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率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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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的含义

篇1

关键词: 最优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效用函数

中图分类号:F822.5;F832

一、引言

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标志,实现低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高经济增长率是各国货币政策的理想目标。但是,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双重目标难以共同实现,各国中央银行只能根据当前形势在二者之间取舍,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组合作为货币政策的最优目标。从而,最优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权衡和选择,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重点和实践焦点。

在此方面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影响力的是Barro and Gordon(1983)基于中央银行效用函数提出的“最优通货膨胀目标”理论,他们认为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具有包括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或失业率等政策规则参数的特定效用函数,并确定能够最大化效用函数值的参数值。其中,能够实现中央银行效用水平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即为“最优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正便以此为参照目标。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Walsh (1992)利用Lucas (1972)的理性预期模型,对中央银行效用函数进行研究,发现中央银行对于“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抉择具有政策倾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因此也得到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支持。Sevnsson (2001)进一步提出了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具体操作标准――“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极大增强了该理论的实际操作性。

“最优通货膨胀目标”理论也在货币政策实践领域被广泛采用。自1990年新西兰中央银行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已经有将近30个国家加入这个行列。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通货膨胀目标制促成了中央银行更系统连贯的内部决策过程,并且强化了宏观政策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以及经济体系中的各部门间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更透明的沟通和交流。正如King (2002)所说,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所实现的货币稳定与经济稳定是历史上罕见的。

由于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过去取得巨大成就的示范效应,全球经济学家和主流规范的决策者非常关注该学术和政策领域的发展动向。然而,国内学者却关注较少,对中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的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相关性研究,而很少涉及中央银行效用最大化的通货膨胀动态最优化分析。本文试图利用前人提出的中央银行效用函数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数据,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与动态最优化等分析方法,探究实现中央银行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通货膨胀率。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介绍中央银行效用函数模型及其参数构成;第三部分采用平稳性检验、Ganger检验、VAR模型等方法分析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路径;第四部分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研究实现中央银行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第五部分为本文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中央银行的效用函数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取舍非常关注通货膨胀率稳定和实际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稳定由通货膨胀率缺口表示,即实际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实际经济稳定由实际产出缺口表示,即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一般而言,中央银行的效应水平由通货膨胀率缺口和实际产出 (或失业率) 缺口决定,由此中央银行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公式 (1):

其中,,和分别表示期的实际产出、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效用水平;和分别表示潜在产出和最优通货膨胀率目标;参数表示中央银行在产出扩张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对权重。

Barro and Gordon (1983) 认为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正向偏离 ()能够增加中央银行效用,表现为经济超预期增长,所以;而任何水平的通货膨胀率缺口都会降低中央银行效用,表现为实际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 (正向或负向),所以 () 以负平方的形式进入效用函数。①

获得具体的效用函数模型之后,中央银行仍然面临一系列影响政策方向的问题:比如对通货膨胀变量与实际产出变量的权衡缺乏统一标准、政策目标的不明确和不透明,以及政策目标之间跨期替代不一致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式,是以明确的跨期动态效用函数作为中央银行的操作目标,明晰目标变量及其权重,解决目标变量的稳定性与跨期替代问题,并为目标变量提供明确的顺序设计。具体而言, 期的跨期效用函数等于现期效用函数与未来各期效用函数的现值之和,即公式 (2):

其中, 表示以期为基期,未来期的跨期效用函数; 表示贴现率。

另外,和分别是基于期的信息对未来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产出设计,和 分别表示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产出的设计路径。以和为自变量的期跨期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公式 (3):

对于公式 (3),只要能将和表示为的函数,并确定和的数值,跨期效用函数将提供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缺口排序的便利方法。而对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决策者只要选择跨期效用函数值最大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组合,就可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一般而言,无论通过哪些中间目标,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着眼于 “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同时满足四项目标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国都以其中一项作为主要目标。②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一直把“维持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作为最终目标。因此,以上中央银行效用函数的分析框架适合用作中国情况的实证研究。

三、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形成路径设计

在以上中央银行效用函数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拟结合中国的情况,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实证路径入手,探索中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分析方法。

本文拟采用向量自回归 (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形成路径,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二之间的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的度量可以选取实际GDP增长率(y);通货膨胀率的度量可以选取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率(π)。样本数据取自1978-2010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一) 数据实证检验

在建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路径模型之前,为了避免模型的 “伪回归”现象,首先要求两组变量都通过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然后才能建立VAR模型,分析它们的形成路径和相关关系。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检验法对y和π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y和π都是平稳序列,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另外,为了证实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G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④

Ganger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阶数为1-3阶,显著水平为5%的条件下,可以拒绝“π不是y的Ganger原因”和“y不是π的Ganger原因”的原假设,y和π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二) VAR模型建立和估计

通过平稳性检验和Ganger检验证实了GDP增长率 (y) 和通货膨胀率 (π)之间存在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可以建立以y和π为变量的VAR模型。见公式 (4):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估计结果表明模型中和截距项的回归系数,以及模型中项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检验;剔除VAR模型中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并重新估计,得到关于和π相关形成路径的具体形式。见公式 (5):

基于公式 (5) 所揭示的y和π相关形成路径,可以得出以下实证分析结论:

(1) 与正相关,与正相关,说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具有惯性增长效应;

(2) 与 负相关,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周期作用;

(3) 和对的回归系数偏低 (分别为-0.26和0.17),说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4) 与正相关,反映了经济增长从社会总需求方面对价格水平的推动作用;

(5) 与负相关,反映了经济增长从社会总供给方面对价格水平的制约作用;

(6) 和对的回归系数较大 (分别为1.263和-1.095),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显著。

从以上结论可看出,在短期内(1年),一年前的GDP增长率对当年的通胀率回归系数是1.2 (大于1),很可能说明去年的GDP增长通过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方式推动了当年物价的上涨;在长期 (1年以上),二年前的GDP增长率对当年的通胀率回归系数是-1.05 (绝对值大于1),说明二年前的投资产能经过一年释放出来,从社会供给方面制约了物价的上涨。

(三) 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图,能够直观反映通过因变量对于自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进而揭示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互为因果,所以存在两个脉冲响应分析图⑥,见图1:

脉冲响应分析图表明:

(1) 对于GDP增长率一个Cholesky标准差信息冲击,通货膨胀率的响应在第三年达到最大值2.4556,随后逐渐减小,到第五年变为负影响,并逐渐消失。这说明,经济增长通过增加社会总需求的途径,对价格水平上涨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

(2) 对于通货膨胀率一个Cholesky标准差信息冲击,GDP增长率的响应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值0.4843,随后迅速变为负影响,到第三年变为最小值-0.8085,并迅速减弱,到第七年以后影响逐渐消失。这说明,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原有趋势,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周期性宏观紧缩政策将彻底扭转经济增长的原有趋势,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种种时滞,各种因素将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从而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持久和复杂。因此,在短期或长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都不显著,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测算及其实证解析

(一) 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测算

在以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相关形成路径的解析基础上,结合中央银行的效用函数分析,就可以进一步测算最优通货膨胀率。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测算方法和测算结果,将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路径设定,提供非常重要的理论参数参照系。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如果将公式3中的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的路径表示为时间变量的函数,并确定和的数值,通过求解期跨期效用函数最大值,进而就可以确定最优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目标。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结果,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路径对时间变量的函数表示为公式 (6)(详细过程及各参数值请参见附录1)。

公式 (6)表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具有稳态值:;;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随时间变动,将最终分别趋于10.12%和5.08%。⑦

将公式(6)中的各变量带入公式(3),可得期跨期效用函数稳态解的表达式(详见附录2)。通过求解等式:;得到实现期的最优通货膨胀率 ,见公式(7):

引入本文附录1、3中各参数值,测算出基于t期信息,中央银行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4.29%,这一最优值水平低于稳态值水平。

(二) 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实证解析

基于1978-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VAR模型分析,以及中央银行跨期效用函数的动态最优化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

1.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稳态解分别为10.12%和5.08%。在长期中,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最优解为4.29%;

2.通货膨胀率的最优值低于稳态值,说明中央银行如果坚持奉行“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将能够在长期中获得更大的效用水平;

3.中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的解析值,高于国际 (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所认同的2%最优通货膨胀目标,这一偏差的产生原因可能来自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央银行职能的不同定位导致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定位差异。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维持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从而在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权衡中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有更高的通胀容忍水平;二是实证数据周期内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在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路径中,所匹配的最优通货膨胀率水平也可相应较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路径设计都是基于本文实证数据周期的历史数据,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经济转轨、分工发展、模仿性技术进步、工业化及城镇化起步至加速过程。然而在更长周期的视角中,GDP增长率由资源禀赋决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资源利用将突破刘易斯拐点,闲置资源逐步减少,GDP增长率具有逐步降低的趋势。因此,本文利用历史数据计算GDP增长率的稳态解为10.12% (最优通货膨胀率的稳态解5.08%和最优解4.29%),此结论可能仅适用于本文实证数据周期,对未来也许没有趋势性可信度。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⑧: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低通胀、高增长”的双重目标难以实现。长期以来,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激励机制作用下,货币政策也主要呈现出“高增长、高通胀”的政策效果。

