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2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案例教学 改进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s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DAI Dong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Case method applied to reform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and overall qualit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Faced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some common problems， need to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case teaching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ase， the arran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s， etc.， in order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是在教学大纲要求下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教师引导学生以案例为基本题材，通过对案例阅读、分析、评价和讨论，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法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基础课，也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在经济学专业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位置。在以往教学中，由于课程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需要学习者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感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往往在学习中感到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影响了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案例教学法被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探索，从实践效果看，案例教学在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训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作用明显;但另一方面，各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共性问题，影响到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1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进行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院校来看，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1 案例资源的匮乏与适用性不足

相比于工商管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起步较晚，积累相对薄弱，导致案例教学资源严重缺乏，系统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案例集寥寥无几，可供教师参考使用的选择很少，给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带来一定的被动。同时现有的案例缺乏适用性，表现在有的案例出版时间过于久远，譬如周又红的《政治经济学案例》、程恩富的《政治经济学案例与习题集》分别是2003、2007年出版的，其中有些案例已经因为陈旧而不合时宜了;有些案例时代差距太大，依然拿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说事儿，学生往往觉得与己无关，案例缺乏亲切感与实际感;还有的案例太长、太大、太难，学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造成了教学使用上的困难。

1.2 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

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多是作为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开设的，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此时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还极其欠缺，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理论传授和知识梳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具备分析问题与判断决策能力，这是保证案例教学有效性的前提。但在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目前呈现出教师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片面强调案例教学而忽视甚至完全取代传统理论教学的倾向。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表面看来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基础，他们对案例的分析、材料的判断等必然会浮在问题表面，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经验，而对整个知识体系模糊不清，案例教学也因此变得肤浅，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1.3 课程安排以及课堂组织效果差

教师对课程体系把握上的偏差以及组织、协调和控制能力不高，导致在案例教学的安排和课堂组织上出现问题。首先，不能结合课程结构、篇章重点统筹安排案例教学，对哪里使用案例、使用什么类型的案例没有科学的设计，或者是从始至终都在用简单案例验证知识点，学生难以对各个知识点融会贯通，综合分析能力无法得到锻炼;或者是一上来就给学生综合型大案例，学生在没有多少知识积累情况下感到难以驾驭。其次，课堂组织一团糟，在个人发言或小组讨论中，教师不引导、不总结、不点评，学生漫无边际地议论一番，却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课堂教学可能在学生一片鼎沸声中不知所以然地结束，最终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

1.4 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目前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并没有伴随教学改革及时跟进，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试卷的题型依然是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常规题型，这种考核方式实际上又把学生拉回到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中，导致学生在平时案例教学中缺乏积极性，影响到案例教学的效果。二是由个人或小组提供案例分析报告，教师根据报告给出期末成绩，这种方式下，部分学生容易“放鸭子”，往往应付了事，交过来的个人报告会有很多雷同的“拷贝版”，小组报告中有些同学会采取“搭便车”行为不劳而获。这两种考核方式都不利于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平时的案例分析，存在较多弊端。

2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进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突破：

2.1 重视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

面对案例资源匮乏与适用性不足的困境，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直接参与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这样不仅能逐步充实案例库资源，同时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及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特点编写加工的案例能更好地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结合，更具有实用性，这是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甄选和编写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即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相关知识点的案例，学生通过分析和思考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并突出教学要点，这样，案例教学才能给学生以更深的印象。二是案例要体现逻辑性和本土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性非常严密，案例选取时应突出其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帮助学生的知识学习形成统一的脉络。同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本土案例，例如价值理论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用中国的“民工潮”、“民工荒”为案例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使经济理论能够真正地指导实践。三是案例要突出实用性和时效性。例如在讲授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水果市场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在介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时，适时采用最新的“中国大陆财富排行榜”为案例，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和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和时效性，能够体会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乐趣。

2.2 坚持传统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

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传统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对传统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只有教师将基本理论和知识讲清讲透，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后，才可能在案例教学中运用自如，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一定要认清传统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主、辅关系，开展案例教学时不仅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实际上对传统理论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理论讲授学时压缩的情况下，依然能把理论知识完整清晰地讲授给学生，这对教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需要一线教师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2.3 科学安排和有效组织案例教学

