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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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市场体系是可以细分的文化市场体系是一个由多种类型的文化市场共同构成的系统。文化市场根据交换内容的不同，其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化市场的类型繁多且构成复杂。文化市场可大体分为三大类，即：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每一大类又由许多的文化市场小类组成，如属于文化产品市场类型之一的出版物市场，就可根据出版物性质再分为图书、报纸、期刊等市场。我们知道，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各种文化市场是可以细分的，因此，由文化市场构成的文化市场体系也可以细分。随着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壮大、繁荣，文化市场的整体规模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市场经营者的文化企业，通过细分市场来选准自己的目标市场，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市场体系的具体类型划分，将在后面专门进行探讨，在此不赘述。1.2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文化市场体系并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文化市场拼凑而成的，而是由各类、各个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上面陈述的文化市场体系可以细分，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个性的认知；那么，此处所说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则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共性的认知。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所具有的共性，是使其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特质。各类文化市场的共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类文化市场的基本社会功能是相同的。无论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的文化产品市场，还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服务的文化服务市场，其基本功能都是满足广大社会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与一般生活物质消费需求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精神性。人们需要从出版物市场上购买图书，目的是通过阅读，从书中获得知识信息；需要到杂技厅去看杂技表演，目的是从娱乐消遣中放松心情，调整情绪。这些文化消费，都是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其次，各类文化市场的消费者也大体相同。文化市场所提供的交换产品所具有的文化性，决定了其消费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文化人。由于消费爱好的不同，以及消费动机、层次的差异，对文化市场的消费会有所偏好，如：有人喜欢买书，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健身，等等，但都具有追求精神消费的共同特征，都属于文化人。此外，各类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资源性质是相同的。资源是形成交换产品的原材料，各类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也都需要资源。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各类资源，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各个景点，还是作为出版资源存在的各类知识信息产品，或是作为影视戏剧作品资源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即使是一些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如各类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景点，对于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而言，重点开发的也是其文化价值，即满足游客游玩消遣的需求的功能。

2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

文化市场体系是由各类文化市场构成的。对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探讨，就是对各类文化市场进行科学分类。这是研究和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2.1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认知前提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2]标准内容，我们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应明确以下几点，作为认知的前提。2.1.1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应归属为文化市场体系范畴文化市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专门针对那些进入市场、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而言的。那些不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不应包括在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范畴内，也就不应纳入文化市场体系之中，如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所列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服务（下含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化活动等，应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范畴，不在本课题研究的内容之列。2.1.2应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文化市场类型对文化市场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及其相应的标准进行，如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中，国家统计局就是从统计的角度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类型进行划分的。此种分类虽然利于统计管理，但不利于文化产业经营者有效地识别市场的内容与性质。因此我们主张，对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的分类，较科学的标准，是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这样有利于准确把握各类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文化产业。2.1.3应将交换对象相同的文化市场整合成一种类型来进行研究组成文化市场基本活动的产、供、销都是围绕交换对象进行的，不同环节以不同方式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都是围绕相同的交换对象而运作的。因此，具有共同交换对象的市场主体，应放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探讨，不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割裂成几个不同的市场来分别研究。2.1.4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亦是我们探讨文化市场体系结构的一条重要思路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根本目的，是要弄清楚各类文化市场在社会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功能价值，以判断其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为制定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作为文化市场，功能价值不同，其运作的目的、行为方式、对社会的作用等也大不相同，政府对其管理方式与政策也会有所区别。因此，为利于政府对文化市场实施分类管理，我们除了要按交换对象性质标准来进行文化市场基本类型的划分之外，还应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主张：探讨文化市场体系构成，可以从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与市场的具体功能价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下面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具体分析。2.2从市场交换对象属性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构成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因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化市场按其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可分为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大基本类型。（1）文化产品市场。这是以文化物质实体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所有场所、过程、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有形的文化产品；以个体分散购买消费为主；交易频繁、次数多、量大；就商品阶段性质而言，是最终满足消费者消费的阶段。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产品市场。（2）文化服务市场。这是文化商品市场的特殊形态，是以无形文化服务为交易内容的所有场所、过程和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无形的文化服务；交易次数少，但门类繁多；以个体集中消费为主；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具有同一性，一旦生产终止，它所提供的文化价值、消费者的文化享受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享受文化服务的费用比一般服务费用高，文化服务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3）文化要素市场。这是指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提供所需的各种基本要素的市场。文化要素市场通过提供生产经营文化商品必不可少的有形或无形的生产要素，担负着为文化市场体系配置资源、促进文化市场体系顺利运行的重任。其特征：首先，文化要素市场中交易的商品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并且是以无形要素为主；其次，市场购买者主要是各类文化企业，交易次数少但交易对象相对固定；此外，就商品阶段而言，文化要素市场是连接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市场，是在文化市场体系内部运行的市场。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下面将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类市场的具体构成列为下表。2.3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功能是一个事物（或某项活动）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文化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各类文化市场由于交换对象所决定的交换内容的不同而满足的是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具有不同的功能价值。如看一场文艺演出，能满足观众的娱乐休闲的要求；读一本学术专著，能满足读者的专业知识的要求，等等。因此，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更能适应文化产业宏观管理改革发展的需要。此外，这里所说的功能价值，是指文化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不是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来说的，所以，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就排除了仅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发挥作用的要素市场，只对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按功能价值标准进行分类。我们认为，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由娱乐型文化市场和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两大类型市场构成[3]。2.3.1娱乐型文化市场娱乐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娱乐消遣为主要价值依据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消费需求。消费者进行这种类型的文化消费，其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和放松身心。娱乐型文化市场主要由文化服务市场中的一些娱乐业项目组成。如卡拉OK厅、室内高尔夫球场、水族馆、溜冰场等。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很广，如卡拉OK厅、歌舞厅是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但由于这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中表演的功能弱化了，甚至是消失了，娱乐自身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属于娱乐和放松身心的文化活动。还有与体育相关的，如室内高尔夫球场，是与体育项目相关，但由于其作为体育的基本要素，竞技性消失了，消费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玩，为了休闲和放松，非比赛。此外，文化产品市场中以一些娱乐性产品为交换对象的市场，也应归于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如娱乐节目，图书期刊中的娱乐性读物，以及数字出版物中游戏类产品等。2.3.2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传播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造诣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追求文化价值的精神需求。消费者购买这类文化消费时，主要目的是获取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一个概念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至少包括认知价值（获取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审美价值（获得愉悦等美感）、传承价值（保存文化）、教化价值（净化心灵）、传播价值（获取信息，以提高决策的适用性）等内容。但是作为经营项目，文化商品的价值应该是其文化含量。即便某些文化艺术产品有使消费者放松或娱乐的作用，但也并非是其作为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产品的主要价值所在。目前属于文化艺术型的文化市场主要有：音乐市场、舞蹈及戏剧等表演市场、影视剧及艺术片制作播映市场、艺术品拍卖及展览市场、文化艺术科学类出版物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等。在这些市场中，尽管也存在经营娱乐性产品，如影视剧市场中的娱乐片，出版物市场中的娱乐性图书期刊等，但就其市场整体而言，文化价值仍是其主流导向。之所以要打破前述按市场交换对象属性划分文化市场类型的基本格局，而按市场功能价值再将文化市场划分为娱乐型及文化艺术型两大类型，主要是从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及发展需要出发的。我们对文化市场构成进行严格区分，厘清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市场的特点、功能，有助于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使两类市场都能朝着符合各自内在规律的方向获得较好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的分开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来管理文化活动的思路，就大体说明政府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已对功能价值不同的文化市场类型有了初步的认知[4]。

