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内容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5: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的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作为生产、流通、消费和废物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活动，旨在区域、国家或更大层面上建立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物质代谢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宏观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循环经济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实施和构建需要强有力的规划措施加以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在推行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规划作为一项核心任务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先期的试点示范单位几乎都制定了专门的循环经济规划。贵阳制定了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规划，围绕产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三大体系制定了综合性的循环经济规划;江苏省制定了省级循环经济建设规划，分解成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服务业和循环型社会4个组成部分。其后，辽宁省、义马市、日照市先后开展了循环经济规划。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的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明确要求制定循环经济实施方案。其余一些省市尽管没有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规划，但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大多明确要求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中。2005年，国务院“国发22号文”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有关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其后，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指导，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已经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处于重要位置，并成为国家推动循环经济的有效工具。我国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2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二、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定位
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确立，需要考虑循环经济规划的定位。这里涉及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循环经济规划与已有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关系;第二，循环经济规划制定的层面范围。
(一)循环经济规划的基本类型政府需要制定规划来应对循环经济的战略性、宏观性和复杂性。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开始从项目管理逐渐转向规划管理、从微观管理逐渐转向宏观管理。循环经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是，循环经济规划在我国并没有形成既定的规范体系。概括而言，目前的循环经济规划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规划，设定循环经济的目标和指标，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任务、重点和措施等。在实践中，通过出台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目标分解等手段强化实施;第二种形式是在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一些专项规划中融入循环经济的理念、原则，增设部分章节和内容以及循环经济实施方案。上述两者形式各有所长。第一种形式内容明确，易于落实，但要花费较大的努力，同时也容易引起其与其它已有规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种形式可以避免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但循环经济的实施效果要更加依赖于各规划的制定水平和实施状况。在规划实践的内容中，作为第一种形式的专门性循环经济规划，已经出现了过大过小，定位不清的现象。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将循环经济规划等同于为各种废物寻找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答案，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废物循环对于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反馈作用;另一种是将循环经济规划泛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人口发展、生态建设甚至社会公平等强加到循环经济规划中，试图赋予循环经济万能的表象。这两种做法都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循环经济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二)应率先在省级以上开展循环经济规划我国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2条规定要求:“在国家、省、市以及跨省、市区域上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专项规划，而对于县级规划则不做法律上的明确要求。”笔者认为，这是符合我们国家目前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第一，是源于循环经济的理论探索性。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目前尚处于试点示范阶段，循环经济规划本身的成熟与规范尚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其与区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其他各类专项规划的协调关系。第二，是源于循环经济规划的可操作性要求。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规划编制和实施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循环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例如，各级各类规划的相互关系、功能定位，特别是与市场作用的界限，数量上看规划不少，但内容上相互之间交叉重复，区域规划不到位，针对性不强，衔接协调不力，规划编制程序不够规范，规划的评估调整机制尚未形成，规划期的界定比较机械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有损规划的有效性、科学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因此，在当前状态下，急于要求开展县级循环经济专项规划肯定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当然，国家要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开展与国民经济、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生态环境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专项规划。须要指出的是，应大力强调在跨省行政区域层面上开展循环经济规划。我国规划体系中，区域规划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但是这个很重要，区域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区域规划是区域调控的重要依据。发展什么产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很少干预，但对区域发展则干预比较多。区域循环经济规划旨在根据该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和不同区域生产要素条件，对区域未来循环经济的发展设定或提出总体思路、方向、目标、保障措施和重点任务等，以达到指导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循环经济规划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规划内容一般需要包括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保障措施、主要任务、发展水平(主要是指节材、节能、节水、节地、废物循环处置和利用的定额指标和标准)等。循环经济规划指导思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坚持政府引导、公众参与、企业实施，强制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义务与责任公平分担的原则，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规划发展目标不仅要设定节水、节能、推进计划和制度建设、资源综合利用示范试点等方面的工作目标，还要根据区域情况设定资源节约、消耗、废物排放、循环利用和环境状况等量化约束性目标。明确规定污染物排放强度、资源循环利用率、资源生产率等特征指标。对于循环经济规划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应在充分考虑产业布局、资源条件、市场需求以及经济和环境成本的前提下，根据发展形势和区域特点在流通、生产和消费领域有侧重地选择重点企业和行业开展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等活动。在循环经济规划保障措施方面，要加强分类指导。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明确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和思路。循环经济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方案，明确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各项要求。以区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基础，开展资源减量、节约、再循环和再利用的综合规划，同时针对重点或突出问题开展重点区域规划(工业带、农业区、矿区等)、重要专业规划(节能、节水、废物循环等)和重大问题研究工作，尤其重视城乡规划和园区建设。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按照循环经济要求，实施节水、节能、节材、节地，发展再生水回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展区域经济，应当根据资源条件、生态功能区划和环境容量，对新建、扩建和已建的开发区和产业集中区进行建设、规划、改造和运营。
