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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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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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纳演绎教学法

归纳演绎法是从一系列具体事例中提炼、归纳出抽象概念再解析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能够使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摒弃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的讲授法的弊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比如，在讲授商品概念时，作者不象有些老师那样一开始就抛出商品概念，然后解析其内涵。而是先列举一些事实，比如，农民种植的粮食、工人织的布等等，是劳动产品，如果是为了给家里人吃、穿用，不进行社会交换，我们称之为产品；如果是用于社会交换，给别人吃、穿用我们称之为商品。以此类推，从一系列事例中归纳出商品的定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演绎法进行解析，即商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其次是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为他人使用。因此，土地等自然物，可用于交换，但不是人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属于商品；为家人吃而做的馒头，为家人穿而织的布虽是劳动产品，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交换，因而也不属于商品。这样，通过归纳演绎法，就把商品概念讲得非常清楚。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在课前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展开讨论和讲解，最后进行总结并提炼出观点和见解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从现实问题和现象入手，提出抽象观点和见解，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是从实际到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教师选取、组织案例教学外，也可在相关理论讲完后，由教师引导、组织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设计案例，用以巩固所学基础理论，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的生产实践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积累，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政治经济的案例教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案例素材。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努力提升案例教学法的比重。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法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的教学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尴尬经济处境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为高校经管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但是两门课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教学中两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各教各的课，相互之间不发生关联。两门基础理论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当两门课针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作出不同解释时，学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通过运用比较法让学生明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不可互相代替“，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总体上，它们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共性都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成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内涵、阶级立场、研究对象、观点、目的与任务等方面。在涉及同一个知识点时，比如，关于利率，政治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决定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对此，只有运用比较法向学生讲述前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实质内容，后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表现形式，学生才不会无所适从。因此，运用比较法能够提升教学效果：一方面理清两门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理解，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四、微课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与逻辑性的理论学科，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教师应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可以通过建立班级邮箱、QQ群、微信等网络媒介形式对学生进行课前导学和课后复习巩固，激发学生自学。课前指导包括上传相关阅读书目，并将讲授内容的时代背景、教学目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提示。课后以问题答疑、个别辅导及学科前沿观点等形式巩固所学内容，还可以上传文体、音频课件，尤其可尝试微课教学法。微课教学法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针对教学活动中的相关知识点开展的简短、完整的在线视频教学活动。其基本特点，一是实用性，要求主题明确，围绕一个概念、术语、事件、问题等均可以进行讲解；二是简洁性，要求结构较紧凑、短小精悍，篇幅小、时间短，一般以两至十分钟为宜，只要把主题讲清即可；三是趣味性，要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以图片、文字、动画、视频、声音组合的“快餐式”课件模块形式，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法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能够解释、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学面世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困难与牵强，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中，也不断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挑战和质疑。比如，包括萨缪尔森、琼•罗宾逊在内的当代西方最知名经济学家均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暴力革命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国内，以茅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同样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在面对国内外经济学家质疑中，正陷入困境，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脱离的形象较为突出，许多授课教师仅满足于基本理论的介绍，既不热心搞科研，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缺少关注，也就谈不上向学生传授前沿观点。因此，教授政治经济学的高校教师负有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并在讲授基本理论时把学科前沿的相关研究观点及时传授给学生的学科使命。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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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郑伟林

国有企业振兴之路: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窦祥胜,陈天慈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黄新华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内涵及当展冯继康,赖昭瑞

关于提高云南烟草产业竞争力的思考刘家贵

论我国失业统计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罗建章,何志华

第三方物流——流通业中的新兴业态王克群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两个问题的再思考肖正根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前景蒋兆斌,田柳

消费信贷证券化模式的国际考察及其评价张建友

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最优制度安排杨文华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张烨

CDR的金融创新风险及其防范——以大陆香港两地金融法为研究样本陈慰星

股市波动与政府双重金融政策目标——股市波动的博弈分析秦军,赵玉伟

入世后银行业竞争的新视角——从中资银行的比较竞争优势看中外银行合作前景马喜德

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突破口陈梦根,李占猛

机遇:加入WTO和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刘喜勤,李智忠

试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郭宝宁

放松金融管制推动我国金融自由化单瑜

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必要性和策略王萍萍

我国企业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设想杨雪梅

我国中小企业风险投资运作模式构建李林

市场调查十大误区剖析王旭

嬗变中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偏向种种那张军

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刘银花

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问题的探讨李丽

电子货币时代的税收框架:一个前瞻性研究王凌峰

新价值论下的我国治税模式创新漆亮亮,项有义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研究谢昌浩,阮萍

