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来,财经术士们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风险,危言耸听得越来越有技术含量了。先是“独立经济学家”旁征博引地论证中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前景,继而是国内主流分析师从货币供应量角度佐证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全面通货膨胀风险,且资产泡沫风险日益加大。

对于这些唱空中国的言论,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供应量偏大的现象,但是这是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是经济正常“成长的烦恼”;而资产泡沫确实是未来中国五到十年内最大的宏观风险,但是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单纯从生活成本的消费价格指数来看,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的系统性风险。所谓唱空中国的言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不妨逐一拆解。

输入型通胀隐忧

首先谈谈目前流行的词汇――“输入型通胀”,就是夸大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需求,甚至延展到“泛农产品”的范畴。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走的是外向型发展路径,进出口增速举世无双,造就了“两头在外”的外贸生产现状。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出口工业产出品的价格有粘性,涨价比较困难。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涨价会压缩国内生产链的利润,却不会迅速带来国内同类产品涨价,反而产能积累造成的出口商“内销国内市场”的替代策略,带来国内工业产出品价格的下降,例如国内的所谓“出口转内销”服装的库存倾销。

回首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的三次通货紧缩,分别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都是出口转内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紧缩”(见图1)。笔者赞成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周期”概念,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9年,定义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财富积累周期。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国内财富积累、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几年我们将或早或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但是二、三线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并未减慢。

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产品进口,品种仅限于黄豆;美国进口转基因的黄豆不但没有拉高市场价格,反而因为压榨出油率高,对国产大豆价格造成了冲击,拉低了豆油的价格。粮食安全战略一直是中国首要国策,目前热议“对东北黄豆产区进行价格补贴”就是基于此,因为单纯从通货膨胀率角度,国家应该鼓励进口美国黄豆。最近对大蒜、生姜、绿豆等经济作物的价格炒作,解决之道并不是国家干预,而是应该彻底放开小品种经济作物的流通市场,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机制。

货币供应量的边际变化

所谓“过度”的货币供应量,具有代表性的是近期很流行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和GDP(国民生产总值)比率”问题。一些业内分析师比较了中国、欧盟、美国和印度的“M2和GDP比率”,得出结论说中国货币供应量脱离了实体经济环境,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见图2)。乍一看颇有经济学见地,其实是没有全面分析问题,误导市场!

经济学分析中,除了看绝对数值的比较,更重要的是看“边际变化”的趋势,就是比率的增速。虽然不是很科学,我们还是沿用中国、欧盟、美国和印度的“M2和GDP比率”来比较。通过考量过去十年该比率的变化,就会发现中国从2000年到2010年该比率增速是四个国家(或地区)中最慢的,基本趋势与美国和印度一致,而增速最快的是欧盟(见图3)。

结论很意外,道理并不复杂―欧元的使用造就了欧元区(比“欧盟”的概念更符合经济学)货币供应量增加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货币政策趋于一致,任何一国难以脱离实体经济片面调整货币供应量。中国人感到货币增加快于其他国家,是因为中国的产出水平增加快,并不是我们央行印钞机的功劳。

如果要拷问为何在绝对数值上,中国M2/GDP比率高,那就要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来分析。这是个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维的宏观问题,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笔者认为,中国M2/GDP比率高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中国GDP的计算存在低估,特别是服务业产出和非银行体系资金流转的统计;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基础设施建设靠投资拉动发展,高储蓄率又催生了低利率环境,间接融资比例高造就了经济体内资金使用效率低且偏向产能扩张。

我们看到的表象,就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就是重复建设和落后产能的淘汰期。持续的是高储蓄率下投资欲望强烈,造成低货币乘数下资本积累在银行体系;消费升级须货币积累到一定阶段才能发生,国内消费增长难以消化过剩产能,传统意义上的通胀不是由货币供给决定的。

本币升值与资产价格

“本币升值”―所谓“资产泡沫”的邪恶之源,牵扯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问题,是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最核心的问题。国际投行唱空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未来五年的中国,拿“广场协议”后的日本进行类比,辅之以过去五年中国迅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为佐证。笔者绝不否认中国未来“资产泡沫”的风险,而且中国的资产价格风险只会大于二十年前的日本、甚至两年前的美国。但是可恨的是,以本币升值为背景谈资产泡沫的经济学家,反过来又用通货膨胀吓唬投资者。

2010年6月,中国如约宣布了新一轮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其后三个月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像上一轮改革一样“单边上涨”,而是伴随着美元指数的变化波动(见图4)。这一方面打破了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汇率风险。毕竟以往是政府承担了汇率变化的风险,以后中国的进出口行业要开始关注国际汇率变化,拴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要逐渐开始市场化了。

笔者认为,从三到五年的经济周期看,中国人口结构中还会有更大比例的劳动人口(见图5),中国社会还将保持高储蓄率、进而保持贸易顺差;国内生产要素资本继续积累、进而国内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快于国际水平;中国市场化改革继续进行,更多开放的行业继续吸引国外投资。总之,“双顺差”下的中国本币将保持兑国际主要货币总体升值态势。

经济学上讲,本币升值可以提升本国劳动力价值,有利于整体物价结构的均衡,而不是单纯地以物价水平来衡量。通俗地讲,就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内,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工业制造品的价格甚至会降低(相对于使用功能),而劳务价格面临上涨。对百姓而言,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稳定上涨,但尚能接受;服装、手机、电脑、汽车价格稳定,功能越来越强;保姆、医疗陪护等劳务价格显著上涨,值得注意。

值得国家注意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本币升值背景下的消费领域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复杂的、需要国家策略性干预的。如果能把政策干预的范围局限在国家战略安全品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调整,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不存在全面的消费价格通胀风险。但是,未来十年内中国一定会有资产泡沫的风险,国际资本的流动更会推波助澜。

篇2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given computational problems of value preserving and increasing of all goods and currency under the containing of the full value for the first time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has a very important and real economic valu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value.