篇2
【关键词】IP化运营；媒体内容；融合发展
内容融合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从内容的外在呈现形态到背后的组织方式、运营思维、生产机制在融合发展当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打破传统的生产模式，按照媒体融合发展规律的要求进行重新组合。这是一个从稳定的生产机制走向混沌，再从混沌当中寻找新的运营规律与模式从而重新趋向稳定的过程。从稳定再到稳定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其中需要经历媒体运营逻辑、思维的再造。当下从业者、研究者已经能够对未来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与方向做出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但是对如何从深度融合的混沌状态中挖掘出能够应用于实践层面，得到不同媒体类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一致认可的发展路径，依然是传媒界需要努力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具体到内容融合发展的层面，在当下的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围绕内容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传统生产模式亟待改善和发展、新兴生产方式的合规化管理、多渠道传播过程中的版权保护、形成有效的基于原创内容及运营的盈利模式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媒体内容的优化，同样也是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能够对渠道融合、产业融合等诸多环节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立足未来传媒竞争格局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层面，来审视当下内容环节的格局，从具有引领性的战略布局出发提炼创新路径，带动内容融合过程的碎化与整合，使处于混沌状态的多媒体类型的重复式、同质化生产在聚合中形成新的运营模式，进而在经过传媒市场的检验之后予以完善和系统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化\营是最早出现于游戏产业的表述方式，近年逐步得到整个传媒界的认可，尤其给掌握大量优质IP资源的传统媒体以更大的信心去应对融合趋势，也给新兴媒体部署自身的未来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IP化运营并非媒体内容融合的系统化、终极化的解决方案，但是能够在当下的媒体融合格局中形成一个可以为多种媒体形态所共同接受的运营路径，跳出媒体形态的固有格局去思考如何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本文立足媒体内容融合发展的现状与目标，以IP化运营为切入点，探讨能够适应未来传媒生态变化要求的内容融合发展路径。
一、媒体内容融合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点：从版权向IP化的转换
媒体内容融合的推进需要立足几个重要的基点，比如政策推动、技术创新等，这些基点的创新形成了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动力，如果融合发展的方式、策略能够建立在把握以上基点因素的基础上，便能够在实践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媒体内容融合进程更具效率。“随着文化产业各个行业门类实践的更加深入，‘知识产权（IP）’的概念正在替代‘版权’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动力表述，这也是产品经营意识和全版权运营意识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1]。单纯从版权这一内容生产领域的核心基点来看，也在传媒生态变化的背景下发生了转换，从原有的角度来审视版权的保护与开发是必要的，但已经不能成为激发媒体内容生产潜能的基点。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更新对内容版权的传统认识，那以此为原点所思考和探索出的创新运营路径反而会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限制因素，使媒体融合发展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能。IP指的是知识产权，IP化运营是基于知识产权进行深度开发，在聚合资本、市场、渠道等多方面优势力量的基础上使IP内容的价值实现最大化，并且使所有参与到IP化运营过程的主体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多方共赢中打造出可持续开发的IP生态链。经过概括，可见当下媒体内容融合发展环节的重要基点之一正在从版权向IP化运营转换，这一转换能够为媒体内容融合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媒体内容融合发展基点从版权向IP化运营的转换已经在很多案例中得到体现，比如开辟中国电视综艺“大片”时代的《中国新歌声》（原《中国好声音》）便充分运用了IP化运营的思路和方式（如图1），
版权持有方、购买方、制作公司、卫视播出平台、新媒体播出平台等多个主体共同介入，在版权购买、节目制作、节目播出、衍生品开发等多个环节贯穿始终，使品牌IP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下这一运营思维与方式已经成为传媒界的共识，并且随着IP化运营价值的体现以及版权保护环境的逐步优化，极大地鼓舞了优质媒体内容原创者的积极性。通过对近期诸多IP化运营案例的概括以及同传统版权思维的比较，在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媒体内容融合发展基点从版权向IP化运营转换的特征做简要分析。
第一，从静态生产到动态运营的转换。在IP化运营方式得到行业认同之后，诸多传统媒体纷纷反思自身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优质内容IP，但是这些资源长期以来基本上都处于静止的“封存状态”，在生产出来经过单次传播之后便被保存在各种媒体的资源库中。因为在传统的媒体运营思维当中，很多内容的生产在形态上只是为了填补大量的版面、时段，面对受众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以及内容创新的压力，很多优质内容便在不断“求新”的追求下成为“历史资料”。这是一种面向渠道的静态媒体内容生产，而IP化运营则打破了这一局限，在生产之初便要思考媒体内容在不同的传播渠道、平台甚至是其他媒体的原创内容中的价值，而媒体内容生产的完成、自身渠道单一传播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内容生命周期的完结，反而是其IP化运营的起点，由此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内容纳入到媒体融合发展、创新运营的整体构架当中。
第二，从内容编辑思维到产业整合思维的转换。传统媒体生产的对象是“内容”，其面向的客体是受众；而新兴媒体生产的对象除了传统意义的内容之外，还有带有强烈互联网风格的“产品”，其面对的客体是用户。从内容到产品的跨越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互动与维护工作，从受众到用户的转换意味着依赖性的增强，传统的媒体内容生产、编辑思维与互联网背景下的产品经营思维有着明显差别，而IP化运营便是从产品开发、推广、维护的角度出发审视媒体内容生产。这首先意味着对传统内容生产编辑思维的超越，更重要的是，融合视野下互联网产品开发的最终指向是多重资源的整合，形成以内容产品为中心向不断辐射的整合态势，按照打造产业链的要求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基于IP中心的生态圈，真正实现从价值生产走向价值实现。
第三，从单一形态到综合形态的转换。传统的媒体内容大多是以单一形态存在的，这主要是受制于传统媒体形态之间的固有界限，不同的媒体类型即使在实现了数字化之后也难以做到充分地全媒体开发；此外，还受制于不同细分产业之间的相互区隔，使优质的IP内容难以实现综合形态的运营，比如广电、出版、音乐、门户网站等不同的媒体形态之间有着各自的运营逻辑和要求，导致诸多优质内容在运营过程中都处于单一形态。IP化运营则需要充分发挥内容资源在不同传播渠道、平台上的影响力，会投入大量的工作实现IP内容的多媒体形态衍生，甚至常常会超越媒体形态的范畴。由此，从外在的存在样式上来看，IP化运营使优质原创内容实现了从单一形态到综合形态的转换。
第四，从单一媒体属性到融合媒体属性的转换。在传统的媒体内容生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多通过打造内容品牌实现产业链运营的成功案例，代表性案例有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等，但是从媒体属性上来看，还是以单一化的媒体属性为主，其他的运营方式处于辅助与补充的地位。而在IP化运营过程中，不仅要保障原创平台的媒体属性，这是保证内容原创者收益的基础条件；而且更需要面向媒体融合格局，跳出单一媒体运营思维与方式的限制，从而使媒体内容在生产之初便具备融合媒体的属性。综合来看，“版权和IP的区别在哪里？前者更侧重于内容属性，强调作者权益；后者更侧重于商品属性，强调经营开发。而全版权运营就是优质IP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方式”[3]。
二、基于IP化运营的媒体内容融合引领力构建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需要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内容融合又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融合路径的探索不仅需要能够推动媒体内容的融合发展，还得带动其他环节，形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合力，如果只做到了内容形态的创新或者市场份额的提升，但是对其他环节的融合发展并未起到正面的作用甚至形成负面影响，那就要尽快做出调整。这也说明在融合背景下，媒体内容融合路径的探索需要紧紧立足内容生产环节，但是，不能局限于生产环节，而是要从整个传媒市场变化的格局中思考内容融合在未来传媒生态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在统筹兼顾中寻找内容融合的方向。所以，探索媒w内容融合方式不能只局限于解决当下内容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而是应该通过多元化的创新策略构建一种引领力，通过这种力量的影响来带动与内容相关的多个环节、各方资源围绕同样的战略目标、聚合成融合发展态势。
