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中国加入WTO，发达市场经济所采用的报酬趋势和战略将迅速在这里找到它的位置，从而将引发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如果不改革现有薪酬制度，增加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导致更多人才流失；大幅度加薪无疑使企业的负担加重。因此，如何在工资总额有限的情况下，盘活用好有限的工资总额，构建符合各类人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薪酬效能的最大化，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真正实现待遇留人已迫在眉睫。

一、现代企业薪酬制度的概念、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一)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根源性转换、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按照中央部署，到2010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相适应，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基本形成“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新型分配格局。

(二)现代薪酬制度的概念

所谓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是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在国家法律规范和职工民主参与下，企业向经营者、劳动者和投入生产要素的个人自主分配报酬的一整套科学的规程、标准和办法。

(三)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与企业现行分配制度的差别

一是分配主体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的分配主体是企业，具体说是公司制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总经理，企业拥有完整意义的分配自，包括自己定分配总量、分配水平、分配制度、分配标准和分配关系等各项自;而在企业现行分配制度中，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还要管企业的工资总额，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分配主体。二是分配基础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以市场为基础，与劳动力市场价格衔接，以工作评价制度为确定薪酬制度及其分配标准的依据，以体现内部公平;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价格脱节，绝大多数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基本没有通过工作评价来确定薪酬差别，是“拍脑袋”定工资，缺乏依据。三是分配方式多样化，分配手段科学化，形成多种组合，可以灵活调整并运用;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多数还带有原等级工资制的痕迹，较少实行或基本没有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办法，分配方式比较单一，科学性也较差。四是分配内容不同。前者的分配内容包括劳动报酬和生产要素报酬，内容丰富、范围广;而后者的分配内容则只涉及劳动报酬，主要是企业工资总额。五是分配机制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全面引入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形成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每个员工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有利于调动经营者和劳动者以及投入生产要素个人的积极性;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仍是计划机制、行政机制发挥作用，因而激励作用不足，约束作用乏力，容易造成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分配行为不规范。

二、现行分配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现行分配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必然带有计划体制下的色彩，它已不能适应激励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其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岗位工资在基本工资中所占比例过小，岗位价值不突出，致使高素质关键岗位人才留不住引不进，低素质普通岗位人员呈沉淀流不出，工资难以发挥导向的激励作用。

(二)技能工资与员工实际技能脱节，缺乏有机联系。现行技能工资考虑资历、工龄较多，考虑技术因素较少，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工资的刚性。

(三)工资结构死、活比例失调，激励职能弱化。

(四)未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未能有效地结合起来，职工的生产技术、人力资源、技术成果、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没有参与企业经济效益分配，仍是“贡献大小一个样、效益好坏一个样”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

三、改革现行分配制度，重构多元化的薪酬制度

针对现行岗位技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优化工资结构，将职工的实际工资与企业现行的岗位技能结构工资剥离，实行灵活多样的工资激励政策。

(一)按岗定酬，突出岗位价值

新的工资分配应从重工龄的技能工资转向重岗位条件、重技术程度、劳动数量、劳动质量的岗位转移，依据技术高低、苦脏累险的程度、劳动强度、责任大小等因素，合理地测算出管理、技术、生产操作、服务四大系列的不同岗位的工资分配系数，真正形成“以事定岗、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岗位结构工资分配机制。通过岗位(职位)评价，合理拉开关键岗位与普通岗位的工资差距，突出岗位价值。

