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伦理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相对于规范伦理学而言，元伦理学不以论证和提供实质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为使命，它追问的是伦理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注重研究的是道德范畴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确证。据弗兰克纳考察，元伦理学具体研究以下问题：(1)伦理学术语如“正当”、“不正当”、“善”、“恶”的意义或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使用了以上或类似术语的那些判断的本性、意义或功能是什么?运用这样术语和判断的规则是什么?(2)此类术语的道德用法与非道德用法以及道德判断与其他规范判断的区别如何?与“非道德的”相对照的“道德的”的意义是什么?(3)有关术语或概念，如“行为‘良心‘自由意志”、“意图‘许诺‘辩解‘动机”、“责任‘理由‘自愿”的分析或意义是什么?(4)伦理的和价值的判断能够被证明、合理化或显示其正确性吗?如果能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和在什么意义上的?或者说，道德推理和价值推理的逻辑是什么?

 

弗兰克纳认为：在这四条中，(1)和(4)是更标准的元伦理学问题……在(1)和(4)中，(4)是基本的”〔1]。马克。蒂姆斯进一步归结道：前三个问题所关涉的是(伦理术语的)意义;第四个问题所关涉的则是(道德判断的)确证显见，环境伦理学中的核心范畴“内在价值”、基本范畴“自然权利”的定义以及直接从“内在价值”到环境伦理的推理的确证，正是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形态和道德思维方式所留下的元伦理难题。

 

1内在价值:核心范畴的定义难题

 

内在价值是构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3]。诺顿也明确提到，“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伦理学”〔4]。可以说，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有赖于“内在价值”的定义。

 

价值是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关于价值的定义颇多，但人们对价值的含义基本能形成共识，即“价值”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当说“X具有价值”时，意味着客体(X)具有满足主体(Y)需要的属性。客体(X)和主体(Y)可以是相分离的外在联系，即两个实体间的联系，也可以是相重合的同一个实体的内在联系。在后一种关系中，当客体(X=Y)具有满足主体(Y=X)需要的属性时，客体X是对自身的需要的满足，这时的价值，就是内在价值。按照培里的表述是“客体因其自身被欲望”6]。由此，当说“X具有内在价值”时，X必定具有主体和客体双重身份，当说“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时，自然必定具有主体和客体双重身份，也就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对于作为主体的自然界的价值，即自然界是拥有自己的“好”的实体。所以，罗尔斯顿强调：有机体拥有某种属于它自己的善，某种内在的善”。这样，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证明，必定演变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焦点由“价值”转向“主体”的原因。

 

问题在于传统价值理论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因为只有人才有理性能力。如果非人类中心论者要证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就必须对传统的主体理论进行批判，在理性之外重新设定主体资格的标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个流派正是这么做的。动物解放/权利论者对动物天赋价值的论证，就是以对物种歧视的批判为起点的。要破除物种歧视，就要限制人类对待动物的特权，剥夺人类作为惟一价值主体的地位，就要确认动物与人类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而对两者平等地位的确认，是以它们共同具有的苦乐感受能力为标准的。生物中心论对“内在价值”的证明，则使用了更为宽泛的主体资格标准。泰勒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生命的目的中心。有机体的活动指向自身的生长、繁衍的目标，这个指向的目标就是有机体自身的“好”，有机体的各种功能都是直接地为了实现它自身的好，拥有自己的“好”的存在物就是主体而不以能否自觉意识到并自觉地去实现这种“好”为主体资格标准。

 

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对“内在价值”的证明更是在泛主体化的框架里进行的。罗尔斯顿的论证最为典型。他认为动物、植物等生命体虽然不能拥有自我意识、自律能力，但是有机体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选择的能力，比如，向日葵会趋向水和阳光，昆虫会对植物感兴趣，等等。它们都是可以利用他物为“手段”来维持自己生命存续的主体。不仅如此，罗尔斯顿还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由低到高、趋向于某种目的的过程，它创生着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确认自然的自组织性或自我目的性，将价值主体无限制地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乃至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包括人、动物、植物、有机物、社会、生物圈等一切具有调节功能的个体、整体及其自控系统。人不但不是惟一价值主体，也不是最高的价值主体，只有自然才是最高主体甚至是绝对主体。

 

显见，环境伦理学对“内在价值”的定义和证明最终来自于对自然主体的目的性确认，正因为如此，关于“内在价值”的定义也就存在诸多的难题。

 

其一，“内在价值”的定义问题只存在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中。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内在价值”范畴的初衷，在于通过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确认，来重新定位人的价值地位，从而走出人和自然对抗关系的困境。但如上所述，环境伦理学各个学派论证“内在价值”的逻辑，却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通过对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走向肯定自然界是价值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肯定人具有内在价值，走向肯定自然界、动物、生物、生态系统也与人一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最后难免走向了和自然的另一种分离和对立，从而违背了提出“内在价值”的初衷。

 

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有机论模式的事实性描述，来确认自然内在价值，使得价值范畴失去了质的规定性。“内在价值”作为一个价值范畴，不再是标示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是自然存在的客观属性。奥尼尔曾举摩尔的用法为例:“说某种价值是'内在的’仅仅意味着当你问有关事物是否具有或在什么程度上具有内在价值的问题时，只考虑该事物所具有的内在性质”〔7]。奥尼尔把‘内在性质”定义为一事物所具有的“非相关的属性”，即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所不同之处。生态系统中的任何物种(包括无机物)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属性和功能，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就是内在价值。这样，从传统的价值定义出发，把价值范畴推广到一切自然物，其结果是把价值论视域中的事实，变成了价值，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质的不同，取消了价值范畴的特殊性，最终取消了价值范畴存在的意义。

 

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内在价值”定义误用了“内在”的概念。非人类中心主义定义“内在价值”的根据在于内在于自然存在物的生存目的。事实上，维纳早就将世界的目的性分为三个层次，即人的目的性、动植物的目的性和无机自然界的目的性。自然界三个层次的目的性其实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人的目的性通过其有计划的自觉的行为体现出来，而动植物的目的性则只是对外部环境的一种本能的适应，无机界目的性则是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任何存在并非有了自身的目的就有内在价值，而是能将自身对象化，去自觉地追求和实现这个目的，才谈得上内在价值。因此，自我意识是“内在”价值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目的的存在即使能定义价值，也无法定义内在价值。把自然的生存目的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的依据，误用了内在的涵义。

 

2自然权利:基本范畴的定义难题

 

自然权利是环境伦理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和证明是当代富于挑战性的伦理学问题，诺兰就曾指出：生态意识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属于我们时代中最新颖的、富于挑战性的道德困境。这些问题之所以最新颖，是因为它们要求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承认动物、树木和其他非人的有机体也具有权利”[9〕。

 

“权利”的定义也极为复杂。张文显就把权利定义大致分为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和选择说等8种〔°〕。其实，无论权利的何种定义，我们都能抽象出权利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即利益和正当。庞德在阐释权利的历史时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其一，权利在最原始的意义上是指正当的或正义的事情;其二，权利概念的正式提出也是罗马人对正当的事情的概括;其三，自然权利或应有权利就是基于自然法这一规定正当行为的理想法令而拥有的对某些东西和做某事的权利;其四，法律权利不过是对自然权利这种正当的权利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可与保证〔11〕。格林也曾断言，权利是有自我意识的社会的产物：人们己察知其共同利益并共同具有这种意识，所以，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共同协调他们的行为。对共同利益的彼此共同意识与相互承认，构成了权利成立的理由。格林还说：“能够认识到共同利益也是自己的利益，并借助于别人认识到的利益来控制自己履行权利，使人意识到，权利应该得到履行，这也就意味着，应该有权利存在，而权力应该通过相互承认得到控制”〔12〕。

 

可见，权利不过是指正当的利益，因此，自然权利就是指自然物的正当的利益。这样，问题就归结

 

为自然是否拥有利益?自然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在传统伦理学里，非人的存在是没有所谓的利益的。按英国哲学家卡鲁塞斯的说法，动物不能够应用语言，所以它们不能够思考，因为不能够思考，所以它们意识不到任何事情。动物对它所体验不到的事情是没有利益的。以此类推，其他存在物也无所谓拥有自己的利益。但非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内在价值概念的提出，证明自然存在物具有生存利益。P.泰勒区分了两个概念即“拥有利益”和“拥有自己的好”。所谓“拥有利益”是用来专指人和高等动物的，指某一存在物不仅拥有自己的目标，而且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目标的存在，显然，这只有人和部分高等动物才具备。但是“拥有利益”只是“拥有自己的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高等动物的“好”是它自己能够意识到并有意识地去自觉实现的“好”，因此，可以把它称为主观的“好”，植物和低等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好”，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去自觉实现这种“好”。因此，可以把它称为客观的“好”。主观的“好”和客观的“好”都是客观存在的，能否自觉意识到并自觉地去实现这种“好”，不是这种“好”或目的是否客观存在的区分标准，那些拥有自己的“好”的存在物拥有自身的利益。

 

非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了自然存在物自身的利益后，接着就要证明这种利益具有道德相关性，即具有正当性。这就需要证明自然存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某种伦理性关系。显然，在传统的视域中，只有人类之间才会存在伦理性关系。换句话说，只有理性存在才能进入伦理关系，并且道德客体与道德主体这样两种身份由同一主体承担。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了这个立场，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涵盖所有伦理事实，在人类社会中，确实有些不具有健全理性能力的人，尽管他们不是道德主体，但并未因此被排除在伦理关系之外，他们仍然是受到尊重的道德顾客。这就说明理性能力并不必然是进入道德共同体的惟一资格，而且道德主体与客体并不必然同时存在于某一主体之内。如此一来，就应该承认自然存在物同样具有道德顾客的身份，可以进入道德共同体中，只不过它们作为道德顾客，需要人来做其“人”而己。可见，证明了自然存在物的道德顾客身份，也就为自然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自然权利也就得以成立了。

 

当然，环境伦理学内部对于哪些自然物具有自然权利，有着不同的看法。动物权利论者认为，自然权利只限于动物。这是因为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生物中心论者认为所有生命体都有权利。因为生存是所有生命的目的，为了生存，它们就必须拥有权利。生态中心论者认为合规律的存在就意味着存在的权利，即自然存在物所固有的、按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并受人尊重的权利。因此，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都拥有其权利。不管三种自然权利论对“自然权利”的解读有何不同，他们对自然权利的定义和证明都遵循着相似的思路，也存在着相同的元伦理难题：