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超越具体传媒形态，表现出资源聚合功能的引领力很早就存在，有来自传媒业内部的突围实验，比如中央电视台以政策优势和新闻优势等构建的传媒矩阵、湖南电视台以品牌为中心打造的电广产业链、SMG以资本为引领构建的传媒帝国等。但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以上三个代表性案例中的引领力如何向新兴媒体平台迁移，并且使中小规模的传媒运营主体同样能够灵活运用；第二，如何在内容层面上形成能够贯穿媒体融合发展多个环节的引领力。“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和未来的趋势看，我国版权产业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已经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封闭式、小作坊式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版权产业转型升级过程既是该产业自身痛苦转型的‘凤凰涅’，又同时需要政策资源、法律资源、人才资源、土地资源、传播管道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但也要看到，在一系列动力的作用下，这一转型升级的过程正是版权产业未来赢得发展，取得强大竞争力的关键阶段”[4]。IP化运营是版权产业的核心，是版权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路径选择，IP化运营能够使优质内容版权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在理论上具备了解决以上两个突出问题、构建媒体内容融合引领力的基础。
在实践层面，IP化运营逐步体现出在媒体创新、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根据传媒业的一般规律，内容资源从源头生成到用户消费的产品生命周期，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链条越长，跨越的媒体介质和传播渠道越多，媒体内容产生的边际效益就越高”[5]。这是从媒体经济学的视角对IP化运营的效率做出的分析与解读，也是IP化运营具有形成媒体内容融合引领力潜能的基本原因所在。在未来的媒体融合过程中，更加需要IP化运营方式的推广应用和创新升华，因为传统的版权运营最终实现的效果是不同渠道影响力、市场份额的相加，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IP化运营则可以借助各种具有裂变效果的传播机制实现不同渠道影响力相乘的效应，同样的IP化运营方式，在传统媒体机制下和融合媒体机制下所能实现的效果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加”与“乘”两种效果之间的区别便是基于IP化运营的媒体内容融合发展引领力的外在体现。
三、IP化运营视角下的媒体渠道与内容之辩
以上论述强调了IP化运营在媒体内容融合甚至整个媒体融合过程中的引领性作用，立足优质IP，能够实现对多种传媒渠道、平台中优势力量的重新整合，呈现出“IP（内容）为体、渠道为用”的状态，渠道与内容的辩证成为理清这一问题的关键。诚然，在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渠道对媒体运营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弱化，渠道运营者为了吸引、聚合更大规模的受众、用户群体，开始围绕优质IP内容展开激烈争夺，对于内容生产和运营者来说，其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但是IP化运营并不是对渠道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内容融合发展与媒体渠道融合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在融合发展日益深化、各种媒体形态与边界逐步模糊的当下，面对未来传媒生态的重构，单纯地争论“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已经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渠道和内容已经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竞争关系，以渠道为主的传媒公司与以内容为主的传媒企业之间也必须通过深度合作才能够在传媒市场竞争中立足，所以说，从宏观的传媒格局变化以及微观的市场竞争主体需求层面都跳出单纯的渠道与内容之争，转而探索能够充分发挥渠道与内容两方面优势的融合路径。
反过来看，如果一定要提炼出一个“为王”的、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的因素，那就是“传媒价值为王”。这里的传媒价值是一个多维度范畴，包括对用户信息需求满足的价值、传媒社会影响力与网络生态引导能力的价值、传媒产业规模的扩展、传媒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而将这种综合价值的实现贯穿在媒体融合各个环节的关键便是优质内容资源，不过也只有当IP化运营体现出应有的引领力的时候，才能够促成以上各种价值的实现。如此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IP化运营是否会以其引领力优势使内容在未来的传媒生态中占据比渠道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便再次陷入了“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之中。媒体融合发展的程度越高，渠道的形态会越多元，但是其作用会更加基础化、隐形化，即渠道通过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媒体融合发展到一定的层次，此时IP内容因为实现了多平台、多形态的无障碍传播而显得更加突出，造成一种IP（内容）为王的现象。其实，这不是因为渠道作用被弱化了，而是渠道变得更加基础化、环境化、普遍化，就像数字技术、互联网一样成为所有运营主体、内容所依赖的基础平台，我们不能以此为标准片面地否定“渠道为王”。
具体到当下的媒体内容融合过程，因为渠道还没有完全实现以上所论及的基础化、环境化、普遍化，所以在IP化运营中还会出现很多内容与渠道博弈的现象。以电影产业内容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创新运营为例，“电影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背景下，互联网电影企业将对传统电影产业造成创造性破坏，不断推动传统电影产业链优化，进一步增强电影市场活力，为最大限度开发电影价值，互联网电影企业应致力于O2O电影闭环生态圈的打造以及电影全版权运营，以此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6]。电影产业拥有海量的优质IP，并且在产业链打造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作为渠道方的互联网媒体开始通过资本、技术等手段介入IP内容生产环节，使电影IP运营过程中内容与渠道的辩证关系更为复杂。“2014年，互联网媒体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狼图腾》《露水红颜》以及《黄金时代》等影片的联合出品方；大点评网成为《一步之遥》的联合发行方。BAT集体进军电影产业各个领域；网易电影票、格瓦拉生活网、猫眼电影等涉足电影发行业务；微博、微信已成为电影营销的必争之地。大数据、娱乐宝、众筹、IP产品孵化、在线购票网站、微信支付功能等，新鲜的充满互联网思维的电影项目运作方式层出不穷”[7]。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强势渠道方对IP电影内容的影响，不过从运营模式的层面来看，以BAT为代表的渠道方的“上行”却表现出了对IP化运营方式的认可并且抢先应用，贯穿其中的恰恰是IP化运营所蕴含的引领力。综合以上对媒体渠道与内容关系的辩证分析可见，IP化运营是以优质原创内容版权为核心，以最广阔的渠道、平台为基础来打造产业链、形成媒体融合发展引领力、构建未来传媒生态的。
四、基于“渠道与内容之辩”看IP化运营引领力的作用机制
上文论述了媒体内容融合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点从版权向IP化转换，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从静态生产到动态运营、从内容编辑思维到产业整合思维、从单一形态到综合形态、从单一媒体属性到融合媒体属性转换的特征。之所以IP化运营能够在多个方面实现运营特征的转换，是因为其背后的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征的转换仅仅是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规律与IP化运营引领力的作用机制变化的结果。在此结合媒体渠道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对IP化运营如何形成有效引领力的作用机制作简要的分析。
第一，IP即渠道。IP虽然在形态上是优质内容，但是在动态的运营过程中，通过IP化运营已经可以实现内容与渠道的有效融合，呈现出“IP即渠道”的效应，这也成为IP化运营引领力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好的IP实际上体现的是粉丝经济、眼球经济，百度指数越高，则IP值越高。游戏领域，IP值的拍卖渐成趋势，一个优质IP拍至一两千万元已是常态。开发商还将IP值与广告利润直接对等”[8]。这里IP值的高低除了取决于基础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IP所实现的粉丝、社群等传播效应，把握这一过程的关键不在于如何主动地去整合最大范围、最多形态的渠道资源，而是通过优质IP的影响力使受众注意力在各种渠道中实现聚合。IP不再千方百计地去适应渠道传播的各种要求，而是调动渠道主动寻找、对接、适应优质IP。
第二，IP即整合。IP即渠道体现了IP化运营过程中对媒体渠道与内容辩证关系的深入解读和灵活把握，并从超越二者之“争”的层面实现了双方优势力量的有效组合，这便是IP化运营对原本孤立的媒体渠道与内容所表现出的引领力，而IP化引领力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体现为资源的整合。IP化运营引领力体现在对资源的整合，围绕IP衍生的目标，要整合的不仅局限于传媒资源，还有政策资源、技术资源等，当然也包括动态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跨国境资源的整合。需要强调的是，IP化运营之所以能够形成资源整合引领力，除了IP化运营本身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外，还因为各种资源在融合时代已经被激发出了强烈的“被整合”需求，而能够扮演这一角色的恰恰是IP化运营。
