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现状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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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现状

篇1

【关键词】个体社会化 研究 现状 发展

【Abstract】The thesis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inpidual socializ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proposed four features abou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inpidual socia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sociobiology, psychoanalytic, cognitive theory, functionalism theory, interac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sociology.

【Key words】Inpidu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迁,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19世纪 90年代前后,“个体社会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社会学者的著作中,此后逐渐成为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领域。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不同文化的维持和延续,他们把个体社会化理解为使个体适应现存文化类型的过程,强调文化的获得、个体与文化的一致。认知学派则把个体社会化过程与认知发展联系起来,认为认知发展制约着社会化过程,而社会化也影响认知发展,从而强调个体社会化发展中的认知因素。

一、个体社会化内涵之剖析

20世纪 40年代,社会学家们提出,社会化是一种内化模式,即个体不仅遵守社会规定的行为准则,而且,作为社会的一员,愿将这些社会准则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1950年萨金特开始把角色概念与社会化联系起来,提出“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角色承担。”① 社会化被看成内化、社会学习、角色学习和获得价值标准的混合体,是使人受到充分的社会制约的手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教授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认为:“社会化就是指个体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② 美国社会学家 T.罗伯逊也给社会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化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个体对社会化所作出的贡献正如他从社会化所得到的同样多,从那里便产生了‘运算’和‘协同运算’的相互依赖呼同型性。”③ 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化就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互动过程。”④ 杰·科克利认为:“社会化指的不是一个社会塑造人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人们积极和其他人接触,并做出塑造他们自己生活和周围的生活界的决定的互动过程。”⑤

虽然不同学科对个体社会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基本点,即个体社会化是反映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个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过程中,通过学习与内化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的角色,并相应的发展自己个性的过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首先,个体的社会形成是个体与社会的共同需要。其次,个体的社会形成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可以使用目前人们常用的“互动”两字来形容。第三,个体的社会形成以社会文化在个体中的内化和个体胜任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为标志。

二、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流派分析

关于个体社会化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很多,即使在同一学科里面,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在这里笔者将主要的几个研究流派进行了归纳:

1.社会生物学派

社会生物学派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受生物遗传的影响很大,这种观点在 19世纪尤为流行,格里本说:“像动物一样,大量的人类行为是有机体的后果,而不是文化演变的结果。”⑥许多的社会生物学家也断言:“人类基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一种程式,规定了我们的社会行为,就像它形塑了我们机体的物质特征那样,在今天人类身上所发现在具体的基因信息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④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那些最能适应其环境的个体将最适合生存与繁衍,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适者生存”理论。我们最经常想到的适应特征,主要是一些物理性状——身高、强壮、快速等。社会生物学家将其用之于社会特征的人的分析,比如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爱的能力。“不管这些特性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那些较能适应者生存下来,并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经过许多代的传衍,优势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最终,整个种群都将拥有与这些基因有关的特性。”④

2.精神分析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对社会生活起破坏作用的冲动性或内驱力,社会化的目标就在于驯服冲动,并将它纳入社会可接受的轨道。”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 ego)”的学说,成为上述思想的理论基础。弗氏认为,本我是遗传下来的本能冲动,是满足个人肉体和感情需要的内驱力,它不受任何约束;自我是本我的对立面,它调节本我,使人学会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超我则在与环境的交往中,把社会认可的行为与价值标准内化,使个体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人达到“超我”境界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3.认知学派

以美国心理学家 G.卡利为代表的认知学派把个体社会化过程与认知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认为认知的发展制约着社会化过程,而社会化也影响认知的发展。卡利指出:“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在心理上是由他预料事件的方式来疏通的。 ”⑦ 所谓预料事件的方式就是在已有的经验上对将来事件的解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控制和规范着人的行为,使人的社会化不断发展。

4.功能主义理论学派

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化是一种内化模式,人们被社会加以模式化或塑造,以使他们适应社会并促进社会运作,个体是社会及其系统需要的产物。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是被动的学习者。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人,常常关注的是被社会化的人的特征、从事社会化的人和社会设置,以及社会化的具体后果。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社会化机制是这样描述的:“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进而制约其需求结构。通过这个过程,使行动者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施加于角色中(因而愿意信守规范),并给予角色必须的互动技能和其他技能。社会化机制的另一种功能,是提供稳定的和安全的人际纽带,这些纽带能够减轻获得适当的动机和技能相联系的紧张和焦虑。 ”⑧

5.互动主义理论学派

查尔斯·霍顿·库利是最早涉及个体社会化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按照库利的说法,“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有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我们的行为。”⑨ 简单地说,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行为及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己,即库利称这为“镜中我”。

乔治·赫伯特·米德是符号互动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自我分为两个部分:主我( I)与客我( me)。“‘主我’包括每个人自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对那些要求的个人意识。主我首先发展起来,客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现。”⑨ 米德认为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做出反应。从米德的观点看,客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极不相同的阶段,有三种模式:模仿、嬉戏与群体游戏。在模仿阶段,真正的客我尚未发展起来;在嬉戏阶段,人们开始角色借用,“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能力。”④ 在群体游戏阶段,人们开始关心非家庭群体、包括作为整体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即米德所说的“一般他人”。

6.社会学的文化学派

这种研究角度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在对个体社会化问题进行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开创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化理论的内容。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 M.米德非常重视研究婴幼儿的经验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认为抚养儿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文化传递给儿童的过程,不同社会的人所以有不同的个性,是由于他们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缘故。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十分重视对社会现象中的文化因素的探讨,系统地确立了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文化角度,认为个体社会化是个体接受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社会文化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 E.弗罗姆认为,个体社会化就是“社会和文化得以延续的手段。 ”⑩ L.布鲁斯等著的《社会学》教科书认为,“对于社会,社会化是使新的个人适应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并教给他们社会文化的过程。 ”⑩