 

其一，非人类中心论内部对“自然权利”概念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也是有争议的。罗尔斯顿认为，在环境伦理学中“对我们最有帮助且具有导向作用的基本词汇却是价值。我们正是从价值中推导出义务来的”〔13]。因此，它建议环境伦理学家最好停止使用作为名词的权利。玛丽■米哲蕾也认为，权利是“一个真正危险的词”，而且“在其涉及动物很久之前，它就己经深陷麻烦的泥潭之中了”。她还明确指出：在我看来，在讨论道德地对待动物的问题时，权利一词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清楚、明确的含义”〔14〕。

 

其二，即使我们承认“自然权利”概念在环境伦理学中的重要性，但自然权利是建立在内在价值基础上的。如果内在价值是一个可质疑的概念，自然权利自然也是可质疑的。关于“内在价值”定义所碰到的困难己如上述，此不赘言。

 

其三，即使我们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有其自身的利益，也要证明这种利益的正当性，要使自然存在物的利益得到人类社会的承认，才能证明其自然权利。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证明没有消除这样两个困难:一是人难以了解自然存在物的需求，并促使其利益得到实现。事实上，即使人与人之间的与被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又怎能指望在自然存在物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人”能真正起到作用?大地伦理学创立者利奥波德也多次指出，就是生态学家也无法彻底地了解怎样才能保护生态群落的整体性和稳定性。由此可见，人要完成其‘人”的职责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人类难以超越自己的利益立场。道德的目的总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只有当自然存在物的利益与人的利益关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时，自然物的利益才获得其正当性。这就意味着自然权利最终要依据于人的利益的评价标准。既然如此，“自然权利”概念提出的初衷即本身的使命和功能就难以实现。

 

其四，权利概念有其本身的规定性，“自然权利”概念的使用会违背其语法规定。尤金■哈格罗夫就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常用“物种权利”来表达非人类物种拥有内在价值的道德直觉，但“权利”一词的“语法”要求那些拥有者们即便不是人，至少也要是某种可具体限定的对象，而传统意义上，“物种”一词指某一阶层或类别。阶层就其意义而言，不是某一个体或可具体限定之物，那么它又如何可能拥有权利呢?这种表述即使不是逻辑上矛盾，从表面上看，这种概念本身似乎也很奇怪〔14〕。

 

3是与应该: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题

 

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判断的确证，亦即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即“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休谟难题。休谟难题的实质在于提出了伦理学的基础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环境伦理学的元伦理问题就在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是否为其伦理学提供了合法基础，具体说来，就是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存在物到“应该”的规范体系之间的推理是否有效的问题。

 

由此，布莱克得出结论说：事实如何的前提与应该如何的结论之间有一断裂，连接这一断裂的桥梁只能是当事人从事相关活动或实践的意愿”〔15]。布莱克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应该”是如何通过人的意愿而从事实的“是”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其实，麦金太尔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过程中，主要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两个概念，即功能性概念和目的论概念。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其实是有四个要素，除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之外，还包含当事人的需求和目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去掉了这个先决条件，涉及道德问题的三段论虽然在形式逻辑上可以成立，但在实践中却可能遇到根本性的困难。因此，要解决“是”与“应该”的矛盾，必须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概念。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要解决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自然也面临着如何从事实推导出价值、从是推导出应该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它们那里没有碰到太多的困难。按罗尔斯顿的说法，从事实向价值、从是到应该的飞跃，是一个瓜熟蒂落式的价值飞跃，令伦理学困惑而又惊奇的是，这里的应该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从是推导出来的，但同时是与应该的截然二分又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要拂去了盖在事实上的灰尘，那里的价值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16]。总之，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事实与价值本来就是统一的，因此从事实内在价值中能够直接推论出价值环境伦理，从而为环境伦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不过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直接推理，会带来如下问题：

 

其一，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反复论证内在价值的客观性，强调它与人无关，甚至认为在人类出现以前或人类在地球上不存在的情况下，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这样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就成为与人无关的本体化存在。既然如此，如果不以人的意愿为联结的桥梁，如何能从与人无关的内在价值中推导出人的环境伦理观?有学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使自然界具有着自身的'内在价值’或价值，也不能由此过渡到自然界应当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的观点，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论证内在价值范畴的内涵和客观性等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现代有机论科学的科学思想和解释模式。其目的是要把内在价值确立为一种客观事实，把价值和事实统一起来，从而把环境伦理奠定在客观基础之上。这样，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由一种价值论伦理学转变成一种具有知性科学品性的学科。但问题在于，当伦理学问题由此转变成了认识论和自然科学问题的时候，伦理学就失去了特殊的价值品格。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作为伦理学学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三，道德是人类创造用来约束、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的。环境伦理学的直接目的就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为人提供“应当如何”的引导，就是说，道德要求的是人对待动植物的行为应该如何，而不会要求动植物对待人的行为应该如何。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因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也具备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因而，人对这些存在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问题是，以自然内在价值为基础是如何推出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体系?换句话说，如何从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推出人的应该?

篇2

[关键词] 营销伦理决策 功利论 道义论 决策模型

西方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关注是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各行各业飞速发展。企业的发展伴随着价格欺诈、虚假广告等不道德的营销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指出消费者应享有安全权、选择权、意见被听取权和知情权等四项基本权利。从此开始了消费者保护主义运动。经过40多年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在营销伦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取得了许多成果。

1960年～1970年代是西方企业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市场营销哲学的发展,提出了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将伦理学的理论运用到营销领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营销伦理判定理论,即加勒特的相称理论和罗尔斯的社会公平理论;对具体营销活动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影响营销者做出伦理决策的因素和决策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从西方营销伦理决策模型的角度来探究西方营销伦理决策的研究思路。

一、西方营销伦理决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1.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的提出

菲利浦.科特勒在环保主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义两大运动的新形势下,提出了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这一观念要求企业营销者在制定市场营销政策时,把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纳入营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这对于指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营销伦理判定的理论研究

伦理学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功利论和道义论两大理论。功利论主要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道义论则从直觉和经验中归纳出人们应当遵守的道德责任或义务,从义务的履行与否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

英国伦理学家罗斯1930年提出的显要义务理论, 他在1938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罗斯认为:在大多数场合、一个有足够的智力成熟的、神志正常的人往往不需推敲就能认识到自己应当做什么,并以此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他归纳出6条最基本的义务: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违背任何一条义务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罗斯的显要义务论从正常人的直觉出发,以决策或行为是否遵守显要义务为判断标准,符合人们的生活体验,易于实践,因此在很多企业伦理决策模型中被运用。

相称理论是美国伦理学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营销人员判断一项行为或一项决策是否道德应从目的、手段、后果三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该理论提出了四条判定原则:(1)假定目的和手段无可挑剔,但对于可预见的副作用,如果缺乏相称的理由就放任副作用的产生,行为是不道德的。(2)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旨在对他人造成“大恶”(如故意低价倾销使对手破产)是不道德的。(3)允许一种“大恶”,又提不出相称理由的,是不道德的。(4)希望或放任一种“小恶”(如夸大宣传,刺激消费者买一些无害但并非真正需要的产品),又提不出相称理由的,是不道德的。这里,相称理由是指行为人意欲的善的效果超过不希望发生的(但可能发生的)恶的效果。

1971年,哈佛大学伦理学家罗尔斯提出社会公平理论该理论提出两条伦理判定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自由原则是指在不影响他人行使同样权利的前提下,让社会每个成员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由。企业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获知权等权利是不道德的。差异原则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有不平等,应使社会最底层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差异原则,企业不能凭借在交换中的优势地位,损害别人的利益换取自身利益,尤其是不能恃强凌弱。如果企业的行为使弱者的生存状况更差,这是不道德的。根据差异原则,企业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不能剥夺弱者的权利,否则是不道德的。

二、西方营销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

1967年,俄亥俄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特尔在《市场营销》杂志上发表了“营销道德的一个模型”一文,提出了第一个专门用于企业营销道德的决策模型。

这个模型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企业的道德标准从何而来。第二部分回答如何进行道德决策。按照巴特尔的解释,文化特征体现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其中非经济组织(如家庭、教会、学校)影响着经济组织中参与者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经理人员、员工、竞争者、消费者)又影响着商业领域的道德气候,所以道德标准来自于社会的主流文化、各种组织的程序与结构,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期望。有了标准,在特定情形下(指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营销者才能做出道德决策,这些限制条件包括决策者个人的“道德敏感性”、周围赞成与反对声音的力量、经济能力等。

之后,大量的西方学者致力于建立起营销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希望能够成为营销伦理决策的有用工具,推动伦理决策的研究。

从众多西方学者研究探讨的企业管理者伦理决策的问题的过程中,许多都致力于构建伦理决策的模型。从模型的特点出发,伦理决策模型概括为以下几大类:

1.营销伦理决策中的伦理标准模型

综合社会契约理论:唐纳森和邓斐主张将综合社会契约理论作为全球的规范性商业伦理学理论。戴维.J.弗里切认为:商业伦理是在事前或事后根据社会文化的道德标准对决策进行评价的过程。为了评价决策,就需要以道德标准做工具。而道德标准需要有广泛的内容。该模型认为伦理规范标准应该包括三方面内涵:适用于世界上所有人的贵高规范、宏观社会企业规范,以及微观社会契约规范。伦理规范因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组织而存在差异。

2.营销伦理决策中的决策过程模型

(1)营销伦理的一般理论模型。它是1986年由密西西比大学教授亨特和维特尔提出的,它描述了现实生活中营销人员是如何同时运用道义论和功利论来进行道德判断的。这个模型以文化环境、职业环境、行业环境、组织环境、初始个人特征为外生变量,营销者个人的道德判断过程始于意识到存在着道德问题,经过对备选方案及其后果的道义评价和功利评价后,形成道德上的判断,最后在实际情境的限制条件下做出行为,行为的后果将反馈回去影响个人特征。

