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研究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5: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传播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2-0430-01
自科学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传播人类所创造的这一文明成果。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到今天的科学传播，极大地扩大了科学的影响力，也大大促进了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在全社会的普及。科学似乎呈现一片异常繁荣的景象。然而，随着各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日渐突出，各种伪科学、伪学术大行其道，公众对此应接不暇，真假难辩。人们在反思科学的同时，公众不免会疑问：今天的科学怎么啦？科学传播到底在传播什么？怎样才能保证科学传播准确、快速、有效的进行？这些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并进行研究。
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是有缺陷的，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民众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精神在全社会的普及。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即科学传播的媒介化转向。科学传播的媒介化转向是与科学传播研究中对于媒介的重视和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凸显相联系的。然而，媒介化的极端倾向与外界因素对科学的干扰产生了科学被“歪曲”的现象。这不仅危及科学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科学传播的准确、快速、有效的进行。
要防止媒介化的极端倾向及阻止科学外部因素入侵科学，保证科学传播目标准确、快速、有效的实现，需要处理好科学传播中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一、社会对科学的反应—对默顿的述评
默顿的主要兴趣点之一在于那些推动或阻碍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方面，企图通过把科学与社会作简单的二分来考察社会对科学的反应。默顿坚信科学的存在和完善“依赖于特定类的社会结构”，“科学像任何其它具有社会协作性的活动一样，也受到多变的命运的支配”。[1]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中，默顿用确凿的定量资料论证了“清教原则在某种秩序上对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起到了调节作用”的假设。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默顿一个隐含的假定：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做出径渭分明的简单二分。[2]
二、科学传播中的“圈层结构”模型与科学权威控制力递减律
由于默顿相信在科学与社会环境之间不再有其它环节，因而也就相信科学精神特质在科学共同体内的作用是均衡的，也就是各个层次上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对科学规范有同样的尊重程度。这不符合科学建制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掌握科学的程度差异。这里，我要尝试地补充默顿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一种可被称为“圈层结构”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模型，其含义是：被称为科学的那种社会建制，以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远近程度可区分为核心层科学、中间层科学和边缘层科学，大致是个分层的球体。
（1）核心层科学，即标准科学。首先，标准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条理化的概念体系。其次，标准科学的共同体成员可以是超国家、地域的。标准科学的科学共同体可以成为世界性“自治共和国”，在这个自治共和国中，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这种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质一旦形成，不容易被科学的外部力量所改变。再次，就社会组织来说，标准科学主要寄居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其科学共同体成员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功利性很少起支配作用。
（2）中间层科学，主要包括潜科学、应用性科学、软科学等。首先，潜科学通常指尚未成熟、还处在幼芽阶段的科学。在库恩眼中的就是“前科学”——缺乏“范式”的有效指导，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规范。当“范式”确立时，“前科学”可转变为标准科学。
其次，应用科学也不同于标准科学，它并不将追求知识概念体系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其概念体系也没有标准科学那样完整，目标设计更多强调科学研究与国家或企业利益之间的关联。共同体除科研人员外，还有工程技术人员、实验员甚至企业家。经济、社会利益是研究的动力来源。
再次，软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哲学相互交叉、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一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群。软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综合地运用决策理论、系统方法和计算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手段，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从经济、科学、技术、管理、教育等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其规律性，从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案，为有关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规划设计和组织管理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维护科学权威控制力的基本原则
从科学的“圈层结构”可以看出，科学被“歪曲”现象主要发生在科学由内向外扩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其实质就是科学权威控制力被过度削弱。因此要防止科学被“歪曲”，关键是保持核心科学科学权威控制力对科学的影响，避免对科学核心的影响，即保持科学权威控制力的单向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至少要在科学评价、科学教育、科学知识传播、语言使用这四个环节强化科学权威控制力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下列措施是必要的：
（l）根据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圈层结构”模型特点，在科学的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的评议制度。首先，在核心科学部分，实行同行评议制度，避免因素对科学评价的干扰，保证科学的自主性。其次，在中间层科学，可以采用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再次，边缘层科学可以偏重于外部评价。
（2）标准科学教育中注重教育内容的传统性
波兰尼认为，“原创性是科学发现的动力”。库恩发展了波兰尼的思想，他从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来考察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即在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纪律加以约束、规范的活动，否则，科学活动也难以有效地开展。然而，如果我们只是片面、过度强调发散性思维而忽视最起码的科学方法论教育，科学共同体的精神特质（科学权威控制力）也会因此而被削弱。用实证主义的话说，缺乏基本科学“范式”的创新思维被证伪，那只是“一个疯狂的念头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而己”。所以，在标准科学教育中应注意强化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训练，注重教育的传统内容。
（3）注重科学知识传播的系统性
