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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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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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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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富论》作者是亚当·斯密。

3、《人口原理》作者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4、《政治经济学概论》作者是让·巴蒂斯特·萨伊。

5、《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者是大卫·李嘉图。

6、《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作者是西蒙·德·西斯蒙。

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者是弗里德利希·李斯特。

8、《政治经济学原理》作者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9、《资本论》作者是卡尔·马克思。

10、《政治经济学理论》作者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1、《国民经济学原理》作者是卡尔·门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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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2]卢梭.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53.

[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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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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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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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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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编写落后

教科书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授课的重要载体，但当前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较为落后，其主要内容陈旧，未能紧密联系实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脱节，因而学生在学习中没有热情，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厌恶政治经济学的现象，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经济学原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未能推陈出新，因此，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二）教学方式落后

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未能从历史的高度讲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演化与发展，从而使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较为单一，存在过多的死记硬背式考核方式，未能有效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考查，使得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也是其吸引学生的所在，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是较为隐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需要使得学生感受到其内在逻辑的严密及内在的逻辑美。

（三）学校重视不足

由于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中的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已有所衰落，而年轻一代的高校教师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已较为罕见，已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同时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研究经费削减、课时减少等问题，体现了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存在重视不足问题。这与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分重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各大高校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

（四）学生学习热情低落

目前，各大高校学生对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不高。现有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专业课（例如西方经济学）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目前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对于今后走向社会及学术研究不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忽视对此课程的学习。

二、多维视角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现实路径

（一）教材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授课的重要工具，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总结其规律，使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纳入其学科内容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时需要自觉运用中国的优秀文化与语言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历史入手创造性地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与发展，做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改革还需要与时俱进，与西方国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例如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以及《21世纪资本论》）相结合，联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与发展。

（二）教学方式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动力

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教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善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及科研水平。一方面，各高校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培训力度与水平，建立激励机制，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需要跳离死记硬背的考核模式，应偏重于考核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课程，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其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互动型教学模式，从而为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

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习积极性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教材与教学方式的改革都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授课教师需要提高课堂互动的频次，理论联系实践，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得高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学习政治经济学。

（四）学校的重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我国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无疑会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引导授课教师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建设与研发积极性，增加、改进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同时需要邀请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值得强调的是，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学方式、教材改革、学生学习热情、学校重视都有利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同时，通过教材改革也可以推动教学方式的改革，因为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依教材而改变，而教学方式中的创新同样有利于教材的改革；教学方式的创新与改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反之，高涨的学习热情会使授课教师更加认真备课，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学生学习热情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反之，学校的重视也同样可以引起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可以推动高校携手合作组织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性编写，而教材的改革将会重新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视。因此，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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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是马克思为这部手稿拟定的总标题。“1861-1863年手稿”发表之后马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般被当作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和《资本论》第4卷的唯一草稿。然而，由于这部手稿的篇幅巨大、内容庞杂，对“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个世纪过去了，“1861-1863年手稿”仍然被视为一部杂乱的手稿，缺乏哲学上的整体研究。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体上以原始状态公开发表。新的编排方式不仅保留了过去发表过的全部内容，而且马克思为了整理思路而写下的插入部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为“1861-1863年手稿”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一、“1861-1863年手稿”与“资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1861年初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定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定的总标题，同r也是马克思1857-1863年间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手稿”是最后一部以“资本一般”为题的文本，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因此，为了完整地呈现和理解“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理论结构和逻辑线索，需要综合考虑马克思在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间创作的与“资本一般”相关的全部文本。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自己发明的概念，由两个范畴组成：“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资产者预付的、用于营利的货币；“一般”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指的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资本一般”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对资本概念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资本，另一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用从价值理论出发解释资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资本是一种既成的现象，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就主要集中在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价值理论上，政治经济学就表现出了其方法论的共同缺陷；他们都把价值当作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价值本来只是人的一种观念，价值的客观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价值本身是一种观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通过对物的考察无法理解价值的真实含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还原论方法无法认识价值的规定性，对价值的科学理解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才能实现。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完整地运用辩证法批评了将价值作为既定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的创造物，它如何能获得一种客观性的外表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在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框架内，如果一种抽象观念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那么这种抽象观念以及它演绎出来的所有规定就都了具有客观的必然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方法颠倒了过来，提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思路：作为观念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者，恰恰意味着价值概念已经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对抽象的价值概念进行辩证演绎，从而呈现价值概念全部的具体规定；马克思认为，这些具体规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价值观念存在的历史前提――的科学表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念具有现实的必然性；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这些具有“客观”外表的观念的历史性前提。