这个模型解释了涉及伦理问题的决策过程。他们并没有限定义务论和目的论如何影响营销决策,而且,他们的目的也只是提供一个有益的理论以说明这两种思想的运用。在他们的推理过程模型的一个修订后的版本中,汉特和维特尔1993年加入了更多的背景要素和“行动控制”(个人在特殊情况下对一个规定意图施加实际控制的程度)。为了反映最近的研究,改正过的模型包括了像“虔诚”这样的个人特征、个人价值和信念、道德性强度、道德认识的发展及伦理的敏感性。

资料来源:Hunt and Vitell(1993:776)

(2)伦理决策模型。它是由弗雷克提出的,在这个模型中把决策树方法并入道德哲学理论。决策首先进行功利性推理,评价对社会的利益。如果经过这一步,再评价对个人的影响,这里要求一个对正确和公正的义务论的检查。

资料来源: Fritzsche(1991:349)

这个模型突出了从决策的后果和决策对义务与权利的尊重两方面来评价决策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首先要求决策者考虑决策对相当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同时,在从后果上衡量后,要求决策者要从道义方面评价决策,考虑受影响者的权利的尊重和公正。

(3)决策支持模型。这一模型是戴维.J.弗里切于1999年在对维拉斯奎兹的模型进行高度修正后提出的。该模型将最高规范和社团规范融入决策实践中。决策在充分估计和考虑到各种规范和可能的冲突后,确定使用规范的优先规则,进行决策。

(4)符合伦理的决策的过程模型。此模型是戴维.J.弗里切于1999年提出,他在考虑伦理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决策的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决策框架,这个模型主要包括了个人特征、组织特征和决策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个决策过程中可以发现伦理在决策中的作用。

3.营销伦理决策前的伦理检验模型

(1)道德决策树模型。1981年,美国底特律大学的杰拉尔德.卡瓦纳等人设计了一种道德决策树模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整合了功利论和两种道义论(康德的权利论和罗尔斯社会公平理论)。按照这个模型,一项营销道德决策必须依次通过“三关”检验,才是道德的,除非存在“正当且关键”的理由才能跳过某道关。“正当且关键”的理由是指出现以下三种情形:标准之间发生了冲突、标准内部发生了冲突、完全缺乏能力来执行标准。这一模型虽然在具体应用上操作性不是很强,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引导企业营销者做出符合道德的决策的思路,为后来设计更可操作的模型奠定了基础。

(2)问题式模型。1983年,美国马奎特大学营销学教授基恩・拉克兹尼亚克指出,卡瓦纳以前的道德决策工具只是局限于引用一些道德格言,不能很好地指导营销经理进行道德决策。他在卡瓦纳的道德决策树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三大道义论(罗斯显要义务理论、加勒特相称理论和罗尔斯社会公平理论)的问题式模型,模型在9个问题中运用了显要义务论、相称论和公平公正论,企业决策者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制定符合道德的决策,如果回答全部为否定,则该决策道德上可接受的。

该模型的问题是:

①A行动违法吗?②A行动违反以下任一条普遍性的道义吗? ――诚实的责任;――感恩的责任;――公平的责任;――仁慈的责任;――自我完善的责任;――无伤害的责任;③A行动侵犯由组织类型而相应产生的特定义务吗?④A行动的动机是邪恶的吗?⑤采取A行动会不会发生某种“大恶”?⑥是否故意否定了可能比A行动产生更多的善、更少的恶的B行动?⑦A行动侵犯了消费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吗?⑧A行动是否侵犯别的组织的权利?⑨个人或组织是否已经没有相关的权利了吗?

这个模型在设计问题过程中,考虑了普遍的伦理问题,而且也针对特定问题考虑了特殊的伦理问题。

(3)伦理检查模型。Blanchard和Peale提出了伦理检查模型,该模型通过一系列简单问题的回答,来判断决策的伦理化。由于比较简单易行,无需掌握比较抽象的伦理原则就可以大致进行符合伦理的决策。企业运用该模型时,首先进行合法性检查,然后检查决策是否兼顾了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后是企业决策者对决策进行的自我检验(这个检验的前提是决策者知道伦理的基本规范和社会标准)。

(4)伦理检验模型。1989年,美国学者劳拉.纳什结合功利论和道义论也提出一个问题式伦理检验模型,一共是12个问题。与拉克兹尼亚克的模型相比,问题更具体,更易于回答。

纳什(Nash)的测验一项商业决策的伦理性的12个问题:

①你是否已精确地定义了问题?。②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你如何定义问题?③这一情况首次发生时会是怎样?④作为个人和作为公司的一员你忠诚于谁、忠诚于什么?⑤你做出此项决策的意图是什么?⑥此意图与可能的结果相比较会怎样?⑦你的决策或行动会伤害谁?⑧在你做厥词能够之前能就此问题与相关各方进行讨论吗?⑨你能确信你的观点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像现在看来一样有效吗?⑩你能毫无顾虑地将自己的决策或行动公开透露给你的老板、首席执行总裁(CEO)、董事会、你的家庭或整个社会吗?如果能被理解,你的行动的象征性潜力是什么?如果不被理解呢?以你的立场在何种情况下允许例外?

现代西方社会,在企业中利用一套简捷的问题进行伦理决策也变得愈益流行,采用这种方法易于理解、也很方便使用。比如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快速伦理测试7问”、美国西尔斯公司的“5个伦理决策指南”,都是通过伦理检查问题的提出,旨在制造一个企业员工与管理者决策过程中的伦理调查的过程,通过这个伦理检查过程,保证决策的伦理化。

4.营销伦理决策中的影响因素模型。

(1)营销道德决策模型。1985年,美国德克萨斯艺术与妇女大学市场营销系副教授欧・费雷尔和拉里・格瑞夏姆提出一个商业道德决策框架。这个框架以社会和文化环境为外部变量,认为营销者个人的决策主要受个人因素与组织因素(重要相关者和机会)相互作用的影响。

1993年,已经是孟菲斯州立大学教授的O.C・费雷尔和南伊利诺斯大学的教授约翰・弗雷德里克在他们合著的《商业伦理:道德的决策与案例》第5版中提出了改进后的营销道德决策模型,认为企业文化、机会、企业中的重要相关者、个人因素都作用于道德的评价和意图,最终导致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行为。

(2)道德和不道德决策的行为模型。1987年,迈克尔・布默等人提出了“道德和不道德决策的行为模型”。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地包括了各种影响因素的模型,它把营销者个人道德决策过程视为一个信息处理的“黑箱’,输入变量有政府、法律环境、社会环境、行业环境、直接组织环境、重要相关者和个人特征,输出变量是道德决策,最后导致道德的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其中每一个变量都细分成多个亚因子。这个模型的全面性使它成为指导企业建设营销道德的一个很好的框架。

纵观以上近年来西方营销伦理决策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关注营销伦理决策的程序和决策的环境因素,以及如果将营销伦理决策进行实践三种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营销伦理问题已成为当今企业必须重视的重要环节。但如何在营销决策过程中加入伦理判断、伦理准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这些理论模型,为我国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借鉴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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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系现当代艺术首席讲师弗朗西斯 史翠斯（Frances Stracey）在“自然评论”杂志（Nature Reviews）“科学与社会”专栏（Science and Society）发表“生物艺术：美学背后的合理性”一文（Bio-art：the ethics behind the aesthetics），描述了生物艺术在西方的起源：

“1936年，爱德华 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在纽约MoMA美术馆展出了一组非常奇怪却异常美丽的飞燕草花朵。这些花朵并非来自于自然界，而是史泰钦一系列化学实验的产物：他把飞燕草花的花种泡在配了植物盐基的化学液体中，植物盐基中所含的毒素可以诱发花种多倍繁殖，使被浸泡的花种产生变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具有艺术倾向的化学实验中，那些难看的，发育迟缓的，带病菌的不合格花朵没有在这个展览中展出，这显露了物种天然选择定律在生物艺术中要扮演的角色。”

这段记录传达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艺术家尝试将生物科学发展为新媒介进行艺术创作；二，物种天然选择定律将成为未来生物艺术研究的主要依据。

2000年卡茨的荧光兔“Alba”诞生了，这是第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品。在法国的一所大学生物实验室的帮助下，卡茨的荧光兔子得以完成。

虽然科技曾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艺术史的发展，但新科技与新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媒体艺术、纳米艺术等）。在生物艺术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科技成果?c科学家的参与，几乎不可能诞生有生命的作品。委托生产与合作已成为生物艺术的必然方式。

然而，生物艺术如同科学实验，必须是可行的，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因此，生物艺术被分为生物艺术设计和生物艺术两大类。由于大多数作品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只能在这个阶段以概念和视觉图像的形式显示。

地球上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人类干预或基因重组是未来生物进化的必要吗？如果上帝（自然）创造的所有生物形态被称为“第一大自然”，那么人类在实验室创造的生物形态就可以称为“第二大自然”。“第二自然”生物圈能否与“第一性”兼容？人能代替上帝吗？上帝在未来扮演什么角色？新生物的伦理和文化又该建立？这些都动摇了现有的文化伦理秩序。人工生态能否成为未来自然生态的补充？人工进化能恢复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中弱化的基因以适应未来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吗？对于人类来说，对不同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优化、淘汰和适应是生物群落自我调节的几千年，但它只是加快了步伐。在这个展厅里，一本被赋予生物学艺术的《圣经》的硬拷贝，指出了我们在未来社会面临的严肃主题。

这也是生物艺术与其他艺术不同的重要标志。生物艺术总是伴随着技术、伦理和文化。生物艺术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及伦理关系。

当一群没有父母和上帝的人不是在实验室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影响就是伦理。“第二天性”的诞生伴随着整个秩序和价值观的变迁。后神时代的圣经不会由一个人创造。它是文化体系的更新和观念、法律和相应社会关系的适应和生存方式的确立。“生物技术的唯一目的是为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服务，”李山写道。生物艺术与人类的健康长寿无关。它涉及整个生命世界和所有生物物种。生物艺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艺术的新途径，也考验着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态度。

在维基百科中，生物艺术被定义为“一种以活体物质为媒介的艺术实践，作品创作于实验室和/或艺术家工作室中。以生物科技为创作工具，如基因工程，组织培养和克隆。”此定义最终修订于2010年9月27日。