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成体系的知识，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应该包括解释层面、精神层面、器物层面和社会层面。[4]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这使得人们更多地从器物层面理解科学，忽略了科学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本文所说的科学传播的完整性，是说要分清科学在不同人群中传播的不同任务。在普通社会公众那里，在普及基本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让公众了解科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不是绝对的真理，这样可以避免公众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于那些准备进入科学共同体的人来说，科学传播的任务就不再局限于边缘层和应用层科学及科学精神等，还应该包含标准科学所应严格遵循的科学规范，尤其要培养他们具有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精神特质。
（4）注意防止科学传播过程中语言的误用。
科学研究中使用专门的术语，科学由核心科学向外层科学扩展时也应体现这些术语的规范性，不能以随意性、自由化的态度来叙述。滥用科学术语，会极大地损害科学信息的科学性及知识性。当前，应特别注意反对让外行在媒体上滥用科学术语。
参考文献
[1] 默顿，《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1页
[2] 默顿，《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9页
篇2
[关键词]大数据；科学传播；新媒体；科学传播主体
[中图分类号]NO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61 ― 02
“大数据”时代是当前备受追捧的一个概念，它“泛指巨量的数据集，因可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而受到重视”。〔1〕大数据时代是一场信息革命，随着这种“数据量大、类型多、增长速度快、存在未知相关”的信息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进入传播领域，整个传播活动面貌焕然一新。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以科学为传播内容的特殊传播形式，也会在海量信息涌入的过程中发生巨大的变革，迎接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科学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充分利用数据优势，推进科学传播的持续发展。
一、 大数据时代下科学传播的转变
对科学传播的广义界定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交流、正规的科技教育、非正规的科技教育及科普工作、技术传播等”〔2〕几种形式，而狭义的科学传播主要指科普基础上的科学与公众的互动。
传统的科学传播以科技新闻、科技出版、科技信息、科学普及、科技写作等形式为主，借助传统媒体进行科学思想传播，以此促进社会普遍科技素养的提升，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公众理解科学。而随着当前网络媒体的发展，“人类无疑进入了一个网络和移动通讯为核心，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基本载体传播科技的新媒体时代”。〔3〕这种新媒体在科学传播上的应用恰逢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海量的信息通过新媒体海量的信息平台进行全方位的呈现。科学传播的主旨由公众理解科学向公众参与科学转变，并且分析整个传播过程，传受主体、传播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第一，传播理念的更新：公众参与科学、公众与科学的互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199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就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是其在实践领域却存在着困境。一方面是普通公众没有获取科技信息源的途径，另一方面是获得的信息没有便捷的传播途径。然而大数据时代下的新媒体科技传播却克服了这两个制约因素，使得科技传播活的的指导理念发生根本的转变。
第二，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兴媒体已经极大地拓展了公众参与的空间，公众开始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但是公众在信息获取源上却存在着源头缺乏、核心消息难以获取的情况，因此，权威信息的仍然掌握在媒体的手中。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的开放、权利的分散化、数据分析主体多元、信息源头多样化导致了传播主体的多元。普通大众也能够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不再是科学家及科普作家的孤军奋战。
第三，目标受众的针对性：信息高度个性化已经成为现实。数据挖掘的技术可以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模式预测其信息的需要，过滤他们不感兴趣的信息，更方便高效地搜索他们需要的信息，为其进行个性定制，配送个性化的信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众传播，传播的有效性被最大限度的提升。
由于每个用户的兴趣都会不同，所以，数据分析必须高度个性化。通过数据记录的每位用户的个人兴趣爱好数据分析，准确定位用户诉求，当用户使用时，向用户提供某一方面的或全部的感兴趣的信息，以期更加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由于人的兴趣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数据系统及其分析必须是长期的、智能的，记录用户的兴趣转移，并且开发其潜在兴趣，探索引领其新的兴趣指向。
第三，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一直以来科学传播活动主要以科技节目、科普书籍和科普网站为主，并且由于传播内容的专业化，传播主体相对单一，科学传播作品不足，达到的传播效果更是有限。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形式也必然呈现多样化，以数据模拟演示或是各种科学实验的动画替代传统的文字说明和简单的图片，给人以更直观的印象，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另外，网络和移动通讯设备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科普博览、果壳网等受到科普爱好者的钟爱；很多科协也都在网上开通了网络科普社区，方便与受众的即时互动；并且很多受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微博、微信等移动客户端都可成为传播科技信息的途径。通过互联网络构筑的科学传播平台，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双向实时互动，改变了传统科学传播的线性模式，使得传播过程成为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
第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渠道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广大受众有机会接触大量数据和信息，并能够将信息及时的反馈、传播。仅以科普作家为主的科学传播是有限的，但是能够运用海量数据挖掘信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科技知识的广大受众的力量却是无限的，数据分析主体多元，创新也呈现出大众化趋势，从而可能使数据信息的挖掘更加丰富多样和海量，更多的我们身边的科技信息将以不同形式呈现给公众。
二、 大数据时代下科学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海量数据的开放使受众获得了丰富的信息，新媒体的应用畅通了受众信息的渠道，架起了受众与科学之间的桥梁。但是大数据在带来难以预期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其带来的挑战。目前大数据在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数据获取的法律权限、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以及相关人才培养方面还都存在不足，这些也会使大数据时代下不断变革的科学传播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是信息的准确度值得怀疑。由于传播主体的转变，以职业科普传播者向大众化方向转变，职业的科普作家往往需要雄厚的专业知识，才能把枯燥的科技常识以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作为新兴传播主体的公众却不一定都具有专业知识，很多人只是“土根专家”， 传播内容科技含量低，其传播信息的准确程度更是无法保证。尤其是以传统形式进行的科学传播，或者是书刊杂志的出版，或是电视广播节目，都有着一定的新闻把关，进行多层次的严格审核，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伪科学的成分，但是大众科普却是没有“把关人”的自主传播，伪科学可能趁机占领科学传播的领地。
