理论体系,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的重点。

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文化产业融合文献的研究方法过于落后,多数文献只是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如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等,较少进行定量分析,这可能与目前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有关,今后应该多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从多交叉学科领域对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比如使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比较分析中外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作用提供参考和建议;使用数量模型来衡量我国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并测算其对双方产业绩效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的突破带动作用,从而探求出文化产业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等,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Pine B.J.,Gilmore J.H.The Experience Economy[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Richards,G.Creativity:A New Strategic Resource for Touris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5(9):32-43.

[3]Christian M.Rogerson,creative industry and urban tourism: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s[J].Urban Forum,2006(17).

[4]李江敏,李志飞.文化旅游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陈永正.文化旅游的产业属性及其发展战略——以成都市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1).

[6]刘辛田,刘金元.基于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富厚堂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2).

[7]蔡旺春,李光明.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的新视角: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2).

[8]杨颖.从业态多样性现象透视旅游业转型发展——以旅游业与创意产业融合为例[J].旅游论坛,2008(3).

[9]董桂玲.动漫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2).

[10]张海燕,王忠云.基于技术进步的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0(6).

[11]林榅荷,吕庆华.与文化产业融合:非公经济发展的新视角[J].科技和产业,2011(9).

[12]杨娇.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13]焦斌龙,王建功.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机制与路径[J].晋阳学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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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离市场融合阶段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然而,随着企业跨产业经营并购、技术创新和战略联盟等形势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体育与体育服装器械、体育与媒体产业、旅游业等产业之间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是必然发展趋势。本文介绍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及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体育产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一、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的意义

体育与传媒业、体育与 旅游业、体育与中介业、体育与体育场馆服务业和电子竞技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现了业务融合、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产业融合实质。体育与相关产业在不断融合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促进形成更多新产品与心服务;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对体育产业提出更新的需求;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带来跟多新成员的同时创新新的市场环境;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带动资源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进体育人力资本发展;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使体育产业增值空间增大。

二、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信息时代,产业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在我国,体育虽然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一些体育商品化或市场的影响,催生体育产业的形成。然而,体育产业化的理论概念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可避免的对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在实践中对正确的体育产业政策的出台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定义了体育产业的概念,即体育用品企业组织生产和管理,它包括对体育物质产品和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两部分,其中体育服务产品主要有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咨询、体育培训、体育经纪和其他服务行业,体育物质产品产业主要有体育器材、体育服装、运动食品和饮料生产和管理。如此说来,体育产业的扩展是指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后的新型产品,体育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是一种载体或平台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体育的内在经济价值得到完美诠释。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是中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变化的前提基础,将会引领体育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2.1竞赛表演业和媒体产业的融合

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间技术融合。最好的例子是整合竞争,表演行业和媒体产业。传统体育赛事只是一种单一的体育活动,没能得到新闻广播媒体的报道、传播。当现代媒体技术应用于体育产业,体育产品的复制和多样性的特点,甚至这样一个新的电子竞技运动的兴起。因此,体育产业是一种发展模式和不同行业的产业组织形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竞争力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体育传媒产业的形成体现了体育产业与传媒产业从技术到业务再到市场的全方位融合。

2.2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

体育产业融合了健身娱乐业、休闲产业和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健身、娱乐、休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技术基础和产品特性相似,以满足消费者娱乐、锻炼身体的目的,他们的产业延伸到其他市场,通过扩大产品范围向对方市场延伸。体育旅游的巨大价值不仅促进了体育旅游领域的繁荣,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宏观背景下,大型国际比赛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给中国带来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例如,1981年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国际马拉松赛,吸引国内一大批甚至全世界的长跑运动员到古都北京来参加这个活动,在2007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参赛人数创造历史纪录25683人,运动员和观众游客不仅可以参加比赛还可以度假旅游。这场马拉松赛事带动北京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体育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同时扩大北京城市形象的传播。

3、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还不成熟的今天。体育产业整合现象不明显,还没有进入市场一体化阶段。但可以确信,在技术创新、跨行业并购的互动、企业与战略联盟、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现象将更加广泛和明显,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体育产业的统计工作、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投资和技术创新行为的决策,是一个新课题。在产业融合的趋势下,体育行业相关部门应采取行动把握趋势,在新形势下采取新的w育产业发展对策。

3.1放松产业发展的政府规制

当前的监管框架将越来越受到产业融合的冲击和挑战。体育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但在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存在着政府过度管制,特别是竞技体育几乎受到政府完全控制,阻碍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转化为体育产业资源。放宽政府对体育产业发展的调控是推动体育产业融合的必要条件。

3.2加强产业间的学习与合作

随着体育产业链的延伸,体育产业部门开始逐渐形成与其它行业类似特征和其他各种工具,只有建立沟通、学习、合作的平台,不断学习和掌握的工具,利用资源,才能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3.3培养高素质的跨专业人才

人才是掌握技术、研制产品和拓展市场的最终决定因素。只有培养符合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中国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完善,培训流程机制健全,各种专业人才已逐渐成熟,有大量的其他专业人士进入体育产业领域,如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各行各业。然而,这种人才流动机制还不足以保证对体育产业规律的复合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并在产业融合后具有专业知识。因此,探索和实践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务之急。

结语: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离市场融合阶段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然而,随着企业跨产业经营并购、技术创新和战略联盟等形势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体育与体育服装器械、体育与媒体产业、旅游业等产业之间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是必然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杨强.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与重构模式研究[A].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2015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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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义乌;金融业;金融保险人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定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其金融保险专业的设置必须要立足义乌实际情况,为地方经济服务。义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为该院培养高素质技能型金融保险专业人才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义乌金融业发展概况