这个定义存在几个问题。从前面介绍的案例来看，在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中完成这种知识结构，操作过程，人员和设备配备都异常复杂的实践，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另外，艺术领域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种项目的正常进行。并且，这个定义中并未包含纳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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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公共伦理；环境风险；法律化；制度构造的技术基础；司法的解释工具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32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核心议题以来，有关环境危机根源的探究也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从对现代技术的反思转向对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全面批判，试图找出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社会与人文病因。所以，目前学界围绕环境问题破解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哲学或伦理学之上的观念性尝试。在许多人看来，唯有改变传统社会将自然中性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伦理观念才能着手环境问题因应的具体操作，也才能找到破解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如何对待自然成为了环境领域的一个伦理难题，围绕此难题的伦理观念或知识也在逐渐地转变和增长。这些新兴的伦理观都试图对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给予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定义和解释。它们以伦理的对象考量范围能否继续扩展至其他生命体甚至整个生态圈为中心展开了持续的争论。不管是否可取与有效，这些伦理观念都大大开阔了环境问题的方法论视域，引导我们反思环境问题破解的道德基础和策略转变。在法律领域，环境伦理不仅促使我们对传统法学的价值取向和调整方法进行审慎的反思，重新界定法律中“物”的内涵和范围；同时，许多环境伦理规范经过社会认同为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法令和政策提供了价值论和道德论的基础，也为这些法令政策的执行贯彻创造了社会条件。因此，笔者将围绕环境伦理法律化这个命题，探讨环境伦理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旨在从规范之内为环境伦理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环境伦理如何引导环境法治走向合理化、合道德化的理论向度上，环境法治如何与环境伦理在制度上实现有效对接。

二、环境伦理范围的扩张与环境

公共伦理（一）环境伦理的类型与范围的扩张

伦理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互助、博弈与合作逐步形成的观念与规范的集合。与社会进程一致，伦理的考量范围也从最初的“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宗族以至民族与国家。这个转变是在“人”与“他人”的理论环境中完成的。而当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有关环境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开始步入伦理审视的范围，环境伦理因此得以产生、发展，并随着人们思考重心的嬗变经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和社会生态学等不同类型的伦理观。

首先，以人为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社会通行的伦理观念。它坚持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是世界运转的中心和评价的标准，大自然对于人类只有工具性、实用性价值。道德是基于理性的，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即使在这个契约关系中，人为了享有道德权利而不得不为一定的道德义务所约束，它也仅在具备理性能力的道德共同体内有效[1]。其次，尊重生命的生命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生命体的传统观念的初步批判。该种伦理观念重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坚称生命本身之外的物种和生态与价值无涉①。再次，以整体主义为基调的生态中心主义进一步将道德主体考量的范围扩展到生命社区之外的整个生态系统。它重视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宣称只有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因为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重于个体的生存②。最后，穆瑞·布克金发展的社会生态学尝试从社会文化、社会行为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认为，社会层级和主宰的观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混乱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层级制度及其宰制观念为人类提供了主宰自然的心理动机和物质条件。社会生态学试图克服这种“社会疾病”在自然界蔓延，它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个体构成整体，整体塑造个体。在互动关系中，个体应当努力促成整体的平衡和稳定，用人类的能力为大自然服务[2]（P19—40）。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杜辉，等：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笔者认为，这些环境伦理尽管在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向上各有差异，但它们对环境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在方法论层面上，环境伦理为环境法反思传统法理学对价值、权利、主体等范畴的考量不足提供了批判性工具。环境伦理对这些范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强调拓宽了环境法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层面，这些环境伦理不断催生新的环境立法，如《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保护纳入国家责任；同时，它们也在不断改变着环境立法的目的及其法哲学基础。

（二）伦理取向之不足：多元环境伦理在环境治理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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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是一个涉及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公共政治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交叉主题，需要人们结合各个学科的视角来进行解读［1］。自然科学是动物福利科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生理学、兽医学、动物行为学以及比较心理学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而自然科学研究只是对动物福利主题研究的第一步，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学科会从不同的视角对动物福利问题进行解读。

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历史悠久，从古典文学与宗教作品中皆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界中动物的关爱之情，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证据，促进了近 30 年来动物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本文在相关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述了动物福利思想和对动物福利概念内涵理解的发展史。

1早期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简史

动物福利是一个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概念，最初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很多讨论都停留在哲学与伦理学的水平。从伦理学角度看，上千年以来人类一致认可帮助其他生命而不伤害它们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对于“其他生命”的范畴存在着争议。在以佛教为代表的一部分宗教的教义中“其他生命”包含很多种类，从细微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等的人类，而随着世界各地人们交流的逐日便利以及对其他生物体的生理机制的深入了解，人们关于应该给予哪些生命以何种水平的福利这一话题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1.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哲学领域关于动物福利意识的起源与争议

在现代科学知识出现之前人们对动物机能( 包括动物行为学、动物生理学以及病理学) 有着大量的描述。而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人类在大多数时候是以动物与人类在生理结构以及情绪情感方面是相似的这一前提出发的。例如，他们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面临受伤害的可能性，一样拥有复杂的生理调节系统，一样拥有不同的情绪情感，一样能对环境进行控制与改造。

不一样的观点也有存在。例如，在 17 世纪上半叶，以笛卡尔( Descartes) 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认为动物就像机器一样是没有理性的，它们与人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观点被历史上很多人采用，特别是那些认为对动物的剥削是理所应当的人。笛卡尔的观点曾一度盛行，直至 18 世纪末，边沁( Bentham) 指出动物是否应当享有福利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动物有理性吗”，而是“动物能感受痛苦吗”。边沁认为人们应当给予那些能感知到痛苦的动物以福利，而良好福利的标准就是动物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直到 19 世纪，这个观点仍被广泛接受。但是，由于测定动物的痛苦程度这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困难，边沁依据动物感知痛苦的程度来判断动物福利的优劣也就不可量化，人们转而进一步寻找更为科学化的动物福利标准。

1.2 20 世纪 60 ～ 80 年代动物福利意识的普及与概念的初步发展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开始在科学界被接受，但是由于那时候的科学教育与相关的科学普及事业还几乎未发展起来，很多民众并不知道这些科学领域的进展，因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绝大多数人并未改变其对动物的态度。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 1964 年露丝． 哈里森( RuthHarrison) 的著作《动物机器: 新型工业化农场》( Animalmachines: the new factory farming industry) 的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从事动物产业的人经常像对待非生命的机器一样对待动物，而这样的行为是不人道的［2］。该书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 1965 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以布兰贝尔( Brambell) 教授为主席的布兰贝尔委员会，来专门调查这个问题。当年布兰尔贝教授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状态的报告中指出要依据动物的需求给予动物多项自由。

布兰贝尔委员会的报告为 1993 年农场动物保护委员会提出农场动物的“五大自由”提供了一些依据。由于当时对动物福利的研究开始以实验事实为基础，关注于可控条件下的单一变量的作用，使得一小部分科学家开始承认动物福利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但大部分科学家依旧不认为这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

推动动物福利的概念日渐清晰的一个重大因素是许多动物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关于动物激励机制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一系列研究成果促使人们理解了动物是怎样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作出决策的。邓肯( Duncan) 和大卫． 伍德( David Wood － Gush)的研究发现，当动物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是感到挫败与痛苦的［3］。这个研究揭示了动物需求的生物学基础，而对动物需求的深入认识为人们界定动物福利应满足的动物需求的种类与需要满足的程度都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及 80 年代早期，“动物福利”这一术语才开始较为广泛地被使用，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4］。

2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

布兰贝尔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并没有就动物福利的定义做出任何解释，但此之后就有很多广为接受的关于动物功能的观点被提出。随着动物福利这个术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自然科学、法律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和宠物等问题的讨论上，给动物福利一个清晰的定义也就越来越重要。

2.1近 20 年里动物福利科学家对动物福利概念定义的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生物学家和兽医都认为动物能否很好地适应环境取决于它们能否经受住环境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病原体入侵、机体组织损伤、捕食者与同类的攻击、环境中隐藏的危险、社会性竞争等，也就是说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而言，若个体无法经受环境的挑战，其适应就会出现问题，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1982 年，休斯( Hughes) 等人提出动物福利也就意味着动物与环境的和谐一致。这是生物学角度的一个定义，但是与环境相和谐一致是一种描述性的状态，不便进行科学测量，可操作性不强，关键是动物与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和谐状态。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布鲁姆( Broom) 提出“福利”这个术语指的是个体与环境可量化地相协调的状态，不能与环境协调一致或是协调有困难都应该被认为是损害了动物的福利［5］。通常而言，当动物的福利被损害时，动物是会感受到痛苦的，但这也不绝对，不能说当动物不感受痛苦时其福利就是很好的。例如，在人为伤害动物之前给其服用过量的止疼剂或是趁其睡眠期间进行伤害，使得动物无法在被伤害时感受到痛苦。布鲁姆则认为只要伤害的行为出现了，动物的福利就是受到损伤的。通常显示损害动物福利的情况有: 动物缺乏对生活的期望、生长受阻碍、繁殖受阻碍、身体组织受损伤、疾病、免疫能力低下、恐惧感、行为异常等。

为了明确动物福利的定义，布鲁姆提出了福利的几个维度的内涵: ①福利是动物生而有之的一种特质，不是人为可以给予或是剥夺的; ②福利有很差与很好两个极端，而中间有很多种情况; ③福利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度量，而这个度量过程并不会涉及道德上的考虑; ④对于动物是否成功适应了环境以及适应环境的程度的测量将对动物所处福利状态的评估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 ⑤对于动物生理参数的研究通常可以为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使动物处于良好福利状态这一问题提供重要信息; ⑥动物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会使用一系列的方式，而不能成功适应环境的表现也有很多种，不能以某一种表现有没有失常来判定其动物福利状态的好坏［5］。

评断标准的可测量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动物福利发展的一大进展，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动物福利是一门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很多动物行为学家以及心理学家致力于量化对动物福利的测量，他们主要的研究是通过定量化观察动物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能力，对以刻板行为为代表的指示动物需求的行为表现，生理指标如心率、体温以及免疫学反应如血液中抗体浓度等，以数值形式对动物福利的优劣进行评价。

