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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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学；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特征；机制；建议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2.017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Shaoguan

LI Li-qun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data，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 situation in Shaoguan wa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in-depth studies in quantity，migration dista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reason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studied with the push-pull theory. Finally，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Shaoguan.

Key words： demography；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ovement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suggestions

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流动是引起人口变动的重要方面，某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减、结构组成的变化，体现着迁移流动人口的状况[1-2]。迁移流动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及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对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随之扩大，极大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3]。因此，人口迁移流动是政府部门应该加以重视的社会经济现象，正确把握人口迁移流动的现状和规律，促进人口迁移流动的有序进行，是当前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4-6]。

1 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有关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状况的统计数据具体反映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方面的诸多特征，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1 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增加之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现出增加的势头，流动人口从“五普”的21.71万人上升为53.76万人。这充分说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上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在居住地不思迁徙，在职业上“从一而终”的观念。

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0年韶关生产总值（GDP）683.1亿元，比2009年增长12.5%。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吸引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员进入韶关，加入经济建设的大军中。但同时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横向比较来看，韶关经济仍较为落后，因此也有大量人员从本地流出。

1.2 省际迁移以近距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

韶关市人口省际迁移虽然辐射全国各省，但主要表现为近距离迁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的态势。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跨省迁移的人口中，毗邻省份占较大比重。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迁移流动人口为122 389人，超过1 000人的省份有浙江1 678人，安徽1 809人，福建2 554人，湖南57 872人，江西12 010人，四川11 260人，重庆2 683人，广西7 925人，河南5 649人，湖北6 301人，贵州3 995人，云南1 545人，陕西1 204人，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人数超万，所占比例分别为47.3%，9.8%，9.2%。这几个省都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务大省，且江西和湖南是与韶关相邻的两省。

1.3 人口流动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

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人户分离的人口有537 637人，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迁移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77.2%，达到了415 248人，其中本市（县）人户分离人口有70 716，占17.0%；在本省其它市（县）人户分离的人口有344 532，占83.0%。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吸引不少来自省内外的流动人口。尽管如此，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韶关人口总的流出量要远远超过流入量，比例分为30.13%，16.6%，净流出量为441 115人。

从韶关外来流动人口分布来看，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流入了韶关市区内（武江、浈江区），占流动总人口的42.6%，而占市区（武江区、浈江区）户籍人口的比例也高达38.4%。其中这两个区的流入量远远大于流出量，净流入量为92 026人。而韶关的其它地区基本情况是流入量远远小于流出量，净流出量为533 141人。这说明除武江、浈江两区外其它县区的人口以流出为主，特别是南雄地区有近一半的人口外出流动迁移。

1.4 务工经商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省内省外迁移原因不同

迁移流动人口就其动因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和以非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社会型迁移流动人口两类[7]。从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动因来看，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时点的前5年之内，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方面。过去，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数量不多，有者也主要集中在婚姻迁入、寄养寄居等社会型迁移流动方面。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六普”韶关市分年龄、性别、迁移原因的人口数据资料来看，属于经济型或者是出于谋生目的而发生迁移流动的人口占50.3%，其中务工经商的占33.6%，工作调动的占2.7%，学习培训的占14%。虽然属于非经济原因迁移流动的人口占49.7%，但其中的具体原因是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和投靠亲友。这些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容易造成人口迁移流动在较大程度上的加剧。而在婚姻迁入这个因素中女性高达85.9%。

在人口迁移流动原因中省内和省外迁移流动各有不同，在9个迁移流动的原因中务工经商是最大的原因，但省内比例只占27．1%，而省外则达到55．7%，这足以说明韶关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省份来讲经济仍十分落后，无法吸引更多省内人员。而随迁家属的省内则达到了20．3%，省外的则只有13．9%。省内经济原因迁移的为47.2%，省外经济原因迁移的比例为61.2%。这说明省内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原因，而省外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是经济原因。

1.5 流动人口中流动主体的教育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无论从总体情况来分析还是从省内、省外情况分析， 初中、小学、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迁移流动人口的主体，达到了82.5%，这说明韶关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只能吸引教育水平较低人群，缺乏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这种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将对韶关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具有较高学历者，其改变其定居点，由一城市迁入另一城市，其迁移面临的阻力较小，迁移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学历层次较低群体，其发生迁移的阻力较大，引力较小，迁移的可能性较低。而流动人口在流动时，对其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再加之流动人口生活随意性较强，要求较低，人口流动群体还将以低学历者主[8]。而处于高端人才与流动打工者之间的群体，由于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预期目标与迁移目的地所能提供的收益之间较好的结合点，迁移与流动从自身及目的地来说，阻力均较大，迁移与流动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2 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或称排斥力）和拉力（或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9]。

2.1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沿海经济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是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动力[10]。