由于每一个工作岗位(职位)的工作性质、内容、对组织贡献的大小和方式不同，管理的幅度、所需的资格及沟通能力的要求、职责范围、解决的工作问题的难度、对组织短期、长期影响和贡献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评价职位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并将各项因素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性质、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联系起来，共同考虑，通过一定的方法用可衡量的变量量化得其数量值Yi，根据企业的实际侧重面给每个影响因素的数量值以一个权数，从而计算出职位的价值，即职位价值系数。影响和评价一个职位的因素有很多种,一般来说，根据一个职位所需的基本技能或任职资格、职位的工作特点、职位的组织贡献等几个方面找到6个左右的影响因素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职位对组织贡献价值和可能付出的努力价值。这6项因素通常是:职位资格、人际沟通、管理监督、工作环境、解决问题、责权范围。每个影响因素的数量值可以用若干个衡量指标进行衡量，为了计算方便一般选取2－3个最直接相关和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影响因素，将每个衡量变量分级，然后用计算矢量的方法计算影响因素的数量值。由于岗位(职位)评价是通过综合评价各方面因素得出的工资级别，而不简单地与职务挂钩，它不但可以科学地比较出企业内部各个职位的相对重要性，并得出职位等级序列使不同职位(岗位)之间具有可比性，还有助于解决“当官”与“当专家’的等级差异问题，有效地激励各岗位的人员努力创新。

(二)按绩定酬，实行业绩工资制

薪酬设计要点在于“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力”。一般来说，在薪酬设计要点中，对内公平性要比对外竞争力更重要。因此，就对内公平性而言，除了要通过职位评价来确定员工合理的岗别外，还要按绩效付酬。绩效工资是对员工完成业务指标而进行的奖励，即根据各类员工的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实施奖励工资分配。绩效工资可以是短期的，如销售奖金、项目奖、年度奖、课题工资、效益工资等；也可以是长期的，如期权等。把他们的利益分配与其最终工作成果、工作绩效联系起来，并与企业效益密切挂钩，加大业绩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份额，对关键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业绩工资分配形式，做到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

按绩定酬，关键在于建立并运行奖惩分明的薪酬体系。首先是要设计一个能有效区分绩优与绩劣员工的绩效评估体系，其次是要有明确的绩效导向即以绩效评估体系中的哪一个元素为重要衡量指标。如经营了几十年的传统行业与刚开办的高科技企业，其所采用的考核元素侧重点显然是不一样的。

(三)按市场工资价位推行协议工资制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根源是人才制度的竞争。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薪酬制度。因此，为了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企业可根据工作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效用，引入市场工资机制，根据有关政策和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对一些特殊人才以签订工资协议(包括:工资分配、支付办法、工资调整幅度等)的形式实行协议工资制。

(四)允许技术人员兼职，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针对部分技术人员工作量不饱满的现状，鼓励他们在不影响本单位知识产权、企业经济和技术商业秘密、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在企、事业单位之间兼职，从事技术创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科教培训、科研开发等活动，并获取相应报酬，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和作用，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同时，鼓励外地高层次人才以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兼职服务，采取人才柔性流动政策，保证其来去自由，为共享优秀人才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让人力资源投资获得对等的投资收益

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源概念是相对于物质资源或非人力资源而言的。它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或能力，它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源投资是企业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与用于购买各种生产资料的投资是相同的。人力资源理论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依据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突破性结论:在现代社会人的素质(知识、才能、健康等)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比(物质)资源和劳动(指非技术性劳动)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人的知识才能基本上是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产物。按照这种理论，就不应当把人力资源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当视同为一种投资。因此，拥有知识的人才在企、事业工作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源投资的过程。

由此可见，人才工资性所得并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消耗掉的人力劳动的价值补偿。因此在人才薪酬构成上必须打破单一的工资形式，引入人力资源参与分配承认人力资源产权的存在并允许以其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人力资源只有得到真实合理的回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只有保护好投资主体(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利益，才能留住人才。

