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模效应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C: 奢侈品行业是周期性行业吗？中国经济放缓，欧洲经济衰退，美国复苏缓慢，这些经济信号对奢侈品行业有显著影响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S: 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有周期性的。前一段有一种世界多极化的说法，认为北美、欧洲、亚太是独立板块。但我始终认为经济全球化塑造了现实世界，一个区域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每一个经济板块。现在欧洲的危机呈现不好的前景，问题如何解决我们都看不清楚，只有等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欧盟，欧洲不好，肯定会影响美国、亚太包括中国。就我们自己的品牌而言，亚洲增长仅仅是增速放缓，美国的增长率则高于往年，法国还不错，但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就差很多。就整个行业而言，要取决于欧洲的前景，如果欧债危机加剧，一些国家退出欧元区，将会导致经济动荡，肯定会危及整个奢侈品行业。

C: 根据波士顿咨询的研究，零售品牌的规模每增加一倍，相应的商业成本（广告费、店员工资等）会节省30%，成本是奢侈品集团进行品牌收购的唯一原因么？如果不是，还有哪些原因？

S: 成本是部分原因，收购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会降低单位成本，但奢侈品行业中软货和硬货又有所不同，服装等软货的规模化效应很明显，但很多硬货带有黄金等贵金属，这类商品的单位成本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另一方面，收购可以通过分享经销渠道帮各品牌节省一大笔费用，共同分享后台资源和经销渠道能带来很大实惠。此外，对于公司成长来讲，收购也有很多好处，因为市场占有率高了，对于消费者的影响也就更大。

C: 与独立奢侈品牌相比，你认为现在的市场情况是否有利于奢侈品集团的发展？

S: 与独立品牌相比，奢侈品集团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将组织机构、人才、资源、渠道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弊端在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华尔街的逼迫而更注重追求短期效应，一味快速发展会忽略品牌的根蒂，这是奢侈品行业中一直存在的争论。因此对于控股公司而言，掌握好度是关键问题，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和阳，既有好处，也有潜在风险。控股公司需要做的就是规避风险，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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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牌；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观察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表现在：区域品牌较好的地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也较好，反之，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往往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强势品牌越多，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则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品牌塑造是密切相关的［1］。

一、文献综述

波特（1998）认为，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获得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区域品牌效应凸现，提升区域品牌就势在必行了。波特（2002）又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簇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簇群，带动区域周边地区的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品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国内已有许多研究。孙宏杰（2002）认为，区域品牌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品牌效应，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夏曾玉（2003，2004）通过对“温州现象”的考察，分析了建设区域品牌的好处以及温州建设区域品牌的经验。陈方方（2005）强调，地域品牌有识别、搭载、聚集、刺激的经济效应。何铁（2005）指出，品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吴程或（2005）认为，区域品牌可以增强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能够形成地域分工与产业分工的有效结合，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武跃丽（2005）认为，区域品牌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持续的品牌效应，更强大的吸引力，在对外宣传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肖志明（2009）从品牌带动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晋江品牌带动经济增长模式，找到品牌带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品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品牌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应展开清晰、彻底的研究。所以实施品牌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时展和经济转型的紧迫要求，构建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制”一词的含义为［2］：事物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原理及其表现形态。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机制是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共同起作用，以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品牌，使区域经济和区域品牌共同持续发展。

1.区域品牌的内在带动机制。

（1）外部规模带动机制。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首先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后经克鲁格曼等学者的完善而得到发展。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会导致某种行业及其辅助部门在同一或几个地点大规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通常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企业中，多数的企业规模比较小，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观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断外部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深入，各个企业的生产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经济环节，产品和服务可以同时满足其他厂商的需求，区域品牌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显现出来。相对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2）空间集聚带动机制。

大量中小企业在大城市的近郊区或中小城市（镇）集聚成群，空间上的接近使经济活动高度密集。从硅谷到中关村，从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到深圳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娱乐业、金融业、酿酒业、冶炼业到高科技产业的集聚，都是因为有某种或某些优势资源的存在，这些优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农产品、矿产资源、水陆交通的便利）、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等，这些资源是企业集群在某地诞生的个性化条件。另外，空间集聚不仅带来生产上的外部经济性，而且还产生智力与管理外溢。例如：对于集聚的企业，即使自己不进行科研开发，也可以因久居此地而享受智力包括隐性知识外溢带来的好处，如：由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集聚使当地企业技术进步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更快，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使区域品牌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3）整体优化带动机制。

整体优化效应是指群体内各组织由于增长上的协调而产生的收益。区域品牌的特性表明，集群区域品牌是一个天然的区域创新系统，在某一区域的机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文化与学习区域，产生一个学习与知识传播的网络，积淀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系统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如作为高技术集群区域品牌的典范，硅谷因其知识密集、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鼓励冒险并容忍失败的氛围、开放的商业环境、产学研的互动、政企与非赢利机构的合作、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高质量的生活等特点而被誉为“技术进步的源泉”。

2.区域品牌的外在带动机制。

（1）关联带动机制。

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核心企业的衍生、裂变、创新与被模仿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一个区域有某个领域的产业或企业出现，随即与之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的原材料、零配件供应、产品制作、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就会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地趋向集中，汇集于区域的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规模经济，寻求互动式学习和创新，寻求在产业价值链上新的机会和更有影响力的竞争位置。

（2）扩散带动机制。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与区域之间通过双向联系来获取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劳动力和技术，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提品和服务。区域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形成对原材料、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等的较高需求，从而刺激相关部门的建立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4］。

