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学模式 话语权力 交际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经贸与交流的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逐步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专业并于1985年正式招生。据网络数据，到2009年为止，已经有226所高校开办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226所高校涵盖了理、工、综合、医学等各类不同专业高等院校分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一度成为媒体上大力宣传的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热门专业。网络及各种汉语教师培训机构也加强了汉语教师人才的培育和宣传工作。短短几十年时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人数也由无到有，数量一路攀升。本文将以河北工业大学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加强就业针对性的教育模式。

一.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就业状况调查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对河北工业大学2007到2009级三届共151名学生的就业状况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学生就业后的实际工作岗位，主要考察就业岗位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程度。通过调查，毕业生的去向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是考取研究生，第二种是教学工作，包括在各种培训机构包括外语培训结构和中小学学生课外学习辅导机构授课，还有一种是进入各地的中小学校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第三种是进入公司企业从事语言文字类的工作，第四种情况是进入新闻媒体进行语言文字的编辑工作，第五种情况是考取公务员，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第六种情况是进入企业从事其他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第一培养目标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第二目标是的汉语言文字应用和对外交流人才。

从第一培养目标来看，就业岗位符合目标的仅为0.7%，从第二目标考虑，就业岗位基本符合目标的为39.7%。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四年大学生活结束后直接从事对口工作的所占比例极少，主要是因为留学生教育主要由高等院校掌控，而进入高等院校当老师对学历要求极高，目前教学岗位编制人员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这样，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是不可能直接到高校从事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所以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其他就业渠道，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目前的就业形势下，如何立足于本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专项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达到这一目标，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日常教育可以采取潜分流式教育模式。

二.潜分流式教育模式

潜分流式教育模式指的是在保证专业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计划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由教育主体操作和控制的针对不同分流对象的有层次、有计划、有差别地培养学生的活动和模式。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就业选择或就业意向及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相匹配的日常学习和训练模式。这种选择的前提是保证本专业培养体系要求。

我们可以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分为三种教育模式培养，包括汉语言文字能力提高模式培养、教学能力提高模式培养和交际能力提高模式培养。

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是结合汉语言知识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整理辨别的能力，也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可以为以后从事各种文字语言处理工作打基础。

教学能力不仅仅指学生教课讲课的能力，还包括一切和教学有关的综合能力。包括不断学习，对教学反思的能力，灵活运用教学手段的能力、把握教学对象心理的能力。教学能力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需要着重提高的能力，是学生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全面体现。对于日后从事教学的学生来说，教学能力的增长是工作的有力保障。

交际能力是人类与他人交往并进行交流的能力，是存活于世的不可逃避的问题。基于学生视角分析，从幼儿园时期一直到大学毕业，近20年的时光都是在学校度过，学校的生存环境相对简单，人际交往也较单纯，学生的交际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加强大学期间的交际能力学习和训练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之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更加强调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职业角度考虑，也应该加强对内交际能力与人交流能力的培养。

三.潜分流模式下的教学体系与能力培养

潜分流教育模式下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就可以结合以后的发展方向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我们主要从选修课课程设置和课余训练两方面考虑学生三种能力培养模式。

（一）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模式

从课程的设置来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设置了语言类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对汉语本体知识的学习，包括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是学生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的基础。事实上，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主要涉及到中国语言文化、外国语言文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这类课程只是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且因为属于汉语理论基础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和二年级学习，因此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如何加强汉语言文字的专项能力需要精心安排。

1.课程规划

由于不同学生的人生规划不同，从二年级开始就可以设置汉语言文字小组，专门针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设置的小组。对本小组的学生来说，可以从两个角度加强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从课程设置上来说，除了专业必备的汉语言基础课程的学习之外，还应该加强专项课程的学习。主要是增加选修课程，使学生真正做到了自由选择、有所想有所选。主要包括以下课程：

第一、应用写作课

应用写作课注重应用，是立足于工作需求的写作，应用写作课的开设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学生写作的学生腔和自我角度。从应用角度谈写作，不仅有利于学生习惯于对用词造句的斟酌，对学生全面思维和换位思维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学好应用写作，学生可以加强对汉语本体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提高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编辑能力意味着深厚的文字功底，包括书面文字编辑能力和计算机文字编辑能力。编辑能力更加注重对语言文字规范的遵守，编辑能力的课程训练通过对他人语言的修改和审核更能给审核人以警醒，有利于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习惯，养成优良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和职业素养。计算机语言文字编辑能力主要包括对一些常用软件的文字处理和编辑能力，能熟练使用办公室工作软件即可。

2.能力实训

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课上所学知识真正转化为个人的能力必须通过实践环节的训练和熏陶。这个过程主要通过课下时间来进行。课下训练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建立各种和语言文字能力有关的兴趣小组或社团组织，如应用写作社团、我是编辑社团等等，通过这样的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与语言能力处理有关的活动或竞赛，并进行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另外一种方式是建立与语言文字应用直接相关的实习基地，给学生以实际操作的空间，在真实工作场景下运用所学知识会更加务实。如和一些大中报刊编辑部建立联系，可以让学生在暑假或寒假期间去实习，真正融入到实践环节，从现实角度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程度。

（二）教学能力提高模式

教学能力主要包括语言表达能力与教学综合能力，前者是学生教学能力的最直观的体现。加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是第一要素。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来说，这种能力尤其重要，

1.语言能力培养

语言能力的首要表现形式是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首先表现在基础能力的培养，即指对字、词、句简单运用的能力，在交际时吐字清晰、语言连贯等。基础能力的核心环节可以在课堂上实施。在语音课堂教学时纠正学生的发音，加强语音理论知识的指导，指导学生如何在课余时间练习发音。课堂上完成此类环节后，基础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就主要通过学生的自我训练和教师的检查督导来实现。

学生的自我训练包括锻炼自己说话的清晰度和在公共场合流利表达的信心，要求对照汉语普通话测试教程联系单字发音、双字发音、儿化音和变调，每天播放和模仿播音员的朗读范文，结合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所学专业语音知识，自己训练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种训练可以采取个体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多人团体的方式进行。采取个体方式进行方式和时间比较灵活，采用群体方式进行则需要考虑时间安排和场地问题。教师的督导包括定期的检查和交流，及时发现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提倡学生相互之间的监督和纠错，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

2.综合能力培养

教学的综合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课上的有意识引导和教学观摩课与教学实习实现的。主要通过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来实施。为了加强学生的教学能力，理论应用能力，部分理论课堂进行了积极教学方法的改革，形成实践型理论课程。如“古代散文经典选读”课程摒弃了以往由教师讲授的模式，先由教师讲授、示范，再指导学生进行教学实践。对进行教学实践的每位学生，从讲授的内容与方法、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到教案、讲义的撰写都给予细心指导。学生在自己教学实践中不仅多方面提高了教学能力，同时在配合其它学生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在师生角色的对换中，对如何听讲加深了理解，非常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同时，学生也真正体味到了做教师的甘苦。

教学观摩课指的是学生选听不同老师的课程，就每个老师的教学从教学方法、教学特点、教学的优点与不足等角度专注于教学的安排和流程，不仅仅从内容上去学习，而是通过对他人上课过程的反复观摩和思考，从实践上对教学的“教”有感性认识，通过观察他人的教课过程时时去学习，从而有所警醒，有所借鉴。

教学实习是指学生在特定的学期和时间段去校外实习基地开始教学的真实操练，真正站在讲台上体会课堂语言表达、课程教案设计和教学策略的应用，这一阶段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开阔了视野，教学实战使学生毕业后能很快适应社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也是学生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可缺少的环节。教学实习需要有一定时间的锻炼和上讲台经验才能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实习期间既有利于向老教师学习，也能及时反馈问题及时解决，使学生的教学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这样，通过教学实践型理论课程对教学能力的初步涉及到教学观摩课的教学分析与观察，最后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工作。这样的逐层深入和逐步加深，使学生的语言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三）交际能力提高模式

“交际能力”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在《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提出来的，根据海姆斯的分类，我们把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语言交际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两种。语言交际能力指的是语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语言的知识能力，它是社会交际能力培养的基础，这种能力的提高主要是在课堂上实现的。