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张亚梅

养老基金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黄永洪

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及其负面影响郭跃芳,王宇东

WTO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杨增雄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郑伟林

国有企业振兴之路: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窦祥胜,陈天慈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黄新华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内涵及当展冯继康,赖昭瑞

关于提高云南烟草产业竞争力的思考刘家贵

论我国失业统计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罗建章,何志华

第三方物流——流通业中的新兴业态王克群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两个问题的再思考肖正根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前景蒋兆斌,田柳HttP://

消费信贷证券化模式的国际考察及其评价张建友

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最优制度安排杨文华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张烨

CDR的金融创新风险及其防范——以大陆香港两地金融法为研究样本陈慰星

股市波动与政府双重金融政策目标——股市波动的博弈分析秦军,赵玉伟

入世后银行业竞争的新视角——从中资银行的比较竞争优势看中外银行合作前景马喜德

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突破口陈梦根,李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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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力概念；共同活动方式；自主活动；科学发展观

一、生产力概念的演进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

1.根据现有文献可知，第一次提出生产力概念的可能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1757年，弗朗斯瓦·魁奈在他的论文《谷物论》中指出：“和庞大的军队却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①魁奈所说的“生产力”，主要是指“土地的生产力”，即土地产出产品的多少，它是量的概念。考察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他对土地创造财富的论述可以知道，生产力概念是在工业还不发达以及为了论述土地创造财富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今天看来，魁奈的土地的生产力是将生产力片面归结于土地上面。但他提出并明确使用生产力概念使得学者们开始从“量”的意义上研究财富的增长机理，这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他将分工的概念引入生产力中并考察对生产力的作用。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是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众所周知，分工首先表现在农业和工商业的分离，农村和城镇的分离。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个人的分工、交往、再到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实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斯密对生产力的范畴的规定还不成熟，只是从工商业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强调分工在生产中的作用角度进行了探索，此时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劳动生产创造财富的多少上进行“量”的表征。

3.李嘉图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使用生产力概念与魁奈相似，都是指土地产出产品的量，生产力是依赖土地产出的。他认为农业改良有两种：一是增进土地的生产力；二是通过改良机器。另外，农业产出的量是由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决定的，以此产生级差地租。此时，李嘉图对生产力的规定仍然停留在对自然界和物质的力量，但他认识到了土地的差异和生产工具对生产力的影响。

4.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对生产力的理解介于斯密和李嘉图之间。萨伊认为，斯密没有看到资本具有同劳动、土地同样的生产力，而且他批判地指出：斯密把精神劳动排除在创造财富的生产之外。他认为：“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③精神劳动也可以创造效用，也属于生产性的，它是间接地作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正如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从自然界中获得财富一样，都是通过间接的手段，即对劳动工具的使用。关于李嘉图，萨伊认为，不仅土地有生产力外，其他的自然力如江河湖海也同样具有生产力，自然的生产力通常和资本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工人的生产力，在萨伊看来“即他的体力与技巧的结果，这结果本身也是实际产品”④工人和机器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同样，生产力在萨伊那里也是用生产财富的多少，以“量”的概念来提出的。与斯密和李嘉图相比，萨伊认为财富或生产力来自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对生产力概念的这一理解大大接近了今天人们对生产力认识的程度。

纵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都是在经济学范畴内做出的局部规定，从土地生产力到自然生产力，再到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力。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生产财富的多少，从“量”的概念上考虑的。虽然他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上贡献不小，骤步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并趋于成熟。但最大的缺陷是对概念的认识仅停留在经济学范畴之内，只注重物对生产力的作用，没有从哲学的视角对生产力概念作出一般的规定。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自然对其中的生产力概念有所关注，随着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生产力概念的变革之路也随之开始并不断深入。

（二）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形成

马克首先使用生产力的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此时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他把生产力与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说：“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⑤此时，马克思还未能对生产力本身作哲学上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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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顾骅珊.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矛盾[J].嘉兴学院学报,2007(3).

4、张继鹏,张家来.比较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统计教育,2008(5).