第三，IP即生态。如果要寻找IP即资源的深层决定因素，那就要在传媒生态层面进行分析，IP化运营的资源整合引领力在当下的融合背景下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能，主要是因为传媒业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调整的内在需求。结构性的调整意味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整合，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自然会成为传媒生态层面的整合。IP化运营能够贯通内容、渠道、衍生等整个信息传播链条，能够连通生产者、受众、参与者等多元主体，能够带动政策、技术、资本等各种要素围绕运营要求进行优化配比，随着传媒生态融合以及整个社会结构调整的深入，IP化运营在生态层面的引领力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显现。
五、在媒体内容融合过程中，IP化运营引领力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IP化运营在媒体内容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引领力及其作用机制已经比较明晰，但是在目前的传媒环境中，这种引领力的发挥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市场机制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政策滞后、版权保护环境较差、盈利模式不清晰等等。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正是这些因素逐步淡化与消除的过程，IP化运营的引领力则是多方博弈当中的关键要素之一，IP化运营引领力与限制性因素作用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正确认识媒体内容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尤其是与IP化运营直接相关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把握它们发挥作用的原理、机制、规律，对形成科学的IP化运营策略、推进媒体内容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对限制性因素及其作用予以概括。
第一，IP资源保护机制亟待健全。IP保护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传媒界的难题，是一个影响范围广、作用机制复杂、防控难度大的问题，仅仅依靠加强管制、规范引导、强化教育等难以从根本上解决IP资源保护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行业、单位等从不同层面做出这么多努力，但侵权问题在很多环节中依然存在的原因。IP资源保护机制健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版权内容的保护，这是传统意义上版权保护的延续，充分保护原创者的版权权益，才能够为IP化运营的深入发展打下基础；其次是运营动态过程中的保护，媒体融合使IP内容保护面临着诸多传统媒体时代从未有过的新问题，保护机制也要及时作出更新，否则将无法适应动态运营过程中IP保护的需要。
第二，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受到限制。以上从理论上分析了IP化运营引领力所能够展现出的巨大潜能，但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依然受到限制，这让IP化运营引领力的效能大打折扣。“数字网络环境下内容的后继开发能力很弱，版权资源缺乏市场化运营手段和变现能力，尚未建立有效的全产业链版权经营开发体系，难以利用新媒体的商业模式实现内容的衍生价值”[9]。IP化运营的引领力转化为实际的商业盈利模式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时间成本对于很多媒体融合中的竞争者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此外，“有些领域的开发经营业务范围交叉，缺乏有效协调，内耗问题严重；急需建立有效的全产业链的版权开发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对版权的开发、使用，在版权交易上实现突破，最终达到精细化运营的目的”[10]。当下的媒体融合现状还处于混沌状态，多种驱动因素作用机制交织在一起，从不同侧面影响到IP化正常运营，这种内耗状态将对IP化运营引领力造成巨大损耗。
第三，IP化运营引领力与传媒生态关系的反向思考。从IP化运营引领力的作用机制来看，“IP即生态”，通过IP化运营有助于探索贯穿传媒生B中各种主体的融合发展策略，但是在具体的运营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的反向效应。比如随着围绕一系列IP化运营而使部分传媒企业、集团在生态中的比重、话语权越来越大，垄断经营与生态稳定之间又形成一对矛盾体；“信息的数字化控制无疑加剧了信息获取与使用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限制了数字网络时代市场弱势一方参与相关市场发展的机会与质量，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损害”[11]。IP化运营如果导致传媒生态环境发展趋向限制原创内容生产的方面，即使这种现象仅仅占据较小的比例，也会对IP化运营引领力的正常发挥产生负面影响。
六、基于IP化运营构建媒体内容融合引领力的策略探析
针对当下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从基于IP化运营，以构建媒体内容融合引领力为目标，做出如下策略探讨。
第一，以政策引领、管理方式创新为切入点，构建机制引领力。我国传媒、文化领域的版权保护机制在近几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优化，但是从整体来看，在制度层面依然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保障，就难以形成系统性的IP资源保护机制，作为市场运营主体的传媒集团、企业也难以形成适应IP产业链衍生需求的版权流程保护与管理机制。所以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IP化运营之于媒体内容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尽快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给传媒市场带来良性的示范和引导，充分激发“机制■IP化运营”的潜能。
第二，强化IP内容生产，构建优质原创引领力。优质IP内容是媒体运营过程中珍贵的无形资产，具有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而且生产与运营的成本与诸多行业相比有较大优势。但是这些优势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强大的优质原创内容IP的基础上，而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点恰恰是我国传媒界的主要弱点。如果IP内容缺乏或者质量不过关，即使各种渠道再强大、产业链再完善，也难以在媒体内容融合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引领力。所以，IP化运营引领力构建的核心在于IP内容的原创力，只有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素，其他的渠道、资本等配套资源才能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否则便会造成传媒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三，强化互联网思维应用，构建创新模式引领力。“新媒体版权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逐渐向前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法律、行政、技术还是媒体自律的力量，都不是单独地在发挥作用，而是由这四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在建构新媒体版权保护体系。舍弃任何一种力量，新媒体版权保护就可能遇到障碍，导致动态的过程停滞不前”[12]。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融合进程的持续推进不断地给IP化运营提出新的要求，考验着已经成熟的IP化运营模式的有效性。在媒体内容融合过程中，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的探索和应用，实现IP化运营模式的创新，进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媒体内容融合过程中保持IP化运营的引领力。
第四，充分对接资本市场，构建“IP■资本”的引领力。传媒市场的巨大成长空间使其成为优质资本关注的焦点，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实现加速融合发展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按照传媒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双重逻辑部署运营策略已经成为业内共识；优质IP内容如果能够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便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实现产业链布局，这种“IP■资本”的双重引领力是媒体内容融合所急需的。当然在融合过程中要科学处理IP化运营、资本、管控之间的三元互动关系，在保证融合发展方向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价值最大化，比如“政府设立专项基金，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在版权证券化融资模式逐渐发展成熟之后，政府再逐步退出该领域。这样就扶植了一个新的影视剧融资模式，对影视剧产业的发展最终会有很大帮助”[13]，这样的尝试便实现了政府管制、IP运营以及传媒与金融市场的多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媒体内容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对运营模式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当下的媒体内容融合战略思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内容”与“渠道”关系的辩证与处理，因为很多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集团、企业在运营形态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内容或者渠道属性，所以使这一争论伴随着诸多限制性因素依然困扰着创新者。IP化运营在近期的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表现出了超越固有媒体形态差异、传统盈利模式的优势，通过对这种超脱传统的媒体运营逻辑、体现融合方向与传媒生态进化要求的模式的提炼与概括，可以发现它在媒体内容融合进程中能够形成一种独有的引领力，而且这种引领力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决定内容融合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也提醒传媒工作者，需要紧跟业态发展前沿，跳出传统运营思维，做到从传媒生态发展的层面审视当下诸多要素的博弈，进而探索出符合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引领生态融合进程的创新路径。