1.语言交际能力培养

具备汉语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理论知识能力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可是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则需要进行专门知识和策略的学习。就课程设置角度来说，语用学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对人物语言的分析和把握能够使学生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能利用所学知识从语境、人物角色、所在场景等角度去分析，避免盲目和无所适从。同时在进行语用学的学习时，教师应多加强语言运用的实例分析，尽量从日常生活或真实职场交往中选择个案，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悟语言运用的奥妙。

人际关系与沟通课程也是重要的选修课之一，通过课堂知识的讲解，使学生了解人际交往的沟通技巧和策略，以及沟通的艺术，为社会交际的开展提供知识保障。当然，这门课程的安排也适合采用教师讲解和交往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使学生对人际交往有初步的认识和感受。

2.社会交际能力培养

社会交际能力的提高则必须依赖于真实的社会交际，让学生参与到真正的社会交往中去，在社会实践中有辨别力，有分析能力，能够随着不同交际环境和交际地位的变化来自我判断交际的策略和交际的方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尝试。一种是学生从学校环境中做起，主动参与与教师教学和研究密切相关的事务，锻炼与学校员工的交往。主要包括学生大型活动的场地安排和活动的组织。筹备学生社团的资金赞助等等，学校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走上社会做了一个铺垫，能够知道简单的交往方式和技巧。

学校是一个人际交往简单的场所，只有真正融入到社会上去才能锻炼社会交往能力。

就学生个人来说，应充分利用假期时间，积极参与暑期实践，包括勤工俭学活动、支教活动。很多行业是最直接地面向不同人群的工作种类，例如餐厅服务员、推销员、茶馆、这些行业会接触到形形的人群，工作中首先是面向直接服务对象的交际能力，其次是如何与同事相处的交际能力，还有，如何与上级沟通的能力。面对服务对象可以使人学会应付各种层次的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及合理解决问题，与同事的交际可以提高如何面对长于自己或与同龄人的相处能力，面对上级的交际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话语交际策略，针对不同性格人群采取不同方式。社会实践和打工经历可以使学生提早进入社会，了解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与个体性，从心理上有一个逐步适应的阶段。

学校应加大实习基地的建设，并有专业的实习教师带队，掌握学生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或引导积极的解决策略。争取学生在二、三年级即可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加强专业课学习的情况下尽早实现与社会的接触和交往，不仅从专业能力，也从交际能力方面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

四.结语

立足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结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就业方向，本文提出来潜分流式教育模式。从汉语言文字处理能力、教学能力、交际能力三个方面以及课程设置安排和课外训练的角度论述了如何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及方法。本文所论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潜分流培养模式，指的是在完成基本学业内要求的情况所采取的教育教学模式，考虑到任何人才的培养都应该服从专业培养目标的安排，因此，旨在提高就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坚持几个原则，即服从专业培养目标、以利用专业课学习之外的时间为主、以加大实践学习力度为基本原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分流模式培养体系是坚持以上原则与灵活引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何健.贯穿全程的“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模式探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4）：95-98

[2]周启红、牟莉.基于工作坊模式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教学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5）：136-138

[3]彭建玲.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6-92

[4]吴海燕、白雪.金陵科技学院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8）：48-49

篇2

关键词：大学；汉语国际教育；汉日语音差异；分析与教授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17-0022-01

众所周知，汉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语言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异同，在语音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日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和汉语词汇，但是其发音却与汉语大相径庭。本文对汉日语音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教学法，有助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和日本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音学习。

一、日语语音和汉语语音的对照

日语语音的成分主要包括假名、促音、拗音、拨音、浊音等，大多数学者都会取其中一个部分和汉语语音进行比较并且对照，从目前发表的论文来看，这类文章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刘介人的《日文汉字音读与我国汉字古读的对应规律》，是从整体找到两种语音之间存在的关联性，通过对比得出比较科学的规律。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曲翰章的《通过日语汉音看假名五段与汉字四等的关系》，刘淑学的《日语拨音音节的读音与汉语音韵的对比研究：兼论研究日语汉字音读的意义》等。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是很大的，不难看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学习日语语言的技巧

学习日语的时候，一定要大声说出来，因为只有你大声说出来，才能刺激自己的听觉，增强自己的自信，加深自己的记忆，达到终身不忘的效果。一些人读外语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学日语一定要跟着发音纯正的音频一起读。当下市场上有各种教学资源，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是非常正宗”的日语，这对日语发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发音纯正的音频也很好找到，比如学生学习的课本音频、NHK广播、历年真题听力等等，都可以用于练习材料。

三、语音教学基础最重要

学语言，特别是对国际汉语教育来说，基础扎实很重要，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跳舞等都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汉语最难学的就是声调，因此，声调的学习对学生来说很重要，仅仅只是使用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很老旧，特别是不够准确，因为每个人发音都会不一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教师可以借用计算机技术让学生的发音更加标准。就像学歌曲一样，首先要做的就是下载下来，跟着节奏哼唱，学着里面的发音来哼唱。学语音也是一样，由老师发出标准的语音，学生去模仿老师的发音，尽可能接近老师发出的标准音。当学生的声调可以完全和老师重合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发音就是合格的。每个人的发音都会不一样，不要将地方特色带到课堂上。在拼音教学中，要让学生知道每个音节中字母的真正读音，避免学生误会写法一样的字母读音就一样，要多多补充汉语拼音以外的语音知识，避免让汉语拼音成为语音偏误的起源地。还要让日本学生弄明白每个字母的真正读法，一定要把汉语中字母的读法和日语五十音图区别开来，避免混淆后把日语的读音带到汉语中来。同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只在汉语中存在，而日语中没有的音，如汉语中的：zh、ch、sh、r、ü、er。日本人通常很难说准翘舌音，主要是因为日语中没有。所以，当他们说“我是日本人”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不清，通常会说成“u、si、li、ben、len”。对于翘舌音的教授方法可以循序渐进，先练习一些翘舌音在后面的词汇，例如“繁荣”“外国人”“老师”“戒指”等，然后再练习包含多个翘舌音的词汇；对于ü的发音，可以先让他们学说y或i，然后慢慢地将嘴唇向前并拢，形成圆唇状，这个ü音就发出来了。还有一些相近但不同的音也值得注意，例如，汉语中的a、u、w、f 和鼻音。对于这些音的学习最好采用汉日语音对比的方法讲授，例如，汉语的鼻音比较多，有an、en、un、in、ang、eng、ing等，而在日语中只有一个鼻音，平假名写为h。日语的鼻音h在与不同的音拼读时会发出不同的鼻音。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来讲解。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最好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要有耐心地去指导，一遍一遍地纠正语音；多多鼓励学生，让学生更有信心。对日本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系统的训练和针对性的讲解，课后有难题不懂就问。反复练习口语、辨音，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四、结束语

语音教学一直是语言教学的难点和重点，在进行语音教学的时候，大学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和策略。中国人学日语，日本人学中文，就没有中国人学中文，日本人学日语来得简单。但只要掌握方法，还是很容易学会的。日本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长久的历史渊源，为中日语音教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和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相比，中日之间的语音教学肯定有着不一样的特点，教师可以通过这点找到日本学生和其他国家学生不同之处，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教学，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篇3

摘 要：本文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暑期强化班二年级四位学生为研究对象，收集分析归纳四位学生们在作文写作中出现的“把”字句偏误。

关键词：“把”字句、偏误、原因、对策

1、引言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是对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中所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研究，把学习者的语言偏误作为观察学生二语习得状况的一个窗口，从而了解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学习水平。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有以下两点：一是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来揭示语义规则和语用规则，从而进一步讲明句法的用法。二是注重汉语和英语语法规则的对比，通过语言的双向影响研究，阐明两种语言的异同，并进一步凸显母语和目的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负迁移影响，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

2、“把”字句偏误总结与归类

“把”字句是用来强调动词对宾语的影响，强调对宾语的处置，“把”字句的主要句法形式为“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把”字句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难点，在学习“把”字句的过程中，学生有很多偏误，这里指针对五类主要偏误进行分析。