(一)金融市场规模大,发展迅速

目前,义乌已有各类金融机构近50家,其中银行有18家,金融网点数百个;证券营业部5家;保险分支机构28家。还有一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包括外资机构有意进入义乌。截止2008年底,义乌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047.76亿元和707.42亿元,总量位列浙江省县市第一位,分别占金华9个县(市)区同类市场份额的40.66%和36.9%,已分别超过浙江省内地级市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同期的存贷款规模,与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规模日益接近。2008年义乌市人均存贷额14.95万元和10.1万元,位居浙江省限时第一位,义乌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金融业务增长最快的县市之一。同时,国际业务顺利开展,与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业务往来。保险方面,2008年义乌市实现保费收入15.36亿元,比2006年增长44.39%,其中财险保费收入6.46亿元,寿险保费收入8.89亿元,分别比2006年增长42.97%、45.44%。从1997年起连续蝉联浙江省县级市榜首。此外,两年来义乌保险业共计支付各类赔、给付款10.13亿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专门推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信用保险”,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帮助中小企业收汇、规避外贸风险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

(二)区域性金融中心初步形成

自义乌市作为“强县扩权”试点以来,该市就大力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到当地设立分支机构,聚集更多的金融资源,推动地方产业资本和金融的融合。仅2008年上半年,全市新引进的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邮政银行、湘财证券等金融机构相继开业,金融在调节运行、服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不断增强,招商银行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近年来义乌金融市场结售汇顺差持续扩大,国库收支情况良好,金融市场表现活跃,现金投放增势平稳。2008年,义乌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利润32.82亿元,同比增长36.25%,经济效益十分喜人,资产质量与赢利能力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只有1.76%,大大低于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3.5%的警戒线。近年来,义乌市金融机构资金实力不断壮大,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良好的金融生态和发展前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来义乌设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市场,开办金融业务,也促使各进驻义乌的股份制银行纷纷得以“升格”。2006年,浙商银行义乌分行的成立,是义乌金融体制改革创新的一次重大突破。2007年,进驻义乌才几年之久的兴业银行义乌支行升格为义乌分行,又是对义乌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一次强力助推。

二、义乌金融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积极方面

1.金融创新不断涌现。2007年下半年以来,义乌市各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应对宏观调控,不断推进金融创新,通过出卖贷款资产、银票、商票、国际国内贸易融资项下的贷款业务、短期融资券、信托理财等表外业务,放大、创造信用量达90亿元以上;工行、中行、建行等金融机构,纷纷与商城集团相互合作,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向义乌市场首次推出市场商位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成功开辟出了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商贸型小企业信贷市场。这一业务的开办,有利于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商贸型小企业发展,对以市场为根本的义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金融机构还向义乌市场全面推开非现金结算业务,以科技手段为特质载体,开辟无障碍结算区,推动信用卡、联名卡等金融产品在市场商位的使用。

2.金融服务不断优化。一是积极开展“深化金融服务”活动。在2007年上半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企业行”金融服务活动。特别是注重对“转型企业”的调查研究工作,全面、直观了解企业目前存在的难点问题,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二是积极开展“扶持重点优势企业”、“培育重点小企业”活动。通过调查走访确定一批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需求的中小企业,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银行卡推广力度。各金融机构与浙江银联、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公司联手在国际商贸城二期箱包市场精品区设立刷卡无障碍区,充分显现集中效益。目前,国际商贸城刷卡无障碍区的POS机构布机量达到2172台,布机率达54%,为市场创造了良好用卡环境。国际商贸城刷卡无障碍区也获得了由中国银联、中国商业联合会共同颁发的2007年度全国级“刷卡无障碍优秀街区”称号。

(二)不足之处

1.高端客户私人理财需求正旺,但理财产品缺乏。在义乌,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级人群不仅数量多,而且增速快,这些处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他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仅仅提供一份资产配置远远不够。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理财知识,理财方式相对单一,银行存款的比率仍占据收入的1/3。同时,义乌的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缺乏。各家银行推出理财产品或服务时,尽管名字千差万别,实质上经常是把个人业务产品、国际业务产品或同业银行业务产品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再以一系列新颖名称展示给客户,而且不少理财品种对客户条件有较多限制,因而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因此,理财服务产品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能完全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相比而言,国外的银行一般每隔一、两个月左右就会推出一个新理财产品。

2.严重缺乏具有理财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理财服务是一项高智力的中介服务业务,是一项知识性、技术性相当强的综合性业务,涉及到市场、资本、金融、投资、贸易、法律等各个领域,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要求理财人员不仅要具备广泛而又系统专业的金融知识,通晓各种金融商品和投资工具,还要掌握广泛的社会、经济知识和经验,并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格局使得国内的复合型人才非常匮乏,商业银行现有的个人理财服务人员,多是原来从事传统银行业务的员工,对证券、保险等专业知识知之不多,文化素质也普遍不高,其中能为客户提供综合财务规划的理财专家凤毛麟角,与目标客户的综合理财需求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使我国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理财服务受到不小的制约。高素质的复合型理财人员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商行个人理财业务深入发展的瓶颈,更抑制了个人理财服务的市场供给。

三、适应地方需求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建议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依托地方的高职院校,要积极地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上进行调整,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尽快适应第一线实际工作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应用型人才。

