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的影响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6: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库区移民；水质变化；疾病流行；古迹破坏
水库的建设改变了库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库区气候、水温、水质发生变化，同时会引起水库淤积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如此，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库区社会环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包括库区的移民、疾病流行、文物古迹被破坏等。
1 库区移民问题
我国移民政策经历了60余年的探索，正逐步趋于成熟，移民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部分水库是改革开放前建设的，遗留问题较多，故移民工作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1 前期移民规划不当，造成土地过载
对农村移民主要采取就地后靠方式安置。由于重工程建设、轻移民工作，移民规划不当，未做详尽的环境容量分析，致使搬迁后，后靠安置区的环境容易紧张，耕地面积急剧下降，土地过载，人均占有耕地少，移民生活困难。例如，丹江口水库，1958年动工兴建，淹没区约3万hm2，涉及湖北、河南两省中的三县两市，水库移民38.2万人，其中90%以上为农业人口，少部分远迁，大部分后靠。库区原有25万人，迁入20万人以后，人均只有几分地。此外，由于盲目后靠，移民后靠新开垦的坡地，坡度超过30°的占1/3以上，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1.2 移民补偿低，后期扶持不足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只对移民进行前期补偿，其标准偏低。为了解决因前期补偿不足带来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先后设立了库区维护资金、库区建设资金和后期扶持资金，分别用于解决不同时期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但由于各地执行政策不统一，扶持基金数量严重不足，造成水库移民大部分就地后靠，少部分外迁安置。当时对移民只做了短期的生活安置，生产扶持没有跟上，尤其是安置区耕地减少，土地贫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对移民工作的重视，加大了库区扶持力度，改善了移民的生产条件，才使移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逐步接近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
1.3 移民社会适应性低，依赖心理严重，生存状态边缘化
外迁后，原有的社会团体消失，移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社会凝聚力严重消弱。同时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接受地的人口密度陡增，造成土地，、水、公共服务设施等需求的增加，使移民与当地居民产生冲突。此外，移民素质普遍偏低，安置区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基础薄弱，加之移民后期扶持设施没及时跟上，从而造成移民在搬迁后的生产和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降，与当地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这些因素导致移民游离于当地关系网之外，使得移民群体生存状态边缘化。
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在考虑移民安置时，要平衡移民的权利与迁入地原有居民的利益，应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双方。加强移民的责任感，在对移民的未来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时要有移民或移民代表参与，这将有助于激发移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移民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移民自我管理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
1.4 移民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
在移民管理体制方面，迄今为止中央政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水库移民管理机构。目前各省的水库移民管理机构建设很不规范，分别挂靠不同部门，行政协调能力弱，职责职能不健全。并且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民政部门主管，而水库经营单位则负责相关移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
为健全移民工作管理体制，并规范管理，应成立全国统一的移民管理机构体制，以有效履行政府的管理职责：（1）成立统一管理全国水库移民的职能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并制定政策、法规，进行行业管理等。（2）各省政府成立对应的移民管理机构，并且将水库移民安置统一纳入行业管理。（3）加强移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一是对经营机构的监督；二是对管理机构的监督。（4）对移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机构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规定基金经营机构的最低法定准备金和相应责任，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5）管理机关的成员应由水库经营单位、移民、当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共同组成。这样既可以限制政府在移民社会保障工作中的强制执行，也可以促进移民自愿参与社会保障工作的制定与执行。
2 水库建设对库区水质的影响
水库建设改变了库区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些改变可能成为影响库区人民身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库区气候的改变可能增加了虫媒或者病媒传染病的传播危险。
库区水质的变化也影响了库区居民的健康。水库蓄水带来的水体富营养化降低了水体透明度和溶解氧的能力，并释放出有毒物质。例如，2005年三峡库区回水区多次出现“水华”现象。2005年3月，巫山县的抱龙河、大溪河、大宁河及秭归县的童庄河、吒溪河、坝前木鱼岛均出现了“水华”现象，水体呈中度富营养、轻度富营养、中～重度富营养状态。
3 水库淹没对文物古迹的影响
库区水位提高后，淹没区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或者被迫迁移。还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该水库一期工程在1967年蓄水时，由于对文物古迹未采取任何措施，使得173处古建筑全部被淹没，其中包括著名的迎恩殿、净乐宫、周府庵等；在底下文物方面，被淹没的以淅川下寺遗址最为著名，此处被疑为楚都丹阳所在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始建于1412年，历时12年，该建筑群从均州古城内的净乐宫开始，“五里一庵，十里一宫”，绵延至武当山金顶，气势宏大，但在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中，有1/3部分被库水吞没了，文物破坏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罕见。
三门峡水库淹没耕地200万亩，致使陇海铁路往南平移约130多km，潼关南迁，其中以永乐宫最为重要。永乐宫是道教三大祖庭之一，占地13万m2，是现存最大的道教宫观，它始建于元朝，建筑规模宏大。殿内960m2，巨型壁画艺术价值最高，继承了唐宋绘画遗风，堪称壁画典范。为了妥善保存这一历史瑰宝，1959～1964年永乐宫从永乐镇原貌不变地搬迁到了山西省芮城县郊区，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
除此之外，三峡工程中的名胜古迹更是不胜枚举，已出土的库区珍贵文物千件以上，各类遗物标本达数万件。这些文物被逐步转移至三峡博物馆。
4 结语
水库的建设对库区的社会环境影响很严重，有些直接威胁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些则造成不可估量的文化损失，因此，水库建设期间应充分全面考虑各种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将各种损失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徐礼华，刘素梅.水库及其环境影响[D].中国水利水电，2012.