为达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目的，首先，要求开展案例教学的老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理论体系有非常透彻的把握，必须非常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能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提前对案例教学做出详尽安排，包括哪些内容安排课堂讲授、哪些内容辅以案例教学、哪里使用简单案例、哪里引入综合案例等，都要做事先的统筹安排，这样才能使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相辅相成，整个教学浑然一体。其次，教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案例的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组织，包括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提供和呈现案例;怎样创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引领学生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如何通过总结和评价对案例教学进行概括和提升，总之，教师在整个案例教学组织中要始终发挥“导演”的作用，确保将案例教学逐步引向深入。

2.4 调整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标准

为确保案例教学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必须改革传统考核方式。应该摒弃死记硬背知识点的闭卷考核方式，侧重于学员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考核，以理论思维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为目标，注重平时考核，可以将学生发言或讨论的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将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的表现与其课程形成性成绩挂钩，期末可以采用论文、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促动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其次，必须调整成绩评定标准。由于案例往往没有标准统一的答案，因此案例教学评定成绩时就不能搞“一刀切”，考虑的主要方面是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应该从分析步骤是否恰当、决策依据是否充分、结论推断是否符合逻辑、思维有没有创新等方面评定学生成绩，特别是具有开拓思维、勇于创新的案例分析，在分数评判中要给予肯定与鼓励。

3 结束语

教学实践证明，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时展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但正如任何一种教学方式、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样，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摸索、总结、创新和不断改进，以提升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效果。

项目基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4KG50）“PXM2014_014224_000091其他项目―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静.案例教学的应用研究――以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为例[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3）：98-100.

[2] 王兆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误区与反思[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1）：105-107.

篇3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篇4

西方第一个把数学用于经济问题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写了一本关于货币价值的书。但首先比较系统地运用数学的，是1838年法国库尔诺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常被当做数理经济学的开端。

由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数学推理，而无人问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当做数理经济学和数理学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国的埃奇沃思、马歇尔、美国的费希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等进一步发展了数理经济学。

库尔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他采用的书名用意不仅在于理论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他认为在财富理论中运用数学分析 ，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即使不需要精确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也有其有用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不熟悉或怕用错而拒绝数学分析，是荒谬的。

杰文斯1862年发表的论文《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是数理经济学的最早名称，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再版时，附上1711年以来的“数学的经济的”文献目录，等于公开宣称数理经济学的存在。他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是一门依赖于数学的科学，简单原因就是研究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数学推理，即使不用代数符号，也不会减少这门科学的数学性质。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为价值的最终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市场规律提供数学解说。他的理论中心是“价值完全由效用决定”。他把商品对所有者的效用分为总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来的边际效用)，后者是商品拥有或消费总量增加时，总效用增加量对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认为随着商品拥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会逐渐降低，并据此用数学方法推出：一种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种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换商品可以增加总效用，交换要进行到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总效用最大达到均衡时才停止，这时两种商品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应该等于交换完成后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尔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纯粹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在假设完全自由竞争制度下，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价格存在是因为商品具有数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条件，只要有交换就会有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个可计量的数量，正是一般数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交换价值的理论应该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方法并不是实验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也象“物理-数学的”科学一样，从经验的真实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为基础，可以超出经验范围进行推理，在建成这个科学后再回到实际，也不是为了验证，而是为了应用。

瓦尔拉斯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库尔诺虽然也考虑过个别商品的产、销、进出口对其他商品生产者的收入会产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没有同时照顾全局，瓦尔拉斯企图用数学方法加以补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种议价的经济后果，并且提出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货币作为计量边际效用的固定单位，后经帕累托改进，用以代替边际效用，作为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理论核心是认为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该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所以又称为局部均衡论。

数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方面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的理论领域还在扩大；另一方面，对前人研究过的问题还不断运用更深奥的数学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篇5

【关键词】俄罗斯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风险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欧小国冰岛面临“全国性破产风险”开始，在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发酵的过程中，“国家破产”一词频频闪现于报端和电视。在“国家破产名册”上，除首当其冲的冰岛外，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陆续招致相同的“破产”可能。而通过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的评级警告来看，身处“国家风险”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Foreign expose)的变化。 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俄格冲突、国际油价下跌等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强烈震荡，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下跌、资本流出和投资减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偿债能力。 笔者将综合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俄罗斯的国家风险。