2.1回避“把”字的偏误

“把”字句对学生来讲是一种陌生的语法结构，英语中并没有与“把”字句类似的句型。因为学生刚刚学完“把”字句，短时间内对“把”字句的掌握程度不是很好，加之学生本身汉语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学生在运用“把”字句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对“把”字句采取回避态度。

①留下了帽子在我的车里面

②钱存在银行（图片是有关于投资，应该把钱存在银行还是买股票）

③请你关灯

在这3个偏误例子中，学生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都对“把”字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课堂上，有板书提示，学生的偏误就会降低，而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板书提示，学生偏误就会普遍增高，这说明学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把”字句的语法系统。

2.2“把”字宾语无定的偏误

“把”字句的宾语应该是有定的、确指的，即“把”的宾语是谈话双方都知道的。

③我把一本书看完了

④我把一瓶饮料喝了

在例子③④中，“一本书”和“一瓶饮料”都是不定指。例④在一定的语境中成立，但是当除去语境，“一瓶饮料”是泛指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偏误的例子。

2.3缺少动词的偏误

留学生在学习“把”字句的初级阶段，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缺少谓语动词。

⑤把空调开

出现这一偏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掌握“把”字句的句法结构，“把”字句除了表示变化、结果、数量等补语外，还应该有谓语动词，表示对宾语的一种处置，很多留学生在初级阶段，都会将谓语动词遗漏，造成偏误。

2.4心理、感觉、身体状态词的偏误

表心理、感觉、身体状态的动词不能用于“把”字句。

⑥我把自己躺在舒服的椅子上。

⑦昨天，我们去环球中心，三年级女生很累，所以我们没有游泳，下次我把他们不在乎，我要自己去游泳。

“躺”作为一种身体状态的动词，本身就是“自己”发出的，因此不能用于把字句，可以直接说“我躺在舒服的椅子上”。“在乎”是一种表心理状态的词，因此也不可以用于把字句。

2.5“把”字句补语的偏误

“把”字句的补语大部分都是结果补语，也有小部分是状态补语和趋向补语、处所补语，但是没有可能补语。因为“把”字句表示的是动词对宾语产生的积极影响，即动词使宾语产生某种结果、发生某种变化或处于某种状态，表示的是一种确定的结果或变化。而可能补语表示的则是发生某种结果和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把”字句的补语不可以是可能补语。

⑥我把两张桌子搬不动

⑦我把你的话听不懂

因为对“把”字句的语义上的确定性的模糊认识和受到“把”字句结果补语的影响，学生会将可能补语用在“把”字句的补语中。同时例⑦的例子也存在感觉动词的应用偏误。

⑧把垃圾扔

在“把”字中，除了有谓语动词表示对宾语的处置外，也应该有补语，表示对宾语处置的结果或者程度，留学生在初级阶段，容易造成补语的遗漏。

⑨请你把书拿给我了。

“请”是一种用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礼貌词。而例句中的“了”是语气助词，用在句尾表示情况已经出现或动作已经发生。因此在“把”字句中“请”和“了2”不能同时用。这一类偏误在学生的作文中也很常见，关键原因是学生对助词“了”和“把”字句掌握模糊。

3.偏误产生的原因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导致留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学生主体、教师五方面来阐释。

3.1母语的负迁移

母语的负迁移是初级留学生产生偏误的最主要原因。学生在学习新的语法知识的时候，会潜意识地在自己的母语中寻找与之相对应或者相似的语法结构，依靠自己母语的语法规则来模拟新的语法规则，汉英之间为语法差异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出现偏误。

汉英语法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学生的母语负迁移影响学生产生偏误的最大原因。从语言形态学的角度来讲，汉语语序较为固定，属于分析型语言，而英语语序既相对固定又比较灵活，因此英语是以综合型为主向分析型过渡的语言。这一总特征的差异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出现语序的偏误。从句式上来讲，汉语多用主动式，而英语多用被动式。但是英语中的被动式和汉语中的被动句在语法上又不是相对应的，因此学生在学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时候容易产生各种偏误。从语言“内涵上来讲，汉语注重达意而英语注重性数一致。在语法结构上来讲，汉语的修饰成分只可前置，而英语的修饰成分可前可后，这也导致学生语序及语法规范上的各种偏误。在汉英语法的差异以及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对母语的依赖，都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

因为在英语中，没有与“把”字句相对应的形式，“把”字句对学生来说很陌生，因此“把”字句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较前三个语法点来说比较少。

在“把”字句中，母语的负迁移影响的第一个表现是“把”字的回避。因为在学生的母语中，没有与“把”字句相对应的语法结构，因此学生在学习“把”字句的初级阶段会选择回避。另外，在英语中，宾语的前边可以加定冠词也可以加不定冠词，如“a book”、“the book”，学生受到母语中宾语的这种无定、有定的负迁移的影响，会造成“把”字句宾语无定的这一偏误，造出“他把一本书拿来”类似的句子。而且英语中的状语可以放在所修饰的谓语中心语的前边也可放在谓语中心语的后边，受母语这一语法规则的影响，留学生会造成状语置后的偏误，如“我把功课给你明天”。

3.2目的语的负迁移

留学生在接触新的汉语语法点的时候难以对语法点完全掌握。因此，学生会用所学的目的语知识来类推到其他的语法点上，这种不适当地套用就会导致目的语的过度泛化。

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最先接触的是主谓句，所以留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会经常回避“把”字，造成“留下了帽子在我的车里面”等偏误。“把”字句表示谓语动词对宾语的处置，即动词使宾语产生某种结果、发生某种变化或处于某种状态，因此“把”字句中往往有补语的成分。学生在学习“把”字句的时候，会认为一切补语都可以作“把”字句的补语，造成补语的过度泛化的偏误。

3.3文化内涵的差异

在前面的图中，我们提到过，汉语的一个特点是“重达意”。汉语与英语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文化内涵的差异对学生的影响在初级阶段不太明显，但在中高级阶段逐渐显露。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想要了解一种语言，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到这种语言所在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内涵造成的偏误主要就是学生对汉语文化的不理解所导致。汉语是一种临摹型的语言，即汉语的词序都是反映事件发生的实际先后顺序，与生活的直接经验有英语则关，但是英语不同，它的表达顺序可以颠倒。这与英汉两种思维模式有关，汉语是开放螺旋型的思维模式，而英语则是直线型的思维模式。因此不论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还是中国学生学习英文，都会受到目的语思维差异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与限制。

3.4学生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是影响目的语学习的关键因素。学生学习的动机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兴趣以及学习接受程度。除了学习动机之外，遗忘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原因。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告诉我们遗忘是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最初的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渐减慢。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每一个语法的时候，如果有板书提示，学生就会给出正确的例句，如果没有板书提示，学生就会忘记所学的语法点的句法形式，出现各种偏误。因此老师应该在展示完语法的句式结构后，加强操练，学生应该及时对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

3.5教师

教师是整个课堂活动的主导者，教师的本体知识及精神状态等都会影响学生第二语言的习得。前面我们提到，学生的学习动机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兴趣，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引入方式，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应该在语言环境中引导学生学习汉语，也要在不过多讲语法规则的前提前，让学生了解深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

4、教学对策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出现的各类偏误以及出现偏误的几率，教师应该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以减少母语与目的语等对学生的负迁移影响.所有的教学环节，都是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偏误情况，从教师本体知识的传授、学生对知识的摄取、学生知识的应用等各个方面采取教学对策。（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肖奚强.外国学生汉语句式学习难度及分级排序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赵金铭、李晓琪.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

[3] 赵金铭、杜道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概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孟国.对外汉语十个语法难点的偏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篇4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育硕士；海外实习；教学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3-0035-02

入职适应是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在积极职业价值观的指导下所形成和维持的职业心态、职业能力、职业关系等与职业劳动及其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1]。对教师来说，入职适应就是适应自身角色从“学生”到“教师”的转变，这一过程包括形成敬业精神、提高专业素质、积累工作经验、总结与反思自我等。

