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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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不是大自然的附属品，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跃迁的产物。它秉承“道法自然”和“人道相宜”价值导向，摒弃过度地向大自然无情索取的败德行为，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要求人们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一切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一句话，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依托生态环境这个基础，从环境承载力的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相联系，并契合人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我们今天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真实的价值归依。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活动受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人类社会以往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命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以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在高度抽象的人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外在之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现实存在，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人与物的关系被割裂开来，人与人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替演进，这种重物轻人、重少数人轻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历史淘汰。而以人为本关注的是人本身，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保持了明显的同一性，区别仅仅在于程度不同。[1]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大力发展高新、绿色、环保、低碳产业，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项目，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发和推广环保、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污防污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我国是一个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不断强化的发展中大国，资源供给长期偏紧，浪费资源的现象比较严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不失为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各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与资本和技术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不同，人的发展要求是第一位的，人自身的发展始终与循环经济、循环利用、绿色消费等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考虑人与自然环境的匹配，做自然环境的好朋友和守护人。不论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反而更加紧密、全面。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从诞生起就开始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依靠大自然提供的水、空气、土壤等繁衍生息，当然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不论是人化自然，还是自然的人化，都必须体现这个原则。“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2]工业文明虽然为我们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让我们远离疾病、灾难和压迫，享有尊严、富裕、平等和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无限度的向大自然的索取，导致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短缺、物种灭绝等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危及我们人类自身的安全。“一个建立在达尔文的进步观上的世界观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因为它集中关注的是我们的特征，而不是我们的生活，并且它要求改造我们自身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些局限性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明显，现在到处可见各种诸如贫穷、失业、流离失所、饥荒和流行病之类可以补救的剥夺、环境破坏、物种濒危、持续的动物虐待以及大多数人类普遍恶劣的生活条件。”[3]因此，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当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获得人类自身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创造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我们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需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归结起来无非是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两个大的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极端高温事件、城市内涝、局部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都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不仅能够淘冶人们的生活情趣，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而且还能净化人的德性，养成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良好素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人们在审视自然美的同时，也会自觉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的意义，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两面，和则两悦，损则两伤。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一般情况是，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环境状况比较好，自然界基本上保持原始状态。当经济开始起飞时，经济增长迅速，同时环境开始恶化。但实现工业化之后，环境又会得到改善。例如，英国伦敦在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经济发展加速，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有“雾都”之称，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重视环境保护，伦敦的上空又重见蓝天白云。事实上，环境的恶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不是主观上的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制度、战略和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环境恶化现象的发生。[5]（P213）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一项须臾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总开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这一本质要求，只有尊重客观规律，生态文明建设才有现实的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路径

作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很长，它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辉煌历程，从来没有停歇过。关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人认为，自然资源的基础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通常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有助于维持生态过程的发展活动，例如土壤肥力、废物消化及水和营养物的再循环。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其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做自然的仆人无能无为，也不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理想愿景，实现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通过利用化石燃料和制造材料解决的每一个科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的胜利和对经济进步的贡献，但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20世纪70年代，人们担心大的环境问题将与资源短缺联系在一起。进入新的21世纪，有一种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即我们用来解决资源短缺的方法，包括使用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更清洁的环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引起下一代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无从谈起。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所言，“北方国家把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倾倒在贫穷国家，把肮脏的技术推广到贫穷国家，而北方国家的许多需求，像能源、食品和矿石，都来自贫穷的南方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富裕和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因为采用了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满足需要的发展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的掠夺，是以将来作为巨大的代价。”[6]目前，不论是土地、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水平，还是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和能力都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江大河治理效率低下，黄河等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地沙化、盐碱化现象进一步恶化，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对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北方等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许多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北涝南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整体来看，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工作刻不容缓。许多国外媒体评论说，现在中国的生态现状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中国照搬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能力弱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补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以使其避免盲目发展。并且地方人口理性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以降低其原居住区的人口压力，鼓励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且没有环境问题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最后，还鼓励最发达的地区按照环境能力有计划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生态重建、污染物处理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保持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7]（P109）因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规划层面，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摈弃那种大兴土木式的上项目、铺摊子的急功近利行为，让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在如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面前，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行动就是节约，节约就是最好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消费时代，但资源有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消费无度的基础上，而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节约，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意味着节约。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包袱沉重，需要偿还的生态欠账太多，因此党的十从战略高度对如何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的明确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浪潮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型汽车、节能建筑会不断涌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要搞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源节流，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绿色革命”输血，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与示范。应该说，同单纯的政策号召与政府强制措施相比，价格机制在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既可以避免道德说教的软约束，又可以大大降低高昂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制度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好的决策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彻底改陈孝兵：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变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的做法，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1）国家范围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使一部分人富足而大部分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权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优先解决的问题来考虑。（2）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的大部分资源，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3）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5]（P225-226）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公平公正主要表现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代际公平公正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公正原则，还需要完善绿色消费政策，通过消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不断拓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或者产业这些生产领域，还要兼顾消费品、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的吸纳作用。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身心健康，而且要满足我们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绿色消费不只是简单地倡导消费绿色产品，而是从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出发，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生态意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消费以绿色环保为核心，远离各种污染，契合了当今社会转变消费方式、崇尚健康节能的新潮流。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感受，主张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攀比、不崇洋、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良好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和乡村民约，热爱自然，绿色出行，特别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问题，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绿色消费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方面，以绿色为标志的消费活动对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支撑作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系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依靠先进环保技术、资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作后盾外，更要依靠全民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现状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产业的废弃物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城市居民的浪费造成的。其中第一类只要找到了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和废弃物质，控制其散播途径，是比较容易防止的。但是第二类由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引起的污染却很麻烦。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加重污染的发生，而且污染物的种类也极其复杂。只有当追求环保、节俭、健康和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时，我们倡导的全民参与保护环境、控制污染，建设两型社会才有了最广泛的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关系也关系到公平公正原则能否实现。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一刻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刻不能停止生产。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绿色的概念，恪守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定律，没有重视生产和消费本身还有一个内涵扩张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趋势日益凸显和加深，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层出不穷，绿色食品、绿色建筑、节能汽车等极大地丰富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涵。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市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引领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承认，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