(一)以市场为导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的确定是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课程体系的建设,而且还关系到学生的就业方向和进一步深造。作为一所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高职院校的金融保险专业,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学生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具有从事金融类工作能力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以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在一线从事金融工作的基层复合人才。高职院校金融保险专业应用型人才规格不应该是精英型的,而应该是大众型的;在培养类型上,不应该是研究型的而应该是应用型的;人才的主体规格为基础实、知识宽、素质高,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专业能力,以满足社会基层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必须基于培养目标和培养特色,不能因人设课,也不能因传统设课。联系义乌金融市场实际,在学生已拥有金融保险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前提下,专业课程设置可分为两大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商业银行及投资理财方向。毕业后学生必须具备投资理财综合能力,这一模块开设的课程包括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现资理财、财务管理、投资银行学、公司理财、商业银行实务模拟等。考虑到义乌市对理财专业人才的需求,应该增加理财知识的理论讲授和实战实践机会。

第二个模块是保险方向。毕业后到保险公司工作的学生必须具备保险展业、核保、出单、理赔、业务处理能力和保险营销能力,该模块开设课程包括保险概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社会保障概论、保险营销实务、团队建设。

(三)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可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包括:(1)案例教学。教师可以找到金融保险活动中的经典案例,进行修改后与相关教学内容结合,首先让学生讨论,要求学生自主发言,积极思考,在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教师进行引导、揭示和总结,课后要求学生作出案例分析报告。通过对各种经典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模拟教学。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正在建设的金融保险类实验室有保险教学软件、证券交易模拟教学软件、商业银行综合业务模拟教学软件。学生可以通过实验模拟教学来了解金融业务交易的实际运作,及时掌握各种资讯,了解全球金融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学科不同,金融业务模拟交易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和真实的,通过模拟教学学生可以培养对市场的洞察力,使培养的金融保险人才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专业操作能力,这是一般的课堂教学和理论教学难以做到的。如可根据业务运作程序将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业务模拟操作,由学生写出业务操作报告,作为该门课程成绩考核内容之一。如在“证券投资学”课程中设置模拟股市交易,举行“股王争霸赛”,在保险教学过程中进行保险产品的开发与设计等模拟实务活动。(3)业内人士专题讲座。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定期邀请富有经验的金融业务部门的专业人士到学校开讲座。业内人士可就本地区金融发展的热点、重点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对学生提前了解社会、认识市情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和专业前景的把握,也将压缩课堂讲课时间,留给学生较大的独立学习和讨论空间,从中获益。

(四)注重专业理财人员的培养

针对目前义乌市理财需求旺盛的状况,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理财知识的人才。专业理财人员需熟悉经济、金融、证券、保险、税务、理财等相关的知识和规章,能进行资料搜集、加工,对个人理财、企业理财和理财业务发展等制定规划或方案,可以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能对市场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针对能力目标将课程细化,对每一能力进行小项目设计,并具体到每一章节的进程表。学生在校内专业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在专业理论学习与课堂实践的同时,可以有专门的活动地点开展各类有校外兼职指导老师参加的投资与理财活动,如金融知识大讲堂(包括证券、外汇、期货交易模拟训练)、理财方案设计大赛等,应特别强调交流和沟通环节,互相分享经验,学生将获得更大的进步。

(五)注重课外实践性教学

要紧密联系义乌实际,转变教育观念,注重课外实践教学。目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保险专业已与义乌市内多家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合作建立了专业实习基地,并聘请了各机构资深人士担任实习指导老师,针对不同的课程安排到不同的基地进行实习。今后还要切实加强与实习基地的联系,充分发挥实习基地的作用。我们同时也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假期自己联系单位,到金融机构参加社会实践,协同金融机构人员解决实际工作,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郑亚娟.基于高等本科院校金融保险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3):30-32.

[2] 崔寅.新形势下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模式的探讨[J].黑龙江金融,2009,(2):31-32.

[3] 朱蓉.构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金融与证券专业工学交替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0):13-14.

[4] 王东升.基层复合型金融人才需求与培养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50-152.

[5] 曾之明,何应平.基于能力拓展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当代教育论坛,2008,(1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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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 欠发达 金融支持

一、引言

低碳经济,就是以无碳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所开展的经济行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了显著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如我们所理解的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产生二氧化碳及其污染物,但事实上,IT产业得以运行的基础设施等等,在环境承载力范围下的经济运作模式。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越来越多,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遵义市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遵义丰富的科技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发挥遵义的科技和民优势,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贵州区域经济发展,提高贵州省经济整体素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在遵义的经济发展中,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城市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结构调整、高科技企业发展等提供了资金和政策支持。研究科技城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对于加大城市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低碳经济下制约遵义城市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金融产业结构不能难以满足多层次金融需求

随着遵义金融产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全市共有国有商业银行4家,政策性银行1家、城市商业银行2家、小额贷款公司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家,邮政储蓄银行1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14家,证券交易机构8家(证券营业部9家),保险中介公司8家,保险公司24家(其中财险公司13家,寿险公司11家)。遵义市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型机构协同发展的多层次市场格局,贷款公司、银行、信用社、证券、保险等多种机构并存。但是,金融产业仍然存在产业规模偏小,结构失衡,扶持体系不配套等问题,难以满足科技城发展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表现在:

(1)金融资源分布与科技城企业空间布局不相适应。由于银监局加强了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评级、机构设置、金融产品设计、贷款管理等方面的约束,高新中小企业贷款以短期流动贷款为主,具有次数多、时间紧、风险高、额度小、空间分布散乱、经济成分多样、情况复杂、行业多等特点,使得金融资源分布与科技城中小企业空间布局离得越来越远。