[本文为上海市2016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海派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研究”（2016EXW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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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信息化;计算机审计;内容;组织方式
一、信息化环境下的计算机审计的特点
(一)信息化给计算机审计带来了较大挑战。
当今社会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资讯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无形的资产和宝贵的社会财富,信息技术正以空前的影响力、传播力和渗透力,不可阻挡地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信息化环境下,一方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超高速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物联网、计算机仿真等新技术、新产业、新应用不断涌现,全面提升了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国家电子政务得到快速发展,国家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也必须努力适应、快速跟进;另一方面被审计单位不断采用新技术,信息系统日趋复杂,数据量急剧增长,要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对象所使用的工具手段必须处于同一个量级,才能相互适应,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关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审计监督的信息化成为把握住信息化的先机,抢占审计发展的突破点和制高点。
(二)信息化条件下的计算机审计风险。
1.系统风险。信息化条件下,计算机审计不再是常规的简单的数据式审计,更加关注信息系统本本身,信息系统的控制风险、检查风险等给审计人员带来较大挑战,需要审计人员除了具备常规的数据分析技能外,还要掌握的系统设计架构、系统布局、网络布局、软硬件环境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通常情况下,能掌握上述一方面专业知识就已经很不容易,要系统全面地将上述知识全面掌握,难度非常大。由此可见,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系统风险非常大。
2.控制风险。信息化条件下的计算机审计更加关注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控制风险的把控。数据分析的模式更倾向于“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查、系统分析”。对于总体分析和系统分析来说,对新消息系统和业务数据的控制测试尤为重要,也是一大难点。
3.组织风险。信息化条件下的大项目更多,为了整合资源,需要搭建大项目的组织模式,特别是数据分析平台的模式,需要将业务人员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有机整合,整合多部门、跨专业数据,进行数据关联挖掘和分析,在组织方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审计机关内部风险。一是人才匮乏。信息化条件下的计算机审计需要既懂审计业务,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复核型人才。国家审计机关虽然通过计算机中级考试培养了大量计算机人才,但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审计人员的知识储备还是难以满足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二是软硬件环境相还有待加强。审计机关经过金审工程一期和二期建设,基本搭建了适应我国审计机关发展的软硬件环境,但审计机关的电子政务建设还是与财政、税务等部门有一定差距。如审计机关未布置主流的ORACLE环境,对流行的空间地理技术等新技术不掌握,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弱化了审计机关的监督能力。
二、信息化环境下的计算机审计的组织方式和主要内容
(一)组织方式。
近年来,审计机关开展的财政大格局审计、社保资金审计和省长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打破业务和行业界限,将审计机关内部有机整合,“全国一盘旗”,尝试搭建数据分析平台,组建数据分析团队,提出了“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查、系统分析”计算机审计思路,取得了较好效果。如有的特派办创新计算机审计模式,探索构建“特派办级分析平台、项目审计组级分析平台、审计人员级分析平台”的三级数据分析平台。整合多部门、跨专业数据,搭建特派办级数据分析平台,进行数据关联挖掘和分析;根据审计组的业务需求,组建审计组级数据分析平台,开展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根据具体需求,针对特定数据,构建审计人员级数据分析平台,迅速完成个性化的数据分析。通过数据信息与业务经验的紧密结合,人力资源与设备资源的科学组合,业务骨干和计算机骨干的有效整合,以及审计延伸与数据分析时间的合理安排,增强了计算机技术对审计工作支撑能力,强化了数据分析审计成果的转化率,大大提高了信息化审计能力。
(二)主要内容。
1.开展信息系统审计,探索信息系统审计的方式方法。围绕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这三个着力点,研究建立信息技术项目绩效评价体系,逐步探索开展对电子政务项目和企事业单位信息系统的绩效审计。
2. 拓展计算机审计的宽度和深度。计算机审计要向被审计单位管理领域和业务的核心技术环节渗透,关注数据产生的关键控制节点,在常规的数据式审计外,更加关注数据产生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研究和评估信息系统能否有效满足管理需要,以促进完善系统、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审计建设性、预防性的 “免疫系统”功能。
3. 占领信息技术高地,积极探索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积极学习和研究被审计单位及行业广泛应用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自动监测技术等先进技术和方法,并探索运用于审计,不断创新审计技术方法,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审计监督能力。
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餐饮空间、现代设计、融合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对就餐的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餐厅的功能也在无限的扩展，使用功能要全面，能为人们提供就餐、休闲和交际的的优良场所。在精神层面上的要求也有很大的提升。现在人需要的是,环境幽雅舒适，有文化品位，有个性特色，情调惬意，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样我们也有着很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历史。可以说我们中国的烹调技艺和饮食美学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到中国的餐馆来用餐，他们到中式餐厅用餐，要品尝的不仅仅是中式菜肴的色、香、味，更重要的是想去感受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体味到华夏饮食文化的精髓，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室内设计师的骄傲。但是如何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好的融入到现在的餐饮空间的设计中也是我们当代室内设计师所要肩负的重大责任。要想让传统和现代完美的结合，那我们首先就要对中国的餐饮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且要对中国的传统装饰元素有很好的掌握。从空间设计的角度出发，必须要很好的把握餐饮空间设计的基本特征，和设计原则，并且能将中国传统装饰元素的内涵很好的消化和理解，再加以现代的造型观念和新派的表现形式，对原有的传统形式元素进行重新的编排和组织。取其神韵，形成全新的中式主题的餐饮空间。
中国文化经历上下五千年的积淀和淬炼，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国画、工艺美术、民间木偶、皮影戏、剪纸、中国刺绣、中国结、乐器等。都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人们从中不断的提炼出了很多成熟的能代表中国的传统设计的元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使得我们无上的荣光。也正是这样的情感激发了设计师一定要很好的将传统设计元素融入现代的空间设计中，用独特的方式去保留和延续着最珍贵的财富的决心。传统的设计元素题材广，形式灵活多样。而且每一样传统元素都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故事。是世界上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艺术气息很浓的时代。即便是这样，我们中国的传统设计元素仍然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在设计领域中光彩夺目。作为当代的设计师，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我们新颖的想法和高科技的设计手段，巧妙的与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保留传统的精髓不丢失，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在现代的设计中，我们会经常使用到花格、折扇、屏风、灯笼和国画等一系列的传统元素。这些古老的文明，经过我们设计师的再次创造和变化后，就形成了更具特色和时代感的元素，做到了传统和现代很好的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博大精深的中国餐饮文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差异，中国拥有较多民族的国家，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在不同的环境和民俗文化中，也就派生出了不同的餐饮习惯，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中国的美食被世界所公认。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特色的菜品。按地方特色分可以分出很多地方菜系，如川菜、粤菜、闽菜、湘菜、徽菜等，都是别具一格。正因为有这么如此种类繁多的菜系，所以对饮食环境空间的设计也应该是各种不同菜系相呼应，融合的，其中应该考虑因素有很多，内容包括整体色彩、设计风格、文化内涵、用餐氛围等。中国传统元素在饮食空间的设计中经常被用到，也是体现中国餐饮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传统元素的含义