3.不同类型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机制。

（1）由特色资源、技术工艺形成的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

地理气候、地貌条件和文化特质、传统工艺是很难移植和模仿的，有些区域品牌的形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或是因为悠久历史的特色技术工艺，如新疆哈密瓜、杭州龙井茶、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等。在特定区域内，基于当地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人文环境或特色技术工艺，围绕某一主导产品或产业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树立起来能代表本地区特色的品牌。这种具有特色竞争优势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它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5］。比如河南信阳毛尖、福建安溪“乌龙茶”和“铁观音”系列、浙江安吉白茶等。这些地方借助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并通过区域品牌效应在市场上实现品牌对产品的增值作用。

（2）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的带动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区域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产业品牌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他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三、发挥品牌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树立用品牌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导。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强国的了解和认识大都是从品牌开始的。

通过波音、通用、微软、可口可乐、沃尔玛，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强大的美国；通过奔驰、西门子，我们认识了德国；通过三星、现代，LG、了解了韩国。同样，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渗透、占有和垄断，也是通过这些品牌实现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品牌的好处，他们高度重视品牌战略，许多国家把品牌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始终把打造品牌作为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坚持不懈地围绕自己的品牌来提升产品质量，培育企业文化，提供优质服务，推进自主创新，最后形成今天的世界性影响力，这一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龙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树立用品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2.搭建用品牌整合资源的平台。

品牌的基础是企业和产品，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重视品牌的培育和研发，加大品牌创新推广的投入，不断开发出掌握核心技术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应市场需要的品牌产品；对于企业现有的品牌应该进一步巩固提高，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鼓励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的生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途径进行品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着力打造区域经济的旗帜品牌。

以知名品牌企业为龙头，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品牌规模效益，把现有品牌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品牌走出省门，争创中国名牌和世界名牌，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授权生产、授权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现快速的品牌扩张、规模扩张、市场扩张。如吉林化纤“白山”牌商标被认定驰名商标后，大力推进商标许可使用，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品牌建设研究和交流工作，搭建品牌建设的公共平台，为充分发挥优势品牌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奠定基础，继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整体优化区域资源，奠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基础。

区域品牌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区域品牌放在目标顾客心目中给它一个独特的位置，由此而形成区域鲜明的品牌个性。［6］由于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每个区域的禀赋是不同的，每个区域的优势也各有千秋，因此区域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准确定位。区域定位的基础是区域最具优势的资源，优势资源是区域品牌的成因之一。由于区域品牌的培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性、低消耗、可持续性的特有资源才是优势资源。在培育区域品牌选择重点产业时，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建立在可持续性的优势资源之上且具有发展潜力、竞争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扶持。

4.发挥品牌效应，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品牌之所以对任何企业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品牌效应。产品品牌的声誉一旦树立起来，就会通过消费和流通领域的传播，迅速扩大产品的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只要产品质量信誉不受损害，它的影响力及其经济效果就会长期持续下去，以至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品牌的信誉可以由一种产品放大到一组产品，产品的卓越形象可以放大为企业甚至地区的形象，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也起到了乘数作用。由于品牌产生的扩散、持续和放大效应机制，刺激市场需求，能给企业带来一连串的利益。市场营销学认为，当品牌被公众认可后，就成了一种载体，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品牌效应，将其做强做大，形成品牌企业和集群品牌，就形成了品牌经济。

总之，只有通过积极培育区域品牌、全国品牌乃至国际品牌，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发挥品牌市场带动作用是振兴经济，提高国力的必经之路［7］。

参考文献：

［1］马志强。区域形象—现代区域发展的品牌和魅力［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5.

［2］孙日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8.

［3］刘阳。中国品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56.

［4］熊爱华。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中的磁场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8，（8）∶176.

［5］王秀海，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D］。硕士论文，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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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FDI CAFTA FDI效应

中国和东盟都是吸引FDI的热门地区,他们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优势有相似之处,因此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本文将着重分析CAFTA造成的区域内FDI变化情况。

一、FDI在CAFTA投资状况概述

1.自由贸易区外对区内的投资

从FDI对中国和东盟投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两大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均有较大程度的增长。东盟自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后,FDI总量显著回升，2000年～2004年平均增长率达24.62%，2005年达到381亿美元,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东盟相比,中国在吸引FDI方面明显更具优势。目前,中国吸收FDI的势头良好,2006年为694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达6209亿美元,并且稳步增长。

2.中国、东盟间的相互投资

东盟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9月,东盟国家在中国投资项目23684项,占外资项目总量的4.76%,实际利用金额348.38亿美元,占总额的6.33%。东盟秘书处估计CAFTA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达到每年50亿美元的水平。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起步较晚，规模也很小，但是发展前景看好。CAFTA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都是吸引中国向东盟投资的因素。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截止2005年底中国在东盟投资累计达10.8亿美元，并且还将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

二、CAFTA对FDI产生的效应

1.静态角度的效应

（1)FDI创造效应

区外对区内。一方面，CAFTA成立以后, 根据《框架协议》区内的成员国之间会实现低关税,同时对区域以外的国家采用较高的关税。区外的企业在本区域的贸易因关税税率的差异而丧失优势,只有通过对自由贸易区进行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才能在区内市场站稳脚跟；另一方面,中国―东盟一体化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区域以外的FDI看到一个如此大的市场必定会涌入本区域；再次，CAFTA成立后,成员国之间非关税贸易壁垒如许可证、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等将实现标准的统一,防止了因区域内成员对外的税率差异而使区外国家“搭便车”的行为。面对非关税壁垒相对增加,外资企业也将增加对区内的投资。

区内对区内。CAFTA成立以后,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区内各国企业投资加大。此外, 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会逐渐被自由贸易区协议消除，资本、熟练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得到加强,从而促进了区内成员之间的相互投资。预计当CAFTA建立以后,东盟向中国的投资会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将会增加55% 。

