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政治经济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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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项目

Iebook新建的文件称为一个电子书项目，项目的扩展名为“iebk”.一个新建的电子书项目包含标准组件、封面、版面1和封底四个元素，这些元素位于“页面元素”列表框中，如图2所示.新建完成电子书项目后必须以相应名称保存.创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首先要定义好电子书项目的尺寸：800×600，然后将电子书项目文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iebk”，并且存储到相应位置.

封面与封底的设计与制作

一本电子书如果想要吸引读者的眼球，除了要有优秀的内容外，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脸面”，这就是电子书的包装.漂亮的界面对于教学课件应用于课堂是同样重要的.选择好封面的图文，能更好地确定课件的格调，反映课件的主题.为了使封底同封面一样具有概括作用，尽量使封底也简洁明快.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的封面和封底设计中，均采用风格相似的蓝色图片作为背景，不仅使电子书格调一致，还能使制作过程相对简便.封面和封底的制作过程较为简单，选定封面或者封底元素，添加相应图片即可完成.

页面设计与制作

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内容结构图看出，页面内容丰富多彩，具体包括文本、图片、视频和FLASH动画等元素.在Iebook中，利用“模板”和“自定义”菜单能够将所有元素融入页面，进而制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的所有页面，下面以“生产力”栏目的制作为例来谈谈如何在Iebook中制作内容页.从图“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结构可以看到，“生产力”栏目由三个页面组成，完成效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图中三个页面包含的元素分别有标题、正文内容、图片、特效、FLASH动画.

1.标题

选择文字模板中的“文字标题01”样式，将它添加到页面元素界面中“.文字标题01”由“文本0”和“文本1”组合而成，在页面元素中双击“文本0”或者“文本1”，打开文本编辑器，把“文本0”内容删除，把“文本1”替换为“生产力”.设置完毕后，返回至版面中，将标题拖动到左上端，这样标题就以由左方进入的形式出现在页面中.

2.正文内容

正文同样可以选择文字模板的相关样式完成，也可以使用“自定义”菜单中的“插入文本”组件完成，这里使用后者完成正文的设计.鼠标定位至版面中，在“自定义”菜单中插入“文本”按钮，此时可在版面中插入一块文本区域，同时在页面元素中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新的文本组件，打开组件中“文本0”的文本编辑器，删除原有文本，将编辑完整的内容添加至编辑器，确定完成后返回版面，拖动文本区域至合适位置，这样就完成了正文文本的添加.

3.图片和特效

页面中的图片要利用“自定义”菜单中的“插入图片”完成；动态的装饰效果分别利用“模板”菜单中的“装饰”和“特效”进行加载.在版面中插入图片的方法类似于其他软件，这里不再赘述.Iebook“装饰”菜单中提供了许多FLASH小动画，一般适合插入版面的边角处装饰页面；“特效”菜单下的特殊效果则给整个页面提供特殊效果，装饰了特效的页面会产生整体的动态效果.在页面中插入装饰或特效，会使得页面内容较为生动，当然特效不要使用太多，否则会影响文本的观看.装饰和特效的使用非常简单，在“模板”菜单中插入选择的对象，然后在页面中调整位置即可.

4.FLASH动画

Iebook中利用“自定义”菜单插入FLASH动画.在插入动画前，首先将制作好的动画播放图片插入页面，调整合适位置.插入到Iebook页面中的FLASH动画格式要求很严格，只有扩展名为“SWF”等为数不多的动画格式才能播放，因此在插入动画前必须进行动画处理.笔者先用动画处理软件给视频添加了播放按钮，然后使用格式转换软件将视频转换为FLASH格式，最后生成FLASH动画“生产力.swf”.将动画插入到页面的方法较为简单，只需在“自定义”菜单中插入“FLASH动画”，将处理的“生产力.swf”动画插入到页面中，然后将动画拖动至播放图片中，将大小调整合适即可.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目录制作

目录是电子书内容的纲领，它摘录全书各章节标题，表示全书的层次.可以说目录是联系电子书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是电子书内容的缩影.要发挥目录的提示作用，就要选好目录模板，合理布局目录.在制作目录时一般选择具有热区响应的目录模板，对用户起到清晰的导航作用.除了链接正文之外，目录还需要对编辑风格、LOGO图片、布空留白等进行设计.制作目录时要先选中页面元素激活“插入”菜单，如图4所示，在此菜单中单击“目录”按钮，弹出目录模板，选择其中一个模板，在“页面元素”列表框中即可显示一个目录页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的目录位置在封面之后，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录设计，选择“精选目录一”目录模板，插入制作好的目录图片，替换目录标题，添加相应页面的内容标题，即可完成目录页的制作.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电子书生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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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专门的向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2）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自选专题研究经济学