(2)组织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弱势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组织体系的强弱比例失调加剧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等弱势经济主体的融资难度,导致金融资源过多向大企业、大项目集中。现有中小机构如市商行、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步伐偏慢,城区没有一家社区性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偏弱。二是组织结构亟待多元化。从机构性质看,总部设在遵义的太少,而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多,其次是总部则是空白,并且大多数经营权限严重不足,特别是证券、保险领域除2家保险中介公司以外,均为分支机构,造成资金外流明显。

(二)信贷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

2004年以来,遵义金融机构不断加大信贷投入力度,2009年末,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85.6亿元,比2004年增加140.7亿元,增长87.7%;各项存款余额921.6亿元,比2004年增加390亿元,增长127.8%。但信贷支持遵义建设的力度仍然不够,主要表现在:

一是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量占全市比重逐年下降,贷款增加额与GDP之比偏低。2009年,各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与城市GDP的比重为10.87%,低于全省平均15.69%比重;城市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量占全市比重由2004年的78.11%下滑至71.29%,平均每年下滑0.2个百分点;二是科技城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款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200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为11.25%,比全省同期贷款增长速度低2.25个百分点,比全市同期平均增速高2.83个百分点。但城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平均增速为7.5%,比全省同期平均增速低11.91个百分点,比全市同期平均增速低11.59个百分点。

(三)金融产业扶持体系不配套

遵义扶持金融产业的配套政策措施仍未到位,如财政税收支持体系未建立,而金融产业成长是市场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融合生长的过程,特别是在成长初期,需要通过政策倾斜予以扶持。各部门各自为政,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未形成合力,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缺少畅通高效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都是遵义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有效的直接融资渠道的缺乏

一是上市成本很高,已上市的公司由于时常要求披露其经营信息,需要聘请独立的专业会计和审计中介服务机构来进行,费用昂贵,申请上市的企业必须聘请专业的法律和会计审计机构进行上市评估,这对于资金需要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太高;二是中小企业进入主板市场的门槛很高,通常要求企业具有很高的资本、利润水平,中小企业很难达到其标准;最后是我国对企业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利率、发行额度以及行政审批管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社会资信度的中小企业无法进入发债市场。

(五)低碳经济下的投融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总体水平较高。如果银行投入资金太多,贷款期限太长,企业“掉头”的成本很可能转嫁给银行。由于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及预测市场前景较弱,中小企业普遍面对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商业银行目前对中小企业几乎只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从2005年开始,遵义城市建设的信用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社会信用意识淡薄,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中小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甚至骗贷情况时有发生。二是部分金融涉诉案件执法不公,金融债权不能依法得到有效保护,影响了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三是中介服务服务环境建设滞后。中介机构存在指定评估、多头登记等现象,登记、抵押、评估不规范,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四是银企关系未理顺。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充分了解企业执行国家会计和审计准则的真实情况,存在信贷风险隐患,两者之间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自由组合。最后是企业改革存在不规范行为,部分企业改制悬空、借破产、逃废银行债务,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

三、低碳经济下金融支持遵义地区发展的实践

(一)制定优惠政策,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

(1)配合科技城体制改革拓展信贷新领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顺应财政政策向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倾斜的趋势,积极配合拓宽财政贴息贷款范围,加大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配合的研究,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围绕逐步开展的科技城土地制度、林业制度改革,探索利用农用地流转贷款和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积极进行信贷产品创新,扩大信贷支持渠道;积极支持科技城高新技术保险的试点工作,探索对参加高新技术保险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和措施。

(2)制定税费优惠政策,鼓励科技城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当地。政府对新增存贷比达到规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减免金融机构抵贷资产过户、处置等相关费用,给予所得税、营业税征收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以及再贷款利率实行优惠等。在遵循市场化规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为改善目前地区经济信贷支持力度不够,金融机构存贷比偏低的现状,金融机构要将在城市新吸收的存款按照一定比例以贷款或其他方式投放地区经济建设。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比例目标要70%以上,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比例目标要在75%以上。

(二)制定特殊优惠政策,支持遵义涉外经济发展

为支持科技城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国家外管总局、分局实施了特殊优惠政策。一是积极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营运管理”试点,将重点大企业公司列入全国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试点,给予这些公司在贸易信用证、外汇专用账户、非贸易支付限额以及保函不提前购汇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二是特别批准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投注差向国外股东借款,支持地区经济灾后建设。最后是加强对遵义出口加工区建设的外汇政策指导,制定了《遵义出口加工区外汇管理业务操作规程》,促使其顺利通过了国家9部委的正式验收,为地区经济“出口加工区”的建设提供良好外汇政策环境。

(三)加大商业性信贷投入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

具体来说,地区经济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年用于高新技术、民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贷款额应不低于其贷款总额的60%。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每年用于高新技术、民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贷款额应不低于其贷款总额的40%。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改进对科技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城的信贷服务工作,充分发挥资金实力,有效增加信贷投入,机构网点以及信贷支持经验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捕捉地区经济新的信贷投入点和效益增长点,增强信贷支持工作的主动性,适当扩大授信额度。遵义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按照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周期、产品经营资金周转频次和贷款的不同用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确保信贷资金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在时间上的合理衔接。