按照大致的写作时间顺序，“资本一般”文本群由七个独立文本共同组成，它们分别是：（1）一个编号为“M”的单独笔记本、（2）编号为A-C的序列笔记本、（3）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4）一个标题为“引文笔记”的单独笔记本、（5）一个标题为“资本章计划草稿”的单独笔记本、（6）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一般”的序列笔记本I-XXIII、（7）标题为“补充笔记”的序列笔记本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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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地方院校，基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下同）课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教材编写的固化，以及生源状况与师资结构的特殊性等，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致使部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真谛理解不够、领悟不深，以致更多地把其当作政治性、意识形态类的批判性课程，而对其与时俱进的品质，如承认市场竞争、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重视不够，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极不利于学生对社会转型期某些重大改革问题的认知，不利于其自身的社会适应性，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阻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因而对该课程的改革必要而迫切。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本身：内容抽象、逻辑性强、有争议点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基础是马克思撰写于19世纪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内容主要是从商品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涉及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等。该课程内容比较抽象，语言较为生涩，需要学习者具备高度抽象的阅读理解能力。比如，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价值的构成与创造、资本的循环与周转、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农产品按社会生产价值出售等内容的描述就属此类。其次，知识点前后关联度大，逻辑性强，需要学习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如若没有一个宏观的体系框架做指引，前面的知识又不理解、没记牢，就会严重影响对后续知识的领悟和掌握。再次，一些论点在学术界存有争议，需要学习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去伪存真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品质。比如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公有制企业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否灭亡、何时灭亡、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所有这些对生源基础相对薄弱的民族地方院校文科生而言，是有很大难度的。

（二）教材编写：假设性案例过多、真实性案例过少

前已提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基础是《资本论》，写于19世纪，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而我们的学生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而且，相对于被大家深切感知和受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讲，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似乎离大家很远，无法受用，这固然与它们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关———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是比较浅层次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但也与教材中案例的多少以及案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贴近程度相关。西方经济学教材特别是一些国外教材中的案例生活气息浓厚，现实性强、通俗易懂；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则大多是假设性的，真实性差、晦涩难懂。正如不少学生所反映的，西方经济学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好学且富有趣味，而政治经济学缺少具体实例的证明，感觉难以理解、深奥、枯燥无味。可见，深奥的理论如果没有真实性案例的佐证，就会导致理论陷于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容易使理论偏离社会经济生活，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三）生源状况：生源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源底子薄、汉语水平不高、学习积极性较低

伊犁师范学院地处新疆伊犁，是一所民族地方院校，录取分数线较低，生源主要为疆内生源（93.51%），其中少数民族生源占三成（30.57%），且其类别大多为“民考民”（70.76%），少数为“民考汉”（29.24%），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2012年计划招生66人，其中“民考民”35人，占到了总招生数的一半以上（53.03%）。而且由于多数少数民族学生长期生活在民语环境（指在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用民语交流，在民族学校由少数民族教师用民语教材、民语授课、民语问答）中，他们对汉语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能力较弱；进入大学后，突然转入陌生的汉语教学环境（指不懂或不熟悉民语的教师用汉语教材、汉语授课、汉语问答），语言上的障碍非常大，影响了其对知识的接收、理解与表达，以及记忆效果。调查发现，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将“汉语水平不高”归为他们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民汉一体化教学”的超前与不切实际，又使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障碍被人为地放大。所谓“民汉一体化教学”，是将民、汉班学生按照学号单双混合编班，由同一位教师进行授课。但由于民汉学生知识基础不同、汉语水平不一，也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高度抽象性，使得教师讲解时在内容多少、理论深浅与语速快慢上不好掌握，最终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和理解。此外，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经济的落后、竞争意识的淡薄及非法宗教活动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科学的追求在整体上相对内地是落后的。

（四）师资情况：双语教师短缺，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较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的有无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所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好坏。基于民族院校生源状况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采用双语教学较为适宜。所谓双语教学，即在教学中同时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字教学，教师用民族语言翻译、诠释所教授的内容，民族语言起辅助和铺垫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但目前的境遇是双语教师严重短缺：汉族教师汉语水平与理论水平较高，但不懂或不熟悉民语；少数民族教师熟悉民语，但在汉语水平和理论知识方面稍逊一筹，这使得双语教学无法实施。此外，教师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需要从事者具有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因为这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态度，影响着教师教学改革与探索的积极性，影响着教师课堂教学设计、教学环节组织、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完善，并最终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但不容乐观的是，部分教师的教学热情在降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在下降，表现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顾教，而对学生学不学不太关心，且多不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钻研教学、探究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三、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材双语化、体系框架化、争论多元化、授课分层化

