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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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篇1

【关键词】经济开发区 思想政治

论课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9C-

0034-02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高职院校学生而言,不能仅仅限于理论上的认知,更应该重视行动上的实践。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不断加强,并取得显著成效,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新任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还存在薄弱环节,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大学人才培养的要求。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探索一直是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在目前高等职业教育体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仍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时间保障不足、教学经费短缺、组织力度不强、没有稳定的实践基地以及缺乏科学的考核体系,等等。

(一)时间难以保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普遍重视学生技能培养的课程,而忽视学生素质培养的课程,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之类不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课程不甚重视。一般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常是合班(2~3个小班)上课,难以协调各个班级的时间用于社会实践教学活动。牺牲双休日时间开展实践教学又难以与实践基地协调。因此,时间问题是首要的问题。

(二)教学经费缺乏。相对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没有专项实践教学经费的,开展实践教学也往往是因为经费不足而被迫取消。没有教学经费保障的实践教学,难以按计划行事,最终导致教师的实践教学计划荒废乃至流于形式。

(三)组织力度不强。高职院校一般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一些高职院校只是口头上重视,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也没用相应的规章制度。由于没有专人负责实践教学,仅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组织不可能保证大规模覆盖全体学生。此外,没有组织保障的实践教学活动,其实施难度较高,效果不佳。

(四)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少。高职院校的实践基地都是很有特色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地少。有的学校有1~2个实践基地,有的学校没有实践基地。稳定的实践基地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有的学校名义上建设有挂牌的实践基地,但是实际投入使用的频率很少。这种实践基地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形同虚设。高职院校需要重视实践基地建设,更需要重视实践基地的利用。

(五)考核体系不科学。没有系统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合理的实践活动,就难以形成科学的学生实践考核体系。反过来,没有科学的实践考核体系,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老师实施实践活动的难度增大,就会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学生甚至领导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很大的现实价值。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依托经济开发区开展实践教学的可行性

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目标也要根据学生职业素质需求而定,不同的专业需要有所侧重,也需要不同性质的实践基地。众所周知,经济开发区往往拥有各类单位齐全、发展探索需要高校技术支持、组织实践的难度小等诸多实践教学资源。

(一)经济开发区内拥有各类不同性质的单位。经济开发区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城区,如同所有城区一样拥有完整的机构设置,配备有不同性质的单位,当然也有许多企业。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经济开发区的这种优质资源开展适合于不同专业的实践教学活动。

(二)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探索需要高校积极参与。经济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不少创新型产业、不少高科技产业往往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探索的过程中,这些都需要高技术的人才。高职院校作为技术力量集中的基地,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服务于开发区的发展。尤其是某些领域的高端技术方面难题,高职院校的专家教授可为其排忧解难,也是其价值的现实体现。

(三)距离近,组织实践教学难度小。坐落于经济开发区的高职院校,近水楼台先得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十分便利。一是经济开发区所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颇多,可以为学生实践教学活动提供诸多便利;二是距离近,可以大大节省实践教学的经费;三是经济开发区的企业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实践资源。

三、依托经济开发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

面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困境和经济开发区丰富的实践资源,高职院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深化校企合作,建立互利双赢的良性关系。校企合作一直是高等职业院校更好培养适合一线的技术人才的重要渠道。深化校企合作,有利于更好地依托经济开发区丰富的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有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经济开发区为高职院校提供实践教学资源,高职院校便于顺利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同时,也为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出谋划策,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促进经济开发区的繁荣。这样互利双赢的良性关系,就会让双方都乐意为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继续努力,保持着良性的循环。

(二)制定科学的实践教学方案和考评机制。实践教学方案和考评体系是顺利实施实践教学活动的软件。每年都应该有长期的实践教学方案,包括实践主题、内容、地点、时间(大概)、人数,等等。每学期还要有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案,这要依据现实情况作微调。同时,根据每次不同的实践主题所制定的考核体系,包括学生自评、小组评和老师评三方面,构建更为科学的考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实践教学活动顺利进行,让学生能够真切受到实践锻炼,也能保证公平评价每位学生,提高学生参与实践的兴趣。

(三)建设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既能够为设计实践教学活动提供方向,减少设计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同时实践基地的固定的教学资源也会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体内容设计。有了稳定的实践基地,教师就可以按照教学要求设计相应的实践教学活动;有了稳定的实践基地,师生就不用考虑实践场所的选择问题。总之,建设长期稳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会大大促进教学的顺利开展。

(四)定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有了校企合作的良性关系,有了科学的实践教学方案和考评体系以及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那么实践教学活动就应该定期开展活动。从总体上看,每学期都应该开展1~2次实践教学活动,从学生个体看,每位学生每学期应该参与至少1次实践教学活动,这样既考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规律,也考虑学生的参与程度。长此以往,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就会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的课程,属于素质教育类课程。高职院校应该充分利用经济开发区的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着实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这样既是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培养大学生“四种能力”的教育精神,也是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针的表现。只要不断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会成为学生终生受益的课程。

【参考文献】

[1]冷舜安.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

[2]余永清.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思考[J].改革与开发,2009(11)

[3]胡树祥,谢玉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的新思[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1)

[4]马奇柯.国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经验和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03(3)

【基金项目】2011年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课题(2011JG12)

篇2

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

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与空间生产

基于SSA新进展的SSSA和CSSA理论创新

基本定理的一般证明

为什么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理探讨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纳什讨价还价解”及其改进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审视凯恩斯对待马克思的态度

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启示

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与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实质与特征

冯·维塞尔的社会经济学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关于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再研究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流派?