（2)FDI转移效应

一方面，由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后,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都得到提升,区外市场扩大型和垂直一体化型的FDI都会增加,FDI从世界其他潜在东道国转移过来的, 从而产生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效应。另一方面，一体化后区内的投资布局将发生变化，即一成员吸引FDI的增加导致另一成员吸引FDI的减少,这就产生区内对区内的投资转移。一些东盟成员国担心CAFTA成立后,FDI会流向中国,但是大部分学者（张帆、李皖南等）的实证分析研究证明,虽然双方在吸引FDI上存在竞争关系，而且一体化后FDI一定程度上会转向中国，但总体来说中国与东盟吸引FDI是互补的关系。

2.动态角度的效应

（1)政策预期效应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以制度性的国际公约作为保证,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该协议涉及投资方面的内容,例如通过谈判逐步实现投资机制自由化,给区域内各跨国投资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等，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增加了区外投资者的信心。此外, 1998年东盟各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东盟投资区,规定了区内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可以在投资产业领域方面享受比区外投资更为优惠的待遇,如果这项协议可以延伸到CAFTA的话,相信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市场规模效应

市场规模效应是指大的市场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享受低成本的投入,高收益的回报,并且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生产。随着CAFTA的建立,区内市场规模将更加庞大。市场的扩大使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自由贸易区来投资。中国市场在人口、市场、经济规模等都超过东盟十国的总量,在吸引FDI方面更有优势,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会使一部分的东盟投资转移到中国,通过在中国设立企业,生产产品来供给整个区域,但正如前文的投资转移分析所述,这并不会给东盟国家带来威胁。

三、结语

综合以上的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提高整个区域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从而将促进FDI的流入。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的开展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来自区外以及区内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都将会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张 宏 蔡彤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当代亚太,2007（2）

[2]李皖南: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当代亚太,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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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并购　并购动因　综述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一般涉及到四种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委托―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并购的理论，下面将分别加以综述。

一、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

规模效益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并购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实现企业的现模效益，即产量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内在规模经济在于：通过并购可以对资产进行补充和周整：横向并购可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降低多种经营带来的不适应；纵向并购，将各生产流程纳入同一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购的外在规模经济在于：并购增强了企业整体实力，巩固了市场占有率，能提供全面的专业化生产服务，更好的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市场力假说将企业并购的动因归结于井购能够提高市场占有率。由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减少，优势企业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规模效益的达成，只有在横向或纵向并购中，优势企业既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又达成了规模经济，这一假说才能够成立。

税赋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一个企业有过多的账面盈余，因而必须承担高额税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行为。被兼并企业往往由于税收负担过重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无疑会带来税收的好处。

二、协同效应假说

由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这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实施并购后的产出比并购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要大，即2+2>4。对于并购公司而言，2+2>4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该假说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企业并购活动之前，公司的经营水平和经营规模都达不到时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范围经济指企业能够利用现有产品的生产销售经验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相关的附加产品。

(二)财务协同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例如，合并公司的举债能力可能大于合并前各个公司之和，从而可带求税收上的节约，或者举债成本更低，从而可带来财务费用上的节约。该理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企业并购活动产生的税收减免大于并购成本，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三)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

假设两个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并购另一个公司之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创造价值。

三、委托－理论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决策或控制人)和所有者(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合约不可能无代价地签订和执行，由此而产生了成本。该理论对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并购可以降低成本

公司的问题可经也适当的组织设计解决，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时，决策的拟定和执行与决策的评估和控制应加以分离，前者是人的职权，后者归所有者管理，这是通过内部机制设计来控制问题。而Maline(1965)认为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收购或权的竞争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Fama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在自由现金流支出方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成本是并购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管理主义

Mueff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但LeweHen和IIuntsltl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此结果与Muller的假设相反。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收购本身实际就足问题的表现形式，因为公司管理层可能会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并购决策。

(三)自大假说

Roll(1986)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而并购企业的过高估价来自于自大――他们的过度自信。这一理论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这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意图是增加企业的资产，但其决策违背了股东的利益，并购价格过高。

四、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并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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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财富效应；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91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00）02—0012—02

“财富效应”是指资产价格的上升使资产所有者财富增加，并导致消费支出增长的现象。能够带来“财富效应”的既可以是证券资产，也可以是实物资产，本文主要证券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

从国外的经验看，股市上涨造成的财富效应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传统经济认为，股票市场是一个赌场，是“零和博弈”，有输必有赢，财富总量不变。果真如此，股票市场就不会为所有股票持有者带来财富增加，只能是既有财富在各投资者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财富重新分配能否产生正财富效应取决于财富增加者的消费倾向。这里的是股票市场上会不会出现大部分乃至所有投资者都赚钱，即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形？回答是肯定的。从短期来看，如果股市的繁荣不能持续，则其财富效应是有限的，因为财富总量增加或者结构调整，即使存在，也仅仅是暂时的，它会很快被随后而来的股市萧条引致的财富减少所抵销。但是，如果股市繁荣能够持续，即从长期来看，财富总量肯定会随之而增加。1929年以前的美国股市、80年代的日本股市以及目前的美国股市持续了多年的繁荣，具有的财富效应，均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股市也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效应在当前条件下还比较有限。

一、证券市场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

证券市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居民的消费支出：

1、通过影响居民实际收入来扩大消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个定量，消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使证券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虽然不计入国民经济资产中的居民收入这一指标，但它事实上构成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对居民消费发生影响。

2、通过影响居民收入预期来扩大消费。居民收入预期的变化将改变既有的消费倾向。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预期的看好也会促使居民扩大消费支出。证券市场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持续的“牛市”状态配合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必然增强居民、的信心，扩大投资和消费的支出，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形成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效应。居民的收入预期（包括固定收入和资本利得）也因此得以提高。