3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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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是用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个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直接的社会产品、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变了形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起就着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二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各种形式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安排比例，调节各部门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所看到的计划经济。很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引发出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谁是本体，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现实操作，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是仅从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认为“建立我国商品经济计划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逐步进行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史起点，“是非现代商品经济型的实物经济运动结构，这种运动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行政力量控制的产品经济和夹缝中生存的初级商品经济三者组合而由成的经济体系。”“因此很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体目标选择应是三重混合经济形态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b砖么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进行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经济取向，即计划经济体系的商品货币取向，或者称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见该书第14页)商品型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计划主体多元化。以社会、政府、企业为乒重计划主体，进行计划系统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再造，(2)计划对象间接化。计划管理的直接对象不是个量的企业活动，而是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实物性的使用价值流程，而是货币性的价值流程;(3)计划管理系统中的市场运行竞争化。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与市场调节的主体结合。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皿出发，探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计划运行机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计划决策权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大层次的经济主体中的分布结构状态;二是重构宏观计划管理中的信息基础。作者认为，实物计划体制中的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有极大的矛盾，解决计划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这就是不断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三是选择商品经济计划管理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原则。从现阶段看，要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的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的经济层次、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时间空间等，采取不同的结合形式来实现，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最终将采取可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政策性计划为主、极少量的直接计划为辅的模式，四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动力结构。作者认为，要实现计划机制运行合理化，必须构建合理的体制基础。这个体制基础主要由宏观调控、企业机制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组成。宏观调控体制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起着导向作用，企业机制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客观基础，对经济活动的细胞起着规范作用，市场体系则是实现这种结合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加快对这三个方面的同步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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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体育 大学生 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213-01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改变，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供给体制的改革，要求人们自觉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高校体育工作，把供需规律、竞争机制引入其内部各个环节。要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高校体育消费市场，必须要从高校自身的体育优势出发，搞好体育市场开发，发展体育事业，开辟以场馆为主要阵地，集“服务、技术、文化”为一体的高校体育消费市场，贯彻体育事业“依托社会，以场养场，以体壮体，自我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引导人们建立良好的健康消费意识，促进高校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一、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基本特征

（一）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概念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包括体育用品、体育场馆设施的使用、体育服装、观看体育比赛甚至参加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被纳入市场体系与进程之中，从而催生出体育产业，构筑了体育市场，这是一种自主的货币化选择行为。当前高校的大学生群体是现今开展体育活动的主群体之一，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生活的主要成员和体育消费的主流，因此他们的体育消费特征会影响体育消费行为的取向，直接关系到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演替进程。

（二）体育消费市场的特点

体育消费品与其他生存需要的必需的实物消费品不同，其主要特点有：

1.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同时性，即生产消费品的同时，其使用对象同时在利用、消耗这种消费品。

2.体育消费品不是以实物形式而是以非特质形式存在，是无形的，潜在的。

3.体育消费品使用价值具有后效性，即其效用是长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4.体育消费品价值不易衡量，不像其他实物形式的产品那样能够按成本定价，而常常以服务质量、服务数量与社会上相类似的其他服务行业进行比较、定价，故其定价一般具有动态性。

5.体育消费品不能贮存和继承。

6.体育消费品的价值与社会需求数量、紧缺程度密切相关。

（三）体育消费的产业化和社会化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随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余暇时间的增多，现代人健康长寿意识的增强和精神需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必将导致社会对体育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四）体育消费品的商品化特征

体育消费品能满足人们身体健康和享受的需要，就有使用价值。在这种特殊消费品中凝结着生产者们的劳动，必然有其价值的属性，当社会需要者与提供这种需要者双方相结合时，劳动交换就成为可能，因此这种特殊消费品也有其商品的特性，可根据价值规律实行价值交换。当然体育消费品的效益不能纯粹用金钱来衡量，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方面的数量、质量及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上。

二、当前高校体育消费现状

（一）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消费普遍存在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与产业开发能力低下的矛盾。

（二）高校体育消费内容、动机及影响因素。

三、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必要性

1.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对高校体育提出的客观要求。

2.有利于培养高校体育教育工作者的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有利于增强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可行性

1.消费对象的广泛性、服务区域的相对集中性和无限扩大的体育消费需求趋势有利于高校形成大众健身娱乐的中心场所。

2.高校体育教师智能优势是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的。他们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各有专长，信息灵通，吃苦耐劳，是开辟体育消费品市场的生力军，同时离退休人员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在数量上、规模上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弥补了社会体育场所设施的不足，而且体育场馆地域分布、项目分布相对修路，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在保证教学、训练的前提下，相当多的时间处于半闲置状态，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优势。

4.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在时空自由度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合理安排和调整，做到统筹兼顾，扬长分流，为社会提供体育服务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四、结论与建议

（一）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立。学校管理者就转变观念、更新意识，以市场为主导，科学合理的规划高校资源的配置，挖掘现有的体育资源，突出整体优势，形成良性循环。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的开辟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体育学科优势为依托，面对社会，扬长避短，量力而行。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主要包括服务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和开发市场几个方面，它们互相渗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见下图）。

图 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

（二）体育作为文化范畴，其发展不能孤立来看，应充分联系和调动相关的文化产业，大打文化牌，同进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减少体育消费的盲目性和攀比炫耀，培养良好体育消费习惯与意识，充分运用互联网、校园广播传播信息和科学体育锻炼，培养体育消费健康发展意识，掀起大学生健身热潮，使大学生体育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以期待最终实现产业供需平衡，互相促进的的“共赢”发展局面。

（三）高校要积极加大高校体育市场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开拓思路，面向市场，增强高校体育产业造血功能，加大体育设施的资金投入，改善场地场馆条件，充分利用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对学生进行体育消费指导和开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培训指导学生的体育实践。与社会体育的发展要相协调，建立市场配置的优化机制，达到资源的“社会共享，合理获利”，从而推动高校体育市场的开发。

参考文献：

[1]鲍明晓.国外体育产业形成与发展[[Jl.体育科研，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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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基本特征

当前，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仍然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市场类型，农民经纪人、运销商贩、中介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农产品经营主体，农产品集散及现货交易是农产品的基本流通形式，农产品流通仍然是以原产品和初加工产品为主要流通客体。