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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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内容博大精深，涉猎十分广泛。他以高远的历史眼光、开放的国际视野、深邃的辩证思维，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再探索。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精辟总结。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不仅自然界是劳动者的生命力、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最终源泉，而且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科学论断把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生产力范畴，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

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历史上，作为西亚最早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文明自此光辉不复。而东方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让中华文明亘古绵延5000多年。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说明，生态文明是相较于工业文明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对生态与文明关系以及人类发展阶段的深刻阐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人民主体性思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生态文明建设始终饱含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他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等重要论述，把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现实期待、对生态文明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诠释。

辩证思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论述饱含着辩证思维的鲜明特点。他形象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喻成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他用鲜活的语言指出，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

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单独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推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底线思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好处着眼，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底线思维，是党的十以来不断告诫全党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我们应对错综复杂形势必须具备的科学方法，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治理智慧。生态红线是不能超出的界限、不能逾越的底线。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底线思维为指导，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三、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指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战略抓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动力、根本保障和前进指引。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产品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从现实看，生态产品短缺已经成为木桶定律中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我们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保护生态的理念在全社会得到认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深化改革。最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深化改革作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动力，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抓紧制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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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10-02

党的十以来，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主要体现在2013年4月考察海南、5月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7月考察湖北、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几次讲话中，以及7月底总书记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和9月访问中亚四国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等文献中，综合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深刻揭示了生态决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论断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总结。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生态良好的大河平原，也无不是因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导致了文明衰落，或者文明中心的转移。

二是提出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的科学论断。中国梦也是一个美丽的梦，包括美丽中国、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他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论断，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定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文明高度进步状态，是既引领人类文明方向，又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文明进步状态。

三是阐述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说到底绿水青山是最好的金山银山。”这些论断大大丰富和升华了党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自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

四是提出生态环境就是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他在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木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因此，他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既是对生态文明理论和民生理论的创新，又是对人民群众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强烈关注的自觉回应。“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的提出，已经大大超出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再为单纯的物质追求所束缚，而是更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自然界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及后代人都应公平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共同承担起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道德责任，从而创造高度的生态文明。

五是强调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根本之策的科学观点。他指出，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六是提出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根本保障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他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强调要用法治的方式建立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学习贯彻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要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用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把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努力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和制度体系。为此，必须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弘扬生态文化，增强生态意识。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是融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载体，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公民生态意识的缺乏，实际上也是生态文化的缺乏。为此，应通过教育和各种宣传手段，帮助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应时中的生态实践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还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生产更多蕴含绿色环保理念的文化产品，积极营造生态文化氛围，形成生态制度文化导向，从而在发展中统筹考虑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社会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其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和粗放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式转变。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能循环、无害化为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经济发展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从源头上减少废物的产生。要加快培育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质量。要不断提高资源产出效率。据统计，目前我国吨煤产出效率只有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如果我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的能耗量，就可产出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转变发展方式，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倡导绿色消费，共享低碳生活。生态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消费文明。奢华的消费方式，不仅超出人的生理需求，而且超出自然界的承受界限，在加速污染环境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一系列疾病。科学研究发现，高能耗、不健康的“异化消费”，已成为人类退化的重大隐患。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更新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契机，尽快建立与环境相协调、低能耗的生活消费体系，积极倡导适度、健康、低碳、绿色等消费模式，坚决反对和抵制浪费性、污染性消费，努力从消费终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产领域，要在产业和税收政策方面扶持绿色产品生产，为绿色消费提供更多的市场选择；在城市交通建设领域，要重视公交出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和慢行系统的建设，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享用低碳出行；在城乡居住建设领域，要倡导绿色低碳建筑设计、建设和装修。

