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的价值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5: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医学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医学院校；传统体育养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096—02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养生学文化，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如五禽戏、导引等养生功法。养生学是现代体育与传统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我国传统体育的内容之一，同时又是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体育养生从字面意思理解， 就是用传统养生方法进行保健的体育运动。自古以来， 人们对养生保健的研究就十分重视， 并在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创建了系统的理论及风格独特的传统体育养生方法。这些养生方法内容丰富， 在增进人类健康，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与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学生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在普通医学院校开展的现状
1.传统体育课的开展情况
目前传统体育养生课程在医学院校开设的课程较少，主要以开设太极拳为主，不能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内涵。此外，在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教育中，课程教学过于简单、基础教育缺乏、民族文化意识淡薄，对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方法简单，缺乏完整的研究体系，很多人忽视了传统体育养生所特有的预防保健作用——“动静相兼”，相当一部分人对养生体育功能缺乏全面认识。
2.大学生身体素质调查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身体素质，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可以得到结论，学生身体素质在逐年下滑，具体表现在学生心理、生理等方面存在障碍，运动能力不断下降，既有家庭的过度溺爱，也有来自社会激烈的竞争压力造成的，同时还与学校的教学管理的模式以及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所以要求家庭、学校、社会通力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现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是在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是古代中医理论与传统文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瑰宝。
（1）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康复医学价值。在纪树荣《康复医学》一书中，对康复医学的定义主要以消除和减轻人的功能障碍，弥补和重建人的功能缺失，设法改善和提高人的各方面功能的医学学科，也就是功能障碍的治疗、训练和处理的医学学科。体育疗法是现代康复医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其中民族传统体育养生项目可以作为康复体育疗法很好的内容之一，如健身气功五禽戏、八段锦等。因为，这两种传统健身体育养生功法以活动筋骨、疏通气血、防病治病、健身延年为目的，以内气运行为主，重视意念的锻炼，体现了形、意、气的合一，符合中老年人的运动规律。所以，医学院校康复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康复医学专业课程，还可以把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作为第二专业课程来学习，这样不仅可以用专业知识去治疗一些病人，还可用所学到的体育康复知识去给病人做康复治疗。
（2）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养生价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中华传统体育养生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探索着强身健体之道。以“生为第一”、“延年益寿”为目的，是人们不断追求之事。从中华传统体育养生发展史来看，历代享有盛誉的中华传统体育养生名士层出不穷，其中华陀、陶弘景等人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两千多年来，养生家在人体科学、医学、保健学等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体育养生思想。当然，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中华传统体育养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研究传统体育养生，主要是研究他的体育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养生价值，古为今用，特别是医学院校的大学生更应该认真学习传统养生理论，为人类的医学保健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中医养生价值。中国的医学吸收了当时已广泛流行的阴阳、五行等观念，并结合当时行医治病的实践，探讨了人体结构和机能，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医养生、养生为医的观点。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古代养生理论，主要的是能让学生了解养生文化、养生方法和养生思想及其与中医养生的关系，不断探索新的养生运动理论，为广泛开展养生运动提供科学的借鉴和依据，使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地走向世界，服务于人类。
（4）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学价值。 医学院校开设的传统体育课是在吸收了古代哲学与古代医学理论精华而形成的一种课程体系。古代医学理论中的“天地一体”、“五脏一体”、“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同样适用于传统的保健体育。而中医理论认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传统的健身思想也认为体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发展身体的机能，或是治疗身体的某种疾病，而是通过调整人的身体心理，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调理，不断增强人的适应能力，以增强体质。作为医学院校学生在学习医学时，也应该接受传统健身文化的熏陶，从而为传统体育课程在大学的开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四、开设传统体育养生的意义
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由于国民的健康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所以，人们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 养生”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重视。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是体育养生家在从事与养生有关的体育活动中萌发、沉淀下来的传统养生思想，是养生人士从事体育养生活动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养生人士已取得的养生成就中蕴蓄的思想精华。传统体育养生主要是通过有氧运动等健身途径促进人体健康，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养生理论与方法，就得使人们对这些传统的理论与方法有深刻确切的认识，要使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养生的原理、功法。高校在体育课教学中应加大传统体育养生课的教学，不断地推广，将有力促进中华养生理论的发展，对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精华，大力宏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居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1.医学院校学生通过体育课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使学生认识到体育养生课意义及价值所在，通过不断的学习，最终运用到所学专业上去，特别是康复医疗专业的学生，最终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有益作用。
2.学生通过学习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不仅可以学到养生保健知识，还可以宏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使我国悠久的养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
3.高校体育教学可以把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作为教学改革试点内容，加大推广力度。
4.从本次调研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情况来看，开展并不尽如人意，开设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课程较少，不能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内涵。
[参考文献]
[1]邓跃飞，李炜.传统体育养生的现代价值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研究，2006（12）.
[2]纪树荣.康复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0.
[3]张敏.传统体育养生在高校体育健康教育中的作用[J].大理学院学报，2011（04）.
[4]王丽丽.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再探讨—基于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的思考[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2（02）.
[5]刘博.我国传统养生发展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2010（02）.
篇2
作者简介：向世陵（1955-），男，四川仁寿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向世陵，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期刊顾问。兼任《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主要著作有《理学与易学》、《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变》、《儒家的天论》等。发表《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本体论”》等百篇论文。主编《理学学术丛书》、《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中国哲学的世界》等教材。目前承担教育部《宋代经学与哲学》重点项目，获得教育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摘要：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关键词：曹髦问难；经学；《易》；《书》；《礼》
中图分类号：B23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056-05