“中国传统元素”有很广泛的含义，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是能很具象的体现出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符号、形象或者是风俗习惯等等的统称。中国传统元素之所能展示出我过的特质文化成果，是因为这些元素，都是在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融合、发展、演化和传承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它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民俗心理及人文精神。包含了不仅仅是单纯的有形物质符号，还有大量的无形精神内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质文化元素和精神文化元素。
二．现代餐饮空间的设计概念
餐饮业是现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餐饮产品为社会生活服务为只要目的的生产经营行业的统称。必然是服务行业，那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以人为本。因此，现在的餐饮空间必须给食客提供一个良好的舒适的高品位的就餐环境。因为餐饮空间不再是单一的满足消费者的用餐需求。而是需要具备多元化的功能。能将就餐，娱乐，休闲，商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三．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我们经常会赞叹紫荆城的雄伟与瑰丽。我们所叹服它绚丽的色彩和别致的建筑造型。我们在餐饮空间的设计中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手法，恰到好处设计，可以使餐饮空间既能具有中国特有的金碧辉煌的气派，同时也具有时代的气息，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与传统的融合的探索中，我们创立的新的设计形式—“新中式”，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物我两相宜。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传统，尊重自然，我们要做的设计无论是什么风格，都要合理的去与自然相互协调，然后再将我们的设计思想运用到现代的设计中去。使得我们营造出来的室内环境，能很好的与室外空间，自然环境相融合，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所谓的创新并不是一味的去否定过去，所谓的传统也不是一味的闭关守国，我们要吸取传统中的精华，比如，可以把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手法引入到餐饮空间的设计中来，利用借景的方式，使得室内空间室外话，而且还可以让阳光温暖整个空间，以此让身处在整个空间中的人都有愉悦的心情。
我们在应用和选取传统元素的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应用原则和方法，我们在做餐饮空间室内环境规划设计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做的设计项目的背景因素，比如所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人文特色等。要熟悉餐饮空间的地域需求性，要能很好的利用本土的文化来诠释设计理念，这样就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就使我们能设计出符合消费者审美观的餐饮空间室内设计格调。其次，我们要使得我们设计出的主题，营造出的情感氛围及意境，和我们所使用的设计语言和表达手法，能被本土的顾客欣然的接受。要更多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在选材、设计、表达等多个方面充分的掌握顾客的接受程度和生活洗好。贵并一定就好，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所设计的空间是一个多元化多功能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应用传统元素的时候不能只是单一的选择，要注意多种元素的相互融合，其实餐饮空间室内设计师一个文化的综合表现过程，能运用到的每一个元素都有他自己的作用。文化元素是一个空间设计的灵魂所在，意境设计原色是我们设计的气息所在，我们选取的符号元素是我们设计的神韵的体现，三者缺一不可，要互相衬托，辅助。才能真正的形成独特的餐饮空间的设计风格。所以我们在设计中要重视元素之间的协调统一，精而不杂，艳而不俗。从而形成协调统一的餐饮空间的室内设计作品。
当然在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对人文关怀的体现。我们不能在强调设计的同时，反而忽略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会要强调的是不同人群的情感共鸣，我们所设计出的餐饮空间能使得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既能很好享受美食，同时也能领悟对生活的感受和找到对情感的寄托。
四．结语
篇5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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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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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经济；经济体制；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2－0018－03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论其采用何种经济运行体制，都会在其主流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占有一定比例、如影随形的伴生物，这个伴生物通常与当时社会通行的法律规范相悖。苏联称其为“平行经济、第二经济”；目前俄罗斯称其为“影子经济、违法经济、隐蔽经济”等。
20世纪的俄罗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试验，一次是中断市场经济运行而全面采用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次是彻底放弃运行了大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两次制度变迁的方式相近(激进)，但方向、目标迥异，其伴生物――“影子经济”自然无法同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子经济”于夹缝中生存，运行成本(风险)较大(表面上看)，却对“短缺经济”形成有机补充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的“影子经济”借经济转轨出现的漏洞而大面积生成、变异乃至泛滥，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俄罗斯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离散作用。源于对这一经济现实认识的不同，苏联和俄罗斯(1990年代后)历届政府对此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取导了不同的效果。
一、对“影子经济”的理解与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加・法伊格在研究苏联时期这一问题时认为，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中央(国家)所有制和生产活动的中央计划和控制的经济，如果这被视为第一(官方)经济的话，那么不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不包括在生产资料国有制中从而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就是第二经济；而从法律的角度看第二经济则包括投机、计划欺骗、行贿受贿、欺骗顾客、从事被禁止的交易活动等等。可以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对苏联“影子经济”比较权威的界定。
经济转轨意味着俄在放弃命令式经济体制的同时，还无法在短期内构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这无疑会陡增界定这一特定背景下“影子经济”的难度。俄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年1月31日出台的《关于评估隐性(非正式)经济的方法论原理》中认为“影子经济”是“隐蔽的”、“非正式的”、“非法的”经济活动形式。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这一现象理解的同时，艾德加・法伊格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给了我们视角和思维逻辑上的启示。这样一来，转轨时期的“影子经济”就可以被理解为：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有意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和正式条例，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经济行为。其中，“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于转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目标而言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不但在内容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存在着执行上的孱弱，一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违法的行为在俄却可以大行其道。而这恰恰是制约市场经济构建的“瓶颈”。
二、“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