(四)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1)支持并完善信贷风险分散机制。积极推动科技城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加强银保合作,为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各商业银行应该建立了高新技术项目评审指导小组,聘请有关专家对高新技术项目贷款进行评估、咨询,提高银行信贷决策的科学性。如2009年末,地区担保公司共计为1200余户企业办理担保业务1500多笔,担保贷款金额74.1亿元。

(2)开展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各国有商业银行上级行应该将遵义列为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优先试点地区,陆续推出法人客户并购贷款、帐户透支、土地储备贷款、保理业务、存贷积数结合贷款、个人创业贷款以及出租汽车经营权质押贷款等近30项业务。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前做的比较好的措施主要有遵义市建行推出了专门服务小企业的“成长之路”以及“速贷通”两个信贷业务品牌,涵盖了50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信用证保兑、贴现等业务。

(五)积极支持遵义中小企业融资试点。如当前各金融机构加大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据相关资料,截止到2009年末,各商业银行累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37.1亿元,对2266户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44.4亿元,较年初增加27.4亿元,增幅为23.4%,占全部贷款比重的43%,;人行遵义市中心支行应该积极推动并配合省政府在遵义开展中小企业融资试点工作,按年制定《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小企业融资试点工作意见》,指导中小企业融资试点工作。

参考文献:

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8[J],金融研究,2009年(10)

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7)

王莉: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西北大学,2008年5月

篇7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 Amelia H. & Manual Castells. (2008).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707-748.

Baldwin, Thomas F.,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enkler, Yochai. (1998).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83-196.

Blackman, Colin R. (1998).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63-170.

Boyd-Barrett, Oliver. (2006).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 (1): 21-41.

Castañeda, Mari. (May 2007). “The Complicated Transition to Broadcast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 New Media, 8: 91 - 106.

Chon, Bum Soo et al. (2003).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dia Convergence: Cross-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6 (3):141.

Jenkins, Henry. (2006). “Introduction: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 In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1-2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pril/May 1999). “The Impact of ICT Convergence on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3/4): 217-238.

Lankshear, C. and M. Knobel. (2003). “Do-it-yourself Broadcasting: Weblog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Retrieved July 4, 2009, from geocities.c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 W. and L.W. McKnight. (June 2003).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3G vs. Wifi,”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 351-370.

Mizuko,Ito, “Intimate Connections: Contextualizing Japanese Youth and Mobile Messaging.” In Richard Harper, Leysia Palen, and Alex Taylor Eds., The Inside Text: Social, Cultural and Design Perspectives on SMS, 127-143. Norwell, MA: Springer.

Msimang, Mandla.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InterMedia 29,issue 1 (January 2001): 4-7.

Mueller, Milton. (1999).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Javnost-the public, 6 (3): 11-28.

Bryan Murley. (2009). “Web Logs: Democratizing Media Production.”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234-2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imone. (Spring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9 (1): 8-11.

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n, Dong-Hee. (2006).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Info: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8 (1): 42-56.

Simpson, Seamus. (1999). “Regulating ICT Convergence: How Useful I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odel?” Javnost, 6 (3):49-66.

Spinello, R.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and Knowledge Monopolies.” In Regulating Cyberspace: The Policies and Techonologies of Control, 143-174,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Spurgeon, Christina. (2008). Advertising and New Med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rantino, Quentin. (2003). “Star Wars?: Digital Cinema, Media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David Thorburn and Henry Jenkins (Eds.), Rethinking Media Change, 281-314. Cambridge: MIT Press.

Thurman, Neil. (February 01,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 139-157.

Wilkinson, et al. (2009). “Receiver-Sen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64-8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z, B.W. (2001).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 Long Range Planning, 34 (4):489-506.

Wu,Irene S. (2009). From Iron Fist to Invisible Hand: The Uneven Path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yn, David, Jane Bex, Matthew David. (1998). “Access Denied: The Politics of New Communications Medi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5:219-230.

篇8

几年前,提到金融,可能没人会想到顺义,因为在首都金融发展“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空间格局里,根本没有顺义的位置。但今天,随着华夏基金、民生银行总部基地、工银租赁、北京银行后台中心、民生证券,正德人寿等多家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入驻,金融对顺义属地财税收入的贡献也于2009年超过了10亿元,达到11.8亿,占据全区属地财税收入的5.4%,成为继航空服务、汽车制造之后的顺义第三大支柱产业,自此没人再敢小觑顺义这股金融发展的新生力量。

顺义最初的实践着重于做强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和政府投融资平台,并吸引一批传统银证保公司的二级总部到顺义落户,但这在金融产业争夺几近白热化的今天,始终没有体现出顺义的差异化特色。

直到“十一五”末期,顺义区组建成立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专职负责促进区域金融业发展,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下,顺义金融的发展方向得以正式对外明确:产业金融、离岸金融、生态金融。

“这是顺义金融基于体现差异和特色确定的发展方向,今后五年,顺义要努力打造成承载首都金融功能扩展的重要新兴金融功能区、深化首都金融改革的重要金融创新试验区和北京东北部区域金融中心。”顺义区金融办主任周继武如此定位顺义金融业的发展前景。

特色金融三分天下

顺义致力于产业金融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设想,而是配套于顺义临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的系统工程。

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首都第二机场建起来之前,其他任何区县都无法跟顺义相比。“金融的发展创新必须根植于产业发展的土壤,而产业集聚反过来又会吸附金融要素的聚集,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周继武说。

在“中国第一国门”首都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于2010年达到7395万人次的同时,顺义已经拥有了空港经济开发区、林河经济开发区、空港物流基地、国门商务区、汽车生产基地等14个产业功能区,形成了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都市工业和现代农业等五大高端产业集聚。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带动顺义的经济总量连年位居北京十大郊区之首,并对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