初任教师的入职适应，是教师教学生涯中的重要一环。有研究者指出，初任教师的职业适应不良表现，可总结为三点：（1）教学能力不足；（2）班级管理不佳；（3）人际关系紧张。而职业适应不良原因可归结为：（1）职前教育不全面，导致理论脱离实践；（2）任职机构支持不够，只重要求没看需求；（3）初任教师职业认识不够，职业期待过于理想[2]。

对外汉语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海外汉语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加入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一行列。当他们海外实习时，面对陌生的异文化环境，能否顺利适应自身角色从“学生”到“教师”的转变，完成入职适应，完满完成教学任务，是对外汉语教师培养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2014级有过在印尼实习的学生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

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为研究方法，调查分析他们在印尼进行汉语教学实习工作期间的教学适应性问题。

一、教学适应性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此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36份，从调查结果来看，这一群体表现出较明显的女多男少的特点，年龄大多处于20―25岁之间，比较年轻；主要来自对外汉语专业和外语类专业；多数印尼语水平较低；大部分没有出国经历和培训经历；在性格类型方面，多血质、黏液质和胆汁质人数差距不大，尚未发现自闭内向的抑郁性人格。实习生的主要教学场所是印尼的中小学和民间汉语培训机构，教学对象以中小学生为主；实习生的工作内容包含汉语教学从课文讲解到课后辅导各个环节，教学内容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文化等方面，大多数实习生每周课时超过20课时，加上课后的备课等工作，教学任务较繁重；大部分实习生是在没有当地教师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开展汉语教学的。

（二）对任教机构了解情况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学生对学生的汉语水平和学生的成绩评定方式并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所使用的汉语教材也比较陌生，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实习机构负责人的简单介绍；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实习生普遍表示不考虑采用国内传统语文教学的方式，而更倾向于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或沿用印尼当地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式。

（三）教学实践情况分析

在教学环节方面，86%的受访学生认为，课堂管理

是难度最大的教学环节。课堂管理困难的最大因素是课堂纪律差；此外还有学生迟到现象严重、课堂气氛沉闷、对课堂突发事件处理经验不足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1）教学环境与国内不同。印尼教师受尊敬程度低于中教师；（2）教学对象多为中小学生，他们比较调皮，难以管理；（3）由于实践经验的缺失，实习生在面对诸如学生在课堂上情绪失控、哭泣等突发事件时，不知该如何妥善处理。

课文讲解方面，受访学生认为，课文讲解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兴趣，以及语言不通，是影响课文讲解的主要因素。练习操练方面，受访学生认为练习类型单一乏味，学生积极性低，是主要困难。在课堂游戏环节，困难主要表现为难以设计既有利教学又让学生感兴趣的游戏，以及游戏时间控制不好。课后辅导方面，多数学生反映，需要单独辅导的学生太多，工作量大，加上语言不通难以讲解清楚，是面临的最大困难。

在教学内容方面，61%受访实习生认为，语法的教学难度最大。由于语法内容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导致语法的教学难度远大于其他内容的教学难度。66.67%的实习生认为，汉语语法比较复杂，加上语言隔阂，难以细致清楚地讲解语法知识；38.89%的实习生认为，自己在教学中没有找到适合的语法教学方法；还有33.33%的实习生认为，难以设计出有效的语法练习。此外，学生对语法学习的积极性较低，也是造成语法教学困难的原因之一。

语音教学中，实习生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学生发音不标准带来的挫败感以及语音练习枯燥。在词汇教学中，词汇练习类型单一，和每课识记词汇量太大，以及由于语言隔阂不能完满解释词义和文化内涵，是影响词汇教学的主要困难。在汉字教学中，实习生任务，汉字字形复杂，学生学习积极性低，和自身没有找到合适的汉字操练方法，是汉字教学的主要困难。在文化教学中，语言障碍、和学生之间出现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学习对中国文化兴趣不高，是实习学生普遍反映的文化教学主要困难因素。

在教学适应方面，36名受访实习生中，4人表示，在第一节课就可以适应教师角色；9人需要一周时间；10人表示需要半个月；10人表示需要一个月，3人表示需要两个月。从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的适应期都在一个月内。这部分学生表示，由于自身实践经验的不足，因此需要一段时间熟悉教学任务和积累经验。36名实习生中，7人表示，教师角色的适应程度对自身心理健康影响很大；12人认为影响一般；9人表示有点影响；8人表示不会产生影响。

在生活适应方面，大部分实习生对实习机构提供的住宿环境满意度较高。以印尼中文世界华语学院为例，该机构为实习学生提供了面积较大的宿舍，每两人住一间单间，冰箱、空调、烹饪设备等生活设备比较完善。关于实习薪酬待遇问题，有部分学生反映，在同一机构实习，通过校级项目实习的学生，和通过汉办渠道实习的学生之间，工作内容差别不大，但前者的薪资约为后者的1/2。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使得一部分实习学生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在性格方面，29人认为最利于适应汉语教师志愿者角色的是多血质，5人认为是黏液质，全部受访者认为自闭内向的抑郁质最不利于适应教师角色。认为自身性格对适应教师角色有正面作用的实习生性格主要是多血质和黏液质。

二、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外汉语初任教师在入职初期表现出的教学适应与普通师范生的初任教学适应性高度一致，都面临着教学能力不足、课堂管理不佳等问题。但在引起教师职业适应不良原因中，除了前文所述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因素外，对外汉语初任教师入职适应影响因素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1.语言仍然是影响实习生教学适应性不可忽视的

因素。大部分实习生的印尼语都处于较差水平，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语言不通导致无法清晰明确地表达汉语知识。

2.对任教机构的了解程度影响汉语教师实习生的

教学适应性。大多数实习生到任初期，对教学机构的教材使用、评分机制、学生汉语水平等情况了解甚少，这导致实习生在后续教学中，会出现难以把握重点、教学没有针对性、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情况。

3.实践经验影响实习生对实际教学的驾驭和控制。由于实践经验不足，面对教学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多变的具体困难，实习生们自行解决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当被问及对海外实习帮助最大的课程时，实习生们列举的均为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对广外汉硕课程设置提出建议时，大部分实习生也要求广外增加关于课堂管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三、建议

（一）针对汉硕教学机构

1.课程设置：科学设置课程，注意课与课之间的区分度；征集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意见和建议，增加实践性课程。教师在授课中多分享处理课堂细节的经验。组织学生到留学生学院进行教学观摩。

2.岗前培训：可举办一些印尼实习经验交流分享会，邀请曾在印尼进行实习的学生给赴印尼实习的学生传授经验和心得。有条件可以做一些针对印尼实习容易出现的问题的重点培训。

3.对外交流：加大与印尼当地中小学、汉语培训机构的合作，开辟更多实习基地，为学生海外实习提供更多选择；关注赴印尼实习学生的合法利益，平衡任教机构和实习学生之间的地位。

（二）针对实习机构

第一，实习学生到任初期，可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岗前培训，介绍当地传统文化的细节和主要禁忌，避免跨文化冲突。

第二，在语言方面，可提供适当的语言培训，帮助实习生克服语言障碍。

第三，教学方面：希望任教机构能科学分配教学任务，以免实习学生因为难以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而出现种种身心健康问题。

第四，待遇方面，协调好实习生之间的薪酬差异。

（三）针对汉硕实习生

1.出国前：做好充分准备。除网络和图书馆查阅资料外，也可以自行向有过印尼实习经历的学生进行咨询。

2.出国实习期间：切记“安全第一”，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和印尼当地教师以及上一任赴印尼的实习生沟通交流，学习其教学经验；遇到困难主动向学校和任教机构求助。

参考文献：

篇5

本文主要探究的内容是汉语教学学科的必要性、国际汉语教学与传统汉语教学的异同，并阐述汉语教学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旨在通过研究汉语教学学科，了解我国当前汉语推广的状况，以及需要改进的方法，通过战略、国别和软实力的研究，使汉语学科建设和汉语国际传播进入到良性发展轨道。

关键词：

国际汉语；学科建设；国际传播；研究

随着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汉语也开始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时代开始转型为国际汉语教学时代。故此，为让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就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汉语学科。探究在汉语传播中国际汉语教学起到的作用，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同行参与到汉语的课程研究和文化传播中，满足学科建设要求，并通过研究汉语国际传播模式，为汉语的推广工作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一全球时代下的国际汉语教学