（四）完善工作格局，凝聚最强合力。要遵循“政府、企业、公众”协同参与规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民行动的基本工作格局，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强合力。政府要把确保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基本环境质量作为重要的服务职责，充分发挥引导、支持和监督作用；企业要自觉践行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尽快走上节约能源、循环发展、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公民个人要自觉养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同时要积极参与制定、实施、监督、评判环保新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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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大生态学；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1007004

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首现于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最终在中共十政治报告中，将之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实现了由一般概念向中共意志的转化，并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认识高度[3]。为增进共识，作者拟在过去10余年对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供学习研究参考。

一、生态研究溯源

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34～1919）给出了生态学定义：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生态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研究，140多年特别是近50年来，生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形成了庞大的生态学学科体系。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描述、实验、物质定量3个阶段，除利用野外观测和室内实验等实用技术开展应用生态学研究外，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是理论生态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两者促使多种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形成，包括试验设计、抽样技术、种群动态、系统分析、3S技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生态研究之后，更是促进了包括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在我国，生态学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引进和使用，但没能开展有目的的研究，这门学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79年12月1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后，生态学和生态研究才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围绕国家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应用生态学的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生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中国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等方面也开展了基础性生态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生态学研究的同时，现代生态学研究开始借助统计分析、模型拟合等手段探索经物质、能量、信息转化引导生物个体发育、群体动态、物种变异、种群进化和生态系统演替的作用规律。如通过水稻群体数量研究所提出的用于描述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生态学模型――ABC模型[4，5]，就是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而通过水稻品种质量研究所提出的物种种性漂移及生物信息论，就是对物种种群进化演替规律的探索[6～8]；等等。

二、生态学科发展

学术界通常将研究生物的成果归位于生物学，研究环境的成果归于环境学，研究生物和环境间的成果归于生态学。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大融合将是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大生态学（Eecology）――广义生态学的概念[9，10]：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含生物因素）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等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中物质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起源、构造和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能量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生存、进攻和避害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信息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意识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反馈、控制和人为作用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生境因素对生物物种上述12个方面的影响规律简称大生态学的十二生态法则。

借助一维时间量、二维生境因素量、二维生物量和三维空间量，可以构建出大生态学的八维构象，此八维构象共计形成四点、六棱、四面和一个立体，可以对大生态学所展开的多学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10]。依据时间、生境因素、生物和空间等4个参比点，遵循大生态学根植于普通生态学之本源，可将大生态学作以下系统的生态学科分类[10]：T分类，即以时间（Tim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起源生态学、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未来（虚拟）生态学；F分类，即以生境因素（Factor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普通生态学、极限生态学和超限生态学；O分类，即以生物（Organism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S分类，即以空间（Spac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微观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以上述2个及2个以上参比点为依据，还可以将大生态学做更细致的分类。

自生态学有历史记载以来，生态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间歇的发展过程。经典生态学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1]：自1869年Ernst Haeckel提出并定义生态学（Ecology）一词到1900年，为生态学创立阶段；大致从190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科学领域，但通常仍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子学科，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生态学依然根植于生物学，但它已经开始从生物学中跃出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连接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熟阶段。随着各类学科大融合、获取生态学研究数据之技术越来越便捷和有效处理海量数据逐步成为现实，生态学将迎来它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生态学必将统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庞大的生物科学体系，经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就可能逐步实现自然生态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

三、生态文明内涵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文明的发展形态，既是现实化的历史运动，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2]。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与渔猎，历时上百万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此走入了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人们逐步开始了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极致。工业社会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到一定阶段必然显露的结果，尽管在以往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并未获得显性表现，但它早已默默地托起其他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从大生态学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本源。

从人类文明的实践来看，伴随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运动。在我国[12]，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共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