其次，存在信息泄秘和信息骚扰的隐患。大数据的隐私保护技术还不成熟，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不能公开，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公开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一方面，对于涉及科学保密和技术专利的信息，如果不当的公开，不仅传播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个人的隐私保护技术也不够成熟。科学传播过程中会通过对用户分析，发送推送信息，有些可能并不是用户所需要的，或是发送时间和形式不符合用户的偏好，造成信息骚扰。而且，随着科学传播主体的多元，完全以提高公众科技素养为目的的传播可能会被附着利益相关的传播行为排挤，打着科普旗号的广告和宣传会混淆公众的视野，将推送信息通过科技常识和软新闻等形式传播出去，对公众造成误导。
第三，信息海洋的泛滥。大数据包含着海量的数据，通过分析更是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信息。随着公众参与的加强以及传播的即时性，科技信息会成指数倍增长。很多信息会被重复报道，内容同质化严重，一些无价值的、甚至是虚假的科技信息也会进入公众的视野，公众往往会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科技信息数量的增多只是给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但是也增大了搜索和选择所需信息的困难性，而且面对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科技观点，更是会莫衷一是，反而削弱了传播的有效性。
第四，传播过程缺乏系统策划。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和分散，媒体进行整体策划的科学传播行为将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由分散的个体根据各人的兴趣点进行的传播行为。这种传播缺乏整体的策划，传播内容往往是碎片化的，对于完整的知识体系，往往进行部分肢解，缺乏系统的整合，相关知识点的报道之间缺乏逻辑条理性，很难以一定的科技内容为中心，形成专题形式的科技知识体系，帮助公众了解某一知识点的全部科技信息。
三、 科学传播的改进对策
为迎接数字化浪潮的到来，在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下推进科学传播的发展，提升普遍公众的科技素养，需要积极地解决和应对新形势下科学传播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加强公众科技传播能力的培养。随着数据的开放和权利的分散，公众在科技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然而信息的可信度、表达的准确度、以及传播的适用度都是无法保证的，因此有必要对热衷于进行科技传播的公众进行培训。在科普网站科学松鼠会上就开辟了专门的“科学传播训练营”，设置了在线课程，方便有兴趣的受众学习科学报道的方法，还设有实战练习等互动环节，培养科技传播人才。这种对科技传播能力的培养如果能借助科技传播网站的平台普遍展开，对于科技传播主体能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强化信息把关。针对科技信息准确度降低的情况，信息平台有责任对科技信息的报道进行严格的把关。通过提前审查、专家审稿等形式，过滤掉那些夸张、曲解、误传乃至杜撰的科学信息，以严肃、严谨的态度对科技事件进行分享报道，才能发挥科学传播的积极作用。同时公众也应增加自身的责任意识，不能道听途说，发表不负责任的科学信息，误导他人，而应步步求证，以科学的严谨态度进行科学传播。
第三，健全法律保障体系。为使得新形势下科学传播可持续的发展，增强传播效果，必须健全相关法律，避免不合理的获取信息。大数据发展的背后有着利益的驱动，往往掌握的数据越多，分析得到的结果就越精确，掌握的有价值的信息就越多。充分保护公众的隐私权，避免不合理的数据滥用，公众应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设置“隐私”和“信息”的开关，自主决定隐私的保密度及信息的获取倾向，并且还要进一步细化，可以公开的隐私是何种程度的公开，面向谁的公开，信息推送的形式、内容、时间、长度等等。这些的实现，都需完善相关技术，强化信息保密和屏蔽功能，限制对信息的不合理利用，使用户可以真正地掌握科技信息获取的主动权，杜绝信息骚扰。
第四，整体策划，优化编辑。为了进一步强化科学传播的功能，还应强化传播的整体意识，优化编辑，可以模仿重大突发事件时的专题形式，在科普栏目内设置专门的知识专题，通过整合相关知识点的多种素材，分门别类，进行精心策划，呈现系统化的，具有逻辑相关性的新闻链接，梳理清楚繁杂的科学事实。避免简单的复制粘贴、随意堆砌、重量不重质的报道，要综合多种表现形式，使得抽象的理论联系日常生活，通过可视化的模拟程序展现给公众。同时强化互动板块，促进公众的阅后研讨，使得一次性的知识学习达到全方位的效果，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参 考 文 献〕
〔1〕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与教育，2013，（04）：47-49.
篇3
关键词 传播学视角；课堂教学；互动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03-0090-03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杨冠英
on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Yang Guanying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ducation research is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interactive problem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ts basic types inclu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tudents interaction， convergence interaction， hasten zero interaction， divergence interaction， content interaction， form interactive， etc. This paper is beginning with the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studies how to put the interaction into the classroom in every teaching links， effectively realize interactive teaching.
Key words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teraction
“互动”的一般性定义是“某一特定环境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1]。在传播学的理论中，互动即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换句话说，受者接受传者的信息，并将反应回传给传者时，互动便形成。可以说，互动是传播的本质特征。甚至有人认为，“传播就是互动。借助互动性，传播可以实现最优化”[2]。
在课堂教学的传播过程中，如果没有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传播活动将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从传播模式来讲，从控制模式到社会模式和循环模式，这些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模式都存在信息的交流与反馈。经研究发现，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从根本上体现了传播的双向性，离不开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交流互动。
1 课堂互动的主要内涵和类型
互动在教育研究中是最为重要的教与学要素，课堂互动的主要内涵是强调教学中师生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在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有效教学应该以学习者发展为最终旨归”[3]。有效的反馈不但能够使教师及时调整不恰当的教学策略，而且能够纠正学习者的错误认知，逐步深化学习者的认知，利于开展形成性评价。
课堂教学是一个传播的过程，那么从传播的内容、效果、过程和形式出发，对课堂教学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行概括。
1）从传播的内容来讲，课堂互动性的基本类型包括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促进、推动的状态。”[4]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调节师生关系，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氛围。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在于教师在课堂中给学生提出了多少问题，或者学生回答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思考并提出问题，这也是互动的实质。