关键词： 全面价值；保值；计算

Key words： full value；preserving and increasing；computing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1-0136-02

1 商品的价值

根据经济学给出的定义，商品的“价值”是“一切商品的共同抽象的本质”。那么一切商品的“共同抽象本质”是什么呢？

根据“劳动价值论”，就是人类抽象的社会劳动。

根据“要素价值论”，就是土地、资本、劳动、科技及企业家。

根据“效用价值论”，就是商品的效用。

概括起来，全面的价值论既包括生产要素，也包括效用，这就是全面价值论，即体现一切商品的“全部”的“共同抽象的本质”的商品价值论。

如果商品的生产要素投入用货币表示，就构成了商品的成本，商品的效用用货币表示，就是商品的“利润”，这样关于一切商品的全部共同抽象的本质全面价值论就是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商品买卖的成本加和利润的全部价格的价值论。

根据这一全面价值论，一切商品的全部价值都可以表示成“生产要素投入”加“效用”之和。接下来是如何具体计量商品的价值数量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公选出来某种实物商品，如黄牛、黄金等，则这种实物就是“货币”，用这种实物货币能够等价值地购买其他一切商品，在商品-实物货币商品-实物货币……的链条中，实物货币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各种不同商品的统一的价值传导作用，即所有商品的投入加效用之和都与这种实物货币的投入加效用之和相等，才能实现货币与商品的买卖行为。这就是实物货币与商品在全面价值含义下的“等价交换”。

所以，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以实物货币本身的全面价值与其他任何不同商品的全面价值，即投入加效用之和相等的价值交换。

这时，实物货币与各种商品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之间形成一比一的一一对应关系。如黄金的投入加效用为4个价值单位，则使用4个单位的黄金可以购买任何投入加效用之和为4个价值单位的任何商品。反之，任何投入加效用之和为4个单位的商品，都可以使用不4个单位的黄金来购买。黄金在商品买卖的中介过程中，不折不扣地传导了价值数量。

然而，在纸币的社会中，由于纸币是一张带有图案的纸，其他数字可以人为标明，这样，纸币表示的投入加效用的价值数字与其他商品的实际的投入加效用的价值产生脱节，导致纸币不能完全一比一的表示商品的实际投入加效用的价值。一国的整个社会财富的商品的投入加效用的价值是固定的数，如果使用了超过这个数的货币表示它的价值，则带来整个社会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其超过现存财富的商品的价值量的比率，就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越大，则纸币偏离实际财富的价值数的误差越大，纸币购买商品的能力越低，带来纸币的价值贬值。或反过来，如果以低于整个社会的全部财富的商品价值数发现纸币，形成通货紧缩，此时，少量货币能够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带来纸币的价值的升值。低于实际的价值数发行的纸币的数量的比率，称为通货紧缩率。

通货膨胀、紧缩率i=（■-1）×100%

当i>0，通货膨胀率；

当i

当i=0，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是实物货币；

这样，在使用纸币表示商品价值的时候，就要去掉通货膨胀率的价值贬值或加上通货紧缩率的增值。使纸币回归到实物货币的价值表示功能上。

注意：

这个通货膨胀、紧缩率是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的商品的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而不是一部分商品的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而目前世界广泛使用的CPI部分消费品的抽样调查结果的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无疑是将部分商品的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当成全部商品的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显然是以偏盖全，由于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计算上的片面性，带来对整个社会对纸币价值判断上的失误，搞乱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分析建立在偏离实际价值的基础上，则社会经济出现各种病态现象就可想而知的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关于一切商品的全面统一的生产要素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论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效用价值论”的全面总结概括起来得到的结果，而且在价值定义的机理上与这些个别价值论如出一辙，都是关于一切商品的共同抽象的本质的揭示。而差的只是内容上的不全面和全面之分。而这一由片面到全面的价值论的完善，则带来了整个经济学及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全面化与片面化之分。这样，以“全面价值论”为核心，形成了世界新一代的“价值经济管理学新体系”的系列专著62分册（周天华等著，天津大学出版社，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等出版）是对整个传统的所有经济管理类的各门学科及专业的理论的全面升级与改造的结果，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所有商品买卖的全部成本加全部利润的全部价格的全面价值的全面化系统化概括和发展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并且能够破解此前的所有经济管理类各门学科专业的各种理论之迷。而对于商品和货币价值保值、增值计算问题也就囊括在其中了。下面做以具体介绍。

2 商品的价值的保值增值计算

首先，假定在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社会里，商品在任何时点的价值都是相等的。所以不存在保值与增值问题。正因为纸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带来的时间价值变化，导致以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的币值或增值，即同样的商品的价格，根据价格中的货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变化，导致对商品的购买数量的不同，导致商品的价值出现贬值或增值。具体来说，就是当纸币价值贬值时，即通货膨胀时，商品的价值贬值，当纸币出现通货紧缩时，出现商品的价值的币值。所以，单从商品的价格上难以看出它的价值是多少。而只有将纸币回归到实物货币上来时，商品的价格才等于价值。即实物货币下的商品价格价值与纸币下的商品价格价值之间只是差了一个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这样，要想得到商品的保值价值，就只需要将现有价格去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就可以了。

商品的保值价格价值=基期价格+基期价格×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例如，对于一个房地产来说，原来3000元/平方米，现在是10000元/平方米，期间的通货膨胀率为10%，则当中的保值价格为3000+3000×10%=3300元/平方米，则高于3300元的部分的价格是房地产价格增值部分，即10000-3300=6700元是房价的增值。

3 货币的价值的保值增值计算

根据上面的研究不难理解

货币的保值价值=货币数+货币×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如保险柜里有200元钱，经过一年时间，通货膨胀率为10%，则保值价值为200+200×10%=220元，即年初的200元与年末的220元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即对于整个社会的商品的平均价格来说，年初的200元商品，年末要220元才能购买到。这样，把钱用于存款或其他投资，如果收益率等于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只能抵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带来的货币价值贬值或通货紧缩带来的价值增值，而只有大于通货膨胀或小于通货紧缩率，才是增值。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为零，则年初年末的市场物价完全相同，购买到的商品数量一样多。此时即为实物货币时的价值保值。