四、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自形成始，便与具有还原型或惰型的太阳及太阳系其他星球不同，它是氧化型星球，这是生物起源的初始条件[13]。生物的起源、进化、演替有其自身规律，历经沧桑，并经历了5次种群大灭绝，现在正进入第六次种群大灭绝。所不同的是，前5次都是由于天体灾难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灭绝，而第六次却是人类的不文明掠夺导致的主观灭绝，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以抑制和逆转，大灭绝必将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全人类要充分利用生态研究的成果，发挥生态科学的力量，逐步实现延缓、抑制和逆转正在恶化的全球生态。

中国作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尤应重视生态建设。中共十报告提出[3]：“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从战略角度提出了4个方面的部署：（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4个层面的战术性安排：第一，恪守科学开发。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能源等，但必须恪守在资源互补、生态保值的基础之上取其利，杜绝无节制开发使用。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储存、消费要符合中国国情[14]，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要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态互补[15]。第二，坚持合理保护。要采取使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各种措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使之免遭掠夺性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必须坚持和发扬。第三，强化治理恢复。对于人工破坏、自然退化造成的生态灾害，要运用生态学原理，依据法律、制度规定，通过人工措施，对有害生物与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其天然的生态系统。当前，沙漠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生态灾难，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推广内蒙古沙柳治沙、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成功经验[16]。第四，酿造生态文化。为顺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创新生态文化必不可少，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将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治理恢复等生态实践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事迹有效地酿造成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用先进的生态文化教育和鼓舞民众，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由执政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共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执政党的意志，既是顺应历史发展及时代进步的担当，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的呼应。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与高度，更是要求执政者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共十报告要求全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导向，用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实践，促进早日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丽。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共执政理念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意义深远，必将对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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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夫玉.中国粮食问题[EB/OL]..

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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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 和谐论；理论渊源；和谐林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S7-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22-0159-02

1 和谐论理论渊源

1.1 古代和谐论

2004年9月16—19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我国在此后几年中，形成了对“和谐”的研究热潮。

其实，和谐思想，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在两周时期，太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论断，他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和谐思想。《易传》中，也极力提倡和谐思想，并提出了“太和”观念。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左传》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

我国和谐思想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与提升。在儒家，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道家学派的典型代表有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老子》第五十六章），以及庄子提出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庄子·外篇·田子方》），“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庄子·外篇·缮性》）等思想。佛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是“能善和谐，造作业果，转轮生死，无有穷已……能如此者，即是众生真善知识。不毁净戒能修禅定，增长觉慧能坏恶趣，得解脱道观四谛方。”（《无明罗刹集》），“佛之遗嘱，以戒为师。师训七支，弟子奉行。莫令污染，仁让贞信。和雅真正，战战兢兢，动静和谐，故言以戒为师也。”（《四念住》）。

在西方，毕达哥拉斯派最早把“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和谐观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某些和谐现象，为艺术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柏拉图提出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黑格尔认为各因素的协调一致就是和谐。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和黑格尔的和谐思想，以及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怀特海的合生思想、哈贝马斯的和谐观等等，这些都表明西方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它植根于哲学，又在政治学、社会学中表现出来[1-2]。

1.2 当代和谐理论

从和谐论的理论渊源来看，早期的和谐思想，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和谐”认识，从自然界的和谐有序运转，得出了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与实践。到了近代、现代，和谐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方面着手的，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和谐社会”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其内容也很少涉及到自然界的“和谐”，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和谐”。

1987年，席酉民先生在《和谐理论与战略研究》的著作中阐述了其观点，认为和谐理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与系统分析的框架之上的，其理论的核心基础是，任何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都是相关的，且存在一种系统目的意义下的和谐机制。1989年，席酉民、汪应洛、李怀祖在《和谐理论》中，对社会经济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各样负效应，提出了一种降低负效应使系统最有效发展的“和谐发展理论”[3-4]。

1999年1月18日，张国庆在知识论坛上发表了《和谐发展初论》，以及随后发表的《论和谐发展》和《再论和谐发展》，从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角度，提出了和谐发展理论。2006年，张国庆又从发展学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显性危机和隐性危机，构建了发展学学科架构，倡导符合和谐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时的和谐论，已经基本拓展到了广义的生态系统。2012年4月10日，随着张国庆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表了《生态健康概论》，以及稍后发表的《和谐论概述》《生态论概述》和《生态论与经济生态化研究》，和谐论已经基本融入了广义系统，此时的“和谐”，对广义系统来说，既是系统的最佳状态，也是系统的理想目标，还是系统朝理想目标进化的过程。至此，和谐论已经拓展到了广义的系统，已具理论雏形[5-16]。