1.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占主导地位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已逐步发展成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中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批发市场流通的农产品已经占到相当比重。如山东省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对零售价格以及产地直销价格起决定作用。1990年成立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已发展成规范化的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郑州价格”已经成为指导性价格，对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保证农产品供应，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三是批发市场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利用储备适时进行吞吐调节，达到平衡农产品供求，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市场的作用。

2.集贸市场仍然是农产品流通的重要场所

农产品集贸市场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各地农产品生产发展很不平衡，集市贸易是这种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适应我国当前生产水平的一种交换方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成千上万分散在城乡的集贸市场，对调剂社会不同农产品消费需求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农产品集贸市场还处于层次较低、发育不良的状态，但农产品集贸市场作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我国农产品流通组织呈多元化发展

我国目前农产品流通组织主要有农产品经销公司、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大型零售连锁集团、农民经纪人、农产品运销商贩、农产品中介组织和农民协作及产销同盟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4.农产品流通中仍然是以大宗原产品为主、初级加工品为副的格局

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都在90%左右，我国只有30%左右；发达国家深加工农产品占80%，而我国只占20%左右；发达国家加工制造食品占食物消费总量的比重大约为80%，而我国还不到30%；目前农产品流通仍然维持着以大宗原产品为主、初级加工品为副的格局。

5.农产品流通仍处于较原始的集散阶段

目前农产品流通主要是按照“ 产地收购－产地市场集散－销地市场集散－城乡商贩零售”的模式进行着现货交易，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商品流通状态。农产品的现代物流模式及农产品其他交易方式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农产品流通不畅，大大增加了流通成本，流通能力降低，许多产品不能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无法直接进入市场。

二、几种行之有效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分析

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受社会体制、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从国外农产品流通的成功经验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东亚模式、西欧模式与北美模式。

1.东亚模式

该模式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主要代表。

以日本为例，批发市场是日本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其批发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农产品从农户生产一直到消费者手中，通过批发市场的中心环节，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运作体系，使农产品的流通高效快捷。拍卖是批发市场最重要的交易活动，绝大部分鲜活农产品由批发商通过拍卖销售给中间批发商或其他买者，只有个别特定品种的商品才进行对手交易。

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方面，一是农协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农协组织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极大增强了农民作为卖方讨价还价能力，保护了农民利益。二是日本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早在1923年就制订了《中央批发市场法》，1971年又制定和颁发了《批发市场法》，此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法令，如《批发市场法施行令》、《批发市场法施行规则》、《食品流通审议会令》等，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设、规划、运营、监督、审议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并十分注意培育和完善批发市场的功能作用；流通环节多，成本较高。一般都要经过两级或两级以上批发渠道后，才能把农产品转移到零售商手中；流通规范化、法制化、效率高。尽管流通环节多，但农产品批发市场采用拍卖、投标、预售、样品交易，形成的价格公开、公正。

2.西欧模式

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国是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

以荷兰为例，荷兰是世界最大的花卉供应、交易中心，荷兰的花卉业是荷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荷兰花卉业发展中，花卉拍卖市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荷兰有大量的农业合作组织，依靠农民合作组织，建立起了灵活、高效的农产品销售网络，如奶牛协会、农业与园艺合作社、花卉合作社等，在国内外建立了销售网络，形成了畅通的农产品流通渠道。

西欧模式的主要特征：西欧模式中拍卖方式是批发市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形式。拍卖方式保证了农产品快速高效的流通，拍卖制度已相当规范和成熟，它不仅涉及交易方式，还涉及到农产品的检测、储存和运输等流通环节；农业合作社是农产品流通的中坚力量。在农产品流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农业合作社负责收购农产品，在信息、科技、培训等方面积极为农户提供服务，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为农户取得贷款融资提供方便；注重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并将产前、产后相关企业建在农村；重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对商品流通至关重要。西欧各国大都推行三种农产品标准，即各国国内市场标准、欧共体市场标准和其它国际市场标准。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规定产品规格要求，设立专门处理违背标准化行为的组织。强调标准化生产是西欧模式的重要特征。

3.北美模式

美国、加拿大是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

以美国为例，美国大部分农产品是通过大型超市、连锁食品店来实现的，一些大规模超市、连锁食品店纷纷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直接到产地组织农产品的采购，以减少中间费用。另一方面，美国农场经营规模较大，许多农产品生产者直接为零售企业提供多品种、大批量的农产品供应。

美国批发市场农产品交易流通比例有所萎缩，尽管如此，批发市场仍然是传统而重要的流通方式，其作用不可忽视。美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健全的管理和运作体制，按其功能可划分为产地批发市场和终点市场，美国一些农业协会组织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农业协会主要做沟通政府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工作，协调各方关系，加强信息交流和提供咨询服务等。

美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另一个显著特点批发商的经营规模都很大，实力雄厚，既从事批发市场内经营活动，也从事农产品收购、加工和直接批量供应。

北美模式的主要特征：大型超市、连锁零售商左右着农产品的交易体系，是北美模式的最显著特征；农产品产地市场比较集中，产地批发市场与零售商的交易量占绝大多数；销地批发市场大都分布在大城市，形成城市农产品集散市场；流通渠道短、环节少、效率高。农产品从产地经物流配送中心，直接到零售商，流通速度快，成本低，从而提高了流通效率。

三、完善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对策思考

1.加强和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农产品批发市场在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中仍将占主导地位，加强和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是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重点加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的建设，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加快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加大基础设施更新，特别是网络信息设施和物流设施的建设，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现代化程度；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功能，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主渠道的作用。

2.培育和发展农产品中介流通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农产品中介流通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积极扶持和引导农业行业协会和农产品中介流通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3.加快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

加快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农产品认证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监督机制，确保农产品质量和信誉。逐步实现农产品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立路绿色农产品销售市场，逐步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4.大力发展销地农产品市场

加大销地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力度，形成城市农产品集散市场，有利于缩短农产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积极鼓励农产品出口外销。

5.推广多种农产品交易形式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交易形式还较为单一，推广借鉴国外成功的农产品交易形式，有利于活跃我国农产品交易市场，有利于农产品的流通。1997年深圳福田批发市场农产品的拍卖就是成功的范例；有的城市的农产品产供销一条龙销售模式等。

6.加快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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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市场体系;资本结构;生产组织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当前，面临世界经济结构新变化，我们要密切关注世界农业发展新趋势，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逐步明确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以发展的思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