虽然货币政策定位于 “维持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但是实证观察到的最终效果偏向于优先促进经济增长。由于GDP核算的是以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流量,伴随着本文实证数据周期的高GDP增长率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货币金融化过程。这一过程中,出于对宏观经济 (总量和结构)的存量和流量均衡维持的需求,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参数一直维持在大大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由此货币化的GDP增长流量和金融化的国民财富存量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微妙而重要的均衡关联。

因此,以上结论对货币政策的认识还有更加深刻的政策含义:不仅需要就本文所揭示的流量层面的“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实证结论,进行货币政策的定位反思,以确定是否要延续“高增长、高通胀”的货币政策效果;而且,还有必要在存量层面深入解析,在时间周期内累积的货币存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和时间路径,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存量累积效应,也是货币政策再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⑨

由此,对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把握,才有其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含义。即便是在本文实证数据周期的高GDP增长过程中,中央银行的 “低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也将能够在长期中获得更大的效用水平。从而,在可展望的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将更加注重质量提升从而要求趋势性的平稳增长 (增长水平小于上一阶段),“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定位将更加符合中央银行效用函数特征和宏观调控的要求。这一政策趋势已然从现有的货币政策价值取向中有所反映。

在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国际货币政策实践中,相比较而言其他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追求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双稳定,尤其注重控制通货膨胀,其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相对单一,而且独立性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将通货膨胀长期控制在较低水平 (比如2%)。这些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健性经验,对于中国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规划所要求的货币政策职能定位,在货币政策实践方面有明确的借鉴价值。

此外,本文的分析还指出,由于实证揭示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持久和复杂,货币政策很难根据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率做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调控。在考虑了GDP增长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累积效应后,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很可能只是一个表象,相机抉择的宏观反周期货币政策又将成为下一期通货膨胀的累积性因素。因此,在最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逻辑下,动态的最优货币政策取向,就是重新回到跨期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最优权衡路径中。

附录:

1.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对时间的函数设定

正文公式(5)表示了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的形成路径,其中路径中的解释变量虽然包括和,但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否构成影响仍然值得商榷。因为,对经济增长产生实际影响的,很可能是根据通货膨胀制定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而非通货膨胀本身。而且模型中和偏低的回归系数(-0.26和0.17)说明,即使通货膨胀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实际影响,影响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保持π的路径不变,剔除路径中的和,并重新估计,可得的新路径,公式(5)转化为附录公式1.1:

关于贴现率 ()的设定,可以基于“中央银行以五年经济规划周期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时间跨度”的假设。如果该假设成立,则意味着下一个五年规划中任意一年的效用现值将趋近于0,即有:,⑩ 当前效用()与五年后效用现值()的自相关函数为公式3.2:

其中表示与的相关系数,由于与之间的时间跨度为一个完整的经济规划周期 (5年),经济发展处于相似的经济周期状态,!则与应该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设定,则。Bartlett(1978)曾证明,如果 则近似存在,其中 表示样本数。那么在5%显著水平下, 的置信区间为:[-0.341,0.341],由于存在,则所在区间为[0,0.806],选取区间右侧临界值0.806作为贴现率 ()。

由于1978-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π)与GDP增长率(y)都是平稳序列,但是其波动性较大。选取各序列的中位数作为公式3.1中和的初始值,即:; 。将表1.1中各参数值代入公式3.1,得到中国最优通货膨胀率()等于4.29%。

注释:

①Barr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兼顾 “稳定物价、促进增长”两大目标,所以正向产出缺口能够增加中央银行效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注重“产出和物价双稳定”,任何方向的产出或通货膨胀率缺口都会降低中央银行效用,因此,中央银行具有损失函数:。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明确定位于“稳定物价,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具有效应函数 ,即公式 (1)。

②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稳健的国家,都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或唯一目标。1990年,新西兰率先提出,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其后,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接受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③检验模型包含截距项,不含时间项,差分滞后项阶数依据SIC准则确定。

④由于VAR模型并不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需要进行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⑤采用滞后长度标准 (Lag Length Criteria) 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

⑥分别是π对y的脉冲响应函数,以及y对π的脉冲响应函数。

⑦此结论可能仅适用于本文实证数据周期,对未来阶段也许并没有趋势性可信度。

⑧该实证结果在本文实证检验的数据周期内,该数据周期对应着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

⑨这也是本文分析逻辑中,需要进一步延伸的研究问题。

⑩由于,如果 则, 。

!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具有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4种状态,本文认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周期为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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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乐山. 欧洲:寻找最优通货膨胀率[J]. 国际金融:2010,(3).

篇2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a comprehensive the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real-time calculation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residual value, namely perfection indicators of GDP. And give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value law.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full value, it also founds the definition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all goods"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is calculated, through specific calculation of all the goods and the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you can restore the value of paper money itself time, notes play the function of the physical currency,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ol of inflation, def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关键词: 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经济总价值TH;消费品物价指数CPI;通货膨胀;紧缩率i

Key wor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TH);consumer price index (CPI);inflation;the ratio of the deflator(i)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0-0168-02

1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定义,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一年当中新增消费品市场价格价值之和。

显然,它包含以下含义:

1.1 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一年时间的社会福利总的增长指标,不能代表其他国民经济情况。

1.2 它是使用货币价格计量的价值,如果货币没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它的价值就是货币价格,而如果纸币货币存在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则需要去掉纸币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因素,才是真正的总的年社会福利增长价值。

1.3 如果除以人口数,则得到人均年社会福利增长的量化指标。因此,一个国家的GDP指标大,表明年社会福利增长快,体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而如果没有考虑到资源的长期合理利用,如煤炭资源及石油资源的滥采滥挖形成的短期经济效应,带来长期中的资源短缺的经济负增长,形成所谓的社会经济的“周期性”,这就是以往世界各国以GDP为指路明灯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

由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全部财富的总价值,是由全部商品的总价值构成的,而一个国家的全部商品,不但包括消费品总价值,而且也包括投资类商品的总价值,并且是对比某一年称为基期的为参照的,这样,GDP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年新增消费品的市场价格的价值,既不是一个国家一年当中新增的“全部”财富的商品的总价值,也不是整个国民经济总价值所在。

2 消费品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消费品”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上升或下降的价格指数指标。来自于统计上的抽样调查的结果,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一段时间的消费品的平均物价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如果这个百分比大,则说明这个地区的这段时间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得较快,反之,慢。

在应用上,要得到这一指标,需要进行抽样调查,则抽样的方法及合理性,就决定了CPI的正确性,而抽样往往难以做到科学合理,难免带有随意性。且不说,它的实际取得上的可操作性,单从内容上看,由于它不是一个国家全部商品的价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指标,不符合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定义,所以,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计算公式加以使用。而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媒体上几乎天天看到CPI,并把它当成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指标加以宣传,实际上误导社会公众对于纸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判断。而对于纸币的价值判断失误,就等于对社会一切财富的商品的价格的价值的判断失误。另外,由于CPI不是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指标,则使用CPI对GDP进行价格换算得到的所谓的“实际GDP”也是一个虚假的价值结果。这样,GDP不但从内容上不能代表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而且在计算结果的度量单位下仍然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

这样,要真正得到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的总价值及年新增剩余价值,就要对GDP指标加以完善,包括计算内容全面化及度量单位的价值化。

同样,要得到全部商品的一段时间的价格平均上涨或下降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也就要对“全部财富”的商品的价格指数进行计算。这样就形成了国民经济总价值、剩余价值及符合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定义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而这个全面化的国民经济总价值及剩余价值,才是整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也就是历来世界经济学家们一直想往找到的GDP的完善性指标。而作为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才是判断保险柜里的纸币本身的时间价值的唯一考量标准。

3 国民经济总价值TH

国民经济总价值,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的全部价值之和,用TH表示。

由于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既包括消费品,也包括投资类商品,所以有:

国民经济总价值TH=全部消费品价值之和+全部投资类商品的价值之和。

这样,GDP就是国民经济总价值中一年新增加的消费品价值之和,即:

GDP?奂TH

当一个国家的年新增消费品价值GDP增速快,则能够带来国民经济总价值的快速增加,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加,但它绝不是综合国力的实际指标,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象征性指标。

而国民经济总价值TH,才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的指标,因此,可以通过它建立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排名。这对于确立世界各国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品牌建设具有直接的硬性指标的参考作用。

注意,作为国民经济总价值、剩余价值的结果的度量,如果使用货币单位来度量,必须使用“实物货币”下的价格单位来度量。因为实物货币本身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与其他任何商品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始终一比一的一一对应。这时的货币价格就是商品的全部价值结果。