篇2
关键词 财务管理 应对策略 环境与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逐渐向着高速而稳定的方向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逐渐缩短了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面临这样的新环境，国内企业将迎接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新环境也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在这一形势下，企业想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应从财务管理着手，因为新的环境中，财务管理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它将贯穿于整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对企业的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抓住了财务管理就抓住了企业发展的命脉。
一、新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等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国内企业财务管理在管理观念和方式上都显现出了它的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财务管理理论已不能满足现有企业的发展需求，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是建立在有形资产管理基础之上的，而新形势下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发展让企业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了发展，这就让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发展现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2、随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财务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企业管理的手段和高速发展的网络管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3、目前财务管理更多注重的是财务风险管理，但新形式下的企业风险投资管理让财务管理的范围显得更加狭窄。
4、现行财务制度呆板，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等、不相容。
5、目前的财务管理中的财务评价体系主要以可用货币计量来进行，而对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一类指标的评价力度却不够。
针对当代财务管理面临的困境，为了更好地满足21世纪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将以环境变迁为契机，不断进行创新。
二、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分析
财务管理依存于一定的环境，这就意味着企业的财务活动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企业在进行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总对其产生着影响，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就构成了财务管理环境。在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中，要使企业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把握好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对因素作出具体分析，把握住最佳的时机，掌握规避风险的应对措施。从具体的财务管理环境的分析来看，企业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分析，这主要是对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社会大环境，包括全球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竞争不断加强以及随着互联网应用下的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内部环境的分析，这主要是对企业内部因素作出的分析，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重建和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后的虚拟公司的创建。
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对财务管理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内外环境的综合影响力，方能获得发展。
（一）全球经济的发展。
“地球村”已经不是传说，对财务管理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将带给财务管理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的生活和财务密切相关，也正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必然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以信息为主的社会将转变为以经济为首的时代。从企业来看，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挑战的存在。首先，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活动拓展了空间，企业有多少的机会参与到整个经济环境中，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扩大了选择的机会；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企业无疑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但面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时，自身的“抵抗力”就决定了企业的生存机会。不得不说，在面对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如何在外部环境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机遇、规避风险成了企业研究的一个重点。
（二）知识经济的竞争不断加强。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换句话说，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逐渐步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知识作为科学的基础，带给企业的是以知识来促进企业技术的提供，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从目前的知识经济发展情况分析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加强。具体表现在：
企业以知识经济对企业技术进行改进，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渐提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因知识经济的参入而得到降低，利润空间变大，企业不断壮大。
知识经济注入企业生产过程中导致了企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促使企业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这可以从美国“新经济”的表述中找到印证。自然，高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传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当高新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领头羊”时，企业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是由美国IBM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应用于企业经营的一种新型模式。和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相比，电子商务在经营上能更有效的降低成本。面对电子商务，实现网络财务管理也是大势所趋，实时包括的网络财务管理为企业的经营缩短了管理时间。而与此同时，网络的安全又为网络财务管理带来了威胁，这也是企业在财务管理环境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新环境企业财务管理对策分析
（一）以财务理论为基础促进发展。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21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建议采取如下对策：(1)建立一支稳定、高水平的财务管理研究队伍，以研究队伍为基础对财务管理理论进行研究，促进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2)切实加强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育，以此来培养财务管理所需要的新型财务管理人才，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3)理论界与实务界合作，要充分将理论的研究与财务管理实践相结合起来，在研究的同时进行财务管理实践，相互补充，共同发展；(4)成立专业的企业公关队伍，这主要是针对企业内部而言，企业应对内外环境进行分析，以专业的财务管理公关队伍来研究本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素，然后用理论来改革企业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
（二）以新型管理模式来促进发展。
新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主要有财务管理权的集中管理模式、自主管理的分权模式和集团总部指导下的分散管理模式三种。而集团的财务管理要以制度作为保障，在市场的引导和资本的支撑下，对集团的资产进行合理的配置，将集团的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使资本能高效运营。
(1)集中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是指财务权都掌握在母公司的手中，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控制及统一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母公司享有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决策权，包括财务、供销等都由母公司统一操作，而子公司在财务方面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决策权。
(2)自主管理的分权模式。自主管理的分权模式是指子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也就是子公司也有财务管理的决策权，母公司对子公司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子公司有很大的支配权。
(3)集中下的分散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也就是指子公司在集团总部的统一领导下有一定的决策权，是集中下的分散，分散下的集中。
（作者单位：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樊萍. 财务管理未来环境的变迁及其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现代经济信息.2011 2.
篇3
摘要：提起移民，多数人就会想到三峡移民，那是20世纪末人类最大的一次居住地集体迁徙。然而在此之前，20世纪中期60年代湖北十堰地区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居民迁徙，原因也和三峡工程一样，是由于修建丹江水利大坝。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居民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样大规模搬迁过程中，原住地居民搬迁到环境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搬迁的居民家庭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而在这些外在环境变化中，性别分工的重新建构又是怎样，其中女性又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她们对家庭成员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又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入眼，选取了移民家庭作为访谈对象，来探讨女性在社会环境变化下对家庭关系重构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性别；移民；女性；家庭关系重构