反之，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即负通货膨胀率时，则计算出来的保值价格的低于期初是显然的了。如保险柜里的300元，一段时间以后通货紧缩率为5%，则安300+300×（-5%）=285元，即经过这段时间的5%的通货紧缩率后，现在的285元能够购买到与原来的300元价值相同，即社会商品全部价格而言，原来的300元商品，现在285元就可以购买得到。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来进行纸币本身的时间价值等值换算，找到保值价值。从而剔除附在货币数量的表面上的价值盲区。

最后，对于商品或货币的保值、增值计算的关键问题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需要由国家统计部门当局每日实时出来。需要使用《全球经济一网通系统-国民经济总价值及剩余价值每日实时显示预测系统》来确定每天的国民经济总价值，再根据每日的总价值与发行的纸币之间的比率确定出来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参考文献：

[1]周天华，周京著.周天勇主审.第四代西方经济学新体系高级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1第一版.

[2]周天华编著.项目评估实务.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7第一版.

[3]周天华著.高等经济学.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4]周天华著.高等金融学.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5]周天华著.国民经济全面价值统计原理.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篇3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订了他的估计，利用MIU模型，估计出的福利成本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时为GNP的1%，如果考虑5%的折现率和2.5%的GNP增长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净现值就高达GNP的40%，以1995年美国的数据计算，就是29000亿美元，用Lucas的话来讲，“这确实是真实的货币”。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当英国的名义利率从6%到2%时，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0.22%，若折现率为5%，GNP增长率为2.5%，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国的数据，相当于600亿英镑，这比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的两倍还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当名义利率从14%到3%时，会产生大约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单独考虑二战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则会达到GDP的0.4%，这和他们对加拿大的估计(0.35%)和美国的估计(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较了不同计算方法的估计结果后，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计应为GNP的0.85%～3%，若以美国1994的GNP计算，则在580亿-2040亿美元之间。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寻介模型，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5%，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来讲，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示

国内，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算。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对消费品及投资品有现金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陈彦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可以沿着已梳理好的传统的和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根据它们对货币的不同认识，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结合它们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就可以建立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以这样的研究视角，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国家采取何种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对福利成本有何种影响，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紧缩好的理论讨论中，给出一个效率损失的衡量标

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务策略企业

一、通货膨胀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造成企业资金短缺

流动性过剩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的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即流通中的货币太多，导致单位货币的购买价值下降。而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各国政府就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来紧缩银根，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例如我国从2011年一月份开始已经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四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其目的就是回收货币。宏观货币政策的趋紧无疑给我国众多企业融资带来了不便，这是因为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基本上集中在银行，通过股市以及债券市场进行融资仅仅是少数企业能够实现的。银行贷款利率的不断攀升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持续上涨，众多企业面临贷不到款以及资金成本过高的双重挤压，这极易给企业资金的正常运转带来风险，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另一个方面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高企，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膨胀，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购买同样数量的原材料需要更多的资金，企业管理者在通胀短期内不会消除的理性预期下，会选择加大原材料的采购量以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资金贬值风险，这就会使企业需要的资金在短期内迅速增大，一定程度上加剧企业资金的短缺；二是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银行会对资金的放贷采取更加谨慎地做法，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防贷款发生风险，两种因素的同向作用使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愈加增大。

(二)给企业资金运营与投资带来风险

企业在面临筹资方面的困难时，还会面临企业资金运营投资方面的风险，事实上企业的财务管理不外乎资金的一进一出，进是指企业的筹资，出是指企业的投资。一般来讲在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的状况下，企业一般会预留一部分资金来应对各种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然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预留的资金就会面临不断贬值的风险，这时这部分资金就会无法应对经营中出现的资金运营风险。同时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就会出现实际意义上的下降，员工为了维持工资的实际水平就会要求企业涨工资，这就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开支，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企业的管理者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通货膨胀同样给企业的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在利率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企业的投资会提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而企业投资所用的资金成本也将发生显著变化，即名义利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利率的攀升将不可避免的大幅度降低投资项目投资收益率。同样原因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动力会受到沉重打击，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将会出现短缺，更不用说扩大再生产了。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策略

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财务策略的选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企业融资策略的选择，一是企业投资策略的选择，具体分析如下。

(一)改变企业筹资模式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企业贷款利率不断升高，在此背景下企业应改变以往以银行借款为主的筹资模式，这是因为银行借款的成本在不断地上涨，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沉重的资金压力，而且紧缩的背景下银行借款的难度也在增加。所以在通货膨胀程度较高时，银行借款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企业可以采用股市融资的模式来降低资金筹集成本，规避高额利率带来的运营压力，没有能力进行上市的企业可以通过债券融资模式来固定企业资金的成本支出，减少企业财务运营中所产生的风险。在利用股市融资的时候要坚持采用较高的股票分红策略，这是因为高股利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通货膨胀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同时高股利政策也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从而给企业的筹资带来便利。当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等模式筹资时，要改变以往的固定利率的做法，将通货膨胀率纳入债券利率的考量范围，这是因为固定利率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筹资活动的开展，企业选择发行浮动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率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变动，避免了投资者的损失。通过上述筹资模式的改变可以有效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适度降低企业负债的比重，从而给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

(二)调整企业投资策略

企业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进行投资一定要注意投资策略，通过将通货膨胀率引入企业项目投资分析中。企业的投资一般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两种类型，通常在进行短期投资时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进行长期投资时却不能忽略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投资变现能力强，但是收益率比较低，同时其期限一般小于一年，因此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不予考虑。长期投资一般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长期投资收益较高，但是却面临投资风险难以控制以及通货膨胀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长期投资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必将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够精确的预测通货膨胀率对投资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进行长期投资的整个决策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并对其影响加以调整。