3、通过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来影响消费支出。这一点在我国尤为重要。我国居民目前消费增长乏力的深层原因在于企业效益不佳，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两方面的停滞甚至下降，而消费支出总量的停滞不前，反过来又导致企业产品销售困难、投资意愿明显不足，企业效益难以提高。于是形成了“供给学派”所阐述的供给恶化导致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可见，若只从需求方面着手，内需不足的状况就难有根本起色，因为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企业效益的提高，而股票市场发展能给企业带来两方面的好处是明显的：一是适当加速企业上市进程，扩大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二是有助于企业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企业制度，突破体制约束瓶颈，为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低下的状况提供最有利的条件，从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投资意愿，并带动消费支出的增长，走出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二、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财富效应”的主要制约因素

1、证券市场规模过小限制了因证券资产价格上升而带来的财富规模。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从总量的绝对值上来看，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但从相对值来看，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截止1999年8月底，我国股票市场市价总值已达29655亿元，相当于我国GDP的35%左右；与之相对比，美国股票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30%左右。可见，即使我国股市达到与美国股市一样的增长幅度，所能带来的财富总量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美国水平，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不可同日而语。

2、投资者的构成了“财富效应”的发挥。股票的价格上扬，既是财富总量增长的过程，又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首先，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之间，一般说来，每次行情中机构投资者获利颇丰，分享了行情的主要成果；而个人投资者虽然也有获利，但比重有限，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个人投资者还只是属于解套者。由于财富效应的发挥关键在于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个人的资产价格的升值状况，因而历次股市行情的“财富效应”有限。其次，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城市投资者，投资者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证券投资者即能够分享证券市场成果的人在总人口的比重过低（这与美国几乎所有居民持股票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空间在农村市场。从总体上看，与城市消费水平相比，农村对家电的消费比城市落后10年左右，仍处于普及阶段，有着相当大的扩展余地，是保持长期增长所不可或缺的动力。然而，农村居民几乎不能从证券价格的上涨中获得好处，在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并且可开拓商品市场主要在农村的情况下，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难以显现就在情理之中了。

3、我国保障体制的全面改革，使居民形成了对未来收入状况不佳的预期刚性，阻碍了证券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由于住房、医疗、就业、等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全面出台，居民用于谨慎动机的储蓄规模必然迅速放大。对于谨慎动机的储蓄规模存在着一个下限，并且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稳定，这一门槛值就越高。只有当证券市场的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入能够使居民的储蓄总额超过谨慎动机决定的门槛值时，居民才可能把超出额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才能得到体现。就目前而言，由于原有的由国有全部负担的保障体制已经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形成过程当中，离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差之甚远，因而居民对未来的支出有着相当高的预期，在三大储蓄动机中，谨慎动机凸显出来，储蓄意愿被极端地放大，从而使门槛值也随之提高，“财富效应”因此弱化。

4、我国居民持有的资产构成中，股票只占不到10%的比重，而银行存款却占了70%以上，因此从总体上看，对居民的资产而言，股票市场的持续上涨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极其有限的，这也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不可能太明显。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美国市场所表现出来的“财富效应”并不仅仅是股票市场的持续上扬引起的，美国近年来居民房地产拥有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同样使居民以现价计量的财富不断增加，统计显示，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不亚于股票市场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它们共同带动了美国消费市场的持续高涨。而我国一方面因为居民拥有的房地产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又因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价格难以提升，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不可能像美国一样与股票市场遥相呼应，共同促进整个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

5、我国股票市场的“牛市”状况的持续时间还不够长，同样影响证券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在短期内，投资者即使从股市上赚了钱，也并不一定会增加消费支出，而往往在股市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下，再把资金投入股市。只有在“牛市”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后，投资者确实从股市上获得了较大的收益，并且预期股市会长期走牛时，才会把较大部分获利资金转向消费。如果股市不能保持持续平稳的发展，波动较大，则对所有投资者财富的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在各投资者之间的重新分配，而不是总量的增加。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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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结构 福利效应 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东盟的成立。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韩国和日本先后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由此形成3个“10+1”的自由贸易区网络(FTA Network)。尽管该网络促进了区域经贸活动的发展,但是其错综复杂的关税优惠政策产生了具有负面影响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从而对东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中国是东亚的重要成员,而且东亚也集中了中国主要经贸伙伴。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FTA战略的实施内容,如何推动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影响,从理论上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路径,然后利用TCI指数对中国与东亚经贸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最后从政策层面上分析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贸易结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Smith(1776)就曾因给消费者带来负效应而批评过梅休因条约(英国和葡萄牙于1703年签署了梅休因条约,它以许可葡萄牙的酒按照优惠条件进入英国,换取葡萄牙废除对英国羊毛出口的禁令)。Ricardo(1821)则通过分析母国和殖民地的特殊通商条约对Smith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分别对输入国(殖民地)和输出国(母国)的福利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贸易安排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有负面影响,这样的贸易安排应该最终被完全的自由贸易所取代。

现代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研究则始于Viner。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Meade(1955)、Lipsey、Cooper和Massell(1965)、Johnson(1965)、Cordon(1972)、Mundell(1964)、Wooton(1986)、Arndt(1968)、Kemp和Wan(1976)、Wonnacott(1981)等人先后对Viner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是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减少区域内分工的交易成本,为深化区域分工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在Smith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思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可以发现其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专业化分工的差异性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是贸易双方获得分工经济的重要条件。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可以利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工,每个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伙伴国进口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差异性生产和互补性贸易获得分工经济。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即使参与分工的国家之间不存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也可以从分工经济中获益。因此,不管存在外生比较优势,还是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分工经济都可以使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国家福利获得提升。

不论分工之前的状况如何,只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通过分工进行差异性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互补性贸易结构,就可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提高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生产结构的调整。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之初,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互补型,那么它们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区域分工,可以获得更大的分工收益。如果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竞争型,在获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为要素在不同部门和产业间的流动并不能瞬间实现,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衍生出相应的调整成本,最终消减分工经济的好处。