(一)树立人力资源参与利益分配观念

一是人力资源附着在人身上，是个人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形成的智力投资。不仅要花费教育费用等直接成本，而且还要承受“心理成源”和机会成本，人力资源天然归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并与劳动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企业通过购买(如在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可获得人力资源的使用权，但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正如物质资源投资者是为了收益一样，人力资源的投资者为增加人的资源而花费较大成本费用，其动机也是为了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更多的财富、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二是人力资源投资使人们的能力和素质形成了差别，必须在人们收入之间形成差距。智力资源投资导致了区别于普通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形成，具有人力资源的人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其能力和效率必然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产出，从而其收入构成比普通岗位劳动力多出了资源收益，自然也就形成了收入的差距。因此，人力资源拥有者应该同物质(货币)资源的所有者一样参与利润分配。同时，由于普通岗位劳动力缺乏必要的人力投入，因此只能按照企业的工资分配办法付酬。

从目前实行的岗位技能工资来看:大部分企业对人才的收入仅是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支付一定的工资，这仅仅是企业对员工支付工资薪金，只是对人力资源已有贡献的偿付，其人力资源投入没有得到回报，形成激励严重不足，使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和缺乏创新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及早更新人力资源参与利益分配的新观念。

(二)创新产权制度，让人才享有人力资源投资收益权

传统的货币投资者对净资产拥有完全的分配权和处置权，人力资源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固有的产权结构形式和利益分配格局。经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式由于人力资源的参与分配正在发生变化，探索人力资源的产权特征，应从“产权”的经济内涵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从财务角度讲，产权即“所有者权益”。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产权可具体分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其中: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应表现为对人力资源价值自身的补偿。它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权力――工资收入，它属于人力资源价值补偿的范畴。人力资源的收益权表现为劳动者不仅要求得到人力资源自身价值的补偿即工资收入，而且应该得到剩余价值部分的分配权――利润分配。人力资源的收益权源于人力资源的产权，它属于收益性分配范畴，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遵循人源管理规律的具体表现。理所当然，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经营者以其人力资源应该享有利润分配权并对剩余财产享有索取权。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的具体形式可分为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

一是短期收益――分享利润。人才参与利润分配首 先涉及人才资源的定价和计量，企业可以根据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人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评估定价，在此基础上按照人力资源占股源的份额来实施利润的分红、提成。具体地说，对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技术骨干的利润分配(可以以“期薪”的形式)可以按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贡献率、资产的保值增值率、实现的社会经济效益目标来确定;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可以以干股、贡献股的形式，从企业当年的收益中切出一块，让人力资源所有者享有剩余索取权。

二是长期收益――股权(期权、期股)。股权作为企业一种新的产权形式，由于它根据企业长远的目标和价值实现程度来实施着眼于未来付现它在鼓励人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使人才与企业结成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并产生利益的趋同性。因此，被企业广泛推广。

五、让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参与分配

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创新，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就必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这就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创新加以配合、提供保障。把技术作价入股，让科技成果参与分配，使技术、知识的价值得到承认，从而有效地调动科技人员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对于各类科技人员所创造的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技术成果应给予相应的报酬同时要把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制定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参与分配。

(一)鼓励技术成果作价入股

结合企业实际，依据《专利法》和《公司法》制定可操作的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办法，让科技人员以其技术成果入股，成为公司股东。以技术入股的股东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按所持股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

(二)科技人员技术入股转化后的收益提成

对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技术成果完成者可以按照创收或利润的一定比例获得提成收益。

六、总结

(一)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必须明确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是一个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进一步明确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对于政府，尤其是劳动保障部门来说，要看到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不同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它不是一种强制推行或半强制推行的政府行为，而应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改革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其工作思路主要应把握好两条:一是坚持因企制宜，着力制度创新；二是坚持配套改革，把分配制度改革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篇2

关键词：重大突破；本质特征；问题根本；主线与路线图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重大突破

从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来，在20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寻找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成熟。

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亮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这将成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与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极大地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我国再争取一个更好的改革红利期，助推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

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基础性”作用给人的感觉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种力量在配置资源，那种力量就只能是政府。同时，过去我们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的理解，仿佛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干预经济活动。党的十四大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表述上虽然有所调整，但那主要是对市场作用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加强，只是在“量”上的调整，没有质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最本质的问题。“决定性”作用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只能是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实现的。目前我国市场体制中最主要的缺陷，集中表现在政府为主导来配置资源，政府过多而广泛的行政干预、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及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压制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中出现的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过多干预有关，与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有关。