总之，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企业财务管理策略要适时而变，尽可能的将通货膨胀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霞.通货膨胀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及对策[J].会计之友2009年1期

[2]邦宝云.通货膨胀下会计计量模式的比较分析[J].经济师2007年2期

[3]谷继建.通货膨胀现状及其对投资影响探究[J].特区经济2008年1期

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目标制 中央银行独立性

英文中的“Inflation”的本意是“膨胀”或“胀大”，人们常常用它来表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货币过多和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现象。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是指物品（如： 面包、汽车）和生产要素价格（如： 工资、租金）的普遍上升；而美国另一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夏皮罗认为通货膨胀就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一贯和可以觉察到的增长；挪威经济学家R.费里希认为通货膨胀就是指价格持续上升的过程；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就是指物价普遍上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货币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同比例的增加，于是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F·A·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就是由于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从而导致物价的上涨；著名经济学家J·罗宾逊指出通货膨胀就是由于对同样经济活动的工资报酬率的日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直升变动；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可能最具有权威性，米什金指出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米什金认为理解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两点：（1）通货膨胀不是指一次性或短期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是持续上涨，（2）通货膨胀不是指个别商品价格或某个行业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价格的总水平；等等。

货币主义学派的鼻祖米尔顿·费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发生在货币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产品增加的速度；而且，每单位产品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愈快，通货膨胀率就愈速。第一次大战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有过一年多的时间，货币平均易手的速度每月超过300%，物价也是以同一速度增加。第二次大战后，匈牙利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有过一年的时间，货币平均易手速度超过每月12，000%。而物价上涨速度更高，竟超过约每月20，000%。

所以，米尔顿·费里德曼得出结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的命题。

历史上，货币增长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而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贵重金属的新发现。16世纪起源于西班牙的欧洲物价革命，是因为新大陆发现了大量白银，而西班牙进口的白银，又通过西班牙分散到欧洲各地。18世纪50年代，比较近代的时期，通货膨胀是来源于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黄金的新发现。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完善的氰化方法减低了黄金贫矿的采掘成本，使南非成为黄金的主要产区，这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可以说，货币当局印刷纸币的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法律对物价上涨率有明确的限制，所以，政府想通过印刷钞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很多发达国家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承诺维持一个具体的长期通货膨胀率水平，物价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物价稳定并不是指物价上涨率为零，而是物价不能够超过法律规定的物价上涨率目标值一定的幅度，例如，假如法律规定通货膨胀率为3%，那么，物价上涨率只要不突破3%或者-3%，物价便是稳定的，如果物价上涨率突破了3%或者-3%，中央银行行长就得去国会说明情况并提出恢复物价稳定的具体措施，如果其措施没有见效，中央银行行长就得辞职。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也比较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又分为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拥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政府拥有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这样，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如规定通货膨胀率目标为3%，那么，中央银行就必须做到，至于中央银行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政府无权过问。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都缺乏独立性，因此，中央银行就成了政府当局的印钞机，一旦缺钱，就拼命地印刷钞票，通货膨胀自然不可避免，所以，通货膨胀在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种常态。

参考文献：

[1]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P·A·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E·J·夏皮罗·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 费里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5]米尔顿·费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墨里斯·弗拉芒.通 货 膨 胀[M].北京：吴知京，译，商务印书馆，2004.

篇6

    [关键词]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货币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 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 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 and 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 and 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    Dotsey and 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 and 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 Monetary Quantity 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篇7

不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上，投资高速增长或高投资率与通货膨胀往往并肩而行。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1991―1994年间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速高达45％，其中1993年的增速达到难以置信的61.8％。在同一时期，我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1993年的CPI达到14.7％，1994年更上升到24.1％。1995年虽有所回落，但仍超过两位数，达到11.7％。当时的投资增速与物价指数竞相高速攀升的态势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密切相关毫不为过。

历史的教训的确值得警惕。但现在需要冷静考虑的问题是，在现实条件下，投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率是否还有必然联系呢？

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连年创历史新高的基础上，投资增速仍高达25.9％，今年投资率将再创历史新高几乎已成定局。同时，6月份CPI也创30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比增长达到4.4％。在这一组数字面前，我们注意到，分析家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将二者密切联系起来，几乎没有人再将投资的高增长指为诱发通货膨胀的“元凶”。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在一个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重新认识高投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的本质在于相对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和劳务，其内在原因或是由于总需求冲击，或是由于总供给冲击。当人们将高投资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是从总需求角度考虑的。由于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的，这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因此，投资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也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并不总是由投资引起。

在什么情况下高投资增长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消费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净出口的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但对投资品的需求超过了投资品的供给，使得投资品价格上升，并拉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则可以说是投资引起了通货膨胀。但应强调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通货膨胀的板子也还是应打到货币当局的屁股上，而不是投资者的屁股上。因为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是由于货币当局实行较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一方面，在正常的市场运行机制中，当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偏低的利率水平和充裕的资金供给时，一个个分散的投资者的合理反应自然是要扩大投资，在整体上必然形成较高的投资增长或高投资率。投资者们这样做只是对现实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做出自己的合理反应，其投资行为是被不适当的宽松货币政策诱导的结果，显然他们并不应对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负责。另一方面，当投资需求因市场或政策因素引致增长较快，但资本品供给增长较慢时，如果货币当局能够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将货币供给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则投资品部门的价格上涨应为消费品部门的价格下降所抵补。当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时，并不一定会出现整体性的通货膨胀。顺便说一句，由投资引起的通货膨胀与由消费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投资本身毕竟具有供给效应，最终会从影响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根据这样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判断，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当出现所谓高投资率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时，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因”，通货膨胀是“果”，而高投资只是二者之间的传递载体而已。换句话说，当出现所谓高投资率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时，把板子打到货币当局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上显然比打到高投资上合理得多，这更有利于政策的适度调整。这时最根本的治理的措施显然不在于控制投资规模本身，而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把力量放在控制货币供应上而是放在控制投资规模上，是没有抓到点子上，费力不讨好。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高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从世界经验看，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的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2003年的投资率只有7%，不可谓不低，但其1990－2002年间的以GDP平减指数度量的通货膨胀平均值高达617％，可谓世界之最。可见通货膨胀不一定以较高的投资率为前提。另外，日本的投资率在最发达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但其10多年来却一直深受通货收缩之苦，1990―2002年间的GDP平减指数平均值竟为－0.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投资率高低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紧密。