5、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篇6

1.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的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界分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或者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论，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2.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做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著作，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②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③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④“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⑤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批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他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⑥很明显，这种界说似是:传媒政治是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而无法达到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从传媒是无法深入到政治的。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探求“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的。在我们看来，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正像我们同样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样。如果非要给传媒政治寻找一个“归宿”，勉强可以归为“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当年麦克奈尔在她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⑦，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媒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兰•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⑧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⑨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此，我们讲‘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⑩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

三、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也往往与政治传播纠结在一起。从外部形态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比前面所说的“传媒政治”的研究对象要规范、系统，因此，说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人们似乎容易接受，而把“传媒政治”当作传播政治学，人们可能还不以为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瑏瑡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或者说，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从政治、经济即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的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义为并聚焦于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认定媒介及其信息传播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个传播过程看做是一种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宏观决策的经济活动，把所有的媒介产品当商品，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到21世纪，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垄断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批评指向。传播政治经济学貌似是对传播的一种“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或者说，这种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看到经济的政治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结论总是政治的。据此，它被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学便难解难分。对于传播的研究，当从“政治经济”的宽泛视角“浓缩”到独有的政治视角时，它就成为一种传播政治学。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研究传媒政治的传播政治学，其着力点都是对“传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划归到纯传播学的“流派”。而政治传播，既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政治”，也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传播”，它着力的是“政治传播”。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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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关系；所有制；三分法；四环说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01-02

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从而，对生产关系内涵的界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生产关系的研究做一梳理。

一、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界定

关于生产关系结构的界定问题，一直在国内学术界争论不休。然而，我国大部分哲学教科书都参考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界定。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地界定了生产关系的内容。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说道：“生产关系的状况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产、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通过斯大林的此番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所有制问题贯穿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到生产资料的支配过程。然而，国内在50年代开始兴起“左”的思潮和方针政策，针对这些“左”的方针和政策，1963年撰写《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对斯大林的定义提出过质疑，认为斯大林有关生产关系的界定排除了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这样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生产关系也就被简单化了；其次，它把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承认所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关系即阶级关系，这样就缩小的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内涵，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理应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都有表现。该文在1985年发表，引起理论界探讨的热潮，至今也有学者对其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进行研究。

二、国内生产关系概念界定的理论争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关系的界定和结构分析空前热烈起来。

（一）对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的支持

首先，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三分法”说与马克思的“四环节”说虽然略有出入，但是并没有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界定，本质是相同的。马树方肯定了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进行突出的做法，认为这样是抓住了生产关系的本质，从纵的方向对生产关系的内涵做以说明。因此，斯大林只是从异于马克思的角度去探讨生产关系，没有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考察。计瑗澄等认为，有些人批判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没有交换这一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在生产关系定义的第二项内容“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单独指出交换是商品交换，但是肯定了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且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独立的一项是非常必要的。蒋学模对斯大林的定义表示强烈赞同。认为，斯大林对于生产关系内容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定义符合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也没有违背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史中对生产关系的演绎。赵家祥认为，应该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三分法”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环说”结合起来界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运动的过程必经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是以社会性物质为基础的，而所有制作为一种物质所有制，则是这种运动过程的体现。因此，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是对在生产过程中同物的运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本质的反映。

国内哲学教科书对生产关系内容的界定，大多也都采用的是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就算稍有变动，本质上也并未否定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界定。

由赵光武、芮盛楷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92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生产关系的定义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关系的内容则援引斯大林的说法。该书指出，生产关系的三项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础，起着决定作用。首先，它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以什么身份从事劳动，其次，它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即决定产品归谁所有。总之，抓住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抓住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就能够搞清楚生产关系的性质、类型。

由肖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版的《哲学原理》（上册）中指出，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且生产关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经济结构系统。并且生产关系结构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去讲，其静态结构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和分配形式等方面；从其动态过程看，则其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其核心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各种经济形态的区分就是以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为依据的，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最本质的关系，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当然，这里的其他关系也是从静态和动态双重性质上去讲的，即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各个环节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定着生产过程中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进行。