一、丹江移民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基础建设高涨时期，各种基础工程、水利工程等开工兴建，而湖北丹江库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湖北丹江（现称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部，西毗邻中国道教文化名山――武当山，东北部紧邻河南省，南部为文化名城襄阳，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其地势西北高且多山，东南地势较平坦，是两种地形交接之口，区域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横贯流过，并有汉江最大支流丹江汇集于此，水资源丰富，是修建大坝蓄水发电的天然优选之地。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兴建丹江大坝。1973年丹江口大坝建成蓄水，丹江口库区也因此形成，形成后的库区为当时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2012年国家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丹江水库因其良好的水源而被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大坝再次加高，建成后库区将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沿线地区的20多座城市供水，成为北方各省重要的水源地。
丹江口移民也正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大坝前大规模迁移出来的原居民。国家对于搬迁出来的居民在新定居地重盖房屋，并帮助居民搬迁。丹江移民和后来的三峡移民略有不同，当时丹江移民不是“整体搬迁”到一个地方定居，而是分散搬迁，即原来住在一起的同村人、邻居、亲属等全部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搬迁到不同的新地址。因而，当时的移民不仅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内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触动，但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更看重奉献精神，人们虽不愿意，但却接受国家的统一安排，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本文也希望通过对当年这段历史的重新回访，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探讨当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改变时，女性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并为家庭关系重构及家庭成员幸福感重建起着怎样的作用？
二、生活环境的突变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人是社会生物，需要群居，同时也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具有内在的安全感和亲切感，而这个“熟悉的环境”包含的内容很多，如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生产资源、生活环境、情感环境、民俗等等。移民却部分或全部打破这种“熟悉的环境”，重新组合，移民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除了自己家里几个人是熟悉的外，其他所有都是陌生的，包括生活环境中的所有人和物。这种感觉对于当时的移民是种内在的惶恐：陌生的环境、亲属的分开、生存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情感问题，不仅仅是女人和儿童，包括成年男性也会有，使得原有的家庭平衡和自我满足感被打破，具体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首先，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移民是个巨大的挑战。丹江库区属于山区，居民依山而居，搬迁移民后多数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移民前，“山”是人们生存资源的主要来源，田地多以旱地为主，虽有部分水稻田地，但数量却很少，农作物也以玉米、小麦、红薯等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性是生产的主体，女性多以家庭和辅助劳动为主；移民到江汉平原地区后，土地是平坦的水田，农作物也以水稻为主，部分地区一年两季水稻，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平原地带女性和男性在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移民男性和女性都要重新学会新的生产方式。另外女性承担的劳动量加大，不仅插秧、锄地、打农药等工作量轻的活要做，甚至“肩挑、背扛”等重活，女性也要一样和男性分担。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家庭是种巨大的挑战，而面对这些需要重新学习的“劳动技能”，很多家庭在移民到新地址后存在很大的生存压力，很多女性甚至很多年都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家庭的影响。在移民前，家庭生活方式是山地居民生活方式，家庭的作息时间也以山地耕种周期来变动，食物以玉米、面食为主，辅以大米；移民后因平原地带是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在饮食方面和山地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主食以大米为主，辅以少量的面食，玉米就更少，基本不种植。食材的改变使得相应的烹饪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原来烹饪方式是面食的方法，而现在以大米为主食，习惯上口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小孩和年青人等适应力较强，能够较快适应新的生活习惯，但对于中老年人要改变这种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却是非常困难。其中一个细节是家庭生活燃料的改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原来山地生活家庭主要燃料是山上的木材，居民就地山上取材，而平原地区多以晒干后的水稻秸杆作为做饭燃料；两者虽然都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燃料，但却有很大的不同，木材不容易点燃，火焰少但却燃烧缓慢，耐烧；而水稻杆易燃、火焰大，但却燃烧很快，用其方言讲“不ao（熬）火”。很多移民在搬迁到新环境后，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新的燃料，无法把握火候；做饭时，饭不是被烧糊，就是做成“夹生”，引起家人的不满和抱怨。另外对于移民中的老年人，几十年都习惯于柔软的面食，如面条、玉米糊、蒸的馒头、包子等，而移民到平原地区后，主食换成生硬的大米，食后胃很不舒服，消化较慢；很多中老年女性为了能够适应新的主食，就将米饭煮很长时间，煮的很烂，这样的米饭迎合了老人的口味，却又被年轻人所不习惯，为此很多移民家庭在移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庭内部就“吃饭”问题让负责做饭的妻子或母亲们非常为难。
再次，就是人们情感的缺失。以前无论是亲属还是邻居、同村人，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族群，有祖祖辈辈生活熟悉的环境，移民后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情感的分离对人的影响较大，也是造成人们内心不愿搬迁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时的移民政策却单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搬迁，家族中其他亲属家庭分散在不同区域；同时由于当时通讯业的不发达，搬迁后联系不方便，对女性而言，最大的感觉就是搬迁以后没了“娘家”，这在女性情感中是种很大的冲击。
三、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
虽然丹江移民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环境的改变，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其中的女性承担的压力比男性更大，主要体现在家庭压力，新环境适应性等方面。
女性不仅跟男性一样，需要承担周围环境的变化，更承担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男性在外面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和陌生，他回到家里总希望能够找到熟悉的感觉和环境，而多数男性则认为这种熟悉的环境应该由家里的女人来营造和维持，而忘记了女人其实也跟男人一样，需要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丹江移民后男人认为能否在家里找到以前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感觉、甚至熟悉的食物口味，那都是女人应该做的。调查中一位移民现在还记得其母亲曾费尽心思为家人做顿面食的事情，仅仅只是顿面条，但当时的幸福感却能在人心中持续很多年还能被回味。
除了家庭的压力外，移民中的女性更多的时候承担着来自新环境的适应压力。女性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刚搬迁到现在居住地时，受关注程度太高而让人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引得本地居民十分好奇，很多同村的女性都喜欢到移民家里“串门”，而“串门”后发现的新的事物、新不同就成了女人们闲聊时的话题；以往很平常的一些习惯都会被现居住地的女性拿来“探讨”，例如丹江山地女性居民很多有吸烟习惯，但他们抽的烟和男性不同，男人喜欢“旱烟”，而女性吸烟则使用一种叫“水烟袋”的工具，里面装水，上面填上烟丝，这样烟丝燃烧后产生的烟不会太“冲”（“辛辣”的意思），适合女性抽，这让本地人很是好奇，因此而被当地居民议论过很长一段时间，这让移民中的女性感觉很不舒服（被置于众人目光的“聚光灯”下的感觉），心理上觉得自己很另类，很长时期都无法融入本地女性群体中。
另外，本地女性自小就接触水田的生产劳动方式，熟悉而擅长，而移民中的女性对这些却基本不懂，所有的水田生活方式都要重新学习。例如插秧，那是本地女性居民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如果哪个本地女人不会插秧会被别人耻笑的，甚至都找不到婆家。农忙时节，在宽阔平坦的水田里几十个妇女一字排开，弯腰、低头、微屈膝、左右手分工协作，倒退着插秧，左手拿秧把，右手分秧，然后快速插入田中，要求深浅适中，距离大致均等；谁插的又快又齐整，在平坦的田地中一目了然，干活的同时也是女性们相互暗自比拼的时候。然而这些都不是山地女性所擅长的，那些不懂插秧，或是插的慢，又不齐整的移民女性将在这种无言的竞争中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四、中国传统家庭中女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影响力
社会环境变化中，人的社会价值也必然会发生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对家庭的影响力要高于男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决定性。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传统中国女性多以家庭为主，是家庭中的主导因素，即“女主内”，二是中国女性身体中所具有的千年传承的“美德”对家庭成员更具影响力。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很多家庭成员都是从家庭主导女性――妻子或母亲身上寻找原来熟悉的情感。虽然面对环境的变化，女性和男性同样面临着恐慌和不安，但在“家”这个环境中，女性却比男性更擅长营造出家的温暖，丈夫从家庭布局、熟悉的饭菜获得安慰，孩子从母亲身上寻求保护。