“影子经济”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因和运行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苏联在政权确立初期中断市场经济运行、选择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除受制于当时的内外环境外，还使其更多地承载了国家和政党的意志。为了获得公众对国家义理性的支持，政府必须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回报。然而，一种违背规律的制度安排在获得收益的同时，必然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其运行和产出效率也不可能借助制度本身得到保证。当愈积愈多的问题无法通过变革体制得到解决的时候，公众就不再对国家的义理性提供支持。产业结构安排失衡、经济运行低效引致的短缺经济环境下，为了获得必要的商品与劳务，社会成员不得不在体制外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寻找供给，计划经济时期的“第二经济”就这样被体制本身形成的短缺引致出来了。
计划经济时期“影子经济”的运行有几种彼此关联却又性质不同的途径(形式)。一是得到法律认可的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农业和建筑业等；二是没有得到法律完全认可的交易行为，如房屋出租、医疗服务、集体农庄工业生产等；三是被法律严令禁止的行为，包括投机、盗窃或其他挪用社会主义财产、走私、非法外汇交易等；四是普遍存在却无法以法律约束和杜绝的特权行为、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侵蚀等。
经济转轨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义理性支持，认为通过制度变迁既可以消除短缺经济，也可以使“影子经济”合法化并使其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事与愿违，“影子经济”非但没有消除，还在转轨期呈现出了变异、多样、扩大和公开等趋势，在一些领域大有取代合法经济的迹象。这其中有国家为支付转轨成本提高税率所引致的个人、企业逃税行为，也有投资主体为规避投资风险而将资本大量移出的现实，更有无法统计的暗地交易行为，其直接和根本的诱因在转轨本身。
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确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案本身的最优性和转轨条件的成熟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缺陷孕育了后期多领域、深度化的“影子经济”。俄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一卖了之”的私有化的确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转轨进程的不可逆转，但70余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成为少数“俄罗斯新贵”的个人家业，则为“影子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能及时调整转轨策略并以法律手段规约金融寡头等的违法行为，“影子经济”势必缺乏泛滥的充分条件。但叶利钦时代被“俘虏”的政府无法、无力制定和执行适应市场经济构建需要的各种法律，精英管理者和民众也天真地将市场经济视为万能的制度，殊不知成熟的市场经济已演变成法制和宏观调控的经济模式了。即使政府成为利益集团寻租的工具，其本身承载的义理性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为支付社会运行和转轨的成本、稳定当时的经济形势，政府实行过财政和货币“双紧”的政策，高达利润60％－80％的税率促使更多的经营者要么放弃生产经营活动，要么避税、逃税和隐蔽生产经营。法律的缺失、政府功能的缺位及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各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经济不断出现。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彼时的一些“影子经济”现已变得阳光合法，如私人经济、合理的投机行为等；一些依然被严令禁止，如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等。由于转轨时期环境要比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影子经济”运行的机制则更加多样化。这主要包括：一是借助私有化合法地以低价或国家补贴的形式控制优势企业，然后出售、转让牟利；二是先内部人控制企业再转移资产，使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三是借助合法企业的产权转换从事犯罪
经济或洗钱；四是以逃税获利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以及更多的无法进行统计的交易行为(如海关腐败)。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俄罗斯“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可以看到，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成因比计划时期更多样化，运行机制更加灵活、对目标主体经济的形成和运行的危害更大。
三、“影子经济”对主体经济的影响及政府行为
“影子经济”以不同的比例和方式与主体经济并存，这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国家对这一经济形式的态度及处理方法因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理论设计的角度去考察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是凭借这一体制在20世纪的前50年完成了工业化、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并奠定了苏美争霸的格局。但特定环境下取得的绩效不能掩盖体制本身的脆弱性，为维持计划体制的刚性，苏联政府曾出台了许多法律防止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第二经济”)对“第一经济”的侵蚀。当命令型计划体制形成的短缺经济难以为继，政府开始放松对带有合理成分的“第二经济”的控制。这在当时最适合私人经济发展的农业、农村住宅建筑和零售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1979年的苏联官方资料，全国农业生产中，自留地产出：马铃薯占59％，蔬菜31％，肉类30％，奶29％，蛋33％。
如果说“第二经济”中的合理成分被松绑、释放出一定能量可以弥补短缺、缓和供需矛盾的话，那么另几种形式“第二经济”对任何类型体制的危害都是致命的。由于产权界限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等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国有资产被大面积侵蚀、官员借助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并成为其收入的来源之一，从而形成了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去维护业已失效的计划体制。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第二经济”都对“第一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不可小视的摧毁作用，后者甚至成为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主要依赖路径。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比例更大、分布领域更广、层次更复杂，规约的难度增加。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转轨过程中“影子经济”给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其中分布在一些领域的影子经济对处于坍塌状态的国民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提供了330万个就业岗位，农业和林业部门也吸纳了270万人就业。政府在转轨的特定时期对这一类“影子经济”的默许(或无暇顾及)合理却不合法，但却帮助整个社会度过了近十年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俄政府在这一特定时期获得义理性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因制度缺陷催生成的，如大量侵蚀国家资产、垄断经营、非法贩卖武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产等离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子经济”则是无法以数量或比例来测度的。进入普京时代后，俄罗斯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取向的转轨调整为“现代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目标，从税基、税率的调整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规约金融寡头到改善投资环境，从朝令夕改的命令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出台等等。诸项制度的建设不但使经济运行更加透明，也使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设获得了有效的制度保证，国家的义理性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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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篇9
关键词：创新管理；粮食企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F7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154－02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企业在管理对象、管理内容、管理方式和管理功能上发生重大变革，只有建立“科学创新”的管理模式才符合现代粮食企业全面发展的要求。管理创新是指导、协调企业其他创新活动的保障，在企业创造的财富中，50%来自管理，而在技术创新的有效利用中，80%来自管理[1]。因而在粮食企业构建以科学创新的管理模式，是新形势和新时代对粮食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管理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对于增强粮食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社会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管理创新，要加强综合管理
