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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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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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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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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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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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篇4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篇5

新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

中国学的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意义、管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的，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篇6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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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理论历史起源

（一）威廉・配第的人力资本思想。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界的广泛流传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和国民收入核算专家威廉・配第，他在《税赋论》中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他通过分析生产要素在创造劳动价值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劳动技能是和土地、物质资本、劳动一样重要的要素，他认为通过教育和训练可以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劳动技能高的人可以与多个劳动技能低的人抗衡，并能生产更多价值的产品；他通过测量英国农民和海员每周收入的货币价值得出：“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的结论，威廉・配第关于“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实际上已包含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萌芽。

（二）亚当・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被誉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早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和工厂组织促使劳动分工更加细化，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提高，于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受到普遍重视。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著作《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他认为，花费精力和时间所学会的劳动技能，就如同购置新机器或其他物质成本一样，是可以收回投入并获得利润的。显然，斯密所提出的这种投入学费和时间并期望从中获得利润的思想几乎已经接近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他还第一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如何影响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问题。

（三）约翰・穆勒的人力资本思想。继亚当・斯密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技能与知识都是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他强调，取得的能力应当同工具、机器一样被视为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同时他指出，由于教育支出将会带来未来更大的国民财富，对教育的支出是与其他公共事务支出完全兼容的。穆勒未能就一般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但他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结论：技术变革和大企业的内部分工促进了对具有一般教育水平的工人和管理者的需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失灵的存在，受教育劳动力的供给必然不足，需要政府政策加以介入。

（四）让・萨伊的人力资本思想。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让・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进一步指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足够的身长和足够的力气来搞甚至最简单的劳动，他要到大约15岁或20岁才取得这种能力，因此可把它看作一项资本，这项资本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积而成。”这种累积“一般由劳工的父母亲来做，或由同一职业的人来做，或由和他的职业有关系的人来做。”萨伊说，“当任何职业（不管是高级职业或是低级职业）所需要的技巧，只通过长时间和代价很高的训练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这些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萨伊将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扩大到了所有行业，并且尤其强调特殊才能的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将人力资本划分为普通劳工的一般性人力资本、专业性人力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创新性人力资本三种类型，探索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报酬规划。

（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人力资本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经济学原理》中对人的能力作为一类资本的经济意义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一样，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他将人的能力分为“通用能力”和 “特殊能力”两种，前者指决策能力、责任力、通用的知识与智力，后者指劳动者的体力与劳动熟练程度。他认为，随着体力劳动逐渐被机器劳动所取代，通用能力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他提出了“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的经典论断，认为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结果将远远大于教育投资本身，主张把教育作为国家投资。虽然马歇尔对人力资本思想进行了大量正面论述，但他认为，“尽管以一种抽象的和数学的观点来看，无可否认，人是资本，但是在实际分析中把他们当作资本，与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他在对“财富”与“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思想，可见他的人力资本思想充满了矛盾。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近现代研究

（一）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他特别强调了劳动对人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人的劳动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充分发展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这里就蕴涵了人力资本的思想。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关于人力资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劳动的本质进行深刻认识，提出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的高低程度直接相关，劳动能力的高低程度与劳动者所受的教育、培训、知识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劳动素质直接相关。这就把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提高看作了一种需要进行投入进而才会有产出的资本，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力的定义，首次把劳动者看作一种资本。

（二）雅各布・明瑟的人力资本思想。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对劳动力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1958年美国劳动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发表《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使用相对简单、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模型来系统地阐述和解释劳动力市场行为，之后在《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中根据对劳动者个体收入差异的分析，估算出美国对在职培训方面的投资总量及这种投资的私人收益率，他还最早用收益函数揭示了劳动者收入差异与其接受教育、获取工作经验的年限之间的关系。然而，明瑟的研究没有广为人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

（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1960年舒尔茨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首次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舒尔茨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人力资本之父”。他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经验、知识、能力和健康，是人们通过有目的的投资（如投资接受教育或培训等）获得的，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国家（如西德、日本等）的国民经济奇迹般地快速恢复并发展，其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一直高于国家投入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人时的增长幅度，而且诸如丹麦、瑞士这些资源条件很差的国家也能取得经济腾飞的成功。舒尔茨认为，原因在于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这就是人力资本。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的获得不是无代价的。作为资本和财富转换形态的人的知识和才能的获得需要消耗稀缺资源，即需要消耗资本投资。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一切其他形态的资本生产能力的总和。对人的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对一切其他形态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四）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术，而且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他的著作《人力资本》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基本假设，从微观经济角度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均衡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支出及其产生的收益。他强调，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对于人力的投资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这些支出形成了人力资本”；他认为，“投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影响未来福利的投资，另一种是主要影响现期福利的投资”。

（五）丹尼森的人力资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在舒尔茨结论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作用进行了计量分析，他论证了1929～1957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23%的份额归因于美国对教育的投资，他通过定量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解释提出了一套分析“残差”的方法，即用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时产生的大量未被认识的、不能由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解释的“残差”，他将“残差”中包含的因素分为规模经济效用、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改善、知识上的延时效应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本身的提高等，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其重要意义。