2002年，刘长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后，认为该理论尚在一定的缺陷，他认为和谐发展是在物种平等的思想指导下，人类自觉吸取大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智慧，促使生态系统内部进行良性互动、协调共进，从而优化生态系统，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2005年，刘长明、刘明辉又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对和谐理论进行了阐述。2006年，刘明从社会公正角度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理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袁吉福从代价论角度分析了和谐发展代价的特点与付出方式，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如此，当代和谐发展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负面代价，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是产生的负面的代价不会危及总体和谐的局面[17-21]。

2 和谐林业的内涵

林业是 “人·地”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维护社会、生态系统和谐的主体之一。和谐林业应以“人·地”系统为对象，以 “人地共荣”为最高目标，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陆地生态系统诸因子间的关系。因此，和谐林业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全社会参与协调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采用生态化技术，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陆地生态系统诸因子间关系，倡导生态文化，维护人类心理系统与生理系统健康，实现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共荣。

3 和谐林业研究进展

张国庆分别于1999、2002年发表的《和谐发展初论》与《全民参与，按需育林，和谐发展中国现代林业》，初步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和谐林业定义与发展策略[7-12]。随后又在2003年发表的《试论和谐林业》中探讨了和谐林业的内涵。此后，和谐林业的研究进入高峰期，按照中国知网检索，至2012年9月底，重要的有关“和谐林业”研究论文多达57篇，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余方银（2004）和张培洁（2006）从林业的经营对象、原则、思路3个方面论述了和谐林业理念；王学兵（2006）从发展学角度提出了和谐林业定义，并根据我国林业现状，提出了我国和谐林业发展策略；万承永、曾德庆、万青（2007）从生态建设、林权改革、城乡统筹、建设平原林业和现代林业角度，分析并提出南昌市创建现代和谐林业事业的建议对策；吴静平（2006）运用和谐林业理论，论述了森林法的作用，指出了我国现行森林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曹 文等（2006）从财政政策角度提出了国家应当制定以公共财政为主，全社会多渠道投入支持和谐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张冰新（2008）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阐明林业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探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武雷、刘立成（2010）从林业文化角度，提出了我国林业持续和谐发展的对策[22-29]。

4 我国和谐林业发展对策

（1）林业现代化。我国林业要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激活行业活力，因而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原有的思维惯性，进行林业体制改革，从而加速我国林业产业现代化进程。

（2）林业生态化。只有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将生态学规律融入到人类所特有的活动中去，人类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林业生态化就是将林业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生态化，按照生态学、社会学规律，发展林业，促进林业系统功能充分发挥，使林业系统发挥其生态化样板作用，促进社会这个大系统生态化进程，从而达到林业与社会和谐的目的。

（3）林业社会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林业发展必须遵从社会学规律，将林业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融合起来，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才能够促进林业的和谐发展。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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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曹文，陈建成.构建和谐林业的财政政策取向[J].山东经济，2006，136（5）：74-77.

篇8

《内蒙古日报》蒙文版（以下简称蒙文报）通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和创作，于2015年12月8日以“1+4”（头版的《“十二・五”成就 今日牧区综述》栏目+4个整版的特刊）的形式，集中推出《今日牧区》大型系列报道。报道分内蒙古牧区畜牧业、文化旅游、教育、医药卫生、科技、法制和民生等4大系列篇， 至12月29日，共刊发9篇综述，40个整版。该报道主题宏大、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写法新颖、形式特别，对内蒙古牧区发展进行了大全景式解读和展示。

大视野 大策划 大行动

在传播新格局下，新兴媒体的舆论环境复杂而多变，社会热点层出不穷，受众很多时候“雾里看花”，很难把握正确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更好地提高传播力和影响力。2014年，提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概念。那么，内蒙古牧区的新常态是什么，怎么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是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逻辑，也是蒙文报宣传报道的重大主题。

为了做好报道，蒙文报2015年5月份开始策划，在总编辑的指导下，反复讨论，研究制定了系列报道的方案，并制定了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基层，贴近生活，事实准确、事迹典型、观点正确的原则，明确了详细内容、基本结构、采访线路、采访点、采访人物、事件、故事，确保报道的顺利完成。蒙文报成立了组织实施委员会和采访组，副总编辑亲自指挥，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报道。14名记者7月19日至9月30日，深入全区28个牧业旗，采访70余天，行程2万公里、深入300多个嘎查、1000多户，从火热的生产第一线抓回“活鱼”。