2）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互动包括趋同互动、趋零互动、趋异互动三种类型。趋同互动，又称积极互动，是指传受双方和受方之间在互动后行为、认识等表现为趋同。“趋零互动，又称危险互动，指受者对传者的信息没有反应（反馈）。趋异互动，又称消极互动，指受传双方互动后的行为、认识表现为趋异。”[5]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趋同的积极互动是最有意义的，当某一问题提出后，在教师的讲解和启发下，最终被学生理解并应用或得到大家的共识。课堂中要尽量避免互动趋零和趋异的情况。
3）从传播的整个过程来看，课堂互动的基本类型有内容互动和形式互动。内容互动表现为针对某一教学知识点所进行的互动。一堂课由多个知识点构成，学生通过理解并应用多个知识点，交流分析知识内容。形式互动，基本上指开展竞赛、游戏、抢答等方式的互动，让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同时反馈学情。
2 目前课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
一项完整、优化的教学活动，需要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共同促进教师的“教”和学习者的“学”。但当前的课堂教学还未达到这个目标，在课堂教学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2.1 师生互动交流片面化——提问形式过于简单
在师生互动环节中，教师普遍采用课堂提问作为互动的形式，它既能够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又可以深化学习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很多教师把“学习者回答问题”片面理解为“师生互动”，在课堂中提问一些认知记忆性方面的问题，或者对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采用齐答的方式，认为课堂提问越多，互动效果越好。实际上，学习者个体之间存在各种差异，缺乏针对性的问题并不能有效地反馈所有学习者的学情，达不到互动教学的目的。
2.2 教学媒体工具形式化——服务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
常用的教学媒体，如幻灯、投影、多媒体计算机、电视等，都是辅助教师“教”的工具，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也是单向的，学习者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很多教师为响应信息化课堂的号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呈现教学内容，但实质只是将教材中的内容“搬”到投影仪或显示器上，使教学媒体仅仅作为辅助教师“教”的直观教具、演示教具，在教学过程中忽视学习者的接受心理和认识水平，很难达到教学目标和要求。
2.3 评价注重等级与量化——注重总结性评价，轻视形成性评价
一般情况下，教师会在课程内容结束后进行考试，以了解和评估学习者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评价学习者和巩固所学知识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学习者的发展。这种量化的评价方式，难以判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达到的实际水平，给学习者心理上带来对评价的焦虑和恐惧，制约着学习者的成长。
3 课堂互动的有效实现
从教学传播的运行来讲，课堂教学要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实现有效的良性互动。当然，互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在课堂中要将互动合理融入课堂的每一步教学，使互动真正促进教师教学。
3.1 教学准备阶段——问题诊断，互动导入
在课堂教学准备阶段，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的掌握情况，以确定课堂教学的起点和重点，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此过程中，教师利用多媒体创设高质量的、利用互动开展的问题情境，在诊断学生的知识水平的同时，又能够针对疑问进行互动，从思维层面调动学习积极性。
如大学二年级学生在学习“基于概念图的设计”时，设计分层次的递进问题来进行导入教学，既考查学生的基础性知识，又考虑对学生应用能力的测试，最后用设疑的方式引出新的教学内容。
第一个层次：上一节课讲授了教学中常用的概念图类型，按给定的条件分为几种类型？按教学内容的组成分为几种类型？考查学生对记忆性基础性知识的掌握。
第二个层次：让学生思考在讲授知识、复习知识、建构知识时，分别用哪些概念图类型比较合适？考查学生是否了解各种概念图的特点和应用。
第三个层次：列举“二氧化碳的性质”教学实例，让学生讨论概念图主要应用在哪几个环节？起到了什么作用？学生讨论回答后，教师并不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引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产生内部动机，带着疑问学习新内容。
本案例中的问题由易到难，先使学生开展讨论，进行生生互动，教师针对问题开展与学生互动，分层次的问题使认识逐渐深入，思路逐步开阔，从而更容易接收和理解新的内容。
3.2 教学实施阶段——自主探究，互动引导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通过探究与实践构建自身知识体系，而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引导者。在课堂教学实施阶段，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置问题，通过问题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组织实施科学合理的探究活动，通过引导学生操作实践、观察分析、合作交流，去发现和探究问题。
如在学习“视频编辑规则之一：景别变化”知识点时，教师首先以演示课件中的各种图片为例，让学生体会并分组讨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的区别。景别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实际情境中不易把握，因此教师再以不同拍摄对象为例提出问题。
问题一：以故宫为拍摄对象时，在飞机上全部把故宫装入画面，是什么景别？而改变拍摄距离或通过变焦拍摄太和殿全貌，是什么景别？
问题二：以太和殿为拍摄对象，拍摄故宫的全貌是什么景别？太和殿全貌是什么景别？
学生在了解各景别特点的基础上，各小组积极展开互动讨论，在分析、质疑和交流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探究。不同的思想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充分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将想法、疑问或意见提出来，并对错误的想法及时点拨，引导其走向正确的方向。
3.3 教学评价阶段——知识巩固，评价反馈
在课堂教学的评价阶段，由于学生所学新知识仅处于理论层面，需要利用一定的题目进行练习，梳理知识，掌握知识如何应用，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教学评价是随时并频繁进行的”[6]，教师可以利用互动活动，及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做出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及时补充讲解，巩固所学知识。
如在讲授“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基本环节”课程的最后环节，教师提供一份缺失很多步骤的“Healthy Eating in My Life”教学设计方案，让学生自己根据PBL教学环节的具体步骤设计一个教学方案。待完成后，教师让学生将其作品与案例进行比较，自己评价设计方案，找出方案中缺失的部分。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发现缺失环节多为“学习活动设计”，因此，教师及时系统讲解学习活动设计的具体步骤，并列举实例强化学生对问题的认识。
4 结语
课堂教学通过多向、多层次的互动，最终带来的是学生的有意义学习。课堂教学中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是有意义学习发生的主要场所，教学信息交流互动的效率和效果对有意义学习起着决定性作用。课堂教学互动需要教师在课堂的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三个阶段都能够灵活开展，有效解决目前课堂教学互动中存在的反馈活动单一、反馈信息不全面、反馈信息不及时等问题，而且对构建一个积极共享、合作交流、自主探究的教学与学习环境有积极意义，最终实现高效教学。
参考文献
[1]Vrasidas C， Mcisaac M S.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action in an Online Cours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1999，13（3）：22-3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崔允漷.有效教学：理念与策略[J].人民教育，2001（6）.
