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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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完善

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在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利益关系相互交错的现代社会，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利益选择和权利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提倡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法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转移必然不应简单强制，而应在尊重利益相对人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利益交换；立法者分配利益也必须要兼顾利益的平衡。有鉴于此，如果某一社会主体获得某种利益需要他人让渡或割舍利益为条件，那么，获得利益的一方或者利益得到保全的一方应当向利益受损的一方提供补偿。国家和社会对因保全或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而受损的公民进行物质或劳务给付的制度即为社会补偿制度。

我国有赔偿法律制度，但没有明确的补偿法律制度，前者不能代替后者：第一，赔偿是违法或违约的结果，而补偿不以违法或违约为前提条件。第二，赔偿是一种法律责任，而补偿属于法律义务。第三，赔偿具有负面道德意义，而补偿与道德无关或具有积极道德意义。第四，赔偿以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限，补偿则具有鼓励性、褒扬性和填补性。第五，赔偿具有事后性，而补偿可以依照预案先行给予。第六，赔偿具有私法性质；而补偿则是公法行为，补偿主体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因此社会补偿制度不同于赔偿制度，社会补偿制度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或保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补充利益受影响者损失的重大制度价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保全或促进公共利益，必须同时考虑利益出让者应有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保护和保障。为此，国家有必要制定和完善社会补偿制度，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以受益的公共利益的名义对个人权益受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予以补偿，由法律来规范社会补偿行为的执行，保障公民和组织获得社会补偿的权利免受损害。

二、我国社会补偿制度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部分地存在社会补偿行为，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发放独生子女费、移民补偿、征用补偿、退伍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见义勇为奖励等。但是。我国的社会补偿制度不完整、不系统、可操作性不足，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社会补偿的法律制度。

第一，立法滞后。主要表现为覆盖范围小，主要限于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国家工作人员抚恤、发放独生子女费、征用补偿等，而对预防接种受害者补偿、公共岗位被裁撤者的补偿、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志愿服务受害者补偿等缺乏规定。立法滞后和缺失使得一部分应受补偿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第二，立法过于零散化、原则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地区的补偿、《防洪法》对征用补偿等，仅在一个条文中规定了一款；《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对丧失独生子女者的照顾仅有一个款项的原则性规定。法律过于零散和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对权利人作出及时补偿。

第三，立法层级低，甚至仅有政策、缺乏立法。目前有关社会补偿的国家层级的立法少，主要限于军事法律中有关优抚安置的附属性规定，其他涉及社会补偿的立法大多以地方立法为主，且以效力较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居多。例如，见义勇为者补偿立法仍限于地方立法，有关高考加分的制度以教育部每年公布招生文件的形式实施等。

第四，社会补偿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政策性文件或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过于简略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使得执法环节弹性过大甚至过于随意。由于社会补偿受政府财政状况、政治考量、社会舆论、受补偿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制度疲软的条件下，容易出现补偿的横向公平问题，也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补偿标准差异过大，影响了制度形象和权威。

三、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加以解决的社会补偿问题

第一，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犯罪的产生除个人因素外，还有社会的诱因，犯罪受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病”的受害者。尽管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罪犯承担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赔偿责任，但是该制度持个人责任立场，没有体现犯罪的社会因素和社会责任，赔偿责任的落实仅取决于罪犯个人的经济能力。然而对被害人来讲，其所受的损失是不以罪犯的经济能力为转移的；对类似案件的被害人而言，相似的损失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赔偿。因此，社会补偿制度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补充制度。与此相似的问题是行政执法受影响第三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例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损坏他人财物的补偿。