篇3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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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43－05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的发展。大量的文献表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虽然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地理禀赋以及文化信用等方面给出了很多有力的解释，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而稳定的负面作用。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要实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一、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文献回顾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各种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等提出了金融发展的法律理论，强调中小投资者权力和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发展了由Acemoglu等提出的地理禀赋理论(endowment theory)，强调一国的地理禀赋(主要是指移民的死亡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Stulz和WilliamsonE和Guiso、Sapienza和Zingales等提出金融发展的社会规范理论，开始强调文化与信用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中，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指出，“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的加以考察……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在经济学上真正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社会活动影响的则始于OlsonL以及Stigler等，他们指出，小而集中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超常的权力，因为这些小规模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容易组织的小利益团体，能够迅速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社会大众则由于人数众多、意见不一、利益分散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往往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Rajan和Zingales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力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利用贫困人群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来抵制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历史中的逆转。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缺乏对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实证检验，以及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的努力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检验

(一)定义、数据及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监管数据库以及Freedomhouse等数据库，下面我们将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1．金融发展水平(FIND)。我们使用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例来表示，它是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个有效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它与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2．利益集团的力量(INTE)。根据Olson的利益集团理论，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它就越有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政策。从而一个国家的银行集中度越高，说明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陆磊，2000)。因此，我们使用银行集中度来表示一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3．经济发展水平(ECOD)。用人均GDP来表示。

4。政治制度(POLI)。我们用政治权利指数(POLI)来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和竞争水平，数值从1～7，数值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越大。

5．法律制度。它主要由以下两个指标构成：(1)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指数(CRED)，数值从0～4，数值越高，说明对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2)法律的执行质量，我们使用产权指数来衡量(PROP)，数值从1～5，数值越高，说明司法体系的效率越高以及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水平越好。

6．文化传统。用一国的来表示。文中的数据分别为一国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重(CATH)和穆斯林教徒的比重(MUSL)。

7．地理禀赋。用纬度的绝对值(LATI)来表示一国地理禀赋的总体情况，数值是从0～1。

(二)计量分析和对检验结果的几点解释

在表2中我们分别给出有关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计量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我们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它说明一国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发展越差。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它就越有能力和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金融政策，要求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进入管制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

2．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与它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垄断程度越高，从而金融服务的质量就会越差，金融就会越不发达。

3．在存在强大金融利益集团力量的金融环境中，金融业务的核心不再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防止竞争，从而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却严重滞后，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地制约了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要从行业结构和规

模、国家能力和成本以及中央和地方银行等多元博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往往从少数金融机构的利益出发来研究问题，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讨论银行改革。因此，现有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什么严重地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小于成本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

笔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市场结构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从而具备形成独立金融利益集团的条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但是不管从存款份额、贷款份额还是资产份额来看，它们仍基本占60％以上，已具备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了巨额租金。据估计，从199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利差租金超过了1万亿元。第三，从政策效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从1998年以来，花费巨资来拯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无功而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租金。但这些都以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为代价的，并且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中国过去的金融改革中，我们片面强调和追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和稳定，而实际效果是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和低效率。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并以新的理论视角来指导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在今后的金融改革中，我们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以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效率为目的来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一方面，要积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建立竞争性银行业市场结构。在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中，往往追求本行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容易导致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地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因此，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中国金融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让外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投资者”，积极推进中国民营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合意的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社会福利的侵蚀。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有助于迫使金融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量需求强度满足程度主观效用论

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物品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这种属性是物品的客观自然属性，是物品本身的固有属性， “一物之所以是使用价值，......正是由于它本身的属性。如果去掉葡萄成为葡萄的那些属性，那么它作为葡萄对人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正是把使用价值看作物品本身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属性，传统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关于使用价值量问题的基本认识：使用价值量就是具有某种有用性的物品的数量。物品的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标准，换句话说，使用价值量通过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物品的数量来表示，二者存在一一对应的正比例关系，用函数关系式表示为：u=f（q）或tu=uq（u表示使用价值量，q表示物品的数量，tu表示使用价值总量）

使用价值量基本观点

根据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的基本观点，经过逻辑推理，可以导出以下几个观点。

观点之一：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使用价值量仅仅是指物品的使用价值总量，而不包括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unit use value）传统政治经济学只研究n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多少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n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1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的n倍，至于1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到底是多少，则被他们忽视或“合理”放弃。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用价值量只是一个相对量，而不是一个绝对量，对使用价值量的认识缺乏彻底性和精确性。

观点之二：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一定量。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只研究物品的使用价值总量，是因为他们认为必然存在的理论假设或逻辑前提――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变的――是无可置疑的，对单位物品使用价值量的研究毫无必要，因而做了“合理”的取舍。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否一成不变的，或者说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理论的逻辑前提与假设是否正确，已成为学术界广泛质疑的问题，现在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可变的，且具有诸多引致因素。