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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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平衡,均衡,宏观调控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经济学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两种理论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都有其实践性，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和政治经济学的平衡的概念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种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种静止的状态；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种不变的运动状态；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优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计划一致的情形[1]。论文参考。所以均衡被我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中平衡所使用的单词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释义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显然政治经济学中的“balance”与西方经济学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内涵。

平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货币需求和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社会再生产中总产品的实现。

二、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论简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分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我们知道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是：

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问题的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专门研究了简单再生产中实物量在第Ⅰ、Ⅱ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中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条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条件表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去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产时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Ⅱc时，平衡不能实现。另两个方程揭示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Ⅰc+Ⅱc，第二部类的社会不要劳动时间等于Ⅰ（v+m）+Ⅱ(v+m)。论文参考。

2、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在生产的基础上放弃没有积累的假设，将m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用于扩大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用c和v表示。设m用于消费的部分为 ，用于积累的部分为 ，则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方程式为：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3]。即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Ⅱ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实物量的平衡和价值量的平衡，即总量和结构都要平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第Ⅱ部类的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要平衡[4]，为此要求第Ⅰ、Ⅱ部类及部类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价值量上，各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应相等；2.在结构上各部门提供的实物量必须供需相等；3.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应用宏观调控使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协调。

三、西方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简述

《萨缪尔森词典》中对均衡的定义为“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对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诸经济变量（因素）中，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或不变的，然后，分析当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出现的情况及需具备的条件，即所谓均衡条件。均衡分析可分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

一般均衡论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和产量结构如何实现均衡的一种经济理论，所以也称为总均衡分析。它由19世纪末里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前提出发，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一般均衡分析重视不同市场中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强调经济体系中各部门、各市场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达为：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太多，而这些经济变量又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因而使用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时间、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所达到的均衡，是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场对其它市场不产生影响，其它市场对这一市场也不发生影响，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达于均衡的情况，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称局部均衡论。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价值论和分配论中广泛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某一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商品的价格如何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

四、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与马克思平衡理论的比较

1.从假定前提来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即此时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设前提是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样，假定市场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则认为市场是不对称的，是非完全竞争性的。

2.理论基础不同。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平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论文参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3.从行为主体的界定来看，平衡分析把消费者和厂商等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定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经济人，即理性行为人，“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局部均衡则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相互影响的经济人，即相对理性行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论是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平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5.从主要结论来看，通过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经济结论时有阶级性的，这个结论是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实质是研究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协调，所以不同的结论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论和平衡理论对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平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平衡理论则认为，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的平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6.从政策导向来看，平衡分析法易导向宏观调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要实现平衡，必须依赖政府的调控。均衡分析分易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供求双方的运动自然会达到均衡，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均衡的实现。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平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在内容上显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深刻得多。

[1] 《商场现代化》2006.1下旬刊，总第456期第27页

[2]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页。

[4]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二十章第447-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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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综合评价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普遍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研究的热点所在。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各自角度出发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通过理论分析、构建模型等方法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从国外来说，亚当.斯密、马克思、刘易斯、保罗・罗默、杨小凯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党的十七大以后，站在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了系统研究。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一）亚当・斯密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围绕富国强民这个目标，展开了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研究成果突出的体现在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他指出，经济发展以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为前提，应建立一种制度，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劳动、资本自由流动，对外贸不加以干预，才能真正的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指出，分工、科学技术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合理搭配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并同资本积累和收系起来，强调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马克思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经济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为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框架基础。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为较早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经济发展。马克思的增长方程式有几个假定前提：1.社会总产品分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2.全部年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W=C+V+M;其中C代表生产产品时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V是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M是生产的剩余价值。3.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4.不存在技术进步。由此出发，马克思首先进行了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使社会再生产规模扩大，经济发展必须进行扩大再生产。并提出扩大再生产的两个前提条件： I(v+m)>IIc 和II(c+m-m/x)>I(v+m/x)。以及3个实现条件：I(v+v+m/x)=II(c+c)、I(c+v+m)=I(c+c)+II(c+c)、II(c+v+m)=I(v+v+m/x)+II(v+v+m/)。为经济发展及经济发展方式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基础。

（三）发展经济学中结构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理论。阿瑟?刘易斯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著名论文，提出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式(即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结构模式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结构模式)。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提供了一般性或规律性的理论基础。

（四）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模式，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如发展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等。它所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它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发展事实，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杨小凯1991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他以社会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构建了劳动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杨小凯认为,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着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后，国内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结合我国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的着手点从宏观上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和必要性；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含义；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和方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从本质和必要性上来看， 崔巍提出经济发展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其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模型,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践。唐龙提出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