第二，退伍军人补偿问题。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但不能因为义务的存在而忽视其可能受到的损失。国家对于退伍军人实行转业、复员和退休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退伍义务兵，国家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报考中、高等院校的，享受免试或加分待遇；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义务兵，以及属于烈士子女的义务兵，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退役士官服役超过12年的，则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对于专业的军官，国家提供计划分配安置待遇。然而按照身份、级别给予不同补偿，以及有关安排工作、计划分配等补偿措施看似合理，实则在客观上会产生对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排斥。因为这些制度会减少他人的就业机会和就学机会，排挤或损害他人的就业平等权、受教育权利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权利，影响企业经济效率，降低公共权力行使的质量，甚至形成阶层固化、公共权力配置身份化等隐性不良后果。就业安置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契合，制度目标和制度手段之间缺乏必要的、紧密的关联性，这不仅有悖效率价值，而且会对更广泛的个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消极影响；免试、加分等待遇与退役及军人应当享受优待属于公共资源配置逻辑截然不同、性质各异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此，宜以社会补偿制度代替就学免试、加分制度、直接安排工作制度和计划分配制度。补偿形式可以是给付货币，也可以是劳动技能培训等专业性社会服务。

第一，民办教师补偿问题。民办教师是师资力量短缺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随着国家教育人力资源状况改善，社会需要他们腾出岗位，但是许多民办教师已将大部分生命投入在教育事业上，年龄状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难以与其他劳动者进行“平等”竞争。教育人力资源的短缺是不可归咎于民办教师个人的社会问题，国家在进行政策调整时，有必要对这些因奉献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事业而耽误经济利益和人生选择的民办教师提供足够的补偿。与此类似的，还包括对“赤脚医生”、对“下乡知识青年”等在特殊历史阶段、受特殊政策不利影响的群体给予补偿。

第四，事业单位改革下岗分流人员的补偿问题。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重新调整社会治理关系、提高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效能的一项重大决策，这项改革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机制的转换。这场改革将引起重大的利益调整，目前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撤岗不撤人、停职留薪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影响者认为其个人并无过错，改革者担心“因改革引起上访”危及社会稳定。改革难以推行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对被裁撤者的补偿不能落实。

第五，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补偿问题。例如因为重大流行疾病爆发而被隔离治疗的患者及与其密切接触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因为被隔离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而遭受损失者，理应获得补偿。相同的问题还包括对在恐怖袭击、社会骚乱等事件中无辜受害人的补偿问题。

第六，“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的社会补偿问题。“计划生育”制度是我国在经济短缺、资本不足、对外开放前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和社会服务不足等条件下的制度产物。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全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反思，从长远来看，存在未来放松对人口数量进行管控的必要性。由于“计划生育”制度的长期推行，我国大部分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因自然灾害、暴力侵害等而伤残或死亡给家庭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创，且这种损害面日益扩大，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超生”人口与生俱来的“非法性”成为社会歧视的理由，他们乃至其父母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计划生育”制度调整后，“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成为社会发展成本和政策调整不利影响的承受者，国家和社会应当对这些公民提供社会补偿；就目前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而言，已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鉴于该类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国家有必要即行建立计生人口补偿制度，以收缴的丰十会抚养费、国家财政专项投入和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为基础设立补偿基金，对失独家庭和其他因遭受相关不利影响的公民提供社会补偿。

第七，受伤害见义勇为者和志愿服务者的补偿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具有明显的道德建设价值和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然而近年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得不到弥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多有发生，“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屡次出现，人情冷漠、坐视不管等现象明显增多。近年来在抗制自然灾害过程中，志愿者遭受伤害的情况多次出现，若由个人独自承担损失则于情理不通，也会因此影响公民的公共意识、奉献精神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于两类受害人员，应由受益者即国家和社会通过建立、完善社会补偿制度来给予保护。

第八，医事意外受伤害者补偿问题。造福于全人类的医学的发展是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由于存在技术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特异体质等难以预知的因素，这一过程对于参与者而言充满了风险，然而技术进步的成果则由全社会分享。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尽管预防接种存在小概率的健康危害可能性，但是一旦受到危害对受种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对于受种者因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接受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而遭受意外损害者，应给予补偿。目前《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仅就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具体补偿办法由省级政府制定，然而仅有部分省份制定了明确的补偿办法，各省应尽快建立有关法律制度。对于接受医疗技术临床试验而遭受药害者，以及对于因不可归咎于医患双方的原因而遭受医疗损害者，不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建立相应补偿制度，由国家和社会设立专项基金加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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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作者简介]刘巧丽，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174―03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