[4]李蕾.应用互动反馈技术开展有效教学的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08（5）：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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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Sssri
主管单位：交通部
主办单位：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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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4653
国内刊号：31-138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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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8
期刊收录：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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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论文关键词：5w模式；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信息传播
1研究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按照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界定，研究型大学是指给研究以优先权．开展高层次研究教育．并以拥有可观的研究经费来体现其核心要素和竞争力的大学。从世界范围来看．研究型大学高居所有大学群体的金字塔塔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高水平的学科建设。高质量的人才培养。高层次的科学研究。高程度的学科综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广泛的国际交流。
我国大学的发展大体经历4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重点高校”等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二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校学位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是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点的多少成为衡量一所高校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等的实施，“2l1工程”学校、“985工程”学校等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四是受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思潮的影响．研究型大学的概念逐渐被国内接受．并迅速成为众多重点高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成、为代表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
图书馆是高等大学的信息资源保障和发展支撑体系，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应该服从和服务于高等学校发展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从我国高等大学的发展看，许多一流大学都将研究型大学建设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图书馆的发展必须适应这一潮流的需要。正如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桂林在《21世纪中国大学图书馆发展之我见》中提出的：21世纪的图书馆应办成“研究型”图书馆。一方面要为教学科研服务，同时它应该具有支持高校高水平、多学科的科研及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能力。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除了像一般的大学图书馆一样要为教学服务以外．更要有支持学校和社会进行高水平、多学科的科学研究以及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能力。要实现这一目的，没有学科馆员的研究型信息咨询服务是难以做到的。
2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的必要性
研究型大学从事的是高质量和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因而需要大量信息支撑，教师获取信息，选择利用信息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科研的发展。新的技术环境下．高校教师由于对文献信息的检索方式和途径的不够专业．要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全面、快捷的找到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信息，绝非易事。据统计。我国图书馆界和各类情报所收藏的中文文献70％未被利用．外文文献90％以上长期未被利用。而学科研究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至少要花40％～60％的时间去获取信息。一方面是大量价值很高的文献信息未被开发；另一方面是科研需要的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信息无法获得。解决这种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就要求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能有一批具有某一学科专业背景．能为专门领域的学科用户提供全方位多角度信息服务的专门人员。而建立学科馆员正是为了提供主动创新的信息服务．它也将成为研究型图书馆建设的必经之路。
3信息传播5w模式与图书馆学科馆员信息传播
1948年．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教授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其着名的“5w”传播模式(见图1)，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bywhichchanne1)——对谁(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ects)。
以后传播学的研究，基本上就按这一模式分为传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等五大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图书馆学科馆员的信息服务无疑也是传播行为的一种．其信息传播模式既有一般模式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见图2)。
4图书馆学科馆员信息传播环节分析
4．1信息传播者
在学科馆员的信息传播模式中．信息传播者是学科馆员。
学科馆员(subjectlibrarian)也称专业馆员(professionallibrarian)，是指掌握一门或几门专业学科知识，并精通图书情报知识，由图书馆委派的，专门与某一院系或学科专业建立联系。相互沟通，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高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协助、参与教学、科研工作．帮助用户实现目标任务的图书馆员。
学科馆员作为信息资源和学科专业用户之间的信息组织者和传播者，其娴熟的专业技能、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先进的服务理念直接影响着信息传播的质量。
学科馆员必须具备扎实的图书馆学、信息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和深厚的对口学科知识底蕴．了解、熟悉对口学科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学科用户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和探讨，掌握他们的信息需求，深入地研究学科专业文献，进行专业信息的组织和开发，更有效地为学科读者提供专业服务。此外，学科馆员要能得心应手为学科用户提供高水平的信息服务．还要有较强的计算机网络应用知识，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开展教学科研的能力。
学科馆员作为图书馆的形象代表与学科用户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交往．在表现出高水平的业务素质的同时．也应有先进的服务理念。在服务过程中服务理念包括工作态度、性格、气质、品格、言行举止等。学科馆员高雅大方的气质、亲切的服务态度、文明礼貌的用语、优美的体态语言、稳定的心理素质，都能给用户带来强烈的认同感和参与欲，有利于促成用户形成良好的心理环境．使他感受到馆员对自己的尊重和关心．并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感受又随时转化成对馆员的尊重与信赖，而使他心甘情愿地接受馆员服务，服从馆员的要求，从而达到优质服务的目的。
4．2信息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内容对传播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只有那些具有传播价值并且能够吸引人的内容，才能引起用户的注意，并为其所接受。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科信息内容发展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对图书馆而言，可分为实体馆藏信息和虚拟馆藏信息．具体包括教科书．教学辅导书、工具书、学科专业期刊、学位论文、各种学科专业数据库、网上各种类型的学科信息等。不同的信息具有不同的特点．教科书、教学辅导书、工具书知识系统．具有权威性；学科专业期刊是学者相互交流传播学科信息的重要渠道，其内容新颖权威，多是研究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各种学科数据库信息量大，检索方便快捷，可读性强，传播速度快，有较高的权威性。网上各种类型的学科信息数量庞大，内容新颖，但质量参差不齐，其学术权威性需要鉴别。不同的用户需要不同的文献资源，学科馆员要把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用户，就要针对具体的用户需求来判断和选择信息内容。
4．3信息传播的媒介
学科馆员信息传播的渠道十分广泛，可以采用面对面传播．院系、学科专业人员会议、在线实时帮助、电话交流、电子邮件等。
在信息传播中，学科馆员应对本校的重点学科研究项目，以及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跟踪对口学科的重点读者．跟踪学术研究动态，对一些热门问题、代表论着、新观点等进行收集并分析研究，搞好定题全程服务工作．并以二次文献的形式将学科新动态和新观点及其潜在的内涵揭示给读者，为教学科研提供参考。要熟悉重点学科的图书和电子资源馆藏情况，包括图书、期刊工具书、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及其使用方法，按学科进行电子资源的整合与链接。定期在网上新文献信息，负责搜集、鉴别、整理网络资源并在图书馆主页上按学科大类建立学科网络导航。还要对对口院系师生开展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讲座，协助他们进行相关课题的文献检索，通过培训揭示馆藏及时通报为适应新需求采用的新服务方式的手段，指导读者充分利用馆藏学科文献的最新信息，大力宣传馆藏资源。定期开展定题咨询服务和其他咨询服务．包括各类事实型与数据型的口头咨询服务。适时开展问卷调查或座谈会，征求对口专业、学科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包括图书、期刊、光盘、电子资源等)服务内容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馆内的有关部门反映，负责督促落实。
4．4信息接受者
在学科馆员的学科信息传播模式中．信息接受者主要是大学教师，此外还有大学生和研究生等。不同类型的信息接受者信息需求的特点与类型以及从信息传播者需要得到的帮助都不一样(见表1)。作为学科馆员．需要认真研究不同信息接受者的特点，根据用户的动机和需求，采集、加工和传播具有鲜明个性的、具有吸引力的文献信息。