1.市场关系的发育。农业结构调整的最大主体是农户，我国农户的基本特征是:①土地经营规模小。1999年底，户均耕地面积.794亩，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②农业人口过多。目前，农村劳动力近5亿，富余劳动力大约在1.5-2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加之资本、技术投人少和农业基础条件薄弱，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③农民收人低，经济实力弱，在市场交易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农户在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和博弈时，常常处在明显的弱者地位，不利于市场关系的发育。④就总体而言，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不强，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出现比较明显的盲目性和地区趋同性，增大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2农产品市场。我国目前农产品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①层次结构不完善。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城乡集贸市场占相当比重，批发市场建设不足，期货市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②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不完善。有的地方建设严重滞后，有的地方却重复建设，出现”有场无市”的现象。③农产品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各个层次的市场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目前还没有形成农产品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全国性的有机网络。

3生产要素市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发达的商品市场.还包括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相比，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①资金市场。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改制改造和产业升级以及发展小城镇等，均需要资金支持，然而多年来，农村资金大量流人城市，目前还看不到缓解的趋势。②劳动力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在小城镇的户籍管理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松动，但不少大中城市迫于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或者以社会治安为借口，对农民进城从业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如何实现城乡互通，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竞争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利于农民与城镇下岗职工的有序流动，需要统筹规划，作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③土地市场。目前，我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不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小化将不可避免。如何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市场，需要进一步摸索。④技术市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技术支撑，因而兴办各类农业技术交易市场、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解决途径

(一)调整农业的资本结构

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资本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资本对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没有资本的多元化，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而某产业若想进人市场并获得顺利发展，也同样必须有不同的资本在同一产业中发挥不同作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任何行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获得迅速发展，都必须有不同的资本参与。而我们的农业资本却一直非常单一，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农业资本存在以下问题:

1农业资本弱小。现在农村集体经济很薄弱，很难有新的资本注入到农业生产中来，再加上我国现在的农业资本主要是靠农户自身积累(大型水利设施除外)，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水电等全部由农户负担，而且乡村公路、桥梁、小型水库等的建设也由农民负担，还有子女上学、各种统筹提留等税费负担，已使农民不堪重负，加之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基本无提升空间，农民的积累也相当有限不可能更多地投人大量的资本于农业生产，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不错了，所以农业资本的弱小就成为首要的问题。

2农村资本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在我国的四大专业银行中，唯一与农业挂钩的是农发行，但农发行的投资对象却不是众多的农户，而是农产品收购、加工、储运企业或一些政府组织的大型农业项目，也就是银行资本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农业生产的环节中。现在农村的民间信贷由于不规范、甚至非法运作，也不可能成为未来农业运作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由于本身规模小，很难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农业资本严重不足，且结构单一，使农业的转型面临很大的困难，广大农户只能维持简单地再生产，并且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户将连续多年喘不过气来。如果农业资本结构调整得以实现，则农业生产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将从根本上打破，以种养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链才有可能得以拉长，综合农业效益才能够提高，农业的转型与农民收人的增长才有可能顺利实现。

对此，我们应当分析市场潜力，更新思想观念，确立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理念。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中，农业是最大、最后的有待开发的市场，投资的空白领域也很多。如名优特新农副产品生产和经营项目，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精品农业、高科技含量的集约化设施农业等，正在逐步成长为市场份额大、投资回报快的跨行业产业。据相关专家分析，如果按从基础生产到最终消费的产业化综合效益计算，农业是最有前途、获利较高的投资产业之一，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支持结构优、规模大、素质高的农业类企业上市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大农业，使农业走向科技化、产业化的正确抉择。农业“绿色板块”的迅速倔起，将进一步证实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证券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最具开发潜力的新增长点，是应当予以积极支持、重点倾斜、加速培育的产业领域。

(二)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我们过去谈农业结构调整，似乎只局限在经营品种上下功夫，过多地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利用行政权力在辖区内要求农民种这种那，结果是产品销不出去，农民怨声载道。尽管我们通过实行农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模式，或者说它依旧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当温饱问题解决，农民开始追求小康与富裕生活后，这种生产组织模式显然已很难担当这一重任。

1.规模过小，势必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使得产品在市场上无竞争力。我国加人wto后，这种情形将更加严重。我国现有人均耕地大概只有1.5亩左右，加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把农民限制在有限且逐年减少的土地上，使得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过多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无上涨空间，这样农业生产就陷人减产减收而不增收的尴尬境地。

2.由于农民的资本有限且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都集中在农村，使得农业科技推广变得异常困难，如果要靠国家的投人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资金不足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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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本文从介绍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入手，剖析影响管理会计在我国应用的因素，最后对其在我国今后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我国会计界对财务会计，尤其是对财务准则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研究，但是却缺乏对于管理会计的重视。 

一、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20世纪初，伴随着泰勒的 科学 管理理论的产生而产生了管理会计。随着全球 经济 的发展和 企业 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会计得以在国外大中型企业中迅速的推广与应用。管理会计是提供价值增值，为企业规划设计、计量和管理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系统的持续改进过程，通过此过程指导管理行动、激励行为、支持和创造达到组织战略、战术和经营目标所必须的文化价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会计体制改革，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会计领域，造成了管理会计的理论相对滞后，并且其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 

二、影响管理会计在我国应用的因素 

（一）我国社会制度及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我国目前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于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①。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通常出于 政治 目的。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我国管理会计的应用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但是目前我国的管理会计仍旧处于对外国理论的介绍与引入阶段，所以使得一些先进的管理会计理念在我国“水土不服”。 

（二）没有形成规范、健全的管理会计基本理论体系 

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无论是

（二）加强管理 会计 教育  

理论界要针对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与管理会计理论的最新 发展 编写与之相适应的教材， 经济 院校不仅要把管理会计作为专业主干课设置在会计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还要在其他相关专业中开设这门课程，力争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掌握管理会计理论。只有让 企业 领导对于管理会计具备一定的基本认识，使其意识到管理会计在企业未来生存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才会在今后的工作共关注管理会计在预测、决策、规划、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才会真正的将管理会计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自身实践。 

总之，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理论和方法必将得到完善。通过广大会计人员和教学、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以我为主， 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⑥，相信未来管理会计在我国一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roland， g，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0 

②潘飞等：《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和展望》，《上海会计》，1999年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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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历史概况

改革以前，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建立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恢复并改变传统运作目标的中国农业银行，大力支持了农村商品经济，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农村信用合作社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即建立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

第三阶段：（1997～目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时重视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基本形式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我国农村金融业也相应的获得了快速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基本上建立起了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家政策性银行即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其主要特点就是除邮政储蓄受到国家邮电局的监管外,其他的金融组织都受到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此外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三家农村商业银行。

非正式金融组织主要泛指存在于个体、家庭、企业之间,进行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民间借贷等。这些金融组织通常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的性质。此外，非正式金融都建立在明晰的私人产权和无限责任基础上,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金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探讨

从农村金融市场培育和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问题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功能缺失三个方面。

1.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导致金融供给不足―政府失灵

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一直以来是由政府主导的,即政府办金融的发展道路。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都是国家所有的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尽快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战略。农村金融市场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制度安排的不足而日益走向扭曲和衰弱,金融支持“三农”力度逐步弱化,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农村信用社成为信贷供给事实上的垄断者,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国有银行吸收的农村资金逐步集中到大、中城市，邮政储蓄吸收农村储蓄并转存中央银行农村信用社,经营出现非农化倾向,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许多资金流向城市。