“新常态”下“微刺激”政策的理论意义

达龙·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评述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凯恩斯主义视角的考察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方经济学者论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科斯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关系

关于存在固定资本时价值量的计算与价值转形

韦斯科普夫对利润率动态的研究及其局限

基于席勒资产价格分析重新界定通货膨胀

斯密“无形之手”思想发展及其影响再探讨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学的新建构

“琼·罗宾逊的遗产”和经济学的批判与回归

金融发展过度:最新研究进展评述

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强弱性及其互补作用

公共债务扩张的机理与效应研究述评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比较研究

财富观的演进及对构建科学财富观的启示

斯拉法的计算错误与价值的历史转型过程

稳定配置与市场设计:合作博弈理论的扩展与应用

论凯恩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发展观简析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及其启示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静态最高与最低增长率

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与诠释:马克思和明斯基

关于经济中不同发展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探索

经济发展的实践、增长理论的进展与文献的转向

理性疏忽:内涵、模型及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主观预期与客观约束——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公私利益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货币政策失效

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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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篇4

由于皮凯蒂触及了时代的本质,因而引起了世界学界的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的新书不仅揭示了时代本质,“同时改变着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家哈罗德・梅尔森则认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纽约时报认为:“皮凯蒂的著作是在全球经济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揭穿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保守派则激烈反对这一著作,认为皮凯蒂导致“的回潮,因而是谬误的”,“皮凯蒂聚焦抑制富人,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学问。”它“违背了美国精神――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个别学者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念的中世纪仇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浩大的思想交锋已经拉开序幕。”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本书已经让争论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使争论的焦点从是否带来了贫富差距,变成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贫富差距”。

一、马克思结论的再一次证实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因而资本有一种必然的趋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这个结论,今天被皮凯蒂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再一次证实。

皮凯蒂及其伙伴,经过15年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英国、法国300余年财富数据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5% 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时财富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 年前增大了8 倍。1% 的人比 90% 的人拥有更多财富,这就是300余年的基本事实。这一结论使保守派哑口无言,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才说“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

针对贫富分化趋势,皮凯蒂主张通过高税收进行抑制,即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皮凯蒂说:“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

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首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加大,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成为常态。皮凯蒂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库兹涅茨的例证只是一个特例,真正的常态是差距越来越大。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意义,是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经济学最初含义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自 18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关注的重心则从社会转向资本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社会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而一分析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他们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只专注于财富的积累,而从来也不专注于贫困的积累。当皮凯蒂用事实证明,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就走到历史尽头了。时代呼唤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坚持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它的立场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不仅要量化资本,也要量化贫困。皮凯蒂用实证的方法攻破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堡垒,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立场的重要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皮凯蒂研究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立场,使经济学回到人类社会。

三、本质是政治问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从本质上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按其自然本性,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要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幸福,唯一的出路是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并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关系是资本、人民(民生)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因此不是人民和社会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的发展最终要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皮凯蒂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其根源也在这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皮凯蒂的人类社会立场。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因而要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要国家内的民主,而且要正义力量的国际合作,使资本无避税港可逃。这一点同样是非常有远见的。

四、《21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内涵:一是高税收,最高达80%;二是增加了财富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所得税,很少对财富本身征税;三是全球征税,消灭避税天堂。这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面对强大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皮凯蒂也认为难以实行,自己的建议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除了空想性质,我们也可以批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此他的建议只具有改良的性质。但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即如何把市场的活力与缩短贫富差距结合起来。

篇5

工资本质;活劳动;等量资本等量利润;等价交换

工资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为了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马克思独树一帜地将工资理论从传统的“按劳计酬”模式中解脱出来,直接将雇佣工人的工资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而不是传统意义的雇佣工人提供的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价值或价格。这不仅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历史或今天有着社会主义渊源的国家如中国.越南.俄罗斯等都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采用了马克思的个人说法,就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可惜重视归重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仍在英美法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界占据着统治地位,虽不能说他们已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凭心而论,要以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取代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活劳动工资理论,已经成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无产阶级”经济学者越来越遥远的梦幻。这其中的原因也许真的很多,但工资理论中的根本错误可能是基本原因中的重要原因。

1.关于工资的本质

工资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只能是活劳动或劳动产品,这在现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有了太多的证明,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论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论据:

这是工资概念本身的内涵决定的。就字面而言,工者,工作的意思,引申为工作成果,即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资呢?就是工作者工作的报酬,也就是工作者在提供劳动产品或工作成果后应该得到的报酬。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工人在为资本家提供了活劳动或劳动产品后,资本家支付给雇佣工人的货币或其他形式的报酬。在这里,资本家是不是愿意支付雇佣工人劳动报酬,根本不会考虑该工人本身价值几何—按马克思劳动力工资论观点,包括工人自身生活必需品价值。自我成就价值,子女抚养费用等,而只是考虑该工人是不是能胜任某项工作,最后为资本家提供了多少劳动产品。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资本质理论里和萨伊及其政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有兴趣的同行可以自行参考。需要强调的是,同样是被称为工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报酬,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呢?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是劳动力的内涵,社会主义的工资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样的推断呢?