陈寿《三国志》卷四载有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论辩五经（三经）之事，历来论者大都将其归为郑学与王学之争，并以为这是曹氏与司马氏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1］。其实可能并不必然。因为从曹髦的质疑中，看不出明显的推尊郑学的倾向，故还不如说他是通过问难来质疑流行的经学见解，以表明自己高明的解经见识。这不但可以树立自己解经的权威，也可以借此在知识阶层和上层社会赢得尊敬。本文的重点不在考虑政治角力和郑王之争，而是通过对曹髦问难的梳理分析，说明即便在传统经学中，义理的思辨也是推动经学前进重要的内在动力。
一、 问《易》
《易》为六经之首。易学的发展，正是在汉魏之际开始了在经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由汉代的象数易学向魏晋的义理易学的变革，而这对曹髦来说，不能不给他以深刻的触动。因为从义理的角度审视《易》之文本及其汉易的经学研究成果，事实上不难发现其中的扞格不通之处。故而曹髦问难，首发于《易》：
丙辰，帝（曹髦）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云］气，连天地也；《归藏》者，万事莫不归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
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2］
帝又问曰：“《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农之世为无衣裳。但圣人化天下，何殊异尔邪？”俊对曰：“三皇之时，人寡而禽兽众，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众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济时变也。”
帝又问：“乾为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与细物并邪？”俊对曰：“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取诸物，远则天地。”［3］
在《高贵乡公纪》所载曹髦的全部质疑问难中，与相关经典联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易》。《易》作为圣人神奇智慧的产物，备载圣人通天道明人事之义，首先问《易》就是理所当然。但传说《易》有“三易”，为何会是如此呢？
《易》博士淳于俊的答问，一是引入《易传·系辞下》的五帝传承之说以解释《易》的生成演变；二是根据《周礼·春官·太卜》（卷二十四）所言“三易”和郑玄注解，解释“三易”之说；三是新提出的伏羲氏是则燧人氏之“图”而创制出八卦。由于第一、二两点在经典中可以找到根据（《连山》、《归藏》之含义则为郑玄解释），所以曹髦并未发问，他所问的是第三点，即伏羲氏因燧人氏之图而作《易》。
曹髦的问难，是在孔子作为圣人的权威已经确立和其时学界已公认孔子作《易传》的前提下做出的。由此，假定伏羲氏是承接燧人氏而创作出《易》，按照《系辞下》的撰写和表述方式，孔子必然会以五帝传承的同样方式告知这一史实。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孔子明言《易》是在伏羲仰观俯察等经验归纳的实践中创制出来的。换句话说，伏羲氏因燧人氏之“图”而制作出八卦毫无根据。于此，淳于俊只能认输。
随后进行的三次反复辩难，曹髦和淳于俊互有胜负。但不论是后三次还是第一次，论辩双方虽讨论的是经学问题，但所用方法和所援用的根据，都不是从辞义训诂入手，而是据其义理以作出阐释。同时，为了讲清楚问题，他们并不限于儒家经学自有的知识范围，身为经学博士的淳于俊，甚至利用了法家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进化观，以阐释圣人前后的教化手段何以不同。当然，义理本身也不是万能的。比方对“郑玄合《彖》、《象》于经”的这一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由于牵涉到孔子的意图和形象，淳于俊根本就不可能自圆其说，不得不以古义深奥来为自己开脱了。
在最后，对于曹髦“（乾）与细物并邪”的反问，淳于俊从取象作卦的角度作出回答，虽亦可以通，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乾道作为天道，本是为宇宙的创生提供基础的“乾元”、“大始”，这在除《说卦传》外的《易传》各篇中是通行的原则。《说卦传》为取象说易的方便，将天道下降为“细物”，实际上亵渎和动摇了乾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4］。“生生”的“大德”一旦失去源头，将会使《易传》以及利用《易传》的后儒解释宇宙的生生不息遭遇根本性的理论困难。尽管由于记载的缺乏，我们并不知道曹髦是否会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但曹髦对其时“舍大称细”解经方式的质疑和批评，却具有一般性的方法论意义。
二、 问《书》
《书》作为最古老的历史文件的汇编，在五经中遗留的问题也是最多的。这其中既有文本本身的问题，也有如何恰当理解文本即后人在经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从教化的角度说，《书》教本在于“疏通知远”，但由于内容过于广远，所知若没有恰当的节制，其教自身就难免流于虚妄［5］。所以，曹髦知远而颇生疑窦，故问难再起：
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
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其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
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
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
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汩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
次及“有鲧在下曰禹舜”，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于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
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岳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于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6］
对于《尧典》开篇的“曰若稽古”之语，历来有郑玄的以“同天”释“稽古”和贾逵、马融到王肃的“顺考古道”说［7］。这里不评论二说本身的优劣，只从各自理由的充分性与恰当性上看，一是郑玄的“同天”说有孔子的圣人“则天”［8］作为根据；二是曹髦对王肃等注经为何要“舍大称细”提出的质疑体现了恰当的批判性思考精神。立足这两个基点，曹髦对庾峻根据《洪范》论占卜稽疑的“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而得出王肃经解为上的结论的反驳，事实上是有说服力的。道理很简单，经学作为学术研究，如果以从众而不是求真的思维来解经，其后果将会是十分严重。
同时，曹髦此问，不但使庾峻认输，而且庾峻的认输还在事实上认定了“奉遵师说”的家法传统，的确会造成“未喻大义”的经学弊病。由此推广，汉儒的家法传统之所以在魏晋以后遭遇到危机而走向衰亡，可能主要还不在于郑玄注经混今古文为一统而败坏家法［9］，家法本身严尊师说而不务求大义的局限，事实上早就在内部埋下了衰微的祸根。所谓偶然之中有必然也。
曹髦又以《易传》对大人（圣人）天人合一境界的赞美为据，对王肃《尚书》注的圣人有失说提出责难。尽管圣人有失应当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曹髦的用意显然不在这里，他的问难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作为经典，在义理上不应自相矛盾。可是，现实中的经典，在义理上又确实存在着矛盾：曹髦用作为理论根据的圣人与天地日月“合其德”、“合其明”与“夫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10］都是经典本有的思想，以此为据去检视《尚书》之语，便必然得出《尚书》中的尧还不够成为“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圣哲。那么，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到底是王肃和庾峻的圣人一般都“明有所未尽”，还是曹髦的特定的尧不够作为圣哲的“格”？至于庾峻引来辅助发明的仲尼失之宰予、周公失之管蔡之例，曹髦以为前者属于言行一致否的小事，后者本来是作为《尚书》博士的庾峻自己要弄清楚的问题，即尧为什么不能知人和官人失叙？于此，庾峻只能将疑问推给先贤，承认自己不能“究论”。
最后，曹髦以尧“闻舜而不登用”为例再次质疑《尚书》陈述的尧的圣哲品格，庾峻同样无法对答，以为其中之曲折自己无法“逮及”［11］。
其实，庾峻的不能“究论”和无法“逮及”，暴露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本身的不完备和不周全性，然而后代儒生又力图要通过自己的诠解和努力使其完备和周全，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此时的儒生还不至于对经典本身发生怀疑，后者只是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曹髦一方，他之问难在方法上，是用《易传》、《论语》去驳难《尚书》。换句话说，也就是用相对切近的孔子师徒自己的思想去质疑上古流传下来的原始典籍，这体现了他义理思辨的机巧和作为帝王所具有的学术胆量，并为后来立足子学质疑经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开启了最初的法门。
三、 问《礼》
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12］礼本于天道而调治人情。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以来，儒家圣王前后相传，未有不谨于礼者。所以圣人教化尽管多方，然无不以礼为准绳：“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13］知礼也就为人立足社会所必需。正是看到了礼在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曹髦还需要问《礼》：
于是复命讲《礼》。帝问曰：“‘太上立德［14］，其次务施报’。为政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15］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16］
第三部分的问难虽然围绕《礼》进行，却只涉及《礼》中之一局部，即集中在如何看待三皇五帝的“以德化民”与三王的“以礼为治”，亦即德化与礼治的相互关系上。从理想境界的层面说，“务施报”的“礼尚往来”，显然比“立德”的“明德惟馨”［17］境界要低，历史在道德的层面实际是退化的。
然而，既然都是圣人之治，为何会有如此的分别呢？对于曹髦此问，马昭的对答以时代的变化为据，说明“主”并无优劣，但由质朴到文明，时代变了，圣人教化需要因时作出调整，从而有薄厚的不同。至于后世能否实现曹髦描绘的“致于立德，施而不报”的理想德政，马昭则没有回答，也无法做出回答。因为，这一问题追究到最后，按《礼记》的模式，已经由《曲礼》的“礼尚往来”，转到了《礼运》的“大同”、“小康”。“天下为公”之时，“立德”自然而然；一旦“天下为家”，则只能礼尚往来，“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如此乎礼之急也”［18］！
综上可见，所有三部分质疑问难，重点可以说都在义理而不在辞训，即要求从道理而非文字上解决不同经注的矛盾并阐发其相应的思想。显然，这已经不是经学博士所能完成的任务了。
曹髦本是曹叡以后曹氏子孙中很有才学和抱负的一位，钟会曾称赞他“才同陈思，武类太祖”［19］。这从上述他对三博士的反问和追问中，可以看出并非阿谀之言。既然如此，曹髦就完全可以讲一套自己的学说。而要讲自己，必然要破他人——不论这他人是属于郑学还是王学的阵营。
放之于当时的时代，正值玄学思辨浸润儒家经学的第一个期，由何晏、王弼振起的“正始玄风”已结出《论语集解》和《周易注》的经学硕果。作为曹魏集团政治上的代表，曹髦受到同属一个集团的何、王的思想影响应当可以预料。在此前提下，也就不难想象曹髦何以会对流行已久、人们司空见惯的经学文本提出质疑和责难，而并不必然归结到通常所谓郑学与王学的斗争中去。
而且，更重要的是，《论语集解》和《周易注》这两部经注的文献资源，都直接联系到孔子；在上面曹髦引以为据的思想，也都直接间接与孔子相关。这一事实说明，以孔子为旗号表达对经典的质疑，早就是经学研究内在的思想动力。就此而言，经学的价值就主要体现在不断追问经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的进程中展现出来的思想与方法，而不在于建立起完备周全的知识体系——这不但是因为经学的知识体系是在不断地层累中造就，而且从曹髦的问难中已可以看出所谓周全完备本身并无可能。