2.利率不能正常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市场失灵

政府金融管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率管制。我国长期执行的统一利率管制难以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导致长期的实际负利率状态。即使金融改革逐步放松对利率管制,但仍然没有对改善经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而且还导致了资金的外流。总而言之,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选择性的信贷政策所带来的利率扭曲,造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农信社垄断局面,且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相应带来了农信社经营效益差、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道德风险严重的状况。

3.扭曲的农村金融“二元性结构”―金融功能缺失

按照金融功能论的观点,金融功能相对于金融机构更加稳定,金融组织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生存下来,从而发挥一定的金融功能。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扭曲的“二元性结构”,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大量退出、经营效率低下,缺乏充分有效的竞争促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其发挥正常的金融功能;另一方面,作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民间借贷长期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和打压,导致了“新”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着制度性供给不足等问题，无法弥补了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缺。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服务品种少、水平低、质量差。如农村地区资金结算仍以现金为主,农村居民的银行卡持有量很少。大量农村资金的外流,直接导致农村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本身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村金融组织结构调整滞后于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与多元化的农村经济结构不对称。

4.相关的政策机制不完善

一是社会信用环境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严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也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二是社会担保体系不够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可以通过大大降低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潜在成本,从而对农民的信贷产生激励作用;三是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物的市场机制。四是抵押评估手续繁、环节多、费用高、时间长、有限期短,影响了办事效率。

此外，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共同构成威胁，客观上要求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虽然我国已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

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但是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农民保险意识和保险承受能力差,保险公司经营能力不足,险种适用性不强,业务发展规模不大。

三、我国农村金融未来改革的建议及基本特点

（一）我国农村金融未来改革的建议

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着眼于构建一个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相结合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放松政府利率管制，营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促进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实现最优配置。

3.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总而言之，为了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农村金融制度：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松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以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农村金融未来的基本特征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任务,是构建一个适应多样性金融需求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这一体系应具备五个基本特征。

1.功能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功能：能促进对农村经济发展,即金融市场应能够满足多样性的有效金融需求；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分工合理。农村金融机构承担功能不同,它们之间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形成完整的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农村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可以降低资金运行成本,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3.竞争适度。农村金融市场上应有足够多的金融机构以保持适度的竞争，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和服务的质量。

4.产权明晰。金融机构是一种企业,其经营状况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信用产生直接的外部效应。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就要明晰金融机构的产权关系,进行企业化经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

5.监管有力。金融业是一种特殊行业,其投机风险和流动风险远比一般工商行业高。因此,在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

总之，我国农村金融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快金融制度改革的步伐，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金融制度，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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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独特景观和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从制度主义分析出发，本文深入探索了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滞后性的内在逻辑根源，在此基础上，本文具体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20年的总体进程和基本特征，描述了中国金融自由化在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两方面的历史进展。但本文同时也着重指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滞后性固然为维持体制内产出提供有力支撑，但这种滞后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程度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金融稳定性降低等代价，是更值得关注的基本经济事实。本文最后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未来走势作了简要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市场竞争

一、中国金融自由化摘要：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

中国迄今为止的20年经济转轨过程因为其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非凡性和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中国渐进式经济制度变迁和其他大部分转轨国家的激进式制度变迁的优劣利弊的考察，成为转轨经济学中争议最多的领域。但是学界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依靠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换言之，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强金融控制”弥补了国家财政能力弱化的趋向，给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和巨大的成本补偿。“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制度变迁不平衡的内在根源，但是尚未说明支撑这种不平衡性改革的背后力量，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这种渐进式的不平衡的经济改革路径，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张杰（1997）从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弥补了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即中国的渐进改革确实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额国民储蓄，但是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并不构成中国渐进转轨的充分条件，国家控制能力才是新问题的核心。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利用财政力量和财政渠道来配置资源的“财政投融资”行为不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使得国家能力得以维持，从而能够积聚和动员巨额国民储蓄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支持体制内产出和整个公共部门改革。同时，世界银行（1997）正确地指出了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和政府信誉对刺激和动员国民储蓄的巨大功能，国家信誉是中国居民敢于在国有部门绩效欠佳的情况下持有国有银行存单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然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使得居民剩余资金的投资组合选择非常有限），国家通过对国有银行的隐含的担保提供了可靠的国家信誉，消除了居民持有储蓄存单的风险顾虑。钱颖一（1995）指出，假如不存在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能力，则在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地方力量和拥有自身私人收益的国有银行便会依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行事利用逐步获取的信贷配置权利把信贷资金配置到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非国有部门就会比国有部门在获取信贷资金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难以保证对国有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导致体制内产出的下降，从而难以维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因此，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金融部门改革和其他公共部门改革的明显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所揭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是支撑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基本力量，然而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却是国家控制力和国家信誉。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说明，这种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既发挥了积极功能，也产生了巨大消极后果，阻碍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而国家信誉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并非抵御金融风险的最终保障。

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经济转轨之前是一种典型的适应于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模式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在产权结构上是以单一国有产权为基本特征，在竞争结构上则是以国有银行的完全垄断为基本特征。在经济转轨前的传统体制下，国家财政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既执行着国家中心银行的职能，又作为商业银行发挥功能，银行部门实际上是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而难以执行独立的商业银行职能。1978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着国家总金融资产的93%，控制着整个经济中绝大部分的金融交易。中国人民银行从来不是独立的中心银行和独立的商业银行，其货币发行、货币政策、资金配置等完全根据国家计划来进行，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财政部控制下的执行政府计划指令的机构。这个单一国有产权的、完全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在动员国民储蓄和促进资金形成中的功能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储蓄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存款和国有企业；同时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也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是由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的形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只是起到“出纳员”的功能。除了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之外，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行存款是唯一的金融资产，金融市场的完全缺失和金融机构的极度单一化，使得传统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支撑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换上的功能难以发挥，金融发展程度受到极大限制。