这是工资的渊源造成的。工资起自封建社会,主要用于地主家的长工和短工,分别表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沿袭了这两种工资形式,但本质含义与封建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就资本家而言,如果愿意支付雇佣工人以计时工资,完全是因为他(她)本人认定自己的某个劳动部门或工作岗位必须有一个长期蹲守的人,在法定或认定时间内处理或等待处理自己必须或要求处理好的事物。在这里,支付工资的依据主要有劳动态度,劳动过程和劳动的后果,而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价值。当然,雇佣工人在这里也会考虑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子女的抚养费用,不能满足这些基本需要,此处的雇佣关系将无法完成。也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问题。但归根结底,资本家在这里考虑的是该岗位到底该值多少钱,雇佣工人考虑的是我在该岗位到底该拿多少钱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该岗位的活劳动值多少钱的问题。计件工资中的劳动价值特点更加明显,由于工资只与劳动成果挂钩,资本家仅仅参照工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发放工资,根本不用考虑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等问题。

这是工资计量行为的必然结果。工资的计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又简单的资本家单方操作行为,资本家按照一定的标准,根据雇佣工人提供劳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支付给雇佣工人一定数量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劳动产品增多,产品质量提高,雇佣工人获得的工资数量相应也增多;反之,劳动产品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雇佣工人获得的工资数量相应也减少甚至没有。而然雇佣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开支。成就需要开支和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开支等的变化都不能成为工资计量变化的依据或发放标准,既然工资是根据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数量多少与质量好坏发放的,又何必别出心裁地说工资不是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体现呢?难道真要叫工资本质成为与自己不着边际的劳动力价格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不成?

这是工资给付期间的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资本家都是在雇佣工人提供了活劳动—多数情况下是提供了劳动产品后,根据所提供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事先拟定的标准给雇佣工人发放工资的,而不是在雇佣工人提供活劳动前,先去考察所购买的雇佣工人需要多少的生活必需品,多少的自我成就费用,多少的子女抚养费用等等,然后将之加总,分期或一次性给付—如果如此,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雇佣工人越老越值钱,家庭负担越重越值钱,劳动能力强与不强无区别的不正常现象,这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都无法接受的非客观事实!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无法接受的非客观事实!

这是工资所体现的剥削关系的直接结果: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严重的剥削现实。说清楚了,就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被区分为了购买生产资料与原材料的不变成本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再生产过程也被区分成了必要劳动过程与剩余劳动过程,劳动时间也就有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不同说法。资本家的剥削最后也就落实为无偿地占有了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剩余劳动过程不仅仅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的运作过程,同时也是机器和原材料等不变资本的耗费过程。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双重所有者,拥有劳动成果到底是一种合法权益还是真的对其中的部分资本(可变资本)进行了剥削?同样是劳动使用,如果说对可变资本有剥削,是不是对不变资本也同样存在剥削?如果对不变资本没有剥削,对可变资本的剥削又从何谈起?资本家根本不在意自己的预付资本是否要区分为不变和可变资本,但他知道整个劳动过程都是他全部预付资本的运作过程,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该劳动过程的全部成果—包括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

所以,如果把工资理解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而不是活劳动的价格,不仅不能体现工资的真正内涵,同时也人为地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透视难度,使资本主义真正的剥削关系隐藏于云山雾海中而无法感知了。

2.活劳动工资论更深刻直观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把工资本质确定为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已非常直观和简便了,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必要陪析一下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几个经济学核心观点:

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价值,同时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出超过自己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对此,笔者不能接受,在我看来,即便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说法,则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都是劳动力与劳动资料有机结合的结果。说清楚点,就是在所谓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既有劳动力活劳动的投入,同时也有机器和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投入,这一点与必要劳动过程没有区别。如果我们执意强调剩余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商品投入的特殊性,又如何否定该过程中机器和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的特殊性呢?反过来,如果我们否定了该过程中不变资本的特殊性,则劳动力商品的这种特殊性不是以同样的理由被否定了么?