如果使用纸币价格来计算的结果,应当扣除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也就是使用一切商品的统一的独立的“价值单位”来度量,可以使用“黄金价值单位体系”来度量,计算方法是:TH货币数除以当日的1克黄金的本国价格数作为当日的价值结果。并用价值Tianhua表示,表示的是1克重量的黄金。如经计算某国某日的TH总量货币数为1200万亿元,当时本国1克黄金的价格为200元,则1200/200=2万亿Tianhua,即相当于2万亿克黄金。这样,1克黄金本国货币价格越贵,则说明政府超发纸币的数量越大,通货膨胀越严重,则同样数量的纸币数除以后的黄金数量越小,对应的实际价值越小。反之,如果黄金价格越低,则说明政府少发了纸币,则换算为价值单位后的价值数量越大。如某一天,政府多发行了货币,带来1克黄金400元的价格上升,这时,同样的1200万亿元的TH,换算为价值单位后的价值为1200/400=3亿万Tianhua=3万亿克黄金价值,这样,同样的货币数量由于政府多发了纸币,表面上还是1200万亿元,但对应的实际价值只有3万亿Tianhua,即3万亿克黄金,而如果少发了纸币,带来1克黄金100元价格,则1200万亿元/100=12万亿Tianhua=12万亿克黄金,这样,表面上还是1200万亿元货币,但由于政府少发了货币,对应的实际价值却是12万亿克黄金。或反过来,同样重量的黄金,使用的纸币数越多,带来的商品的价格越高,使用的纸币的数量越少,则商品的价格越低。同样12万亿克黄金,如果使用1克黄金=1元纸币,则纸币数是12万亿元,而如果使用1克黄金2元纸币表示价格,则纸币数是24万亿元,而如果使用0.5元1克黄金,则可以表示为24万亿元的总价格,这样同样的重量的价值的黄金,前后纸币数量不同,带来价格不同,前者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现象,后者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现象。

4 通货膨胀、紧缩率i

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具体量化的百分比结果。

根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定义,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一段时间的“全部”所有商品价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标,这样,就等于是计算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一段时间的全部商品的价格的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数,即把CPI计算范围扩大到全部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即:

通货膨胀、缩率=(全部商品的现期价格-全部商品的基期价格)/全部商品基期价格×100%

当公式计算结果为正数,为通货膨胀率,为负数时为通货紧缩率。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一国国民经济总价值及货币数之比计算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计算公式为:

通货膨胀率t=[■-1]×100%

如果t>0为通货膨胀率,如果等t

当我们有了一个国家全部财富的商品的平均上涨或下降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以后,整个国家的纸币就能够通过去掉通货膨胀率水份或通货紧缩率贴金还原为实物货币下的价值表示功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带来的纸币的价值贬值或增值现象,带来整个社会的金融健康,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在真实的价值分析判断基础上,使传统的带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纸币价格下的理论分析可以还原为真实价值结果的理论分析,并且对于日常生活中,诸如商品的保值计算也就成为容易实现的事,而对于存款的保值利率也容易计算。从根本上杜绝在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买卖中纸币带来的价格扭曲及价值判断失误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周天华,周京,著.周天勇主审.第四代西方经济学新体系 高级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1第一版.

[2]周天华著.高等金融学.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3]周天华著.国民经济全面价值统计原理.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篇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类,货币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三类:货币总量目标制、汇率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目前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兴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货币供给在中长期是中性的,即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影响价格,而对实体经济的产出和就业无实质性影响。二是通货膨胀无论是对资源配置还是对长期产出,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三是由于货币政策难以避免的存在滞后效应,使得货币总量目标制、汇率目标制容易造成实体经济的频繁波动,使得菜单成本和鞋底成本上升。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含义及理论基础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倾向则可保持不变。

约翰・格林在《通货膨胀盯住目标:理论及政策含义》中综合运用“卢卡斯供给函数”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所提倡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对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多种研究成果,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应运而生。卢卡斯供给函数可以表述为:y=y*+(?仔-?仔*)-?着,其中y代表实际经济增长率,y*代表充分就业时的经济增长率,?仔代表实际的通货膨胀水平,?仔*代表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着为随机变量,代表外来的冲击。假定?着的期望值为0,且方差为某一常数;?着的系数为-1,表示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的影响。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等于理想通货膨胀率且?着=0,那么实际经济增长率,即产出达到理想状态,这时经济运行处于最佳状态。但若?着≠0,那么实际经济增长偏离最佳状态。因此,为了克服随即变量产生的冲击,货币当局需对之做出相应反应。根据货币主义观点,假定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完全由货币供给量决定,即?仔=m,m为货币供给增长率。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需要对外来冲击做出反应时,货币供给量遵循这样的规则:m=?仔*+a?着,其中?仔*为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或者说是货币当局认可的“基底通货膨胀率”或“目标通货膨胀率”,a为货币当局对外来冲击做出的货币政策反应性调整参数。这种货币供给规则被称为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它不同于“单一规则”,因为此时a=0,即货币政策不对外来冲击做任何反应;也不同于“相机抉择”,因为它是一种“基于既定规则的政策方式”,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模式是事前公布的,已经被公众所了解。通过建立这样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货币当局可以使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调整到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不会受货币当局为应付外来冲击而采取的反应措施所影响;而且,对货币当局而言,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对其行为产生约束,在公众中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从而避免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复数货币政策规则的确立以及它所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可以保证实际通货膨胀控制在货币当局所拟定的目标范围内,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就可得到成功的实行。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对完善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建议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采纳以长期性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即按较长的时间跨度,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值限定在1%~3%这样的幅度内,重构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一)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可信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选择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不为财政赤字融资,因为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任何名义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协调性的高通胀率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另外,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寡头结盟的市场结构,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在其中居垄断地位,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些方面会使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受制于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考虑,使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应,从而产生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有实现不了的风险。

与此同时,增强中央银行的声誉与可信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央银行要定期发表对于通货膨胀状况、货币政策动机以及通货膨胀前景的看法。定期撰写报告,阐述在执行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绩效,公开有关宏观经济形势与公众保持很好的沟通,增加公众对于影响通货膨胀前景的基本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理解,从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模糊性。一旦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其行为就会与中央银行的要求发生背离,以致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建立一个实际可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目标期通胀率的预测值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操作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预测的准确与否将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预测通胀率的准确性却往往难以保证:(1)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实际影响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一般为1.5~2年),意味着对通胀率的预测至少是1年半以上。而预测期距目标期的时间越长,预测的准确性就越差。(2)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错综复杂,仅用计量的手段来反映经济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较大时更是如此。

当然,通货膨胀并非越低越好,因为过低的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每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的下降对于不同国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最新研究表明,通货膨胀每下降2个百分点,美国GDP下降0.68个百分点;英国下降0.21个百分点;德国下降0.85个百分点;在西班牙则下降1.47个百分点。值得强调的是,以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最后结果在零上或零下的概率是相同的。而通货紧缩可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需要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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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应否“扩容”的热议,笔者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实证结果支持适度提高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为4.455%;在中长期内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可视为中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这一结果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门限自回归;经济运行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20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S2011040000414)。

作者简介:吴海民(1976-),男,湖南新化人,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运行效率研究;王建军(1966-),男,河南南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28-06收稿日期:2012-07-01

继通货膨胀目标和最优通货膨胀率之后,通货膨胀容忍度正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新关注的又一焦点。2010年10月,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把3%作为我国通货膨胀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胀警戒线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政界以及民间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阶段,存在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率波动区间,即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超出事先设定的目标警戒线,其最大的容忍边界究竟为多少才合适?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本文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出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从而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

1.支持通胀“扩容”的政策空间论

目前,不少学者从我国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其核心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政策空间论”。李冀申(2011)认为,适度提高通胀目标可以减少频繁的目标偏离,增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引导和管理通胀预期。厉以宁(2010)认为,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就会越高。中国这样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应当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为要素价格改革留出空间,从而需要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李斌(2011)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对提高通胀容忍度做了分析,认为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有必要对B-S效应下的通胀提高一定的容忍度。黄石松(2011)权衡了通胀与汇率平稳升值的利弊之后指出,为了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留出操作空间,宜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

2.反对通胀“扩容”的经济损害论

针对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其核心理由可以概括为“经济损害论”。学者叶檀(2010)认为,我国现在的CPI数据存在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CPI来证明应该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除非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否则中国独自提高CPI水平就是“为国际热钱之渊,驱中国消费之鱼”,提高通胀容忍度将有损中国经济。此外,提高通胀容忍度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之中,由此导致的长期负利率对经济运行损害巨大。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让市场投机更加盛行,只会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实体经济,削弱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通胀经济”只能维持中短期的繁荣,从长远来看,它是宏观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看法和观点并不一致。究竟应否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其实最关键的是必须首先找到确定通胀容忍度的合理依据,然后才能据以提出最适宜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二、确定通货膨胀容忍度的依据

长期以来,3%的CPI涨幅被西方国家认定为通胀的传统警戒线,超出这一容忍度,就得采取货币政策干预。但事实上,如何确定合适的通胀容忍度、特别是转型期国家的通胀容忍度,在理论上并没有标准答案与尺度依据。

1.传统研究方法的经验性依据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根据潜在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2:1的比例关系,确定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可容忍区间为1%~5%。张权(2011)利用剔除异常值后的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值来确定通胀率的容忍上限,认为现阶段我国通胀容忍度为4.87%。王建(2010)则直接以经济增长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容忍极限,即“通胀容忍度≤经济增速”,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10%,则通货膨胀率也能容忍≤10%的极限。肖耿(2011)参考日本的经验,认为我国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的50%~70%是可以容忍的。也有学者认为,决定通胀容忍度的不是贸易数据和经济前景,而是央行的独立性。央行独立性越大,通胀容忍度就越低;反之,越高。