1978年至今的金融部门改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摘要：（一）早期改革（1978-84）摘要：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中国早期改革着重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家庭责任制”，householdresponsibilitysystem）和实际部门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仅限于垄断性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脱离出来而成为正式的中心银行，开始向独立的中心银行的行为模式转变。同时国家开始建立专业性的商业银行，试图以此改变以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单一垄断局面，中国银行（BankofChina,BOC）、中国人民建设银行（People’sConstructionBankofChina,PCBC）、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eBankofChina,ABC）三大国有专业银行在此期间建立。三大专业银行的建立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改变了原有的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垄断的局面，但是专业银行之间严格的业务领域分割和职能专业分工使得银行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仍然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个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NBFI）开始获得初步发展摘要：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监管下，农村信用合作网络（networkofruralcreditcooperatives）开始为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提供小规模银行信贷服务；同时另一种形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s,TICs），1979年建立了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International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CITIC），成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国际债券借款的主要渠道。在这个时期，中国储蓄和投资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成为急速上升的银行储蓄的主体，银行贷款也代替政府预算拨款（statebudgetappropriations）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资金的构成发生变化，即由1978年预算拨款占全部资金的70%转变为1982年国有银行贷款占全部资金的80%，这表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已经由“国家财政拨款主导型投资体制”向“国有银行主导型投资体制”转变。尽管初期改革确实使银行体系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但是体制性的改革尚未展开，中国人民银行仍然行使着中心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直接贷款；专业银行仍然在国家信贷计划的基础上负责向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贷款时不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银行对企业几乎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监管，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传统的计划资金配给关系。（二）金融改革的推进摘要：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1984-88）。这个阶段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质性开端。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国家的中心银行，其商业银行的职能完全剥离出去，由新成立的第四个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andCommercialBankofChina,ICBC）执行对工商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服务，自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了由垄断银行体系（monobanksystem）向双层银行体系（two-tierbankingsystem）的变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心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职能彻底区别开来。和此同时，投资渠道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state-ownedenterprises,SOEs）来自预算拨款的资金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政府对储蓄和投资的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在金融机构的建设方面，1200个城市信用社（urbancreditcooperatives）相继成立，从事对城市私人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融资服务；同时一些非政府所有的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BankofCommunications,BOCOM）和中信实业银行（CITICIndustrialBank）也开始建立，初步形成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局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专业分割和区域限制的局面被打破，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领域交叉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在这个时期，银行部门也答应外国机构的进入，一些外国银行被答应在中国的专有经济区（SpecialEconomicZones,SEZs）设立分支机构。这个时期的重要金融创新之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s,TICs）的大量出现，1986年以来各个专业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成百上千个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大量参和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居民存款，并为地方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信托投资公司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领域内的竞争，对提高金融部门效率、强化金融体系的竞争机制起到积极功能。总之，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中心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彻底分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和地域限制的取消、非政府商业银行的出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多元竞争格局，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三）金融稳定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1988-1991）。由于传统体制性弊端尚未革除，加之金融机构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融资行为的扭曲，中国金融部门在1988-1991年间着重于推行稳定化办法和控制通货膨胀，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暂时放慢，政府重新加强对经济和金融的控制力度，国家主导型信贷又重新有所恢复。政府对通货膨胀主要来源地之一的非银行金融部门加强了监管和重组，使得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大为降低。但是在这个时期，金融市场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上海股票交易所（ShanghaiStockExchange,1990）和深圳股票交易(ShenzhenStockExchange,1991)所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意味着中国在以银行为投资和融资主体的金融体系内又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功能，中国居民的投资组合由单一化逐步走向多元化，这对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和居民金融投资意识的提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现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又进入快速进展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金融部门进一步扩张，市场化金融体系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这个时期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摘要：国家发展银行（StateDevelopmentBank）、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BankofChina），旨在排除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的障碍。二是对银行部门放松管制，降低进入壁垒，建立一批非政府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机构，其中包括建立私人银行和储蓄银行，同时更多的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被答应进入中国市场，有些还被答应从事国内业务。三是建立市场为基础的法律框架，有关金融机构运作的一些重要法律得以实施。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心银行的职能和法律地位，央行获得更多的自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利，其基本功能是维持货币稳定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商业银行法》也在同年通过，试图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四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工具的更广泛使用。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规模迅速扩大，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进一步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也初具规模；中心银行更多地使用利率调整政策和预备金要求来进行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针对非凡产业和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陆续取消。

经过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金融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部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产权多元化的趋向也随着股份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出现而初露端倪。从银行业来讲，无论从市场指标、市场集中率还是进入壁垒来衡量，都已经从国有银行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转变，形成多元主体共同竞争的市场结构。从金融市场来讲，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规范性方面还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初步发展确实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极大改变了居民的投资组合选择并增强居民投资意识和市场意识，这种“知识增进”对于转轨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进程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目标变量，即金融部门的市场竞争结构和金融体系产权结构的变迁，前者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而改善金融部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引进有效率的产权布置来解决国有银行单一产权所带来的严重的委托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新问题，消除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金融风险”。但是20年的制度变迁让我们看到，金融部门在市场竞争结构和产权结构方面的进展都是难以令人满足的。在市场竞争结构方面，尽管竞争性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仍然占据着垄断性的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在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存款总额、贷款总额等市场份额指标方面，均占绝地的垄断性地位，其比重均在85%以上，尽管股份制银行在利润指标方面远远优于国有商业银行，但仍然难以同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在市场准入方面，国家对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现存股份制银行设置分支机构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业务领域范围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政策歧视。和市场竞争结构方面的进展相比，中国金融改革在产权结构上的进展更是微乎其微，真正非政府所有的私人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几乎付诸阙如，由于金融部门中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得国家依旧保持着对于金融体系的强大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金融机构在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是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的真正制度根源之一。

二、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收益成本和未来趋向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边际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强制性和渐进性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特征。当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时，其首要的制度变迁目标变量是社会和政权稳定性，因此国家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国家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和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渠道）在改革前是投资主体和储蓄主体，但是在改革之后，城乡居民成为中国的储蓄主体，居民的储蓄存款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年间始终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向，而和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却基本上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向。在“拨改贷”后国有银行逐渐代替国家（政府财政）而成为投资主体，这样，整个经济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就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形成对于国家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潜在威胁。在经济中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分离的情况下，为继续补偿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成本，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途径是国家对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银行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国有银行成为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唯一主体，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下，国家必然对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上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上的单一性，使单一国有产权的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垄断性的优势地位。这就是中国银行部门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转轨进程的全部内在逻辑。