丹江移民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己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移民后的女性无论是否跟男人做同样的农活，家庭事务始终都应该属于女人来打理的。调研中丹江移民多次提到一个词――“姑娘家”，这里的“家”是指家庭，而“姑娘”并不是指那些没结婚的女孩子，而是代指家庭中的妻子。“姑娘家”在他们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家有了妻子才能算是个完整的家，而那些家里没有妻子、单亲父亲带着孩子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不能算是完整的“家”；二是深层含义，妻子是家庭幸福与否的根本原因和外在代表，能干的妻子可以很好的照顾好家人，也能很好的操持好整个家庭事务，例如财务管理、人情世故、邻里关系等，这两层含义总结理解就是“有妻子才算是完整家，有好妻子才算有幸福的家”；那些虽然也“身为人妻”却不能把家庭操持好的就不能算是好妻子，自然在旁人的眼中，其家庭幸福指数就要降低很多。这个观点很符合中国儒家关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标准，但又超出儒家的要求，不仅要对内贤惠，更要能够对外应对各种关系，甚至家庭财务管理。关于丹江移民的这个观点，本人在调查中也曾访谈过本地的居民，他们对于这个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但对“姑娘”所代指的范围略有不同，本地人理解不仅仅可以指代“妻子”，还可以是那些可以取代妻子地位的其他家庭女性，例如祖母、长大但尚未出嫁的女儿；如果有的家庭妻子不在了，但家庭中能够有以上可以取代其“管理”地位的人，并能很好的操持家庭事务的，这个家虽不完整，但也算幸福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就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在传统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很多都市现代家庭认为男性应该负责赚钱养家，负责家庭经济来源，女性只需要在家做个“全职太太”，负责相夫教子就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观念说明家庭幸福与否与家庭收入高低有一定关系，但财力绝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其中家庭核心女性――妻子（也是母亲角色）才是维系家庭成员幸福感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家庭中下一代成员尚未成年，这种对家庭关系重构以及追求幸福的自信心的作用就更强。
20世纪60年代丹江库区的移民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时的移民现在早已经融入本地居民的中，老一辈的人多数已经去世，二代以后的与本地的居民在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已无差别。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女性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和角色转变，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家庭中的男性，还有移居地的社会压力，以及女性本身自我的压力，但她们却坚韧的度过那段特殊时期，成为家庭幸福重构的主导力量。半个世纪过去，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新生代的产生，“移民”这个词也很少在当地人中提起，而当年的“移民”的后代也与本地人建立各种关系，还有很多人也走出家门，到外地工作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移民，但在这个历史的迁徙中，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对家庭关系重建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篇4
一、会计的演变历程
从人类产生了生产活动以来，会计就开始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社会，受环境的限制，会计的前期经历了图形记事、结绳记事和书契记事三个阶段，这些表明了在早期社会会计的萌芽已经开始破土而出，同时也证实了会计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农业经济时代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同时商业发展较为缓慢，会计还未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不过，会计方法中开始出现了单式记账，也是会计历史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自然经济不断发展，单式簿记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成熟固定的会计方法体系。然而，世界在进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吸收西方思想，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应运而生，会计也随之由单式记账变为复式记账，会计分工、会计准则、会计职能确定等等也越来越完善，直至今天，信息化的发展仍在推动着会计向更完善的方面发展。
二、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
（一）对会计准则的影响会计准则的目的是对价值的各种要素予以确认，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分共契约”和“私人契约”的“复合体”，随着经济大环境变化以及管理的要求提高，会计准则也在日趋完善，并根据当前经济情况以及可预见的预期环境确定会计准则的标准。当然，在21世纪，会计准则也将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是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挑战，第二是股票等特殊金融资产计量的挑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衍生工具的挑战。这些挑战要求会计准则必须适应环境，不断完善。
（二）对会计目标的影响会计目标是会计运行的基本向导和最终归属。要想使会计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首先必须保证会计目标与社会方向的一致性，离开社会经济环境所指定出来的会计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在知识经济下，会计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是会计发展的主旋律，代表了会计发展的方向。因此，未来会计的目标将是向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同时兼顾受托责任信息，使会计目标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性。
（三）对会计对象的影响会计对象是指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人们对会计对象的研究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入的，在知识经济的发展现实情况下，对会计对象的深入认识主要体现在会计要素上，六个会计要素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会计目标，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不断的修改。例如，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追赶有形资产，因此资产的定义就要随之改变。
（四）对会计计量的影响会计计量是是用货币等不同的单位来计算各种经验业务发生的过程，用具体的数据计量来确定事物的等价关系。会计计量是会计的核心，传统的会计计量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模式逐渐取代传统的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模式。同时，在会计计量上，对会计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对会计报表编制的影响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必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编制会计报表，它能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在自然经济中，一直采用手工记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编制会计报表往往会出现一些从未遇到过的一些新问题而令人不知所措，因为在社会经济环境下，会计报表的编制是高度程序化、自动化和透明的，用户直接看到的就是会计报表结果本身，而编表过程完全依赖于会计信息化软件。因此，社会环境对会计报表的编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结论
在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环境在不断发展，会计所处的环境也随之改变，这必然会对会计各个要素包括会计整个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纵观我国的会计的发展历史，再借鉴外国会计的发展历程，针对新时期下的新问题、新现象，要从会计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发展，保证会计目标的方向正确性，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会计准则，确定准确的会计对象，选择适当的会计计量方法。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会计也从最开始的结绳记事到如今完善的会计体系，未来的计量模式将会出现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局面。近几年，自从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的变化更大了，这就要求我们要更新观念，加强会计准则建设，强化会计职能。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快会计信息化步伐,规范和开拓会计市场，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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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环境 会计方法及理论 影响
会计环境是会计主体、会计理论、会计方法所赖以存在的境况,并决定着会计思想的演变、会计组织的建立、会计法制的制定、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 目前,国内外对会计环境的分类仍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有: Famer和Richman认为,会计环境包括教育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法律因素四部分。
FrederickD.S.Choi认为,会计环境包括法律体制、政治、企业所有权的性质、企业规模及复杂性的差异、社会气候、企业管理及金融界的精通程度、立法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特定会计立法的出现、企业革新的速度、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职业教育和组织。
一、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方法及理论的影响
纵观会计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环境会计的影响是伴随着会计的发展而产生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会计的巨大挑战，反过来会计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经济环境的冲击下，就给会计方法和理论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对会计对象造带来的挑战
会计对象就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流动的资金现象，这些流动的资金就是会计需要计算和控制的内容。其实主要是反映在会计要素的冲击，这就表现在会计要素要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做出调整，因为，会计要素只要及时修改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变化，也才能为会计目的做出相应的准备。
2.对会计报表目标带来的挑战
会计报表目标就是指为会计的核查对象安排的会计信息以及对会计报表使用者到来的需要，会计目标是发展会计实务和理论的根本事项和条件，也是会计理论基本结构的最顶层。由于对会计目标的冲击造成了理论学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受委托责任观点，它是针对过去并且强调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一个是决策有用观点，这种主要是针对将来着重讲了信息质量的相关性。未来的会计信息发展方向应该是要向使用的人不仅要提供质量效果好的信息，同时也要注意受委托的责任信息，这才是会计发展的正确目标。
3.对会计计量带来的挑战
会计计量就是用货币等不同的计量单位来计算各种经济业务发生的过程，用明确的数字计量来确定事物发生之间关系。以前会计在计量方面上就是用成本计算、折旧、损益类等方面的实务来表现的，这样成本的计量模式是传统的方法。知识经济时代主要讲究无形资产代替有形资产，这就决定了传统的计量模式将被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取代，但是公允价值模式的计量法带有主观判断性，缺乏可靠性，而历史的成本计量模式具有可依据性，比较客观。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过程中，在推行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模式要依据传统的成本计量模式，这也是未来会计发展的趋势。