4．5信息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满意的传播效果的获得需要传播者、受众的良性互动，需要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通道。学科馆员信息传播可产生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通过学科馆员学科信息传播，大学教师提高了教学质量；大学生、研究生完成了课业、巩固了专业知识．提高了学术能力；大学科研人员完成了科研项目，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或专着．取得科研成果。同时，科研人员利用学术专业知识，科研成果，服务社会实践，取得社会效益。
4．6信息反馈
信息传播的最后结果就是受众接受信息．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受众若不把取得效果的信息传递给传播者，传播者不知道自己传播最终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的传播过程是不完整的。一个完整的传播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反馈机制。信息反馈是信息传播后所产生的信息回流，反馈分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正反馈信息是告诉学科馆员应该继续传播．而负反馈则是要求学科馆员改变或纠正原有传播内容或传播方式，然后再进行传播，更有甚者是要求停止传播。学科馆员只有根据相应的信息，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持、改进或提高原有的信息传播内容或方式，才能取得预期理想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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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种“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和过程。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教材信息内容编码为各种形式的符号传送出去，学生对接收的符号进行译码，理解教材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教师对教学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合理的编码传递，分析影响编码决策的因素，化解编码的障碍，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是教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借助计算机，运用多媒体课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享、共识、认同、践行的活动和过程。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运用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借鉴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设计的思路和路径。
一、基于编码与译码的信息传播模式
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存在，实际上是由众多回路、多层网络组成的复杂传播模式。简化起来，则基本由信息源、教师、信息内容、编码、媒介、译码、学生、反馈和效果等要素构成。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是一个编码与译码的过程。编码是基于传递方式的要求，把信息内容转换成符号形式，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为一定的序列。编码过程就是信息内容符号化、符号排列的过程。用信息传播理论的方法对教学过程作一番考察，旨在启发我们从多侧面揭示教学过程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性，以深化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认识。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过程发起者的教师要根据一定目的，从信息源(包括教材)中挑选相关的内容进行传递。在确定了传播内容之后，教师还要通过多媒体课件把信息内容转化为适宜于传播媒介和能够使学生接纳和理解的各种符号(文本、图像、视频等)，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认知—表述过程，即信息内容符号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码”。学生要把接受到的符号重新还原为信息内容，以便得出它的意义。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表述—理解过程，即符号还原(解读)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译码”。如果符号没有办法还原，信息内容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信息传播就会中断。如果传递的信息内容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引发其认知、情感等需求，学生一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进行译码接受。学生在接收教师发出的信息内容后所作出的反应过程，我们称为“反馈”。从理论上讲，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
二、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与接受模式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实际，把握他们的信息接受模式非常重要。从传播学角度看，学生在教师传递信息的刺激下，产生了选择性心理。其中，选择性注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传向学生的通道上的第一关。当今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他们大多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对视觉的敏感多于文字，因此，视觉上具有差异性的东西最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通过嘴巴和黑板(声音和板书)、表情和形体等教学媒介向学生传递信息，能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这对当今大学生来说，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信息刺激的强度、对比度、重复率、新鲜度等相对有限。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选择性注意的关联度和强度。
学生在信息的刺激下接收了该信息并不意味着学生已经接受了该信息的内容，学生还要面临选择性理解这一关。传播不是教师传递意义，而是学生“引出”意义，引出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因此，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及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宰”和知识灌输者。因此，了解当今大学生的需要、情绪、经验、挫折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了解学生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这一特点，将有助于提高师生关于信息沟通和传播的自觉性。接收体现在选择性注意，接受则反映在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影响学生对信息接受的选择性记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在传播通道上设下的最后一关。选择性记忆在记忆信息的倾向性上不仅受学生的需要，学生对信息的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信息传播的环境、形式、强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运用多媒体课件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的前提条件，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手段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能使教学内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以直观、生动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和感染学生。
三、多媒体教学设计的编码决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传播中，教师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传播效果定向作用的重要机制。教师编码知识、能力、水平的多少、强弱、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符号解读、意义接收和接受，其发挥的作用会对传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内容实际上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第二种是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第三种是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我们以教师编码是否正确与学生译码是否正确为划分依据，分析信息内容的三种表现形态，可以得出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正确;第二种情况是，教师编码错误，学生译码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错误。学生译码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教师编码后能否与学生实现语法层次上的知识共识、语义层次上的经验共享和语用层次上的价值同义。下面分别对不种情况加以说明:
(一)第一种情况:“一传即通”—编码正确而且译码也正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材文本信息内容，传递给学生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与所选用媒体符号客观上所表示的信息内容，正好是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即编码正确。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被学生完全正确地认知和接受，即译码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编码、译码都是正确的，从而保证了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相一致，并且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根据信息一致且具有传递性的特点，所以，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这种理想的状态不是以常态出现的。
(二)第二种情况:“传而不通”—编码不正确并且译码也不正确
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无效的状态。对教师来说，出现“传而不通”的情况可能与下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错编和误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活动中，学生现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状况，是教师实施传播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制作和传递符号时，脑海里应该有一幅学生的“图像”。一般来说，教师是根据这幅“图像”来选择其传播的内容、媒介、手段与方法的。教师要想达到有效传播效果，就必须对学生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学生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属性，即价值观和统计学上的属性，’人格、性格特点及其自信心等。只有这样，教师得到的“图像”才有可能真实、完整和清晰，否则，“图像”失真就导致传播效果的失效。