参考文献：
［1］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可参看：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第63页；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页。
［2］曹髦与淳于俊的这段问答，在易学史上揭示了郑玄《注》合《彖》、《象》于经的史实。但所谓“合”是指将《彖》、《象》拆散而并入各相应卦之中，还是仅指将《彖》、《象》附在《经》后面而仍是各自独立成篇，在理解上存在着歧义。当代学者或认为是前者，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2页；或认为是后者，见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第二版，第8-9页。
［3］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
［4］曹髦以为乾（天）道不当“与细物并”，是否反映了他不满于自身地位下降为“细物”而希求“乾纲独断”的心声，则是一个可以合理猜想却又不可能证实的问题。
［5］参见《礼记·经解》孔子于六经功用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评论。
［6］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
［7］后说在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先为孔安国注文。但因论辩双方均未涉及，故略。章权才借此评论王肃经学的性质说：“王肃的经学，实际上也就是‘顺考古道’的法古型的经学，这也正是当时世家豪族意识形态的特色之一。” 见所著《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8］《论语·泰伯》云：“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9］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五章《经学中衰时代》相关论述。
［10］参见《周易·文言传》和《论语·子张》。
［11］章权才将此归结为魏晋之际的怀疑精神，并以为“魏晋之际怀疑精神的笼罩，是由最高统治者直接倡导的结果”；“当时的怀疑精神，集中到对传统诸经及其宣扬的古圣王的怀疑，也涉及对当时流行的某些经说的怀疑。”见所著《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第63页。
［12］《论语·尧曰》。
［13］孔颖达：《礼记正义·经解》。
［14］今《礼记》此句为“太上贵德”。
［15］马照，本名马昭，避司马昭讳改。
［16］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
［17］“明德惟馨”虽然出自周成王之口，但却是“所闻之古圣贤之言”。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君陈》。
［18］见《礼记·礼运》。
篇3
【关键词】 2型糖尿病； 肾病；血清胱抑素C； 肾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value of serum cystatin C （CysC） and conventional renal function detection in monitoring of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patients. Methods There were 15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as 50 cases in each stage of Ⅰ， Ⅱ and Ⅲ. Automatic biochemistry/enzyme was applied to detect serum CysC， urea （Ur） and creatinine （Scr） contents for comparison.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CysC contents between stage Ⅰ and Ⅱ， stage Ⅱ and Ⅲ， stage Ⅰ and Ⅲ of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patients all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of Ur and Scr contents between stageⅠ and Ⅲ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Nephropathy； Serum cystatin C； Renal function
2型糖尿病肾病是2型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它是由于2型糖尿病患者因血压升高而引发的肾脏微血管并发症， 进而导致肾小球硬化症。2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表现为肾体积增大， 肾小球滤过率增加， 呈高滤过状态， 以后逐渐出现间隙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尿， 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 随着病程的延长出现持续蛋白尿水肿、2型糖尿病、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进而导致严重的肾功能病变，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或者进行有效干预， 极容易出现肾脏不可逆损伤进而导致死亡。2型糖尿病肾病系原发性2型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结构和功能损害， 分为良性2型糖尿病肾硬化症和恶性2型糖尿病肾硬化症。前者是由于良性2型糖尿病[≥140/90 mm Hg（1 mm Hg= 0.133 kPa）]长期作用于肾脏所致， 后者指在原发性2型糖尿病基础上发展为恶性2型糖尿病（舒张压>130 mm Hg）后引起的肾脏损害。2型糖尿病和肾损害如果同时存在， 会互为因果， 互相加重。为预防2型糖尿病患者出现严重肾病引发临床危象， 除了规范控制血压外， 适时监测患者肾脏功能， 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早期干预， 防治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显得尤为重要[1-3]。为此， 本课题专门就2型糖尿病肾病各期患者进行肾功能相应指标监测， 分析各指标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以期为临床找出监测2型糖尿病肾病的敏感指标， 为2型糖尿病肾病防控带来帮助，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4月～2015年10月的原发性2型糖尿病门诊及住院患者， 选择其中临床诊断有2型糖尿病肾病指征的患者共150例， 男79例， 女71例， 男女比为1.11∶1， 年龄43～65岁， 平均年龄56.7岁， 其中Ⅰ、Ⅱ、Ⅲ期各50例。
1. 2 各期分类标准 结合临床诊断标准， 参照患者实际情况及实验室检测指标， 各期分类标准为：Ⅰ期（微量白蛋白尿期）：以尿中白蛋白排泄率异常为特征， 肾功能正常， 尿常规蛋白阴性；Ⅱ期（临床蛋白尿期）：以尿常规蛋白阳性、24 h尿蛋白定量>0.5 g为特征， 肾功能正常；Ⅲ期（肾功能不全期）：以肌酐清除率（Ccr）下降、Scr升高为主要特征。
1. 3 排除标准 排除继发性2型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功能改变患者及有肾脏功能改变但血压正常的患者。
1. 4 研究方法 采用全自动生化学/酶法测定各期患者CysC、Ur及Scr含量， 仪器采用OLYMPUS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试剂采用广州科方生物科技公司产品， 具体操作及结果判定见仪器、试剂说明书。
1. 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Ⅰ期与Ⅱ期、Ⅱ期与Ⅲ期、Ⅰ期与Ⅲ期CysC含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期与Ⅲ期患者Ur、Scr含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生存环境、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 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 且可能伴发各种如肾损伤等并发症。在我国， 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2亿， 而且该疾病的发生率在不断上升， 2型糖尿病患者中， 患病5～10年， 将会有明显的肾病等并发症出现。肾病早期有较强的隐匿性， 资料显示[4-6]， 早期诊断率不足20%～30%， 而当患者有了明显肾病症状时， 病程往往已经进展到晚期， 治疗上花费较大甚至需要透析、换肾。早期发现肾脏病变， 仅需要很小的医疗成本即可实现有效控制病情发展的目标， 所以针对2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干预。因此， 对患者早期进行肾脏功能检测， 防止患者出现肾功能的进一步损害， 对于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肾功能实验室评价指标往往以血清Ur、Scr含量来进行评价， 研究发现：该指标对肾脏功能的改变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时发现， 肾功能指标一旦发生改变时， 患者肾脏往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损伤并进入代偿期或失代偿期[7-9]， 这给患者治疗带来挑战， 为此， 近年来兴起的评价肾功能的敏感指标CysC逐渐引起临床重视。CysC是由有核细胞合成的基因产物，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能准确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性标记物。其生成不受性别、年龄、生理、炎症、饮食等因素的影响， 在体内含量稳定， 能在肾病早期提示有肾功能损伤， 是近几年临床发现的用于诊断肾脏疾病的理想指标[10]。本课题研究显示， 对2型糖尿病肾病Ⅰ期患者， CysC含量已经出现改变， Ⅰ期与Ⅱ期患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显示CysC较传统指标在反映肾脏功能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Ⅱ期患者与Ⅲ期患者CysC含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Ⅰ期与Ⅲ期患者Ur、Scr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型糖尿病患者早期由于没有症状而自己没有感觉， 只有当患者出现头晕等相应症状后到医院就诊时， 才被诊断， 而此时， 患者均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肾损伤， 2型糖尿病导致的肾血管损伤往往在疾病早期已经开始， 早期肾损伤又反过来促进了2型糖尿病的进展， 因此， 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早期CysC监测， 进行有效干预， 对预防2型糖尿病肾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生存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傅美华， 陈军， 陈秋. 胱抑素C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全科医学， 2013， 16（18）：229-230.
[2]周伟， 张钰， 陈建中. 2型糖尿病患者联合检测尿mAlb/Cr、NAG、RBP和血Cys-c的意义.临床输血与检验， 2015， 17（6）： 486-488.
[3]徐王彪， 陈丹. 血清胱抑素C在2型糖尿病早期肾损害中的临床意义. 安徽医学， 2014（10）：1409-1410.
[4]彭海， 王象勇. 血清胱抑素C和β2-微球蛋白在评价2型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临床价值. 青海医药杂志， 2011， 41（2）： 55-56.
[5]周连华， 范玉娟， 姜文娟， 等. 血清胱抑素C在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评价中的诊断价值. 临床内科杂志， 2012， 29（2）：108-109.