二、针对经济环境的影响做出的调整
会计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管理系统，对经济环境的管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处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会计由于受经济的冲击，必须做出合理的调整来保证会计职能的正常发挥，那么，针对经济环境与会计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
1.借助政府的有效手段来规范经济的环境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借助国外市场的特点来结合本国的市场体制来建设的，经济的主体单位是市场，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规范，这就需要政府采用适当的法律或其他手段来正确的规划经济体制，干预市场的发展形势，为会计工作的正常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2.跟上国际会计的步伐，健全会计制定标准
会计作为一门国际化的管理学课程，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跟上国际会计的步伐，严格依据国际会计的变化形势，尽可能的降低会计准则中的多项会计方法和标准，认真根据国际化标准来规范会计制定，避免主观性的控制出现了会计信息不准确性的问题出现。
3.改变会计计算的计量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无形资产的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会计计算的范围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决定了传统的成本计量模式已经出现了许多不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改进会计核算和计量模式。因此，必须增加会计信息的容量，考虑增加非货币形式的模式，同时，也要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形式的计量模式，结合传统的成本模式和多种计量模式来改变会计核算的计量模式。这样的结合与并重才能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全面性，提供给广大市场经济主体完善的市场反映内容。
4.加强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
会计学的运用离不开会计人员的工作，但是目前多数会计人员的职业习惯已经不能适应会计的发展要求了，因此，这就需要会计人员加强自身的职业判断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这样才能避免会计工作信息的失误等诸多问题，更加促进了会计工作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总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会计的不断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环境也会影响会计，如何找出一个平衡的方法来促使会计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下稳定的发展，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会计专业的人员应该在以后的事业过程中，力求探出经济环境与会计融洽互动的有效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陈淑娟;我国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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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院随访；回归社会；相关因素；护理干预
通过随访调研采集了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治疗达到临床痊愈的90例出院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对其进行院外动态随访调查，发现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因素有很多，在与患者及家属的交谈过程中，其中有9人认为长期服药，缺乏相关用药知识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占10%；有40人认为自身因素及心理压力是最重要的，占44.4%；有25人认为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最大的，占27.8%；有11人认为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占12.2%；还有5人认为社会上缺乏精神病专业康复组织是影响最大的，占5.6%。由此可见，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主要因素依次为：①患者自身因素；②社会环境因素；③家庭因素；④缺乏相关用药知识因素；⑤缺乏精神病专业康复组织因素。
1 针对患者自身因素应进行的护理干预
1.1 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 使患者能知道所患疾病的名称和主要的治疗方法，只能靠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来控制病情。患者要按时按量遵医嘱服药，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营养。要定期进行复查。
1.2 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 由于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情感、语言功能较差，许多患者沉默不语，不愿暴露内心想法，让其开口说话，参加社会活动是非常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常会出现自卑心理，如自我形象降低或消失，感到前途无望、自尊低落、孤独无助等负性消极心理[1]。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让患者参加工娱活动，音乐治疗，行为认知矫正等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尊重患者的人格与尊严，注重患者的主诉以及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哪怕是一个关切鼓励的眼神，一个表示理解的点头肯定，都可以开启患者的心门，激发其回归社会的潜能，更好的提升患者的社会生活能力。
1.3 对患者回归社会进行指导 由于他们受疾病的影响和较长时间不与社会接触，不知道怎样与人交往。不敢独自从事社会活动，不懂得如何进行劳动，甚至连怎样购物，算账都感到困难，只能呆在家里，整日睡觉，导致生活懒散，作息时间不规律，兴趣减少、情绪不稳，社会功能退化，这更增加了他们重返社会生活的难度[2]。首先要促使患者建立正常的生活规律，在家属的陪同下参与一些集体劳动，增加社交机会，培养相互协调的意识；条件允许的可以将适合精神病患者参与的社会活动进行总结、归纳，制成光盘，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进行讲解，使患者及家属按照光盘所示范的内容进行社会功能训练。
2 针对社会环境因素应采取的护理干预
2.1 加强对社会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建立健康教育栏、进行健康动员大会、心理服务、义诊咨询等形式定期给社会人群进行精神病知识的宣传普及，消除人们对精神病的恐惧和歧视，从内心深处接受出院精神病患者，为患者参与社会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患者获得社会支持[3-4]。社会各界的关爱、理解、支持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
2.2 病人回归社会比战胜精神病更为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还要同外界的各种干扰斗争，因此，常常会出现失误、犹豫、退缩，或出现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这时，切不可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病人，而应以宽容的态度善待他们。耐心地予以引导和帮助，保全病人回归社会的信心。
3 针对家庭因素应采取的护理措施
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促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但有些家属对疾病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出院，精神症状已控制就可以不吃药了，亦或是将患者作为一种家庭负担，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而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会活动，甚至造成疾病复发的。因此，有必要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干预措施。
3.1 加强对家属的健康教育 应对家属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使其正确认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增强精神症状靠药物维持的意识，自觉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让家属意识到精神病患者越是不接触社会，其社会功能的退化就越严重。
3.2 加强家属对患者的监管责任 家属既要监督患者按时服药，同时也要善于观察药物的副作用，早发现早控制。要定期为患者进行体检，便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发现患者有异常变化，及时住院治疗。同时要保持患者心情愉快，在参加社会活动时，不要刺激患者，避免患者情绪波动过大。活动量要适当，避免患者过于劳累。
4 针对患者缺乏相关用药知识应采取的护理干预
4.1 加强疾病治疗知识的宣传 目前大部分抗精神病药物都有副作用，主要可导致患者过度嗜睡，疲乏，流涎，无力等。特别是流涎，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对患者进行指导和心理护理，提醒患者外出时带上手帕，便于及时清理口水，并携带个人信息小卡片，以防意外，这样可以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4.2 提高患者的自我监测能力 对患者加强药物治疗的健康宣教，将常见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表现进行总结，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定期为患者和家属进行讲解，指导患者如有不适或出现异常，应提高警惕，及早就医，降低患者对药物副作用的恐惧，使患者自觉主动的按医嘱服药。在药物的控制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提高社会生活能力。
5 针对精神病康复组织缺乏应采取的护理措施
在我国，精神科康复机构在整个社会中是比较短缺的，这就导致了患者出院后缺乏相关的康复训练组织和场地，不能有效、系统的学习回归社会的技能，进而影响患者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6 总结
精神病不只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病人家属和社会为之期盼的。促进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帮助其恢复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不仅有助于患者稳定病情，减轻家属的负担，同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有重大意义。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患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家庭因素，长期服药但缺乏相关知识以及精神病康复组织缺乏是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主要原因。通过对以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使患者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社会适应能力均有所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芬.浅谈精神病复发的原因及护理干预[J].当代护士，2003，（7）：34.