上述方法为我国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方法大多以经验法则、现实观察、国别对比、未来预期等作为依据,不仅得出的结论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且本身也欠缺理论上的说服力。

2.非线性关系与门限值依据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而货币主义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在被预期到的情形下不会有实际效应,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胀变化才会有实际效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恰恰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或促退的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单调、非线性关系。

Fischer(1993)在研究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非线性的判断。此后,Omay(2010)对通货膨胀门限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通货膨胀值低于门限值时,它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没有影响;而当通货膨胀值高于门限值时,它会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Villavicencio(2011)运用面板平滑过渡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非线性效应给予了实证支持。我国学者赵留彦等(2005)、王少平等(2006)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同样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非线性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的影响呈现结构性突变,从而可依据突变拐点所对应的这一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我们认为,鉴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探索我国的通胀容忍度,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途径。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由于一般的线性模型不能反映时间序列的突变现象,因而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的影响必须从非线性模型着手。目前,有关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大致有四类:一是 Tong(1983)提出的TAR门限自回归模型;二是ARCH 类模型;三是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四是STAR平滑转移模型。其中,GARCH 类模型主要侧重波动率的刻画,无法完全捕捉经济动态行为中的结构变化;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只能推断不同区制相互转移的概率,其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TAR 模型是STAR 模型的特例,能够刻画时间序列在不同机制(Regime)中呈现的不同动态特征,具有模型设定简便、参数估计有效、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意义等优点。TAR模型作为突变现象的一种描述手段,允许机制变化是内生的,而且机制转换是可观测的;它还将微分方程中的极限环概念引入非线性随机系统,由于门限的控制,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采用TAR模型来分别考察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以此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起伏。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商品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物价波动与通货膨胀开始变得较为频繁。因此,我们决定采用1978年~2010年间的时序波动数据进行研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模型1中,经计算的通货膨胀率门限值为4.455。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4.455%时,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增长率提高0.549个百分点;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4.455%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货膨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负面促退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第二年经济增长降低0.086个百分点。同理,在以经济运行效率为因变量的模型2中,通货膨胀率的门限值下降为3.741。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3.741%时,低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正面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运行效率提高0.005个单位;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3.741%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反向抑制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第二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0.001个单位。模型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方向相反的结构突变。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短期内“稳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政策取向上倾向于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该突变点对应的门限值4.455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超过该值可以启动反通胀的政策调控。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追求将置于更优先的政策选项序列中,因此模型2中突变点所对应的门限值3.741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胀的容忍边界。郑秉文(2011)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的第一阶段 (1978年~2000年)、“要素驱动”的第二阶段 (2001年~2009年)、“效率驱动”的第三阶段(2010年~“十四五”规划)以及“创新驱动”的第四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从“高增长”向“高效率”转变,除了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力、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外,我们同时还应在宏观政策上合理调控我国的通胀水平,尽可能将其控制在3.741%以内的适度水平。

五、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基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利用门限自回归TAR模型所测算的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完全可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在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的门限值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当实际通货膨胀超越控制目标区间并接近上述容忍上限时,应启动相应的紧缩措施,以降低实际通货膨胀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适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由于当前推高我国CPI指数的系统性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通货膨胀走势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持续增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服务业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仍存在趋势性上涨动力,加上国际输入性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叠加,物价持续上行的压力更大,客观上对通货膨胀要求有更高的容忍度。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相对于3%的传统警戒线或4%的调控目标线,实证结果都支持适度上调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近期内,可以将通胀容忍度调高至4.455%,货币政策可以参考4.455%的警戒线相机行动,只要物价涨幅低于4.455%的容忍限度,就无需采取价格干预措施;长期内,考虑到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经济平稳良性运行的政策目标,通货膨胀容忍度应逐渐下降到3.741%左右。

2.通货膨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

受区域梯度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态势。 2012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沿海省市开始下调GDP增长速度,以往备受关注的GDP增长目标正在逐步淡化,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型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的质量型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常态,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成为这些地区当前发展的主旋律;而贵州、陕西、等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省份依然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目标,“扩规模、上总量”仍是其发展的第一要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也相应不同,因此,通货膨胀容忍度也应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至4.455%的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可以适度降低通货膨胀容忍度至3.741%的水平。我们认为,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选择相应的通货膨胀容忍度,较之全国实施“大一统”的通胀管理目标,可能更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3.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工作

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缓解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稳增长”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控信贷投放,控制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期目标。为此,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注重规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前提下,仍然要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工作,通过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从长远来看,在不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上下功夫。

4.妥善解决通胀“扩容”带来的民生福利损失问题

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后,当物价在调控目标线和容忍度之间快速上升时,通货膨胀可能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太完善的背景下,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保障措施以消除通胀“扩容”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提高社会对通胀“扩容”的承受力度。考虑到目前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企的现实,直接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增加企业经营负担,而在现有基础上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则可增加全体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因此,结构性减税是增收的首选措施。其次,要通过补贴等财政政策更多地让利于民。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可能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为此,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要建立和完善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做好水、电、煤气等基本民生用品的价格调节工作,切实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总之,提高通胀容忍度不应以民生福利下降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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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相关性 计量经济分析

前言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目标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均衡的增长。物价稳定是指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一般用价格指数来衡量。物价稳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由于通货膨胀对经济有不良影响,它会使货币贬值,价格信号失真,造成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发展。而经济增长目标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所生产的产量和收入的持续增长,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来衡量。一国理想的经济状态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经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悖论,即宏观理论中也认为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在短期内同时实现是有矛盾的。在探讨通货膨胀成因时,往往认为经济增长是以总需求扩张为前提的,总需求的扩张会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进而引起通货膨胀,即所谓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目标和物价稳定目标往往是冲突的,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旦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如2.5%),政府就提高利率,这主要就是出于对经济过热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担心。这种反应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观念。然而,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经济增长并非一定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除了总需求的拉动,也可以由成本推动等因素所引起。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未伴随着显著的物价水平的上涨;而20世纪70年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但物价却高速上涨,也说明通货膨胀并非一定由经济增长所引起。因此,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GDP 增长速度之高之快实属罕见。到2010年,经调整后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在取得丰硕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通货膨胀是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从过热和通货膨胀趋向于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经济触底反弹,开始进入了扩张阶段,但同时也带导致了2010年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始终是一国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我国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意把握通货膨胀的度,防止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性,对我们理解我国宏观经济现象与规律,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历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1985年,当时中国经济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水平大幅攀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从1984年的2.8%跃升至1985年的8.8%。第二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88 年,由于中国经济继续过热,GDP增长率达11. 6%,到1988 年7 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 3%,人们普遍产生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上个世纪90 年代初,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逐步复苏,地方政府和企业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生活消费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1994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升到了24. 1%,通货膨胀问题严峻。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迅速膨胀,经济增长率高达14.2%,与此同时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攀升,2008年达到5.9%。2009-2010年,我国为抵制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2010年经济增长率较2009年有所提升,达到10.4%,但是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开始上涨,2001年CPI增长率达到了5.4%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历年来通胀率与GDP增长率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下面我们给出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以及根据对应的经济数据所作出的图形(见图1)。通货膨胀率inflation采用的是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率来衡量,如表1 所示 。

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国内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相关论,二是不相关论。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通胀,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降低经济增长。其中,相关论又可以分为直接相关论和滞后相关论。前者认为经济高增长会直接在当期引起高通胀,后者认为经济高增长在滞后一段时间后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不相关论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现实中只要政策得当,就可以既实现经济高增长又保持低通胀,而如果政策不当,即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也可能发生高通胀现象。

然而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至2012年,总体上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具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增长的年份往往都伴随着或者容易引发高通货膨胀。从1980年到1987年前后,它们两者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同步同方向;但到了1988年以后,通胀率的变化要比GDP的增长率的变化滞后,但同方向的变化趋势仍然存在。

图1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略的反映,要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理论成立,还必须要经过相应的计量分析验证。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为了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确定的关系,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试着用计量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拟合出两者的关系。

(一)建立回归模型

设通货膨胀率为被解释变量y,GDP 增长速度为解释变量x,做出x和y之间的散点图,见图2。在以往的很多文献分析中,往往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简单估计为线性相关关系,进而用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拟合并得出计量分析结论。但是由图2明显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不根据变量间关系的具体表现,直接套用线性模式,会使得拟合数值和实际数值间产生很大的偏差,造成计量检验效果差,从而最后的结论失去现实的意义。

同时,基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表现出来的非线性特征,本文也参考了国内和国外的同类文献。Chang 和Black (2001) 研究美国经济时得出的美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山大学陈慎思(2005)通过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到能通过统计学上的各项检验的三次回归模型,进而得出结论: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三次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关系。许多文献都指出,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这使得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纷繁复杂。有体制转换、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经济过热、价格调整、货币投资规模扩大、利益驱动等十余种。而且这众多因素通常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倾向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结合以上分析,以及参考其它文献研究的内容,本文采用三次回归方程,建立y与x关系模型如下:

y=β0+β1x+β2x2+β3x3+u

其中,y为通货膨胀率,采用历年CPI增长率;x为GDP增长率;β1、β2、β3分别为x、x2、x3的回归系数;u为回归残差项。

(二)数据分析

用统计软件spss 进行非线性数据分析, 得到了表2 的各项参数估计值。

综上,可见回归结果为:

由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回归效果良好,即使在1%的显著水平下,参数β0,β1,β2,β3的t统计值都很高,p-value统计值都很低,说明各个变量的t检验仍然是非常显著的,方程的变量都是显著的。F统计量的联合假设检验也达到了

1.3%的显著水平,说明方程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而对于自变量GDP增长率对因变量通胀率的解释效果为R2=0.31的水平,这个水平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影响通胀率的变量还有失业率、货币供应情况、货币流通速度等等,所以,仅仅GDP增长率这样一个变量的解释效果就能达到0.31的水平,应该认为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了。

其次,如图3所示,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残差项也是非常均匀的分布在回归线的上下方,且分布呈现出无规律的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近似认为此处的残差与变量之间具有同方差性。

(三)模型的经济含义与不足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回归所得出结论表明x 是y 的一个原因,即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随着GDP增长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率呈现出沿着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下波动的趋势。对通胀率与GDP增长率模型来说,三次回归模型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用正、负相关关系来下结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而且,正如前文所说,从1980年到1987年前后,它们两者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同步同方向;但到了1988年以后,通胀率的变化要比GDP的增长率的变化明显滞后。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三次回归模型虽然能基本证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有显著的联系,但是不能完全证明两者之间具有一定会同时发生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通货膨胀形成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要真正弄清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要考虑其它一些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其它因素,比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经济成本变化等等。

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经济理论的分析和历年数据的观察,以及结合相应的计量回归方法的分析,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即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收缩、经济衰退从而通货紧缩这样有规律的变化过程。表1中是1980-2012 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983-1984年、1986-1987年、1990-1992年、2002-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这六个阶段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是增加的,当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几个局外值,例如2000-2001年这个阶段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都是下降的。这些值对整个回归计量分析产生了扭曲。但是这个阶段也可以从宏观经济理论上得到解释,即全球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成本下降并存的繁荣局面。

其次,我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是非线性的。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纷繁复杂。据粗略统计,有体制转换、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经济过热、价格调整、货币投资规模扩大、利益驱动等十余种。这众多因素通常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带来的货币投资规模的扩大,引起总需求膨胀,与此同时,短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总体物价水平如果过快上涨则要求政府利用宏观调控,调整价格,增加总供给,那时,经济会因通货膨胀而出现倒退。这样总供给与总需求都发生了变化。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产生先后有关,而且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幅度有关。

另外,文中的分析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近些年来更多表现为滞后的相关性,即经济增长在滞后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结果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过去有许多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体相当,而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的状况却差异很大。同时,通货膨胀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还会受到预期的影响,当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本身前几期的影响,特别是前一期的影响,即由于惯性作用,一旦物价上涨后,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平抑下来,而会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因此,鉴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些特征,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经济增长作为本国首选的宏观经济目标。我国近些年来也把经济增长摆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的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大量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造成物价的上涨,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先后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一般欧美等发达国家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1%-3%之间,而不是消灭通货膨胀或者采用通货紧缩,西方经济理论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反而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宏观经济理论上都一致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为通货膨胀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保证经济稳健的增长。同时预防突发的供给冲击加剧的物价上涨,注意把握通货膨胀的度,防止高通货膨胀的发生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龙志和.宏观经济学[M].第1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庞皓.计量经济学[M].第2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Chang ,Gene Hsin and David Black,"A Model for Approximatingthe Inflation and Growth Relationship - With A Test on the U1S1Case,"memio,the University of Toledo,2001,1

6.刘金正,谢卫东.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动态相关性[J].世界经济,2003(6)

7.陈慎思.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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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将此预测与已经明确宣布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相比较,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届时的通货膨胀率落在目标区内。各采用国在具体操作上当然不尽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点:①中央银行明确地设定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②该目标的实现为中央银行的优先任务,因此,“经济成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的均衡”为次元目标;③对于目标的实现与否、变更等,中央银行负有信息披露的责任,以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誉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学界、经济政策界日益被认同,即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只会对物价水平有持久的影响,而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而一个高水平、易变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从而阻碍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根据货币中性理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向增加产出、提高就业是没有意义的,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以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但是,货币从短期来看又不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缓和对产出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货币当局会不时地受到来自于政府、国会、产业界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政策的缓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呢?这一客观需求促使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诞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明确公布,以及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化,进而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

二、五个早期采用国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个工业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为对象,简括地介绍并评价这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践。

(一)此五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点

1.以CPI(或核心CPI)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控制目标值为年率2%~3%。

2.在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别是新西兰和英国为此特意改正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法》),它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拥有相当大的自。

3.政策运行中,同时注重对产出等的影响,即,各国采用的是一种“有弹性”“灵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银行在维持中长期价格稳定的目标内,灵活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短期调整、允许目标发生短期偏离。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4.在实践中,它们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实际操作面上:①它们均建立了预测通胀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胀预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②在实践中,它们都利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操作指标,并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影响长期利率等变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总需求、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

(二)评价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前、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表1为这5国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胀率以及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各国的通胀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波动也急剧缩小。

当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通胀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许多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似乎无法简单地就此判断上述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与之后良好的通货膨胀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上述5国中的英国、瑞典有着收益率与通胀率连动的国债市场,将它与一般的国债市场相比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胀率。该2国的纪录显示,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经过2~3年的过渡、这一货币政策的公信度为公众所认可后,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着稳定。这一事实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降低预期通胀率、治理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物价稳定具有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产出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涉及未来的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决策和规划时,必然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显示,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它增加了相对价格和未来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阻碍经济主体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从而对产出的稳定增长产生负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路径,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因此,它将为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目前为止的实证分析对此尚没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表2显示:此5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GDP成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明显缩小(新西兰除外),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进而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信誉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货膨胀报告》(一般为季刊)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官方网页、行长等高级官员不定时的演讲、记者招待会、接受专访等方式(英国、瑞典两国,事后还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议的备忘录),分析经济运行情况、讨论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的金融和经济变量、并预测通货膨胀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

综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对这5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它有利于“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变动率,而一个清晰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期路径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决策和规划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都有改善,都呈现出了低通胀、增长稳定的态势,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重要因素的贡献。

三、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中长期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的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引导公众、市场预期的简易性和大众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物价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简化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性的经济决策,这样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灵丹妙药,其适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没有维持其他变量尤其是汇率目标的义务、较高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保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条件。通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此5国,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并且它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具备了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同时它们皆建立了一个科学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与其相比较,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尚缺乏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法》阐述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看是单一目标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偏离价格稳定的目标。

(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

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金融体制仍旧处于政府计划管理向市场转型的过程,利率、汇率尚未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在我国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需求和投资的利率弹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场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汇率的形成处于向一个“合理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渡阶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必然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人民银行是否具备较强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

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影响通货膨胀率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我国又正处于不断改革之中,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更加大了准确预测通胀率的难度,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难度很大。

(五)与西方工业国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信息披露的力度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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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通货膨胀 目标制 可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局限性日益显现,许多工业化国家开始采用一种新型的货币政策理论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西方发达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在促进经济增长及抵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接着,巴西、波兰、捷克、智利、以色列、南非、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些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基本达到了稳定物价的目的。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为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2008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现象较为严重,我国在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物价上涨是政府需要调控的重点。既然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其他国家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能否也采用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呢?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理论观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倾向则可以保持不变。有专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货币政策策略,它包括五个因素:(1)对公众宣布通货膨胀的中长期数字目标;(2)一种价格稳定的制度性的承诺,并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他目标从属于该目标;(3)不仅是货币总量或汇率,其他各种信息和变量都可被用来确定政策工具模式;(4)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5)为保持通货膨胀目标,应增加中央银行的责任度。

与汇率目标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的经济状况,对国内经济冲击进行反映。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优点在于,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成功并不重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并不依赖与这一关系,而是使用所有可用信息去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设定。其优点表现在以下几点:(1)通货膨胀率的公布简单易行,并且很容易被公众所理解和接受;(2)通货膨胀目标制拓宽了央行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3)消费者可以享受价格稳定所带来的其他好处,避免或减小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如市场体制扭曲,分配不公等。另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及其易变性,提高产出增长并降低了其易变性,降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

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执行需要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能够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第二,货币当局有愿意和有能力不钉住其他目标,如汇率等目标,不使通货膨胀目标从属于其他目标而使政策无效。第三,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并且与大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1.中央银行应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的是在三个大的领域必须排除或大大削减政府的影响:人事的独立性、融资的独立性和政策的独立性,而后者可以分为目标的独立性和工具的独立性。任何国家要考虑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货币政策,其首要条件是中央银行应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即便说中央银行未必需要拥有完全的法律上的独立自,但是货币当局至少必须具有为了达到某些名义目标而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自由。为达到这一要求,国家不能显示出有任何“财政主导”的迹象,换句话说,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应受纯粹的财政上考虑的支配或制约。