加强综合管理，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手段，也是粮食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针对粮食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应重点加强资金、成本和质量方面的管理。如在资金管理上，要充分利用国家对粮食企业扶持政策，尽量争取到资金成本较低的资金；在资金的使用上，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加速资金周转，以较少的资金完成较大的营销任务。在成本管理方面，要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少投入，多产出。要对产品实行全过程的管理，包括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等方面。在产品质量管理上，要实行产品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与严格的品质保障制度，推行ISO 系列标准。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严格资金使用制度，灵活调度资金，严格物资收发手续和保管制度，推行经营预算与计划管理等。
二、企业管理创新，要加强文化素质管理
粮食企业的管理者与其他企业相比，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这与长期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也受历史环境特殊地位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形势下，是可以得到发展的。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就显得格外不足，难以满足粮食企业发展的要求。因此，要提高粮食企业的管理水平，首先要提高主要领导者的业务水平，树立良好的企业用人理念，强化人才意识，要尊重引进人才。
三、企业管理创新，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现代企业中的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民族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以人为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实现，人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和企业的发展也是管理的最根本的目标。这里人包括：管理者、员工，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体现出管理的自主性、民主性、灵活性和发展性等特征。要进行管理方法的创新，主要是体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显性管理与隐性管理、以及情感激励的统一，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粮食企业的管理目标应该是培养全面人才，包括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和良好修养的人才。真正的企业发展有利于员工个性的发展，员工的个性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企业的全面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企业只是强调企业的效益和对人的管理，那么现代企业就应该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树立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四、企业管理创新，要完善员工参与决策的机制
由于粮食企业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员工基本上不参与经营决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完善员工参与决策的机制，员工参与决策一方面可以使员工更了解企业，和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并在参与过程中沟通各自观点，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提高组织内部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员工参与管理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交流，拓展员工的视野和工作范围，丰富了个人工作经验，从而提高员工个人以及组织的技能。
中国粮食企业经过几十年的路程，已经发展成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一支队伍。然而，绝大多数粮食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低，粮食企业随着时代的前进和规模的扩大，其创建初期的某些优势可能变成劣势，某些有利条件可能会变成不利条件，若不克服种种不利因素，不排除重重障碍，粮食企业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将难以生存。
参考文献：
[1]陈玲.核心管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227.
[2]胡君辰，郑绍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2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to Grain Enterprise
MA Hong-zong
（Food Bureau Of Zaozh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Zaozhuang277800，China）
篇10
因此，产业政策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应该无疑。当时日本经济正好处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极盛时期。日资大举收购美国资产，引起美国朝野一片震惊，世界也为之瞠目。我们一下就把产业政策视做真经，自然合乎情理。
据说，日本的产业政策还可追溯到早期尚未发达的德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有殖产兴业的传统，于是，产业政策在日本极易衍生为无所不包的政策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初步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有着巨大的惯性。希望改革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过渡，逐步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坚持计划经济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掩护，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体制的血脉。因此，几乎没有质疑和犹豫，产业政策就被接受下来。
产业政策在中国问世不久，对政策的内容和形式、实施的手段和结果，学术界就开始有了观察和思考。笔者在1991年初指出：“从1987年开始在我国流行起来的‘产业政策’的提法，以及与此同时被推崇的将‘上游产品计划管住，下游产品价格放开’，作为一种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设想，是值得商榷和深加研究的。”（《改革》杂志1991年第1期）
产业政策在中国延续近20年，其效果已经可以适当加以总结。应该指出，我们当初学习和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不够深入，存在先天不足的缺憾。
首先，当时主要靠与日本官厅经济学家短期接触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其实比较片面和肤浅。即使日本官厅经济学家也认为，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充分尊重民间的自主性立场，发挥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是说，产业政策能否见效，主要看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基础和产权基础；还要看政府职能有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有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能够确立尊重市场的管理理念，产业政策才可能起一点补充市场不足的作用。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把产业政策作用估计过高，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其次，日本企业界对于产业政策的反感，我们了解甚少。事实上，日本企业界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和抵制几乎从来没有停止。现在某些誉满全球的日本汽车企业，当时就受到官方的否定和抑制。所以，不少企业认为，他们始终是在与前通产省的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歧视小企业，认为小企业效率低下且造成了过度的竞争，主张缓和反垄断法，通过合并实现集中化。这种“规模神话”显然恶化了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但无数事例证明，日本小企业具有优秀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在日本，常常是大企业购买小企业转让的技术。日本小企业的技术出口比大企业要活跃得多。
再次，日本学界对政府产业政策的抨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产业政策在传递信息方面的正面作用，但总的似乎否定性看法比肯定性的多。他们认为，日本产业尽管处于政府的压力之下，但其得以崛起是因为民间活力并未完全窒息。除了日本战后短暂时期，日本高速发展的基础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和生生不息的企业家精神。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激赏不已的产业政策，其实常常被民间企业的创新力量冲破，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产业政策的本土理论基础。此论与我们传统计划经济也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如果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由政府选择一些重点产业，然后用各种手段去加以扶持；同时指定一些限制产业，严格禁止或压制其发展，那么，这样的产业政策在中国就不是什么新的思维。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农轻重”、“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等，也是一种以倾斜发展为特征的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