三、个体社会化研究的现展

社会生物学家所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争论之点就是某些社会行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能找到,因此,这是由基因而不是由文化决定的。然而批评者们认为,这些学者们太没有注意到更广泛的历史、经济与政治维度了。对社会生物学的另一个批评就是,“那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断言,并无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没有人具体指出过何种行为是由何种基因引起的。”④ 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一个人的生物需要的满足,是其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精神分析学派受到的一个共同批评是,弗洛伊德声称儿童在早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终其一生不变,这太过于教条化了,大量证据表明,在人的一生中,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人格。今天,许多社会学家感到,弗洛伊德太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对人格塑造的影响,而对社会因素强调不足。认知理论的缺憾主要是不够系统,人们很难重复其研究过程并达到相同的结论。

功能主义认为,“人类是被动的学习者,他们在家庭中成长,然后上学,学习了他们应当遵循的规则和应当扮演的角色,以便对社会作出贡献。”⑤ 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对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常常使人们感到自己是社会及系统需求的产物,因而感到困惑和不安。另外的一个批评是,功能主义的研究只能提供个体社会化的模糊轮廓,不能清晰地解释个体社会化过程发生的机制。

米德和库利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学中仍有较大的影响,但两个理论中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比我们今天所真正面对的现实要简单得多。例如,库利就没有对初级群体之外的那些迅速出现的社会力量对自我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如大众传媒。米德关于一般他人的概念,同样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多元社会现状,随着大量的亚群体和亚文化的出现,若认为一个“较大的社会”服从于单一、统一的要求和期望,那是十分困难的。

社会学提供了许多理论框架,在用来理解运动参与与个体社会化问题时,最常用到的是功能主义理论与互动理论,功能主义强调运动参与对个体和社会的激励,它告诉人们运动参与如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何为参与者提供有价值的教育等。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常常夸大了运动参与对个体社会化的作用,而且假设社会中所有群体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是相同的,另外,它只能帮助提供运动参与与个体社会化双向驱动的结果,而不能解释具体的机制问题。

互动理论考虑运动参与过程中的个体社会化时,更多地关注于认知、体验、互动、情境、意义与认同,它根据正在发生的运动参与过程而不是结果来看待个体社会化,这种方法把运动参与看作是一种文化体验,关注于运动参与过程中个体社会化的大背景,包括时间、资源等,并在这种大背景中对运动体验进行详尽的描述,更多的分析作为一种文化体验的运动参与的意义,该理论趋向于定性研究而不是定量研究。互动理论的优点在于他们富有成效地研究了意义、认同和互动,有助于分析运动参与个体社会化双向驱动的机制问题。它的缺点是仅仅关注个人的情境定义和互动机制,而没有鉴别意义和互动过程如何与社会整体相联系。

冲突理论因为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解释运动员和观众怎样因为经济目的而受到剥削和压迫这类问题上,强调精英主义者采用高压的方式组织体育运动,相关的研究常常关注于处于权力地位的人们如何控制参与运动的条件,以便获取金钱和维持他们的利益、来自低收入背景的人,若是为了他们自己,想要按自己的方式参加体育运动,为何只有很少的选择机会,以及受伤的运动员因为不再有利于权力精英而终止体育运动等问题。因此,冲突理论不适合研究高校学生的运动参与与个体社会化问题,所以在上文的流派分析中没有涉及该理论。

如果说社会学家重视个体社会化结果的话,那么,心理学家则重视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他们把社会化过程的机制和认知发展、人格塑造、社会学习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与社会学的互动理论非常相似。

在社会快速变迁和文化多元融合的今天,个体社会化问题的研究被人们更为关注,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互动理论结合其他的理论来开展工作,在方法上更多地趋向于定性研究,问卷仍在使用,但更多的社会学家正在使用深入访谈和现场观察法,以获得他们研究个体社会化过程所需的资料。查阅与分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发现个体社会化研究的现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注重从个体社会化存在的问题角度进行研究。第二,对特殊群体予以关注,如大学生、越轨青年等。第三,定性研究增多,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第四,在理论运用上注意从多角度和多学科的融合进行研究。 注 释

①萨金特.社会心理学:综合的解释, 1950

②.社会学概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③刘豪兴.个体社会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④戴维·波普诺.社会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⑤杰·科克利.体育与社会——议题与争议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⑥曾红.生物学视野中的个体社会化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1

⑦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Newy Corge Kelly,1996:46

⑧乔森纳·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⑨乔森纳·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⑩黄育馥.人与社会——社会化在美国.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参考文献

[1]乔森纳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2]曾红 .生物学视野中的个体社会化[ 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01)

篇2

一、吉林省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现状问题分析

1、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负责内容

吉林省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负责内容主要包含一下五个方面:第一,制定全省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的发展规划、管理政策并监督实施。第二,负责全省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以及评估、党建工作,社会团体、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第三,全省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单位的执法监察,查处其违法行为。第四,取缔未经批准擅自开展全省性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全省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继续以其原有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第五,指导、监督全省各市(州)、县(市、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

2、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法律不完善 体制管理不健全

目前吉林省的社区社会组织有三种: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社会团体。社区社会组织的有关文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指出,我国的社会团体所采用的管理体制为双重管理体制,不仅要有政府部门监督完成及时登记,还需要各个社会团体组织建立自己的管理单位。而在吉林省内许多社会团体建立不起业务的负责单位所以无法在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同时,在一个社区内,同一类型同一业务的社会团体往往不能多个开办,关于某业务的社会组织会产生垄断现象。这样导致竞争力下降,从而在效率和服务质量上无法得到保障。更无法满足公众多重选择的需求,降低社区群众的参与积极性。

(2)自治能力的缺乏

目前吉林省内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主要形态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号召组织建立的,政府作为倡导者和推销者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另一种就是由民众发起自下而上的运动。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组织都应该有较强的自治能力,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会收到政府的约束,甚至在管理作风上也与政府相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社会组织本身的成员就有之前是担任政府官员的人员,甚至一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由退任的政府官员做的,所以在组织活动上,会造成群众自治性的缺乏。