[6]毛卫未， 韩峰， 何巍巍.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胱抑素C的变化及意义. 实用医学杂志， 2008， 24（24）：4217-4218.
[7]李晓琳. 血清胱抑素C测定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肾损伤中的检测价值.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2011， 17（4）：536-538.
[8]娄国平， 毛达勇， 曹锋.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胱抑素C的检测意义. 郧阳医学院学报， 2008， 27（4）：323-324.
[9]杜国有， 顾向明， 黄阶胜， 等. 血清胱抑素C检测在评价2型糖尿病早期肾功能损害中的应用.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08， 29（9）：7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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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及文化内涵
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官方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治疗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法论,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治疗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3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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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明的源远流长不仅体现在数千年来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的防病治病历史，也包含于中华民族在荣辱兴衰中的中医药传播海外的历史。中医药在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有着不尽相同的传播轨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科技水平以及中国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力量、经济地位不无相关。公元6－8世纪，中医药传播到以亚洲为主的周边国家，并在各国本土化后产生了日本的汉方医学(东洋医学)、韩国的汉医(韩医)和越南的东医，这是以外界主动吸收形式进行的古代中医药第一次传播高峰。20世纪70年代后，在对抗医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范围内又先后掀起新一轮的中医学使用和研究，一方面中国希望传统中医药知识能够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认同，以奠定其在世界医药市场和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等问题。因而，现代的中医药国际化应是一个中国主动传播与国际社会主动吸收相结合的过程。
1 主动传播中医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主动传播中医学除其相关产品能直接出口创汇外，还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医学发展转型时可能的思维贡献度，以及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医药大国，对有广阔前景的世界传统医学话语权的掌握程度。
1.1 主动传播是保护、拓展中医学的最好途径
在人类多样性生态系统中，不同个体的相互作用(竞争、合作、寄生、互惠共生等)决定着系统的状态。近两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让人们亲身体验了科技文化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和自由，同时也在其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判断其他地区、民族的非西方知识体系、思维模式、人文哲学等优劣的标准。
为突破将西方科学作为评判其他民族智力方式标准的现象，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研究者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地方性知识”是指“有意义之世界以及赋予有意义之世界以生命的当地人的观念”。任何知识门类都是发生在某一具体情境之中，一般难以去情境化而独立存在。因此，不同的民族，对于身体、健康和生死等都有不同的观念。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正是对不同民族之文化及智力方式的承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的西方主流医学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它和其他传统的民族医学体系一样是变化和实践的产物，而并非“客观的他者”(objective other)和“科学的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由于西方科学技术传播到全世界，并被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认同，西方医学随之受到文化和实践的推动、扩展，逐渐具有了普适性知识的特点。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技术也成了评价、判断一切的标准，人们经常不自觉地以它作为划界的标准，认为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便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引入，将是对存在于某种情境中的客观事实的承认，这是对真实世界和历史的更加客观的承认和尊重。中医药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同时也具备发展成为普适性知识的潜力。
从古代中医药传播轨迹可以看出，中医学作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孕育、起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医学门类，当时与世界其他人类文明创建的医学一样，属于与之平等并列的知识体系。但随着西方现代知识大厦的建立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知识，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削弱，也就是中医学去情境化的日趋严重，中医学在本土出现衰退趋势。另外，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虽然为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对待非主流事物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启迪，但它更多地是从哲学思维角度来分析知识的本质，理论上阐述所有知识门类的平等性以及共同存在的合法性，并没有对目前客观上处于弱势的尚未普适的地方性知识如何避免由于情境的逐渐改变而导致的衰落以及被普适性知识同化的处境提出应对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政府已注意到传统文化、道德和伦理思想等“精神家园”对于国民的凝聚力和国家精神力量形成的重要性。如2008年开始执行的将传统清明、端午和中秋设为新的法定假日，而且春节假期也将得到强化。这应该是政府重新增强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环境的重要征兆。这种大的社会背景非常有利于中医所需“情境”的修复，也就为中医药的使用与传播提供了更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的传统人文情境减弱或在国际上缺乏这种中国传统人文情境之下，中国主动传播中医学也许是保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的最好途径。因为中医学与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其他知识类别如天文、历法等的最大区别就是其防治疾病的实用性。我们可以通过主动展现中医药的防治疾病的事实来证明其价值，证明另一种异于对抗医学的医学知识门类的存在，而在更多地区获得认同。另外，中医药的使用也是促进中医药情境产生的有效办法，随着中医药的广泛传播，其所蕴含的以及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其实，这也是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必由之路。
1.2 主动传播是应对其他同源传统医学体系国家竞争的最好途径
秦汉以后，尤其是隋唐时期，中医药伴随中华文化大量向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传播。这些国家以中国的医药知识为理论框架并结合本国的医疗实践，形成了本土化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并使用至今。但是，如今有些国家反而想和中国争夺中医学的主导权甚至发明权。
20年前，韩国废除韩文中的汉字后，存在于韩国千百年的“汉医学”不经任何转换就变成了“韩医学”，“汉医院”就变成了“韩医院”。再有，韩国还通过向国外知名专家寄送优质高丽参样品，得出实验数据后公开发表，并通过召开有关高丽参等韩国拳头产品的国际高层学术会议等方法来进行韩医药文化宣传，造成目前国际市场中的高丽参价值高于中国人参数十倍。继2005年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记忆遗产”成功后，又意欲将《东医宝鉴》申遗，并以中医学的发源地自居，发展成为未来东方医学的世界中心。
而日本官方虽然在明治维新时期西医学进入后废除了汉医学，但近年对传统医学的应用和研究又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声称要使日本代替中国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中心。日本文部科学省曾于1988年开展了“关于科学阐明东洋医学的调查”项目，使中药研究由过去的零散自发的形式逐步转向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形成了产、学、官合作研究开发态势。20余所国立大学、44所公立及私立药科或医科大学设有汉方医学研究部门，很多药学部都建立了专门的生药研究部门。在厚生劳动省的支持下，10多个西医药研究机构也建立了传统汉方医药研究部门。目前，日本全国约有3万多名研究人员专门从事汉方医学临床和汉方药学实验研究。同时，日本还通过与中国合资建厂等途径想尽办法搜集我国中医学保密内容(如有毒中药附子的炮制等)，并以高薪挖掘中医药人才，购买相关的研究成果，希望以一些优良的中药制剂来占领世界传统医药市场，甚至返销中国。这使得国内相关专家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忧心忡忡。
根据国际惯例，谁能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体系最大程度国际化，谁就掌握了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2006年11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本筑波市举行了“经穴部位国际标准化正式会议”，中、日、韩等9个国家共同就针灸中使用的穴位位置制定了世界统一的标准。之前，中、日、韩有6个不统一的穴位，最后有5个通过投票采纳了中国的方案，而“人中”还是通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方案。由此看出，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术机构，不仅要加强中医药的理论研究、临床运用，还要重视对外推广工作，积极把握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权，对于中医药标准的制定更要积极主动。否则，在中国起源、使用了数千年的中医药不但会失去国际主体地位，还要遵从国外的标准。
2 西方国家存在主动吸收中医学知识的驱动力
2.1 人类疾病谱的改变使现代医学的疗效受到挑战
随着青霉素的诞生及其后来多种抑杀微生物的强效抗生素发明，以及人类期望寿命值的增加，人类疾病谱也相应有了巨大变化。20世纪前期主要是感染性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和寄生虫病占主导地位，但之后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医学界的难题。据2007年9月份美国人口普查局报道，美国人目前期望寿命值已达到77.9岁，而在1955年该值为69.6岁，1995年上升到75.8岁。但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值仍排在全世界其他40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与人类寿命大大延长以及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相应，引起死亡的前3位疾病现在已是心脏病、癌症和中风。现代生物医学发现了自身理论和实践在理解和解决人类健康和疾病方面的不足，如对一些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无力干预等，这是其愿意接触和接受中医药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与对抗医学理论互补的中医学在这方面给人以希望，所以，许多发达国家西医师同时也是针灸、草药等治疗的研究者和实施者。