观点之三：使用价值量的唯一影响因素是物品的数量。根据函数关系式tu=uq，u既然一个常量，那么影响tu的唯一变量就只能是q，即物品的数量了，所以使用价值量与物品的数量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若想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量，只有通过增加物品的数量实现。这一观点曾长期影响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如过分追求产品数量、忽视产品质量，经济粗放型增长，而不是集约型增长。在卖方经济年代，这一理论认识的缺陷尚不明显，但到了买方经济时期，其缺陷就凸显出来，因此，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上走了弯路，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

使用价值量与人的需要满足程度

如同价值有价值量，使用价值也有使用价值量。使用价值是事物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这种有用性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会有高低，因此，使用价值量可以定义为某种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的定义相比，该定义有两个基本的不同：一是使用价值量是某种使用价值的数量，而不是某种物品的数量。使用价值与物品或商品体不能等同起来，应加以区分。二是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标准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而不是物品的数量。使用价值量可以与人的满足程度统一起来，换句话说，某一使用价值的量的大小多少归根到底由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的高低决定，用等式表示：使用价值量=人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愈高，使用价值量就愈大；满足程度愈低，使用价值量就愈小。因此，人的满足程度是衡量使用价值量的最终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是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

使用价值量与人的满足程度的同一性，客观上提供了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统一标准，为解决使用价值的量的可比较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概括地说，可以有两种分类：

生理满足和心理满足。生理满足是指某种使用价值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如食物可以满足人们解除饥饿的需要，衣服可以满足人们抵御寒冷的需要。人的生理满足较易实现，但由于人的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所以人的生理满足对人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心理满足又可称作精神满足是指某种使用价值对人的心理或精神需要的满足，如书籍可以慰藉读者的心灵，名牌衣服可以使穿着者心情愉悦、充满自信。精神需要的弹性很大，所以精神满足的弹性也较大，如读一本书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得到了彻底的满足，不再需要读书了，更有可能的是人的读书欲望反而会更加强烈，可见，人的精神满足很难得到充分、彻底的实现。与生理满足相比，精神满足并非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离开精神满足并不危急人的生存，但这并不是说精神满足不重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精神满足对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将越来越重要。例如，对于一个偏爱吃肉的人来说，吃粮与吃肉都可以消除饥饿，其生理需要都会得到绝对满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粮与肉对他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是有差异的，吃肉使他得到更多的享受和愉悦，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需要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所以肉对他的相对满足程度较高，而粮对他的相对满足程度则较低。

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绝对满足是指人的某种需要得到彻底、充分的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往往较易得到绝对满足。相对满足是指人的某种需要得到部分的或一定程度的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往往得到的只是相对满足。

影响使用价值量的主客观因素

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是物品的客观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量等同于物品的数量的认识是不科学的，“物品固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却是主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不仅同物品本身的客观存在相关，而且同人消费物品时的主观满足程度相关。”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受边际效用论的影响，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因素，包括事物的数量、性能、使用程度及相关事物的状况，二是主观因素，即人的需求强度。

影响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的因素

事物数量

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使用价值量等同于物品的数量，是因为他们认为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变的，与事物数量的多少无关，因而对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和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不作区分，或者说他们只关注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而忽视了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这些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是变化的，而且事物数量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对于一般事物，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随事物数量增加而递减，可称作边际使用价值量（MU）递减法则（如图1），当00；当Q=Q1时，MU=0；当Q>Q1时，MU

事物性能

事物性能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事物性能提高增加使用价值量，即事物某一使用价值满足人类需要程度的提高，如彩色电视机由原来的模拟信号升级为数字信号，更好地满足了人类欣赏电视节目的需要，因而每台电视机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例如手机的基本使用价值是其通信功能，现在手机功能不断增加，即其使用价值的种类在增加，如手机可以录音，可以摄像，还可上网，这些使手机在某一方面使用价值量（如通信）并未提高的情况下，事物性能提高增添了事物的使用价值，使其总使用价值量增加。由于使用价值的种类增加，从而使其使用价值总量(TU)提高。对此，可用等式表示：TU= U1+U2+U3+......+Un( n表示同一事物有n种使用价值)。此等式仅表示TU由n种使用价值组成，并不表示不同使用价值之间可以进行量的比较或求和计算。

性能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从总体上讲，性能越先进，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越高，则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越大，性能与使用价值量是正相关关系。但是事物的性能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受社会技术水平的影响，事物性能处于时刻变动之中，其基本演化轨迹是平庸――先进――平庸。因此受性能变化的影响，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则为倒“U”字型，呈上升――下降的发展轨迹。

篇7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价值；冲突；探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97-02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篇8