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不占有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在很多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这使市场失去了充分竞争性质，难于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激励机制的作用。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一般规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论障碍，在理论上承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遵循这一规律。“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行。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资源配置上，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

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

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选择改革的突破口、重点。人们对此曾有过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是财税体制，有人认为是金融体制，有人认为是土地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并据此设计各领域的经济体制，那不可能有质的变化和飞跃。我们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并以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改革的原则和检验尺度。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突破了思想，认识到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不是判断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依据，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市场经济具有普世性，于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备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实现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我们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主导型的监管机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监管，在市场经营的过程中适时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对市场的发展进行引导与调控。以政府为主导的这种监管体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得以完善[1]。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市场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这表明了，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可以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资源。

二、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时面临的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矛盾逐步显现了出来： 最主要的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审批过多，有些靠市场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政府却进行干预，由此造成经济运行效率相对低下；国有企业垄断，挤压民有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社会，阻碍公民社会发展，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或大政府――小社会的势态，离开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境界相去甚远[2]。

我国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持续提高，我们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慢慢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继续依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就是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的，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而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行政保护，往往拥有行业垄断地位，这些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却因为行政保护而盈利，政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的考虑，不愿意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这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难以具有高的资源配置效率[3]。

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和结论

中国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4]

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生产经营决策。

2.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直接干预

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不再继续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撤销一些以前主管企业的专业部门，放手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职能转变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也就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3.建立适合的市场监管体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首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切实转变监督管理的指导思想，要从过去的直接监管思路转变为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的思路上来，转移到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上来，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市场监管工作的标准，积极推进市场监管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不过想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确实需要进一系列的条件和制度环境。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佘源.中外市场监管比较研究及启示[J].学术论坛，2010（11）：111-114.

[2]郑炎潮，卢晓媚.市场经济与发展主体转型―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转为民有制经济为主 [C].市场经济与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11）.

[3]蔡.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W].人民日报，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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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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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来我又要班门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国家治理？刚才燕继荣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很赞同。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是摆正官民之间的关系。请问在座的当官的人有没有被称作父母官的时候？请问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没有被称作升斗小民的时候？这些词在我们的历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请问这个关系对吗？我们用钱“养”了官员，他们怎么成了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让纳税人成为父母，让官成为子女，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讲这句话。我觉得当有一天领导心里面充分想着我们小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是皮？人民是皮。谁是毛？官员才是毛。没有人民，官员、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觉得说到底治理就是服务，有了服务意识才有服务目标，人民群众才是服务对象。把这个关系解决好，把这个目标认定好，把这个定位给摆好，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关键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为谁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几位嘉宾，他们是：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卫兴华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宋洪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张杰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张首映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显然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条件已成熟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过去我们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个条件成熟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多年来，一直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备提出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和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不正当利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某些厂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种是一些政府人员为谋取某种利益，不当干预微观经济，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指出这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认识上的三个问题：其一，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如此；其二，误以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

首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无疑贯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实，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是一样的道理。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就是通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涨落，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因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决定作用。这里，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包括决定现存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也包括新建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战略安排。

其次，为了准确解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内涵。第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例如，建设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无论投资新工程，还是已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主要是由党和政府决定。再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以及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给市场去决定，而主要是由政府决定。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要起“牵引作用”。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如经营性文化领域的演艺、影视等行业要受市场制约。字画、古董、名人信札等，其价格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乃至义务教育和一切公办教育事业等，不能由市场决定其建设与发展。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不去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要有利于推进而不是妨碍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提供有利条件和起推进作用，“要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应该明确，三中全会《决定》与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个领域的改革相联系，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各自“紧紧围绕”的内容，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没有直接关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要驾驭市场规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设不能引进市场规律，更不能由市场决定。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强化和扩大了市场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开“看不见的手”，而捆死“看得见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过多干预，而不否定正当干预、必要干预。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又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能靠市场的决定作用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和政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引导与推进。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总目标，离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进，不可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等。这种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企业生产与经营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