2.2 新化学成分和结构的发现需要更多物质及思路方法源泉
化学药物研发费用大、周期长。成功研制一个新西药在美国一般需要花费5～10年的时间，3～1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因此，化学药物特别是新药价格居高不下。但更让药学专家一筹莫展的是，采用传统方法寻找新的化学结构或成分难度越来越大，经常在筛选成千上万的药物后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有效的成分，或者用之于动物后发现其极大的毒副作用而被迫放弃，致使新药上市的速度越来越慢，2003年全球新药推出的数量只有27个(包括18个化学结构全新的药物和9个具有新的生物活性的老药物)。
如能用已知的中药功效来指导新药研制就会使整个过程更加有的放矢。如1874年德国药物学家施密德伯格从传统治疗水肿的洋地黄植物中提纯洋地黄毒甙，并成为使用至今的抗心衰药物。同样，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肘后备急方》对青蒿作用的描述启示下，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已知抗疟药物的结构和作用机制的成分——青蒿素(artemisinin)。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先进分析检测仪器、提取分离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辅料的发展，中药的作用机理、有效成分也将日渐明确，这将为新化学药物的研制提供更多信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中药中分离、提取的有效成分属于化学药物，这仅是发现化学新药的捷径和有效手段，而不是发展中医药的捷径与最终目的。因为该类新药完全丧失了中医药整体治疗、药物相互配合以增效减毒等中药属性，而具有了化学药物由于单一的分子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耐药性。同样是青蒿素，使用之初它具有很强的抗耐药性疟疾的作用，但到2006年，WHO却因为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严重耐药性，出于对患者安全考虑，要求全世界制药企业终止上市和销售青蒿素单剂药[1]。
2.3 西方国家医疗保障体系面临日益突出的医疗负荷问题
西方国家的医疗费用水平上涨很快。如美国2003年的国民医疗总开支高达167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例超过60%。尽管如此，美国2003年未受保障国民仍占15%，达4500万美元，另有数以百万计国民保障不足。这些上涨的费用最多的是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它们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而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但其巨额的医疗投入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总之，医疗费用的持续增长，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一项巨大财政支出，一些国家政府或保险业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鼓励传统医学的发展。
2.4 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让患者难以耐受
目前，强有力的证据已表明现代医药经常是弊更甚于利。据美国营养研究所的报告《医药源性死亡》(Death by Medicine)称：“谨慎开展研究的发现令人吃惊，即对抗医学本身是导致美国人死亡的首位原因。每年近220万美国住院病人对处方药产生严重毒副作用，超过11万的美国人死亡(医疗费用达120亿美元)。而医药治疗不当每年可造成近80万美国人死亡，即医药源性死亡，其经济费用高达2820亿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心脏病与癌症的死亡率。”[2]WHO也发现：“全世界有1/3的病人不是死于自然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治疗。”随着医疗的进一步人性化发展，公众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期盼，并把目光转向了传统医学，而讲究高生活质量、个性化服务、远离化学人工制品的中医药医疗体系为其提供了一个较好选择。
2.5 西方人对现代科学技术产生质疑
有专家认为，中医药在欧洲再次兴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临床效果，而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在的生化医学。中医学特别是针灸能够在西方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3]。因为西方人感受到了针灸等传统医学的独特价值，或者说是弥补了西方人在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上的不足，他们才会愿意接受其治疗。由于社会的人口结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和健康理念等发生转变，对抗医学遇到新一轮疾病病种的挑战，并存在限制自身发展的问题，囿于其实证主义的理论本质，难以在固有的发展途径中找到合适的解决之道，所以，西方国家存在主动吸收中医学知识的驱动力。
3 结语
中医药这一知识体系在古今不同时期的传播有着重大差别，因为全球的科技背景、经济实力、政治格局、意识形态、环境资源等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巨变。明晰中医药知识的主动传播与主动吸收的区别和特点，将更利于我国整体上把握中医药国际化的目标、走势、方向并强化已有的优势，指导制订一整套和谐的战略部署，到达希望的彼岸。
参考文献
[1] 杜德安.单剂青蒿素出口受阻，国内企业面临危机[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6，1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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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对于医学生来讲，是将来进入临床工作的必经之路，通过临床实践，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并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培养科学、规范的临床思维能力。临床教学是培养医学生进行角色转变的关键环节，通过教学能提高医学生的知识储备，为日后的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但传统的以临床经验及医学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探索新型的、科学的的教学实践模式刻不容缓。近年来，循证医学理念在临床上迅速兴起，其对于指导临床实践和教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有效方法。为了探究循证医学在外科临床实践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阐述如下。
1循证医学的概述
循证医学（EBM）又称实证医学或证据医学，本意是指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为在现有的、科学的临床研究证据及个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临床疾病进行决策。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研究者首次对循证医学进行了阐述，提出制定临床诊疗措施应依据大量的随机对照试验，对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指导临床实践。其后加拿大研究者对循证医学概念进行了概括，循证医学是指慎重、明智、准确的应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数据，在充分结合医生的专业技能及临床经验，以及患者的个人价值和愿望的基础上为患者制定临床诊疗方案[3]。循证医学与传统医学具有较大区别，传统医学在诊治患者时更加注重临床资料、临床经验及相关的临床知识，而循证医学是在其基础上强调科学研究证据的重要性，其更加科学、规范及合理。随着循证医学概念的不断发展，其已在临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循证医学在外科临床实践中的作用
在传统临床医学教育中，医生在诊治患者时更加注重个人的临床经验，并在教科书、研究文献及高年资医师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处理，导致了某些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能被普及。循证医学是对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它要求医生以临床最新科学证据为指导，在充分结合患者意愿及医师经验的基础上，谨慎、科学、明智的为患者制定临床诊疗方案。要想真正将循证医学应用到外科临床实践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点原则：①通过详细、全面的检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确立问题。②为了解决确定的问题，对相关证据进行搜集及系统性评价。③依据收集的循证医学证据，对制定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措施进行不断调整。④充分运用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及新的临床诊疗方案对临床实践进行指导。目前，在疾病的临床治疗方面，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RCT）及系统性评价方法已成为循证医学判定某种治疗方法有效的原则，根据大样本观察、对照组设立、随机双盲试验等要求严格进行临床研究，从而获得科学、可靠、客观的临床结果。
3循证医学在外科临床教学中的作用
循证医学建立的基础为发现、提出及确定问题，其主要目标为解决问题。外科临床教学更应注重对实习医师的启发及指导，使其形成一定的临床思维能力，为日后的临床实践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传统的外科临床教学模式过于单一与枯燥，实习医师积极性不高，对问题的思考及解决能力较差，一味的灌输式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对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要求。外科循证医学的引入，能将问题导向模式进行应用，通过问题的抛出，能激发实习医师的好奇心和兴趣，使其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研究与讨论，并在教师的逐步引导下，分析、总结相关论点与证据，进而得出最为满意的结果。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能转化实习医师的学习模式，使其更加科学、灵巧的掌握知识，并形成自身的、独特的思考模式，为日后的外科临床实践打下夯实基础。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比较，以学生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外科循证医学教学方法效果更好，学生对外科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从原来的60%以下上升至90%以上，且患者的满意程度从原来的85%上升至98%以上，极大的改善了诊断的可靠性和治疗的有效性。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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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证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临床教学
【中图分类号】R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251-02
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1]。它提倡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床实践和经验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起来，将最正确的诊断、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服务于每位具体患者。临床实习是将理论知识联系实践或应用于实践的开始，对于医学生进入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循证医学和传统临床医学教育模式的比较