二、吉林省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对策研究

1、借鉴优良省市的组织经验 政府加强引导

首先应该确立“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思想,对吉林省的整个社会组织情况进行分析和特点的总结,营造出更适合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同时要加强对舆论的引导,通过媒体、网络以及新闻等等手段来宣传社会组织,并鼓舞群众积极参与,让大家对社会组织有一个彻底的、良好的了解。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来辅助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将社会组织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针对社区群众的需要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和管理办法。

最后要通过社区管理登记的办法,来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最初的时候为了广纳新人,要降低门槛,让每个群众都能够获得对社区组织了解的机会,并对每个成员实行全面等级备案。要以社区的居民为起点,通过社区组织登记、管理等各个制度的作用发挥,来不断实现社区组织的良好发展。

2、地方政府完善扶持合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更需要营造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性法规需要更有侧重性,针对本地区的发展特点来制定。

首先政府要转变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观念,要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构建中的重要性,充分理解它是如何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无论是城市、国家还是企业,都是不能简简单单地把整体的发展交给管理者,而是要充分地发挥团体、中介的作用。所以充分认识社会组织的利弊,并积极地给予支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有必要的。

篇3

【关键词】 社会组织 中山市 现状和趋势

一、中山市社会团体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中山市社会团体的发展现状如下。

1、登记数量绝对总数较小,增长缓慢且不持续

截至2012年10月24日,中山市社会团体在民政部门登记数量共403家,1994—1999年登记数量较少,共11家;2000—2012年登记的总数是392家;中山市社会团体除了2000年登记数量刚刚突破100家外,2001—2011年的十年里,社会团体都是均衡缓慢发展,登记平均数为26.5家,登记总数刚过400家,绝对数量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见表1)。此外,中山市的社会团体增长未呈现出线性增长趋势,各年份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登记的社会团体中,共有35家社会团体建立了分支机构,基本上一半建立了在各镇区的办事处/分会/联络处;一半在自己的领域细分服务领域建立了专业委员会/分会。

2、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社会团体体系

中山市登记的社会团体包含了四大类别,分别是行业性社会团体、专业性社会团体、学术性社会团体和联合性社会团体,其中,联合性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所占比重基本各占1/3,而其他两种类型比重偏低(见表2)。这登记的403家社会团体活跃在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科学研究、文化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涵盖了一、二、三产业的各行各业,基本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社会团体体系。

二、中山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类型。中山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现状如下。

1、登记数量绝对总数较小,持续性弱

截至2012年11月6日,中山市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民政部门登记数量共1231家,2001—2007年,每年登记数量都不超过70家,登记平均数为57.4家,登记数量绝对数值小且基本无增长;2008年是历年登记数量最多的,达到249家;但2009—2011年的三年里,登记数量又回落保持在每年150家左右,登记数量较2008年前增加较明显,但绝对数值仍偏小,且近四年都无增量,与近几年全国社会组织超过10%的增长率相比,中山市的社会组织数量基本无增长;从总体数值来看,1231家与其他城市相比绝对数是偏小的(见表3)。

2、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欠均衡,教育类一枝独秀

中山市民办非企业单位包含类别,分别是教育类,包括学校、培训中心、幼儿园、托儿所、托管中心这些具体类型;卫生类,包括私立医院、诊所、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些具体类型;科技类,包括各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院、技术中心等具体类型;文化类,包括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画院这些具体类型;劳动类,包括各地方综合型或专业领域的职业培训学校;民政类,包括各社区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慈善爱心店、养老机构等;体育类,包括各地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健身俱乐部、各类单项运动场馆如跆拳道馆、棋院、咏春拳馆、国际跳棋俱乐部、太极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垒球俱乐部等;其他类型主要致力于智力咨询和康复心理等,不宜划入前七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中山市登记的各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类一枝独秀,所占比例达到81.7%;其次是与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的劳动类,但所占比例与其他类型一样,都非常低。这说明,中山市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不同类型的培育发展上是非常不均衡的,教育类之外的其他类型发展都比较缓慢(见表4)。

三、中山市社会组织发展整体状况评价

1、社会组织的数量偏少,增长缓慢并缺乏持续性

中山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在总量上的发展,200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同时也达到最高峰。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登记数量都在150—200家的范围上下,与2008年前的50—100家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量(见图1)。但中山市社会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量偏少,增长速度整体比较缓慢,而且缺乏增长的持续性,这种状况与经济发展要求和社会需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

2、社会组织的发展质量整体不高

中山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质量整体不高,良莠不齐。截至2012年,中山市已经评估了82家社会组织,这82家是所有社会组织中运作较好、能力较强的,也是中山市第一批接受评估的社会组织。其中,4A及4A以上的社会组织所占比重还是比较少的,刚达到1/3(见图2)。那些还未或准备接受评估的社会组织在整体实力方面要更弱些,甚至有些连评估的基本条件还未达到。

3、基金会的发展缺位

基金会是指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山市登记的社会组织中,缺少基金会的身影。与基金会具有类似功能的是中山市各镇建立的慈善会,包括古镇慈善会、神湾镇慈善会、港口镇慈善会、三角镇慈善会、沙溪镇慈善会、大涌镇慈善会、小榄镇慈善会;这些组织能向社会募集资金,但登记在社会团体之下。以小榄镇慈善会为例,其于2007年3月在政府主导下建立,旨在建设“橄榄型”社会。第一年就筹集了约2000万并用于1800多户危房改造及医疗援助。小榄镇慈善会除了刚开始有政府注资外,目前完全靠自身筹资,每年运作资金大约1000万元。申请慈善会资助的流程包括:向社区上交申请援助的表格,写明自身情况;社区审批是否属实;市政府再审批是否属实;申请财政拨款。资助对象要求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400元,且只针对拥有小榄镇户籍的人员进行资助。小榄镇慈善会从成立方式到申请流程到救助对象的确定都带有鲜明的行政化色彩。

4、不少社会组织游离于制度外

除了登记的社会组织外,中山市还散落着不少“小团体”、“小社团”,目前中山拥有279个村(社区),活跃着诸如咸水歌、飘色、曲艺社、武术队等组织,而部分社区的民间非登记团体甚至多达5、6个。不过,对于不少的社会组织来说,成立协会、社团的目的多出于兴趣,组织松散,一旦带头人退出,往往便解散。这些组织缺乏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动力。

综上所述,中山市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创新组织管理可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规范化的发展路径和积极的扶持,为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领域的发展繁荣提供坚实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山市民政局:2012年中山市已经参加评估的社会团体情况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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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大明.“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2012,(9).