政府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并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与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篇6

    一、我国会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

    (1)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原则

    会计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有助于投资决策或解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或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商业语言”,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传统习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各个国家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上体现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各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实务处理方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各国会计的现实态度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并存,而且这种并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基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对会计的中国特色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会计的“特色”阻碍着国际化进程。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特色并不能影响或阻碍会计国际化进程,关键是看这种“特色”能否促进或有利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强调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绝不是否定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趋势。事实上,会计的国家特色不会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国际化无非是各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佐证。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本国特色的会计思想或方法,在未来环境变化之时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思想或方法%从而步入国际化的坦途。因此,会计国际化从其内涵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具有双向运动的特征,对某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会计思想或方法,尽管目前还体现为国家特色,但在国际化热潮中也绝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这最终会阻碍会计科学的世界性发展。

    (2)比较研究于我有利原则

    会计国际化理当建立在各国会计共同性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某个国家的会计模式作为准绳而强行“国际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建设来说,绝不能全盘照搬,盲目引进,而应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会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其与我国会计的差异之所在,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作出是否借鉴或在何种程度上借鉴的正确抉择。

    强调会计国际化,无非是期望世界各国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等方面遵行国际通行的做法或惯例,使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信息的国际共享。各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总是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会计国际化目标无一不是为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国际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说,“于我有利”才是推动会计国际化的根本动因。在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体现了“于我有利”的原则。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发,“两则”并存,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恒等式,按谨慎原则允许运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以及提取坏账准备,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财务报告体系等。这些改革和建设,尽管尚需完善,但却使中国会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原则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对中国会计来说,这一过程应当是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双向运动中进行的,也应是在持续的借鉴与输出的交替更换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学习和借鉴仍将占重要地位。为了把国际化建设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当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把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性目标有重点、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力求实现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实际比较完美地结合。

    (4)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原则会计国际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滞后,应当是同步。“超前”会使会计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确的目标,“滞后”则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谓“同步”并不是同时,而是指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紧紧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协调。近十多年来,我国会计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三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步会计改革无不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也说明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不仅是会计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会计改革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不应该也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会计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骤应该自成体系,相互配套,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措施。为了国家财力的需要,经济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会计改革就不能盲目适应,否则,只会导致会计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证会计提供经济体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证会计改革的连续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统一性与选择性并存原则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它要求各国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但是考虑到各国会计差异的现实,对某些会计业务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内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供各国会计工作者选用。这样做可以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适当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鉴阶段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了解借鉴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

    ②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资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会计组织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

    ④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⑤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2)协调阶段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在协调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①加强国际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

    ②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3)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异己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规范统一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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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篇8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关海庭.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2]陆静超. 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3.

    [3]盛来运.中国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9.

篇9

一、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领路人――龙永图

开放的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或者一些封闭的经济团体，最终会导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激化。中国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一直在努力加入世贸组织。经过15年的艰辛谈判，我们终于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而为我们开启这个大门的就是――龙永图。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将会面临着更加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作出了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从事对外经济贸易的活动的承诺，这使得中国在全球面前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守规则的国际形象，对于改善中国的商务和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环境。这个体制环境包括 1.稳定的．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法律体制。2.一个更加廉洁、高效、规范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环境。3.一个更加公平、有利、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第三，开放的政策环境。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按照自己的承诺 从2002年1月开始下调了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1 2％ 而且取消了很多产品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这样在中国将出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可预见性的开放体制。

龙永图不仅单是把中国带入了世贸组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他一直奔波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中。他是一位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