循证医学不同于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病人。循证医学并非要取代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医学专业知识，它只是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2]。 我国传统医疗模式是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临床经验为指导制定医疗决策的。其运作过程是医生知识经验在临床的再现、验证和重复运用，实质上属于经验医学的范围。传统临床医学教育模式与这种医疗模式高度一致，突出教师、课堂、教材三中心，强调以传授知识、经验和技能为目的，以培养知识经验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其弊端主要是学生用大量时间积累知识，而没有创造性的实践；教师或上级医生在完成临床医学教育的过程中重在知识的灌输，并注重知识的完整性、连贯性；强调教师的主导性，而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传统临床实习阶段，实习医生看一看典型病例和阳性体征，能够验证理论和增加感性认识，再加上教师结合典型病例把课堂上讲过的内容重复一遍，实习医生可以对疾病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这种机械、刻板、缺少领悟的教学方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限制了临床实践能力的发展，难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2.循证医学的定义
David Sackett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目前可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长期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完善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出具体的治疗方案”[3]。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在医疗决策中将临床证据、个人经验与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三者相结合。循证医学为临床医学教育改革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从临床医学教育角度看，循证医学既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又是在这种认识方式指导下为临床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不同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新的临床医学教育观。其实质是一个新式高效的终身学习和主动学习的临床医学教育模式。
3.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的重要性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具有重要作用，对学生毕业后从事临床工作有较大影响。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步，是医学基础课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对巩固课堂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等临床思维能力能力尤为重要[4]。所谓临床思维能力是指把理论课所学的基础知识融会贯通于临床实践中，对具体临床现象进行分析和思考，最后作出符合实际的判定能力。具备这种能力是一个临床医生独立解决临床问题的基本保证。而实习阶段正是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重要阶段。实习过程就是临床实践的初始过程，应注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指导其临床实践，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还会为进入临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循证医学在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践过程中大致可分为：（1）针对患者提出的临床上需要解决的痛苦，明确具体问题；（2）检索含有与临床资料相关的所有颌面外科学文献；（3）严格评价所收集证据的合理化和实用化；（4）根据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患者的愿望要求相结合评价结果，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5）对治疗疗效进行长期追踪随诊并进行再评价。
4.何适应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在口腔颌面外科临床中的诊断，治疗方案，处理及其预后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用循证医学来解决。比如：关于放射性骨髓炎的诊疗。首先面对就诊原因，临床表现及其危害性等进行文献检索，查寻采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相关的论文，同时也应重视其并发症（如颌骨病理性骨折，神经损伤，术后出血及感染等），应该慎重的按患者要求做合理的决定性治疗方案。在治疗后，应做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并行追踪观察。统计其放射性骨髓炎的患病率，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特别是病理性骨折的发生率，神经的损伤率及其此在处理后的恢复率。认真评估手术治疗的价值及意义，并为系统评价提供一定的资料。再如唇裂的手术修复治疗。手术目的： 是尽量恢复唇、鼻部的正常外形和功能。正常的唇、鼻部有如下特点：两侧鼻孔等圆等大，鼻尖及鼻小柱居中，鼻翼不塌陷，上唇两则高度相等、对称，红唇丰满、唇珠微突、唇红缘呈弓背形。患儿适应于手术的基本条件是：一般健康情况良好，无明显贫血，无上呼吸道感染，局部及周围组织无感染。目前具有争议的是手术时机，一般认为单侧唇裂在婴儿出生三个月左右手术为宜，双侧唇裂推迟到六个月。再次，手术方法也较多。现在，在循证医学中根据唇裂具体情况在取证分析后采用一种最适合患者的手术方法和手术时机。其实，在面对错综复杂较困难的问题时往往可以在循证医学中寻找答案，众多临床医师把循证医学和口腔颌面外科紧密联系起来，一定会将口腔颌面外科推向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域。许多口腔疾病的临床症状较重变动较大，轻型患者一般很少就诊。一位合格的口腔医生对于任何病例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必须知道并了解不同治疗方案对病人好转的可能性，需要明确各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医生选择治疗方法或做出治疗意见均可在所需的资料证据中获知。其实，实践循证医学在口腔外科临床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将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溶为一体，使我们临床医生常规地更新知识，提高临床医师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并在使用资料时更加严格，同时也增加临床医生在做出决策时的自信心，同样也聚焦了所有临床医生的力量和去发展口腔颌面外科学。
5.提高综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口腔颌面外科教师队伍建设。临床教师不但要在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层面上努力，更要在教学思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上下功夫，重视向学生传播先进的循证医学思想。临床教师要认识到，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医学发展的趋势[5]。要充分认识循证医学的本质、意义、价值，熟悉循证医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主要程序，掌握实践循证医学的各种知识、技巧，并改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不但要在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层面上努力，更要在教学思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上下功夫，重视向学生传播先进的循证医学思想。教师要认识到，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医学发展的趋势。要充分认识循证医学的本质、意义、价值，熟悉循证医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主要程序，掌握实践循证医学的各种知识、技巧，并改进临床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在实施教学过程中更新以下观念：①从传播临床知识转变为教会学生学习；②让学生从死学转变为巧学；③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求学；④从短期充电转变为终身教育；⑤变知识经验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创新开拓型人才培养目标。
总之，做为口腔外科从业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这门学科，积极进行循证实践[6]，不断善于寻找评价运用证据，以自己临床实践，为循证口腔颌面外科学提供最佳证据，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的防治口腔疾病，减轻病人的痛苦，促进人类口腔健康。
参考文献
[1]Sackett DL. Evidence？鄄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J]. Br Med J， 1996，312（12）：1371
[2]Newman MG. Improved clinical decision？鄄making using the evidence？鄄based approach[J]. J Am Dent Assoc， 1998，129 Suppl：4S-8S
[3]McGivney GP. Evidence？鄄based dentistry article series [J]. J Prosthet Dent，2000，83 （1）：11-12
[4]史宗道，石冰，陈娥等.在我国口腔医学领域应用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和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循证医学，2001，1（2）：102
[5]Wataha JC. Biocompatibility of dental casting alloys： a review [J]. J Prosthet Dent，2000，83（2）：223-234
[6]Evidence？鄄based medicine methods and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paper devoted to degenerative lumbar and sacral spinal stenosis. Zh Vopr Neirokhir Im N NH Burdenko.2012；76（4）：64-8； discussion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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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骨科；康复；价值
1 骨科康复治疗发展及现状
1.1 骨科是研究人体运动系统疾病，以功能康复为目的的学科。骨科的治疗和康复是统一的整体，当前骨科临床治疗方面存在重治疗轻康复的现象。经常表现为医护人员粗枝大叶地指导和家属的简单帮助模式，康复的效果有限[1-2]。首先，主要原因是对骨科康复知识的缺乏以及足够认识；其次，害怕出现骨折再移位，简单认为在骨折复位后只需保持现状，直到骨折愈合。康复医学的概念于20世纪中后期才正式确立，成为医学领域的一门专门学科。虽然康复医学起步较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疾病患者对健康恢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进而促使康复医学迅速的发展。由于康复水平与骨科学发展的不平衡[3]，经常出现康复水平与骨科治疗不能有效的结合。表现在骨科的早期治疗中，因手术方法、固定方法和材料以及医疗水平制约，骨科医生对康复理念不甚了解，不允许骨科患者从事相关活动，骨科患者往往只是被动接受骨折的愈合，从而延缓骨关节的功能恢复。
1.2 在现代康复医学出现以前，国外学者就已经重视骨关节和骨折患者的康复锻炼。骨科促使现代康复医学的诞生，关节体操、矫正体操、以及器械训练都成为康复治疗的基础[4-5]。康复医学的发展促使骨科康复医学诞生，明确康复医学与骨科医学的紧密关系，在治疗理念的一大突破和进步，同时也是康复医学和骨科医学相互融合、吸收的结果。当前，康复医学的发展呈专业化趋势[6]，包括骨科康复医学、心肺康复医学、神经康复医学、烧伤康复医学、小儿康复医学、老年康复医学等。随着康复医学在骨科治疗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更多的骨科医生认识到康复医学与骨科治疗相结合的重要性。
1.3 骨科康复医学是一门医学应用学科，通过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等一系列方式，使骨科患者尽快恢复健康，提高骨科治疗的效果。但过度的运动锻炼易导致过度训练综合征，原因是[7]骨科患者对肢体和关节用力不当产生的炎症，如肌肉、韧带、肌腱等损伤，引起肌肉不平衡加剧、骨关节变形等。因此，需要正确领悟现代骨科康复理念，合理运用现代骨科技术，将临床骨科与康复医学理念有机结合。针对骨科疾病特点，将骨科治疗技术与康复理念结合总结出科学、有效的方法。近年来，生物力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发展迅速，并与骨科学紧密结合，出现了大量新的康复手段，进一步提高了骨科疾病的疗效。