2.1.1 工业发展的影响 从“六普”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数据资料来看，韶关市的工业发展水平从纵向比较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和本省其它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其一，韶关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迁移流动人口中，流往本省的人数占总迁移流动人口数的近九成，这说明广东省作为最早开放的地区，工业发展仍排在全国前列，而作为地属广东的韶关市缺少吸纳众多劳动力的产业，大量的人无事可干正好说明这一地区的工业不够发达。其二，韶关市迁移到本市的人口中，大量的人口又集中到了市区和县城内等地的发达地区，如韶关市2003年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省二类地区行列，2005年上升到二类地区第一位，与珠三角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7个县（市、区）与广州、东莞等地的区、镇签约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这说明多数人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谋生目的而流动。

2.1.2 农业效益低下的影响 韶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气候资源比较优越，人均耕地面积在广东省排第一，主要存在蔬菜、水稻、畜禽、鱼、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产业。由于近几年加强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但由于韶关市农业生产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相当大部分农户的思想观念落后，还是比较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单位小，加上目前农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规模种植的商品农业很难发展起来，农村家庭经济很难出现质的突变。农户市场经济意识差。农户信息不通，农户间思想难以统一去发展规模商品经营。因此韶关农业发展的整体效率较低、效益不高。自古依恋土地的农民离开土地，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他们对从事农业生产效率太低、效益不高有着实际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这里值得指出的还有，在韶关农村某些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口多是18～35岁的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家种田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这就使得韶关农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可能愈演愈烈，对韶关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强烈吸引和家庭经济落后的推动下，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由经济不发达地经济向发达地进行了流动迁移。

2.2 生活环境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环境，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环境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有许多不利的生活环境，如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农村税费过重、呆在家里没事干、子女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村干部作风恶劣等，这些都是“推”的因素。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等诸多生活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流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3 引导人口迁移流动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人口迁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合理的人口迁移可以优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促进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但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却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政府对于人口迁移要进行合理引导而不是盲目地采用行政措施进行控制。

3.1 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基本权益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等人口迁移调控政策采用单一的行政控制的手段，是人口迁移的最大阻碍，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资差异、房价和人力资本氛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渐改革和完善城市住宅分配制度，对房地产进行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避免房价虚高对人口迁移的不良影响。

3.2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

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群体扩大到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城镇居民或户籍拥有者。对于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应该采用经济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缩小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公平，将有利于控制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对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进行有效的调控。

3.3 强化信息、组织网络的建设和监管，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完善的信息网络和组织网络的形成，是人口有序、高效流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发育成熟的重要标识。所以要大力发展专业性组织，成为人口有序流动的主要信息获得途径。这样有利于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减少流动的盲目性，提高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3.4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韶关经济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韶关是广东的重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因此，应切实加强本市的工业化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以冶金、电力、烟草为主的支柱产业，努力改变韶关市工业落后的面貌。一是要加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在增进效益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鼓励发展和新建就业潜力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以扩大就业容量；三是要加快韶关的信息化建设，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同时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为韶关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在农业方面，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业生产领域，发展绿色蔬菜、优质稻、优质畜禽、优质鱼、特色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主导产业，使韶关农业成为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一个行业；要大力推进韶关农业的工业化经营和管理，使韶关农业的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最后，要加快韶关农村的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为韶关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劳动生产条件、职业保障基础和城市化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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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4] 谭俊玲.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思考[J].山西农业科学，2008（6）：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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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泽强.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J]. 西部论坛，2011（6）： 27-33.

[11] 邸少楠，岳坤，潘晶晶，等.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用地结构优化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10（2）：82-85.

篇3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统一管理、优质服务”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新体制，稳定低生育水平为目标，以维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法权益为重点，全面提高我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水平。

二、工作目标

以扎实开展示范化创建为载体，全面提升我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础工作水平；发挥全区资源优势，进一步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力争在年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部门职责明确化、管理工作制度化和维权服务政策化。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机构

成立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地点设在区人口计生委。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由区政府办公室、人口计生委、发改统计局、公安分局、卫生局、民政局、教文体局、人劳社保局、工商分局、房管局等职能部门组成。每季度首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对全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化管理服务工作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二）明确职责，齐抓共管

区人口计生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组织、协调联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流动人口实行综合治理；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对镇办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业务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估；做好基层管理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建立经常性联系，建立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计划生育信息数据库。

区财政局：按照户籍人口标准把流动人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并组织、协调保障落实。

各镇办：为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建档立卡，将资料录入微机数据库，纳入日常管理和服务，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

社区（行政村）：开展经常性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宣传；依托社区卫生资源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组织辖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按规定参加生殖健康检查；协助镇办计划生育部门为流动人口办理相关计划生育证件。

区公安分局、工商分局、人劳社保局：在审批或办理流动人口暂住证、居住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劳务用工手续时，应当核查其经现居住地镇办计划生育部门出具或查验过的计划生育证明，没有计划生育证明的，应当定期通报给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对拒不履行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检查义务的流动人口育龄夫妻，可以根据镇办计划生育部门的提请，采取相应措施，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

区教文体局：在办理流动人口子女入托、入学手续时，应当核查其经现居住地镇办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区医疗保健机构：在为流动人口孕妇进行孕期检查及接生前，应核查其《生育证》，对无《生育证》的，应及时登记并于三日内通报医疗单位所在的镇办计划生育部门，协助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区房管局：督促物业管理单位与镇办计划生育部门、社区居委会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督促物业管理单位积极配合社区居委会采集物业管理范围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督促物业管理单位协助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流动人口。