换个角度考虑,把工人的活劳动看做是一种特殊商品,至少有两点在理论上无法否定:和其他商品不同,活劳动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好把握也不好计量;由于价值就是商品中的活劳动,再以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问题来说明工人的活劳动当然无异于马克思所说的“以一碗豆腐来说明豆腐一碗”,因此,活劳动商品的价格必须借助活劳动的成果来表现,即以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工人个别活劳动成果的价格。

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问题:依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是要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其中不变资本是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以转移形式存在的资本,而可变资本则是以创造形式存在的雇佣工人的工资。

这当然只是一种表象:资本本身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如果不变,不带来剩余价值,就只能称之为资金而不是资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的投资有价值的转移就生硬地将“不变”和“资本”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联结为一个非鹿非马甚至无法把握的名词!可变资本方面呢?由于一般情况下资本家都是在劳动过程完成后给工人发放工资的,而这部分资金(包括实物)的来源恰恰又是雇佣工人自己的活劳动。雇佣工人从资本家那里领取的其实就是自己活劳动成果的另一种转换形式。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家根本不存在什么可变资本方面的投入。是工人的劳动给自己创造了收入,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财富,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得以维持与继续。

关于等价交换问题: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本人认为:资本家正是利用了等价交换规律的表象,在活劳动交换中彻底违背了等价交换规律,从而完成了对劳动者的实际剥削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将系统说明,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等价交换规律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它只适用于绵羊。斧子和机器。劳动力等一般商品,不适应活劳动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要真正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就必须首先找出活劳动买卖中的不等价交换!

关于等量资本等量利润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另一条基本规律,虽然实际操作中总会有很多的背离情况,但作为长期的竞争结果与发展趋势,这一规律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就是说,无论是产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投入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数量也许不一样,每一次具体操作时获得的利润数量也许也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利润水平是追求相同的,同样多的资本投入只能获得同样多的净收益!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剥削问题!

下面我们联系实际,对工资为活劳动价值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进行直观而简单的揭示:

例证:产业资本家某期以2分的月息从银行资本家手里借取500万元投入再生产过程,一个月后生产过程完成,产业资本家从市场获取总产值600万元。按约定的利率归还银行资本家510万元以后,产业资本家需支付雇佣工人多少工资才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和豪夺呢?

根据前面提出的等量资本等量利润原则,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断:既然银行资本家的500万在本次生产过程中已经从产业资本家手里赚取了10万元,产业资本家也就必须在本次生产过程里赚取10万元。而总产值在与银行资本家了结后还有90万元,产业资本家从中提取10万元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成为现实的可能。也就是说,本次生产过程中,如果产业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一样只获取了10万元或低于10万元,其余80万元或更多都支付给工人做了工资或福利,产业资本家就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剥削,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购买也不存在不等价交换情况;但如果是另外一种结果:产业资本家在本次生产过程中提取额超过10万,发放给工人的工资福利低于80万,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剥削问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家投资的目的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来看,剥削的严重存在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流!但无论如何,这种剥削并非来自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剩余”使用,而是来自流通领域的不等价交换—工人的活劳动和资本家支付价格的不等价交换!

为了更清楚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笔者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做一次系统的整理。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G—W(A.Pm)....p....w’—G’

其中,G表示资本家的预付资本,W表示预付资本的实物形式,A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Pm表示劳动力,...P...为生产过程,W’为生产完成后劳动产品的实物形式,一般说价值超过W,G’为其货币形式,G’=G+g,g为剩余价值。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Pm部分资本家是没有预付的,所以,调整后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G—W(A)...P...W’—G’。其中,W’=W+Pm+m,m表示增值部分剔除工资后的余额,包括平均利润和剥削额,G’=G+g。但此时的g不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只能称为预付资本的增值价值,包括工资.平均利润和剥削额。文字归纳可以表述为:资本家预付资本G购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在经过工人劳动后形成了包括工资。平均利润和剥削额的新产品W’,投入市场后,完成实物到货币的转换,实现了预付资本的货币增值,也一般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篇6

早期的心理学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此时的心理学思想是由哲学家表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思辨的,心理学方法是非经验的,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是哲学家和生理学家。

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其中五个早期的先驱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赫尔姆霍茨(1851)最早对神经冲动速率所作的测量;韦伯(1840)发现了韦伯定律,把物理刺激的增加量和最小可觉差联系起来;费希纳(1860)通过扩展韦伯定律,提出了费希纳定律并创立了心理物理学;冯特(1879)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艾宾浩斯《论记忆》(1885)最早对人类学习和记忆进行了开拓性试验。

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段时期,习惯上将心理学分成几个流派,其中主要包括构造主乂(structuralism)、机能主乂(functionalism)、行为主乂(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四大派别。有关四个主要心理学派别的概要可参见下表1。

随着实证主义原则逐步渗透到心理学的各领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得到深化。此时,心理学家更多地将其知识应用到了对周围各种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为此,心理学应用得到推广,各种专门化的应用心理学日益涌现。这种潮流,反馈性地导致心理学理论发生整合和分化。其中,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尤为显著。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思潮:(1)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分裂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坚持断裂性、局部性、多元化、个性化、具体性地对人的心理展开研究和应用。(2)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长期斗争中,科学主义逐步异化,而人本主义正在回归。为此,当代讨论理论心理学复兴和拓展的呼声日趋强烈。而这两种潮流具有互动性,共同推进着心理学理论及其流派的演变。

二、的一般性影响

按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解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个直觉性的判断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渊源。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仅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单向影响效应来讲,“心理学对经济学就似乎像Boethius神一样是道路、动机、指导、起源与lt6”(Wicksteed,1987)。