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逐年发展，全球背景下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完善，加速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间的联系日益加深，汉语的跨文化和跨国界传播变得更具可能性，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这一发展变得更具现实性。我国在20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保持经济社会的强劲增长，改革开放让我国打开国门，世界人民开始了解中国，中国也开始接触世界。语言就成为彼此间交流的载体，且与社会的生活和生产密切联系。世界看到中国市场的强大潜力，所以逐步了解中国，与中国建立各类经贸往来，汉语也就成为国际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的必要工具。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必然让世界各族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故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德国的语言学家就曾在《语言与人类精神》中提及，与一个民族相伴的事物很多，比如居住的地点、气候、宗教和国家的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产生分离，但是只有语言是民族特有的印记，是民族的灵魂，与民族的存在密不可分。汉语是世界上所有汉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并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特征。

二国际汉语教育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汉语学科

对外汉语教学开始进行国际化的发展，其中对外汉语教学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理念，逐步转型为国际汉语的教学学科。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建立自己的对外汉语学科，并在此期间飞速发展，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系统，通过方法的研究，推出大批独有的科研成果，并建立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这能为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人才支持。国家汉办从2003年开始就举行“汉语桥工程”要求对外汉语逐步向着国际化转型。《汉语桥工程》明确提出将集成、创新和跨越看成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战略发展方向，即集成一切可用的资源和要素，采用创新发展举措，满足汉语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要求。在2005年我国首次在北京举办汉语大会的推广动员工作，与会的国家多达66个国家的300余位代表，通过此次大会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国际汉语推广工作，并逐步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会议里面提及到的“六大转变”，能够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汉语向国际汉语教学的转型速度。自2006年以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到国际化发展新趋势，相关部门也在政策推行上加大力度。针对我国的汉语教学推广多集中在国内的状况，提出改革现有工作方式，调整工作重点，转变传播思路的新模式，其中转变要从以下六方面入手：第一，要求对发展战略做出变更，对外汉语教学走出国门，逐步向国际化形式发展；第二，工作重心进行转移，传统的汉语教学是要求外国人“走进来”，但是现在的工作重心是我们“走出去”；第三，推广理念是要求汉语教学符合大众化、普及型目标；第四，推广的机制主要从教育系统的内部向着外部转化，并借助于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共同推进其发展；第五，推广模式主要从政府主导的模式逐步转为政府推动的市场运作模式；第六，教学的方法也要发生变革，从纸质的教材面授逐步转为使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展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体的系统化教学模式。这六个转变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体制、机制、对象。主要是将原有的“请进来”模式进行变革，让教师走出去，到所在国家任教传播汉语语言和文化；由于请进来的人员数量毕竟有限，能够来中国学习汉语和文化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走出去则全然不同，即能在当地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博大精深，将会吸引更多的人学习中文，汉语传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国现在开始在各地建设“孔子学院”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通过文化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语言，更多的人使用中国语言更能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深度和广度。故此，这种走出去的教学模式十分可取，有助于汉语教学逐步转型为国际化的教学模式。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

（一）汉语的推广、国际传播和汉语教学间的区别与联系

关于汉语的推广、国际传播和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是具有联系和区别的一组概念。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要让汉语走向世界。汉语的推广，是将汉语文化传播看成一项事业，更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中国，正在努力地将自己的语言传播给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主动的语言和文化传播方式。这一术语多用在官方使用，能将汉语传播的主动性体现出来，使汉语传播更为广泛，但是也会产生“文化侵略”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在大型的国际活动中，正式的书面报告中已经很少提及。汉语国际传播则是一个较为中性的词汇，主要反映当前汉语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性特性，并能将学科的特点彰显出来，从而为学科的发展扩充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这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国际汉语教学的分支学科。国际汉语教学主要是研究汉语的学科的专业研究性词汇，可以将其看成学科目录中的二级学科，是汉语国际传播的上位学科，汉语国际传播也是其下属的包含内容，是构成国际汉语教学的主要部分。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领域

1.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研究

有关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性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国际汉语推广的总体战略发展要求、国别战略和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汉语国际推广的总体战略布局是构成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国家的外交策略相一致，并要适应国际间的经贸往来，具有超前性的特征。总之，有关汉语的国际推广战略是主要研究汉语国际推广实践性意义的。

2.汉语国际传播中国别问题的研究

汉语国际传播中国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体制、语言的政策、国家间汉语传播的政策。汉语国际传播的成功与否直接体现在国民汉语教育程度上，因而就应不断的研究汉语传播中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从而努力促使汉语教育进入到国民教育的新发展系统中。汉语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让国家间语言和政策文化相统一，并能细致的研究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组成部分，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满足传播发展的需求。国家间的汉语需求调查明确的标明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研究中需要强化各国间汉语的需求量调查，借助定量和定性的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发展要求。

3.汉语传播中的本土化和软实力研究

各国汉语传播中对汉语教学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本土化的教材、教师和教学的方法。不同的国家受到该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对汉语的教材使用、教师配备和教学方法上使用都有着该国的“烙印”，所以在不同国家开展汉语教学的方式和方法都不同。近年来随着汉语学习人数的逐年攀升，本土化的汉语教材和教学模式，以及教师的素养就成为汉语教学模式研究的重要因素。语言传播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但是传播中需要借助于何种方式进行传播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争取对国家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投入能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

四结束语

汉语能够走向世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世界各国的需要。中国具有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总数，也是亚洲最大的消费市场，其经济发展前景无量，世界各国要想寻求经贸的发展与往来，就要重视中国市场，汉语就成为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敲门砖”。汉语教学的主要场所已经从国内转移到世界各地，当前成立汉语教育学科已经是迫在眉睫。但是长期以来汉语教学的开展多集中在国内，人们有关汉语教学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对外汉语领域，甚至部分研究均集中于汉语的本体研究，与当前国际间的汉语教学需求极为不符。因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还可以培养和加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好的保护、复兴和传承民族文化，因此，如何整合和利用河北省地域民间艺术资源，对推动艺术院校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和培养民间艺术人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高校艺术专业教学和改革的重要内容。

作者：焦占威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佟利平.本土民间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及方案研究[J].中国电子商务，2013(10):260-260.

[2]袁玲.高师民间美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初探[J].美与时代：下，2012(3):122-123.

[3]马越颖.河北民间美术引入大学校园的调查与分析[J].戏剧之家，2014(12):140-140.

[4]王胜彩.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美术资源调查研究[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2(3):69-70.

篇6

论文关键词：韩国；公平；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会和谐的标志之一，任何国家都致力于教育公平。我们说教育公平出了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对公平没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在认识上有些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在一些教育制度和政策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群体可能由于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能够享受到一些较为合法优势，一些人可能在制造了不公平以后，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制约，没有付出这些人所应承受的代价。为此，我们应通过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不断改进，让不公平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让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体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公平。笔者认为，教育的公平是参与机会均等的起点公平，更重要的是能否让有能力的人接受与其自身情况相一致的教育，只要做到这两点，教育结果就会更加公平一些，教育公平也就会得到大家基本认可，从而发挥好教育公平促进整个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分析

韩国以法律形式在教育法第一条对其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作了较明确的阐述，韩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的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能参加建设国家和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

1.调整教师队伍，谋求教育公平。韩国从教队伍建设人手，谋求教育公平。韩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教师进行流动教学的义务性，严肃地规定一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的年限，这样来看，整个教师队伍就处于动态的流动状态之中了。韩国还制定了完善的教师定期流动制度，从而使教师流动操作起来更有规范性。整个教师流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同时韩国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教师流动的定期性，依靠程序的制度化操作保障教师流动的公正、公平和合理，以法律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有力保障，防止流于形式，形成一套既完善又有效的教师定期流动轮换制度。这一制度已在韩国不同地区实行多年，得到了科任教师和校长的认可。韩国政府在待遇上给予教师流动以很大的支持。韩国教育部规定，教师无论在哪所学校，经济待遇及各项福利不能改变，而且随着教龄的增长，待遇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在韩国实行的情况较好，给韩国教育公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理念的角度看，还是从学校、教师的发展角度来看，韩国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是必要的。从学校这个层面来看，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有利于保持学校之间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等结构的相对合理。从教师这个层面来看，有利于保持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新鲜感，激发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挖掘教师自身的潜能，从而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更好地进行施教。