房屋租赁户和业主：要与社区（行政村）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督促租赁房屋居住的育龄流动人口到社区（行政村）办理或查验《婚育证明》，每周向社区（行政村）计生部门提供租赁房屋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婚育信息变动情况，并积极协助落实补救措施。

（三）完善制度，规范工作

1.流入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1）实行四项管理工作制度

一是建立流动人口信息现代化采集制度。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按照省、市人口计生委关于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的具体要求，及时采集、整理本地区、本单位流动人口的流入、新婚、生育、节育等信息，及时录入微机数据库，建立规范的管理服务档案。二是建立流动人口信息月报告单制度。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房屋租赁户要坚持每月向社区（行政村）报告在本户居住、经营流动人口的基本婚育信息。三是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月核查制度。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各社区、都市村庄、商（市）场和流动人口用工单位，要坚持每月核查一次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和婚育信息。四是建立流动人口信息月访视制度。社区居委会计划生育专干要每月对辖区流动人口中的重点对象进行一次家访，核实其基本婚育信息。

（2）开展九项免费服务

一是在社区居委会、大型工厂、企事业单位等流动人口聚居地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实行流动人口的自我服务；二是通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法规“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商场、进工地”活动，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三是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药具服务；四是免费为流动人口定期开展生殖健康检查服务；五是免费为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每一年开展二次妇科病普查，免费向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育龄夫妻提供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六是免费为流动人口办理和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服务；七是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空房、空岗信息服务；八是依法开展服务项目，开通维权热线，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九是制定出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让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政治上、生活上、经济上得到实惠。

2.流出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八项工作制度，即：宣传教育制度、“六个一”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信息核查制度、《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审验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维权服务制度和优先优惠政策落实制度。重点要落实好“六个一”管理制度：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进行一次生殖健康检查、落实一项避孕节育措施、办一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签订一份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合同、指定一个联系人、每3个月寄回1份流入地全国统一样式的、合格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认真落实《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审验制度；行政村要审验《报告单》上的照片是不是已婚育龄妇女本人，镇办要审验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寄回的《报告单》是否合格。同时，行政村还要做好《婚育证明》的催办和《报告单》催要工作。

3.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分类管理

（1）都市村庄和城乡结合部村

各都市村庄和城乡结合部村要设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站，建立镇办村民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房屋出租户四级管理和服务网络。采取公开选聘、择优录用的方法配备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要加大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投入，保证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正常开展，保证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严格落实村民委员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和房屋租赁户家庭法人代表责任制，并依托公安部门治安防范机制，实现计生和公安部门流动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在各都市村庄和城乡结合部村庄每季度开展一次“好房东”评选活动。

（2）社区居委会

建立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社区计生管理员楼院计生宣传服务员户代表四级管理与服务网络。社区居委会配备1名专职计生管理员，各居民楼院招聘1名计生宣传服务员，管理服务经费和人员待遇由区、办二级按比例负担。将流动人口计生工作纳入社区经常性工作，努力做到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同投入。

（3）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建立和完善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法定代表人责任制或主要负责人负责制，切实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经费和措施，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单位内部及租赁本单位房屋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各类经济组织单位法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将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纳入其中，帮助和引导员工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招用成年流动人口务工，应当核查其经现居住地镇办计生部门查验过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所持《婚育证明》未经查验的，应当帮助做好查验工作；对无《婚育证明》的，应当督促其补办。

（4）各类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

在各类市场实行主办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负责制，具体负责市场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配备充足的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并接受所在地镇办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依据各类市场所在地镇办出具的年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通报，对于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市场，区人口计生委将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在各类市场每季度开展一次流动人口“好商户”评选活动。

四、考核办法

区人口计生委负责对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估，每年进行2次。考核内容为：核查《婚育证明》情况、通报流动人口信息情况。

区人口计生委对镇办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估，每季度进行1次。对流出地考核内容主要为：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办理《婚育证明》情况和流出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寄回情况。对流入地考核内容主要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验证、登记建档情况和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免费健康检查情况。

五、奖惩办法

对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职责好、工作有成效的部门、镇办，区委、区政府将在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给予表彰奖励；对没有尽职尽责完成目标任务的部门、镇办及主要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一切评先、评优资格。

（一）被选为国家级亮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亮点单位的，奖励所在单位50000元，党政正职、主管副职和计生办主任各奖励1500元，当年年终计划生育综合考评加20分。

（二）被选为省级亮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亮点单位的，奖励所在单位30000元，党政正职、主管副职和计生办主任各奖励1000元，当年年终计划生育综合考评加15分。

（三）被选为市级亮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亮点单位的，奖励所在单位20000元，党政正职、主管副职和计生办主任各奖励500元，当年年终计划生育综合考评加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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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定义

社会融合作为社会政策概念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论文里首先使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指出，“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atna Omidvar认为，社会融合应该拉近互相隔离的人们在空间、社会和经济上的距离。时至今日社会融合并没有统一定义，普遍观点是：社会融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社会融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主观性的融入；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多层面的。

