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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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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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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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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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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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然而，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等许多薄弱环节，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因此，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实效性，必须坚持生活化。

1 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生活化的理论依据

生活世界学说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包括特殊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普遍生活世界和原生活世界等多种层面和含义，核心是回到原生活世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哈贝马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吸收了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形成了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的生活世界理论。他认为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人三部分组成。因此，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全面生活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实践论为基础。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实践论不仅为我们探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还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理论依据。[1]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实现路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以现实生活为中心，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关心大学生的生活体验，促进大学生的生活实践，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的途径与方法。[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生活化，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教育内容要源于生活，教育方法要根据实际需要实现多样化。

2.1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统一思想，树立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关爱人、培育人和塑造人，要充分认识到每个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背景经历，对于不一样的个体要因材施教。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学生应该是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而教师则是主导，只起到引导激发的作用，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注重师生的情感交流，关心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学会学习的同时热爱生活、学会生活。

2.2 注重教育内容源于生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内容来源于生活，需要从历史世界、现实生活、网络空间、生活环境几个维度来考虑。一是，重视历史的作用。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有血淋淋的教训，有刻骨铭心的时刻，重现历史世界，让大学生了解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可以收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二是，教育内容来源于学生的现实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和大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能够解决学生面临的问题和困惑，解决学生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学生学会对两难和敏感问题的判断。重视丰富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等现实问题，给予及时的引导和帮助。三是，重视网络虚拟空间对于大学生的影响。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信息良莠不齐，网络在给人们带来各类机遇和方便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意识领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大学生。所以如何引导大学生健康理性上网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四是，关注大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高校应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为大学生健康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通过组织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引导学生健康向上。另外，社会社区也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搭建各种机会和平台，为大学生健康成长做出努力。

2.3 重视创新教育方式方法

要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必须注重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更要积极抓住课外生活中的实践机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在课堂教学中除了教师的讲解，可以采用研讨、辩论、演讲等多种教育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两难问题上鼓励和引导学生思考和辩论，在研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的想法，从而便于对问题形成正确的观点。课外教育活动中可以综合采用调查研究、社会实践、参观考察、自我学习、辅导咨询、榜样引领、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和途径，通过深入社会、社区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引导学生认识和研究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可以引导学生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觉悟，在为社会和他人奉献和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实现教育方法的多样化、生活化、实践化，有助于提升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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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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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就业、入学、就医、土地纠纷和下岗等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福利。“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对于改革的受损者可进行事后补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竞争的一切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等充斥着科学主义的观点占据了话语霸权，GDP仍是政绩最重要的衡量。长此以往，只能不断加深社会裂痕。因此，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反思发展的人本本质，在实践上制定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这就要求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朱成全教授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为基础，撰写的《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四个文明耦合”发展模型，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为我国乃至各个省市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的基础，对我国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本书的创新点和对学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野新，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不仅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而且从宏观方法论层面指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是我们研究HDI的指导思想，可以克服目前HDI研究中科学性有余、人文性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外HDI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提供中观层面的建模思路和微观层面的实证技术，推动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进一步具体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二，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哲学基础——以自由看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在需要、能力、个性与关系等诸方面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

第三，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可以归纳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上，所以，应该从这一文化思潮的基础——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从科学层次来看，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对经济学低层次的理解；从精神层次来看，经济学是人文，这是对经济学高层次的理解。人文是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也具有人文性。第一，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第二，经济学的人学本质：人的欲望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第三，经济学的道德特质。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维度及其当代意蕴。马克思“新唯物论”思想所蕴涵的评判“万物”的两个维度有：客体与主体（或物与人）、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身体与灵魂、利与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改造世界”，也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由此可见：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

所以，作者认为，应该从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从科学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这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应该从人文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这后一种理解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

第四，基于自由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演进脉络及扩展研究。以避免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为出发点，具体考察了人类发展指数的修正实践，指出人类发展指数蕴涵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因素，再根据马克思和森的发展理论的渊源关系，指出从四个文明角度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建立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是可以实现的。最后从四个文明所涉及的领域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出发，建立了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扩展了人类发展的指数。

第五，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计算方法的选择。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发展观的反思与重构，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实意义在于HDI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良性媒介，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视角从狭窄的经济领域走出来，扩展到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教育和环境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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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演进

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二重性。从生产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的增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生产特殊的角度来看，凡是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总是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会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会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商品生产来看，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产品，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的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社会生产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决定了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运用二重性理论与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相联系的范畴，而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规定(“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得多，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马克思经济发展观，财富的增加或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和“资本”等等“社会财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经济发展本身，而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方面的指标。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有可能会误入“为生产而生产”的歧途，甚至导致破坏性的增长，最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经济发展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终极价值，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与基本条件。马克思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较早将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家，对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一大重要主题。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离开一定制度条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外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并通过制度分析来考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演变机制：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来确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研究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问题，认为人的理性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又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既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运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抨击了资本家的“个人理性”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和对土地与大自然破坏与掠夺从而对导致经济发展的破坏性;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是由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的，个别资本家不惜破坏自然、力图实现成本外部性的个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增殖制度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受到了市场自发竞争制度与资本剥削制度的制约，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其手段———不断发展生产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实现集体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个人理性的自发性、盲目性与破坏性，按照集体理性合理地利用资源、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义范式。20世纪50至80年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揭示作为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资本扩张，资本如何从其最初的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扩展，在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同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方式联结，形成阻碍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而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实行国际剥削的特有的经济结构，指出只有打破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经济中的依附关系，把这种依附关系看成是落后国家不能实现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论)。它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对落后国家进行国际剥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维护其较高的利润率和工资率(不平等交换理论)。同时，它也分析了落后国家各种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生产方式联结理论)。从其方法论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属于“制度主义”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它认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论这种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凸显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传统的理论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它舍弃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这一重要因素，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个人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从而偏离了经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分析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科学传统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运用经典范式所确立的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每一国家内部与国际范围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与阶级关系。但是，它未能准确地把握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其多数理论只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式及其历史演进

结构主义者认为，虽然不能把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变动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变迁能引起经济变动。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下，结构主义者接着阐释了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认为制度可能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结构主义者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制度改革，只有实行激进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马颖，2002)由于结构主义范式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其理论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强调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对“出口导向”重视不足，割裂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它们不仅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而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很难打入国际市场。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制定经济发展决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表现出相当的不满和怀疑。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浪潮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勃然兴起。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用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并成为权威性国际组织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80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阶层受益，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强调经济的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收入再分配论、自由贸易论、市场机制论、农业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库兹涅茨、加里•贝克尔、舒尔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现象，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市场的结果便是人们希望寻求的结果的境地。这是因为，世界分工或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各国的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国际分工或在国际分工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动均衡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并不符合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二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地位，他们试图建立基于“资源享赋理论”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竞争秩序，更有利于维护“中心国”的利益，对广大边缘国是极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一般舍弃或抽象掉了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来研究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本身形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新古典主义理论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论是一国之内的活动还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是纯粹经济理性的活动。如果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着矛盾，便是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的矛盾。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他们把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刺激———反应机制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认为既定资源的良好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能对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从总体上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以个人理性为核心、撇开制度因素而分析经济发展动力的“理性主义范式”。

研究结论及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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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一词，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国内出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学得张力，促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化。但“经济文化”理论提出，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义是推动市场竞争的精神动力，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新教伦理中所提倡“天职论”“禁欲主义”等宗教文化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经济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经济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价值观等内容。其研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学的内在的特有的潜力，并反作用于经济，使经济活动能创造更多价值。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那些蕴含文化价值、价值观等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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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