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统计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在1985年和1988―1989年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当时的投资率较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1993―1995年间的高投资与高通胀发展趋势高度一致，但其后二者又分道扬镳，反向而行。如2002年的投资率达到36.3％，比出现高通胀率的1994年还高出1.8个百分点，但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负值。2003年的投资率比2002年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更爬高到39.2％，但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再创历史新高，但CPI的增幅比上年却又下降2.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应该可以表明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的高低与消费价格指数变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趋势性联系。

再如今年6月末，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4.4个百分点，引起不少人的担忧，但分析家们明确地指出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显然，在此背景下，尽管投资增速不低，但并不需要为CPI的上升负责。

从实践的角度看，应特别指出，前边的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即将货币政策视为一个可由货币当局完全自主操控的外生变量。在这个框架内，货币供给态势可以与投资增长态势无关。我国实践中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单一投资主体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投资者与货币当局的“配合机制”，确实可能使得高投资成为通货膨胀的源泉。所谓“配合”，是指面对投资者要大干快上的巨大压力，货币当局没有将货币政策的实际目标确定在保持币值的稳定上，而是屈从地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投资增长。或更有甚者，还可能有主动支持投资大干快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在各级地方政府空前的投资热情中，1992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1比上年增长31.3％，1993年增速为37.3％，1994年增速为34.5％。货币政策如此“配合”，投资和物价岂有不竞相攀升之理。实际上，只要想一想保持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目标在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才被正式提出，在此之前竟然是空白，而且在此之后关于货币政策单目标和多目标的争论还绵延不断。货币政策在实践中更被赋予许多任务，例如保证企业资产需求、进行结构调整等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投资者与货币当局的“配合机制”了。显然，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政府实际上是通过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税或强制储蓄的形式来支持投资增长，因此投资增长态势与货币供给态势内在相关，或者说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这时再去讨论是投资增长倒逼形成货币超经济发行还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的高增长并最后引发通货膨胀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还应指出的是，实际上，在我国传统体制下，货币当局不仅可以与投资相“配合”，还可以与消费相“配合”。上图显示我国在1985年和1988―1989年的情形即是如此。当时货币当局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民众收入高速增长，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最后结局自然是消费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并肩而行。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膨胀又成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递载体，消费者显然也不应为通货膨胀负责，板子还是要打到货币当局身上。

篇8

关键词：通货膨胀；企业；财务风险；财务管理

所谓通货膨胀，主要是指在纸币流通的状况下由于货币的供给超过了货币的实际需求，也就是现实购买力超过了产出的供给而造成的货币贬值，从而造成在一段时间之中物价出现不断上涨的现象，其本质为社会的总需求超出了社会的总供给。近年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调控，中国经济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有了新的起色，然而，其后伴之而来的则是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极大地超出了预期。通货膨胀对于我国经济最为直接的影响则是造成了市场价格体系的紊乱，从而打破了我国市场机制中的原有秩序，造成了市场信号的失真，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企业的资源配置失调与经济效率的下降，并引发出我国企业的财务风险。

一、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主要影响

（一）投资风险

对持有时间高于一年，并不准备或者无法随时变现的一些长期投资，主要包括了长期债券的投资、其他的长期债权投资以及长期的股权投资等等。因为通货膨胀率所产生的波动具备了极大的突发性与随机性，这对于商品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其原有的价值，导致企业在开展项目资产评价与投资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全面预测通货膨胀率对于投资所造成的相应影响，并对这一影响进行有效的调整，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错误投资。对直接投资来说，因为长期项目的投资所占用的资金比较大，而且建设的周期也比较长，在通货膨胀背景之下，建设的年限一旦越长，建设的费用上升愈多，项目建设的费用自然也会变得愈来愈大，可能还会让原有项目的资金预算无法被控制，如果不对长期投资项目实施全新的评估，如果不全面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于投资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企业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投资风险。

（二）融资风险

产生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流通过程中的货币太多，所以，各个国家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一般均会运用紧缩银根之策略，而信贷政策就是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立足于紧缩信贷，能够切实减少社会当中所流通的货币量。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当属商业银行贷款，尤其是我国中小企业无法发行债券与股票，一旦银行提高了自身的贷款利率，提升贷款的门槛，均会直接导致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而因为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营业收入以及成本风险，更有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这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十分不利。

（三）运营风险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因为原料价格的不断上升，保持生产需要的存货而拥有的现金数量会有所增加，而人工费用以及其他费用的现金支付也会相应地增加，导致企业整体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导致企业了的采购风险以及生产风险。企业为了确保一定额度的销售利润率，这就不得不需要提升产品的售价，如果定价措施并不得当的话，就会导致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切实降低企业所具有的利润空间，企业会面临着存货变现的极大风险，而售价的提升让应收账款所占用的现金也会不断提升，企业只能加大流动资金之投入，从而应对好应收帐款以及坏账上的损失，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营运，导致应收帐款的变现风险难以回避。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不断调整企业投资分析变量

在项目投资分析的具体方法上，企业要努力调整折现因子以及现金流量。其计算公式为：贴现率=（1+通货膨胀率）×（1+投资最低期望报酬率）-1。虽然通货膨胀将会影响到物价，但并不是全部物价均会按照一样的比例加以上涨，因此，对于物价以及各类费用成本来说，应当运用通货膨胀率的调整来进行逐项地计算。对投资项目来说，现金流量与通货膨胀相互间并不存在着较为简单的线性关系。一些现金流量有可能只会部分受到通货膨胀之影响。比如，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流动资金就有可能会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断上升；一些现金流量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之时，所得净现金流量有可能会低于并未考虑到通货膨胀之时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尤其是在所得税或者重置成本受到影响之时更是这样，且一些现金流量受到的相应影响会和通货膨胀一起出现，同时，另外一些企业现金流量受到的影响有可能会早于或者滞后于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于现金流量影响所具有的复杂性，在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于现金流量所具有的影响之时，一定要先认真研究现金流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明确通货膨胀对于各项现金流量所产生的影响。