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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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政府；社会管理；创新

一、研究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政府建设之间关系的意义

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必须赋予政府一定的公权力。但由于人性自身的弱点，权力欲会恶性膨胀。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必要对权力进行一定的约束。我们知道，法律是规范和限制权力的，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因此，有必要将社会管理纳入到法制之下，而这正是法治政府建设所要求的。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之间的诉求、社会的主要矛盾会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管理社会的模式自然不可能一成不变。

诸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地震、雪灾等突发性自然事件，还有种种体现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社会暴力事件，都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提出，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社会管理创新必然会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需求。

二、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

1、给社会管理创新以合法性

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因此，在法治政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有其合法性。法治要求社会管理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创新，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创新的目的、社会管理的目标。否则，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一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同时，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检察机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司法机关担负起公正审判的重担，从而保证各级政府真正做到依法执政，使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既符合程序法，又符合实体法。

2、提供社会管理创新权威性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人治条件下，个人代表着权威，而法治自然是法律标示着权威。法治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有其合法性。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坚强后盾，赋予了社会管理创新以权威性。因此，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依法进行，这样社会管理有了权威性，可以更好地避免或解决争议。

3、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理性

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社会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更好地实施公共管理，给社会一个稳定、和谐的秩序，给人们一个安稳、幸福的生活。否则，不在阳光下运作的创新管理只会滋生更多地腐败，使创新管理成为管理主体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温床。

4、法治政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法治政府建设促使社会管理创新行为在法制下进行，法律有着较强的规范性，必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在法治政府下的创新管理是规范的管理、科学的管理，有利于稳定的、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社会管理创新对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推动

法治政府建设给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保障，但法律的滞后性往往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管理的创新在法制原则下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为了实现高效的社会公共管理，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可以弥补法制滞后性的不足。同时，创新管理行为推动法制构建，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完善提供动力。

1、突发性事件导致的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法治的完善

近几年，我国自然性、社会性突发事件频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据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有关文件111件。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建立，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2、政府职能转换中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的支持

民间组织的兴起，维权运动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的"单向管制"单一权力模式正在瓦解，而"双向合作"的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逐步建立。将分权理念注入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中，推动法治化进程。同时，法治环境有利于保障民间组织的合法权利，抵制政府权力的侵蚀。"双向合作"体系不但有利于政府管理工作运作的高效，还能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

3、社会管理的完善有利于降低风险，强化法制的公信度，使法治化进程更加顺利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其公信度对法治政府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权力只有在阳光下才不会腐败，政务公开的创新理念有助于重塑政府公信力，应推动进行相关立法工作。

4、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的支撑

信息产业无疑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信息的流通，给社会创新管理带来了契机。同时，信息化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务公开，给予民众知情权，并且有助于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

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共通途径

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都离不开政府和民众的参与，而且两者的目的在某些方面具有同一性，比如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的公共生活有序进行。因此，两者在实现途径上必然有共通的地方。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法律的原则是要公开、公平、公正，因为法律是保护权利制约权力的。法律只有公开才能促使民意参与，才能代表民意，才能指导政府与民众行为；只有公平、公正才能不会激化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秩序稳定。

2、提高管理主体的素质，培养主体的法律素养

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权力的持有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因此，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培养管理主体的法律素养，提高主体的道德素质，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培养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促使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维护自身权利

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我国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更是在社会管理中造成了很多矛盾。我们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高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

4、建立良好的监督体系，保障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序进行

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倾向，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不可能真正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要想真正做到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完善的监督体系是必须的。第一，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要积极履行其监督职责；第二，重视舆论监督能力，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了舆论监督强有力的工具；第三，深入挖掘多渠道的民意监督方式，给民意充分的诉求机会，让民众得以维护自身权利。

参考文献：

[1]王立民.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J].企业经济，2010，（7）.