如一位专家所言,金融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需要凌驾在高端产业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出自身高附加值的功能,所以顺义临空经济的高端发展吸附金融业匹配是一种市场自发的天然组合。

周继武称,当前围绕临空产业发展的如融资租赁、临空产业基金等是金融创新的新兴业态,大多都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顺义区初步规划以国门商务区、新国展文化创意产业园为核心,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汽车产业、物流业、会展业等现代服务业,借助民生银行和金蝶软件等一批总部企业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国家地理信息等项目的机遇,大力发展汽车金融、物流金融、航空租赁等,并在国门商务区建设建筑面积4万平米的金融租赁大厦,打造金融租赁、融资租赁集群,逐步彰显顺义产业金融的特色。

打造离岸金融的试点区,将使顺义找到一个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金融发展突破口。而之所以有此设想,也是源于顺义拥有着国家级的政策最优惠、功能最强大、管理最先进、通关最便捷的天竺综合保税区的独有资源。

“综合保税区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开展综合贸易的优惠条件,而且企业都围合在一个物理空间之内,有利于监管部门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和防控,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综保区已经集聚了包括通用电气、三菱、西门子、强生等在内的100多家大型外资企业,及工银、建银、奇龙、美旗等大型的金融租赁企业,这些企业对于离岸金融有着强烈的市场需求。”周继武向记者举例说,比如一家荷兰的国际贸易公司,要向韩国、日本出口花卉,需要在顺义综保区内设立一个转口贸易公司,还需要有银行、保险等方面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结算、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服务,由于文化趋同的因素,贸易公司肯定希望由荷兰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服务,因此它会自然地吸附一批金融机构到其周边进行服务,这就是顺义发展离岸金融的优势所在。

而提出生态金融的构想,则是源于潮白河生态走廊日益形成的“绿色、滨水、生态、宜居”的对外形象。潮白河在顺义区内拥有5万亩水面、6万亩森林,纵贯顺义全境38公里,相当于38个颐和园,是顺义的天然氧吧,在这样的环境内打造金融特区,使得顺义的生态优势极其明显。

由于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制约,大型商业银行派生出的一些功能性项目,像金融街等一些金融核心区域发展空间不足,向外转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此外,一大批外地的商业银行,亟需到北京发展,但也已经很难在中心城的金融区域找到安身空间,这恰好给了顺义抢占资源的机会。其优良的生态环境,加上充足的空间资源,已经让大批的金融机构趋之若鹜。

顺义区规划在潮白河两岸拿出一部分土地资源,积极争取一些二级商业银行的总部和一级银行的功能性总部到这边来,力争使其成为以“信用卡中心、培训中心、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等为特点的金融聚集区。

周继武预测,“三大金融”在顺义落地发展,顺义一定能在北京“十二五”时期的首都金融发展格局中确立起应有的战略地位,成为与北京东北部中心城市地位相称的北京东北部区域金融中心。

差异化优势

金融机构的蜂拥而至,顺义的差异化优势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首都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以及临空经济积聚起的雄厚产业基础,这些都是顺义区别于其他区县的不可替代资源。

因为有这些资源的存在,让交通、区位等本不明显的顺义发展条件,与中心城区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也让并非顺义独有的环境和成本优势,相比其他一些郊区县,显现出了更强的竞争力。比如,顺义被国际金融协会、亚太金融业研究中心等组织评为“中国最具投资环境金融业生态示范区”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与其他区县一样,政策也是体现某一区域发展优势的重要组成元素。

周继武向记者透露说,6月份,顺义区将会实施促进产业金融发展和促进企业上市的两个政策。

为吸引相关产业的集聚,各个区县均不遗余力地出台各式各样的鼓励政策,对于顺义出台两个政策本不用大惊小怪,无非是给多少钱,返多少税等等内容。但周继武却不这么认为,他指出,衡量某项政策的优劣,不仅仅在于奖励多少资金,返还多少税收等,而在于扶持方式是否科学,扶持的结果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比如,对于促进企业上市的政策,我们经过调研后发现,企业直接需要支持的阶段是在上市之前,因为要为

上市花费几笔数量不菲的资金,而政府对于企业上市募集到大量资金之后的奖励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我们在设计奖励政策时,按照企业实行股份制改制后、与保荐机构签订协议后、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之后等三个阶段分别给予奖励,把扶持资金真正用于企业最需要的关键节点上,而且支持的额度相比目前最高的区域奖励力度还要大。”周继武说。

虽然周继武透露了顺义政策对于吸引投资的优惠力度,但他并不认为政策会对于吸引集聚金融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最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了解,顺义区是全市仅有的6个专门成立金融服务办公室的区县之一,而且是惟一一个未在首都金融发展格局中明确地位的区县成立的此类部门。“现在大部分区县的金融办,都设在其他政府部门之下,大多只有两三位工作人员,但顺义的金融办不仅单独设立,现在也已经有了学历均为本科以上的12个工作人员,而在实际工作中,各个区县金融办负责的工作大致相同,12相比2个人,肯定能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周继武如是分析。

不仅是提供服务的及时性,更重要的是服务的针对性。融资性担保机构,从2009年的9家,一年多时间顺义就发展到20多家,这一数据的变化,就能够从中印证周继武所说的针对。