[12]文汇报.1+5+x模式: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EB/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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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思考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87-01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我国独特的一项用益物权制度,其权利本身是与农村居民的社会身份相挂钩,设立的目的是给予农村居民以居住保障,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户籍制度松动、城乡人员互动频繁等因素影响,原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难以胜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立法的保守、滞后与现实中权利流转的活跃程度不相适应,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之一,改革势在必行。理论上争议最大,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流转问题。

一、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相关法律

面对宅基地的自由流转,无论法律法规还是地方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均明确予以禁止,如《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担保法》第37条也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得批准等等。尤其是对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宅或“小产权房”行为的禁止,2004年国土资源部的《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强调“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等等。从现行法律规定上思考,我国对宅基地使用权采取的是有限制流转的政策,并且严格禁止农村居民的住宅和宅基地在城乡居民之间流转。《物权法》对该问题的规定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一些问题的解决留待日后由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定来完成。

二、我国现行宅基地流转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剖析

(一)农民的融资渠道受阻,资金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正在从事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家庭在扩大产业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时,经常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在没有多少积蓄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贷款或融资的机会几乎为零,加之,农村金融环境并不宽松,资本经营者如银行大多是嫌贫爱富,经常遇到资金短缺问题。而多数农村家庭拥有的不动产,主要是住宅和宅基地使用权,现行法律禁止其流转,由此造成的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生存保障性应主要体现于其取得环节,制定与保障性质相适应的权利取得法律规范,实行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节约土地资源,促进宅基地的有效占用,避免占用耕地现象。但在权利取得后的利用环节,则应以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为基础,按照传统的私权理念制定权利的利用规则,以促进权利自由灵活的流动。

(二)小产权房纠纷时有出现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近年来,小产权房的兴起也反映了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的社会诉求。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农村宅基地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小产权房大量售卖给城镇居民,违反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它没有国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无法进行权属转移登记,不受现行法律的保护,给购房者自身权利的维护埋下了隐患。笔者认为,利于维护立法的权威性,解决立法与现实的矛盾,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是一项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如果立法仍回避这一问题,宅基地流转的黑市交易仍将存在,这样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执法的尴尬。

三、改革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构想

宅基地使用权既是农民的一类财产,同时又是农民生活保障的一大手段,亦即,宅基地使用权同时具有财产性和保障性。一经设立,就成为农民的私权,理应可由其权利人自由处分,不能仅因福利性而限制其处分权。笔者认为,赋予农民一个没有多少效率却有诸多限制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不能构成农村社会保障,即使是保障,也是很不充分的,低层次的。

篇6

道路。

一、礼乐对于政治的腐败

在儒家看来,礼乐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的,而这在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中还比较明显。但是到了战国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使统治者提高主观人格修养,以成为圣君、贤君的礼乐,逐渐成为君主享乐的工具,故在《韩非子・十过》篇中,提到“四曰不务听政,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所以,正因为礼乐已经起不到节制欲望的作用,甚至还会对满足人的欲望起到掩饰的作用,并且又由于韩非看到了欲望的巨大危害,为了保证统治者不受到欲望的腐蚀,政治能够巩固,故而坚决反对儒家之礼乐。

二、礼乐不利于中央集权

儒家与法家虽然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但其中有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尊君”是建立在亲属关系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一方面对于人民要施行仁政,另一方面要用礼乐制度来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民莫敢不敬”。

而法家则认为“尊君”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明法”,在法的面前,“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韩非子・五蠹》)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如果遵循儒家之礼乐来行事,必定会破坏法家的法,从而不利于君主的专治。因此,韩非子坚决反对

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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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法治;联系;区别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与联系向来是法学界所争议的焦点。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司法领域一度对法制和法治区分不清,界限不明,部分人滥用法制和法治。党的“十五大”明确的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一字之差,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提升,代表了党对人权的保障,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第一步,可谓意义深远。因此,探究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关系重大。

一、法制与法治的辨析

1、法制的含义

纵观我国的历史文献,“法制”一词可谓由来已久,如《管子·君臣上》中有“法制有常,则民不偷”;《左转·文公六年》中有“策之法制,告之训典”。根据我国《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书》之解释,广义上的法制包括狭义上的法制和法治,狭义上的法制包括法律和法律制度,是属于制度层面的,其法律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等。可见,法制在汉语中就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在西方,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曾多次适用“法制”一词。在英文中,法制为legal system,即法律的体系。

从字面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古代所讲的“法制”还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制”,主要是指有关法律的制度、法律条文、法律体系等,强调的主要是静态的法,强调法的本身,即法是由国家统治阶级制定出来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普遍社会规范。

2、法治的含义

同法制一样,“法治”一词亦早已有之。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法治”的概念,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如商鞅、韩非等已主张“以法治国”。我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书》这样解释“法治”:指法律机关(如法院、检察院、警察部门、监狱等等)的专门法律活动,如审判、检察、诉讼、辩护、公证等等,也包括权力及行政机关的各种立法及执法活动。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统治阶级依法对国家权利的限制和制约,以有效的制约和合理的利用公共权利,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尊严,使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认可。法治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法律要明确、具体、肯定;(2)法治要具有时效性,要让人们受到法律约束;(3)法治要具有稳定性;(4)法治要树立权威;(5)法治要具有公正性。真正具有了这几个要素,才算初步具有了法治的雏形。