深刻分析 深入挖掘

准确解读牧区新常态，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亮点、新方向，提供有价值的权威性报道是引导舆论、形成社会共识的关键所在。2015年12月8日，蒙文报《今日牧区》大型系列报道开篇，以“1+4”的形式，在一版开设《“十二・五”成就 今日牧区综述》栏目，刊登了《发展壮大的四大支柱―― 我区畜牧业发展综述（上）》的报道，9-12版开辟《今日牧区》特刊，刊发牧业篇上部的4篇特稿：《如何夯实发展基础？》《如何提高防灾能力？》《如何完善惠牧政策？》《如何加强支撑能力？》。11日，同样以“1+4”的形式，一版刊登《发展做强的四大支柱―― 我区畜牧业发展综述（下）》的报道，5-8版刊发牧业篇下部：《应该建立什么？》《如何提高组织水平？》《如何提高牧业产品的产量？》《如何调整结构？》。

畜牧业篇围绕2012年自治区提出的保护草原生态，做大做强畜牧业的奋斗目标，怎么走现代畜牧业发展路子，提出8个方面的问题。以基层牧民的生活为切口，对我区畜牧业发展中的新特点、新亮点、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提出草原建设、饲草料基地建设、牧业基本建设和惠牧政策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四大支撑的建议；科技、结构调整、畜牧业产业化和新型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四大支柱的判断，并提出了畜牧业发展要从关注发展速度、规模转变到关注质量效率的新发展观。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民族繁荣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其系列报道的文化旅游篇以“2+8”的形式，在头版上刊发《百花争艳的文化靓丽风景线――文化旅游工作综述（上）》（2015.2.14日），《从文化大区到文化强区的跨越――文化旅游工作综述（下）》（2015.2.16日）和《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之乡》《文化下乡到文化进城》《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扎根生活的文化遗产》《承载文化意识的祭敖包》《工艺精湛的蒙古族服饰》《绿色无污染的蒙古族饮食文化》等8个特刊，对我区文化大区建设、文化强区建设和文化繁荣的风景区建设工作做了全面剖析，努力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思路。

教育是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根基。我区民族教育是在党的优先重点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照耀下发展起来的。教育篇以头版刊发的《通向未来的光明坦途――我区民族教育发展综述》和相关4个整版的特别报道，全面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发展状况。报道用典型、故事、亮点和数字来展示民族教育在党的优先重点发展方针政策照耀下取得的成就。

全局的综述和故事的追踪有机结合是这次大型系列报道的一个突出特点。9个综述围绕畜牧业、文化旅游、教育、医药卫生、科技、法制和民生，从全区的高度做了阐述，相关的特刊则增强了综述的故事情节、典型案例、亮点描述，为有高度、深度的综述提供有广度、接地气的追踪采访事例，达到了报道的“顶天”“立地”的目的。

新形式 新范式 新成就

新常态下，党报要想扩大影响力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上创新，改进传播技巧。《今日牧区》大型系列报道是践行“走转改”的一次大行动。《今日牧区》报道的36个特刊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都有一线视角、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和亮点来说明新成就、新动向、新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增强了吸引力和感染力。

结构新颖、版面活跃。系列报道的每个大篇是以言论、综述、故事、现象、解析、问题、判断和链接的新范式展开的。比如《文化旅游篇》由2个综述、4个言论、8个深度报道、12个故事、5个相关链接组成的。其中，综述文章把文化旅游成就全面阐述，深度报道则多角度观察文化旅游，对成绩、现象、问题等进行分析；言论文章做论证和判断，提出新观点和新思路。综述和评论的结合，形成了声势，增强了报道的力度，故事、事件、亮点的呈现，给报道增添了血肉，记者的有价值的见解、思考判断成了报道的“魂”。相关链接给报道提供依据、参考和补充。

版面编辑上力求新颖，注意报眉、标题、图片的编排，内容的板块化、全套彩等，用好版面语言，使整个版面赏心悦目。尤其每个大篇的4个特刊的主标题的精准表达，4个标题相互压韵，给人以美的享受。

媒体融合时代，蒙文报人树立“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手段，全媒体传播。《今日牧区》系列报道在报纸刊登的时候，同时在中国蒙古语新闻网、内蒙古日报新闻客户端、内蒙古日报手机报和公众微信平台上推出。根据网络、新媒体特点和用户的需求，在网上全文刊发，手机报上发短文，微信平台上全文发综述的同时，对相关4个特刊的内容做简要介绍，提供线索和导读。全媒体报道，大大增强了传播力和影响力。

结束语

这是一次成功的“亮剑”，不仅检验了专业能力，而且还锻炼了队伍。蒙文报主动承担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社会责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以气势如虹的大型系列报道，大全景式呈现内蒙古牧区的新常态，发挥主流媒体的功能，传递正能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鼓舞了人心，提高了舆论引导力。