一、国家风险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或称风险（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P.Nagy）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国家风险定义：所谓国家风险是指“跨边界贷款中导致损失的风险，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与企业或个人无关”。 此后，以邓肯?麦德姆（Duncan H. Meldru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国际债务问题，国家风险内涵得到扩展。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发生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国际资本流动时，都面临着因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损失。

与国家有关的外币债务违约的案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生很频繁，外币债务违约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下降，当时跨国债务发行非常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对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贷款的违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到来。1982年8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还一切外债，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止偿债或正式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几乎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个国家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传统的风险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战争、革命、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外部经济危机因素。今天，财政纪律松弛、债务管理压力、生产的无效率、负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使许多国家面临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些风险混合到一起，尽管在一段时间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恶化——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在众多新兴市场的与风险有关的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国家风险由政策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构成。借贷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币借贷的信用声誉是最高的。如果它们有印发本币的权力，那么违约的问题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由此，风险就转化为一个国家会通过印发大量的货币来偿还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腐蚀掉债务。当一个用外币借款，由于借款者没有印发外币的权力，则产生违约的风险。此类违约的风险在计量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用最复杂的计量方法都会很难给出确定性，因为缺少相应的例子和数据。因此，对风险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非计量方法，依靠对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指标来对政策、对可贸易部门的状况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评价来判断违约的可能性。

篇6

关键词：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从后思索法；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66-0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在其《资本论》的叙述中运用的重要方法。对此方法，学者们在其论著中虽多有提及，但深究其确切所指、细致剖析其内容者甚少，且大家的理解确有很大差异，因而尚有辨析的必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此方法谈得最详细，所以，我们的辨析就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本解剖开始。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中心议题是说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及其理由。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末，马克思这样来阐述“分篇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分篇构想”之前的所有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于自己为什么这样来分篇的说明。马克思着重说明了如下两点：第一，不能从具体开始，只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经济范畴的排列，不能依据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应依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第一”是说明把“（1）”放在最前面来阐述的缘由；“第二”可以用于论证：为何把“土地所有制”放在“资本”之后。

先说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从人口等“具体”开始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这一错误的逻辑却是思想史曾经存在的事实：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不过，错误逻辑的结果，却可以成为正确逻辑的起点：“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接下来，马克思说明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的光”的差别：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工业、城市、资本从属于耕作、乡村、土地所有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所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必须把资本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在谈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对此，马克思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此谈及的思想被学者们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它的准确内涵是：在历史上，比较简单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存在于比较具体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之前：正确的叙述逻辑是，从比较简单的范畴上升到比较复杂（具体）的范畴；因而，理论叙述的先后顺序与经济学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先后以货币和劳动为例进行说明。

货币在资本之前存在，但它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了“充分发展”，即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而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此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劳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劳动一般”是“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第二，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终生、甚至祖祖辈辈从事某种（至多是极其有限的某几种）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劳动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因而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此意义上，“劳动一般”，只有在“最现代的”社会形式下，“才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第三，在“前现代社会”，劳动往往只是在其特殊形式（比如农业劳动）上被考察。创造财富的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才对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劳动一般”“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

马克思在这里谈及的思想同样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经济思想的成熟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程度；只有劳动在“社会现实”中成为“无差别的”，经济学才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一般”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这其中承载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逻辑。

三、猴体与人体——“从后思索法”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和因素”是还未克服的遗物，得以继续存留（比如地产、地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存留）。原来还只是“征兆”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残片和因素”，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比如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有了“充分意义”）；只有认识了“征兆”在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才能理解上述“征兆”（比如，在“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从而也才能理解“古代经济”。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国学者口中经常谈论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只不过是在提醒人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方法，马克思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却较少被人提及的补充说明：首先，不能把“人体”与“猴体”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其次，“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在此意义上，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眼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说的“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的论断，往往被我国的研究者们解释成马克思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明。其实，这里的“地租”、“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们不是与“资本”这一“人体”相比较而言的“猴体”），乃是特指“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用资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的要求。另外，还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等同地看待。比如，资本（具体）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商品（抽象），但资本主义生产（高级）并不能完全地包含封建的生产（低级）。