（二）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含义上来看，毛林根等人运用经济学中的产业经济理论，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承载能力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尽快发展”的观点;界定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内含。李炳炎 、向刚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涵义角度出发，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积极推进政府改革,把增进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方法上来看，杨欢进提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从非结构优化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结构优化型经济发展方式；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从不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徐佳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关系亟需调整。其中,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是3个方面关系,在路径依赖方面应从以资源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在结构转变方面应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在福利改善方面应从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的取向转向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取向。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国外经济学家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应采取的方法和构建的模型出发，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并着力解决经济增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随着时代的推移，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模型应运而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到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框架下的经济发展理论，再到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经济论，一直到杨小凯构建了劳动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但是，这些观点、模型相比较而言，除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之外，其他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学者以经济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我国国情为标志，建立科学模型，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及必要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含义、经济发展转变的方法措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思考。但是由于研究主要是从十七大以后才真正开始，时间有限，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区别、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含义，某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做法等，缺乏系统研究。主要研究体现在和十七大报告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联系上，定性的描述多，而量化模型较少，缺乏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系列指标体系的构建，不能全面、客观地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系统分析。综上所述，我们应把国内外经济发展理论有机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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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本质　劳动　劳动体　劳动合约

一、劳动合约的雏形：从外化（异化）劳动到抽象劳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显然经历了一次漫长而艰巨的思想探索历程。总括这次思想历程，有两个视角可以把握：第一，从理论体系的本身看，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的整体构建，即基本可以说，马克思对于“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是起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本身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直至对全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的发端，初显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完成和止于马克思对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系统写作，而对于“经济学层面”的探索研究，则是起始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完备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而最终成熟于《资本论》1-3卷的最后写作，从而，一部《资本论》——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就是将“两个层面”予以完美结合的范本，是马克思本人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本身“精髓”的最好叙述 ；第二，相应从方法论看，“两个层面”的理论体系的循序建立，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与劳动价值论的不断地“相互放入”的结果，是劳动本质沿“对象、结构、总体”的逻辑上升路径，不断地得以具体化为劳动的科学概念的过程，也是劳动矛盾体经由劳动二重性最终达致自身的完全展开的过程。

由此，统合“外化（异化）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异同与辩证关系应主要地由方法论的视角来掌握，即统存于劳动的“由物质规定向社会规定上升”的理论规定中。首先，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最初直接统存于马克思的“外化（异化）劳动理论”之中，马克思说“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从而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其次，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又是直接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错误不在于否认外化劳动，恰恰相反它正是“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的，并把后者“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的错误只是在于：“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进而没有认识到异化劳动的性质则是使人本质异化，使人本身成为其“异己的力量”；最后，抽象劳动范畴为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社会中介，即回答马克思的诘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是通过否定“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的规定开始的，从而由“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劳动的“主体本质”以及分工的“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外化的形式”，显然，这样的抽象劳动范畴即劳动体本身。

二、劳动合约的扩展：从并存劳动到总体劳动

劳动合约不过是劳动分工的“法律用语”，因此，马克思对于劳动合约的规定是从规定劳动分工开始的，并以劳动分工的物质规定对社会规定的上升为劳动本质展开的实现形态。

劳动分工的物质规定即“物质劳动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并存劳动”。（1）就理论追溯而言，马克思的外化劳动理论仍然是并存劳动范畴的提出依据和起源，即正是从“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中，马克思（）赋予了并存劳动范畴以新的内涵：“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为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2）就产业分析视角而言，劳动合约在质的方面的规定不过就是“并存劳动”，而相应的在量的方面的规定则不过就是“并存工作日”；（3）而就社会分析视角而言，“并存劳动”又是“社会内部的行业划分”或“社会内部的分工”，并且，它是“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前提基础。

劳动分工的社会规定即“社会劳动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劳动”。（1）如果说劳动本体论仅仅奠定和确立劳动的物质规定或劳动的社会规定的物质基础（卢卡奇，1971），那么，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则最终奠定和确立了劳动的物质规定与社会规定的统一，从而最终能够将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物化结构”——“第二自然”上升为一种完整的“社会结构”来加以批判（卢卡奇，1923），并且，马克思据此圆满地完成其既定的理论研究任务——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历史批判；（2）因此，马克思最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即强调“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强调“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由此，总体劳动首先是以社会规定的简单总体劳动而存在的；（3） 因此，马克思继续强调“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以及“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对于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从而，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企业分析视角的引入使得总体劳动一方面是“主体方面的结合劳动或共同劳动与客体方面的协作劳动或协同劳动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是“两方面劳动的矛盾的统一”，以及一方面直接作为“一般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劳动、总劳动）”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以“特殊劳动（本身作为片面劳动、局部劳动）与个别劳动（本身作为资本家的指挥、监督、管理活动）的统一”的形式而存在，说明总体劳动的内涵在本质上是对劳动的物质规定沿“对象、结构、总体”的逻辑路径向劳动的社会规定的上升及其结构进行规定的结果。

总之，将劳动的科学概念由并存劳动演绎为总体劳动，是马克思在重新考察黑格尔《逻辑学》而在扬弃“一般、特殊、个别”的推论法的基础上，能够将产业分析视角与企业分析视角在统一的社会视角之内加以有机结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并可被提炼和概括为“分工－合约理论”。 三、劳动合约的定格：从劳动演化到劳动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