总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之间组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均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只是调整成本大小不同。如果调整成本过大,超过分工经济的好处,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毫无意义。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调整成本就越低,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大;反之,调整成本越高,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小。

对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而言,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所有经济政策的主轴。为了获得更大的分工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调整成本,一体化成员会选择与其自身贸易结构形成互补的经济体为一体化伙伴。在一体化伙伴既定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方也会加强合作,通过强化产业内分工、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等方式,减少相应的协调成本。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测度

在测度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时,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简称TCI)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包括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TCIijk=RCAxik×RCAmjk表示,RCAxik=,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国k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衡量的j国在k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其中,Xik和Xwk分别为i国和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Xi和Xw分别为i国和世界的出口总额;Mjk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j为j国的进口总额。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k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k值越小,互补性越弱。在多种产品并存的情况下,两国的总额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各种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加权平均得来。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即Xwk/Xw。综合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为TCIij==。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值越小,互补性越弱。

本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为基础,分商品对1998-2007年间中国作为出口方、东亚经济体作为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首先可以得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有食品和活动物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总体呈互补关系,其余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小于1,均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只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的互补关系偏弱,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

其次,中国出口与东亚经济体进口之间的综合互补和竞争关系。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在1998年为1.03,随后开始下降。2001年,互补性指数开始降至1以下。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平均为0.95,反映出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韩国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85,表明中国出口与韩国的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同样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92,表明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

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与日本、韩国、东盟都形成竞争关系。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FTA合作,中国需要作如下战略选择与政策安排。

第一,渐进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近期,中国可以优先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层次与内容。例如,中国与东盟可以优先选择金融领域。中国应该通过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中期,中国可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

目前,中国正在与韩国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双方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将进行。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讲,中国应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对于中日韩国而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三者都有好处。即使在短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也应该将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第二,依托产业对接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较大提升,部分产品的竞争力稳步增强,但是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过程中,中国部分商品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产业内分工的调整成本低于产业间分工的调整成本,积极与东亚经济体开展产业内分工,有利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对接与产业分工。

首先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一方面,国家应该使用各种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保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与兼并,推动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使得中国的大市场优势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保护,使得中国的大市场真正为已所用。其次对于企业来说,应当重视和加强产品差异化的创造,并力争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差异化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在质量、技术登记上的垂直差异,还体现在商品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在包装、广告、销售和售后服务上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

第三,多种形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中需要扩宽合作范围,不要将一体化内容局限于贸易自由化,要将一体化内容扩展到经济技术合作等非贸易合作领域。通过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开展各种能力建设,增强中国企业或产业面临进口竞争的能力,提升它们生产转型的灵活度。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学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

参考文献:

1.Baldwin,et al.,"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 Grossman,G.,and K.Rogoff (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I. Elsevier,1995

2.Baldwin,et al.,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3

3.Schiff,M.,and L.A.Winters.郭磊译,何帆校.区域一体化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曹亮,谷克鉴,符大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原因研究――兼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9(1)

作者简介:

篇7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融资变得便捷,于是一些企业以资产整合为目的,采取下属公司上市或者参股、控股已上市公司等方式将一些上市公司纳入自己旗下,从而成为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企业集团,形成所谓“派系”。这些“派系”集团涉足多个产业,规模实力异常庞大,例如德隆、华晨、农凯、托普、鸿仪、格林柯尔、三九等,它们在中国资本市场里声名显赫,堪称企业帝国。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资本市场重建之初,由于公司上市政策比较特殊,使得一些质量并不高的公司草草上市,之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破产。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又出台关于买壳上市的优惠政策,该政策本意在于挽救那些面临破产的上市公司,却又使得一部分有些实力却在激烈竞争中面临资金瓶颈的公司获得机会买壳上市。之后,它们注入优良资产,改进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上市公司摆脱了经营不良的状况,并通过在证券市场成功地获取配股机会,给集团和上市公司本身谋取了更多的福利。在这个进程中,通过资本运作尝到甜头的一些大集团,一方面受到集团自身发展资金需求的驱使,另一方面能够带来其他诸多好处,这些好处不仅表现为买壳收益,还有一系列通过掌控上市公司控制权获得的灰色收入及特权收益,比如资产套现、抵押贷款、资产置换、关联交易等,于是,这些集团开始了真正的造系步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资产置换,导致大股东地位变更,而在“杠杆”效应的作用下,往往较少的资本就能左右较大的资产,这为“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格林柯尔分别持有科龙电器20.6%和美菱电器20.3%的股权,尽管格林柯尔并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却分别成为这两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握有话语权。

本世纪初,处于“派系”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已经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的近1/6,并且有不少公司违背了最初买壳上市的初衷,只是为了在二级市场上牟取私利,成为大股东圈钱的工具,甚至掏空“上市公司”。一些上市公司在集团的包装下,对外呈现出一个很好的面孔,通过抵押贷款或者发股、配股蒙蔽了银行以及股民们的眼睛,从而骗取了大量资金,然后集团再通过种种手段(关联交易等)把钱转移到集团上层,为其扩张所用。但这样形成的资金链条往往都不够严密而坚固,稍有不慎,一个链条断裂就会引起整个链条体系的崩溃,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显然,“派系”集团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协同效应,即相对于独立经营的公司,“派系”企业集团具备许多优势,例如更完善的内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等,这些优势使每一个成员企业能够从中受益;二是“掏空效应”,即集团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把上市公司看作纯粹意义上的圈钱工具。但是,两种效应哪种是主要的,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对此,我们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作了实证检验,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在“派系”内部,在第一大股东的控制下各上市公司主要表现为协同效应,公司绩效要明显好于“非派系”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二是系族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值要远远高于非派系企业,这说明系族企业内部更注重资金链的稳健,危机意识较重,主营业务突出,现金流入较为合理,偿债能力较强。