仰海峰教授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时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对此，我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有云：“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二，“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说明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充分发展”的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一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的“生产逻辑”已不是生产逻辑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第三，所谓“生产逻辑的局限”也只应理解为“抽象”（生产一般）之于说明“具体”（资本）的不充分性——正因为不充分，才需要“上升”，亦即需要说明“抽象”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社会形式规定性”。第四，“在……基础（高度）上理解”不能混同于“用……来理解（解释）”—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比如，只有在货币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逻辑的叙述上，先剖析资本，才能理解货币。逻辑叙述上，思维进程上，必须用货币、使货币发生“增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资本”。）第五，生产逻辑（抽象）与资本逻辑（具体）并非“猴体”（低级）与“人体”（高级）的关系，资本逻辑对于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是在理解为“内在地包含”（而不是“外在地支配”）时才是正确的。

四、马克思的实际叙述并不只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是否仅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分析“人口”这个“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可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以“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来描述。而后。思维的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人口。此时，“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对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人口”这一“完整的表象”进行分析是错误的？不是的。《资本论》就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叙述逻辑。我们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马克思是以“商品”为起点开始《资本论》的叙述的。但作为《资本论》的叙述起点的并不是“商品”概念。马克思首先是把“商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其“现象形态”进行分析。就“商品”呈现给人们的“现象形态”而言，它就已经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这也是“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把构成“统一体”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取”出来分别进行考察。并指出二者的差别（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尤其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暂时“撇开”，着重分析它作为“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从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被“分析”出来了。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的社会性质”，结果发现：商品不仅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同时又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从而，商品就作为“融合”了平凡的自然物和神秘的社会形式的“二重物”得到了初步的把握。此时，思维、叙述的进程才走到了初步的商品概念。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在达至商品概念的进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综合”方法，而且是首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也是如此。马克思首先是在其“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这一现象形态上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追问的是：这里的“增殖”是如何发生的？在相继排除了三种可能之后，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于是，“资本”作为“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就被置于一定的“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了。此时，通过货币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资本（一般）”概念。

由此可知，《资本论》综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叙述逻辑，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五、对“从抽象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身的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正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把这里的“上升”过程理解为经济学范畴的自我展开或先验演绎过程。

第二，两种不同的“上升”。从“商品”到“货币”的“上升”，不同于从“货币”到“资本”的“上升”。前者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的产物——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从“商品”中的“分离”。后者的必然性应该到“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去寻找，而不应从“货币”中去寻找。由“货币”的所谓“内在矛盾”是推不出“资本”的，“资本”是一系列历史变革、一系列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灭亡的产物。

第三，该方法有非常广泛的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还只是一个总的、一般的说法。实际上这一方法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到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

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

“货币”之“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一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同时“劳动”也才是“雇佣劳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其本质上，就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使“劳动者”从原有的“关系”“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同时又使其不得不被“雇佣”（使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运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之所以必须如此，乃是因为：要说明“资本”须先说明“货币”，要说明“货币”须先说明“商品”，而说明“商品”须拿它与“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参照。所以，“资本批判”的“叙述逻辑”就成了从“抽象”（劳动产品）到“具体”（商品-货币-资本）的“上升”过程。“抽象”在思维中（从而在理论的叙述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理论地再现”了“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商品”是“劳动产品”获得了一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银获得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社会形式”的产物，“资本”则是在“货币”的基础上“叠加”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物。“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因为“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而是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1、41—42、42、48、48—49、43—44、44、44、44—45、46-47、47、29、4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⒃所以，当我们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时，我们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绝不是在给“商品”下定义。

⒄之所以是“初步的”，乃是因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此时还尚未被“揭示”。

篇7

早期的心理学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此时的心理学思想是由哲学家表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思辨的，心理学方法是非经验的，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是哲学家和生理学家。

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其中五个早期的先驱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赫尔姆霍茨（1851)最早对神经冲动速率所作的测量;韦伯（1840)发现了韦伯定律，把物理刺激的增加量和最小可觉差联系起来；费希纳（1860)通过扩展韦伯定律，提出了费希纳定律并创立了心理物理学;冯特（1879)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艾宾浩斯《论记忆》(1885)最早对人类学习和记忆进行了开拓性试验。

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段时期，习惯上将心理学分成几个流派，其中主要包括构造主乂（structuralism)、机能主乂（functionalism)、行为主乂(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四大派别。有关四个主要心理学派别的概要可参见下表1。