偏爱性测试是动物行为领域一种重要的测量方法。例如，在对痛苦进行测量时，杰夫( Jeff Rushen) 的研究就曾表明绵羊在剪羊毛的地方与带有固定电流的地方之间自由选择时会选择后者，可见剪羊毛的过程带给绵羊的痛苦是大于电流刺激的［6］。

邓肯的观点与布鲁姆的不同，他认为布鲁姆以动物是否很好地表现了其生理功能来定义动物是否享受了良好的福利是不对的，他认为动物福利问题关注的核心是动物的感觉是否良好［7］。布鲁姆反驳这个观点时认为感觉只是动物应对环境的一部分，多数现在出现的感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动物是相适应的，而福利不应只涉及感觉。玛利亚． 道金斯( Marian Dawkins)在接受两者观点的基础上，退一步提出感觉占福利的中心位置，但其他方面比如健康也很重要。之后，有人提出健康几乎是福利的全部。可见对动物福利的定义还不统一。

近 20 多年以来学术界关于良好动物福利的判断标准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有: ①强调动物处于自然的生活状态; ②强调动物拥有舒适的感觉; ③强调动物表现出良好而健康的生理功能。

这三个角度对动物福利的诠释可谓各有利弊。对第一种观点支持者认为自然的或者最接近自然的生活状态是人类干预最少而最大限度体现动物本能的生存模式，在自然的环境中动物的本能得到最大的展示，故是一种良好的福利状态。

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动物福利的概念只有对有感觉的动物才是有意义的，而福利的好坏本就是动物对其生活状态的主观感觉，故感觉必须是福利的主体。

支持第三个观点的人们认为生理功能良好是人类保障动物福利的终极目的，并且生理指标与个体的主观感觉又是有相关关系的，并且从可操作性上讲生理指标是否正常又比动物的感觉是否舒适更容易测量，故他们支持以生理功能健全作为福利定义的主体。

也有研究者是结合其中的两点或是三点来定义动物福利的。直到目前关于良好的动物福利内涵的多种观点还处于争论之中。

2.2“五大自由”标准的提出与改进

1993 年，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FAWC) 提出了农场动物“五大自由”。指出动物享有免于饥饿、免于不舒适、免于痛苦伤害和被疾病折磨、免于恐惧与悲伤以及正常表达习性的五大自由。这五大自由不仅包含身体上的舒适，也包括精神上的舒适，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实用、最综合、最有效的衡量动物饲养状态的标准［8］。

“五大自由”的观点来源于 1965 年布兰尔贝委员会的报告，但是由于农场动物的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动物，如家庭宠物被饲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养育的过程而不是宰杀，故目前已有进一步的研究在试图提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福利标准。不同物种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这是对不同动物提出不同福利要求的理论出发点。

在欧洲理事会上，依据科学家过去 20 年对动物福利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动物一系列的需求，指出自由并不仅仅是动物福利评估的唯一标准，“五大自由”的观点正在被更为科学的理论所取代，例如福利质量项目提出的 12 因子就是一种比“五大自由”更好的评估指导理论。人们在明确的自然科学的证据支撑下已经达成共识，对不同动物不同的需求分别拟定评估方案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做法。

3关于动物福利还存在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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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生物 生态系统 生活教学法 课堂教学

《生态系统概述》为北师大版八年级生物下册第五章第一节的教学内容。根据教案的学习要求，该节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核心思想、基本基本功能，以及生物生产、流动和循环的过程。从而让学生了解如何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稳定，并且认识到生物圈的形成、进化规律。进而让学生养成生态思维和绿色环保理念。

一、从课内到课外：让初中生物走向实践性教学的道路

作为第八单元的开篇，教材第二十三章以《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为题具有深刻的教学考虑。首先，必须通过这一章的学习，让学生对基本的生态知识具有通识性的认知。其次，对于生态学基本概念的了解是建立生态系统认知的前提，具有生态系统的体系认知后才能进一步了解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以及如何维持生态稳定性。再次，只有对上述知识了解透彻之后，才能自觉的运用相关知识分析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最后，对环境和生物有了切身的感知，才能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进行反思，从而养成生态性伦理指导自己的生活。

1、从实验到游戏，体验生态环境对人的切身利益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既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又是影响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人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也不可能抽象地活在环境之外，因此对环境的必然性需要是人存在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此，《生态系统概述》的教学就可以从学生的切身体验入手，引导学生认识自己身边的环境、发现环境存在的第一性。初中生物教学在实验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但是正在关在实验室里的知识让学生对环境产生了疏离。为了让学生能够深切的体验到生态的关键，有的教师就安排了关于生态学讨论的活动。

2、从叙述到故事，增强生态学的多元趣味

该章内容是建立在对前面几章内容的学习基础上的，前面几章对于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类群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看到生物的多样性，但是并未让学生看到生物是统一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之下的。该章内容研究生态系统，但是生态系统又是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因此，同学必须对生态学的意思有清晰的了解。该文就有一段内容是讲述生态学的来由的。同学其实可以很容易就在课本上找到生态学的定义。关键是什么是生态系统的问题，该章通过对凯巴森林的描述来认识生态系统的多元和交互性。教师通过对凯巴森林的讲述，既要向学生展示生物多元存在的画面，还要把生态系统的有机性、完整性和趣味性揭示出来。

二、从生态到生活：让初中学生养成环境伦理的选择

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分析，以及凯巴森林的故事性描述，已经让学生对生态系统有了情感性的认识。作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凯巴森林遭到破坏的原因，以及如何稳定生态系统，进一步引导学生建立理性认知，最后再引导学生运用理性知识指导生活实践。

1、从情感到理性，帮助学生的生态认识形成

该文的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然后理解食物链、能量流动、循环等等生物性知识。作为生物教师，应该善于把课程的知识镶嵌在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中，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建立生态性认知。生态系统的定义其实略为抽象，但是教师可以运用形象的比喻进行另外的描述式定义。因为如果教师跟学生讲一定自然区域内所有生物及其生活环境就是生态系统，那么学生想必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生态系统是一个对生态环境进行框定的概念，既可大，又可小，既深入到微细生物，又扩大到宇宙万有。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自然就是生物圈，但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外太空如果存在生物，那么是否属于生态系统。

根据生态系统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划分的标准就在于人和自然的区分。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水、陆两种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则包括农田、城市生态系统。但是必须让学生明确的是，不管生态系统属于哪种类型，都是有生物及其生活环境构成的。

2、从理性到实践，培养学生的生态伦理养成

除了分析性的概念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还要让学生养成自觉的生态伦理。比如有的教师在上该课程的时候，就指导学生制作生态瓶，这不仅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规划设计，同时又能让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训练技能。因为生命科学观念的养成并不是依靠知识性的传授，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养成的一种行为习惯。课程的教学既需要立足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又要引导学生有效的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当如，这种观念的形成也不是非要在课外活动中才能形成，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有关生态的题目引导学生思考。

比如可以让学生判断下面哪些内容属于生态系统：

1、巴厘岛上空的飞鸟。2、泸沽湖的鱼。3、泰山的所有树木。4、大草原上的所有物种。5、一个枯死的树桩以及上面生活着的所有生物。6、北京市某小区生活的全部人。如果有充裕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时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走向课外，也可以让学生关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辩论。

综上所述，关于北师大版八年级生物下册《生态系统概述》的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初中生物教学中：从实验到游戏，从叙述到故事，从情感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总方针。

参考文献：

[1]洪胜康，初中生物案例教学设计[J].华夏教育；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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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学；翻译伦理学；分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52―04

一、翻译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概况

纵观中西翻译学的发展，不难看出，翻译学经历了由散论到专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主观体悟至客观归纳的过程，经历了从单一性到综合性的过程，到目前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随着翻译学的发展，随着翻译在文化交流、学术交流、政治经济往来、外交等领域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意识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在西方，关于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有多部专著和多篇文章问世。在中国，关于“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学”研究也蔚然成风，如申迎丽、仝亚辉、王大智、唐培、吴建国、魏清光、于兰、杨俊峰等自2005年以来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笔者也进行了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针对伦理对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的影响撰写了专著；吕俊、王克明、杨洁、曾利沙等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及“翻译伦理学”这一概念。随着翻译社会学的兴起，建立翻译伦理学是翻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定义翻译伦理学，了解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确定其学科地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翻译伦理学的定义

西方译者在谈及翻译伦理学时，大多是指译者的责任问题(如忠实原文还是迎合译文读者)、翻译策略问题(如“异化”还是“归化”)、各种文体翻译的伦理问题以及对所译内容保密的问题，这些均没有超出“译者伦理”的范围。中国学者提出了“翻译伦理学”这一名词，尽管对其定义还不够详尽，但已试图对“翻译伦理”或“翻译伦理学”进行定义。如王大智认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全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伦理学”是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是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科学。而“翻译”不仅包括了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等，翻译活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翻译的动机、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译者的责任感、译文的接受和传播等环节。所以，“翻译活动”是广义的，涉及译者、中间人、译语读者和社会等诸多要素，不仅包括了语言转换行为，更包括了语言转换之前的动机和准备工作、语言转换行为之后的结果，甚至是翻译出版和翻译管理等环节。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包括了纯理论研究，更包括了上述翻译实践的诸多问题，还包括了对上述翻译活动诸多环节的批评。所以翻译伦理学应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上述诸多翻译问题，而不能仅限于译者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翻译的策略问题等“译者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对翻译学、伦理学的定义及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可以将“翻译伦理学”定义为：翻译伦理学就是关于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与翻译有关的一切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德评价的研究或伦理规范研究，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翻译伦理学可以说是研究伦理与翻译之间关系的理论体系，是翻译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属于泛翻译学的领域，将翻译学的视线拓展到伦理道德领域，从伦理角度对翻译进行关注和研究。