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效应凸现于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应用传统。纵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主流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在非主流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那里,都可以发现心理——行为分析的影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对于经济学研究就尤显重要。而有关心理——行为分析的经济学传统,则广泛地散见于从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费雪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人类“傲慢的自负overweeningconceit)对许多企业劳动力价值产生的低估效应。他认为,年轻工人往往倾向于对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过分自信,所以不会选择“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工作,而这种基于对工资差别进行套利机制的缺乏会诱发企业主对劳动力价格的压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则更多地吸取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重视心理因素分析的研究传统。他把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归结为两种形式,即卩“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其中前者是激发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动力,后者则是制约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阻力。他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两种动机所支配、以这两种动机为基础的,这两种动机的“均衡”是绝大多数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基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约翰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中对“货币幻觉”(themoneyillusion)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见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

后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人们的心理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有三大心理规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这三大心理规律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其中流动性偏好又可以用人们心理上偏好现金的三个动机来表示,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会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自我均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要解决经济危机,政府就必须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然而很明显的是: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从事于建立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他们也并不必要如此。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并没有像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那样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1)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点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中所言,“尽管政治经济学家的定理最终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往往将心理原理作为资料而接受,而不是将它们认定为自己的结论;除非他由于不占有足够详尽的前提而被迫涉猎心理学领域本身。》2)为了避免卷入并研究有着心理学源渊的各种争议性假说,经济学家们总是基于通常的感性认识界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行为假设——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推理,而至于如何判断这种行为假设的正确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当代公认的“有用性”标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1)中提出,“即使人们能够详细地说明假设的经验相关关系,也与判断理论的有用性无关。而仅仅通过预言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理论将被暂时性地接受或否定。因此,结果——而不是假设——应成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关注点。》3)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将个体行为的最大化假设进行一般化来简化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每个个体行为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目的性和相似性特点时,个体行为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样:一方面,经济学就可以忽视个体的选择过程而集中进行选择结果的分析了,另一方面又便利于经济学家对集体性现象和制度体系的侧重研究。

凯恩斯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则开始适应性地、较多地应用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心理一行为分析理论包括:(1)金融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众多行为金融理论大师对投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Thaler,1981),有关税收心理和逃税行为的分析(Lewis,1982;Robben等人,1984),有关地下经济行为的研究(Wilensky,1981;Feige,1982),有关通货膨胀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分析(Ratchlor,1986;Kemp’1991)等。(2)产品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有关企业家的经济心理与行为(Clelland,1961;Cyert&March,1963;Simon’1984;Davidsson,1989),有关消费者的经济心理与行为(VanRaij,1984;Andreason,1977)等。(3)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Earl,1990;Furn-ham,1986)。(4)家庭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分析(Becker,1981;Katona,1975)。®总之,到了现代经济学,无论涉及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以此为立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性思维(heuristics)、心理框架(mentalframes)和铺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choiceofproblemediting)、参照点(referencepoints)、风险厌恶(lossaversion)和小概率效应(smallprobabilityeffects)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

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应用的强化,源于深刻的经济学发展背景:

(1)经济理论的一些发展已经激发经济学家去考察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首先,经济学中的信息革命已使经济学家着眼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微妙性质,这种信息革命以阿尔科夫(1970)、斯蒂格里茨(1976)等人领导的信息经济学革命为代表。其次,由于成功地识别了新的策略解概念,经济博弈论认为对几乎任何一种市场行为模式,都有合理的策略解与之相适应(NashEquilibri¬um)。内省法、决策原理、内在一致性和少数程式化的事实等等,均足以说明要搞出足够的理论指导具有可能性。经济学家们为此需要寻找更系统的资料来源和补充原理,以减少相持不下的经济理论数目。第三,以斯密斯(1962)、罗思(1995)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正在成熟,由于实验经济学可以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放在现实领域中进行检验,便利了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经济背景来精确地衡量行为。而行为模式一旦确立,它就并不只是与经济模型相适应了,经济学家则被迫从心理学中寻求答案。

(2)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而心理学家的好奇心正在驱使他们的研究更趋近于经济学传统领域的主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题。例如,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或收益)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比如有关公共商品、外在性和诱因一致性问题,基于选择偏好逆转、条件反射、塑造和强化理论对需求行为的分析等等。

(3)现代经济学考察对象正在从传统的“经济人”逐步转向“现实人”而这种研究对象的转移为心理——行为方法的广泛采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早从马歇尔(1890)开始,他就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尽管这样的人与边沁主义者一样是利己的。但与“经济人”不同的是,它是有“欲望、憧憬和人类其他本性”的“社会人”赫伯特西蒙(1976)则基于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而在凡勃伦和加尔布雷希等制度经济学派那里,则用“制度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制度因素结构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独来独往的“经济人”到了现代最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受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影响,则更多地从认知偏差及行为偏差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人”。

三、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效应

基于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本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

考察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经济学派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变迁,不难发现: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篇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篇8