（二）国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诸多学者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移民的融入类型研究领域中，戈登的“二维度”划分法认为移民的融入有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杨格-塔斯等人的“三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融入可划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等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的融入：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

关于移民在流入地社会面临的社会孤立与排斥以及社会融入限制，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归因理论：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此外国外始终存在同化论和多元化主义之间的争论。

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按照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国外对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更多，我国显然是侧重国内移民研究，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抓住我国流动人口特色进行研究。

（三）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已有研究成果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的城市融合实证研究都纳入了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前者主要是说农民工生存状态；后者是说的迁移意愿、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和社会满意度等。

朱力认为城市适应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而心里和文化的认同才能促使完全的社会融合。他指出，“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主动、积极的意义。”

社会融合从定义理解，并非单方面行为就可以促成，否则只是“合”而不“融”。如果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需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

二、研究方法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衡量指标

我们参考朱力的见解，认为融合既要考虑物质、社会关系层面，又要考虑到人的精神层面，且以后者为融合的最高标准。因此我们把“是否对城市有归属感”以及“是否对居住区有归属感”作为因变量，以此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上的融入状况。

同时我们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并不相同。我们把心理的归属感分为“对居住区的归属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做两个独立模型，然后通过做影响因素对比分析，更全面的了解流动人口融合状况。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如朱力所言，社会融合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所以我们认为，心理上的归属感不可避免要受到是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影响。但是我们的考察重点放在融合双方的意愿、能力上，试图从精神、心理等内在层面了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在这里主要把自变量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情况主要反映其人力资本。第二类为迁移状况，包括打工去过的省份、离家外出原因、户口类型是否有过变化、是否希望获得城镇户口等因素。迁移情况可以反映出受访者对于融合的主观态度。第三类为目前工作生活状态，包括居住情况，工作所属产业类型、是否认识小区内邻居等因素。第四类是社会交往层面。首先，融合要考察双方的融合意愿。本文采用“博格达斯主观性社会距离”概念，即可通过测量两个群体之间接触、互动意愿的强弱来测定其社会距离。因此我们需要考察“交友是否考虑本地居民、是否受到本地居民歧视、离家外出是否因为想进入城市”这些因素。其次，双方的社交能力也会对融合有影响，强社交能力者的社会融合状况更好。我们列出受访者日常生活的交际圈，重点考察与本地人的来往状况。再者，受访者本身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关因素。例如在平时是否感到孤独、无助。乐观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是优秀社交能力的基础，而后者对融合很有帮助。

若想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收集数据构建Logit模型，此文仅作理论推导。

三、结论和建议

促进流动人口融合要实施综合引导政策：一方面要培育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现代市民意识；另一方面要促进群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户籍、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和住房的改革。只有制度上的革新，才能为融合提供良好基础，为社会和谐、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丁开杰，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

［2］Ratna Omidvar. Immigrant Settle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Canada［J］.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clusion, 2003

［3］Josine JungerTas,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tergration and crime.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9:5-29,2001

［4］黄匡时，嘎日达，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J］， 西部论坛， 2010(5): 29-36

［5］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2002 (6)

［6］任远，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0(3)

［7］王桂新、张得志，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05)

篇5

【关键词】 孕产妇；死亡率；死亡监测；流动人口

孕产妇死亡率（MMR）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母婴安全的核心指标。柳州市作为国家级的孕产妇死亡监测点之一，从1996年开始承担监测工作，经过十五年的不断实践和监测研究，我们已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地实际的运作模式，保证了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数据的准确性。在我市妇幼卫生等各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一系列防控策略和措施，市区户籍人口MMR已日趋稳定。然而，流动人口MMR却高达50/10万以上。我们旨在通过对2001～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的分析，为今后制定降低MMR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2009年柳州市孕产妇死亡报告卡、监测报表、病历记录、死亡调查报告、孕产妇死亡市级评审资料、妇幼卫生报表。

1.2 研究对象 在柳州市区分娩的所有孕产妇，从妊娠开始到产后42 d内各种原因死亡的（除外意外死亡）均为监测对象，包括计划外妊娠的孕产妇。

1.3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孕妇死亡个例及评审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

2 结果

2.1 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 2001～2009年，发生在柳州市区的孕产妇死亡病例共有45例，其中柳州市区户籍人口12例、流动人口33例，柳州市户籍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为38.89/10万，而流动人口平均为65.32/10万，详见表1。

表1 2001～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MMR（1/10万）

2.2 孕产妇死亡原因与顺位 2001年～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产科出血（33.33%），第二位是妊娠合并心脏病（25%），第三位是妊娠合并其他内科疾病（16.66%）、第四位羊水栓塞（8.33）；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妊娠合并心脏病（28%），第二位是产科出血（24%），第三位是羊水栓塞/妊高征（16%），第四位是妊娠合并肝脏疾病（12%）,第五位是异位妊娠（8%）。

2.3 妊娠的计划性 柳州市区户籍的孕产妇死亡病例中，75%为计划内妊娠；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则多为计划外妊娠，占55%。