2.货币当局具有单一货币政策目标

一个选择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会将其货币政策目标从属于汇率目标,从而在追求其他名义变量(如通货膨胀率)时变得无效。如果通过固定汇率制的变相形式来放松这一限制条件,那么从理论上讲,汇率目标是可以与通胀目标同时并存的,但前提是这种目标足够清晰明确,并且中央银行的行为能够表明通胀目标在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处于优先地位。然而,实践中这两种目标的并存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货币当局可能不会事前就将这些优先目标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公之于众。相反,公众可能会从货币当局面临汇率压力时的实际反应来推测其优先目标。而且,在此情况下,货币当局到底是调整工具组合以维持汇率目标还是允许汇率波动超出预定范围,以及对这两种行动过程是否公开,理论界至今仍无定论;而事实上,这两种过程恰恰能向公众传递恰当的信号或提高货币当局的可信性。因此。避免这些问题的最安全的方法是货币当局不要对汇率水平或其跨期变动做出承诺。

3.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决策结果的公布,以及对决策理由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中,把透明度定义为“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并且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范围”。从目前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通过引导和管理公众的市场预期来实现。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及时准确的政策信息披露来正确引导公众预期,就将会增加公众预期错误对宏观经济的扰动,致使货币政策操作滞后于公众预期,最终必然加大调控的试错成本。在实行通货膨胀钉住制度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具有很高的透明度。

从理论上来讲,满足了上述三项基本要求的国家都可以采用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一致的方式实施其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必须具有对国内通胀建立模型及进行预测的技术与制度能力,能够准确评估政策工具变化对未来通胀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货币政策传导对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方式。

三、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分析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大部分国家,其宏观经济运行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越来越受到更多国家的青睐。从实践看,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中央银行有相当的独立性、有明确的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有较高的统计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信息透明度高等。我国是否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呢?

1.我国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目前,在政治独立性和组织独立性方面,我国央行都不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低:(1)货币发行不独立;(2)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上不独立;(3)监督和管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方面不独立。另外,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寡头结盟的市场结构,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在其中居垄断地位,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些方面会使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受制于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考虑,使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应,从而会使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有实现不了的风险。

2.我国不具有明确的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中央银行将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且目标期的实际通胀率是否落入目标区间被认为是评价中央银行政策绩效的首要标准,这常常会激励中央银行“不顾一切”地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这种唯“物价稳定”是图的作法有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而这也是中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譬如,当通胀率上升时,中央银行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若通胀率上升是由过度需求引起,则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正确的;但若是由供给条件恶化引起,则紧缩性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减少产出,增加失业。1991年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久,就受到了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供给冲击,但中央银行为了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反而提高了利率,从而引起经济的严重衰退,1990年~1995年加拿大的产出损失累积高达4000亿美元,平均失业率高达15.7%。由此可见,我国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3.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程度不高

中国人民银行的问责机制将随着其独立性的增强而加强,其透明度和沟通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但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央行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建设相比,我国的中央银行问责机制建设仍旧比较滞后。按照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议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议案和例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不得对外提供或公开发表,有关议案表决通过后形成建议书,人民银行在向国务院报送有关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时,将建议书或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上。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就是每个季度之初,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一次例会,然后在有关报纸上发表非常简短的“会议纪要”。由于“会议纪要”简短而且均为原则性表述,所以传达出的信息量有限,公众从中了解到的,充其量是未来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向,而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具体内容,这种信息披露方式,透明度应该说是不够的。

四、结论

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暂时缺乏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会将其拒之门外,我国中长期内应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以长期性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重构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参考文献:

[1]艾洪德武志: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适应性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5(8)

[2]贺力平:“货币政策新方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J].经济研究,1998(2)

[3]生蕾:从西方实践看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J].求索,2007(9)

[4]江秀辉李伟:论通货膨胀目标制被广泛采用的必然性[J].集团经济研究,2007(7)

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中性论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3-0057-04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实践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自1990年3月新西兰率先采用以来,已先后有加拿大、英国、墨西哥等20余国采用了该政策,并且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一些非采用国(例如美国、日本等)对它的讨论一直是经济学界以及经济政策界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在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前瞻性研讨中,它也正逐渐为人所瞩目。本文拟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和政策实践进行一些探讨,并考虑它对我国货币政策前瞻性设计以及现阶段防止明显通胀的启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将此预测与已经明确宣布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相比较,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届时的通货膨胀率落在目标区内。各采用国在具体操作上当然不尽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点:(1)中央银行明确地设定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2)该目标的实现为中央银行的优先任务,因此,“经济成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的均衡”为次元目标;(3)对于目标的实现与否、变更等,中央银行负有信息披露的责任,以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誉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学界、经济政策界日益被认同,即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只会对物价水平有持久的影响,而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而一个高水平、易变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从而阻碍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根据货币中性理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向增加产出、提高就业是没有意义的,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

但是,货币从短期来看又不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缓和对产出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货币当局会不时地受到来自于政府、相关部门、产业界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政策的缓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呢?这一客观需求促使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诞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明确公布,以及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化,进而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

二、5个早期采用国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个工业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为对象,简括地介绍并评价这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践。

1 5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点

(1)以CPI(或核心CPI)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控制目标值为年率2~3%。

(2)在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别是新西兰和英国为此特意调整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法》),它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拥有相当大的自。

(3)政策运行中,同时注重对产出等的影响,即各国采用的是一种“有弹性”、“灵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银行在维持中长期价格稳定的目标内,灵活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短期调整、允许目标发生短期偏离。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4)在实践中,它们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实际操作面上,它们均建立了预测通胀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胀预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实践中,它们都利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操作指标,并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影响长期利率等变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总需求、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

2 评价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前、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表l为这5国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胀率及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各国的通胀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波动也急剧缩小。

当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通胀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许多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似乎无法简单地就此判断上述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与之后良好的通货膨胀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上述5国中的英国、瑞典有着收益率与通胀率连动的国债市场,将它与一般的国债市场相比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胀率。两国的记录显示,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经过2~3年的过渡、这一货币政策的公信度为公众所认可后,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着稳定。这一事实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降低预期通胀率、治理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物价稳定具有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产出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涉及未来的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决策和规划时,必然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显示,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它增加了相对价格和未来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阻碍经济主体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从而对产出的稳定增长产生负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路径,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因此,它将为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目前为止的实证分析对此尚没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表2显示:此5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GDP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明显缩小(新西兰除外),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进而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信誉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货膨胀报告》(一般为季刊)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官方网页、行长等高级官员不定时的演讲、记者招待会、接受专访等方式(英国、瑞典两国,事后还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议的备忘录),分析经济运行情况、讨论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的金融和经济变量、并预测通货膨胀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

综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对这5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它有利于“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变动率,而一个清晰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期路径将有助

于减少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决策和规划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都有改善,都呈现出了低通胀、增长稳定的态势,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重要因素的贡献。

三、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中长期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的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引导公众、市场预期的简易性和大众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物价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简化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性的经济决策,这样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灵丹妙药,其适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没有维持其他变量尤其是汇率目标的义务、较高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保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条件。通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国,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并且它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具备了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同时它们皆建立了一个科学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与其相比较,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尚缺乏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法》阐述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看是单一目标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偏离价格稳定的目标。

(2)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3)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金融体制仍旧处于政府计划管理向市场转型的过程,利率、汇率尚未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在我国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需求和投资的利率弹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场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汇率的形成处于向一个“合理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渡阶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必然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4)人民银行是否具备较强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影响通货膨胀率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我国又正处于不断改革之中,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更加大了准确预测通胀率的难度,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难度很大。

篇9

关键词通胀保护国债(TIPS)物价连动国债年金投资

物价连动债券,指发行债券的利率设计和某一专门的产品的价格相联系,比如石油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就可以和石油的价格相连动,不但能让投资者分享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且利息的支付可以很好地和公司的收益情况联系起来,从而使发债公司在利息偿付上风险不大。再比如电力公司债券可以和电价相关联;钢铁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可以和钢的价格联系起来等。而本文所探讨的物价连动国债,专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动债券。

从国际上来看,物价连动债券最早出现在一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在1981年、美国在1997年也开始发行这种国债。现在,这两个国家此类国债的总发行额,已经占到全世界总发行额的80%。

在发行之前的1996年,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把这类产品称之为“通胀保护国债”(treasuryinflationprotection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发行后,又使用“通胀指数国债”(treasuryinflation-indexedsecurity,TIIS)这个名称。不过,市场参与者仍喜欢使用TIPS来称呼它。其他类似的称呼还有好几种。本文使用“物价连动国债”这个术语,主要原因有:一是这种债券随物价指数而波动,收益随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增加,也可能会随通货紧缩的发生而减少。因此,称之为“通胀保护”,就有失偏颇;二、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膨胀,后者不是随时发生的,但是物价却是随时在变动的。用“物价变动”,更能代表普遍情况;三是日本发行的类似国债,就称之为“物价连动国债”,这样便于统一、借鉴以及比较。

1物价连动国债的含义及产生

传统债券的票面额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债券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如果物价上涨率高于预期,则对债务人(传统债券的发行者)有利,对债权人(传统债券的赎买者或者投资者)不利。