随着实证主义原则逐步渗透到心理学的各领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得到深化。此时,心理学家更多地将其知识应用到了对周围各种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为此，心理学应用得到推广，各种专门化的应用心理学日益涌现。这种潮流，反馈性地导致心理学理论发生整合和分化。其中，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尤为显著。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思潮：（1)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分裂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坚持断裂性、局部性、多元化、个性化、具体性地对人的心理展开研究和应用。（2)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长期斗争中，科学主义逐步异化，而人本主义正在回归。为此，当代讨论理论心理学复兴和拓展的呼声日趋强烈。而这两种潮流具有互动性，共同推进着心理学理论及其流派的演变。

二、的一般性影响

按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解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个直觉性的判断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渊源。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仅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单向影响效应来讲，“心理学对经济学就似乎像Boethius神一样是道路、动机、指导、起源与lt6”（Wicksteed，1987)。

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效应凸现于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应用传统。纵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主流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在非主流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那里，都可以发现心理——行为分析的影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对于经济学研究就尤显重要。而有关心理——行为分析的经济学传统，则广泛地散见于从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费雪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人类“傲慢的自负overweeningconceit)对许多企业劳动力价值产生的低估效应。他认为，年轻工人往往倾向于对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过分自信，所以不会选择“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工作，而这种基于对工资差别进行套利机制的缺乏会诱发企业主对劳动力价格的压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则更多地吸取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重视心理因素分析的研究传统。他把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归结为两种形式，即卩“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其中前者是激发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动力，后者则是制约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阻力。他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两种动机所支配、以这两种动机为基础的，这两种动机的“均衡”是绝大多数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基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约翰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中对“货币幻觉”(themoneyillusion)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见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

后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人们的心理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有三大心理规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这三大心理规律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其中流动性偏好又可以用人们心理上偏好现金的三个动机来表示，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会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自我均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要解决经济危机，政府就必须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然而很明显的是：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从事于建立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他们也并不必要如此。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并没有像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那样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1)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点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中所言，“尽管政治经济学家的定理最终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往往将心理原理作为资料而接受，而不是将它们认定为自己的结论；除非他由于不占有足够详尽的前提而被迫涉猎心理学领域本身。》2)为了避免卷入并研究有着心理学源渊的各种争议性假说，经济学家们总是基于通常的感性认识界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行为假设——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推理，而至于如何判断这种行为假设的正确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当代公认的“有用性”标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1)中提出，“即使人们能够详细地说明假设的经验相关关系，也与判断理论的有用性无关。而仅仅通过预言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理论将被暂时性地接受或否定。因此，结果——而不是假设——应成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关注点。》3)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将个体行为的最大化假设进行一般化来简化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每个个体行为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目的性和相似性特点时，个体行为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样:一方面，经济学就可以忽视个体的选择过程而集中进行选择结果的分析了，另一方面又便利于经济学家对集体性现象和制度体系的侧重研究。

凯恩斯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则开始适应性地、较多地应用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心理一行为分析理论包括:（1)金融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众多行为金融理论大师对投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Thaler,1981)，有关税收心理和逃税行为的分析（Lewis，1982;Robben等人，1984)，有关地下经济行为的研究（Wilensky，1981;Feige，1982)，有关通货膨胀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分析(Ratchlor，1986;Kemp’1991)等。（2)产品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有关企业家的经济心理与行为（Clelland，1961;Cyert&March，1963;Simon’1984;Davidsson，1989)，有关消费者的经济心理与行为（VanRaij，1984;Andreason，1977)等。（3)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Earl,1990;Furn-ham，1986)。（4)家庭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分析(Becker，1981;Katona，1975)。®总之，到了现代经济学，无论涉及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以此为立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性思维(heuristics)、心理框架（mentalframes)和铺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choiceofproblemediting)、参照点（referencepoints)、风险厌恶（lossaversion)和小概率效应（smallprobabilityeffects)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