二、法治与法制的联系

(一)法治是法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制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法治是法制发展的产物和必然趋势。我国在“十五”大前提出过“法制国家”的口号,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经济落后,思想保守,行政权比较大,必须在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法制。只有在量变(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质变(法治)。经过努力,我国实行法治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我国在“十五”大上才提出“法治国家”的治国模式。另外,法制的发展也不能只追求量变,而不追求质变,法制的最终发展趋势是法治。

(二)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进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法制现代化”的口号,其实法制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法治。对现代化的最通俗的理解指的是欠发达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从这个对现代化的解释来看,法制现代化就是要赶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水平。我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制建设水平更高,但法制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只要其法律的发展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时,我们就需要力图以这最高水平为标准而赶上。所以我认为法制现代化就是使欠发达国家的法制赶上法制建设最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法治与法制的概念涵义不同:通过对法治与法制词义的辨析可以知道,法制一词正是强调的法的本身,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创制的,即使是残刑酷法也属于法制,同样具有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效力。现代社会的法制概念强调严格依法办事,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和各种特权,主张法律至上,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行使各种权利,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办事。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看法治具有以法律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意思,强调的是动态的法律运行,即依法治国。法治要创造和保障个人的各种权利,维护人身尊严,提供人民充分的自由空间和社会经济条件来行使法律赋予人民的广泛权利。同时法治要求政府要严格限制自己权利的滥用,以便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权利。综合世界各国对法治的涵义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1)法治要求权利服从于法律;(2)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3)法治的重点是治权、治官;(4)法治的理想是让社会成员都过上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

2、法治与法制产生的时间不一样:法制是随着国家的形成、法律的出现而随之产生的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形成,原始社会的逐步解体,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在国家形成之后,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而相应的制定了合乎当时社会现状的制度来统治其臣民,法制正是在这种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进行管理而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法制从其出现的第一天就不可避免的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统治阶级更好的进行统治。追溯法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夏朝,自夏朝开始就已经有了法律制度,也就有了法制。

“法治”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法治”一词也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但是其本身并没有现代社会法治的涵义。事实上,法治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反对君主专制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近代以来,随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民对法治也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要求,开始在原则和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研究探讨法治问题,并逐渐将法治的核心归结为通过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及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等方面,其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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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机关;暴力拆迁;刑事问题;对策研究

房屋拆迁处处有,但构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现象。官方需创政绩,商家要创效益,百姓要维权益,三方利益错位,自然易生冲突,再加之网络媒体日益发达,使三方矛盾骤然上升。虽然我国针对拆迁问题颁布了一些法律、规定了一些政策,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很长的路要走。

一、非法强拆的概述

非法强拆和合法的依法强拆之不同在于所进行的拆迁行为是否于法有据。非法强拆则是一种不合法的强制拆迁行为,更多的表现为是暴力拆迁。近年来一些拆迁案件常给被拆迁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这2007年《物权法》颁布之后,人们以为保护自己合法私有财产的法律武器已经来临,但事实并非如此。

二、非法强拆带来的刑事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侵害人身型的刑事问题

所谓“侵害人身型”,是拆迁人为了暴力拆迁行为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侵害被拆迁人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的暴力行为[3]。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侵害被拆迁人的人身权益的罪名主要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

(二)侵犯财产型的刑事问题

这种方式主要意在通过对被拆迁人员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进行威胁、破坏,来达到迫使被拆迁人员不得不配合拆迁工作。“侵害人身型”暴力拆迁行为同时也存在一些独立状态,这种暴力拆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之“侵害人身型”暴力拆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对此类型的暴力拆迁行为的处罚应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进行定罪处罚。

(三)破坏生产经营型的刑事问题

此类拆迁行为主要针对拆迁过程中的影响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部分生产经营场所,被拆迁房屋多为商业建设或厂房。这种类型的暴力拆迁行为与“侵害人身型”的暴力拆迁行为存在想象竞合的理论区域,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应综合分析此类暴力拆迁行为所侵害的实际法益,进而确定对暴力拆迁行为所具体适用的罪名和刑罚[1]。

三、化解非法强拆引起的刑事问题的相关建议

非法强拆带来的刑事问题实质上就是拆迁引起的官、商、民三方之间利益冲突导致的。要想化解矛盾、解决刑事问题,关键就是要合理有效地处理好官、商、民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拆迁冲突,才能达到三方的利益平衡。

基于拆迁冲突的社会现状,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化解拆迁冲突的系统化机制。

(一)建立化解拆迁冲突的利益平衡机制

经济因素、利益驱动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及其变革的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且利益问题在拆迁冲突中永远是“量”的问题,而不会是冲突行为“质”的定性问题[2]。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拆迁工作时,构建利益交换机制,既坚持公共价值观,又审慎遵循法定程序,避免对个人合法利益之侵犯。

(二)化解拆迁冲突的社会管控机制

在拆迁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化解拆迁冲突的机制的公平正义性。要将公平正义作为指引拆迁工作的价值观评判标准,审核拆迁程序、拆迁体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尺,以及反思拆迁政策是否正确、合理、可行的参照标准。

1、构建社会共生机制

互享权利,互负义务,机会选择,自愿合意是化解拆迁冲突的理想境界。无论是拆迁人还是被拆迁人,都必须认识到,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每个社会成员之所需。我们必须强调,稳定是目的,平衡是手段,而必要的社会差异性也正是需要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2、构建社会公正机制

社会公正体现的是公平与正义。从本质来看,拆迁问题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我国要想合理解决拆迁问题,就必须公正地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虽然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公正的基本前提,但社会公正却是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核心价值。

(三)化解拆迁冲突的市场调控机制

从远处讲,只有抓住房地产行业的通病,才能对症下药。从实体性、程序性市场机制的规制上来讲,只有设立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分隔机制,以及拆迁项目的听证机制,拆迁补偿的评估机制[9],才能达到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化解拆迁冲突的有效体制。

(1)听证机制。听证机制就是对于政府通过评价论证而决定进行开发建设的项目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性质,应否有必要进行拆迁的定性机制。听证机制的核心就是依法应听取所涉听证事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要求,综合总体性的意见,并回复各方的质询。

(2)评估机制。评估机制就是针对征收拆迁补偿问题在必要时进行的房地产估价制度,以确定应向被拆迁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补偿多少,确定基本补偿标准的科学定量手段[6]。其次,要建立监督管理体系。

强制拆迁及其所引发的冲突矛盾乃是我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拆迁冲突的产生有其社会性原因和其内在的经济原因,因此这一冲突的解决就必须从多方面寻求解决之道。该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健全我国民主法治的应有之举,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实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治理过程中积极反思、考量。(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蒋雯婕.强制拆迁过程中的暴力冲突与刑事责任[J].法治与社会,2011,10(下).