物价连动国债,是一种用来对冲物价上涨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它的一般结构是先按通货膨胀比率来调整债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对调整后的本金进行计息。例如,可设10年期物价连动国债的年票息率为3%,物价上涨率为2%,面额单位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时,应付票息分成下面两步来计算:第一步,调整本金。调整后的本金=债券面额×物价上涨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确定利息。应付利息=调整后的本金×预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满还本时,应还本金为100×1.0210=121.9元(假设10年内的物价上涨率均为2%)。

就这样,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它的实际收益率就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使国债的购买者免于通货膨胀风险,并获得稳定的实际收益。

2物价连动国债的优点

物价连动国债的价值能够随着物价上涨的幅度而调整,这样,即使物价上涨,也不会损害该国债的内在价值(或者购买力)。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还基于以下考虑。

2.1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

对于传统国债的购买者来讲,他们将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国债的购买者将因为这种实际收益率的不稳定(也就是风险)而要求得到一种风险补偿,也即要求提高国债的利息或者赎回价值。这部分补偿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而如果政府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由于国债购买者无须承担通货膨胀风险,政府就无须支付通货膨胀风险金,从而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CampbellandShiller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风险补偿溢价在0.5%~1%之间。SackandElsasser研究指出,美国财政部1997年发行的三只TIPS节省了债务成本约12亿美元。

2.2物价连动国债提供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胀的预测对投资者和宏观决策层都具有十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的真实收益有一个合理的判断,而宏观调控部门则需要一个准确的途径及时了解市场的通胀预期以提高通货膨胀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当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为中立型,并且国债在市场上流动性很强时,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就等于传统国债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预期通货膨胀率=传统国债收益率-物价连动国债收益率。

如果发行多种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并对市场中相同时间跨度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进行对比,则可获得市场对将来不同时间跨度的通货膨胀率预期,这种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通过其它途径难以得到的。当然,由于税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使得这种普通国债与物价连动国债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化。但是,对于决策部门来讲,这种比较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政府可以据此对通货膨胀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3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有助于建立并发展一个长期的债券市场

人们对将来通货膨胀不确定的担心程度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使得发行长期普通债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长期的债券市场就更难以建立。而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将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智利、墨西哥和波兰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的目的就在于此。

2.4物价连动国债的发行将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并将促进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物价连动国债对于养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养老保险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优点是无通货膨胀之忧,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代际抚养的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担,宣告了现收现付制的失败。而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龄化的优点,但是它的最大问题是保值增值问题。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只有增值才能显示出积累制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物价连动国债,就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投资渠道。

原先在谈到养老金投资中用来对冲物价上涨因素的工具时,一般都考虑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股票并不是一种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上升,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做出一一对应的调整时,股票的实际收益最终下降,股票将不能给投资者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国外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从过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正的相关性。

2.5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按一般的投资组合理论,构成组合的投资品种间相关性越小,则越有利于组合的安全。而通过研究发现,物价连动国债与传统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很低。因此,投资者把物价连动国债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与其它的金融资产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3物价连动国债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物价连动国债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物价连动国债的“时滞”问题

在计算物价连动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时,要用到物价指数。而价格指数的统计与计算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使得物价连动国债所能采用的价格指数稍稍有点儿“过期”,即产生了“时滞”。时滞现象将影响物价连动国债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时滞越严重,这种能力越弱。

3.2名义税收制度会影响物价连动国债的市场吸引力

物价连动国债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这个功能要受到税收制度的影响。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人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税收制度建立在名义收入基础之上,这部分收入就要征税。这样,在出现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多交税;在出现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少交税。目前,我国的税收还没有与通货膨胀关联起来,对于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那么,物价连动国债的购买者仍将承担一部分通货膨胀风险,这将降低物价连动国债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物价连动国债的顺利发行。

3.3与传统国债相比,物价连动国债的流动性稍差一点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连动国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它们是为了对冲将来物价上升的风险,才购买此类国债的,而不是为了投机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场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国现在虽然还未发行此类国债,但是由于它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无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资者,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流动性差这个问题。

4我国债券市场引入物价连动国债的思考

目前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还不很合理,我国在以往几年的国债发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债券为主,中长期国债品种十分缺乏。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期限一般比较长,最高为30年。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很好地促进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随着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它们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是符合它们投资标准的一种理想对象。

另外,物价连动国债还可以帮助我国中央银行等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更好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水平,使债券市场利率水平更加合理。我国适时推出物价连动国债,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弗兰克·J·法博齐.固定收益证券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孙坚强.TIPS债券金融特性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2)

3冯啸,杜龙振.浅谈与通货膨胀相关联的物价连动国债[N].期货日报,2002-04-30

4薛福星.中国股票市场中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6(2)

5李洪凯,薛山.TIPS的运行机制和对我国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5(10)摘要国债是一种收入稳定、风险极低的投资工具,但是传统国债的收益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大大降低了它的吸引力。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可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从而抵消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了它的实际购买力同它的票息率一致。物价连动国债尤其适合作为对投资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的投资品种。

关键词通胀保护国债(TIPS)物价连动国债年金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5文献标识码A

物价连动债券,指发行债券的利率设计和某一专门的产品的价格相联系,比如石油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就可以和石油的价格相连动,不但能让投资者分享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且利息的支付可以很好地和公司的收益情况联系起来,从而使发债公司在利息偿付上风险不大。再比如电力公司债券可以和电价相关联;钢铁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可以和钢的价格联系起来等。而本文所探讨的物价连动国债,专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动债券。

从国际上来看,物价连动债券最早出现在一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在1981年、美国在1997年也开始发行这种国债。现在,这两个国家此类国债的总发行额,已经占到全世界总发行额的80%。

在发行之前的1996年,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把这类产品称之为“通胀保护国债”(treasuryinflationprotection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发行后,又使用“通胀指数国债”(treasuryinflation-indexedsecurity,TIIS)这个名称。不过,市场参与者仍喜欢使用TIPS来称呼它。其他类似的称呼还有好几种。本文使用“物价连动国债”这个术语,主要原因有:一是这种债券随物价指数而波动,收益随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增加,也可能会随通货紧缩的发生而减少。因此,称之为“通胀保护”,就有失偏颇;二、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膨胀,后者不是随时发生的,但是物价却是随时在变动的。用“物价变动”,更能代表普遍情况;三是日本发行的类似国债,就称之为“物价连动国债”,这样便于统一、借鉴以及比较。

1物价连动国债的含义及产生

传统债券的票面额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债券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如果物价上涨率高于预期,则对债务人(传统债券的发行者)有利,对债权人(传统债券的赎买者或者投资者)不利。

物价连动国债,是一种用来对冲物价上涨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它的一般结构是先按通货膨胀比率来调整债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对调整后的本金进行计息。例如,可设10年期物价连动国债的年票息率为3%,物价上涨率为2%,面额单位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时,应付票息分成下面两步来计算:第一步,调整本金。调整后的本金=债券面额×物价上涨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确定利息。应付利息=调整后的本金×预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满还本时,应还本金为100×1.0210=121.9元(假设10年内的物价上涨率均为2%)。

就这样,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它的实际收益率就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使国债的购买者免于通货膨胀风险,并获得稳定的实际收益。

2物价连动国债的优点

物价连动国债的价值能够随着物价上涨的幅度而调整,这样,即使物价上涨,也不会损害该国债的内在价值(或者购买力)。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还基于以下考虑。

2.1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

对于传统国债的购买者来讲,他们将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国债的购买者将因为这种实际收益率的不稳定(也就是风险)而要求得到一种风险补偿,也即要求提高国债的利息或者赎回价值。这部分补偿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而如果政府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由于国债购买者无须承担通货膨胀风险,政府就无须支付通货膨胀风险金,从而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CampbellandShiller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风险补偿溢价在0.5%~1%之间。SackandElsasser研究指出,美国财政部1997年发行的三只TIPS节省了债务成本约12亿美元。

2.2物价连动国债提供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胀的预测对投资者和宏观决策层都具有十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的真实收益有一个合理的判断,而宏观调控部门则需要一个准确的途径及时了解市场的通胀预期以提高通货膨胀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当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为中立型,并且国债在市场上流动性很强时,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就等于传统国债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预期通货膨胀率=传统国债收益率-物价连动国债收益率。

如果发行多种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并对市场中相同时间跨度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进行对比,则可获得市场对将来不同时间跨度的通货膨胀率预期,这种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通过其它途径难以得到的。当然,由于税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使得这种普通国债与物价连动国债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化。但是,对于决策部门来讲,这种比较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政府可以据此对通货膨胀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3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有助于建立并发展一个长期的债券市场

人们对将来通货膨胀不确定的担心程度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使得发行长期普通债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长期的债券市场就更难以建立。而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将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智利、墨西哥和波兰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的目的就在于此。

2.4物价连动国债的发行将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并将促进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物价连动国债对于养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养老保险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优点是无通货膨胀之忧,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代际抚养的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担,宣告了现收现付制的失败。而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龄化的优点,但是它的最大问题是保值增值问题。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只有增值才能显示出积累制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物价连动国债,就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投资渠道。

原先在谈到养老金投资中用来对冲物价上涨因素的工具时,一般都考虑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股票并不是一种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上升,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做出一一对应的调整时,股票的实际收益最终下降,股票将不能给投资者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国外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从过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正的相关性。