（二）对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的质疑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太认同斯大林的“三分法”。于光远指出，所有制是从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关系来看人和人的关系。他指责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单独一项列出来，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并列。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制的实现贯穿这四个环节的完成。将所有制作为独立一项列出来是违背生产关系的本质含义的。这里，于光远把所有制的内涵扩大，认为所有制的内涵涵盖生产关系的所有内涵。孙冶方借鉴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的界定对斯大林进行批判，认为，“斯大林在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没有把交换关系单独列出来，而是把它作为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项目提出来的。这正是杜林的观点；曾经受到过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接着指出，在恩格斯的定义中，所有制作为一个法律用语，已经包含在生产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生产、交换、分配）中。斯大林的定义，“不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前进一步，而是后退了两步。”鲁品越认为，苏联教科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的根本缺陷是脱离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活动。因此，他认为生产关系应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第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权力和地位关系；第三是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在鲁品越的定义中，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以社会性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相互决定、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与斯大林的定义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更强调了人的利益动机和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在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采取既不绝对否定也不绝对肯定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朱剑农，他提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斯大林把所有制列为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项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他通过自己三分法的定义把交换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这样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后退”了。他还说，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制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涵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其中，这四个环节的进行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更多的是一个静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形式。他们二者是存在一定联系的，但是我们也要辨析二者的差别。他们是有不同重点指向的两个概念。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J].经济研究，1979，（10）.

[3]马树方.生产关系应包括哪几个方面？――与孙冶方同志商榷[J].经济研究，1979，（12）.

[4]蒋学模.蒋学模自选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赵家祥.对生产关系内容界定的历史考察――斯大林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观点的一致性[J].理论研究，2007，（5）.

[6]赵光武，芮盛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肖前.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8]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9]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J].经济研究，1979，（8）.

篇8

由于皮凯蒂触及了时代的本质，因而引起了世界学界的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的新书不仅揭示了时代本质，“同时改变着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家哈罗德・梅尔森则认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纽约时报认为：“皮凯蒂的著作是在全球经济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揭穿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保守派则激烈反对这一著作，认为皮凯蒂导致“的回潮，因而是谬误的”，“皮凯蒂聚焦抑制富人，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学问。”它“违背了美国精神――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个别学者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念的中世纪仇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浩大的思想交锋已经拉开序幕。”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本书已经让争论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使争论的焦点从是否带来了贫富差距，变成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贫富差距”。

一、马克思结论的再一次证实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因而资本有一种必然的趋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这个结论，今天被皮凯蒂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再一次证实。

皮凯蒂及其伙伴，经过15年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英国、法国300余年财富数据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5% 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时财富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 年前增大了8 倍。1% 的人比 90% 的人拥有更多财富，这就是300余年的基本事实。这一结论使保守派哑口无言，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才说“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

针对贫富分化趋势，皮凯蒂主张通过高税收进行抑制，即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皮凯蒂说：“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

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首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加大，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成为常态。皮凯蒂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库兹涅茨的例证只是一个特例，真正的常态是差距越来越大。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意义，是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经济学最初含义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自 18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关注的重心则从社会转向资本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社会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而一分析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他们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只专注于财富的积累，而从来也不专注于贫困的积累。当皮凯蒂用事实证明，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就走到历史尽头了。时代呼唤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坚持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它的立场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不仅要量化资本，也要量化贫困。皮凯蒂用实证的方法攻破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堡垒，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立场的重要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皮凯蒂研究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立场，使经济学回到人类社会。

三、本质是政治问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从本质上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按其自然本性，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要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幸福，唯一的出路是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并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关系是资本、人民（民生）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因此不是人民和社会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的发展最终要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皮凯蒂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其根源也在这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皮凯蒂的人类社会立场。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因而要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要国家内的民主，而且要正义力量的国际合作，使资本无避税港可逃。这一点同样是非常有远见的。

四、《21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内涵：一是高税收，最高达80%；二是增加了财富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所得税，很少对财富本身征税；三是全球征税，消灭避税天堂。这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面对强大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皮凯蒂也认为难以实行，自己的建议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除了空想性质，我们也可以批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此他的建议只具有改良的性质。但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即如何把市场的活力与缩短贫富差距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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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风险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欧小国冰岛面临“全国性破产风险”开始，在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发酵的过程中，“国家破产”一词频频闪现于报端和电视。在“国家破产名册”上，除首当其冲的冰岛外，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陆续招致相同的“破产”可能。而通过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的评级警告来看，身处“国家风险”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Foreign expose)的变化。 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俄格冲突、国际油价下跌等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强烈震荡，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下跌、资本流出和投资减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偿债能力。 笔者将综合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俄罗斯的国家风险。

一、国家风险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或称风险（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P.Nagy）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国家风险定义：所谓国家风险是指“跨边界贷款中导致损失的风险，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与企业或个人无关”。 此后，以邓肯?麦德姆（Duncan H. Meldru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国际债务问题，国家风险内涵得到扩展。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发生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国际资本流动时，都面临着因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损失。