篇8

一、变革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行大面积机械连片耕种，突破规模生产瓶颈制约

射阳县试点推广的联耕联种，就是在农民完全自愿、不需要流转土地的前提下，通过农户间联合约定，清除一家一户承包地间的田埂界址，使分散田块成匡连片便于大型农机作业，由专业合作社按农户需求提供耕种、管理、收获各环节服务，成本由农户分摊，收益归农户所有。他们通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变革，既尊重和保障了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又充分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潜能。

（一）土地规模变分散为集中。土地二轮承包时，射阳县的不少村组按地力肥瘦分配承包地，“好田家家分，孬地户户摊”，每个农户都有四、五块田，多的人家有十来块田。2013年全县有2000多农户、1.5万亩农田参加联耕联种，将原来一家一户间的田埂界址全部整平，成匡连片的地块平均面积都在50亩以上。据四明镇新南村党总支书记刘景华介绍，该村的承包地户均6.8亩，平均每户分成7块，最多的达14块，最少的一户也有4块，2013年有500多农户共2500多亩耕地实行联耕联种，采取在田块两头地下灌注石灰暗桩的办法打下界址，使“百衲衣”式的农田积“零”为“整”，形成18块成匡连片的大田，具备了机械化作业条件，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营方式变粗放为集约。时下农村由于耕地规模零散，一个劳动力最多只能耕种10多亩地，而且耕作粗放，种田成本居高不下。联耕联种各生产环节由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耕作、播种、收割全部采用大型农机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面积超过200亩，而且田地平整度、秸秆深埋效果远远好于传统的手扶拖拉机作业；采用机械化精量点播的小麦，亩均用种比人工撒播少10公斤；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施肥、喷药等生产服务，亩均减少用量20%左右。长荡镇三中村2013年4000亩联耕联种农田全部由农机合作社承包，12台大型机械配套作业，亩均作业费用、种子成本分别比往年减少65元、30元。

（三）农技推广变单一为集成。由于分散经营和“老人种田”，主要靠老传统、凭老经验、用老办法，农业生产的新机械、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成本高、普及落地难。实行联耕联种，将科学种田与先进农机农艺相结合，农技部门只要向相关的专业合作社进行对应的推广培训，就可以实现各类新机械、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覆盖。全县成立68个农机和植保专业合作社，县农委先后对4800名合作社成员组织了16个班次的专门培训，使原来向一家一户推广的各类农艺新技术全部向各专业合作社集成推广。千秋镇良洋合社作服务的5000亩联耕联种农田，实行大耕大翻、秸秆全部还田和小麦免耕播种“一条龙”耕种技术，小麦亩产超过500公斤，比传统模式增产8%。

（四）生产服务变阶段为全程。分散经营种植品种多、服务面广，由于基层农技人员力量不足，只能在重大虫情、灾情发生时段通过广播、简报对农户指导，难以实现面对面的全过程服务。联耕联种后，田块集中、品种统一，农技人员集中力量向对应的专业合作组织提供一对一服务，适时提出品种、规划的指导意见，根据农情变化及时作出植保管理建议措施，不仅能满足生产全过程的服务需要，服务效率也大为提高；各类专业合作社因联耕联种的规模效益，服务“菜单”也变得更加丰富，农户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有关生产环节的服务。海河镇永坛村路可成的8亩多地参加联耕联种后逢人便说：“联耕联种真正让我们农民既省力又省心”。

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构建全新农业服务体系，保障规模生产顺利实施

联耕联种是顺应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经营方式重大变革，射阳县的县、镇两级紧贴当地实际，有的放矢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全力扶持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

（一）以点带面推进。联耕联种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基层干部群众有个接受的过程。射阳县从海河、四明、长荡等种粮面积较大的6个镇分别选出一个茬口相对较齐的村先行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县面上推广。县农委先后组织试点村干部、农户代表到新洋农场、临海农场等长期实行大面积机械连片耕作的地区考察学习；在试点村召开联耕联种现场会，组织各村干部和群众代表现场观摩大型机械化连片耕种的做法和好处，消除群众怕“共田”的疑惑，打牢面上推广的思想基础，6个试点村近60%的面积实现了联耕联种。千秋镇滨兴村刘训强逢人便说：“以前一到农忙季节就为请农机手耕田求人，现在坐在家里就种好麦子。”联耕联种的现实好处使他成了义务宣传员。

（二）算账对比引导。起初，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新的经营模式认识不到位，参与积极性不高。射阳县专门组织村组干部、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共500多人进行业务培训，县农委安排农技人员到镇村巡回讲座，与农户面对面算投入账，让基层干部群众明白农机连片作业的规模效应、精量播种的节本效应；算管理账，让每个农户都能感受到联耕联种不只是施肥打药省事、省力，还真正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算受益账，让农户明白联耕联种与土地流转的区别，统一种植的粮食产量高、价格好，而且增加的各项好处全部归每个农户，真正从内心里接受、支持和参与联耕联种。四明镇新南村村民小组长顾建华刚开始以为又要回到大集体生产时代，坚决反对；通过算账对比搞清楚后，带动该村民小组群众将700多亩土地全部参加联耕联种。

（三）健全服务保障。由县农口部门指导，在各村居成立机耕、植保、育秧、购销等专业合作社。从提高农机作业人员操作技能入手，结合农机职业技能鉴定“获证奖补”项目培训农机操作人员，累计有450多人获得农机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打造了良洋农机、为民机插秧等各类作业农机配套齐全、作业水平一流的合作社；成立植保合作社，推广优新品种和化肥、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2013年共计组织16期4800多人次参加培训；实行农业技术人员包村服务，指导合作社施肥、防病、治虫。2013年由于试点推广，有些农户种子不统一，县农委还与种子供应商协调，集中调运扬辐麦4号、宁麦13号等优良品种，价格比市场每斤便宜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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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学;产业集聚;集聚机制