[2] 王善澄.实用康复精神医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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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旅游者是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民族的人，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到旅游地旅游，必然会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接触，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必然在某些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伦理道倔、风俗习惯、语盲文化等方面产生相互影响。旅游主体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的人。历史上，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旅游主体只限于有权、有钱阶级。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主体己经逐渐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现代社会能够促使人们产生旅游动机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文明、安定的社会条件促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这里所说的社会条件是指一个旅游景区在国际国内享有的声誉和地位，旅游只区居民道德亲质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政策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所以，旅游景区的社会安全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综合宏质等，都是影响旅游者客源的主要因素，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条件。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促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实际收入的增加，使人们消费水平增加。这是促使人们产生旅游动机的经济因家。
第三，休假时间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外出，因此也是促使人们产生旅游动机的一个因素。闲昭时间是旅游者外出的最佳时机，是旅游活动发生最为集中的时间段。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福利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合理化，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假时间。日常紧张的工作和周而复始的单调使人们身心疲惫.而旅游能结人们带来精神上的自主、自由的感受。当闲暇时间充裕时，旅游也就逐渐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四，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特色，对旅游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促使人们产生接触的欲望。旅游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具有文化意义。开放性的旅游接待方式，需要高寒质的人们参与，并自觉执行；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旅游景区的环境美化和旅游接待服务水平优化，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和支持。人们外出旅游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愉悦感受，而旅游目的地的景观越独特，服务越完善，公民文明程度越高，对旅游者越有吸引力。
在形成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中，旅游资源处于客体地位。当旅游者准备外出旅游时，能够决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旅游资源。因为那些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旅游资源总是布局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而旅游者的观感也不是依靠别人口头宣传介绍或者书报文字介绍所能满足的，人们必须通过亲临其境才能达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根植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是旅游资源的特点。各种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分别来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并不是泛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旅游资源，而是持指那些能够带给并且满足旅游者想象和求异求奇心态的审美对象。例如；被赋予神话传说的山川河流、湖泊草原，表现人类智恿的发明创造、历史遗迹，体现民族风情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这些不论是自然的旅游资源，还是人文的旅游资源，在人类活动的影内下，都归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人类用智慧给自然界的怪异和美丽添加神奇的传说，让旅游者充满通想；人类用技术和灵巧建造出美轮美奂、气势恢宏的历史遗迹，让旅游者叹为观止、萌生敬意；地处伯远、魅力独特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让旅游者备感新奇、心驰神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处旅游资源可以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存在。旅游资源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吸引力，是因为人类赋予了旅游资源许多美学特征，而美学内涵的丰富程度，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达程度。对于纯粹的自然资源，也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成为旅游资源。社会文化不仅赋予旅游资源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且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为现有的旅游资源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由于一些地方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不论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都会有一些和旅游健康发展背道而驰的不合理行为。例如旅游景区建工厂，造成“三废”污染，使旅游环境质量下降；旅游者缺乏环保意识，公众意识，随手制造垃圾，乱刻乱画，攀花折技；旅游地小商小贩受经济利益驱使扰乱旅游市场等行为，都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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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洋环境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渤海“碧海工程”整治专项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内部环境科学治理上，未能对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源头进行规划治理，难以达到治本的目标。本文将治理渤海海洋环境的视角从海域转移至陆域，认为研究沿海社会经济活动对渤海海洋环境的影响是破解“渤海难题”的关键。环渤海地区已经凸显出其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未来一段时间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开发力度和强度都会随之加大。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都紧紧围绕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轮的发展起点将渤海区域再次推入快速发展的队列，形成了环渤海的开发建设格局。渤海海域在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港口航运、发展空间的同时，其海洋环境在这种高开发强度背景下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未来的经济开发活动会对渤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要在环渤海地区布局哪些产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业结构的改变对渤海环境造成多大的压力?工业结构的调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环境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渤海环境是否有影响?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能否成为解决渤海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趋势有个宏观的把握。
一、30多年来渤海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
过去的30年环渤海经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济总量增长了76倍，以中国4.39%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21%的经济总量，工业经济密度为全国平均的4倍，其工业发展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城市人口在过去30年增加了4600万，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城市建设在近20年里，扩张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个1986年的环渤海城市群，其扩张速度让人震惊。
伴随着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不断加大，渤海海洋环境在过去30年的时间尺度内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渤海海水质量几乎全是一类水质，二类水质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湾为主，海水水质出现了三类水质，其中以二类水质为一般状态，一类水质比例急剧减小，时至今日，渤海三大湾的水质主要以四类和劣四类水质为主，一类水质海域几乎没有，而且每年的变化趋势均是较清洁水域面积减少，污染水域面积逐年增加。
渤海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很多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关注的环境问题，甚至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如按此状态发展下去渤海将成为“死海”。根据海洋局监测资料统计，海上活动及临岸活动的污染贡献约20%，而陆域社会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贡献占80%，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是陆源污染的三大来源。陆域经济活动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口、地表径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过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其中携带大量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环境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应该排除在外，渤海周边人类的开发活动应该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力度相比过去的30年更是有增无减，该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的废水，污染物经由40余条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纳了该区域几十年来的生产废水，其环境压力巨大，时至今日渤海仍承受着巨大的环境负担。
二、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渤海海洋环境的压力分析