价值工程中所说的“价值”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等学科关于价值的概念有所不同。价值工程中的“价值”就是一种“评价事物有益程度的尺度”。价值高说明该事物的有益程度高、效益大、好处多；价值低则说明有益程度低、效益差、好处少。例如，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总是希望“物美而价廉”，即花费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多、最好的商品。价值工程把“价值”定义为：“对象所具有的功能与获得该功能的全部费用之比”。

价值工程，也称价值分析，是指以产品或作业的功能分析为核心，以提高产品或作业的价值为目的，力求以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产品或作业使用所要求的必要功能的一项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有些人也称其为功能成本分析。应用领域包括组织管理学、项目成本管理等。

（来源：文章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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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伦理；思政教育；差异

在我国，经济伦理教育引入高校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且很多专业还未开设这门课程。本文从 “利己”与“利他”这一核心伦理命题，谈谈经济伦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一、在“利己”问题上表现的差异

经济伦理教育肯定人的“利己”性。西方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说，都不否定人的“利己”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自私的，以利己为目的，可是要实现私利，必须顾及他人利益；“社会人”假设承认人除了金钱、物质需要，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自我实现人”假设阐述了人从“生理”需要，逐步上升至“安全”、“交往”、“自尊”需要，最后为“自我实现”需要，解释了自利行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复杂人则认为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需求，综合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的基本特征。人性假设中的利己特点，从经济伦理视角看，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这种“利己”愿望是被肯定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此，在经济伦理教育中，人不会因为这种“利己”性而受到指谪、批判。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强调“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伦理观念，提倡“公义胜私欲”、“以公灭私”、“公而忘私”，而人的“利己”行为，与这一伦理观念是不相融的， “利己”似乎是不道德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够道德的。

经济伦理教育中对“利己”的肯定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利己”的不肯定、甚至否定是两种教育的一大差异。

二、在“利他”问题上体现的差异

西方经济伦理中的“利他”思想，是伴随着“利己”本性产生的。

亚当·斯密认为，人要获得自身利益，必须顾及他人利益，他人利益的实现，形成了社会利益。显然，是“自利”的动机，导致了“他利”的结果。西尼尔、穆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作了极端“利己”的抽象，但他们承认这并代表现实中的“人”。此后，马歇尔还原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并赋予新的内容，认为“经济人”具有理性的“精明”，既具有“利己”本性，也具有“利他”本性。因此，即便如“经济人”，其“利他”的本性也是客观存在的。

梅奥的“社会人”，则更强调了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非正式组织的成员会主动放弃“自利”，从属群体利益。 “群体利益”是一种受益量更多的“他利”。只是这种“他利”是被动的，违反成员约定是要受惩罚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存”需要，是生理性的纯粹“自利”，而“自我实现”需要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理性“自利”。“自我实现”需要所产生的成果，受益于社会，乃至全人类。“自我实现”需要，从表象看是“自利”，从本质看是“他利”，是一种更深刻、更广泛、更高级的“他利”。

上述西方经济学人性假设中透析出来的“他利”，其基点是“自利”，是“自利”基础上的“他利”。这样的“他利”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核心内容。但是，这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他利”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他利”是有本质区别的。

“为人民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从发表《为人民服务》一文以来，已经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他利”，并不以“自利”为前提，而是以牺牲“自利”为基础。这是一种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他利”。

经济伦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在“他利”问题上的不同，是两种教育的又一大差异。

三、“利己”与“利他”关系中存在的差异

从人性的假设中透析出来的人的“利己”性，是经济伦理学所肯定的，建立在“不损人”基础上的“利己”，是经济伦理学所鼓励的，建立在“合法”基础上的“利己”，更是被提倡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是“利他”性，是牺牲“自我”基础上的“利他”，是“大公无私”基础上的“利他”。换句话说，经济伦理认可“利己”动机前提下的“利他”，也就是说，“利己”是第一位的，“利他”是第二位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尊重“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合法的“利己”，即“利他”是第一位的，“利己”是第二位的。

经济伦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的价值标准，也体现出了不同的育人目标。经济伦理教育的育人重点是培养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目的是通过经济伦理的系统教育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重点是培养具有高远志向、高尚道德情操的精英群体，这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保证。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交换获得自身的利益，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法则，是人人都在体验的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的经济生活无时不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当下市场经济中反映出来各种严峻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甲醛奶糖、地沟油、瘦肉精、假牛肉、毒韭菜、毒豆芽、毒生姜、毒缸豆、漂白大米、增白剂面粉、下水道小龙虾、双氧水凤爪、避孕药养黄鳝、激素染色草莓等等，使人们愈益不安，可以说社会在急切地呼唤经济伦理教育的普及。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美]梅奥.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M].，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美]马斯洛.人类动机理论[M].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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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3] 段进。城市形态研究与空间战略规划[J].城市规划，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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