[2]刘静洁.拆迁之痛――一起强制拆迁引起的法律思考[J].法治时空,2004,8: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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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科加强考查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也要在试题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高考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高考命题要将中学教学中法治理念培养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提炼、整合出来,使法治理念的考查能够贯彻到有关学科的试题中去。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和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强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育人导向

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必须紧紧抓住教育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实质和核心,不仅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考试内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必须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必须遵循“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原则,使广大青年学生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积极构筑理想和道德支撑;结合德育为先的育人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入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实现“育德”和“增智”的彼此交融和共同促进,塑造出知行合一、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建设者。

众所周知,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途径,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高考不仅承载选拔和评价的功能,也是拓展、培育和实现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的育人方式。人们常说高考是指挥棒,这是对高考教育功能的形象比喻。发挥好考试的引导作用,充分体现高考的育人功能,推动教育内涵式发展,形成选拔、评价、教育引导、教学反拨的一体化新格局。考试内容改革的方向不再是单纯的选拔功能的优化和提升,而应是更加有意识地发挥考试在育人方面的导向功能,发挥好高考对中学教学反拨的指挥棒作用,特别推动素质教育实施,促进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提高教育考试质量,为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用考试改革这根杠杆,来撬动中学教育教学改革。改革的着力点是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青年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考试引导教育教学,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当前,在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系下,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主要通过命题工作来实现。试题作为考试内容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蕴涵并集中体现高考的育人导向。多年来,高考命题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落实教育部的具体部署,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能力考查和题型功能研究,通过改进命题方案、创新试题设计、丰富题型考核功能扎实推进命题改革,确保了试题的质量,在为高校科学选拔人才的同时,促进了学生健康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特别是近年来,在命题工作中更加注重渗透核心价值理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应用能力考查;不断创设新题型,丰富题型的考核功能;创新开放性试题的评分方案,提高能力考查的准确性和公平性;合理控制试卷难度,发挥区分选拔功能等。通过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工作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教育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

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实施意见》对考试内容改革的要求,高考命题工作要更加注重科学设计考试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找准各学科考试内容改革的突破口,细化学科考查方案,探索把学科能力考查与思想道德渗透结合起来的方式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科学命制试题来实现考查考生能力和水平的目的,提升命题质量,实现考试内容改革在新常态下跨越式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考查,指引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指出,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又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德”是规矩、“德”是精神,“德”就是真善美的一切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倡导一种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公民个人的道德观念。“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社会评判的是非曲直标准,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国家人才培养有着战略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中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培养十分重要。我们要通过教育教学,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展现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真理力量,增强学生的价值观自信,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高考试题中要增加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发展进步的内容,考查学生对我国社会现状、时事政策的了解、思考和把握,考查学生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等价值准则的理解;要从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中选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人事迹,考查学生对生活和社会现象所反映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相关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引导学生辨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本质区别,使学生深刻理解并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文和文科综合等科目更具优势。语文可以通过从优秀文学作品中选取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试题材料,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和博大精深的文明,感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厚的内涵,并将之内化为行为准则。政治可通过考查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典型事迹,使试题的主题和材料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感染学生,提高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历史可考查学生的唯物史观,通过古今中外对比,指引学生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增强爱国主义情感,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地理可通过反映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诸多议题,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发展中的重大地理问题,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全球化视野。在文科加强考查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也要在试题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高考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加强依法治国理念的考查,引导学生树立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法治教育是关键。“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一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教育部明确指出教育要体现依法治国的理念,并“将宪法法律纳入升学考试”,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将广大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真诚信仰宪法、自觉维护宪法尊严、具有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们各级教育部门全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考命题要围绕法治教育的目标,将中学教学中法治理念培养和法律知识教育的内容提炼、整合出来,使法治理念的考查能够贯彻到有关学科的试题中去。如政治可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律实践活动素材,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重要法律基础知识,考查学生对宪法和法律知识、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公民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内容的理解,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思想认识,树立宪法意识和法治理念,做到懂法、守法、护法,做好投身到法治建设实践的积极准备。历史科可以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考查我国法律的历史发展变化,以及法律在世界各国的重要作用、意义和影响,通过对比,凸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提升学生对我国宪法的认同感,实现对青少年热爱宪法、保护宪法、自觉遵循宪法的法治教育作用。

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传承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凝汇在政治、哲学、经济、艺术以及生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代表了各民族的优秀品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高考命题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于立德树人的独特功能,弘扬和考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高考为国选材的重大使命。各学科在试题中都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所体现。如语文、政治等科目可以考查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人文精神的理解,考查学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思考、体悟的能力。历史可以考查对中华文明长期历史进程中的事实观点、思想思潮的理解和判断等。地理可以考查对乡土意识、环境保护等理念的掌握。在数学和理科综合等科目中,也可以适当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考查的内容,如将四大发明、勾股定理等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作为试题背景材料,体现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考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不要简简单单地考查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要遵循继承、弘扬、创新的发展路径,注重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考试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目的。

加强创新能力的考查,提升高考对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的促进作用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要求。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把“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能不能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化上有超越他国的能力,关键是能否培养和造就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家、艺术家。