二是教师可信性要素。可信性要素主要涉及两个要素，第一是教师的信誉，包括是否真诚、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指教师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二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教师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因此，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师来说，其自身素质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效果。必须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以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正确有效的传播。
(三)第三种情况:“传而半通”—编码正确但译码不完全正确
这种情况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最常见的情景。这种情况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属于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属于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如传播者在阐述“坚持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时，受传者可能只是理解到“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等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至于“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囚等在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上，由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则没有接受和领会。
第二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局部的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多媒体课件)所表达的整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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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大利亚 科学传播专业 科学传播教育
澳大利亚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重视科学传播，逐渐把它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将其列为国家科技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澳大利亚的科学传播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而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需要教育事业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中的科学传播专业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为中国相关专业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澳大利亚大学科学传播专业的基本概况
目前，澳大利亚共有大学40余所，这些大学既承担了国家60%的科研任务，也是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的主要参与者，更是科学传播人才的培育基地。根据澳大利亚科学传播者协会的介绍，这些大学中以科学传播作为专业名称的主要有5所，基本情况如下：
注：上表中的“专业介绍与课程设置”以及“职业方向”内容以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在没有本科学位时）相关内容为代表。
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学传播专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在上述5所大学中，最为突出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该校在澳大利亚最早开设科学传播专业，目前已经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下面对其做一个详细介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传播专业是随着澳大利亚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1975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物理学高级讲师麦克・戈尔访问了美国旧金山的科学探索馆，回到学校后，在校方支持下，带有实验性质地成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科学互动中心，于1982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但起初该中心并没有专职人员，由该校自然科学专业本科生帮忙，这些学生的热情感动了麦克，他和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爱丽丝教授商量，对这些学生进行专业培训，授予科学传播研究生证书。1988年，为了庆祝“定居”澳大利亚200周年，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赞助下，建立了一座新大楼，该中心搬到新大楼，成立澳大利亚科学技术中心。随后该研究生证书课程也进行了升级，变成了研究生文凭课程，对参与澳大利亚科技中心下设的科学巡展团的学生进行培训。到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面临着开设更多的科学传播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压力，因此于1993年开设了课程型硕士专业，紧接着开设了研究型硕士和博士专业，并与2000年设立科学传播本科专业。
从培养目的来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传播本科专业并不仅仅是为培养职业科学传播者，还包括培养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技能和意识。从课程结构来看，该专业要求学生通过三年全职学习，完成144个学分的学习任务，其中有不少于96个学分来自自然科学课程（分为A、B、C三类）。而科学传播方面的课程包括：第一学年需要选修公众科学意识、环境与社会研究方法以及来自选修目录1（包括人类学导论，戏剧表演，资源、环境与社会，亚洲与澳大利亚的当代问题）中的6个学分课程；第二学年需要选修传播科技的实践技能、科学传播研究以及来自选修目录2（包括戏剧导演，城市与农村，环境与发展，科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健康与疾病的生态学，电影与小说的考古学）中的12个学分课程；第三学年需要选修科学的道德规范与风险、媒介中的科学等课程。
该校的科学传播硕士学位（课程型）培养计划主要为那些对传播实践技巧和科学传播学术理论都感兴趣的学生而设计的，要求必须是自然科学荣誉学士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方可申请入学。该培养计划在实践方面主要培养学生的科学写作、网站设计、公共演讲以及制定有效传播策略等方面的实践技能。在理论方面主要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科学的语言与误解，性别研究与多元文化，以及深入探讨公众科学意识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另外还需要参加一个实践导向或者是理论研究导向的项目。核心课程包括：公众科学传播、科学演讲、网站设计、媒介中的科学、科学传播战略、科学与公共政策、论文等。
该校的研究型科学传播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为学生深入研究联结科学与公众的传播问题而设立的，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信息学习环境，例如自然科学中心的角色问题；可持续性与气候变迁；对话模型与其他传播模型；心智模式；跨文化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等。
三、对我国相关专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描述，笔者认为澳大利亚科学传播专业具有以下特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一）定位十分明确。主要是为提高公众科学意识培养人才。这既包括专业的科学传播者，例如科学媒体工作者、科学场馆、博物馆、动物园等公众科学普及场所的相关职业以及科研单位、企业、政府等组织与科学传播相关的职业等，也包括理工科学生，因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能仅仅依靠职业的科学传播者，更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参与。
（二）澳大利亚科学传播专业一般都设在科学学院下面，授予理学位。笔者认为这种结构可以让科学传播专业的学生更好地学习科学知识，对某个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的了解，掌握科学发展动态，这是进行科学传播的基础。
（三）跨学科进行人才培养，并具有特色。科学传播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涉及到科学、科学的社会研究、教育学与传播学等四个传统领域。澳大利亚的科学传播专业在涉及到上述四个领域的同时，更强调学生的理工科知识（本科要求选修大量的自然科学课程，硕士一般要求科学相关专业毕业才能入学）和科学传播实践，或者说侧重于教授怎样才能进行更加有效的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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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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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之上。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1]J. Habermas（1968/198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 by J. Shapiro）. London：Biddles Ltd.，p.308.
[2]Guo-Ming Chen & Yoshitaka Miike（2006）. 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China Media Research，Vol.2，No.1，1-12.
[3]Yoshitaka Miike（2007）.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1-6.
[4]Ronald D. Gordon（2007）.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Scholar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50-59.
[5][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Barry Barnes（1980）.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Lu Xudong. Beijing：Dongfang Press，2001）.]
[6][美]N. R. 汉森（1958/1988）.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研究（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Norwood Russell Hanson（1958）.Patterns of Discovery：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Xing Xinli & Zhou Pei. Beijing：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of China，198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Benedict Anderson（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u Ruiren. 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
[8][美]彭慕兰（2000/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Kenneth Pomeranz（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Shi Jianyun. 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3）.]