三、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

(一)研究对象

翻译伦理学应该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伦理学、翻译活动伦理学、翻译批评伦理学和翻译教学伦理学。翻译理论伦理学涵盖翻译理论中的伦理关注和理论研究本身的伦理规范，而翻译活动伦理学则包括译者伦理、读者伦理和中间人(尤其是出版商)伦理，由于译者一般是翻译的主体，所以译者伦理又包括了原文本选择之伦理、对原文忠实之伦理、对读者负责之伦理、不同文体的翻译之伦理，中间人伦理包含翻译出版和管理之伦理，同时在原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还涉及译者与中间人之间的关系。翻译批评则首先包括对译文本身的批评标准和规范，还包括对翻译出版的批评以及批评人本身的态度和方法。翻译教学伦理学则包括了翻译教学中教师伦理和学生伦理。为清楚起见，不妨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用下图表示：关于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王克明指出：要研究在翻译活动和研究过程中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并讨论和研究实现翻译美德的具体途径，怎样才能让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的参与人员自觉表现出翻译美德等。杨洁、曾利沙在《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一文中认为：从翻译伦理研究作为学科理论的系统建构层面看，国内外有关翻译伦理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混淆了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涉及委托人、译者、读者、评论者、政府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因素，是在这些主体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协调中实现的。要建立有效的翻译伦理体系，必须拓宽研究维度，把翻译活动所涉各方都纳入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笼统地说，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伦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学科地位

伦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实践意义很强的学问，因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道德的哲学，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实践或多或少与人的道德有关，所以，有人认为：“不管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脱离道德目的来谈伦理学是毫无意义的”。

翻译学的发展和伦理学的发展，使得翻译学与伦理学结合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同时，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的欲望日渐膨胀，使得如何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如此，如何规范翻译研究、翻译活动、翻译出版和翻译批评等行为，自然成为摆在翻译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翻译在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重要的媒介。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当然也可以和伦理学结合，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成为翻译伦理学。翻译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一样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翻译伦理学使用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翻译问题，其主体部分更多地涉及翻译，而不是伦理，所以翻译伦理学的主要部分是翻译学，次要部分是伦理学，是翻译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于翻译伦理学研究是翻译问题，所以，翻译伦理学偏向翻译学更多一些，而偏向伦理学更少一些，这便是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所在。四、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和众多其他学科一样，从实践中进行总结归纳，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处

于实践――理论――实践的无限循环反复之中。通过实践和归纳总结，翻译伦理学的内容将不断丰富，同时通过这些归纳总结，又会使得实践的水平稳步提高。翻译伦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实践)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批评的规范与否。归纳起来，翻译伦理学的意义对加强翻译学的建设、端正翻译学的研究学风和态度、规范翻译活动和翻译市场、提高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道德水准、发展应用伦理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伦理学既有其理论意义又有其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于能够进一步完善翻译学，拓展其研究领域、丰富其内涵，规范其研究态度和作风。不管是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的研究，还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的研究，都能够拓宽视野。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还在于能够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应用伦理学本来就是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很多重大问题或者说是危机问题而产生的，用来为社会的诸多领域提供伦理维度。所以说，用伦理的维度来研究翻译也是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贡献，拓展了其研究的范围，可使其更好地得到应用，从而也能进一步用伦理学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实践。

翻译伦理学的实践意义，首先在于能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市场，使得译者和中间人在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上进一步有章可循，有利于中间人和译者建立良好的职业操行。其次，在于可使译者在翻译策略上以伦理为依托，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在这两方面发生冲突时能够依照伦理进行取舍，使翻译更好地发挥传播文化的作用。再次，在于可以规范出版商对翻译作品的出版。有了翻译伦理的制约，出版商就会更多地考虑所出版的翻译作品是否符合读者的伦理接受，而不仅仅考虑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样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作用可见一斑。最后，在于能够推动优化翻译批评的标准和规范。有了伦理的参照，翻译批评者就会更加主动地对翻译作品做出评判，端正其批评的态度，规范其批评的方法，从而形成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总之，将伦理学纳入翻译学进行研究，建立翻译伦理学，符合时代和学术的潮流，一方面符合翻译学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又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发展翻译伦理学是翻译界学者的一项崇高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翻译学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五、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翻译伦理学不仅是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课题，还是翻译实践者和翻译批评者的理论依据，所以探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结合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翻译伦理学的性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综合和分析法

翻译伦理学的综合和分析研究法，一是指将翻译伦理学所包含的内容先通过剖析将其分解进行专门的考察研究，然后再把这些研究综合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论述和理解或进行综合运用。即在研究翻译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时候，分别考察翻译的某一分支与伦理学的关系，然后进行综合归纳。二是先综合论述翻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然后再将翻译学进行分割，分别论述翻译学所包含的内容与伦理学的关系。

(二)个案研究法

所谓个案研究法是指追踪研究某一个体或团体的行为的一种方法，包括对一个或几个案材料的收集、记录，并写出个案报告。翻译伦理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可以是观察某一译者的翻译活动变化，访谈一位译者或译者团体或出版商，收集历史文件或通过问卷等研究某一个体的翻译活动或翻译出版活动，从中窥见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三)比较法

比较法分为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纵横结合比较法和理论与事实相比较的方法。用于翻译伦理学的比较法，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方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读者群体对同一译本的接受与否等进行比较，均属于横向比较；而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或对中国同一翻译前后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属于纵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译者或读者先后的变化比较则属于纵横结合的比较方法。当然，也可以使用理论和事实相比较的方法，比如抽象出翻译伦理学的某一规律，然后将之与某一译者个体、读者群体或某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对照。总之，比较法对拓展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四)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一般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有关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从而开展研究，可运用于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等研究当中。问卷或访谈的对象可以是多个个人，也可以是团体。

(五)文献法

所谓文献法，也就是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获取与研究相关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使用，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翻译伦理学的文献研究方法，就是通读中外的翻译理论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对这些资料做出恰当分析和使用。

以上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更多的时候可以相互结合，比如以某种方法为主，以某一方法为辅，不同的方法相结合可以使研究更详尽、更充实、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王大智，“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2]王克明，翻译与伦理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5).

[3]杨洁，曾利沙，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J].外国语，2010，(9).

[4]梯利，伦理学导论[M].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杨英法，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篇8

一、制度德育定义简析

欲讨论制度德育的内涵，就必需对其定义进行探讨。目前德育理论中存在比较多的定义混淆，根据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对三种类型的定义的划分与分析谢弗勒认为定义有三种类型：规范型定义、描述型定义与纲领型定义，具体说来：规范型定义是指对某个概念或词语下定义时，将它规定在特定的讨论领域或特定的讨论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释；描述型定义是指用已有的含义和既定的用法适当地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纲领型定义是指它的提出者为了使用某一概念发挥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种实践纲领，它明确地或隐含地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怎样。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反映的是现存的实践状况，但是它们有时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现实或错误的实际状况。而纲领型定义反映了现存实际状况的不满，反映了一种改革的要求。纲领型定义是反思规范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为基础的，往往包含“是”和“应当”两种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对当前德育现状的批判，反映德育的应然状态，体现德育的理想。因此，笔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纲领型定义。

杜时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1](P11-13)具体分析这个定义，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与作为目的的“道德的个人”。在此，我们可以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进行思辨。从辨证的观点来看，目的是相对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对于目的而言。脱离手段，言说孤立的目的，或是强调手段而轻视目的，其思维方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时，同时应该看到，离开了道德的个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正是因为道德的个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们强调用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个人，是针对当下道德建设之中有忽视制度建设的倾向而言。更深一层说，当下我国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把握杜时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内涵，那么就不能不追问何谓“道德的制度”，何谓“道德的个人”。杜教授对此没有作进一步阐释。笔者认为“道德的制度”即正义的制度，合乎制度伦理的制度，蕴涵并保证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道德的个人”即具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个体。这种个体具有独立、理性、自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们是具有特立独行、清醒从容、有所执着、敢于担待特征的个体。从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个人”即公民。“公民是理性地通过自己的言行而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会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说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并没有否定道德的制度与道德的国家、道德的社会、道德的政府的联系。相反，我们在关注个体道德的发展的同时，始终对国家伦理、社会伦理、政府伦理予以深深关切。因为这些始终是培植个体道德的土壤。离开了土壤的改造，个体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长，个体道德的“种子”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对此，张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国民”、“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说，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回想我国人民在和等历史悲剧中的狂热，笔者就更能理解刘晓东教授强调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义。

二、制度德育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与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论的关系

随着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最近国内出版了较多以《XX德育论》命名的德育理论著作。笔者认为只有将制度德育理论置于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进而寻求德育理论共同体对制度德育的认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德育理论新丛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套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这套丛书由《道德体验论》、《希望德育论》、《生命德育论》、《幸福教育论》、《德性教师论》、《品格教育论》、《情感德育论》组成。这些德育理论著作或多或少都对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说明。笔者选取道德体验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惊铎博士在《道德体验论》中对道德体验教育作了如下说明：“道德体验教育并不追求某种实体性存在，它既不与现行的学校－课堂教育相对，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单独一育，而是作为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渗透于整个学校教育之中，旨在强调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学校、家庭、社区、大社会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体验者的心灵世界全面开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动，诱发人的道德体验。”[4]刘惊铎博士对道德体验教育的说明对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启示的，制度德育同样不追求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教育意识、教育思想影响着教育实践。

薛晓阳博士在《希望德育论》中对希望德育也作了说明，他指出：“本书在反复思考和谨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虽然提出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构希望德育的理论体系为宗旨。本书并未提出所谓的希望德育目的、内容、方法等体系性话语。本书对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或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使用。希望德育是一个价值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论的体系和具体的知识逻辑，主要是关于德育价值的哲学澄清。文中任何时候所讨论的希望问题，都不是独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属于希望德育自身的问题，而是属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5]薛晓阳博士对希望德育概念的说明，对我们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启发性的。首先，在探讨制度德育的过程中，不宜将制度德育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理解，应该尽量少用体系性话语。要将制度德育更多地作为一种价值性概念去把握，凸显一种新的德育价值。其次，制度德育问题总是与整个道德教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用联系的观点看待这种关系，既能拓宽制度德育的理论视野，又能将道德教育问题开拓得更为深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这些论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论都没有按照经典种属定义方法对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义，而是做一些理论上的说明和阐释。这种做法并非否定种属定义方法，而是看到这种经典逻辑定义程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其应用范围仅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类性概念等。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种属定义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体验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论在德育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音乐学的术语“复调”来解释这种关系。复调音乐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曲调以对位法的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声部音乐。主要特点在于各声部都有独立性；有别于主调音乐（主调音乐虽也是多声部音乐，却仅以一个声部为主，其它声部只是陪衬作用）[6]。在我看来，如果把德育理论体系比作复调音乐，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种新的德育理论就像复调音乐中的各个声部，都具有独立性。随着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个德育理论体系的复调音乐就会更和谐、更美妙。