在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成为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合乎逻辑的代价，它在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从而避免大规模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金融部门（银行部门）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在“市场结构（structure）—企业行为（conduct）—经济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而市场结构包含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和市场进入壁垒三个主要变量。以这三个变量来衡量中国的银行体系，则中国的银行体系尚处于严重的不发达状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率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国家对银行体系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又极大地限制了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发育。银行部门改革的滞后还阻碍了银行体系本身效率的提高，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使得银行部门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政府一直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提供者和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中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大量政策性贷款和社会稳定职能，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和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失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根源。从各银行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数值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差悬殊，1997年十大非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是1.82%，而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只有0.12%，前者是后者的15倍以上，同时前者1997年的平均收入利润率也是后者的15倍以上，这说明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滞后严重影响了其资本配置效率，而新兴银行却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有银行在自身产权性质约束和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下形成了僵化的经营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相对于那些规模庞大经营业绩良好的国际大银行而言，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极为有限。国际银行业已经进入混业经营时代，日本于1998年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也称“Gramm-Leach-Bliley法”），废除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则早已答应混业经营，这些举措标志着国际金融业的主流已经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转变为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混业经营阶段，全能银行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业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中国银行业正在实行严格的“业界隔离”政策，政府监管部门强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分割，这虽然便于政府的监管，但从长期来看却损失了银行的效率从而削弱了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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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我国企业改革至今之所以仍未取得根本性成功，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现代企业理论的表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它们解决了两大：一是激励问题，即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大限度地减少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特别是经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问题，即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经理人员选择和监督机制，使最具有经营才能的人能占据经营决策岗位。一旦实践中经理人员因自身原因造成企业经营不佳甚至亏损，则企业就面临被接管，经理人员面临被撤职的危险。这就迫使经理人员不得不努力搞好企业经营。由于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能力是决定企业经营业绩的最重要因素，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机制就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这两大问题正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应当说，国有企业过去十几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套经理人员的个人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分配制度，并赋予了经理人员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解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员选择和监督机制。近年来国有企业中广泛出现的“内部人控制”即是明证。迄今为止，国有企业经理人员除在形式上仍由政府或主管部门任命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督约束，使不少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扭曲，发生了大量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国有资产流失等机会主义行为。经理人员由于是由政府任命（实际是由人事、组织部门的官员具体负责），而不是由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所有者从竞争的经理市场择优任命（政府官员个人并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实质是一种“廉价股票权”，这就使经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不可能保证真正具有经营决策才能的人占据经理岗位。所以说国有企业的困境，主要并不在于给企业的激励大少，而在于没有解决好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机制问题，即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革要想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须也应当把企业治理结构的转轨作为主要任务。相应地，深化企业改革的研究无疑要以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研究为出发点。

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问题密不可分。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离不开融资体系变革，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目标模式的确立，则可以为我国融资体系的变革指明方向，也即是为研究融资体系变革问题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一惯的框架。根据企业治理结构的一般原理，建立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关键在于明确能真正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外部出资人，并形成一套机制，使外部出资人有动力和压力从经理市场择优选拔企业经理人员，并有效监督和约束他们的经营行为。在现代企业中，有两种典型的外部出资人——商业银行和企业股东，并相应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商业银行主导模式（即日德模式）和股东主导模式或资本市场主导模式（即英美模式）。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比重近年来也逐步加大。但是，作为外部出资人，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资本市场中的股东和长期债权人，都没有起到外部出资人的在选拔和监督企业经理人员中应当发挥的主导作用（政府虽然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政府部门掌握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和监督权是一种低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必须加以改革）。因此，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转轨，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未来的治理结构中，是商业银行还是资本市场更适合充当企业主要的外部出资人（即融资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还是以直接融资为主）？应当建立一套怎样的机制，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或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各行为主体）有动力和压力来有效选择和监控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即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自身如何改革，以发展为有动力和压力进行企业外部监控的出资人？两者如何参与对企业经营的监督）？这两大问题合起来实质就是融资体系的变革问题，也是我国金融体制下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所以说，研究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离不开融资体系变革的研究。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究竟应当如何改革其金融系统，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研究融资体系变革的出发点和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标准。或者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惯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从企业治理结构转轨角度进行研究能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融资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服务的。既然企业持续高效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而能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外部出资人（包括商业银行或资本市场）又在企业治理结构中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按照中国治理结构转轨目标模式的要求，建立一套高效的经理人员选拔和监督机制，就必须重建有能力、动力和压力进行外部监控的出资者，而这实际上也就为融资体系变革（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确立了原则和方向。很显然，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比其他任何角度更具有说服力，更易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此，从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角度无疑可以为我们研究融资体系变革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一惯的分析框架。

此外，企业治理结构转轨与融资体系变革涉及现代经济学中一些非常前沿的学科，如企业理论、转轨经济学理论、企业金融理论等，这些理论在国内的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学位论文《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目标模式与融资体系变革》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和意图确定的。

二、本文的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的主要创新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内首次较系统地从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角度来探讨融资体系的变革问题，从而为金融系统的改革问题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一惯的框架。

2．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雄辩地揭示了企业治理结构转轨和融资体系变革必须建立在一国的、和经济背景之上的深层次原因。即从理论上看改革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特征，符合一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特征的改革更易取得成功；从实践中看，转轨国家中适应本国政治经济特征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反之则遭受极大挫折，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两种典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模式之所以比较合理有效，也是因为它们根植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企业治理结构转轨和融资体系变革也必须建立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而简单地照搬国外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3．客观地分析了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优缺点，指出既不能因为日德模式在战后对促进两国经济迅速起飞的积极作用而全盘照搬，也不能因为最近的东亚金融危机而全盘地否定这一模式，更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全盘照搬英美模式。十全十美的模式是不存在的，一种具体的模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最大的效用，固步自封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一种模式只有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自身的内涵，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由此，中国未来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模式也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是动态的发展状态。

4．在借鉴转轨国家经验和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新颖的银企联动重组模式，即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分离为新旧两个帐户，新帐户用于继续经营，旧帐户用于清理不良债权，并相应将各国有银行划分为商业银行部和投资委托管部两大部门，前者负责新帐户的继续经营，后者负责旧帐户的清理和重组。同时将按经营效益高低和重组前景加以分类，使用不同手段，对银企不良债权债务进行联动重组。其优点是重组过程被安排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完成（即是一个渐进式过程，风险较低），既能有效化解银企不良债权债务，增强其资本实力，又能完成银企的产权改革，同时尽可能地为一切有重组前景的企业提高重建恢复的机会，这是一个较适合国情特征。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重组方案。

5．从适应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目标需要的角度，雄辩地证明了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融资体系应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格局，并逐步形成两者相互竞争的局面。

6．从适应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目标需要的角度证明了：①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以及如何加紧债权重组和进行产权改革，进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主银行体系；②资本市场什么必须逐步推进其改革、深化和的进程，为什么以及如何促进资本市场中介体系和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三、本文的结论和基本观点

依照既定的逻辑结构安排，本文形成了以下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

1，学的最新成果表明：由于企业的团队生产和非流动性特点，以及权力必须与责任对称的内在要求，应当让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外部出资人掌握对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权和监督权（即最终控制权），同时赋予经理人员适度的剩余索取权以及与此对称的日常经营权，这是一个合理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在转轨经济中，由于企业治理结构呈现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特征，并相应产生了许多弊端，应当建立有足够动力和压力进行外部监控的商业银行体系，或者说建立控制导向型的融资体系，以便形成对“内部人控制”的有效抑制。在转轨过程中，商业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中起主导作用，而资本市场的作用则不太明显。但在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中，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且，随着转轨的深入，后者的作用将进一步突出和加强。

2．日本和中东欧的国家转轨过程的实践比较表明，转轨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转轨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要依据一国的基础和现实条件进行，建立在一国国情基础上的转轨更容易取得成功，而平稳的、渐进式的转轨过程比激进的休克疗法更有效率和更具可行性。转轨过程中银行更适合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承担外部监控者的职能，但重要的是必须对银行重组和进行完全的商业化改革，使其有动力、压力和能力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监控。资本市场在转轨过程中只能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但其适时适度发展有利于转轨的成功进行。政府则可以也应当在转轨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