“并非是一年多时间来了这么多家,更多的是原来就在顺义发展,通过政府的服务,让这些机构更加合法、规范了。”周继武告诉记者,在《担保法》出台之前,担保公司几乎处于监管的空自地带,该法出台之后明确由地方金融局对担保公司进行管理,对这些公司的市场准入实行许可制度,但对于这一政策规定,很多担保企业并不知晓,我们对顺义区域内的担保企业进行摸底后,把这一信息及时传达到企业的决策层,并把有关市场准入的评级单位、会计服务、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组织起来,帮助企业进行许可制度的申报。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内,记者注意到,专门负责企业服务的顺义区金融办副主任潘蓉刚把4家企业的申报材料送走,又收到了6家企业的申请,她向记者透露,“这些企业当中,有一部分是听到他们的同行说顺义的服务好,在申请许可的时候就把总部从别的地方搬到顺义来了。”

很显然,有针对性的到位服务已经让顺义尝到了甜头,周继武告诉记者,现在讲一个区域的发展优势,其实各个地方都差不多,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其实拼的就是提供何种服务。

亟待离岸政策落地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产业金融、生态金融对于顺义而言,只要顺势而为相信就会有不错的成效,而决定顺义最终建成北京东北部的区域金融中心的,离岸金融才是一颗不可或缺的重要棋子。

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没什么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例如,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将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其业务活动却是从欧洲居民或其它非美国居民那里吸收美元资金,再将这些资金投放于欧洲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中,该公司便在从事离岸金融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离岸金融也就是不受某国国内银行法管制的资金融通,无论这些活动发生在境内还是在境外。 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批准的离岸金融试点区域中,上海、深圳、福建,广州、天津等地是先行者,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后来者重庆。

2009年,惠普将全球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移到重庆,试水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和电子商务的跨境结算。这一项目落地给重庆带来的直接效益是,截至今年4月,惠普2011年给重庆的地方税收贡献就已经达到了16亿,占据重庆整个地区财税收入的1/4。

“在这16亿元的背后是200亿美元的资金结算额,管理如此大的资金存量,还关联到人才、技术、设备等各个方面,对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而且其产生的示范效应更加不容小觑,受惠普影响,台湾富士康、新加坡英皇、美国贝宝等国际巨头均已表示将全球或亚太结算中心迁至重庆,这将使重庆成为名符其实的西部金融中心。”周继武的表述透露出了对离岸金融试点的无限渴望。

但离岸金融的试点,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突破,要人行外管局和银监会等部门联合审批。由于是在一国金融体系之外,以可自由兑换货币为工具,由非居民参与的资金融通,争取离岸金融试点对于顺义来说,实际上就是希望获得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稀缺资格。

截至目前,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对顺义进行了多次考察,北京市金融局对顺义的这一设想也非常支持,但真正发展离岸金融还需要多方面的许可和支持。

即便如此,顺义依然为政策可能的落地做好了积极准备,采访中周继武提到,顺义一旦获得离岸金融资格,将以天竺综合保税区为核心,以服务跨国企业的国际结算和国际融资为主导,依托综保区空间封闭、监管有力的特点开展离岸银行、离岸债券、离岸保险等业务,建立融通境外外汇资金的中心,成立境外人民币运营中心,逐步形成中国北方的离岸金融中心。

篇9

关键词:景德镇 旅游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为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1)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进了新的血液,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大大提(2)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弥补了传统旅游产业资源单一的不足。(3)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的问题。由此可见,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对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景德镇基本旅游资源现状及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景德镇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陶瓷文化,民俗文化也颇具特色,还有茶文化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景德镇的旅游吸引人的地方。但景德古镇旅游产业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文化旅游资源分布较散。第二是由于旅游资本的有限导致的旅游特色不够明显,让许多消费者对景德镇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陶瓷文化上,对其他的特色旅游了解甚少。文化旅游产品的单一和陈旧,使游客感受不到新意。第三,吃、喝、玩、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旅游服务发展滞后。

2、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系统分析

2.1、两大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分析

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因素很多,首先二者的融合必须依靠创意,而创意的产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例如通讯技术的发展就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使我们能更快的获得信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就为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是国家政策的不断放宽,降低了产业之间融合的壁垒。这就为产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2、两大产业融合的价值链分析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分析,无论是在创意设计还是生产制作、营销推广和消费环节,都使二者的资源相互利用,达到了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的双赢效果。

3、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模式

3.1、延伸型融合模式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两大产业的特点将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和渗透型融合模式。

延伸型的融合模式主要是通过产业间经济活动的功能互补和延伸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其一是旅游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赋予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基地或者园区以旅游功能,通过两种产业的利弊互补来实现融合。其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向旅游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旅游企业将文化创意因素赋予传统的旅游之中,从而促进两者的相互融合。

3.2、重组型融合模式

重组型的融合模式就要求将原有的产业价值链解散,通过新的价值通道来重新组合一条新的价值链。例如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等等,都为两大城市的旅游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从关系来看,这三种产业融合模式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无论是从融合的要求还是融合的深度来看,都在不断的提高和加深。从这一层关系来分析,不同的融合模式适合不同的城市地区,这就需要相关企业针对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产业融合模式。

4、推动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4.1、打造跨产业的文化创意旅游企业或联盟

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实现两者的融合,我们可以采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并购和重组的方法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例如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在地标建筑或者广告宣传上加入文化创意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等等。除了加强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企业的合作之外,景德镇还可以采用建立联盟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4.2、培养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

好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当然只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购买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如何培养大众对产品的认知能力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宣传和营销方式,这不仅仅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和营销手段,例如网络、电视、广播、杂志、宣传车等等方式,而且还需要新颖,有特色,健康舒适的旅游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景德镇要想让更多游客知晓,就需要加大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加强宣传和推广,丰富营销方式与策略。