2．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制度德育是相对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独立的德育理论，而德育制度是指有关学校德育的规范体系。有学者将学校德育制度界定为“观念形态的规范体系，仅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行诸文字的行为规范，如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课堂常规、考试制度、图书馆规则）、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规则、食堂规则、卫生清洁制度等）、学生礼貌常规和品德评价制度等”[1](P11－13）。这样看来，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规范体系，是规范德育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德育制度与制度德育区分开来。

当我们看到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的区别时，应该进一步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德育制度是实施制度德育的中介，离开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镜中月。但是，当我们看到德育制度对实施制度德育的价值时，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对德育制度的关注上，而忽视社会体制、教育制度对制度德育的影响。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国的德育理论中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没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论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经典教育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是笔者教育实践经验的归纳。具体说来：

1．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让学生参与制订学校德育制度，让学生来选择学校德育制度；主张以学生为主体对其生活有关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所谓参与，从内涵来说，指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义务或责任和能力参加社会的经济、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事务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从外延来说，“参与是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的统一”[7](P109)。

把政治学中的民主参与观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价值的。从宏观上说，制度德育引导学生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活动及其变革过程中，从而接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与全面教育，获得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全面、整体发展。从中观上说，在制度德育中，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活动，引导每个学生参与，以主体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参与班级、学校和社会各领域的决策与管理工作，既主动接受班级、学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又通过自身的变化促进班级、学校和社会的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说，制度德育在具体德育活动中，使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从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动地参与德育活动。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养公民民主参与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发展他们的行为能力，促进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强调，“要使教育过程成为真正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成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师生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来参与的”[8]。“在这种共同参加的活动中，教师也是一个学习的人，学生虽自己不知道，其实也是一个教师，师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这样，“我们学校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课的场所，而是有关雏形的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副产品”，“一切能发展有效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也指出，“从教育上看，促进成熟的道德推理这一目的就是发展一种对公正的意识，而这最终意味着创造公正的学校，在其中，学生是完全参与学校事务的。因此，除了促使学生公开参与课堂道德讨论之外，有必要考虑学校的整体气氛”[7](P137)。

反观我国传统和现行的学校班干部制度，从小学低年级起，大多是在教师的绝对控制下，指定、推荐和“选举”出各级学生干部；在大多数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班级里，甚至在大学的班级里，班干部大多数是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当“干部”。与此相反，班级里大部分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群众”。这种传统的班干部制度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本质上由领导做主，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二是只有少数学生有机会担任班干部。这种制度的消极后果表现在：第一，缺乏学生的民主参与，大部分学生的民利被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大部分学生民主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被压抑。第二，大部分学生缺乏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班级、学校事务管理的机会，从而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与能力。这样最终影响了个体道德的发展。

正是基于现实德育中的问题，制度德育重视德育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制度德育建议通过建构班干部推荐、选举、轮流三轨并行的制度来改造现行不合理的班干部产生制度。在新班干部产生制度中，贯彻大众参与、民主参与和直接参与三个原则[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离开了制度正义，制度德育便没有可能。因此，实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视制度正义。正确把握制度正义，首先要认识正义的内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义的内涵有个演变的过程。梭罗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柏拉图认为正义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比例平等；罗尔斯认为正义在于“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10]。这样看来，正义的核心是给人应得的。思想家们对“应得”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正义的着眼点在于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正义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为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那么制度正义意味着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统一。制度正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二是指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制度的要求。第一层含义强调制度本身的正义，要求用正义的标准评价现存的和将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义，就要变革不正义的制度。如果制度正义，就要维护制度正义，并促进制度正义的发展。第二层含义指正义的制度化，强调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将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加以定型。这样，制度正义从实质上和形式上达到统一。从动态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会向不正义转化，但又在正义的标尺下趋于正义，因此，制度正义的两层含义是相互贯通的。

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社会规则。正义的制度不仅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而且深刻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心理学上看，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揭示，个体责任感形成有两个前提条件：外部命令和对发令者的敬重。制度正义能够有效地提供这两个前提条件，因而有助于个体责任感的发展，进而有助于个体正义感的形成。从伦理学上看，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思考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时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正义感形成的前提。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制度伦理的社会。制度正义意味着为个体道德发展提供正义的制度环境。在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个体成员能够从社会生活经验、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来体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对制度伦理的认同感，经过感悟、陶冶，对制度及其存在的意义系统产生自豪感与热爱。因此，“公正的社会结构是个体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中，社会成员更可能是成为善的”[11]。进一步说，正是由公正的社会结构构成的正义的制度环境，滋润着个体道德的发展。

3．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正当程序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因此，制度德育必须重视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视正当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尊重人权的德育。正当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专断。这对德育管理的启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过程教育者的恣意和专断，造成德育暴力。

正当程序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避免偏见原则，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对案件持有偏见或与案件有任何利益关系，裁判者必须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听证原则，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响的利害关系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和进行辩护的权利，而裁判者也有义务平等地倾听各方的意见，并且告知其有关的程序和交涉权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当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既保障学生的权利，也使学生在正当程序环境中得到民主的锻炼和熏陶。

正当程序一般可以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13]。程序性正当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适用规则；（2）送达书面通知，说明提出的具体指控；（3）及时送达通知并给予足够时间以准备辩护；（4）举行公正的听证；（5）对听证过程进行记录；（6）告知上诉权。实质性正当程序要求，在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适用规则不得不当，不得模糊；（2）不得依据非书面的规则进行惩戒；（3）决定应有实质性论据得出的结论予以支持；（4）重要证人的身份应予公开；（5）应受控方要求，应举行公开或私下的听证。总之，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只有重视正当程序,才能真正落实制度德育。离开了正当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面对现实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视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对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制度德育过程。它“通过对制度合理性的诘问，培养现代人的公民意识，塑造现代人的公共精神”[14]。与此同时，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论对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视，进而强调德育对现实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德育理论不敢批评社会，总是把社会提出的要求当作天经地义来接受。不仅不敢批评，而且总是为这些要求辩护。德育堕落成现实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点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沦为为升学考试保驾护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们更能体会制度德育强调德育批判功能的现实针对性。

篇9

关键词：CSR；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肯定论；否定论

1.关于CSR定义的各家之言

经营伦理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企业与社会，企业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关系。

企业的利益至上主义容易导致企业招致祸事或是出现不良后果。想要把经营伦理作为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把利益至上主义向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管治优先主义（Corporate Government）转换。

企业一直以来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对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来说与社会贡献一词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概念。从近年来不断出现问题的企业的事例可以看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免不了要损害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利益。也就是说只关注本公司的最大利益的行为，对于企业管治优先主义（Corporate Government）的行动原理来说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所以企业的行为不仅仅是要追求企业本身的最大利益，而且还应当包括寻求企业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共同利益。

现在，把社会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利益当做共同目的而积累社会道德的行动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水谷雅一认为，所谓优秀的人是指有“人德”的人，而对于企业来说，优秀的企业便是有“社德”的企业。按水谷雅一的话来说，所谓有“人德”的人，是指为了社会的发展积极地采取行动，具有值得敬爱的个人魅力的人。水谷认为，所谓“人德”放到企业德行的层面上来说的话就是“社德”，而有“社德”的企业便是从社会和人的观点来看，有着令受众喜爱的行动的企业。而这里所定义的“社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SR（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下统称为“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并不是具有法律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就算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了。对于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就是积极地追求社会贡献。企业按照各自的目的进行活动的同时也是社会构成的一员。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并在经营环境中产生利益关系。当然，这种利益关系大规模扩大的话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会增大。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有着与其影响力相适应的责任，即与作为活动基础的社会和本公司活动相关的责任。

对于最初把CRS当做问题来对待的Sheldon，o.看来，经营者对于公司整体和员工都必须负责。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责任，明确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的责任更有意义。也就是说企业和我们一般市民一样是“企业市民”，对于个人和社会企业也有着其相对应的责任。

中丸宽信认为，所谓CSR，经济性责任应当与遵守法律的责任分割开来。

所谓经济性责任即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宜的商品，给员工提供安定的工作环境，给股东分红的责任；但是从企业根据自身行动对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来看，所谓CSR不仅仅是企业的经济性责任和遵守法律的责任，伦理性责任和社会贡献性责任（以下统称社会责任）也是其责任的一部分。

丹下博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分为经济性责任和新兴的作为企业市民的责任。所谓经济性责任即作为经济主体实行企业本来功能的传统的责任。而作为企业市民的责任还可以再分为守法的责任、伦理的责任以及贡献性责任。

2.CSR与企业文化

2.1CSR的范畴

CSR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究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日渐凸显的各种问题。由于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存在负面的公害问题，从而引起社会混乱，所以CSR的必要性渐渐被重视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比起经济性责任、守法性责任、伦理性责任、社会贡献等显得重要得多。

森本三男定义的CSR有了更深层次的扩大。森本三男认为，CSR的最低层次为守法性责任，然后依次是经济性责任、制度性责任、社会贡献由低到高扩大。

2.2企业社会责任肯定论与社会责任否定论

森本三男认为，大企业在遵守法律的同时，也应当积极地展开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进行慈善活动以及对于新兴企业的帮助和扶持等社会贡献的行为，但是企业的社会贡献必须正当化。一直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都与企业目的有关，但是也存在肯定社会贡献和否定社会贡献两种观点。前者是以Drucker和Davis为主的代表经营学的看法，称之为社会责任肯定论；而后者是以Freedman和Hayek为主的代表经济学的看法，称之为社会责任否定论。

肯定论和否定论，在对于超越经济性责任的社会贡献的看法上，二者完全不一样。肯定论认为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贡献也是企业的责任，否定论则认为企业本身的经济责任作出的贡献就是企业作出的社会贡献，否定经济责任以外的贡献。也就是说，肯定论认为应当顺应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将利益归还一部分给社会。而否定论认为，所谓利益就已经反映在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中，即使通过便宜一块钱来提高产品性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都正是企业所作出的社会贡献。