注释：

篇9

一、翻译目的论的定义

翻译是一种语言行为和人类活?樱?而翻译目的论则是指在进行翻译前需要明确翻译的目的与原则带有计划地进行翻译工作，以此提高翻译效果。翻译目的论主要需要遵循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1]。

二、基于翻译目的论的旅游英语翻译教学技巧

（一）将抽象化转变为具体化

基于翻译目的论视角下旅游英语翻译是不同于交际英语翻译，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对周边旅游景点的细致描写层面，且在进行旅游英语翻译情感表达时要以不妨碍景物真实描述为基础和首要前提[2]。一般来讲，旅游英语翻译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名词和形成词且通常用代词来将其进行串联与连接，从而使所表达的语句变得更加具有思维逻辑性。汉语在描述景物景观时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景色观看后的情感表达方面，意在构建良好的景观意境而非是客观的景色。对此，若想要有效的进行旅游英语翻译就必须要将抽象化的景观描述方式逐渐转变为具体化的描写方式，在对汉语景观描写文章进行翻译时需要将景观的实际特点与游客的真实反映当作基础前提，用英语景物描写的习惯方式将所描写的景物形象表述出来[3]。

例如：原文：这座大厦坐立于城市繁华地带的中心位置，其在外观上主要呈现S型，这种与众不同的大厦外观设计理念充分体现建筑设计师的设计才华。设计师在大厦内部的空间设计方面运用了新型的理念。首先，从大厦的入口进入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视觉感知，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左手边的旋转式西餐厅，设计简单但是却不失情调，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推崇。其次，沿着大厦内部的石头小路一直向前走会看见一个建筑内部的庭院，庭院中间的池塘是由莲花与荷花共同组建的，正午时分在阳光的照映下会呈现光影交错的景观，十分震撼人心[4]。

译文：This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s bustling area，which is mainly S in appearance.This unique building design concept fully embodies the design talent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er.The designer used the new concept in the interior space design of the building.First，after entering the entrance of the building，there will be a clear visual perception.First，the revolving western restaurant on the left hand side is reflected in our eyes，but the design is simple but not lost.It is deeply loved and respected by the masses.Secondly，along the stone path inside the building，we can see a courtyard inside the interior of the building.The po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yard are formed by lotus flowers and lotus flowers.At noon，the landscape of light and shadow will be crisscross in the light of the sun.

分析：文章的汉语表达主要呈现大厦内部经典的壮观景色，其中大多采用形容词，翻译者若想要将文章进行准确的翻译就需要适当改变句子之间的顺序，使其符合阅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而激发阅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积极性[5]。

（二）将动态描写转变为静态描写

英语的使用不同汉语使用，其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涉及较多的语法习惯、语态时态等因素，且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还需要保持主语与谓语的一致性。因此，相比较于汉语英语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更加具有稳定性和严谨性；与此同时，英语在表达方式方面常常采用静态式表达方法很少用动态进行表达，这就使英语旅游文章的表述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与之不同的是汉语表达方式大多是采用动词表达很少涉猎静态词汇的表述，同时也没有严谨的用词标准和语态时态的变换。对此，有关人员在进行汉语旅游文章的翻译时需要将动态转变为静态，加强原文景物描述的静态化效果，进而使游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文章所讲述的景观特点[6]。

（三）将音译与直译相结合

一般来讲，旅游景点的名称与历史文化通常是吸引广大游客参观兴趣的首要途径，带有创造性与趣味性的景点名称可以更好激发游客进行参观与旅游的兴趣。因此，有关工作人员在对风景名胜进行翻译时需要将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翻译方式。例如：在对八达岭这一著名风景名胜进行翻译时，有关工作人员需要用音译“badaling”直接对其进行翻译，而在翻译长城这一景观时则需要用Great Wall进行翻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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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概念体系；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26?05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在观点表达上，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调、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相关概念已相继出现，并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科学有效地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正确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概念体系。当然，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概念数量众多，并且在内涵与外延上各有侧重，若不能科学厘清这些概念与生态文明概念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则容易造成认识的混乱与实践的困惑。

一、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人与自然和谐，也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2年，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和正确选择。”\[1\]人与自然和谐更是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2\](p69-70)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p706)，简称为“三生”共赢。其中，生产发展是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的最终归宿，生态良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先决条件。“三生”共赢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如何？指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p463-464)“三生”道路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思想，而且都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一起论述。这意味着，“三生”文明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概念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三生”共赢，建设生态文明要走“三生”共赢发展道路。这就告诉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所在。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工业文明是人与自然分裂与冲突的不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的和谐发展\[4\](总序6)。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生态文明，都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区别仅仅在于，狭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视为全部内容，广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看成部分内容。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黄娟，等：生态文明：概念体系与内在逻辑二、经济与生态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经济与生态协调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简称，这是党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2006年，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这将是长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5\](p5)十七大报告更是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前进中面临的问题之首，足见生态经济基本矛盾的严重性。