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应用的强化，源于深刻的经济学发展背景：

(1)经济理论的一些发展已经激发经济学家去考察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首先，经济学中的信息革命已使经济学家着眼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微妙性质，这种信息革命以阿尔科夫（1970)、斯蒂格里茨（1976)等人领导的信息经济学革命为代表。其次，由于成功地识别了新的策略解概念，经济博弈论认为对几乎任何一种市场行为模式，都有合理的策略解与之相适应（NashEquilibri¬um)。内省法、决策原理、内在一致性和少数程式化的事实等等，均足以说明要搞出足够的理论指导具有可能性。经济学家们为此需要寻找更系统的资料来源和补充原理，以减少相持不下的经济理论数目。第三，以斯密斯（1962)、罗思（1995)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正在成熟，由于实验经济学可以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放在现实领域中进行检验，便利了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经济背景来精确地衡量行为。而行为模式一旦确立，它就并不只是与经济模型相适应了，经济学家则被迫从心理学中寻求答案。

(2)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而心理学家的好奇心正在驱使他们的研究更趋近于经济学传统领域的主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题。例如，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或收益)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比如有关公共商品、外在性和诱因一致性问题，基于选择偏好逆转、条件反射、塑造和强化理论对需求行为的分析等等。

(3)现代经济学考察对象正在从传统的“经济人”逐步转向“现实人”而这种研究对象的转移为心理——行为方法的广泛采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早从马歇尔（1890)开始，他就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尽管这样的人与边沁主义者一样是利己的。但与“经济人”不同的是，它是有“欲望、憧憬和人类其他本性”的“社会人”赫伯特西蒙（1976)则基于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而在凡勃伦和加尔布雷希等制度经济学派那里，则用“制度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制度因素结构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独来独往的“经济人”到了现代最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受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影响，则更多地从认知偏差及行为偏差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人”。

三、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效应

基于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本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

考察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经济学派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变迁,不难发现: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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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证券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经纪人才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本文就高职院校“应该”和“如何”通过对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与分析。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证券经纪人才

目前，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高速发展，各证券公司对优秀的证券经纪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但由于证券经纪人的进入门槛较低，再加上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对其现有证券经纪人员职业能力培训不到位，导致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的训练，知识结构不合理，对证券市场的基础知识、股市技术性走势、图表分析等方面都不够精通，从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违规行为普遍，为客户提供证券咨询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与此同时，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接受过系统化的专业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学习能力强，但在从事证券经纪人工作之初，往往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导致他们在试用期工作业绩起色较慢，薪水低，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很难坚持。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高职院校对证券经纪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找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的人员，主要包括技术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水平的人员。”二是校企合作，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资源与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课内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三是工学结合，就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为载体，把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优势及作用

1、“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的双赢合作。

通常，高职院校在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不愿意进行深入地合作。所以彼此能否找到一个利益的共同点，就是双方能否开展多方面深入合作的关键。笔者认为，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来提高证券经纪人的职业胜任能力就是一个双赢的利益共同点。

证券公司提高证券经纪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需要多个方面的改进，其一就是要严格选聘具有较强专业素养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员需要具备较合理的知识结构，较突出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其二就是要善于通过与相关职业院校的合作，基于优势互补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对证券经纪人员的培训。而高职院校通过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一方面可以持续不断的为证券公司提供优秀的证券经纪人才，这些学员都经过了系统化的专业教育，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学习能力较强。另一方面，通过与证券公司相关专业人员的合作，可以共同开发一些证券投资客户经理（经纪人）岗位实训教材，这样既可以对在校学生进行岗位模拟技能训练，也可以帮助证券公司对其现有的证券经纪人员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因此，笔者认为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来提高证券经纪人的职业胜任能力，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同时它也是促进高职院校与证券公司进行深入合作的双赢基础。

2、“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有利于促进高职金融专业对证券经纪人才教育模式的改革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强调以校企对接、课岗融合、理实一体、顶岗实习等方式来设计和实施对证券经纪人才的培养方案。因而这种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从内容上讲更加贴近实践工作，从形式上更加全面和系统化。以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证券经纪人，职业胜任能力比较强，工作业绩起色较快，在就业的试用期也就更容易立足。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有助于学生尽早认知证券经纪业务，提前做好从业准备，为今后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通过“校企合作”，高职金融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提前对未来可能从事的证券经纪业务，有更全面和直接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对未来从事证券经纪人工作的兴趣，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加关注对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实践。通过“工学结合”教育方式，有助于学生尽早掌握和具备证券经纪人所需的职业能力和从业资格，从而为他们在毕业前能够尽早入职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1、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加强专业改革与建设