经济集聚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发展方式业已出现,但一直未被重视。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发展方式才越来越受关注,现阶段经济的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研究产业集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即产业为什么集聚、选择在那里集聚以及如何集聚,这三个问题一直是相关学科及学者想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的空间性问题

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与人类思维方式以及技术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古至今一直存在。首先,人类的各种行为活动是建立在对资源的消耗基础之上的,然而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资源是有限度的,那么如何在社会群体之间分享这些有限的资源,使得物尽其用,就成为了当政者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就形成了经济学这门科学,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如何在社会群体之间有效配置问题的科学。其次,人类社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之上,时空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社会经济行为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在时空条件下对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同的时点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同空间位置上的资源配置。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主要致力于前两个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探讨资源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配置,强调个体行为的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的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均衡分析没有考虑空间的因素,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集中在同一地区的,因此剔除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经济活动受制于地理空间上的限制由来已久,即使在现如今交通运输很发达的状态下,经济活动仍然脱离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主流经济学缺乏空间维度并不意味着空间因素被所有的学科所忽视,实际上,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某些经济学分支学科始终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或地理尺度,也不缺乏经典的空间分析方法。早在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就已经建立了著名的杜能模型,深刻的分析了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开创了经济学分析空间因素的典范,他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此后,从20世纪初开始,一批区域经济学者,如韦伯、克里斯泰勒、廖什、艾萨德、胡佛、佩鲁等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区域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探索

区域空间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承载实体,产业集聚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学想要解释的对象。然而,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空间因素的研究,所以限制了它只能解决产业集聚的一个方面问题。我们知道,最早对于产业集聚原因提供系统解释的来自于经济学家马歇尔,他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认为产业集聚是因为规模经济所致。这一解释目前仍然被多数学者所推崇。区域经济学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了空间因素,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集聚,并在分析过程中综合形成了区位论的概念,区位论不仅成为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理论,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区位论解决了产业集聚的地点问题,至于产业集聚的原因,区域经济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导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思路过程中,更多的考虑了空间的影响因素,也即更多的考虑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主流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各自解释,实际上体现的是如何处理空间布局、市场结构和报酬递增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二者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区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一直不能相融发展。主流经济学缺乏空间分析的工具,而区域经济学又缺乏对空间经济问题的规范解释,这严重限制了他们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区域经济问题的力度。虽然区域经济学对集聚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始终都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些主要理论,比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等都意识到了集聚存在,并强调集聚效应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集聚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区域产生,并没有给出过多且合理的解释。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须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的许多问题都难以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会有一部分的损失,而不是引入一个专门的运输业。新经济地理学派首先将区域产业集聚归结为个体理性的行为的结果,然后又把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所致,最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这样融合了主流经济学和以往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产业集聚的解释,也为我们解决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区域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都在试图找出产业集聚的一条发展路径,但是由于各自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直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才给产业集聚的研究带来了新机。本文结合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成果,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归纳出产业集聚形成的一般机制,认为产业集聚机制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一系列因素交织并相互促进的具有累积因果循环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聚集的形成具有阶段性和梯次性,表现出初始集聚机制和后续集聚机制两个方面,初始集聚机制解决的是产业集聚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后续集聚机则制解决的是产业集聚规模从小到大的过程。

1. 初始集聚机制

初始集聚机制是在区域要素禀赋不同的条件下个体理选择的结果。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空间”,区域的划分正是以空间为基础的。区域空间具有分异性,即区域间是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学对于区域差异的解释,最初来源于地理上的不均衡,比如由于矿产资源、水文资源、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在地表的分布不均而导致的,后来,在此基础上,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行为和城市出现就加剧了这种不均衡性,最终使得区域间的要素禀赋不同,或者是区位势能不同[7]。在要素禀赋差异的前提下,使得维持维持经济活动的市场是不均衡的。在非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通常会选择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生产活动,比如选在人口集中、交通条件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生产。其选择遵循的是成本收益最优原则,最主要是降低各种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这个在前面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的时候都已经解释过,可以把它融入到前人的研究中。最终,众多企业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产业在区域内的集聚发展。

2. 后续集聚机制

其次,后续集聚机制是建立在递增收益基础上的各种集聚或溢出效应循环累积的结果。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现象时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存在这种规模收益递增现象。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区域经济景观,在分析它的过程中必然要运用递增收益理论。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旦产业实现了集聚发展,集聚所带来的好处会促使产业集聚自我发展,并且依循这一路径使产业集聚的规模变大变强。产业集聚的好处主要表现在递增收益上,递增收益又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层面来说,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节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从产业层面来说,众多企业集聚在某一区位,能够使各个企业获得集聚租金;比如由于聚集效应的存在各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和辅助行业带来的专门的服务、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降低学习成本、由于人才集聚效应的存在人口的集中利于形成专业的劳动力市场等等,这些实际上是我们所熟悉的聚集经济。建立在递增收益基础上的各种集聚或溢出效应,通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产业集聚倾向于自增强发展,最终使产业集聚规模的变得更大更强,以至于产业集聚的力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郝寿义:建立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J].南开经济研究,2004(1):68～69

[2]殷广卫: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机制研究[D].南开:南开大学,2009

[3]Marshall A:1920(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Macmillan Press, London

[4]Weber,A:1929 The theory of the lovation of Industries[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

[5]Krugman P:1991 Geography and Trade[M], MA: MIT Prcs, Cambridge

[6]颜 飞 罗永刚: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与应用拓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8(8):25～26

篇10

关键词：产业集群；集群效应；万有引力

O、引言

产业集群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性：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有利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够产生创新效应等。鉴于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产业集群效应综述