与国家有关的外币债务违约的案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生很频繁，外币债务违约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下降，当时跨国债务发行非常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对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贷款的违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到来。1982年8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还一切外债，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止偿债或正式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几乎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个国家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传统的风险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战争、革命、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外部经济危机因素。今天，财政纪律松弛、债务管理压力、生产的无效率、负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使许多国家面临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些风险混合到一起，尽管在一段时间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恶化——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在众多新兴市场的与风险有关的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国家风险由政策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构成。借贷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币借贷的信用声誉是最高的。如果它们有印发本币的权力，那么违约的问题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由此，风险就转化为一个国家会通过印发大量的货币来偿还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腐蚀掉债务。当一个用外币借款，由于借款者没有印发外币的权力，则产生违约的风险。此类违约的风险在计量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用最复杂的计量方法都会很难给出确定性，因为缺少相应的例子和数据。因此，对风险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非计量方法，依靠对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指标来对政策、对可贸易部门的状况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评价来判断违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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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自由 经济法 辩证分析 国家干预

一、经济自由思想的诠释

要明确经济自由的概念和内容，对经济自由做个诠释，必须从经济自由的发展历程谈起。在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发展主要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期两个阶段。

1.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自由思想。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认为，一切贸易的自由往来是实现社会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其后的重农主义是18世纪中叶在法国产生的一种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经济理论体系。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并依此提出实行经济自由的主张，实质是希望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1774年～1776年，杜尔阁采取改革措施，实施了一些重农主义政策，如建立了国内谷物的自由贸易、实行酒类自由贸易、废除行会组织等，虽然结果失败，但为经济自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实践上的可贵尝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白己的利益为目的，反对限制经济自由的重商主义政策，主张自由放任。近200年的这种自由经济的思想和主张，促进了英国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

2.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自由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反对国家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兴起。认为只有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取得最高效率。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造成价格信号的扭曲，从而影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贬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我国古代经济社会也存在着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对立的经济思想，但在封建制度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君权至上的学说，以及国家工商经营的管理策略，使得国家干预始终是古代国民经济管理的主流思想。经济自由思想主张利用商品规律自由竞争，摆脱所有违反商品规律的行政干预，以满足人们追求财富的需要。这种思想其实是民间的经济意愿。在我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资本主义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国内，主张经济的自由发展。而由于封建制生产关系两千多年的主导地位，中国的经济自由思想始终不是主流思想，也无从谈起经济政策上的实践了。

由此可见，首先，经济自由一方面是一种经济理念，是人们渴望社会经济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即法律允许下的自主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同时，它又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安排方式；其次，在经济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经济自由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充。结合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将经济自由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财产自由，生产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和个人和团体的发展自由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张。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思想的多元化，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行为也会更加多样化，经济自由的内容将随之愈加丰富。

二、经济法为经济自由提供强有力保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民商法和经济法是经济自由赖以实现的重要法律，但这两个法律实现经济自由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民商法中实现和保障的是个体的自由，而经济法中的经济自由则是超越了个体的界限的、总体的经济自由，即在社会整体范围内，每一成员或者绝大多数成员都享有个体自由。经济自由作为经济法的理念、价值目标和原则，体现在经济法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自由首先表现在政府定位方面。经济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真正实现国家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以及国家所有权与企业财产权的分离，从而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次表现在政府管理和决策方面。经济法要求实现中央和地方经济职权的合理划分，充分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要求建立合理严谨的程序机制，将宏观经济决策构建在各经济主体自由、充分对话的基础之上，以促成经济决策形成的民主化。

在微观市场领域，经济自由首先表现在市场经济结构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自治团体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主体逐渐兴起，在经济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也愈趋显要。就经济自治团体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自治团体的经济管理功能日渐凸显，一些传统上隶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逐渐让位于行业协会等经济自治团体来行使，提高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质量。就经济自治团体与市场主体的关系来看，由于经济自治团体是其成员自愿组成的，通过自律规范可以实现市场主体利益的协调和保护。其次是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市场主体是指一切处于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之中，为政府所依法规制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市场主体对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需求，主要包括经济行为的自主决策、地位平等、经营活动自由等。这实质上反映了他们要求充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以经济民主与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经济法可以保障微观市场主体正当权益的实现。

在社会保障领域，经济法可以通过建立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各项制度，对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而不能劳动或暂时中止劳动的劳动者、陷人生存困境的社会成员以及有特殊贡献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属，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蒋自强:经济思想通史：3卷[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