2.5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按一般的投资组合理论,构成组合的投资品种间相关性越小,则越有利于组合的安全。而通过研究发现,物价连动国债与传统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很低。因此,投资者把物价连动国债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与其它的金融资产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3物价连动国债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物价连动国债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物价连动国债的“时滞”问题

在计算物价连动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时,要用到物价指数。而价格指数的统计与计算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使得物价连动国债所能采用的价格指数稍稍有点儿“过期”,即产生了“时滞”。时滞现象将影响物价连动国债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时滞越严重,这种能力越弱。

3.2名义税收制度会影响物价连动国债的市场吸引力

物价连动国债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这个功能要受到税收制度的影响。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人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税收制度建立在名义收入基础之上,这部分收入就要征税。这样,在出现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多交税;在出现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少交税。目前,我国的税收还没有与通货膨胀关联起来,对于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那么,物价连动国债的购买者仍将承担一部分通货膨胀风险,这将降低物价连动国债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物价连动国债的顺利发行。

3.3与传统国债相比,物价连动国债的流动性稍差一点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连动国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它们是为了对冲将来物价上升的风险,才购买此类国债的,而不是为了投机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场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国现在虽然还未发行此类国债,但是由于它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无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资者,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流动性差这个问题。

4我国债券市场引入物价连动国债的思考

目前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还不很合理,我国在以往几年的国债发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债券为主,中长期国债品种十分缺乏。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期限一般比较长,最高为30年。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很好地促进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随着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它们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是符合它们投资标准的一种理想对象。

另外,物价连动国债还可以帮助我国中央银行等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更好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水平,使债券市场利率水平更加合理。我国适时推出物价连动国债,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弗兰克·J·法博齐.固定收益证券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孙坚强.TIPS债券金融特性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2)

3冯啸,杜龙振.浅谈与通货膨胀相关联的物价连动国债[N].期货日报,2002-04-30

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

Taylor规则

中介目标

引言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产生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McCallum(1983)的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能力(Litterman&Weiss,1985), Friedman & Kurrner (1992)通过VAR检验认为商业票据利率与三个月国库券的利差对真实收入的预测能力不仅高于货币总量,而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利率。这证明了包含长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线作为中介指标的重要性。随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提出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对实际货币政策进行理论概括,部分是对最优政策进行分析。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分析法分别使用美国、英国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经济数据,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认为规则信息(rules messages)比目标变量更明显依赖于指定的政策工具。Clarida, Gali and Gertler(1997,2000)采用反应函数法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对两类国家G3(德国,日本,美国),E3(英国,法国,意大利)货币反映函数作了估计,得到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通胀目标优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结论,并以此为一种手段为货币政策去获得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Judd and Rudebusch(1998),Gerlach and Schnabel(1999),Nelson(2000)将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结合起来,在分析货币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估算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这些研究涉及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等主要货币组织。Levin ,Wieland and Williams(1998)对美国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得出联邦基金利率一阶差分对当期产出缺口、一年期平均通胀率及目标通胀率差值作出反应的规则,该规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是稳健的,且一阶差分规则优于Taylor(1993)规则。Christiano and Gust (1999)采用一些国家的经济数据检验了泰勒规则的操作特征,得到当通胀增加时,名义利率增加大于1:1,当产出相对于趋势变化时,利率没有作出相应变化的结论。Lawrence Ball(2000)建立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规则,通过在泰勒规则方程中添加汇率变量来决定利率,央行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利率或货币条件指数。Giannoni and Woodford (2002)将工资与价格粘性引入泰勒规则,并考察了新规则的稳健性。Clarida,Douglas Laxton and Paolo Pesauti (2003)建立了一个简单IFB(Inflation-Forecast-Based)规则,它不是依据直接均衡利率估计,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给予较大的权重,结果表明这种规则比通常的泰勒规则表现好。

国内学者谢平,罗雄(2002)运用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首次将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得到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运用水平的结论,并认为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之时,建议泰勒规则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参照尺度,用以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

综上,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理论与现实基础的,在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今天,选择一个恰当的利率市场化下的利率规则,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央行在掌握稳定的市场化利率规则后就可以很好地估计出利率变化对总产出、货币供应量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大小,从而有效地实现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也正由于此,国外有大量来对利率市场化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历史的局限性,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构建适合我国未来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稳健货币政策规则,为国家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

关于泰勒规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 ,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预算平衡案被通过。在新的财政运作框架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减少税收等传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样,货币政策就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工具。面对新的局面,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就是现在美国界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1993)。

Taylor(1993)认为,政策规则不一定是政策工具的固定设定或一个机械的公式,规则型行为是系统地(而不是随机地)按照某一计划实施货币政策。Taylor用一个简单的政策规则来说明政策的制定,即一般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 是中央银行用作工具或政策目标的短期名义利率,即在一天或一周内能够控制的利率; 是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 是最近期通货膨胀率的均值(预期通货膨胀率); 是中央银行目标通货膨胀率; 是产出缺口。Taylor于1993年对美国1985-1992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指定 =2%, =2%,而 是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潜在产出则由实际GDP的对数进行线性趋势拟合,于是模型变为:

他的研究发现:如果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产出缺口 ,且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值,即 ,则 ,经济可保持在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美联储目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应当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一个百分点,则利率就应该降低0.5个百分点。这种规则与联邦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拟合的很好。只有1987年,当美联储对股灾做出反应时,规则值与实际值有一个较大的差距。因而,可以说美联储的货币操作是按照泰勒规则来进行的。

泰勒规则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性。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潜在水平,或失业率低于失业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则使实际利率 偏离实际均衡利率,货币当局就应运用政策工具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恢复到实际均衡利率。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美国对其货币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实行利率平滑货币政策:货币当局以实际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通过控制短期利率,使之沿同一方向逐步小幅变动,而只在经济运行情况变化时通过稍微改变利率的方向,给市场传达明确的政策信号,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

有关启示

在金融学领域中,一般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五个方面: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但是,上述几个目标往往是有冲突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达到这几个目标,并且,货币政策对这几个目标的贡献度是不同的。,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放在保持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方面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分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与隐性货币政策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中的所谓“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予以实施之前,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序或原则,如弗里德曼主张的“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相机抉择”则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过程中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束缚,而是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以图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自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具有浓厚的“相机抉择”的色彩,尤其在1993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前更是如此。相机治理的货币政策呈“松—紧—松”的态势,经济运行总是处于“过冷”或“过热”的交替之中。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变化。目前,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研究部门,都渐渐形成了“不能依靠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主张货币政策操作按“规则”行事。在“九五”计划中,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按季度公布Μ1和Μ2的增长率,这一货币政策规则的运用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现实运作中,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出现较多。诸如: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有所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不完全 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单一固定规则显得过于僵化,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灵活度与可信度的冲突尤为明显。因此,选择正确的政策操作规则,对于宏观调控决策者来讲十分重要。根据国际金融开放的基本经验,WTO框架下会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生较大变化。

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既对政策工具有规则约束,又对当前或预测的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积极政策规则,应是中国当前的最佳选择。就目前而言,对我们有如下启示。第一,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分析研究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否可靠及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的问题,旨在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在利率市场化之前,可仍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 。第二,由于加入WTO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难度很大,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以选择性的区间值,而不是固定性的单一值形式给出,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形。当预测表明经济运行处于预定正常区间时,按照预先制定的正常货币供应政策行事;如果预测值低于其中之一,则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实行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测值高于其中之一,则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避免随意性政策造成不必要的代价,又赋予了货币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应变性,避免了政策僵化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利率弹性的增大,中国要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借鉴国外运用较为成功的利率市场化下的货币政策规则,比如泰勒规则,根据一定时期经济增长与其历史趋势的偏差、通货膨胀与其目标的偏差,进行利率政策决策。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刚刚启动,利率的灵活性与结构还不可能合理,实际的均衡利率难以形成,加之我国在汇率方面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不是“市场汇率制”,因此,在我国的现行金融体制下,货币政策运用难以很好地适合泰勒规则。针对我国目前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形势,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率市场化主导的稳健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李维刚,2001:《泰勒规则、联储货币政策及我国货币调控的思考》[J],《国际》2001年第6期。

2、 谢平,张晓朴,2002:《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1994—2000年的实证》[J]。《国际评论》,2002,5

3、 Litterman,R.B.&Weiss,L.1985: “Money ,Real Interest Rates and Output :A reinterpretation of Postwar U.S. Data,” Econometrica, January ,1985,Vo 1.53,pp 29-56.

4、 Taylor, J.B.1993:“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pp.195-214.

5、 Nelson, Edward.2000: “UK’ Monetary Policy 1972-97: A Guide Using Taylor Rules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 No.120.

6、 Taylor,J.B.1999:“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 Monetary Policy Rules,Uni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McCallum,B.T.1983: “A Reconsideration of Sims’Evedence Concerning Monetarism”, Economics Letters,pp 67-71。

8、 Clarida, Gali and Gertler,1997:”Monetary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6254, September 1997.

9、 Judd,John P.and Glenn D.Rudebusch.1998:“Taylor’s rule and the Fed:1970-1997.”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view. No.3, p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