1.1外部经济性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通过对英国一些传统工业产业集群现象的考察，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Ⅲ。继马歇尔之后，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1909)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的降低来研究产业集群效应。克鲁格曼(1991)则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观点，理论基础仍然是外部经济性。

而国内学者关于从外部经济性来研究集群效应的主要观点如下：

李煜华(2007)等，从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方面，正反两面客观地分析了集群效应。苗丽静，王雅莉(2007)从外部经济性方面来体现集群效应。李盛竹(2008)从信息产业集群式发展对企业与社会带来的影响与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许仁祥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刘军国从报酬递增角度来研究集群效应。

综上，国内外学者大都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者是经济效应，社会效应角度来研究集群效应的。

1.2竞争优势论

最具代表性的是新产业区理论家波特(2002)竞争优势论，其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产业集群效应。陈柳钦(2008)从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区域竞争力方面来考察集群效应。孙国峰(2008)等认为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提高，可产生集群超额利润，从而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刘玉巍(2005)等人集群效应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力胡宇辰(2004)等人认为，随着需求多样化的发展和技术的日新月异，众多以集群形式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表现出了巨大的竞争力，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㈣。阎金明(2008)认为产业集群带来的竞争，在为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提升了产业集群区的整体竞争力。在实证方面，付新爽(2007)则在综述有关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评价指标用以评价集群效应的成果及其关键的影Ⅱ自因素，以期为集群的管理及相关主体的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悯。

综上，集群有利于提升企业、产业，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1.3学习机制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cter)(1912)强调了产业集群由于外溢性的知识创新效应以及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促使，促使其不断的学习进步从而发挥集群效应。国内学者赵娴(2007)等人认为产业集群促进企业的学习与创新。

魏江等(2003)从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当中总结了一种基于学习人的集群学习模式。赵涛、艾宏图(2004)产业集群对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李琳、袁灵(200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流动与创新机制的研究动态作了综合考察与评述。贾明江(2005)运用博弈论方法就集群中模仿行为和知识溢出效应在各种条件下对企业创新动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对于网络模式的学习机制论，主要观点如下：集群内的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是积累创新能力的重要投入(Lundvall，1992)，有利于企业之间互相学习：仇保兴讨论了技术创新在产业集群内部的扩散方式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创新“集群效应”，魏江还提出了集群创新系统要素的模型分析和集群创新系统总体结构模型，盖文启运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理论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体系-翊。许庆瑞指出以龙头企业及其形成的网络(即“龙头企业网络”)为主体的企业集群的市场结构对于集群创新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集群促进刨新”并不是永恒的命题，安虎森指出区位因素即创新环境因素对区域产业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宁钟对特定地区产业集群的学习创新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集群有利用内部企业的学习创新。

综上所述，产业集群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经济性，整体涌现性及交易成本等方面。但也存在负效应。客观的说，集群效应是把双刃剑。若发挥的好，就可以对所在区域带来积极的显著的效益和影响，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人才、资源的进入；若发挥的不好，也可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化，从而导致内闭和僵化，这在产业集群生命期的各个阶段都可能体现。总之，我们应发挥集群正效应的吸聚特性，吸引更多的厂商甚至研究机构进入，当然也包括越来越具有集群化倾向的政府政策和帮助。

2、集群的外引力

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集群一经形成后，其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及一种诚信的文化会把与产业具有直接联系的物资、技术、人力资源、特定产业资源，尤其是跨国企业及相关的产业甚至不同产业吸引过来。此外，也会吸引当地政府的注意力，一方面加大区域内交通运输、环境治理和邮电通讯等硬件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健全政府服务体系营造适应集群发展的软环境。总之产业集群将更多的优势资源吸引到了集群里，为集群竞争优势的维持奠定了基础。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万有引力定律，笔者从引力及环境引资方面来研究集群效应。结合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公式：F=G*M1*M2/R2，对于产业集群系统，也给出以下公式：

F=E*A*S*L*C*N/R2

其中：F为产业集群引力：E为产业集群环境因子；A为外部经济性；s为整体涌现性：L为学习与创新效应；C为交易费用：N为负效应因子：R为距离因素。

2.1 E――产业集群环境因子

系统之外的一切事物总和为该系统的环境。外部的变化多少会影响系统，系统与环境的联系方式的改变也会改变系统内部子系统的联系方式。因此，产业集群系统的环境主要包括当地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政策环境。

2.2 A――外部经济性

外部经济性主要包括外部范围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通过集聚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果，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

2.3 S――整体涌现性／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指企业从资源配置和经营范围的决策中，通过共同努力，达到比单个企业的努力累加更大的效果，即俗称“1+1>2”效应。产业集群具有协同效应，集群内企业共同努力，实现效益更多的增加。

2.4 L――学习与创新效应

集群是创新的催化剂，产业集群的创新功能增强以及内部的创新活动发生与增值可以从以下两点来分析：第一，集群体内知识的累积、传递与扩散。第二，外部环境的激烈动荡也会促进创新。

2.5 C――交易费用

交易和分工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一方面有了分工才需要交易，一个自给自足的个人是不需要交易的：另一方面，有了交易的可能之后才会发生分工。有了分工就需要整合，有了交易就要有相应的规制结构，而不同的规制结构有着不同的交易成本。因此，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产业集群效应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

2.6 N――负效应因子

成功产业集群的示范效应使得产业集群正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但是集群的正效应并不是无限扩大的。产业集群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正是这种聚集，往往会导致一种内闭与惰性。产业集群在集群发展的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都有可能产生负效应，包括管理混乱、过度竞争、创新惰性、路径依赖、空洞集群等。因此，其与集群引力成反比。

2.7R――距离因素

产业集群的辐射效应和距离有关。距离越远，辐射效应越弱。其与集群引力成反比。

3、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