1.4 骨科康复治疗基本疗法是运动疗法。骨科康复运动疗法是在明确患者疾病性质，制定相关的治疗方案[7-8]。首先对运动功能进行检查，包括：肌力检查、步态检查、关节活动度检查、神经肌肉电生理检查等，用以制定相应的运动方案。运动疗法包括：①关节活动度练习- -主动、被动、关节功能牵引和助力运动；②肌力练习--保持肌肉功能的专门练习，肌力小于3和大于3分别采用肌肉电刺激和抗阻运动；在进行抗阻训练时要掌握好力度与节奏；③持续被动运动--使用康复器械对关节进行连续缓慢被动运动。可加速关节血液循环，促进软组织修复，减轻关节疼痛。
2 中医药在骨科的康复治疗
2.1 骨折的预后以动静结合为主。①早期药物治疗 西药用于消炎镇痛，中药用于清热凉血如五味消毒饮、犀角地黄汤等；行气活血方面如柴胡疏肝散、顺气活血汤等；亦可用外用膏药如消瘀止痛膏之类，适用骨折初期疼痛。还可以用物理疗法，如温热法，能够起到促进血液循环、局部去痛等作用。②骨折中期的康复治疗 由于骨折中期已较稳定，在原有活动量基础上适量增加，加强肌肉抗阻训练。中药易接骨续筋及和营止痛为主，如续骨活血汤、和营止痛汤、接骨丹；外敷膏用如接骨续筋膏；还可辅以中草药熏洗等；在骨折15天后其活动量逐步增加，在医护和家属帮助下活动范围逐步增大，上肢感觉肌肉有力，骨折处无疼痛感，能完成一些基本的动作，关节的伸屈，避免骨折产生剪切方向运动。③骨折后期的康复治疗 在后期骨折已基本愈合，应提高关节活动量，增加肌肉力量，同时 辅以抗阻训练。中药以养脾胃，补气血为主，常用中药有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四物汤等。用以增强患者关节活动，使肌力和关节活动范围增大。可采用自身重量法、负重和不负重训练法[9-10]。在此锻炼期间，首先进行热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减轻肌肉紧张。并配合针灸、推拿，局部以阿是穴、手足以阳明经穴，使血液循环，经络疏通，减轻肌肉痉挛。推拿还可以增加患者抗阻运动，增加关节运动范围。
2.2 中医食疗法在骨折的康复中可促进骨折愈合。例如①黄豆5两，猪骨头2斤，加姜盐用文火煮烂后食用；②赤小豆加红糖适量煎熬，服用；③黄芪半两至一两，煎熬取汁，加粳米2两，早晚服用。骨折患者饮食要注意几点：①现代医学实践证明[11]，骨折病人吃肉骨头不能促进早期愈合，相反会推迟。原因是只有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以骨髓、骨膜的作用促使受损伤的骨头再生。肉骨头的成分是磷和钙，若摄入太多，使骨质无机质成分增高，导致有机质比例失调。因而对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②忌偏食，骨折患者有局部充血、水肿、肌肉组织损伤情况，机体的修复由摄入的营养素来保证实现。③在骨折初期服三七片来控制积血、消肿，局部出血。在一周以后，若继续服用会使局部血管血液循环不畅，对骨折恢复愈合不利。
3 展望
随着现代康复医学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医学也融入了现代康复医学的治疗和评估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传统的中医康复包括：中药疗法、饮食疗法、针灸疗法、传统物理疗法、环境疗法、推拿疗法等，通过大量实践与研究，其效果和理念与现代康复医学相一致。因此，中西医相结合在骨科康复治疗中行之有效，具有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 杨勇，骆艳红，曾本强等.骨科-康复科治疗单元模式治疗不稳定性胸腰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3）：2692-2694.
[2] Babak Shadgan，W. Darlene Reid，R. Luke Harris et al.Hemodynamic and oxidative mechanisms of tourniquet-induced muscle injury：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or the orthopedics setting[J].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2012，17（8）：1-8.
[3] 席明霞，郑雯，陈银娟等.13家医院236名骨科护士康复护理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报 ，2013，（15）：26-28.
[4] 黄莉.骨科康复训练护理活动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1，27（19）：16-18.
[5] Adali，N.，Mars，M.，Petrie，A. et al.Presurgical orthopedics has no effect on archform in unilateral cleft lip and palate[J].The Cleft palatecraniofacial journal，2012，49（1）：5-13.
[6] 白跃宏.骨科康复研究进展与展望[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13， 21（9）：849.
[7] Milan Zdravkovic，Miroslav Trajanovic，Milos Stojkovic et al.A case of using the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for custom orthopedic implants manufacturing[J].Annual review in control，2012，36（2）：318-326.
[8] 万大千，徐义明，白跃宏等.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在膝关节活动受限康复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2，16（4）：597-600.
[9] 罗汉华，农文恒.关于骨科康复在临床教学实践中的思考[J].甘肃中医，2011，24（4）：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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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义作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之道，有别于农耕时代的自然主义，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跃升。一方面，它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技术主义的生存方式也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困境。技术主义所引发的困境渗透至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医学也难逃其厄运。早在20世纪初，卓越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Osier）就非常尖锐地、切中要害地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1］
1何谓医学技术主义
医学技术主义实际上是科学还原论和科学决定论的混合体。医学中的还原论认为：人体的一切都可以还原为化学的和物理的物质运动，还原为分子和亚分子，认为人体的疾病和健康都可以通过物理的、化学的方法得到解决。科学决定主义（或称技术决定主义）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以技术主义社会学面貌出现的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生命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将产生“技术统治者的社会”。当前医学技术主义的思想，与科学决定论直接相联［2］。医学技术主义的巅峰，使医学技术成为一种凌驾于所有诊疗手段之上的绝对标准：以技术的眼光看待医疗过程，技术至上，使人囿于技术视野；以经济效率为准则评价医疗结果，追求功利，成为纯“经济人”；以“物”为尺度，疏忽了人的道德情怀、价值理念和自由维度。
2产生医学技术主义的原因
2．1机械唯物论对临床思维的影响机械唯物论者以机械论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周围的一切，以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和运动，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度量的机械运动。由此带来的生命机械论正是机械唯物论在医学中的体现，生命机械论者认为：人体的生老病死，也是由于机械运动的结果，把人看作是与自然物体一样，是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度量，把心脏比作机器上的发动机，骨骼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杠杆和齿轮，疾病就如同机器中的“发动机”、“杠杆”和“齿轮”等失灵后出现的结果。机械唯物论下的医学技术主义有助于人们从物质及运动的角度去思考、寻找导致生老病死的原因，但是它不能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人体及疾病，对患者的诊断犹如盲人摸象，由此，涌现出许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案例。
2．2医学技术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技术原本是人的技术，即技术的主体是人，医学技术也应当如此。随着呼吸机、起搏器、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术（ComputerizedTomography，CT）以及磁共振显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等现代诊疗技术的应用，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医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主义也得到了急剧地膨胀，技术客体发生了“主体化”的过程，正如杜治政所言：“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的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达到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3］其具体表现就是医学技术主义者不再考虑技术的适用性，而是考虑如何为“高新技术”拓展市场，收回成本，赚取利润。在医学技术辉煌的征程中，还深藏着人“主体”的危机：在诊治过程中，“望、闻、问、切”被实验室指标所替代，扭曲患者的主体地位，将其“客体化”。医者脱离病人去治“病”，忽视了对患者人格的尊重，忽视了除生物病因以外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心理行为等众多致病因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去制造、去处理。”
2．3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忽视技术既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相互对立的价值特性就是技术价值的二重性［5］。追求高新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诊疗水平，但是，所承担的医疗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高新医学技术在改造人体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传统医学具有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满足于对人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在各个层次上实施对人体的根本改造。所以，高新医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也就会随之增多，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缺乏对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全面认识，医学技术主义者往往只重视“春雨贵如油”之“喜”，而忽视“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医学之“痛”。抗生素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攻克感染性疾病的曙光，而抗生素的滥用也带来了耐药性的问题；试管婴儿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方式，也带给了人们伦理学的追问；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使疾病的治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拷问。
2．4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医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仅仅以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衡量医学是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技术理应具有“人性”，而且应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媒介”。因为，科学的特点是在研究过程中极力避免人的主观因素，而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之中应赋予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考虑技术的价值问题。然而，由于当今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单纯追求技术已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潮流，对患者的社会属性、心理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则熟视无睹，并进一步演变为单纯以技术论成败的医学技术主义。