2.4 围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 柳州市区的12例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产前检查5次以上者占50%；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产前检查5次以上者6例占18.18%，50%未接受过任何围产期保健服务。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多数未能很好地利用已有围产保健服务。

2.5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 经柳州市围产协作组讨论，2001～2009年属柳州市户籍人口的12例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不可避免者5例占41.7%，可避免7例占58.3%；33例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不可避免死亡7例占21.21%，可避免死亡26例占78.79%。

3 讨论

3.1 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是城市孕产妇死亡的重点人群 2001～2009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率是柳州市区户籍人口MMR的3.6倍。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是一群生活在城区的特殊人群，她们多数来自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差，文化层次低，流动性大，居住地不固定，缺乏正确的生育保健知识和到正规医院就诊的意识，享受有偿医疗保健服务的承受力低，潜在的巨大卫生保健服务需求常常被服务网络所遗漏［1］。对于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单靠卫生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亟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2］。建议通过实行减免住院分娩费用、部分基本孕产期保健项目免费等措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距。

3.2 积极开展保健服务提供人员的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柳州市区户籍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产科出血，由产科出血引起死亡的占33.33%（多数为产后出血），直接产科因素占41.67%，流动人口MMR中直接产科因素占48.48%，这就提示我们存在产科知识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一级医疗机构缺乏基本的抢救知识和技能，如不能正确估计出血量、在患者发生失血性休克时未及时补液，对疾病的危重程度认识不清等。有些医院在引产、催产、剖宫产时对指征掌握不严、引产方法选择不当，不按诊疗常规办事，抢救操作技术差，截留高危孕产妇等。建议对相关专项技术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加强助产机构的能力建设，规范相关的诊疗技术和行为准则，从而提高孕产期保健服务质量，提供规范、优质的保健服务［3］。

3.3 加强广大人群的健康教育。很多研究显示，增强孕产妇及其家人的健康知识和意识，提高孕产妇对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对减少孕产妇死亡也显示出促进作用。建议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宣传、街头咨询等手段广泛开展宣传，倡导社会广泛参与、有针对性面对普通人群、孕产妇、青少年等目标人群开展相关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并有机地与其他公共卫生领域防治宣传相结合，提高广大群众保障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与知识水平。

3.4 发挥“三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妊娠高危因素的筛查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城市妇幼保健网络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按要求配备妇保人员，保证“三级网络”正常有效运行；明确各级职责，充分发挥“三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和完善妊娠高危因素筛查和管理工作，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的覆盖面和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妊娠不良结局及孕产妇死亡率［4，5］。

3.5 进一步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指标的动态收集和监测。建立健全本市的妇幼卫生信息系统，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实现妇幼信息的跨机构、跨区域共享，进而实现妇幼保健服务指标的动态收集与实时监管，以更科学、更准确地反映辖区妇幼卫生状况，同时争取将妇幼卫生的信息收集和监测扩展到流动人口等社会边缘群体。

参 考 文 献

［1］ 张晨霞,王桂珍.定西市2000～2008年孕产妇死亡原因分析与干预措施.中国妇幼保健,2010,25（34）: 4978-4980.

［2］ 沈汝冈，杨惠娟，李禾，等.北京市孕产妇与流动人口孕产妇1995～2004年死亡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3（27）：223-225.

［3］ 刘英涛，陈刚，吕军，等.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状况分析.中国全科医学，2006，9（7）:5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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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讨薪方式，影响因素

1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农民工为讨薪而采取跳楼等极端方式的报导，不断见诸报端，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场道德与法律的大会战。有支持有反对，有拍手叫绝有嗤之以鼻，甚至有人用“作秀”来形容，但绝大部分人报之以同情与无奈，跳楼讨薪固然不对，导演跳楼讨薪又错上加错，但是却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且政府部门为缩小政治影响往往及时予以处理，最终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救命钱。

2研究设计

文章将流动人口的讨薪方式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三个方面。主要包括工作地、性别、户口性质、教育水平、年龄、有无配偶、工作角色7个变量。工作地主要此次调研数据的三个城市，广东东莞市、浙江诸暨市和北京市，均为流动人口数量极多的一二线城市，具有代表性;教育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从不同的教育水平分析教育程度对讨薪方式的影响;同时将年龄因素进行分组处理，分析不同年龄层次对讨薪方式的影响;此外，工作角色分为长期工或合同工和临时工，由于工作角色不同也会对讨薪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3数据来源及方法

3.1数据来源。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调查问卷共175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347份。

3.2研究方法及变量测量。本文利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的流动人口流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数据调查，以三城市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无序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流动人口讨薪方式的影响因素。回归变量中的因变量为调查时流动人口被访问的“如果单位拖欠工资，您会怎么办”，划分为“政府或法律解决”、“消极解决及其他方式”、“自己与单位协商”三类;自变量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工作环境因素。