基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深刻性与高度抽象性，以及民族院校生源状况与师资结构的特殊性，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可以考虑：一、教材双语化。可以由有关专家联合编写一部适合民族地区学生实际，内容上更简单易懂的、较少涉及数学的本土化双语教材（主体部分用汉语表述，页脚或章节之后将一些抽象生涩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语句用民语翻译和注解）作为必要的过渡；或者由从事教学的民汉教师合作出一本关于专业术语民汉对照的辅导小册子，作为少数民族学生课前预习或课下复习的辅助。二、体系框架化。由教材编写者或任课教师将整个课程的体系框架图放在导论部分，或将部分框架图置于篇前或篇后，以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串联和对整个内容的宏观把握。三、争论多元化。针对当前热点、难点，特别是有争议问题，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或在查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组讨论，以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于唇枪舌剑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四、授课分层化。途径可以是由同一位教师授课，针对基础不同的民、汉班学生，在内容多少、理论深浅、语速快慢以及考查层次上有所区别；或者可考虑打破行政班级的自然划分，根据学生汉语水平和知识水平分班，因材施教。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民汉交流的增多，特别是教育领域“民汉合园”“民汉合校”的稳步推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在逐步提高，因而“民汉一体化教学”也是可以预见的。

（二）增加与理论相契合的案例，与时俱进关注时事

理论只有在案例的佐证下，才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和信服力。虽然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用自选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但因水平有限易致所选案例与理论的契合度不高。因此，建议所用案例最好还是由专家经过深入研究、审慎选择后再加入到教材中，以达致与理论的契合。具体来说，除增加教材中历史性的案例以对理论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外，应更多地增加教材中现实性的案例以对理论进行现实性的论证。因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解释现实，指导现实，才能更好地凸显其有用性和鲜活的生命力。而所谓契合性，是指能够真正阐释理论的，不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比如，可以用圈地运动阐释资本原始积累，但却不能用来阐释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原始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强调的是“暴力剥夺”，而资本积累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突出的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此外，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要求任课教师不能仅局限于教材固有内容，而应更多地关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将有关理论创新或典型案例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必要时与学生展开互动讨论。

（三）教学过程辅助情境展示，鼓励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

为增加理论的可感知性和可受用性，需要学生“身临其境”，即进入理论所描述的情境之中，增加切身的体验感。具体做法：一是，在课堂上教师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让学生模拟经济生活中的场景，最后根据场景展示的内容与学生共同总结回应所学理论知识；或者以作业形式课后由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消化吸收后排成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经济小品。这种方法生动有趣，易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可避免空讲理论知识的单调与枯燥。二是，借助一些社团组织，如社会实践与就业指导协会，邀请企业相关负责人跟大家面对面、近距离地讲述企业创建、资本运作以及市场竞争等；或者鼓励学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进入工厂、企业打工实习，获得第一认知，以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更深刻地领悟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助推大学生的多渠道就业，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贡献力量。

（四）探究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低的成因，多管齐下予以解决

部分教师教改积极性低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科研重压使得教师无暇更多地顾及教学。在现有考核体制下，达不到科研标准，无法晋升职称，完不成科研任务，就有被高职低聘的风险。在利益的权衡下，没有多少人愿意更多地去关注教学。二是，陈旧呆板的教学管理束缚了教师的手脚。教师上课要带齐教材、教案、大纲、进度计划等教学常规，要严格按照进度计划授课，否则就有被通报罚款的风险，这种呆板模式化教学的规制和惩罚性的约束使得一些教师倾向于中规中矩授课，规避创新。三是，教师的职业倦怠使然。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及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使得部分教师产生负面情绪，导致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四是，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受社会、学校、家庭中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根本就不愿学，如此，也严重挫伤了教师教学与教改的积极性。鉴于此，要激发教师教学与教改的积极性，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高校，应该有一个明确而科学的目标和定位。既然定位于教学型大学，就应把教学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而不能“唯科研是从”。为此，制度上，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改革现有考核体制，将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分开考核，同时建立并完善教学改革的相关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管理上，要切实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教学环境，并通过设立专职班主任等方式，将专职教师从琐碎的学生工作中解放出来；服务上，要为教师教学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如经费划拨、进修访学机会的提供、软硬环境的改善等。第二，作为任课教师，应常态化地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课程评议等方式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的合理诉求，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加以满足，因为教学过程不是“教”与“学”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单口相声”，而是教师与学生双向互动、彼此交流的“双口相声”。如果教师的“供给”与学生的“需求”不匹配或匹配度不高，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相关各方应协同努力化解民族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厌学情绪，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厌学情绪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多方配合形成融贯性的合力，才可能化解。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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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教学改革 应用型人才