3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
医学技术主义使医学技术成为评价医学的绝对标准。由此，导致了医学的物化，医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退化，并引发了为追求“技术红利”最大化而派生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医患诚信体系也受到了前未所有的挑战。医学技术主义自身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了否定自己的因素：它力求通过医学技术来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人类却对技术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依赖。社会为此付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代价：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已经走上一条昂贵的、人们无法接受的道路；另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面对当前疾病谱的变化，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更为甚者，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命的干预，使“自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分裂：生命科学技术对“自我”肉身存在的改变致使自然自我走向虚无；控制技术的意志反过来为技术所控制，导致精神自我的绝望与迷失［6］。
4医学技术主义的救治之道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品尝了医学技术主义的苦果。作为有责任感的医学家，卫生部门管理者不可以只关注医学技术领域里的竞争、加冕与狂欢，而应该从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调整技术的适应性与先锋性的张力，来规划医学的技术节奏、人文标杆、社会价值，来端正医生的职业形象［7］。正像爱因斯坦指出的，“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8］38面对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需反思医学技术主义形而上之本质，并从医学教育、诊治思维、从医理念以及系统论的应用等方面予以救治。
4．1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医学技术主义思想的流行，割裂了医学的技术属性和人文属性。这与医学教育重专业知识的灌输，轻人文教育的滋润不无关系。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激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以及鲜明的洞察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310。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9］。作为医学教育，有必要加强对医者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培养医者批判性思维；重视医学生的文化修养；使医者成为真理的践行者、至善至美的追求者。唯有如此，才不会使医学迷失方向，也不会在技术异化的路途上走得太远。
4．2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融合医学应该包含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技术活动和与形象思维相关的人文活动。然而，技术主义者形象思维相对缺乏，在医学诊疗时，操作机械化，过程程式化，见病不见人，匠气十足。要救治技术主义，必须加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融合，用价值概念为逻辑思维的践行指明方向。价值概念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它涉及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未来命运和全面发展的探索。用价值概念来评估医学，评估各种逻辑技术，有利于对某一医疗技术作出全面的估价。医者应当依赖形象思维，通过技术手段为患者赢得健康之体魄，自由之生命，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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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文献;评价体系;证据分级
1医学文献的定义及类别
“文献”一词出现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关于文献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八佾》。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献”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文献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文献的具体定义尚缺乏统一的定论，《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定义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资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载有知识的一切载体”［2］。有学者将文献定义为“文献就是将知识、信息用文字、符号、图像、音频等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3］。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一定的载体、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这4个方面构成文献的基本要素。医学文献(medicalliterature)就是与医学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按照文献的研究类型分为:系统评价、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研究、病例报告和专家经验总结等。决定文献质量的关键部分:研究有首创性或提供了新证据、研究对象的选择合理、科研设计合理、偏倚得到有效控制、研究样本量足够大和研究的时间足够长。然而医学文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该文献必须有一定的价值，而且有可靠的等级评价体系。医学文献的价值就是根据其文献内在及外在真实性及临床意义的重要性去评判，是根据医学研究的方向不同确定评价的原则和方法［4］，其中内在真实性是文献评价的重点。
2西医文献评价体系
2.1证据分级
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证据分级概念，将随机对照研究的质量定为最高，并引入内部真实性和外部真实性的概念。证据分级为西医识别文献可靠性的准则。最初3级标准:1级: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RCT);2级:1级和3级中间的类型;3级:专家经验。老5级标准:1级:收集所有质量可靠的RCT后做出的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结果，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2级:单个大样本的RCT结果;3级:设有对照但未用随机方法分组的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4级:无对照的系列病例观察;5级:专家意见、描述性研究和病例报告。新5级标准:1级:治疗/预防，病因学/危害;1a:随机对照的系统评价;1b:随机对照;1c:全或无病案研究;2级:对例或随机;2a: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2b:队列研究或较差随机对照研究;2c:“结果”研究;生态学研究;3级:病例对照;3a:病例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3b:病例对照研究;4级:单个病例系列研究;5级:未经明确讨论或基于生理学、实验室研究或“第一原则”的专家意见。新9级标准:1级:系统评价/Meta-分析;2级:随机对照双盲研究;3级:队列研究;4级:病例对照研究;5级:病例系列研究;6级:病例报告;7级:概念、述评、意见;8级:动物研究;9级:体外(试管)研究。文献的证据分级是评价文献最可靠的标准，上述几个历程是文献评价证据分级的历史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科技的进步，评价的方法进一步细化，由最初的3级标准逐步演变成新9级标准，每一次的改变都意味着评价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对文献的要求更加严格，更有利于临床的实用性。
2.2文献评价的流程及常用工具
对于文献内容的评价首先要区分是随机对照试验(RCT)还是非RCT，两种不同的文献所用的评价指标及方法各有不同，评价文献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研究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和工具。RCT文献评价的指标:1)研究对象(样本量、纳入标准、基线情况);2)随机过程;3)盲法;4)分配隐藏;5)干预;6)统计方法;7)随访。涉及RCT的评价工具有很多，但常用的且公信性较高的有CONSORT声明、Jadad量表、Chalmers量表和Delphi清单。非RCT文献评价的指标:1)研究对象;2)对照的选择;3)偏倚;4)暴露;5)混杂因素;6)统计方法。应用较多的评价工具有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质量指数(qualityindex)、Reisch评价工具、DownsandBlack清单、Anders评价工具和Baker工具等。文献的评价无论是采用哪种方法都应该根据研究的方向和本学科的特色，合理运用评价的工具，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CONSOTR声明推出后，被全世界500余家医学杂志引入稿约(包括167家高影响因子杂志)［5］，可以根据这个声明指导研究者、评审专家和编辑等人员对RCT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价和鉴别。目前，国内外很多著名医学期刊都采用CONSORT声明的要求规范RCT的报告，例如TheLancet(《柳叶刀》)、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和BritishMedical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等［6］。在美国申请NIH资助、英国申请NHS资助和在中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均必须提供系统评价的研究结果。
3中医文献评价体系
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有其本身的理论体系，目前中医文献尚缺乏自身的评价方法，仍然是借鉴西医文献的评价体系，但尚需进一步规范和验证。
3.1证据分级
中医学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医学，古代医家经验传承是中医学自身的特点，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源于临床研究的临床证据比较少，所以中医文献的证据分级难以建立。有研究者［7］提出了一些建立中医特色证据分级体系的思路:古代医家经验质量评价体系，古代医家经验数据库，证据体的证据分级体系等，但由于中医学的特殊性，及古代医家经验传承的独特性，使得这3种方法的建立都有困难，难以推广;最终又提出了应建立符合中医特色证据分级体系，要从古代医家的经验入手，选择经典方剂及治疗方法，结合中医专家意见，制定相应的证据分级，大概分为5个等级。Ⅰ级:大样本，随机研究;Ⅱ级:小样本，随机研究，结果不确定;Ⅲ级:非随机，同期对照研究和基于古今文献的中医专家共识;Ⅳ级:非随机，历史对照和当代中医专家共识;Ⅴ级:病例报道，非对照研究和专家意见。
3.2文献评价
中医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根据不同的症状确定治疗的方案，方药的配伍原则是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就可以从辨证论治为切入点对文献进行评价，分为辨证论治的研究，非严格辨证论治的研究，非辨证论治的研究。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再根据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综合评价。中医文献评价体系起步晚，依据不完善，证据等级和评价的方法还处于研究阶段，亟待补充，以便进一步发挥我国传统医学的优势，更好服务于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