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发挥校企合作的作用，与金融企业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标准，按照金融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共同确定培养方案并开发相应的课程标准，整合教学资源；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在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加强专业改革与建设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一是在现有渤海证券公司、招商证券公司、宏源证券公司等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建设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组织与就业相结合的顶岗实习，实现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校内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一体化，实现全过程的工学结合；二是探索校企“双主体”培养人才新机制，由学院和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并通过举办技能大赛实现双主体考核。例如我院国际金融专业通过与长江证券天津宏达街营业部共同举办“长江证券杯炒股大赛”，共同培养“会服务、能营销、善理财”的胜任证券经纪人、投资顾问、理财经理岗位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总之，只有通过校企紧密合作，才能真正达到学校、企业共育金融证券经纪人才的培养目标。

2、以行业工作岗位为对象，明确证券经纪人典型工作任务和基本业务流程。

3、完善“四位一体”的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体系，实现“产学对接”。根据我院国际金融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善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体系，学生经过“证券经纪人职业岗位认知、专项技能训练、岗位综合实训、企业顶岗实习”四个环节的职业能力培养，从初级的企业认知走向高级企业顶岗实习，实现职业能力的螺旋式上升，从学校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产学对接”。其具体内容为：

4、按照岗位要求，融合金融专业课程，强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考取。

根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技能培养，依据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核心职业能力，参照职业资格标准，开展金融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我院国际金融专业就将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内容整合到了证券市场基础、证券交易、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实务等课程专业教学当中，使专业教学既满足就业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又适应考证的需要。另外我们还改革了考试方式，实现校内成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采用技能比赛、报告评比等多种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考核方式，提高学生证券业从业资格证书的取证率。

5、深化金融专业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加强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职业性。

通过与证券公司的校企合作，我院国际金融专业把企业文化引入课堂，以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方式，联手实施证券经纪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方案，实现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职业性。具体做法包括：一是教学内容根据企业对职业岗位的工作能力要求遴选，将专业课程和实践指导部分的教学内容由学校专职教师和证券公司资深兼职教师共同完成；二是教材体现工学结合，由校内教师及企业人员共同编撰完成；三是教学形式以“教、学、做”一体化为原则，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以及在校内外实训基地或企业进行实习等方法。

四、结束语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营业部的扩容，证券行业对一线技能型、应用型营销经纪人才的需求是巨大。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对证券经纪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施，扩大并加强与证券公司的深入合作，在详细分析证券经纪人员所需素质、能力和知识要求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教学手段，着重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专业基础扎实，证券职业技能熟练，能胜任实际岗位工作需要的一线应用性技术人才。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与优势，才能促进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才能够为地区证券行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作者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题指导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XII314）

参考文献：

[1]李云丽.滨海新区金融基础人才需求探讨[J].中国证券期货，2011（7）

[2]刘凤云.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09（29）

[3]丁金昌.高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模式的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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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息经济学 理论体系 学科建设

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起源于1959年马尔萨克（J. Marschak）发表的《信息经济学评论》。1961年，斯蒂格勒（G. J. Stigler）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9卷）的论文，使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1]。信息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学领域，同时又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信息管理学研究前沿领域，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信息经济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仍有待于拓展和完善。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5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项课题。本文试图以学术界目前对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为基础，探讨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的基本架构。

1 国内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述评

1.1 国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评述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 H. Knight）发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2]一文，把企业的风险、利润的不确定性、信息与市场竞争联系起来，指出“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1949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对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质及其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同时对传统经济理论中隐含的完全市场信息假设提出了挑战[3]。

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文中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4]。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指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与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它生产要素的影响[5]。

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西蒙（H.A.Simon）、肯尼思?阿罗（K.Arrow）等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率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质疑[6]。7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威廉?维克里（Willian Vicker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ss）、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杰克?赫什雷弗（J.Hirshleifer）、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等欧美知名学者均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行为者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其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而这将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发现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信息不对称”概念展开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正式兴起。

随着人们对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出版，对美国1958年的知识产业进行了统计测算。1977年，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7]。他将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为止，信息经济学得到长足的发展。

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国际性学术杂志《信息经济学和政策》正式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与组织》、《信息经济学的出现》等[7]，对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8]。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与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奕论的学者，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两位信息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这已表明微观信息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9] 。

1.2 国内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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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