2.依靠不均衡投资，谋求教育公平。为了促进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韩国政府在不同地区的教育投入有其不平衡性，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以推进初中义务教育为例，韩国政府在推行初中教育时，他们确定免费的顺序首先是由偏僻较为贫穷的农村、岛屿开始的，以此为开端，再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推进。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教育投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正是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政府力求最大限度地来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衡性。

二、我国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

1.具体教育政策上存在一定问题。就教育公平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是人人都能公平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从实践来看，我国目前接受基础教育的入学方式主要是行政划片入学。行政划片入学方式的产生是为了在客观上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淡化人们的“重点”意识，以此来保证所有学生入学的公平，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教育公平。同是接受义务教育，由于所处地段不同和所在学校教学质量不同，有的人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有的人则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教育。显然，实行行政划片的入学方式会导致那些天资优异、成绩好的学生仅仅因为所居住的地段关系，而只能进入师资比较薄弱的学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导致这些学生因受学习环境的影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使其动力不足，淡漠对目标的追求，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事实上，行政划片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杜绝目前在基础教育中颇遭人非议的择校行为，一些家庭背景较特殊的学生，仍可以通过种种办法达到进入重点学校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天赋较好、成绩优异而又无特殊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便显得很不公平。

因此，要较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关键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同一地区的来说，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学生的升学制度，在占有优质教育资源上做得更加公平些。

2.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选择存在一定问题。依据区域发展的梯度推移战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自身发展所固有的优势和国家所给予的带有明显倾斜性质的优惠政策。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运用梯度推移的战略，在极大地推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注定要为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进一步拉大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无论是教育投资的绝对数，还是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的增长幅度，东部地区都远远地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转贴于

三、韩国推进公平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教育公平，但教育公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推进。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借鉴韩国公平教育经验，不断完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依靠制度的改进和社会政策的不断调整，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最现实、最可行的有效选择。

1.着力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国家应对教育经费作出统筹安排，建设起公平合理的教育拨款体系。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改革政府教育资源投入配置模式是与增加教育投入相对应的。国家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应改变当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做到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配置，避免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制造教育差距。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在教育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改革促公平，进一步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方向，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国家财政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通过多种政策和制度，促进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包括办学经费、师资水平、设备条件等的均衡化，使一定范围内的适龄青少年享受到质量大体一致的义务教育。

2.着力推进教师流动制度。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师资问题。作为我国来说，为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应借鉴韩国的形式，让优秀师资流动起来。

现在，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因对口支援的教师数量有限，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在个别地区试行外，各地还没有建立起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度。由于我国每个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等差异，以及在同一城市内重点学校、一般学校、薄弱学校教师间的实际收入也存在显著差距，因而实施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该通过阶段性目标，来实现教育公平的发展目标。为此，有必要借鉴韩国实施教师流动制的经验，总结国内实行教师流动制的地区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度。

3.着力缩小校际教育差距。时下的重点学校制度正在成为扩大校际差距的一项制度。一些建筑豪华的重点学校，与教育应有的教育功能很不一致，加剧了纳税人的教育负担。新一轮的创建“示范校”方兴未艾，很多地方热衷于建示范性高中，动辄投资亿元打造一所重点高中。目前，国内重点高中学校的硬件条件早已超过国内的重点大学的一些硬件设施，而且有些还超过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很不适应，这是很没有必要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基本国情。

篇7

关键词：网络虚拟世界Second Life；海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0-0103-03

一、引言

近几年来，美国三维网络虚拟世界Second Life的不断发展和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应用引起了海外汉语学界的极大关注。研究者们纷纷在Second Life中创设虚拟学习场景，组织汉语教学实验，得出了不少研究结论和心得。本文拟在介绍这些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及应用前景做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二、Second Life简介

Second Life（第二人生）是美国林登实验室研发的大型多人在线三维网络虚拟世界，2003年开始试运行。随着全球主流媒体的持续推介和自身的不断发展，近些年Second Life的注册用户成几何倍数增长，目前已突破千万，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网络虚拟世界。Second Life由一片虚拟大海和数以万计的虚拟小岛（Virtual Island）构成，在小岛上有用户设计构建的虚拟城市（如纽约、莫斯科等），内设民居、花园广场、购物中心、飞机场、图书馆等城市设施；也可以营造山河湖波或景点（如自由女神像）等。Second Life的用户称为“居民”，“居民”们可以定制自己的虚拟化身（性别、相貌、身高、肤色等），操纵虚拟化身从事与现实世界中一样的漫游、交流、购物、学习等行为，度过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Second Life就其本质而言，属于网络虚拟社区的一种。与其他类型的虚拟社区不同的是，Second Life秉承Web2.0时代“用户参与创作”的理念，即用户既是使用者，同时也是生产者。Second Life的开发工具不仅对管理者开放，也向所有用户开放。用户只要付费租用相应面积的虚拟小岛，就可以任意地定制自己需要的三维虚拟环境。因此，Second Life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三维虚拟环境模拟平台，借助该平台可以实现用户的各种自由想象和创意，进行自主设计。为此，Second Life提供了一整套功能强大但操作简易的林登脚本语言，使用户借助菜单即可快速定制一个虚拟环境。Second Life的这种理念极大激发了网民的创作热情，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虚拟环境被创造出来。这种创作热潮很快波及到其他领域，如传媒机构（BBS）、公司（微软）甚至政府部门（美国疾控中心）都纷纷在Second Life创设虚拟环境，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进行各种宣传工作。

随着Second Life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也认识到它的教育价值。据林登实验室统计，迄今全球已有超过700多个学校或教育机构入驻Second Life，创建自己的虚拟校园、图书馆、虚拟课堂，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院校，如剑桥、哈佛等。近几年，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进行各种学科领域的教育教学实验研究。从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来看，Second Life主要涉及信息科学、图书管理、美术教育、医疗护理教育、媒体素养教育、跨学科交流及语言文化教育等领域。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实践，教育界已就Second Life的教育应用价值达成了初步的共识：Second Life融合了网络虚拟社区和在线游戏等诸多概念，为信息时代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完美体现了主动参与学习和情境学习的理念。Second Life环境的文化多元性，交互的拓展性和丰富性，情境的多样性，场景和对象的真实性都为教与学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推广应用有助于现代教育技术范式的变革，实现信息时代的“全浸式”数字化学习。

三、基于Second Life的海外汉语教学研究

Second Life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应用也引起了海外汉语学界的极大关注，自2007年起陆续有汉语专家及教师进入Second Life组织教学实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包括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营造的中文学校，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创建的“中国岛”（Chinese Island），以及俄勒冈大学组织的虚拟中文夏令营。