关键词:公共产品;价值;使用价值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89-03

一、引言

公共产品(Public good)是私人产品的对称,亦称“公共财货”、“公共物品”。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由于公共产品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它的自身特征决定了公共产品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通过市场来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政府生产公共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人们观念的变化,私人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涉足公共产品的生产环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共生产。即由公共部门生产出公共产品,然后,由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包括物品和劳务)。二是私人生产。公共提供公共产品并不一定都要由公共部门生产,有时由政府购入私人产品,然后向市场提供;也可将公共产品或服务外包与私人生产并提供。三是混合生产。一般的,公共产品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然而有些准公共产品,尤其是在性质上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在向社会提供过程中,为了平衡获益者与非获益者的负担,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政府往往也采取类似于市场产品的供应方式,即按某种价格标准向消费者收费供应。这样,消费者必须通过付款才能获得消费权。

然而无论公共产品的生产采取何种方式,商品经济条件下都必须涉及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尤其是当私人进入公共产品生产,公共产品的提供增加了政府购买这一环节以后。公共产品的定价也必须基于商品的价值。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表现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公共产品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市场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充足,政府在公共产品的定价方面的作用则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准确反映价值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商品的有用性,不干扰市场机制同时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保证政府与社会的对等、保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本文将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相关理论,探讨公共产品的价值决定及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异同,分析公共产品在政府主导的分配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正确界定,旨在为我国公共产品的发展添砖添瓦。

二、对公共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说明

公共产品价值的概念与一般商品相同,“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论最简单又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表述。但是在劳动价值论提出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如要素价值论等等,该理论就是认为创造价值的不仅仅有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也是创造价值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其实这些所谓的“价值决定论”都是对“价值”这个概念理解的混淆所导致的。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时代之前尤为普遍,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支持“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不能透彻的剖析“价值”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商品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那个年代“价值”往往会被混进去属于“使用价值”范畴的某些概念,这也就为类似于“要素价值论”等错误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当代的许多争议的错误根源亦在于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性地引入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劳动同时具有抽象劳动性质和具体劳动性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商品的二重性,即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抽象劳动性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劳动的具体劳动的性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正确的理解商品二重性是讨论公共产品价值相关问题的前提。

从马克思将劳动二重性引入政治经济学以后,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才有所定向。对公共产品而言,公共产品的有用性被定义为使用价值,而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被定义为价值。至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衡量则采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其实对于此学者们仍然争议颇多,有的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被用来衡量劳动的量,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无法真正的付诸实践予以计算,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不能得到衡量。但笔者认为价值这个概念之所以区别于使用价值,主要是价值这个概念为商品提供了一个评价体系,价值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抛开商品的具体形态来讨论其量的差别。这就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可以比较的平台。而劳动同资本土地一样虽然同属于生产资料但却能够区别于其他生产资料而成为评价价值的指标就是因为其独特的二重性:一方面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具有特殊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却能在有用性的差别基础之上更具有一种无差别的比较性。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首先把各种商品在整个社大生产中的比例予以确定,然后使得每种商品的生产能够用一种社会平均化的生产水平给予衡量。这对于《资本论》的写作目的――从哲学的角度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的。那些企图妄想在现实中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正确理解《资本论》作者写作意图的表现。

所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它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某些区别。因此与其这样,倒不如用“生产要素使用价值论”的表述来的更加贴切。生产要素创造使用价值是无可争议的,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只能共同组成新的使用价值,劳动也不例外。但是说生产要素创造了商品价值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价值是抛开有形商品有用性的一种同质的可比性,这一要求在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的二重性可以满足。也有人把试图用商品的效用即商品给人所带来的满足的程度来代替劳动而产生了效用价值论,这种价值论不需要建立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之上,因此该理论常常被许多人用作攻击政治经济学的工具。但是这种价值论没有一个统一而客观的衡量标准:由于个人喜好不同而使得商品的价值不同,这显然是不符合建立价值概念的本意的。

既然劳动价值论的优点如此明显,那为何在马克思的理论提出来后会产生数百年的争论且至今仍没有定论呢:马克思的追随者们运用各种方法例如扩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坚持着劳动价值论以适应社会发展;而反对者们则能从各个角度否定劳动价值论,各式各样的价值论如效用价值论亦或是供求价值论都有其忠实的追随者。恰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马克思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人们的实际经济生活来看,价值这个概念正逐渐地被淡化,人们似乎不需要知道“价值”具体是多少究竟是什么也能从理论上和现实上把经济生活顺利地进行下去。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供求价值论或是效用价值论无一例外的庸俗化

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使用价值上。我们的国民收入核算考察的对象似乎也是使用价值的量。而有不少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就是这些。

其实这些事实的存在并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首先,理论上的争论虽然激烈但并不是必然导致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由于不同的分析方法不同的逻辑起点而产生的不同的结论是很难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比较的。其次,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更多的考虑使用价值也是合理的,毕竟商品的有用性才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价值”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一个理论工具是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的,我们不能要求过多对于超出范围以外的现象的解释。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公共产品的价值与一般商品一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只有商品经济需要进行物物交换才需要衡量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经济之前生产力并不发达,人们生产的产品只够自己使用,商品经济已经消亡,所有社会总产品按需分配,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物与物的交以用于交换的产品,因此没有价值的概念;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交换,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价值这个评价指标。因此价值理论的运用有其特定的历史范畴。但是在那个时候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有用性依然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社会产品或者社会财富用于分配。