篇10

摘要:律师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尤其重要。但是,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权利及权利保障规定的不足,制约了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虽然新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执业豁免权,但从实践中看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仅将律师执业豁免权限定在庭审时,法官滥用例外情形的规定等。为确保我国律师执业豁免权更好地实现,应当基于我国律师执业现状、原因,结合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规定,从法律规定、司法体制、律师与律师协会、文化观念、法官职业素养等方面重新考虑律师执业豁免权缺失的对策。

关键字:律师 执业豁免 权利保障

一、律师执业豁免权的界定

(一) 含义

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二是指律师出于职责任务需要对在法庭或其他执法部门所发表的言论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律师执业豁免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律师执业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需要。

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执业豁免权是这样规定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二) 特征

第一,律师只有当其被当事人委托而从事执业活动之时,才能享有律师的豁免权。如果律师不是从事相关的执业行为,而是从事非执业行为,其行为是不可豁免的。

第二,律师豁免权不是通过和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而是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形成的。律师只能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豁免权。

第三,律师豁免权不是对一切责任的豁免,而是对律师的相对责任的豁免。这使律师能得到有效豁免的同时对其违法行为也是要追究的。

二、我国律师执业的社会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社会现状

震动全国的李庄案虽然只是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但其过程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律师权利保障的思考。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究竟该如何界定,李庄的行为到底应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值得探讨。在世界各国确立律师责任豁免权、我国新律师法确定该权利的的大背景下,该案的结果无疑是违背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原本并不牢固的律师权利保障体系。虽为个例,但消极影响方面仍不可忽视。新律师法力图构建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局面因为律师伪证罪的再次介入而陷入搁置状态。这为当事人权利维护和辩护人执业行为开展释放出十分不利的信号。

据统计,全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自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国刑事案件中无辩护人的案件达70%,部分发达省份律师参与刑事案件比例也从1997年的20.4%下降到2002年的11.6%。以北京为例,目前律师每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量还不足1件。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更不足论了。自1995 年以来,全国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被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已有数百起。这其中,律师被指控涉嫌触犯《刑法》第306条而被追究“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0 %。在那些被拘留、逮捕、判刑的律师中,确实有一些律师因伪证罪被判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律师,经过审理被判无罪。可这些无辜律师大都被关押了长达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二)原因分析

1、 法律方面

(1) 新《律师法》对律师执业豁免权规定的不足:

第一,新《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执业豁免权是这样规定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首先,该条在时间和内容上将豁免权限制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这一限定的范围过窄。律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或在任何司法机关、行政当局履行职责阶段同样承担着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运用其执业权利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公权力相抗衡的职责,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有很大的执业风险。该限定不尽合理,不足以充分发挥保护律师人身权

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其次,例外情形上即“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些除外情形的标准非常难以确定,其判断标准仍掌握在法官手中,鉴于目前我国存在部分法官水平和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不排除出现乱用该例外情形的可能性,这可能会成为除《刑法》第306条之外的又一把制裁律师的 “尚方宝剑”。

第二,新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可见律师协会只是自律性组织而不是自治性组织,律师行业整体并不独立,这种局面也影响到了律师的独立执业权,不利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实现。

第三,新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由于豁免不包括行政责任,即使律师逃脱了《刑法》第306条的制裁,恐怕还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的可能。

(2)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缺陷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规定十分原则概括,就如何理解律师“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如何认定律师的犯罪故意等问题无明确规定,导致该条的适用在实践中被任意扩大,造成不少律师被冤枉拘留、逮捕、甚至被判有罪,对律师合法权益造成极大伤害。单独将律师作为特殊主体单列罪名,不仅加剧了控辩双方的地位失衡,并且传达了一种歧视律师的错误价值导向,该规定对律师是歧视的。

2、司法体制方面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现呈一种倒三角形状,控诉方、被告方作为冲突的双方, 受法院的居中裁判。但是,公、检、法三家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三位一体力量强大,而辩护律师的辩护则显得势单力薄,无法形成控辩双方真正的对抗局面,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无法保障。

另外,我国律师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两结合的模式,但是以上两者对律师的监管的权利分配上并不平衡,大部分律师行业管理权牢牢掌握在司法行政部门手中。

3、律师自身与律师协会方面

首先,律师队伍本身建设不足。现实中受各种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律师队伍本身良莠不齐,有的律师专业素质低下,给委托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有的律师缺乏基本的诚信,欺骗当事人或者司法工作人员,伪造证据,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律师应有的职业形象;有的律师不思业务上的进取,专门想拉法官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的关系,以此赢得官司;以及律师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等。这些行为从根本上败坏了辩护律师形象, 客观上加大了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 使得律师豁免权失去了公信力。

其次,原本应作为律师权益维护者的律师协会难以有效发挥其功能。《律师法》第46条规定,律师协会的八项职责中,仅第一项规定了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其他条目对保障律师的权益都没有太多帮助,但就这项职责, 律师协会现在也没有能力胜任。现行律师管理体制实质上仍然属于行政管理模式,律师自治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作为律师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律师协会权限太小,难以承担对律师行业的指导、监督和保护职能。在律师群体与司法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时,律师协会受命于司法行政机关,难以维护律师群体利益。

4、文化观念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浓厚,公检法机关作为公权力一方,其占有的资源是律师不可比拟的,无形中使律师沦为弱势群体。其次,我国缺乏传统的律师制度,人们长期认为辩护律师就是为坏人说话,这种缺乏认同和理解的执业环境,无疑潜伏着律师的执业风险。

5、法官素养方面

众所周知,法官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盛行的今天,法官不能主动介入到案件当中,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点。然而由于许多法律条文中法律规则规定的不明确,不能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众多的法律原则更是给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新《律师法》第37条中的例外情形就是一例,这些除外情形的标准非常难以确定,其裁量的标准仍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能否运用自由裁量权居中裁判,这与法官作为一个法律适用者的法律知识与自身素养密不可分, 但是目前我国存在部分法官水平和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不排除出现乱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这可能会成为除《刑法》第306条之外的又一把制裁律师的利剑。