（二）切实调整企业目前的融资方式

一是要认真调整企业当前的商业银行贷款结构。要依据企业目前的资金安排所需，把企业的短期贷款置换成为另外一种长期贷款，并且在货币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提早得到贷款的资金。二是要运用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以获得短期与低成本的流动资金，并且依据本公司的投资规划，立足于这一渠道，综合运用私募证券化、基础设施基金和股权等形式以补充新增的项目资本金。三是企业应当要更多地以自身留存收益或者股票融资，不断延长贷款的期限，修改还贷的计划，并且在贷款期中从其他途径借款以支付相应的利息。

（三）加大企业运营资金的管理力度

企业运营资金即为企业的所有流动资产，一般有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以及存货等类别。运营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由流动负债和企业利润所构成的。处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地强化对于企业运营资金之管理，充分调整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构成比，改进企业的资金结构，切实减少通货膨胀对于公司运营有可能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对于企业自身个体来说，在一定的时期之中，假如运营资金管理得当的话，通货膨胀甚至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实施现金管理。企业目前所持有的全部现金，主要是为切实满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等需求而加以持有的货币性资金。首先是交易性需要，也就是企业在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之下应当确保拥有一定数量的现金支付能力；其次是预防性需要，也就是企业为了应付紧急的状况而需要的保护现金所具有的支付能力；最后则是投机性需要，也就是企业为抓住各类瞬间即逝的发展良机，为了得到相对较大的利益而在前期所准备好的现金。身处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企业必然会面对更加多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一定要首先做好充足的预算，至少要保证现金的最低需要量，并且确保能够足够数量的现金以应付近期的需要，随后再慎重考虑在最大限度上让持有现金具有的购买力损失下降到最低程度。在对现金所进行的管理中，不仅要确定现金的持有量，而且还应当加强现金的回收与现金的支出管理。前者的目的为尽可能快速地收回足够的现金以加大现金周转的力度。有鉴于此，企业要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原则，合理地选用适当方法，不断加快应收账款的收回力度。同时，实施现金管理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当决定怎样利用好现金。企业要依据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原则，选择合理的方法，延期支付各项应付款项。

二是实施货币性资金管理。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企业所拥有的货币性负债会由于购买力的不断下降而得当收益，因此，确保货币性资产小于货币性负债，就能得到购买力的净收益。企业应当运用自身在供应商群体中所具有的良好信誉，切实修改采购原材料付款所具有的各项信用条件，依据采购量来延长付款的期限，并且大量地增加应付账款所具有的金额以及占用供应商的大量资金。实际上，就是为企业融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对于供应商货款的付款期则要进行重新的约定，这样就能切实缓解企业的财务紧张状况。企业要对应收账款等各类货币性资产采用持续压缩政策。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货币性资产往往会受到购买力之损失，况且因为企业之间的资金变得愈加紧张起来，应收账款出现坏账的可能不断增加。企业在其正常运行的状况下，原来的流动资金已经难以适应于通货膨胀之后企业对于流动资金所具有的更大需求，再加上商业银行对于资金借贷之收缩，导致企业陷入到了资金短缺的境况。所以，企业应当持续修订各类产品的销售政策，从而制定出更为严格的企业信用标准，并且要求老客户与大客户在信用期内就要予以付款，并且建立健全提前付款就给客户实施信用折扣的新机制。对于小客户以及新客户，就应当严格要求其先款后货或者是现款现货，从而为公司争取更加多的现金流量。

三是实施存货管理。存货即为营运资金管理之中的实物资金，主要有原材料、产成品等内容。考虑到通货膨胀状况，企业应当全面考虑与衡量物价上涨对于存货所造成的影响。为切实减少由于材料价格上涨而受到的损失，企业完全可以在现金流量许可的状况下提前囤积与储存相当数量的生产原料。这是由于在通货膨胀时库存所产生的费用完全有可能大大低于通货膨胀所产生的原料上升成本，且所增存货能够确保企业生产与销售之所需，让企业运营更趋弹性化。当然，企业还可和客户签订一些长期的购货协议，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由于物价上涨而导致的运营损失。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会对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尽管单一企业无法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发展势头，但是却完全通过合理的财务管理方法以规避财务风险，从而确保本企业的合法利益不会受到侵害，以实现减小损失与提高收益之目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要比以前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企业管理层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通货膨胀对本企业财务管理所造成的巨大风险，从而顺应形势，认真分析与研究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财务风险管理措施，化危机为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挺立潮头。

参考文献：

[1]韩庆菊. 论通货膨胀环境下会计模式与方法选择的矛盾[J]. 会计之友，2006（11）.

[2]李正刚. 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2）.

[3]周 霞，赵贺春. 通货膨胀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及对策[J].会计之友，2009（1）.