三、价值理论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界定

公共产品的提供即公共产品政府主导下的分配。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的生产要素有多种多样,但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土地(广义的土地包括地面、水面上下的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也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自发的。它们都是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意志下参与生产活动。当然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自身,也可以和作为劳动的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劳动。那这时这些所有者本身即是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又是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因此无论是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还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公共产品生产活动中其地位是同质不同量的。刨去参与非物质生产(这里的物质生产包括有确切形态的物的生产和没有确切形态的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的人的活动,整个社会所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人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以上三大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各种生产要素归不同的人所有,并且只有不同的生产要素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才能完成生产活动,而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存,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生产的目的则在形式上转化为最大数目的产品。因此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照其在生产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分得一定的社会产品,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的。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并存在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对生产过程贡献力量。每个人能够自我的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就仅仅是自己的劳动,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就是按照劳动者劳动的贡献分配。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整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总产品相当丰富。因此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获得相应的产品。但是这里说的两种分配方式与我们国家当前的国情是不符合的,单纯的照搬的教条提供公共产品,是行不通的。

当前我们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完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各个生产要素还不同程度地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商品经济也没有完全消亡,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冒然实施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必然会引起实施上的困难和社会的混乱。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它是实现的经济形式。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共产品也不例外。

前面已经论述了基本分配制度确立的由来,相信这些是没有争议的。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决定公共产品的分配呢。其实只要不混淆了分配的对象,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在本文中所有涉及分配的对象时使用的都是“社会总产品”或者“商品”等表述。那么参与分配的必然是参与生产分配对象的主体。这种表述基本上是不会引起混乱的,但虽然说商品经济的社会总产品或者说商品具有二重性,如果片面的使用“价值”或者“使用价值”来作为分配的对象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是产品在商品经济的表现――商品――的两个方面。并且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概念严格来说都是属于价值理论范畴的,而分配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全部的社会总产品,这两者分属于同一事物抽象和具体的两个方面。例如将分配的对象理解为商品的价值,那么必然会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分配的对象,从而得出类似于“劳动价值论是分配问题的理论依据并且只能实施按劳分配”的结论正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而认为“不仅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否则无法参与分配”则是混淆了产品分配对象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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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三五”;物联网;加速路线图

还要忽悠物联网吗?如何坚持做对的事情?――作为一个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从业人员或者是关注者,你都有必要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物联网领域存在着怎样的巨大误区――IBM的洋模式、无锡的土模式都是有危害的错模式。中国“十三五”期间,物联网产业要想加速发展,就要回归全球公认的价值模式和发展路线,就要认清中国市场的物联网政治经济学,要回归中关村物联网的市场主导发展模式!这也就是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在2010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报告》提出未来十年三阶段三市场一万亿的研究预计之后,再次研究推出《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三五”加速路线图》的初衷!

4月8日,2016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三五”加速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在会上,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正式对外了《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三五”加速路线图》。

1 对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二五”的回顾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在此次会议上公布的《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三五”加速路线图》对“十二五”进行了回顾。并根据工信部披露的公开信息,我们有信心相信“十二五”目标可以圆满完成。图1所示为物联网稳步发展,热度持续曲线图。图2所示为物联网产业形成的四大聚集区。图3所示为物联网产业“十二五”规划目标。

物联网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一员,在09年爆发之后,整个产业受到了两个错误模式的诱导,分别为IBM模式与无锡模式。

(1)IBM所提出的智慧地球简化的“感传用”三层经典模式,将物联网的最大商业模式从技术架构方面导向了系统集成和应用解决方案模式。一批批企业盲目遵循这种模式,却成为了高科技劳工模式的牺牲品。

(2)无锡模式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量而大量建造生造产业园,把新兴产业迅速变成了新兴地产模式。以至于高峰时期,十几个产业园奔赴北京招商,而产业资源不足的结果是新园空间闲置,甚至之前吸引来的以三大电信运营商为代表的研究院机构如今大部分人去楼空。

另一方面,某些专家故意混淆物联网的产业基础概念和发展方向,过度强调传感的重要性,一度和整个产业界争执是“传感网”而非“物联网”等问题,更有甚者说“物联网”不是“互联网”,有意无意地混淆概念,扰乱产业界视听。

中国物联网产业“十三五”要想取得大发展,就要先从IBM的技术架构误导、无锡的基础概念误导及商业模式误导中走出来,回到正确的“物联网”模式,回到中国的中关村模式。IBM模式与无锡模式结构产业图如图4所示。

2 再次聚焦“物联网”和IoT产业特点

重新理解全球智慧人士的视角,同时,从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实践的视角再次认知物联网的本质及其技术特性和商业价值。而物联网的商业价值与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国际大公司、大咨询机构关注的重点。图5所示为5大企业CEO看物联网未来。图6所示为思科对物联网未来的预测。图7所示为全球IoT\IoE设备预测。图8所示为全球IoT\IoE经济价值预测。