三、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律师执业豁免权

(一)其他国家的律师执业豁免权

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卢森堡《刑法》第452条第1款规定:“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庭提交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荷兰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以口头发言或其他方式藐视法庭,轻谩或侮辱当事人、证人的律师,首席法官可以给予其警告和批评,但是,首席法官无权给律师惩戒处分,因为,这是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职权。”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法院对律师的处罚权力不能超过其维持审判程序的权力。”

(二)国际条约中的律师执业豁免权

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中包含了律师辩护制度的若干规定。该条约

第20条明确说明“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个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或刑事豁免权。”我国是该国际条约的签字国。

从以上国家法律及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律师不仅对其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享有豁免权,而且在法庭外为履行职责,在司法机关或行政当局发表的相关言论也享有豁免权。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同时也不存在类似于我国律师法第37条即“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的例外情形。这些都为律师在依法执行职务、为委托人进行辩护提供了有效保障,即律师不得因依法为被告所发表的辩护言论或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失实而被拘留、逮捕,任何机关和个人也不得以其他方式打击、迫害律师或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但是以上只规定了律师执业豁免权仅限于刑事与民事责任,没有将行政责任豁免规定在内,这有些遗憾。

四、构建对策

(一) 法律方面

1、将律师职业豁免权扩大到侦查和审查起诉等履行职责期间。

扩大律师职业豁免权的范围不仅有利于维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抗衡公检法等公权力机关,而且也符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也有利于我国全面履行该条约义务,早日实现自己的承诺,及时赋予律师依法享有执业豁免权。

2、废除《刑法》第306条

本条规定十分原则概括,就如何理解律师“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如何认定律师的犯罪故意等问题无明确规定,导致该条的适用在实践中被任意扩大,造成不少律师被冤枉拘留、逮捕、甚至被判有罪,对律师合法权益造成极大伤害,该规定对律师是歧视的。不废除《刑法》第306条的规定,那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仅是一纸空文。完全可以删除《刑法》第306条,不给公权力迫害提供可乘之机,充分发掘律师行业发展潜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3、对律师职业豁免的例外情形应做严格解释

对此,可参照美国的相关判例精神,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审查标准。纽约市一名顶尖法律援助律师马丁·爱德曼被指控藐视法庭,因为他猛烈批判刑事司法的执行现状,并影射法官像和鸨母一样故意参与对事实的扭曲。另一名在华盛顿执业的律师菲利普·赫斯科普也因类似情形被法宫逐出法庭。但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决,除对律师处以温和的训诫外,不能处以其他任何处罚。所以在美国,律师在整个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可以针对案件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辩论,只要不是故意作有损于公正审判或虚假的陈述即可。我国也应严格解释该例外情形,律师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不免过激,但这种情况也不宜认定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是否适用律师职业豁免权的标准应该由律师的职业规范和法律规定,而且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惩戒应该主要由律师协会进行,不能轻易启动司法程序。

(二)改革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改革的立足点首先是确保法官中立,可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让法官在庭审前不了解具体证据材料,不让法官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样就可以避免有些法官与检察官为一家,帮检察官共同追诉被告的不公正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其次改革现行律师管理制度, 突破对律师行政管理模式的束缚,进一步强化律师协会自我管理职能, 逐步实现律师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自治体制。

(三)加强律师自律、提高律师素质

1. 强化律师职业道德 提高律师职业素质

近年来,律师队伍迅速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律师素质的参差不齐,部分律师的拜金主义、商业化倾向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整体形象,这与律师职业伦理所要求的律师应具有品德高尚,负有社会正义感、责任感, 敢于抗强权、扶弱小的神圣使命极不相称。因此,

要实现律师执业豁免权,就必须强化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的教育,精练律师队伍, 提高律师的品位与素质, 增强律师的群体力量。

2、全面增强律协职能,保障律师独立执业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在序言中指出:“律师专业组织在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权利,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正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我国也应更加尊重律协地位,进一步加强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制度中的功用,以保障律师独立执业,增强律协职能,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不公正限制和权利侵犯。同时,增强律协职能,也可以通过律师行业的自律功能防止律师职业豁免权被滥用。

(四)改变人们长期认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说话的传统观念。

要在全社会建立法治观念, 法治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是一种以法律为依据的规范化的众人之治,而人治是一人或几人的统治,是一种不确定的、非规范化的专制制度,因此,应摒弃人治观念。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法治观念得以实现,防止人治的必要手段之一。

(五)提高法官专业素养

前文所述除外情形的标准非常难以确定,其裁量的标准仍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能否运用自由裁量权居中裁判,这与法官作为一个法律适用者的法律知识与自身素养密不可分, 但是目前我国存在部分法官水平和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不排除出现乱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这可能会成为除《刑法》第306条之外的又一把制裁律师的 “尚方宝剑”。故为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法官要提高自身水平素养,改变传统的裁判者主动介入、先入为主的观念,真正做到居中裁判;另一方面法院要不断加强对法官职业素养的培训。

结语:总之,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离不开律师,律师是法治社会的催化剂,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因此,律师权利的保障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豁免权是律师权利的体现,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是由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决定的。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主客观因素,非常需要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律师承办刑事案件的执业环境日益恶劣,所以愿意承办刑事辩护案件的律师越来越少。当律师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没法保障时,又有什么勇气去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理想的刑事诉讼结构应当是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现在却剩下处于天然弱势的被告人和力量强大的国家公诉方进行抗辩,试问,被告人如何能够获得平等的对抗机会?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最终任务又如何实现呢?答案便是给予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辩护责任豁免权,提供充分的执业环境。我们也期待着我国律师执业环境逐步优化。

参考文献:

参见闫斌《试论律师执业豁免权》一文。

陈宜:《论律师法的修改与完善》,中国律师网, 2006年6月21日。

郑金火:《律师伪证罪与刑事辩护》[J ],载《中国律师》,200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