4结果

4.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描述性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流动人口在选择讨薪方式的时候，有36.6%选择政府或法律手段解决;36.7%采取了消极或者其他方式解决;剩余26.7%选择自己与单位进行协商。调研的三个城市中，工作地在广东东莞市的有34.4%，浙江诸暨的占34.5%，北京市的有31.0%。调研对象中男性比率较大，约61.5%，女性比例为38.5%。被访谈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农村户口，占到93.1%，可见外出务工人员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被访者只有17.6%是高中及以上学历，57.4%为初中学历，25%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被访谈流动人口有0.7%是20岁以下，64%为21-40岁，35.3%是40岁以上，年龄多集中于20岁以上人群。家庭状况方面，63.7%的受访流动人口中有配偶，36.3%无配偶。被访者当前的工作角色有60.1%是长期工或者合同工，39.9%为临时工，可见，流动人口中临时工的比例仍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保障水平和工作稳定性较低。

4.2流动人口讨薪方式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表一提供了流动人口讨薪方式的影响因素的多元无序回归分析，共有三种讨薪方式，其中自己与单位进行协商作为对照组，其他两种方式分别是政府或法律、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

由表一中采用政府或法律手段的结果可知，个人因素中的性别、年龄都对采取政府或法律手段讨薪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相比较女性而言，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法律手段; 20岁以下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法律手段。相比较无配偶人群，有配偶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法律手段。在社会因素方面，工作地也对流动人口讨薪方式产生影响，相比较北京的流动人口，东莞市被访者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法律。

从表一的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的结果可知，个人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对流动人口的讨薪方式产生影响，学历水平越低越倾向于使用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家庭因素中的有无配偶也同样对讨薪方式产生影响，有配偶的更倾向于使用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社会因素对讨薪方式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地和工作角色方面，东莞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采取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临时工更倾向于使用消极解决或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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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加速带来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阶层，构成了转型期社会第三元。与城市和农村常住人口相比，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在观念、行为方式上受城市的巨大冲击，加之流动本身伴随的生活不稳定和职业频繁变更，其生育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家乡人；但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在他们身上仍烙下印迹，制度限制又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从而造成他们对城乡两种文化的双重不适应，成为一个既游离于农村、城市之外又与两者有紧密联系的边缘群体。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必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一）期望子女数

期望子女数是人们在一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下对生育子女数的期望。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调查显示，期望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高达52.60%，1个的为40.86%，3个及以上的为4.70%，不要孩子的比例只有1.84%。可见，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是1至2个，想要3个及以上的人数较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在年龄上呈现出一定规律，即年龄越大，期望子女数越多；从性别来看，男性意愿子女数要多于女性。这种差异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而且女性在养育子女上花费的时间远多于男性；不同婚姻状况的流动人口，意愿子女数也有较大差异。

（二）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是指人们期望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人们对孩子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即意愿生育性别。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据资料显示，“儿女双全”是农村流动人口最主要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其次是男孩偏好，最后是无性别偏好和女孩偏好。城市中有别于农村的社会关系以及自我保障能力，弱化了男孩偏好存在的环境和经济基础，但是在流动人口中，男性偏好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女性在短期内还是较难取代男性的继嗣功能和经济效用。但性别选择已经开始呈现出理性的一面，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三）生育动机

生育动机即生育目的，指人们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考虑生育。生育动机反映了人们对子女价值的判断和看法，它一般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和消除社会压力等等。据资料显示，农村育龄妇女中有接近三分之一认为养儿防老是她们生育子女的主要动机，将近四分之一的育龄妇女认为传宗接代是其最主要的生育动机。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流动人口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要弱些，但由于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方面存在缺失现象，导致了生育动机方面，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仍然占据主要位置。

三、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家政策干预外，还有其他复杂多样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的因素、家庭层面的因素和城市的社会融入因素。

（一）个体层面的因素

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购买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流动人口个体因素会直接影响其生育观念。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大，更希望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注重自我发展”的现代型生育观念；此外，有社会保险者晚年对子女的依赖度会有所降低，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家庭层面的因素

家庭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家里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等。家庭因素对个人生育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家庭一般是多代同堂，长辈容易将传统的生育观念渗透到晚辈中，同时又会以已有的多子女行为作为示范效应加以强化。所以一般来说，来自大家庭的人往往倾向于多生育，对男孩的偏好也较强。家庭收入高低对人们决定是否要孩子可能有不同影响，收入高可能未来通过孩子来养老的需求小，降低生育意愿，但同时，收入高者抚养孩子能力也更强，可能会倾向于多要孩子。

（三）城市的社会融入因素

社会融入因素主要考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情况、工作类型、流动时间等。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像样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这些条件使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常住居民交往和参与流入地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并促进他们接受与当地人相似的价值观，包括生育意愿方面的观点和看法。社会融入因素中的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公有制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意愿生育的子女数较其他工作类型的人要少；通过租房或自购房这种散居的方式在城市定居的流动人口较混居在宿舍工棚的人更倾向于少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生育意愿内部的变化是不同步的。期望子女数的变迁相对较快，性别偏好与生育动机变迁相对迟缓。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要想彻底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仍然具有很多困难。因此，政府政策未来改革的取向，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体制改革，在就学环境、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等方面逐渐为流动人口实现长久迁移创造条件，通过系统性的制度促进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和，从而实现健康的人口城市化。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薇.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分析―以广西宜州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为基础[D].南开大学，2008.