(一)农业污染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农业相比，农业生产在发展规模、产业构成、现代化生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的生产规模迅速增长。30多年来，环渤海地区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0多倍，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25倍，畜牧业产值增长110倍，渔业产值增长160倍。粮食产量由4000万吨增加到6800万吨，增长了70%，水果产量由291万吨增加到3513万吨，增长了10倍多。
2.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对优势，比例达80%以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现代农业中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业与种植业共同成为农业发展中的支柱产业。环渤海地区畜牧业具有排污量大而处理率低的特点，从污染排放量上畜牧业排污量远大于种植业，快速发展的畜牧业已成为渤海地区水体污染的重要源头。
3.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规模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除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之外，这些成绩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农药化肥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了4倍，农药增长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物质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对于渤海环境而言并不能构成多大的影响，这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快速加重了农业生产这个面源污染源的强度。可见，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农业总体规模的增长、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是推动环渤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业结构调整趋势不利于环境改善
环渤海区域经济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后期，主导产业仍然集中在工业部门，且工业结构整体呈现重型化特征，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从环渤海地区主要重化工业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见表1)，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重化工业在各省市工业结构中的支柱地位将不断加强，同时重化工业布局呈现向渤海沿海集中趋势，包括山东半岛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黄骅港，天津的滨海新区，辽宁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钢铁、石化工业等重化工业属于资源依赖型产业，也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环渤海地区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势必会加大对资源的消耗，还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主要重化工业行业呈现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趋势，当众多重化工业企业在小范围内集中时，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大，这对渤海环境肯定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因此，未来的重化工业发展对渤海环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生产废水如果处理不当则对渤海环境的破坏将加剧。
(三)城镇化加剧环境压力
由于城镇居民生活废水经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数高，污水处理规模和程度较低，导致城镇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入河量较大。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城市地表径流污染量也逐渐增加，城镇化将成为加剧渤海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间，环渤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到了快速增长阶段，三省两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达到了90%(见表2)。以沈阳为核心的“五带十群”发展规划指出至2015年城镇化率要达到80%以上，这些因素将使辽宁城镇化在“十二五”进入加速发展期。
山东省“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城镇化水平达到55%以上，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从农村转移出120万人口。河北省提出要进入全国城市化发展先进行列，未来的发展要把城市群作为主攻方向，构筑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城镇化空间新格局，大力推进城镇建设水平。随着环渤海地区周边城市群不断扩大，渤海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发展趋势，居民生活废水排放将加剧对渤海环境的压力。
三、缓解渤海海洋环境压力的解决对策
(一)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农业污染物排放量与农业经济发展规模直接相关，而农业经济规模的发展壮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农业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选择集约型、生态型、精细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降低农业污染的根本途径。畜牧业生产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养殖经营方式，通过建立畜禽养殖小区，将各养殖专业户在空间上集中起来，使畜禽养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转变为点源，实施污染物的统一收集、统一处理和循环利用。种植业生产方面，应完善和发挥有机肥与低毒农药使用的补偿机制政策，引导种植业生产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发展。
(二)调整工业发展方式
根据相关规划环渤海地区未来的重工产业将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调整工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生产、低消耗高产出的发展之路将是降低工业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目前不仅在环渤海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同时由于该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该产业生产规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过技术更新和企业重组等途径对冶金产业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品生产质量的同时有效控制工业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业属于资源消耗型产业，环渤海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在石油开采、储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着竞争优势，但石化产业链下游工业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因此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积极推进产品向高端化、精品化、专业化发展。
(三)提高污水处理规模与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生活污染物产生量将不断增加。加大城市废水治理投资，提高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污染物消减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环境水体是治理城镇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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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亲社会行为；家庭环境；同伴地位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10-0043-04
一、问题的提出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如助人、分享、谦让、合作、自我牺牲等。1―2岁的幼儿就表现出了亲社会行为的萌芽，随着年龄增长．幼儿的亲社会性不断发展。以往的研究表明，幼儿期高的亲社会性水平可以促使儿童自我接纳和自我满足，也能防止儿童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产生抑郁情绪或犯罪倾向，从而有助于儿童将来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换言之，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关系到其成年后是否能够适应社会，获取学业、事业成就，以及心理能否健康发展。而已有的很多研究均表明，亲社会行为具有可塑性，因此，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儿童主要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包括父母和其他成人的成人世界，另一个是同伴世界。儿童出生后最初几年主要在家中度过，父母及其他养育者对其影响深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同伴一起生活的时间大大增多，同伴交往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和同伴这两个与儿童生活密切联系的系统对儿童的发展均影响重大。有时这种影响会重叠或交叉。为此，有研究者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多是对某一因素的单项研究，很少有综合考察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影响的研究，且多以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有鉴于此，本研究拟综合探讨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就如何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提出具体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大连市2所幼儿园共240名幼儿作为被试。按年龄将被试分为3岁组、4岁组和5岁组。其中3岁组66人，4岁组77人，5岁组97人；男孩122名，女孩118名。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环境量表
《家庭环境量表(FES-CV)》原由Moss等人于1981年编制，共设90道是非题，需要大约30分钟完成。该量表分为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环境因素。本研究采用的是沈其杰、费立鹏等人修订的该量表第三版(见表1)。
2．同伴提名
采用同伴提名法来考察每名被试的同伴关系。施测时把被试单独叫到活动室一角，让被试看着班里其他幼儿，告诉主试他(她)最喜欢的三名同伴和最不喜欢的三名同伴的名字。根据Coie和Dodge的分类方法，将每名被试所得到的“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提名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转换，并根据标准化后的“最喜欢”(LMz)和“最不喜欢”(LLz)得分来计算每名被试的“社会偏好性”得分(sP=LMz-LLz)和“社会影响力”得分(sI=LMz+LLz)。由此，将被试根据同伴关系分为五组(见表2)。
3．亲社会性测试