经济学说史是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我院将经济学说史开设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年级的目的在于经济学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及演变过程，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客观性和社会性，又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大一已经开设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大二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放在经济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其他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对比，这样有助于学生构架出完整和客观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有助于学生更宽泛的去理解“西方经济学说”内涵，但在施教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主客观原因，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故笔者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思路，以期对提高高校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一些帮助。

一、建立课程目标与创新目标的统一性

经济学说史贯穿了古希腊至今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大量的时间、人物、事件、著作信息纵横交错，内容庞杂且理论性极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优势在于有夯实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对课程中“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等概念有清晰地认识和掌握，劣势在于无法达到课程延展性的要求，具体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脉络，经济学家的其他经济理论的延伸，都需要经济学的知识点基础，构成经济学体系的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对国家政治环境的建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任何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例如：重商主义是主要研究国家贵重金属储备对国家财富的影响，那个的社会环境强调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完全干预，把金银看成财富的唯一形态，再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延伸到发展自由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对收入分配、工资福利的关注，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后，我们又看到凯恩斯理论指导的政府干预主义。而这些社会经济现象，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展现出来的。反过来看，政治对经济又有着巨大反作用力，表现在指导或者制约经济的发展。

二、开展“学生主导”教学体系改革的实践探索

作为地方院校，正处在应用型转型的进程中，教育人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索思考能力。笔者结合经济学说史的课程特点，通过对知识的理解与概括、创新思维的培养、时间技能的形成三个阶段的运行，采取三个实践方法。

（一）教师平面导入、学生立体输入知识。

建立教师是帮助学生导入内容的角色，而不是满堂灌的机器。通过视频思考、案例讨论、再回归课本三个方位的知识输入，建立眼、耳、口三个感官的知识传导。结合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特点，篇幅较大，内容庞杂繁琐，徐盛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大量历史任务和事件的大海，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因此，影响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笔者根据这样的特点，帮助学生建立以时间节点为轴，环绕理论对比学习的方法。时间分为了：1、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古希腊、古罗马等奴隶制时代的经济学说）；2、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古典时期；3、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4、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马歇尔等边际革命理论）；5、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百家争鸣时期。同时，为学生梳理“核心线索库”。该线索库分为：时间线索轴、人物线索谱和理论线索库。其中时间线索轴分为5个主要坐标点；人物线索谱主要列举几个时期核心经济学代表人物和重要观点，并且每学习一个观点，采取“车轮碾过法”与上一个人物观点进行对比，不断循环，强化对知识的记忆；理论线索库就是建立经济学理论的脉络，将时间和人物填进去补充理论的建立。建立这样的线索库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辅助材料也是掌握知识的图标，对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学生主导讲课、教师深入发散。

安排重点章节采取学生分小组讲课，老师补充深入的方式进行上课。小组按照查找资料、制作PPT、上台讲课、回答问题四个任务进行分工，自己先内部消化知识点，然后上台自己讲课帮助班里其他同学学习知识，老师随后进行点评，并补充重要的知识、深入课程难点；采取这个方法，首先锻炼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上讲台发挥能力；其次对于其他同学，一个章节的知识有两轮学习的机会，知识内容有助于深入和巩固。对于讲课学生来说，通过查阅知识、小组讨论，上台讲课对讲课章节的内容已经有了宏观的认识，并且会形成问题部分，教师在随后的深入发散中，既可以对讲课同学的问题做出针对性解答，也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给其他同学。整个班级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互相学习的氛围，这样更有助于学生主动发掘问题，解决问题。

三、结语

笔者认为，要顺利实施教学改革，并达到预期的目标，首先，教师应主动转变教学理念。在经济学硕士课程教学中贯彻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教育理念，使该类课程培养的学生能更好的适应市场的需要。对于经济学说史课程知识的积累，教师要不断地更新升级自己的知识体系，结合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理论发展的前沿，在学校培养人才的总目标下不拘于固有的思维努力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转变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经济知识素养和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参考文献：

[1]陈孟熙.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张榆琴，李学坤.关于《经济学说史》过程化考试改革的探讨[J].考试周刊，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