[3]刘爱玉.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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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1.家庭条件不同，教育方式不同。

流动人口作为特殊性的群体，他们的组成五花八门，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其生活理念、方式却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常常被边缘化。尽管其中有部分条件相对好的，但大多数是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的小商贩、“打工族”。他们一般会选择地点偏、环境差、价格便宜的地方居住，而这些地方人员杂、素质相对低、生活设施简陋、学习条件匮乏，缺乏读书学习氛围，在耳闻目染中，这些孩子难免会受到影响。

2.家长本身的素质影响孩子的教育。

外来流动人员一般文化素质不高，对孩子的教育意识比较淡薄。一方面，他们缺乏必要的现代家庭教育方法，难于指导孩子健康成长，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停留在简单放任或粗暴阶段。另一方面，本身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指导孩子学习成长，把大多家务强加在孩子身上，耽误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更有甚者，某些家长晚上在家喝酒、抽烟、打牌，导致孩子在家不能正常完成作业，不能按时睡觉，影响了第二天的听课。

二、重视孩子的成长，对家长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1.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家庭生活环境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充分说明了生活环境对孩子学习的影响。老师建议家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选择周边环境相对好的地方居住，在为孩子配置房屋时要选择那些光线充足、空气通畅的房间。父母何尝不想孩子有所出息，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更渴望下一代能脱离自己一样的处境，有好的发展。为此，老师要建议家长学会在家中关注孩子的教育，引导孩子分配好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力所能及地为孩子提供学习上的帮助，孩子学习、生活中的困扰，要及时解决，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2.做孩子的“良师益友”，宽严相济，促进孩子个性发展。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为此，老师要利用家长会，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使他们明晰现代教育思想的方式和方法―“既民主又严厉”、“既宽松又严格”；清楚如果对于子女管理过于宽松，放任子女的个性发展，容易使孩子养成不良习惯和行为；如果采用管制式、高压的方式教育，就会压抑孩子的个性发展，不利于孩子的个性形成，只有宽严相济才是促进孩子个性发展的最佳手段。明白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表扬更需掌握分寸，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让孩子认识到不足，又不伤害其自尊心；既让孩子得到及时的鼓励，又不使其产生自傲，这样，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利用空闲，多和孩子交流，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情感，使孩子感觉到父母是亲人也是老师，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在学习上也关注他。

3.改变评价方式，正确看待孩子的发展。

受本身教育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还处在“分数”这个简单数据上，缺乏全面认识，只以孩子分数高低论孩子的好坏，而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健康状况、个性发展等关注度不高。因此，老师要介绍现代教育的评价方法，让他们知道成绩好只是一个方面，仅是成绩好并不能代表全面好，要用综合眼光看待孩子的发展与进步。一个“好”的孩子，应该是会读书、会做人，身体、心理都健康的人；是一个具备各种基本素质全面提高、个性特长充分发展的人；是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均衡发展的人。

4.家庭沟通，共同促进孩子成长。

受工作时间、工作性质的影响，一些父母把孩子送进学校，就放手不管，把教育孩子的事完全推给了老师。这使孩子在家长和老师之间容易“留白”，教育成了单方面的“独角戏”，影响了孩子的发展。因此，老师要充分说明家校联系的重要性，建议家长与学校多沟通，重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父母要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多向老师请教教育方法、经验，与老师共同促进孩子的成长。

5.注重安全教育，使孩子从小树立安全意识。

流动人口家庭的父母上班时间长，工作相对不稳定，对孩子的管理相对粗放，孩子单独在家的机会很多。为了防患于未然，老师要借家长会的机会，传授安全方面的知识，全面消除家里的安全隐患。如遇到陌生人敲门怎么办？要告诉孩子，只要是陌生人敲门，我们就坚决不开，要尽量记住陌生人的样子和来访的原因，等爸爸妈妈回来时将当时的情景完整地描述给他们听，让他们区分究竟是怎么回事；遇到陌生人抢劫怎么办？假若身上有钱，我们应该以生命为重，不与坏人争夺，假若身上没钱，我们要将情况说清楚，总之，要学会保护自己，要开动脑筋，尽量寻求成人的帮助，不要在危险时刻逞英雄与坏人搏斗，冷静沉着不慌张，保护好自己最关键。父母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审视家里的摆设、水、电、暖等设施，坏的及时修理好，有危害性的工具、设备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能有一点儿马虎。还要教给子女一些必要的安全常识，例如，教给孩子自己的姓名、记住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会拨“110、120、119”等电话号码等。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要让孩子懂得自防自卫，提醒孩子交友要慎重，禁止孩子去“网吧”、“歌厅”等场所。

篇9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文献回顾

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罗锋、黄丽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钱雪飞在2012年描述了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代际差异，综合选择了8个自身因素、8个工作因素、5个生活负担因素、10个社会资本因素，合计31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新时代农民工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而对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一般来说是将两代流动人口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例如，刘美玲在2011年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 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在学者关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代际差异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认为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Mincer模型的对数工资回归方程为：