2.3企业社会责任肯定论和社会责任否定论的意义

肯定论和否定论都有其成立的理由。并且，也并不能说谁对谁错。如果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来思考的话，对社会贡献的肯定与否定都是对企业文化的反映。归还一部分利益给社会，无论是对社会积极的贡献还是将利益当做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费，追求经济责任也好。这种想法本就是作为企业文化确立的企业全体统一的行动。

无论是优先社会贡献还是优先经济责任，在这其中弄明白企业为了什么活动，员工个人是为了什么而工作这一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命题。与社会有关的人在企业内部进行统一，并以企业文化进行规范，就能更加有效的进行活动。通过企业文化，企业全体朝着社会贡献前进，那么所作出的社会贡献难以估量。如果只是注重经济责任的话，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顾客满足度也会提升。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优先社会贡献还是优先经济责任，从企业文化的角度进行意识统一的话无疑是能够提高其积极效果的。

3.CSR重视型企业的企业文化

3.1企业不断出现问题的原因

随着企业效益的不断扩大，企业问题也层出不穷。纵观各个企业的主页，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中明确了应当履行的责任和应做的贡献的同时，职工应当遵守的伦理基准和行动规范也有明确的定义。

企业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切入口，不仅限于追求利润。但是，也不可能有企业不把追求利润当做目的。因此，企业有企业追求利润的理由。为了追求利润，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增加附加价值才能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效率性和竞争性是无法避免的。水谷雅一在效率性和竞争性的两个原理基础上，增加了人间性和社会性以求达到这四者之间的平衡。

过于追求效率性，出现过劳死的情况就失去了人间性。当然，禁止调动工作等行为就过于强调了人性，而牺牲了效率性。也就是说，效率性和人间性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概念。而同样，过于强调竞争性，譬如抵触独占禁止法，就会牺牲掉社会性；但是，情报公开等等又过于强调了社会性而牺牲掉了竞争性；在这里，竞争性和社会性是两种相反的理论。所以，效率性对人间性，竞争性对社会性。这四个原理中，效率性和竞争性，人性和社会性是相辅的关系，而效率性和人间性，竞争性和社会性则是相反的关系。

迫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压力，也就是说效率性原理和竞争性原理字很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而忽视与其对立的人间性原理和社会性原理，这对于经营者来说是无疑也是不可取的。

3.2企业文化的两个阶段

3.2.1企业文化两个阶段的定义

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可意识阶段和不可意识阶段。

职员们能够意识到的企业文化是在解决问题的日常活动中能够进行参照、议论、探讨的东西。不能经受的住时间和验证的东西中间，那些表面的口号，过于浮夸的东西都会被舍弃。经过几次的验证之后，某些原理和精髓就已经深入脑海，不用议论不用深究，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了企业生活中，这些状态就被成为不可意识阶段（即在无形中，自身都尚未意识的过程中将理念贯彻到企业行为中）。

3.2.2企业文化两个阶段的转换

就像上述所说，经营哲学，经营理念，伦理基准和行为规范中，人间性原理和社会性原理受到一致好评，并且，不仅仅是效率性原理和竞争性原理，人间性原理和社会性原理完全能够成为能够被意识的企业文化。

但是，能够从可意识阶段向不可意识阶段发展的又是这其中的哪个呢？可能存在外部环境的情况和内部资源的条件不同的影响，效率性原理和竞争性原理能够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意识里变成不易察觉的某种意识（上升不可意识阶段）的原因大概与组织内工作的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很大的影响吧。就像发生在公司内部的文化冲击一样，在转换部门组织的时候，一般会出现不习惯渐渐到克服不适，也就是说不论好坏，是与组织的文化有关的吧。甚至，根据效率性原理和竞争性原理，企业内部起支配作用的人不会对被支配的人所施的压力坐视不管的吧。基于人性原理和社会性原理即使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会被多数意见占上风而导致错误的判断吧。

如果陈述相反的意见的话，就会变成背叛者。这种情况，在有着内和外明显区分倾向的日本来说尤为严重。土屋守章认为，企业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企业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价值意识，所以作为一个集体，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变成的存在”。并且，即使抱着坚定的信念鼓起勇气，能够陈述反对意见，但还是会犹豫要不要报告上司，公诸于众的吧。因为这样会被同事、上司甚至企业逼到绝境。并且，害怕告发后遭到报复，并不是通过普通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

从上述可知，社会性责任和企业伦理是不可能顺利渗透到企业组织中去的，即使渗透进去了，想要保持也是很难得。（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 水谷雅一.U理学のすすめ「M.丸善出版社.1998

[2] 丹下博文.企IU婴紊缁嵝匝芯俊M.中央Ug社.2001

[3] 森本三男.企I社会任のU友У难芯俊M.白桃房.1994

[4] 土屋守章.企Iの社会的任「M.税战U理f会.1980

篇10

新闻语境下的伦理困境和女性关怀主义

（一）新闻伦理困境定义。从伦理学上说，伦理原则是对行为主体一整套道德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框架。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会对其他的行为主体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背景环境的协调有所变动，这就需要区分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善还是恶，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规范。不同的伦理原则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的善恶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在行为规范实行过程中总是会遇到阻力，也就是存在困境。具体而言，新闻伦理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实际困难，对于整体新闻伦理环境的净化与创新有一定阻碍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伦理困境。

新闻媒体——也就是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必须学会在伦理困境中作出抉择，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对多个可能都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主义原则进行区分排序，从中挑选出更合乎伦理原则的一个，也就是对多个相互冲突的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排序。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审慎的理性选择方法，充分讨论和考虑每种处境中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公正而理性地作出价值排序选择。在报道上应该选择恰当的报道角度，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具体分析，以增强媒介公信力和透明度。

（二）女性关怀伦理的兴起与发展。关怀伦理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早先，在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女性伦理道德的发展展开了研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在借鉴和批判了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当代西方社会最具有影响的几位心理学家关于道德发生理论后，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说。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以吉利根的心理学研究和伦理学为基础，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以女性的关怀特质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关怀伦理学家指出，关怀是一种关系，依赖于关怀双方及特定的情境、感情和经验，而这些都是有别于以男性为基础的关怀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怀中需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应及体验，并不是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因此，在男权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在女性报道中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从女性关怀伦理角度分析女性报道中的问题。在研究新闻伦理下的女性媒介形象时，应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去探讨女性媒介形象，这将有助于女性报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同时对于新闻伦理的发展和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女性主义关怀伦理首先强调的是关系性。关怀伦理的内涵是把人们看成相互联系的，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提是需要关怀者能够辨认出被关怀者的需要并作出相应的关怀反应，关怀者的关怀行为需要被关怀者的认可接纳。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也能保证其关系的积极有效和良性循环。

2. 女性关怀伦理还强调情感性。自然情感的关系，是建立道德义务感的基础。因此，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现今新闻媒体则是在对案件的报道中喜欢对女性犯罪特别报道或者是大肆渲染，这就是典型的不正常且违反关怀伦理的现象。

3. 女性关怀伦理同时还强调情境性。前面也提到，关怀关系是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两方面组成的，其中就要考虑到具体情境中产生的特定情感和经验，而不是单单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新闻媒体在实际报道活动中则是更多地要考虑其报道方式和内容是否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在女性报道中，常常对于多数成功女士都会冠之于“美女”、“美貌”等词，似乎在暗示大众群体，这些所谓的成功女士都是靠“美貌”才有今天之成就的。这些报道手法和内容则是对社会各个群体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新闻伦理困境下的女性伦理关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新闻媒介工作者面对新闻伦理困境时，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手法和内容抉择往往容易摇摆不定，甚至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无法采取正确的伦理选择，这一现象往往更体现于对女性的新闻报道上。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工作者在新闻伦理困境下往往对女性报道缺乏相关的女性关怀伦理理念。

（一）新闻媒体在女性关怀主义下的正确伦理选择。在大部分有关女性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大多持一种博取同情、怜悯的角度进行采写。这固然是因为女性受众的“弱”，最重要的是受众可以从中通过自己的关注，通过对相关弱势群体的帮助获得自己价值的满足，同时也博得媒体关怀女性群体的荣誉。这虽然是女性关怀，但是很多相关报道方式和内容还是缺乏深度与广度，进而让受众感到关怀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是社会各群体中弱势和脆弱的一群，媒体在报道中更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报道中关怀伦理的运用不仅仅是关怀该事件女主人公，更重要的是理解、尊重女性。

1. 构建女性话语伦理体系。新闻伦理困境下的新闻媒体在对于新闻报道中缺乏女性关怀伦理的表现首先体现在对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上。在男权文化为主的时代，媒体总是有意无意会忽略女性话语权，以致于这个弱势群体很难建立起系统的话语伦理体系。在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应该给予女性群体更多的伦理关怀，积极倡导男女平等观念，加强女性报道的份量，让女性群体有充分说话和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让女性在公众面前“消音”。

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利于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是保障女性群体以独立的人格来参与社会事务。不仅如此，新闻媒体在制定传媒政策和措施时，应把现实意义纳入考虑体系中，这样既可提高体系构建的操作性，同时也是对其的保障。女性话语伦理体系章程的建设，应把充分尊重和理解女性作为大前提，这样才能继续下去，否则事倍功半。

2.改变女性刻板印象意识，强化媒体伦理责任。在我国有关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对女性群体存在着女性形象刻板化、误解女性美以及各类媒体对女性关怀伦理意识的缺乏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如果得不到改善和解决，就会使新闻媒体陷入在新闻伦理困境中，有关女性新闻的报道仍然会以男权文化为主，缺乏相对应的关怀伦理。

很多时候，媒体在女性报道中的重点往往不是被关怀对象自身的观点和态度，而是展示了媒体对女性文化的刻板印象，如婚外情、红颜祸水的一定是坏女人，悲惨的一定就是弱女子和苦命女人，可怜和可笑的就是凤姐与芙蓉姐姐等等。这些新闻报道还大部分停留在对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上，仅仅停留在表面是无法深刻理解和尊重女性群体的文化意识，更不用说将女性关怀伦理引用到女性新闻媒体报道中。

新闻媒体在逐渐改变对女性形象刻板片面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加强自身媒体伦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多个不同原则主义面前进行有序地价值排序和伦理选择，以便在充分尊重女性群体人格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闻报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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