但其中也不乏谬种流传,最多的是对如图9所示的Gartner技术炒作曲线的误读。尽管从2011年开始,物联网才进入Gartner的统计预测,并且中途还修改了时间预期,但是在2014、2015年,全球炒作物联网进入高峰期是不争的事实。将图10 所示的技术炒作曲线和市场的技术接受曲线接合起来看,在过去的五年间,物联网不过是经受了早期市场的考验,至今还未进入主流市场的高峰时刻。

尽管IBM的三层网络技术架构有误导之害,但其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IBM最新理解的物联网是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关键力量,其价值是带来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模式、更加智慧的运营,而这些都与物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契合。

对于物联网的认知如图11所示,可以归结为以下6点:

(1)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关联,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基于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不能否定其基本的互联网属性。

(2)物联网和互联网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互联网在技术和发展上一直保持着自组织、去中心化,而物联网由“云管端”主要架构所决定,故必将重新回到强中心化。物联网的未来,任何一个细分应用领域都会出现一个集中的强智能中心。凯文・凯利预言未来的互联网是失控的,但物联网与之相反,恰恰能够实现智能管控,这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市场环境下的商业模式至关重要。

(3)在价值链结构上,物联网不是简单的“感传用”结构,而是“感传智用运管”六环节的产业价值链结构。

(4)针对特定行业或者应用场景的“服务运营”环节,已经没个应用场景可能的智能监管中心平台,而这恰好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物联网的政治经济学,如图12所示。经济上,运营服务模式是存在巨大经济价值的变革传统行业的新模式――比如火遍全球的Uber和正在颠覆中国出行行业的滴滴打车,就是移动物联网应用的DeMo版。而每个这样的平台背后,都为政府监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过去做不到的监控现在可以管理到每一个单元个体。

(5)在商业模式上,总结物联网目前的成功案例,提出了“物联网×商业模式”,物联网即服务、软件、社交网络,它是一个乘数倍增的商业模型。

(6)互联网、物联网与世界的关系:互联网连接世界,物联网改变世界。

针对这两年发展迅速的智能硬件领域,具体提出了一个九宫矩阵的智能硬件商业价值评判模型与总硬性价值和软性价值两个维度,明确了智能硬件的商业价值塑造方向。不能够脱离具体的应用实际场景,否则就会画蛇添足。九宫矩阵的智能硬件商业价值评判模型与硬、软性价值维度如图13所示。

著名的企业五力竞争模型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先生发表于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论文――《智能互联产品如何改变竞争格局》一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而非技术专家对于技术供给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理论模型设计。

首先,波特教授定义了智能互联产品三要素,即物理、智能、互联。进一步,智能互联的产品间可以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关系,如图14所示。

其次,是智能互联产品所带来的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和演进,从单一产品到智能产品(不联网的)、智能互联产品,再到由智能互联产品而生成的产品系统,以及多个系统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演进示意图如图15所示。

波特提出了图16所示的全新的智能互联产品的技术架构:产品的属性包括硬件和软件;网络连接;上端是产品云,还有和外部信息、其他业务系统的结合,以及身份识别和安全系统。这个架构是未来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图的出发点,要从这个结构来迭展物联网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上述新架构之下实现了监测、控制、优化和自动化四大功能,如图17所示,从而带来了图18所示的市场用户价值点,包括新服务模式内容、提升产品开发效率和功能、催生新业务,以及提高公司服务运营的业绩表现等。

3 “十三五”物联网产业加速路线图

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线路图如图19所示。

一大愿景:美丽中国、改变世界

展望未来五年,刚好是十年物联网蓝图的后半段,我们要从重点行业的运营服务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带动整体产业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加速发展。要想深入颠覆和改变具体行业和应用场景,仅靠互联网的信息链接是远远不够的,“马云们”的电子商务也只是粗浅地改变了渠道模式而已。“互联网+”到“物联网×”的加速发展结构图如图20所示。

三大路线图: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投资金融创新路线图

图21所示的技术创新路线图是以波特教授的新技术结构为基础来重新构建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图。2011年在北京科委的支持下,联盟组织专家做了传感器和传感网的“十二五”技术路线图,现在看来有必要“十三五”更新迭代到全部物联网的技术路线图。这是后继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商业模式路线图即“物联网× S3模型”,物联网是软件、服务和社群的结合模式,其重要的价值体现在运营服务模式上。这不仅会颠覆一些传统行业并创新一些应用场景,还将产生千亿、万亿规模的新模式。

图22所示的投资金融创新路线图即赛伯乐投资提出的“投创”模型,该模式仅依靠财务投资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产业的整合和地方市场的推进,是“金融投资+协同创业”的“投创模式”。对于物联网而言,在运营模式方面,需要将重资产模式和轻资产模式分开协同发展,通过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创新合作来创造更好的物联网产业生态。轻重资产组合投资示意图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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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统计思想;探讨

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y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政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图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碜龀鲎畛踅崧郏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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