2007年，密西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和专家们在Second Life中修建了第二人生中文学校。该中文学校包括虚拟的办公室、公寓、餐馆、茶室、商店、教室、图书馆和停车场等。2008年，第二人生中文学校开设了中文101和102课程，修习该课程的学生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得到相应的学分。在第二人生中文学校里，强调按照社会学习理论进行语言学习，侧重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文化生活体验，通过参与诸如公寓拜访、品尝绿茶和茶，参加宴会、购买玉石馈赠朋友等具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社会生活来促进语言的习得，潜移默化地实现语言的社会化。另外，该虚拟环境还提倡进行合作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例如学生会被要求在博物馆中寻找一把迷失的古剑等。美国其他学校的汉语教师也加入了第二人生中文学校的实验研究。例如2009年，美国西东大学的陈东东组织两个初级中文班，共30个学生进入第二人生中文学校进行教学实验。该项实验为期一个学期，共16周。在此期间，学生们需要进入Second Life完成8类任务，包括Second Life的操作训练，练习发音，寻找汉字及其字根，练习做自我介绍，问对方爱好，做客等。例如在任务5中，学生需要进入虚拟公寓，亲身体验并学习关于家具、房间物品的词汇。学生点击虚拟物品，系统出现相应的词汇拼音及发音，同时练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等句型。学生的谈话会被系统记录，供教师点评和修正。在实验结束后，教师就学习情况和体会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使用Second Life学习汉语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情境学习的模式有助于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汉语学习富有建设性、娱乐性和探索性，多数学生建议继续进行类似的教学实验。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于2007年在Second Life购买了一个虚拟岛屿，中国研究系的Scott Grant等人在学校的虚拟岛屿上建造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书院，例如书院门口贴有门神图案。另外，还建造了茶馆、医务室、旅游社、商业街、蔬菜市场等虚拟设施供情景教学使用。2009年中国研究系又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的岛屿“中国岛”。在该岛上建立了飞机场、火车站、房地产中介公司等虚拟设施。中国岛中的教学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1）针对一、二年级初级或中级水平的学生设计的活动，提供接近真实的中国情景让学生练习并拓展在课本中学到的词汇、句子及文化知识。比如，在学习交通相关话题时，学生可以在“中国岛”的火车站、飞机场练习买票、上车、登机，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告知中国朋友自己所乘车次/航班及到达时间。在学习身体健康、就医相关话题时，学生可以在虚拟医务室练习课本中学到的词汇句型，练习挂号、填写病历卡、向医生描述症状、听药方、购药等活动。（2）针对三年级中高级程度的“中文媒体课”，学生需要在Second Life采访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说汉语的人。该类活动先在任意地点进行，随后被采访人会被请到中国岛专为该课建立的电视采访室接受较为正式的访谈。随后，学生需要把采访内容写成书面新闻报道，在虚拟的电视台录播。（3）设立可适用于任何年级的课外聊天室，邀请水平较高的学生在特定的时间段进入聊天室，和其他学生通过声音或文本聊天，帮助初级班的学生练习与课本有关的内容。自2008年开始使用Second Life教学以来，中国研究系己有超过400多个本科生使用过该虚拟空间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2009年，美国俄勒冈大学第二语言应用研究中心在Second Life中举办了“我的中国村”虚拟中文夏令营活动，该项目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的资助。组织此次夏令营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中级水平汉语学生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为此项目组在全美范围内征集汉语学习者，通过电话测试和水平测试等手段确定学生的汉语水平。同时，项目组还邀请了苏州大学的一些学生做志愿者，协助活动的进行。夏令营的主题是环境保护，为期四周，每天在Second Life中活动两个小时。第一周的主题是水危机，夏令营的参加者相识后，由志愿者为学习者介绍太湖乃至全球的水危机情况，并在虚拟中国村的大屏幕上进行有关水危机的问答。第二周，志愿者模拟采访了苏州官员和市民关于太湖水问题的看法，学习者可以提问，还可以参观Second Life里创设的了解生态生活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虚拟环境。第三周，参加者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如何将“我的中国村”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涉及话题有交通，废物利用，水土利用，低碳排放等。经过充分讨论后，每个小组选出代表进行演讲比赛，项目组聘请了汉语教师志愿者作为评委为小组的演讲打分，其他参加者也可以为他们喜欢的小组投票。在讨论中出现的一些富有创意的想法，如风力发电等，可以在“我的中国村”付诸实施。第四周活动的重点是加强夏令营参加者的归属感，引导他们自主进行一些学习活动，使他们成为夏令营真正的主人，以促进“我的中国村”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及应用前景

1.网络虚拟世界渗入对外汉语教学已成大趋势。当前，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的人数飞速增长，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规模已无法满足汉语及汉语文化国际推广的需求。从师资状况来看，据国家汉办估计，当前全世界需要约500万名汉语教师。为此国家汉办采取了派遣志愿者的方式，向世界各国派出了大批汉语教师，甚至连各种外语教师也参与其中，但仍无法满足各国需求。从学生方面来看，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大部分汉语学习者无法来到中国学习。为此国家汉办自2004年起开始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旨在提供规范的汉语教学，但为数不多的孔子学院很难把汉语及其文化推广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网络虚拟世界为解决上述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有利工具。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网络虚拟世界沿承了远程教学的优点，即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组织汉语教学。国内的汉语教师及外国学习者不用走出家门，即可利用网络进入同一虚拟空间，组织各类学习活动。这种虚拟学习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使对外汉语教学的大众化、普及化、终身化成为可能。国外研究表明，网络虚拟世界渗入汉语教学已成为大趋势，对外教师及专家应适应这一趋势，积极利用Second Life等三维虚拟环境平台创设汉语虚拟学习环境，组织教学实验，使网络虚拟世界真正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和传播的有效工具。

2.网络虚拟世界的应用有利于推动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革新。当前，对外汉语教学总体上仍在沿袭传统的“知识灌输式”和“说教式”教学，使本就复杂难懂的图形文字和声调更加令外国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可以说陈旧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当前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和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障碍之一。教学模式的革新依赖于教学理念的创新，同时也离不开理想学习环境的支持。建构主义认为，应当让学生个体与他人或外部环境充分相互作用，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变为积极的知识建构者。为此，必须给学生提供足够吸引力的环境来参与学习活动，提供适当的工具来运用知识。海外汉语学界基于Second Life的教学实验表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汉语学习突出体现了教育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具备了知识产生的具体环境（富含汉语及其文化的社会环境），使学生可以在仿真的活动中，通过观察、体验以及问题的解决，获取真正有用的汉语知识和技能，进而获得文化适应，完成知识的意义建构。因此，网络虚拟世界的应用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新模式的革新，使对外汉语教学从整体上向体验学习、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方向发展。

3.网络虚拟世界为对外汉语学习提供了社会化环境。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和概念都只有通过社会化的运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通过运用不仅改变了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同时又适应了其所处群体的特有的文化信念体系。因此，学习的本质是个体参与社会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此相一致，语言社会化学说也认为，儿童母语习得过程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有效的语言学习不应当孤立地在课堂进行，而是应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作为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一般只局限于课堂之内，课堂教学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然而其在各方面的局限性注定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学习理念，不利于知识向现实环境的迁移，也就无法实现语言的社会化进程。网络虚拟世界辅助下的对外汉语学习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生可以运用汉语直接参与、体验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通过完成各类近似真实的生活任务，在与汉语本族语者群体互动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语言实践能力，提高自身及语言社会化水平。从国外相关来看，网络虚拟世界可以为汉语学习提供各类社会文化生活学习任务，包括旅游、购物、出行、拜访、品茶等等，从而构成了近似真实的汉语社会化环境。在此类虚拟的社会化环境中进行汉语的社会化学习，无疑有助于提高国外汉语学习者的社会化水平，从而在总体上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向应用型教学转变。

五、结论

海外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表明，Second Life等网络虚拟世界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推广汉语及其文化的有效工具。虽然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网络虚拟世界还是一个新事物，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应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师及专家关注、研究和使用网络虚拟世界。

参考文献：

[1]蔡苏，余胜泉.从Sloodle看三维虚拟学习环境的发展趋势[J].开放教育研究，2010，（02）.

[2]刘士娟.Second Life及其在中文教学中的应用[J].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2010，（01）.

[3]陈东东.Enhancing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with Second Life[J].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2010，（01）.

[4]余胜泉.从知识传递到认知建构、再到情境认知——三代移动学习的发展与展望[J].中国电化教育，2007，（06）.

[5]尹洪山.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1，（01）.

篇8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英文题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 Meng， 1995; Li &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 Logan， 1996）。Xie & Hannum（1996）以及Zhao &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陈晓宇、冉成中和陈良焜（2003），《近年中国城镇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载闵维方等主编，《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丁延庆（1999），《七省市农村私人教育投资收益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杜育红和孙志军（2003），《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管理世界》第9期。

赖德胜（2001），《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2－242页。

李春玲（2003），《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实和李文彬（1994），《中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估计》，载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邵利玲（1994），《国有企业内部职工个人收入差异的因素》，载杜海燕主编：《管理效率的基础：职工心态与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6－172页。

孙志军（2002），《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经济研究》第1期。

于学军（2000），《中国城市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研究》，载王裕国等主编：《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95页。

诸建芳、王伯庆和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朱农（2003），《论教育对中国农村家庭生产活动和收入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Qingjie Xia(2002). Towards a Competitive Labour Market? Urban Workers， Rural Migrants， Redundancies and Hardships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Paul Glewwe， and Guo Li(2000). Markets，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298，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Brauw， Alan de and Scott Rozelle(2002).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lliams College， Aug.27.