4.3、政府优惠政策及资金支持

政府部门的支持对于拉动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会减免旅游企业的相关税收和出台资金鼓励等政策来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的支持对景德镇旅游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当地政府应该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景德镇旅游业的鼓励和支持。

好的旅游产品不仅仅需要创意,还需要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产品的价值。给消费者带来乐趣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旅游特色,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无形之中也拉动了文化创意旅游业的发展。在景德镇我们应该不断挖掘瓷都在旅游中的文化性,瓷器的旅游产品也应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游客都自愿消费,开心消费。

5、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共同合作。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大力配合。本文从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背景和融合产生的意义,两者产业之间的融合基础、融合模式以及融合的建议、对策这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发展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不仅仅是产业组织与金融组织之间的结合,也是工商类企业与金融企业的结合。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促使国内企业逐渐融入金融行业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理解。

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涵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融结合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西方学者认为产融结合的实质是多种垄断性资本之间的结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正是资本扩张的表现。在国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当前的产融结合不限定于股权投资形式,其还包含着货币资本、信贷资本等形式的融入。产融结合实则是货币资金融入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并不断转化为最终状态的过程。

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原因

1.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吸附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具有相对的依附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上主体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断推动资本的扩张。产业资本的扩张性促使其不断寻找最优势、最稳定的资本获取和投入环境。产业资本需要依靠金融资本的力量来实现资本的周转,实现产业资本的有效配置,而金融资本也需要有赖于产业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总的来说,金融资本能够推动产业资本运动更快更好的发展,能够提高产业资本的利用率,能够促使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在一起,从而更加有利地推动产业资本规模的扩张。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促使大量的社会资金积聚到金融机构内部,并使其能够更加快捷的投入到资本市场,金融资本的发展推动产业资本需求的扩张。产融结合能够为产业资本的低成本运营提供有效助力。

2.资本市场发展较快,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下,资本市场不断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的扩张为产品交易者提供的更加低廉的交易成本,也推动了交易的便捷性。现代资本市场还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以更好的推动资本市场高效性和安全性。资本市场能够更加快速的将金融资本分配给收益好的企业,实现资本和产业的结合。产融结合不能离开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能够为产融结合提供更加优良的渠道。但是,资本市场的扩张和发展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资本能够安全便捷的运转,但是当前的金融市场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金融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机会主义盛行、道德风险增大等。金融市场与产业市场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市场主体。其资本之间的流通更多是依靠债券债务关系的建立。这种资金信贷关系更多的建立在主体之间的不对等的关系之上,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的不对等性导致市场风险增加,其资本转换的不确定性也就更强。因此,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开始由信贷关系走向内在的资本联合,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均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稳定的交易关系,以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交易的成本,实现金融市场的内部化。

3.国家法律和政策环境转好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好的制度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能够促使经济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环境逐渐转好,市场体制开始更加健全。国家的法律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法律能够为企业之间的产融结合提供合法性支撑,企业对于产融结合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涨。另外,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为产融结合行为提供了约束和规范机制。随着国家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产融结合的经济效用会更加凸显,其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得到发挥,其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会受到限制,这样就更能促进产融结合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意义

1.有利于降低银企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利润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的发展不仅能够实现资本和产品的资源重组,还能够促使在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交易关系。企业集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与更多的外部企业进行产品交易,其不可避免的要从与外部进行金融交易活动。金融业务的开展会促使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企业集团内部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交易造成的损失,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2.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限于同行业、同领域的小范围竞争,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企业集团之间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为了能够立足于市场发展的潮流中,必须要着力于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能够促进企业之间形成有效的企业团体,并通过资金之间的融通关系发展新的产业,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3.有利于保证资金交易的安全

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之间的经营活动形式不断丰富,传统的计划管理手段和实物管理手段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产融结合能够促使企业之间建立起以资金为核心、以价格为导向的新型管理模式。企业管理模式的更新能够为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保障。企业内部的管理以价值管理为核心,当可能出现金融风险时,企业能够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将企业的资金置于安全的产业链上,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提高经营的稳定性。

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模式中,传统的产融结合模式主要是产业资本投资或参股金融企业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模式和金融机构出游工商企业股权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模式。但是随着产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高,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形式更加多样,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张。

第一,产融一体化。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一体化是产融结合的新趋势。银行与大型的企业之间形成一体化的集团公司。这种产融结合能够促使企业之间融合程度大幅度提高,也能够促使企业逐步朝着外向型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方式所占据的比例极少。一方面,大型企业数量有限,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大融合也很容易导致垄断。因此,产融一体化的则一般表现为一核多星式的发展形式。大银行与多个企业联合,共同投资于某个领域的形式更为多见。第二,产融相互补充、融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相互补充,产融之间相互为对方提供所需的产品或者服务,以实现金融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第三,金融机构投资。投资银行多见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基本没有投资银行,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只能提供政策性融资服务,而商业银行的投资也受到大量政策限制。第四,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产业之间相互融合,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五、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产融结合的进程。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理性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表现。我国的产融结合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随着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的不断发展,产融结合也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以更好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杨红,杨柏.产融结合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国有产业资本与国有金融资本融合的视角[J].探索,2011(01).

[2]陈茂直,谭志雄.新形势下我国产融结合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取向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01).

[3]吴德礼,徐仕政.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模式的制度分析与启示[J].南方金融,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