篇9

[摘 要]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建议政府采纳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由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出发，客观地阐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优越性，根据中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及其适用条件，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暂时尚缺乏可行性。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6-0037-03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及特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不再设定中介目标，而是直接钉住稳定货币这一最终目标。中央银行独立或与政府共同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区，中央银行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则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则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取向则保持不变。这种制度安排要求中央银行把实现低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的职责。它的一般程序是，中央银行与政府(通常是财政部门)联合向公众宣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量化目标，这个目标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然后中央银行负责实现这个目标，并定期公布有关政策决策、政策操作和政策效果的信息。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兼顾规则性与灵活性、可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更直接和稳定、减小经济波动、有助于央行摆脱通货膨胀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等特点。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适用的条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适用的条件

1．弹性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固定汇率制下是不可操作的。因为目前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需要将本币分别与世界三大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或日元挂钩。这些国家利率的设定必须维护其所钉住的固定汇率，这就意味着其利率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所钉住的汇率国的利率的影响。

2．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虽然政府和中央银行协商后，可由任一家设定，也可由双方共同制定，但是，货币当局对所承诺的保持短期或长期政策目标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能力取决于中央银行不受政府财政部门的干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确保目标实施的独立性。如果中央银行没有操作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及其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就不具备可信度，不能影响市场预期，其所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则可能完全无效。

3．利率开放和较完善的证券市场。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还需依赖利率开放和较为完善的证券、股票市场。利率既影响民间对证券市场的投机动机，也影响企业的投资决定。但若一个国家证券市场不发达，利率基本没有开放，或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企业从银行的贷款主要受政府政策的约束。那么，利率对企业和公众的投资刺激和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就是有限的。

4．对央行的要求非常严格。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可能由很多因素引起，例如需求过度、供给冲击、财政赤字、政治不稳定等。即使中央银行预测通胀率的模型非常科学，在预测期到目标期的一年多时间

里还会存在很多难以预料的变数，所以中央银行有时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这时，中央银行必须对公众作出解释，并能够使人相信价格上涨确实是由于不可控的短期冲击所引起，否则就会引起公众对央行操作能力的怀疑，他们会把这些突发性的冲击以及目标通胀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纳入自己的预期，从而使通货膨胀目标制引导公众预期的作用降低甚至落空。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1．从体制条件看：(1)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较弱，除了人事上部分独立外，所有有关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事项都必须报国务院批准。这些方面会使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受制于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考虑，使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应，从而会使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有实现不了的风险。(2)政策的信息披露即透明度。从2001年1季度开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对每季度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研究，并向公众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阐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意见及前景。形势分析会与执行报告提高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公众与中央银行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这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制定。但同国外实行通货膨胀定标的国家相比，中国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阎。(3)中央银行信誉度方面。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中央银行的信誉度不是太好，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为完成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调整货币政策，使之缺乏系统性，反映了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使得人们的预期很不稳定，进而对信誉造成影响，最终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4)浮动汇率制方面。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定标与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为了确保汇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进行外汇干预，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对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通过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

2．从经济条件看：(1)物价指数的选择方面。前几年中国通常使用零售价格指数而不是国际通行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衡量价格水平的变动。中国零售价格指数的缺陷在于它仅涵盖消费品，不包括份量越来越大的服务项目，更不包括投资品，反映的内容不全面、不准确，且不利于国际化比较。近年改为用CPI来衡量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且计量方法还不成熟，在通货膨胀目标选择方面无法与国际接轨。(2)通货膨胀水平及目标区的选择方面。中国虽然每年也制定出通货膨胀目标，但此目标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性的指令目标，而在1998年以后是一种预测目标，此目标是否反映社会福利的目标，没有作深入定量的分析。(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工具，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市场化。利率不是通过市场力量形成的，而是中央银行制定的。因此，利率的高低既不利于反映资金需求，也不利于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4)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健全在中国尚需时日。中国金融市场近年发展迅速，但金融产品种类少，同中国经济总体水平相比，金融市场还太小。同时，由于管理滞后，违规违法行为也屡见不鲜。所有这此都限制了金融市场反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暂时缺乏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会将其拒之门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以下做法是有借鉴意义的。

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文献评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10－05

一、导论

目前，通货膨胀问题成为当前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政府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的力度和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外生冲击的不确定性将引发微观经济主体难以判断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即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跨期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影响市场的预期相对价格水平，阻碍真实价格信息在市场间的传递，导致价格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可能降低经济的实际产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通货膨胀被很好地预期，那么通货膨胀产生的成本就较小；如果通货膨胀提高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那么它的成本就相对较大。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被认为是联系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也即高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成本是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增加了，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而引起的。鉴此，了解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关系对当前我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存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但国内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对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

(一)理论分析

1、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

Okun(1971)首先提出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可能降低社会总产出的论断，Friedman(1977)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得奖演讲上再次对该论断进行了阐述，其后，Ball(1992)用一个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理论化了Okun和Friedman的论断。Ball(1992)的博弈模型中包含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公众知道强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忍受实行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当通货膨胀很低的时候，两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都将保持低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很低；然而，如果一个非预期的冲击使得当前的通货膨胀提高的话，只有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将进行反通货膨胀操作，由于假设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以随机方式掌权，从而公众并不清楚何时反通货膨胀政策能被执行，因此高通货膨胀将增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Ball考虑货币政策体制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而Holland(1993)提供了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他考虑在给定一定货币数量变化下，经济参与者预期价格水平变化幅度不确定性的影响，其结果是高通货膨胀下，货币存量变化对总体价格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

2、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Cukierman和Melzter(1986)和Cukierman(1992)的模型隐含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未来更高通货膨胀水平的结论。该模型包含一个“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它有一个多期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反映货币政策制定者既有控制通货膨胀，也有通过创造不可预期的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的双重目标，赋予这两个目标的权重是随机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知道公众如何预期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它们通过比较刺激经济的收益和通货膨胀的成本来选择一个货币增长计划，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Cukierman认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来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非精确性，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目标函数的变化。当货币政策操作误差较高的时候，公众就必须得花更多的时间来辨别实际货币增长相对于预期的偏离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转变还是操作过程的误差所致，也即公众面临着推论的不确定性，他们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抵消行为的负面效果会小于创造非预期的货币增长以刺激经济的正面效果。从而，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以当期的经济增长换取下期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提高将导致最优平均货币增长的上升，进而引发下期更高的通货膨胀。

(二)实证研究

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要远远早于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但实证研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因为它无法直接观察，只能以某种替代变量来衡量。

1、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的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例如，Okun(1971)、Foster(1978)、Pagan，Hall和Trivedi(1983)。这些研究大部分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即高通货膨胀水平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衡量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参与者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它可能会夸大两者的相关程度。