3．两种成熟的企业治理结构与融资体系的比较分析表明，任何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体系都是立足于一国的传统、经济、背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日德模式之所以是银行主导型，与两国银企间传统的紧密联系、银行体系相对发达且倾向于提供控制导向型融资，而资本市场相对落后以及两国法人资本主义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英美模式之所以是资本市场主导型，与两国企业原始资本积累较充分、对银行体系依赖较少、革命中企业主要从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而银行体系相对较弱并倾向于提供保持距离性融资以及两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取向密切相关。完美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体系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只能相对有效。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既有各自明显的优势，也有其不足和缺陷，而上述两种模式在一定历史阶段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是企业的最终控制权由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掌握。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在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存在着相互趋同和兼容的变革趋势。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有效防止和控制体系的潜在风险，这也是保证一种具体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模式具有长期生命力的基本条件。

4．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表明，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企业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及相应的融资体系。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扭亏为盈的关键在于改革不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与融资体系，培育和确立具有激励和约束动因，并能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最终控制权和外部监控权的拥有者。

5．从上述分析结论出发，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目标模式是：改变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者选拔制度，让承担企业最终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或股东掌握最终控制权；改变低效率的、由政府部门掌握对经理人员进行考核和撤换的行政监控机制，让具有信息和专业优势的银行体系对企业进行相机监控，并赋以银行体系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相机“接管”的权力，由资本市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接管”威胁，使“接管”成为对所有企业最严厉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银行主导型企业治理结构。

6．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转轨的目标模式出发，中国融资体系的基本格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随着转轨的深入，直接融资的比重可能逐步加大，并形成与间接融资相互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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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宁；农村保险；新农保；保险互助社

中图分类号： F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辽宁作为我国发达的沿海经济省份，2011年人均GDP为7900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如何让辽宁1658万农村人口实现富裕对于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十二”五规划中，我省更加明确了加快农村保险制度建设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农村保险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仅是政府的个体行为，更需要商业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互助组织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来强化他们在农村保险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

一、辽宁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发展现状

2011年辽宁省原保费收入为376.3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用收入的2.62%。其中，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为134.6亿元，寿险保费收入为214.2亿元，意外险保费收入为7.4亿元，健康险保费收入为20亿元。我省保险密度为136.5美元，保险深度为1.71%。

我省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各项经济指标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就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来说，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深度已达12%左右，保险密度已达2000-3000美元。相比之下，我省的保险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期，人均GDP在5000美元到2万美元的上升区间中，是保险业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段历史。中国人均GDP刚达到5000美元水平，老百姓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保险需求可能爆发增长。可以预见，保险业在中国将迎来最迅猛的发展时期。

就目前而言，我省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农村保险发展层次和水平偏低。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但仍不适应；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但规模仍然较小；保险功能作用得到发挥，但仍有差距；农村保险创新初步尝试，但成效仍然不高。

二是农村保险发展空间仍然巨大。种植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蕴蓄大量保险需求；规模化养殖业加快发展，蕴藏巨大保险需求；农民医疗及养老保障不足，蕴含较大的健康及养老保险需求；农村意外伤害事故较多，急需保险机制进行风险分担。

三是农村保险发展的环境依存度依然较高。政策支持和政府推动在农村保险事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性保险基本依赖财政生存，基层政府的支持能够大大推进农村保险的快速发展。

二、制约辽宁农村保险服务体系构建的因素

就现阶段我省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以及所呈现的特点而言，制约我省农村保险服务体系构建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保险意识淡薄

2011年辽宁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297元，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地区差异较大，导致缴费能力有限。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居民的意识形态、消费习惯影响依然很大，形成了养儿防老、自担风险的习惯，农民较少考虑购买保险。

（二）农村保险“政策市”的特性较重，商业保险公司难以介入

辽宁省是我国的自然灾害多发区，也是重灾区。灾害频发加上保险标的大规模连带性，投保人缴费能力普遍有限，导致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农业保险上都是入不敷出，所以一般都把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在农村的推广更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目前也仅有中国人寿、平安、中国人保等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在发达乡镇拥有网点，或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依托开展业务，大多数还是传统的人销售模式。

（三）保险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

目前实施的保险险种还比较单一，保险公司普遍没有针对广大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开展符合农村情况并为农民普遍接受的农村保险品种，而是简单地把按照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制度的保险品种直接投放到农村市场。由于险种不合时宜，导致广大农民对购买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四）政府财政有限，新农合面临发展瓶颈

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资源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农合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缺乏长效可行的筹资机制，新农合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经办机构管理能力比较薄弱。

（五）“新农保”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

新农保不具备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社会性差，基本上就是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内的钱，与城镇职工和公务员养老保险相比相差殊远；新农保制度不统一。各地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办法和标准都不一样。由于各类保险的办法和水平都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撕裂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保险制度；新农保统筹层次低。新农保主要是县级统筹，基金运用空间小、收益低，管理失范现象严重。由于缺乏严密、系统的制度设计，新农保的很多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前瞻性与连续性，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制度定性不明，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新农保保障水平较低。新农保的费率水平和国家标准很低，福利也是初级的，月养老金才55元，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相对城镇居民的养老金差距悬殊。

（六）保险公司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农村保险营销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队伍稳定性差，宣传服务工作不足，直接影响到群众对保险行业的信任度。同时农村保险宣传、保险咨询、代收保费总是在固定地点进行，其他保险服务的提供少之又少。在农村业务量大面广极度分散且以小额赔付居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从报案处理到查勘理赔再到支付保费，服务难以及时到位，使农村保户在出险后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从而对保险失去信心。

三、构建辽宁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对策和建议

（一）以政府为主体的体系构建

1.新农保的构建

（1）按照全覆盖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农保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网络、基层一线,广泛宣传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重大意义，有计划，有步骤的加快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组建市、县两级新农保经办机构。市、县两级要建立健全新农保经办机构，乡镇要在社会保障工作站配备足够的专职人员，村要指定新农保代办员。切实保障新农保经办机构的组建和人员的配备，保证新农保实施过程中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经办。实现应保尽保，尽快享受普惠式的养老金。

（2）完善制度机制，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新农保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开放兼容、综合统一的原则，实现城乡社会保险制度逐步靠拢，相互衔接，逐步统合。建立与各种现存养老保险制度的动态衔接，以利于不断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要在制度政策吸引的同时，加强制度的强制性。

（3）完善账户基金信息管理，探索统一统筹模式。积极探索和完善账户设置。建议完善个人账户，设立个人实缴账户和过渡性个人账户。完善基金管理模式。加强信息化建设。

（4）完善“新农保”与其他社会保障的衔接。加快“旧农保”与“新农保”的衔接，新农保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新农保与其它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