[9]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2008）.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K. S. Yang，K. K. Hwang，& C. F. Yang（Ed.）.（2008）.Chinese Indigenized Psychology.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10]黄光国（2006）.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Kwang-Kuo Hwang（2006）.Confucian Relationalism：Cultural Refle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郑杭生，王万俊（2000）.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Zheng Hangsheng & Wang Wanjun（2000）.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Dangjian Publishing House.]
[12]杜维明（2001）.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Du Weiming（2001）. The East-Asian Values and Pluralistic Modernity.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3]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Deng Zhenglai（2000）.Refle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4]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Wang Ning & Xue Xiaoyuan（Ed.）.（1998）.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5]赵晶晶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Jingjing Z. Edmondson（Ed.）.（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6]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 Peiren（1999）.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College，（4），36-41.]
[17]王怡红（2008）.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以1982年提出的“16字方针”为例的探讨.中国传媒报告，7（1），42-54.[Wang Yihong（2008）.Reflection on a Lo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Discuss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Principle of Sixteen Chinese Characters” Advanced in 1982. China Media Report，7（1），42-54.]
[1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1-15.[Georgette Wang，Vincent Shen，& Ven-hwei Lo（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Mission Impossibl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0），1-15.]
[19]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1-7.[Joseph Chan（2008）.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Why and How to Break. Journalism Quarterly，（1），1-7.]
[20]赵旭东（1999）.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2（1），81-103.[Zhao Xudong（1999）.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Some Lesson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1），81-103.]
[21]中华传播学会（2002）.中华传播学刊之创刊号专题：传播学的众声喧哗.台北：2002年6月.[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2002）.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No.1，Special Issue: Heteroglossia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aipei：June，2002.]
篇10
关键词： 新媒体；科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X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3-0012-01
1 打造新媒体环境下科学文化传播平台
人类在不断进步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是不断更新的。科学文化传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媒体形态不断变化的历史。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使得科学文化传播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科学文化传播的每一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都是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引起的。历史上科学文化传播和媒体之间的相互变革，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基本规律：其一，新媒体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靠人类对科学知识的关注和科学信息量的逐渐增多；其二，媒体形态多样化的特点推动了科学文化传播的发展，而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新媒体的产生；其三，所有的新媒体都是通过人的身体从而进一步发明和研究的；其四，一个新媒体的产生不是随便的，都是从旧媒体的形态变化中衍变过来的。当一种新媒体发展起来以后，它也会长期影响着其它现存媒体的发展；最后，任何一种媒体都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他媒体所没有的特殊性，而科学文化传播的历史不是新媒体取代旧媒体，而是各个媒体共同作用下的历史。
2针对不同需求，各种媒体互相结合共同传播科学文化
由于教育背景，兴趣爱好，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的各个不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这就体现了分众传播的价值。在以个体的差异性为前提下，在提供针对性强的同类信息前，我们可以把新媒体技术运用到分众传播里，不但可以发挥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又加强了现实效益的提高。第一，新媒体技术的加强使得科学文化传播的范围逐渐变广。当今，新媒体分众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国际互联网。各种网站，里面包括各式各样的内容和主题，都可以进行同步更新和传播。广大受众们可以在网络当中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并通过对信息的采纳和反馈进行传播，来实现加强扩大文化传播的效果；第二，选择要传播的内容必须是丰富一点，详尽一些的，而且针对性还要强点。分众传播科学文化可以保证传播内容具体一定的指向性和充实的内容。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制作专业化的数字电视频道和各类网站也非常之多，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这样才满足了受众对信息量的分别需求。最后，传播的交互性。这是新媒体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手机和互联网满足了受众们的实现信息交流的及时性。这样有利于科学文化信息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能更加及时的调正和更新。我们所说的分众传播科学文化，主要体现在连个方面，一个分，一个合。分，就是在受众中，把个体人群按对科学文化不同的需求和兴趣分离出来。合，就是把这些个体人群再重新组合在一起，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文化传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正好为分众传播起了推进作用。
3加强互联网技术传播科学文化
随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增加。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传播的事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更广泛的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科学文化交流的内容是科学知识，科学信息及其包含在内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除面对普通人的领域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某些领域的深层内容，因此在沟通中必然存在一定的专业屏障。同时，科学文化传播一般有固定的受众，人们通过专门的媒体可以直接获得他们想要了解的最新的科学信息和科学知识。建立一个专门的科学与文化传播渠道，不抢电视系列，电影，娱乐信息传播的观众，而是通过填补电子媒体传播的科学知识方面的差距，满足部分受众的需求。专业电视频道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可以提供给网络媒体当参考，在国内建立了专业的科学文化传播网站。著名的科技网站digg，slashdot，两家网站主要是科学新闻，通过用户评论或评价实现全面的科学信息传播，该网站内的科学信息主要分布在各个社区，分别，书，科学，软件（硬件），访问，等等，也是一个很大的更新量。网站提供大量原创内容，不需要像我国几大门户网站，张贴或购买授权，通过一个典型的社会模式，实现信息的更新。从某种角度讲，这个网站的管理模式和科学文化传播方式符合受众特征。
一个高效科学文化传播体系是由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互相作用而形成的推动科学文化传播的网络，是由科技、教育、新闻、经济的组织机构组成的有机复杂系统。建立高效科学文化传播体系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主要把处于分散状态的传播机构和科技接受群体都组织起来，使它们分工协调，共同服务于科技知识的快速传递、扩散，形成一个功能互动系统。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构建一个高效的科学文化传播体系，首先应该加强科学文化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支撑系统，为科学文化传播的运行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为科学文化传播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促进科技信息快捷便利的流动，以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系统。
参考文献
[1]翟杰全，杨志坚.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4.
[2]胡晓梅.科学传播与网络[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0，25(1).
[3]曾国屏.国家创新系统视野中的科学传播与普及[J].科普研究，2009.
[4]翟杰全.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