二、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倡导者与设计师――厉以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建国伊始关于企业的性质问题就一直是中外各界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一直在摸索中进行，从完全国有到联合经营，从国家控股到发展民族企业。现在，中国已形成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但是，国有资产、国家控股的比重应该是多少以及中国企业股份制的具体形式一直是中外关注的焦点。在百家争鸣的时候，厉以宁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为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厉以宁教授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整体构想，探讨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并对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革提出了可操作的政策主张和方案设计。厉以宁教授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的重新塑造，必须以新型公有制取代传统公有制，必须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改革开放伊始，他最早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他最早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理论和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计方案，创立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分析理论与方法，对国民经济运行和中长期改革、发展战略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厉以宁提出了“新公有制”的概念，“新公有制企业”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改革问题，这将加速国企改组的步伐，加速民营企业的成长，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在达到GDP人均l000美元的水平时，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如果能从理论高度上突破，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厉以宁提出的“新公有制”概念，正是从理论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言人――温铁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现在中国的9亿农民也是中国能否继续高速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农村从建国伊始的个人经济到农业合作社期间的集体经济，在到联产承包制时期的联合所有制经济，农村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在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中国能否继续高速发展的步伐。在三农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就有一个人在为三农问题奔波，它就是温铁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三农”问题如果不解决，第一，尽管经济高增长，但是内需上不去。第二，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第三，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说，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

篇10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方向；措施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不可动摇

我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到一起，这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项创新举措，从逻辑上讲经济的发展方向虽然发生改变，但是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两者相互结合，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还分为很多类，其中以经济创新发展领域为主的经济体制除了扩大再生产之外，还必须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规律，各个体制之间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存在着矛盾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多种放下，各个经济体制都有所结合与对立的方面，都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也许有些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却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创新发展，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我国就必须要坚持以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否则就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了，市场经济要与特色经济体制相互协调发展，这才是我国特殊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经济条件需求也就逐渐增大，尤其是我国当前经济水平的发展现状，对于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投资、金融、市场分配等都有所抑制，所以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深化机制创新，要从起点和形式上进行挖掘，要形成完善的特色经济体制。

二、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是并存的

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现今经济的一种趋势，世界经济贸易不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尤其是在特色经济领域，商品的交换方式、经营模式都开始发生转变，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化制度与经济已经快速融为一体，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单一的，它是与多元化并存的，在多元化经济中占据着一定地位，特色经济与其他经济种类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它体现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很多情况下，一些商品不能以其自身的商品价值来衡量，主要是看人们对于商品精神方面的追求与认同，商品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载体而已，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在促进着经济消费。所以说特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未来国际化经济的一种趋势，人们必须要加强对特色经济的意识和认同，否则就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三、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在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体制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方式上也较为单一，全民实行公有制发展，人们的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起来，在农村与城市开展不同的合作经济体制，农村主要是以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形式开展，而城市就主要以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多种形式开展合作经济，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无论是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国家会对各个经济体制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同时也会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督，这样就会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健全。而文化创意生产的个体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为突出，已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为了适应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趋势，增强对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就必须要实现投资主义多元化发展，要让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进行融合，实行混合经济所有制发展制度，要实行多元化股份制度，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健全，表现形式多样化发展。

在特色经济体制与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今天，特色经济体制要避免与其他经济体制进行碰撞、冲击，要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相互协调，进一步增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四、创新市场经济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也必须要加强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要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建立政府职责体系，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让经济与政府职能相互协调发展，实现政府的快速转型，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公共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对此要进行调整和安排，不见得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必须要由政府进行组织安排，可以由一些非政府和非国有经济组织来承担，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满足其共同精神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公共活动可以由非政府和非国有经济组织来安排，但是并不代表着政府部门可以不对公共服务进行支出，而且政府部门对此还要加大支出，要尽量给予主办单位活动场所的安排，要给予举办方一些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要根据当地居民的精神需求进行合理安排，政府要作为群众精神需求的主要支持者。

参考文献：

[1]林省行政管理学会“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研讨会论文集[C].吉林政报・理论专刊，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