2、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采用美国的Livingston或SRC调查中个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数据，因此也主要用于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种衡量方式也大都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向相关关系。但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Zarnowitz和Lambros，1987)。

3、以计量经济模型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随着Engle(1982)的ARCH模型、Bollerslev(1986)的GARCH模型以及其后的一些非对称性GARCH类模型如AGARCH，TGARCH，EGARCH等和具有分形特征的长记忆模型的提出，条件方差就成为主要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这是因为GARCH模型能在给定经济结构下，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反映不

确定性。

为了反映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和人们预期变化对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者也在条件均值等式和条件方差等式中引入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或马尔柯夫体制转换(markov－switching)。

但这种衡量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的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衡量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Allan和Marcel(1996)用加拿大CPI和核心通货膨胀率数据，采用一个简单的自回归模型和一个包含产出缺口、进口价格指数，石油冲击和间接税率等变量的约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发现在自回归模型中，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约简模型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说明两者之间关系存在模型依赖问题。

4、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文献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估计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两步法，即先用模型拟合得到条件异方差，而后将其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另一种是最大似然估计法，即在条件均值等式加入滞后条件方差或在条件方差等式中加入滞后通货膨胀率，而后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实际上，这种估计结果反映的是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如Ball(1992)或Cukierman和Meizter(1986)的理论模型中所反映的因果关系。鉴于此，也有一部分文献对两者关系进行Ganger－causality检验。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假说，但反过来，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假说的证据却不尽相同。

三、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经济活动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产出之间关系是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例如，Hayford(2000)采用Livingstion调查数据，发现对未来失业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不确定性的Granger原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或失业率不确定性都会暂时减缓实际GDP的增长；Jyh－Lin Wu et al(2003)采用一个带有马尔柯夫转换方差的时变系数模型(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研究美国1957年到2000年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GDP关系，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区分为回归系数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由经济体制转化和人们对货币政策体制预期变化引起的)和扰动项异方差的不确定性(由不可预期的经济冲击引起的)，发现回归系数改变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GDP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但是源于扰动项异方差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产出之外，经济学家们还关心另一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失业率，因此，也存在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文献，例如，Steven和Jon(1997)采用时变参数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会受到样本时段、样本产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例如，N．Apergis(1997)用ARCH模型拟合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将其加入货币需求等式，发现这样的货币需求等式可用于解释1988年希腊货币体系的管制放松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Bryce Kanago(1998)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合约持续期(contract duration)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关系。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有利于货币当局大致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并为各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多数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两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进一步，如果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对实际经济活动，如产出，就业等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明显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当局应该以低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

四、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未来经济的随机冲击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但由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在货币政策上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原则上却可通过加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提高货币当局信誉的措施加以规避。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有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存在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它可以是一个目标点或是一个目标区间，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或是剔除掉短期成分的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取得这个通货膨胀目标值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区间内是货币当局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同时，货币当局不应该存在其他的名义锚，如汇率目标或货币增长目标；第二，存在一个通货膨胀预测目标(inflation－forecast 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决定程序，也即货币当局设定某个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基于所有相关信息集合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第三，高度透明性(transparency)和义务性(accountability)，中央银行有责任取得目标通货膨胀，并提供透明的货币政策报告。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对取得目标通货膨胀的义务性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降低了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下降。但Bernanke et al(1999)却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这种观点得到David R．Johnson(2002)的实证支持，他比较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1984年－2002年的预期通货膨胀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拟合预期通货膨胀的动态行为，发现在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小于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但A．Kontonikas(2004)用1972年到2002年英国的数据，采用对称、非对称和成分GARCH－M模型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消除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减少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五、文献评述

第一、关于不确定性的来源问题。从理论上讲，通

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和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Ball(1992)理论模型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类型不同的货币当局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采取货币政策倾向的不同；Holland的模型加入经济参与者的预期因素，在对经济结构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不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一致预期将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的不确定来源于机会主义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选择，从而也可归结为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不确定性。显然，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由于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不是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相反货币当局的信誉却是可积累的，它能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少经济参与者的扭曲行为。因此，构建货币当局的政策信誉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证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支持通货彩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否引起产出和就业率下降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不大一致。虽然相关关系与Ball或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但两者的正向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们同向运动的趋势。实际上，Friedman－Ball的论断是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为中介，反映了高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种论断的实证研究必须首先检验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后检验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发实际产出或就业率下降，但国外多数文献仅仅只研究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国内文献更多的是直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关系，如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

第二，关于不确定性的衡量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的，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GARCH类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但它必须以模型表达式的正确为前提条件。因此，一些能更加贴切反映通货膨胀过程和不确定的方法逐渐被引用，如以菲利普斯曲线反映实际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或以时变参数模型反映经济参与者的学习过程和预期行为的变化，或以马尔柯夫体制转换反映结构变化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很难采用统一的模型对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因为各国的货币政策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是不相同的。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能够合理反映中国通货膨胀演化路径的计量经济模型，衡量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而探讨其与通货膨胀本身以及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成果就显得很有借鉴价值。

第三，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通货膨胀目标制仅有十来年的实践经验，多数实证研究都面临样本期限短，数据有限的问题，同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从而影响其参考价值。对中国而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隐含地存在汇率名义锚，通货膨胀目标和汇率目标往往会存在冲突。另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货币政策工具有限等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要求货币当局强化货币政策透明度上的信念却是值得中国在操作反通货膨胀政策时进行借鉴。

六、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影响和趋势

2006年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例如，杨柳，李力(2006)从供给推动方面出发，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我国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表明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同时也是引起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赵振全，刘柏(2006)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研究我国国际收支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认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引致外汇储备变化，对以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对通货膨胀构成影响。李海海，曹阳(2006)也检验了我国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传导机制。然而，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是否引发通货膨胀上，程凌，张金水(200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国家进行检验，得出在开放条件下，如果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并引导外资流入生产性部门，那么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促使产出真实增长的结论。另外，郭田勇(2006)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诸如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与实体经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