为应对生态与经济基本矛盾，我们党提出了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思想，并初步形成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6\]。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p16)进一步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求突破，在改进消费模式上促变革。”\[7\]这些论述深刻表明，要解决生态与经济矛盾，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使经济发展建设在良好生态基础上。只有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才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因此，经济与生态协调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三、“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两个最容易混淆的概念，也常常被混用或互换。十六大以来，迫于能源等多种资源的紧张形势，我们党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思想。由于资源消耗将会造成环境污染，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概念与思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8\](p5)该规划建议及后来通过的纲要，都将建设“两型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十分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十七大以来不仅发展了相关思想，而且更将“两型社会”理念一步步推向了社会实践。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3\](p19)。同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两型社会”建设从理论层面推向了实践层面。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明确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党没有明确“两型社会”含义，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是其基本内容，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任务。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战略任务。”\[9\](p45-46)这一论述以及相关论述表明，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两型社会”任务相似，但建设“两型社会”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我们要通过建设“两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关系密切，但后者是前者的生态基础和建设任务。一些学者与相关部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生态建设或环境保护，将会降低生态文明的地位与作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只有上升到生态文明高度才能建设好，就事论事只能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时期我们党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需求，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合适的生存空间。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成为其一项基本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p12)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由环境与发展问题，特别是环境与经济矛盾转化而来，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2002年，在南非全球地球峰会上

，国际社会形成了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新认识，其中，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前提，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保证。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关系。这一新认识丰富了可持续发展基本内涵，与学术界的广义生态文明的外延相类似。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紧密相关。

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2002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0\](p462)实现经济与生态、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已经受到党中央重视，甚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也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但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至今没有引起关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经济与生态协调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9\](p45)这为我们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建设，导致我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引起了党中央高度关注。2004年，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奋斗目标，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建设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五大建设的奋斗目标与最终归宿。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2\](p715)这是告诉我们，生态和谐是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乃至人的身心和谐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基础，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建设生态文明是要奠定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11\](p675)。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11\](p651)，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点。《决定》在“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部分还提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快环境科技创新、完善环境保护政策等”\[11\](p656-657)。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及其措施。 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信奉经济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观，遵循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是造成人类社会生态与经济冲突、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刻思想根源。党中央，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传统发展观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

2008年，在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指出：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使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和

文明理论由原来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理念\[4\](总序2-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领域。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节约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不仅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为本，也要以人的生态需要为本，建设生态文明可以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局限于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停留在经济领域，还必须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民生等建设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统筹发展，针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的情况，我们必须统筹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

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

尽管学术界多年前就提出了绿色发展概念，但党中央是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发展大趋势、绿色崛起成为我国发展大背景下提出该概念的。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其重要任务，其中要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两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绿色发展是其重要篇章。绿色发展成为了“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胡鞍钢认为，“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第一个绿色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成为中国本世纪上半叶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2\]。

什么是绿色发展？2010年，在两院院士会议上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13\](p747)2012年，在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上进一步指出：“当前，绿色发展正在全球兴起，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创新绿色科技、生产绿色产品、开发绿色能源、倡导绿色消费，不仅有助于减缓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岗位。”\[14\]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绿色化，是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等措施，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强化背景下，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基础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采取绿色发展模式。为实现绿色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并明确了具体任务，主要包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只有选择绿色发展模式，我们才能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八、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面对经济与生态的尖锐冲突，党中央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及其思想。2002年，提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1\]这应该是我们党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循环经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14\]。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

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p959)

党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循环经济，是因为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及其基本特征，决定了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意味着，循环经济可以在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8\](p18)十七大报告将“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措施。“十二五”规划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绿色发展重要内容。我们党将发展循环经济视为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候问题的日益突出，催生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新概念。绿色经济是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实现生态资本增值的可持续经济。从实践层面上说，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时展的全新经济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它们都属于绿色经济范畴，都是绿色经济模式的现实体现\[4\](总序3-17)。不管三个概念具体内涵有何不同，它们都是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的重要经济形式，因而都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15\]。参考文献：

［1］ .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10?17（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 刘思华.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5\]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6\] 黄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 .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讲话(全文)\[eb/ol\]./gn/2012/01?04/3580887.shtml,2012?01?05.

\[8\] 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规划纲要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10\]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2\]胡鞍钢.中国“十二五”规划与绿色发展\[j\].中国水利,2011,(6).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