采用华东师范大学邓赐平自编的《幼儿社会行为教师评估问卷》中评定亲社会行为的测试题。该测试包括11个条目，其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724，采用3点计分法，由对幼儿情况最熟悉的班里教师根据幼儿平时在园的行为表现对每名被试进行评分。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软件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协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
以年龄和性别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年龄主效应显著，性别主效应显著，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3岁组幼儿与4岁组幼儿差异不显著，5岁组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4岁组幼儿，由此可以推断4―5岁为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关键期(见图1)；女孩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同龄男孩。
(二)家庭环境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家庭环境的10个评定因素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考察各家庭环境因素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家庭亲密度与家庭矛盾性这2 个因素可以有效预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家庭亲密度水平越高，家庭矛盾性水平越低，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就越高。
(三)同伴关系与幼儿亲社会行为水平
以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同伴地位的幼儿亲社会行为水平的差异，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不同同伴地位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差异极其显著。经LSD法事后检验，被拒绝组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低于受欢迎组、被忽略组和普通组幼儿。
(四)家庭环境与同伴地位对幼儿亲社会行为水平的交互作用
分别以家庭矛盾性、家庭亲密度和同伴关系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家庭矛盾性与同伴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家庭亲密度与同伴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结果见表6。
为更具体地揭示交互作用的效果，对各同伴地位分组的幼儿分别进行亲社会行为水平对家庭亲密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亲社会行为对家庭亲密度因素的回归方程中，受欢迎组幼儿的标准化斜率B=-0．160(t=-1．178，P>0．05)，被拒绝组幼儿的标准化斜率B=0．437(t=3．536，P0．05)，有争议组幼儿标准化斜率p=0．509(t=3．551，P
而被拒绝组幼儿、有争议组幼儿和普通组幼儿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其亲社会行为水平就越高，特别是有争议组幼儿和被拒绝组幼儿，其家庭亲密度对其亲社会行为水平的影响尤为显著(P
四、讨论与分析
(一)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3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与4岁幼儿无显著差异，而5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则显著高于4岁幼儿，可以看出，4～5岁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关键期。这与国内外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4岁是幼儿很多心理特征发展的关键期，如执行功能、心理理论、自我控制等，对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研究又一次证明了4岁这个年龄段的关键性。这也提示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在幼儿4岁前后要多关注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如，注重创设互助的情境，让幼儿体验到助人后的积极情感，或者从认知角度帮助幼儿认识到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性，以帮助幼儿获得亲社会行为。
(二)家庭环境与同伴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与家庭矛盾性可以有效预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被拒绝组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组幼儿，家庭亲密度与同伴关系交互地影响着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家庭矛盾性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属于家庭中消极的环境因素。本研究发现，家庭矛盾性越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矛盾性高的家庭中父母经常吵架，亲子关系不融洽，导致家庭中积极情感的匮乏，致使幼儿亲社会行为水平不高。也可能因为家庭中父母经常吵架，从而使幼儿学会了这种负，并把打人、骂人等负带到同伴交往的环境中。导致其亲社会行为水平很低。
篇10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 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 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 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 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 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 “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 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 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 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 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 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 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 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 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 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 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 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 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 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转贴于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 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 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 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 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 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 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 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 “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 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 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 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 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 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 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 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 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 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 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 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 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 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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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 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 [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 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 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 《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 [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 [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 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 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 《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 《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 《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 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 [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 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 《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 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 《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 《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 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 《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 《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 《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52]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