Lnw=βX +μ

其中，w表示工资率，X代表一组个人特征的向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的选取，对“Mincer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进了的“Mincer模型”来研究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w=β0+β1 edu+β2 train +β3 time+β4 sex+β5 trade+β6 age+β7 age2+β8 child+β9 marry +μ

其中，w为流动人口的日工资收入，考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存在“倒U”的非线性关系，于是，将年龄的平方项也加入回归模型中。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表1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同时预期各变量的作用方向。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表3、表4）。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篇10

【关键词】  结核/肺;流动人口;就诊延迟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慢性传染病，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和频繁，移民结核病是发达国家结核病疫情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1]。我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疫情仍十分严重，尤其是农村地区结核病发病率是城市居民的2.4倍[2]。本文旨在汇总分析我省城市流动人口中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情况，发现此类患者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和规范城市流动人群肺结核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流动人口指常住户口在农村、在我省11个社区市城区务工的农民，近1年离开户籍地累计超过6个月。近1年内于11个市级结防门诊、就诊于结防机构正在治疗的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患者定义按照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符合上述病例标准的患者共有168例，其中男89例(52.98%)，女79例(47.02%);年龄16～72岁，平均年龄(46.1±1.5)岁;小学26例(15.48%)，初中学历83例(49.4%)，高中及以上学历59例(35.12%)。

1.2 方法

对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当地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等)、首次就诊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该部分患者就诊延迟现状。其中就诊延迟的界定：自始发症状出现到第1次就诊时间隔的天数>14 d。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症状出现情况

168例均有咳嗽咳痰症状，其他情况见表1，痰涂片阳性者5例。表1 患者症状出现情况

2.2 就诊延迟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状况

168例中，有就诊延迟现象132例(78.6%)，并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因素均有关系。在症状出现后均首先到居住区附近药房自购药对症治疗132例(73.21%)，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9例(5.36%)，且就诊延迟天数均在14 d以上，仅有36例(21.43%)在症状出现后能及时就诊。自症状出现到首诊间隔时间(就诊延迟)6～754 d，平均43.12 d。自首诊之日至第1次被诊断为肺结核的间隔时间(诊断延迟)15～281 d，平均35.11 d，患者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为活动行肺结核间隔时间(发现延迟)平均78.11 d。168例中仅有44例(26.19%)接受过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其中132例就诊延迟患者多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结核病健康教育，见表2。表2 患者就诊延迟和其人口社会学指标

2.3 患者是否有医保与就诊延迟的关系

168例初治患者中有医保者(农村基本医疗保险)53例(31.5%)，其中发生就诊延迟25例(47.2%)，无医保115例(68.5%)，其中发生延迟107例(93%)。表3 医保与就诊延迟情况

3 讨论

3.1 就诊延迟势必造成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迟，而延迟发现期内由于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而其周围人群也不知道其所患疾病具有传染性，这样患者不知如何避免传染他人，其周围人群，尤其是患者家人等密切接触者也不知到其病传染，最终造成肺结核的扩散，加大结核病疫情严重性。有研究证明，一个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每年能传染10～15例，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患者中，10.12%为涂阳患者，且延迟天数平均达35 d之多，且均有咳嗽、咳痰等症状，因此，在患者出现症状至少1个多月后才去就诊，在此期间可能已经造成了对其周围人群的传染。

3.2 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与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学历、家庭经济状况、医保等有关系。由于流动人口多为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支柱男性青壮年为主，一般的身体不适不能影响其正常工作，因此相应增加了患者就医延迟时间，且女性多与男性。在36例未发生就医延迟者中，28例参加了医保(77.8%)，115例未加入医保者107例(93%)发生就诊延迟，不难看出，医保能为患者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起到了促进患者及时就医的作用。

3.3 由于肺结核患者无特异性临床表现，临床上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较难鉴别，因此患者一般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后，自以为感冒而到药店自购药处理，从而增加了患者就诊延迟时间，兼有结病健康教育在基层，尤其是流动人群中普及面相对较小，对结核病认识不够，甚至不知道当地结防机构地址，也是造成患者就医延迟的一个因素。因此，建议：(1)应坚持全民健康教育与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教育相结合，对流动人群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工作[3]，使患者意识到结核病对自己和社会的危害，这样患者发病后，就会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就医[4]，提高患者自我就诊意识。(2)加大对基层卫生所和药店工作人员的结核病宣传培训，提高防范结核病和转诊肺结核人的意识。(3)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提高医保水平和覆盖范围。(4)地方加大对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管理，增加流动人口患者生活补助和交通补贴[5]，提高其就医主动性，减少就诊延迟。

【参考文献】

  1 沈梅，梅建，夏天.重视当前结核病控制的主要群体.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3，15：104.

2 李拯民.结核病流行的新趋势.使用医学杂志，2001，17：11271128.

3 宋明学，田本淳，窦相锋，等.全国流动人口结核防治知识核心信息知晓情况调查.中国健康教育，2009，25：583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