Byron， Raymond P. and Evelyn Q. Manaloto(1990).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783-796.

Card， David(1999).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Amsterdam)，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eds.， Volume 3A， Chapter 20， pp. 1801-1863.

Fleisher， Belton M. and Xiaojun Wang(2002). Skill Differentials， Return to Schooling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Gustafsson， Bjorn and Shi Li(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 305-329.

Heckman， James J.(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Vol47， Issue1， pp.153-162.

Heckman， James J. & Xuesong Li(2003). Selection B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0. NBER Working Papers9877.

Heckman， James J.， Lance J. Lochner and Petra E. Todd(2003). 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9732.

Ho， Samuel， Xiaoyuan Dong， Paul Bowles， and F. MacPhail(2002).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Wage Structure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0， No.3， pp.659-688.

Jamison， D. and J. V. Gaag(1987).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6， No.2， pp161-166.

Johnson， Emily N. & Gregory C. Chow (1997)， Rates of Return to Schooling in Chin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 2， 101-113.

Li， Haizheng (2003)，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Jun， Vol. 22 Issue 3， p317.

Li， Haizheng and Aselia Urmanbetova(200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Haizheng and Yi Luo(2002). Reporting Errors， 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Tianyou and Junsen Zhang(1998).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307-335.

Liu， Zhiqiang(1998).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97-725.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2).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tes College.

Maurer-Fazio， Margaret (1999). Earnings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urvey Evidence from 1989 and 1992.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 1， pp.17-40.

Meng， Xin(1995).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Education Economics， Vol.3， pp.235-247.

Park， Albert， Xiaoqing Song， Junsen Zhang and Yaohui Zhao(2002). The Growth of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8 to 1999. Working Paper， Beijing University.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2002).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1.

Psacharopoulos， G.(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325-43.

Rosenzweig， M.(1995).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pp.153-158.

Schultz， T. W.(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 Xin， Mun C. Tsang， Weibin Xu & Liang-Kun Chen(1999).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Vol.7， No.2， pp.167-187.

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2.

Yang， Dennis Tao(2000).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during Rural Reform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Yang， Dennis Tao and Mark Yuying An(1997). Human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 Household Earning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Zhang， Junsen and Yaohui Zhao(2002).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1988-1999. World Bank Discussion Draft.

Zhao， Wei and Xueguang Zhou(2001).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Mime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篇9

关键词：英语专业 本科生 汉语国际教育 就业方向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09年之前，英语专业就业率排名一直居各专业前10位。但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却连续登上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排行榜。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从英语专业内部的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实践环节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与英语专业有着巨大亲缘性的汉语国际教育迅猛发展，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缺口极大。因此，本文试图将目前存在巨大供需缺口、与英语专业有着巨大亲缘性的汉语国际教育引入英语专业的就业视角，挖掘出能够有效地提升普通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语国际教育能力的可行性途径。

作者通过对沈阳大学在读的两届（2015级、2016级）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的促进程度在0-10之间），收集他们在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方面的相关数据，试图洞悉英语背景学生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的优势和劣势。首先，在课程方面，研究对象的本科课程设置与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能力培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融合。根据国家汉办制定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具备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教师综合素质五个方面的能力。调查问卷显示，研究对象在本科阶段所学习的与“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相关的课程中对汉语国际教育从业帮助较大的是口语（7.2）、语法（6.3）和翻译（5.8）。“文化与交际”类课程中的中国文化（8.3）、中西文化对比（7.5）和英美社会文化课程（6.4）促进度较高。“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类课程中帮助较大的是二外（7.1）。教学方法类课程数据差异较大，曾学习教学法等相关课程的学生反映其促进作用极大，部分学生则完全没有接受过类似的课程学习。最后，实习环节（6.4）和计算机基础课程（5.9）对于研究生阶段教师综合素质促进作用较高。

另外，在学生自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习优劣势选项（本部分为单选，按百分比统计数据）中，他们表示英语专业背景带来的优势最集中体现在跨文化交际能力（38.7%）、英语语言能力（26.8%）和西方文化知识（19.6%）三个方面，劣势则突出体现为缺乏汉语本体知识（44.2%）、缺乏实际教学经验（26.7%）和缺乏中国文化知识（18.9%）三个方面。从这部分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英语专业的学习背景为学生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语言条件和交际能力，但汉语本体知识的薄弱也使得其教学实践困难重重。

为了能够提前帮助学生在今年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中减少劣势提升优势，在本科阶段适当增加相关课程、讲座或者教学实践活动尤为必要。首先，加大汉语本体知识学习力度。学生们的汉语言本体知识系统薄弱，配合已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程，开展一系列相关讲座，强化专业基础知识。其次，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侧重。在大四的实习阶段，鼓励有意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参加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实践，同时邀请回国归来的志愿者以兼职教师的身份给学生开设专题讲座。

英语专业学生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一方面能够很好地解决目前普通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就业压力大、前景不乐观等实际问题，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环节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缺口，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中为广大普通本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找到一条可行的新途径。

篇10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根本动力 先进的现代文明

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取得的进展

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手段，也必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交融和共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以来，至2009年底已在全球建立272所孔子学院及282个孔子课堂（许琳2010）；到2010年10月已建立322家孔子学院和369所孔子课堂；至2012年8月已在全球建立389所孔子学院，520个孔子课堂。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得到批准并逐步扩大招生；大规模的汉语国际教育志愿者师资培训在国内外进行；“汉语国际教育”留学研究生开始招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成绩表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正蒸蒸日上，也表明有关部门作出了巨大而富于成效的努力。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与根本动力

在喜人的形势下我们应当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文化战略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应该作更长远更深入的思考。反观英语等其他语言在近代以来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历程和情况，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给予我们启示。

近代以来英语等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伴随着殖民主义进行的。除去这一特定的历史因素，这些语言得以扩张的背后是英美等国前沿的科学研究和先进的应用技术，即语言扩张的背后基础是先进优秀的现代文明。这一点非常清楚，但在认识上却很重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有以下问题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1．语言崛起不能仅以传播古代文明为基础。

语言崛起依靠的是前沿的科学研究和先进的应用技术，不能简单寄希望于该语言承载的在历史上创造的古代文明。英语等语言的扩张依靠的正是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而不仅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反观汉语国际教育，目前偏重的仍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介绍、传播和输出。孔子、京剧、功夫、中医等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海外汉语教师很清楚，目前的中华文化课程基本上仅仅局限于制作几个中国结，唱上两段京剧，或者练几笔书法，摆几个太极拳的架势，等等。这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一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及中华古代文化表层的兴趣甚至好奇。由于对汉语、汉字乃至中华古代文化不了解，英语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as difficult as Chinese（像汉语一样难）。换言之，目前我们的文化传播定位还停留在西方国家对远东陌生异域文化的兴趣和好奇上。要真正以汉语国际教育为桥梁和平台达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扭转。

2．语言崛起应打造包含经济因素在内的多层面、多维度的需求格局。

不可否认，语言的崛起应该包含经济因素在内的多层面、多维度的需求。200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会议指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汉语热’持续升温”。但应当看到，造成这种需求局面目前主要依靠的是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出口已经上升到第三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张国祚2009）。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贸易往来，这当然需要语言的沟通，会扩大汉语的需求。但经济上促成的汉语需求只是一条腿走路，单纯依靠经济维度，从长远来看汉语的需求空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目前已经显露出来。据2006年5月22日国家语委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年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近4000万；据国家汉办预测，到2010年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达1亿，按1：20的师生比估算，届时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将达到500万。但目前全球的外国汉语学习者是否已经达到1亿，恐怕很难给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可以预见的是，单纯依赖于经济的语言需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达到饱和和极限。经济层面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要不断扩大汉语国际传播的成果，必须下大力气逐步打造多层面、多维度的汉语需求局面。

3．先进的现代文明是语言传播的坚强基础和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