[2]陈用龙.深化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考[J].岭南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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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法治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为加快法治国家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前，要认真学习领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指导和促进正在开展的执法规范化建设。规范化建设是“标”，法治理念就是“本”，因此在检察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和自身实际，力求取得实效。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的指针

（一）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

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说到底就是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国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权力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来指导，这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它是中国国情与马列主义法治思想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精髓，是经受了历史和现实考验的开放与发展的思想体系。检察机关作为执法机关，只有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执法，才能保障法治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法治特色，才能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当前，在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中，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充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检察队伍的规范化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工作的需要，一些环节执法不够规范、不够文明，甚至不够公正、不够廉洁；一些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在实践中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建设法治社会，任重而道远。在这种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增强建设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严格规范执法，努力促进司法公正，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努力促进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和检察队伍建设，把检察机关打造成国家法律的模范执行者和有力监督者、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忠实维护者、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者。

几十年的风雨兼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于踏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形势，要适应新形势，必须认清形势，提高适应力。法治社会进程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要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必须要“打铁还须自身硬”，努力搞好规范化建设，迎接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必须会带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凸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高发的刑事犯罪、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亟待提高……这些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检察机关必须主动出击，严格、公正、规范执法，努力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为社会和谐发展保驾护航。而要做到这些，必须用科学、正确、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指导工作。

（二）检察机关自身建设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利益法则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些检察干警在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分不清私利和大义的界限，以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立检为私，执法为已”的错误思想对检察事业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和颠覆性。同时，几千年封建特权思想的残余，人治观念的消极影响，使得当前检察机关不同程度存在着执法不规范的现象，一些干警创新意识不强，特权思想严重，一言堂、等级观念、权重于法、人情重于原则等等，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信号和考验。加之，在学习借鉴外国法治思想的过程中，一些人缺乏政治鉴别力，有全部“拿来”、“崇洋”的错误倾向，否定我国法治思想和成果，造成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混乱。

这些问题使得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步履维艰。因此，非常有必要正本清源，首先要解决好认识观念上的问题，从端正广大干警的执法理念入手。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广泛的教育整改，让大家明白“权为民所用——因为权是民所给”、“利为民所谋——因为是为民掌权”、“情为民所系——因为人民的信任与期待”，进一步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以此来促进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更好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检察工作深入健康发展，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一）用理念查找建设中的问题与不足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能光喊口号，搞形式，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联系自身检察工作查找问题，每个检察干警要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用法治理念来指导检查。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执法思想上找差距，从实际工作中寻不足，从人民的要求找弱项，查找是否执法为民、是否公平正义、是否服从党的领导、是否服从大局，即是否树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查摆和清理出来的问题，要加强教育、引导、整顿，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20__年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高检院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部署，查找、整顿、建设同步协调进行，保证规范化建设与法治理念标本兼进、相融相济。

（二）用理念来指导和细化规范化建设，推进检察改革

执法规范化建设首先要严格规范执法，保障办案质量。要严格按照办案流程，落实案件质量考评，建立检务督查制度。要用法治理念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努力维护司法公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罪不究、违法办案、超期羁押、裁判不公等问题，通过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和查处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确保司法公正；通过严肃查处社会关注的行政执法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深挖窝案串案，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促进依法行政，匡扶社会正气。

法治理念要求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同时，强化保障人权观念和措施。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增强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文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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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的一般阐述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法律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随着法律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前我国法律价值观必然具有能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人权保护、公平正义和权力制约等意识。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是我国现代社会法律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我国当代青少年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现代法律价值观，它体现为青少年学生特有的现代法律知识、心理、观念和信仰的总称。

二、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培养的必要性

目前，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其现状与社会发展对公民法律素质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仍有相当距离，凸显加强其现代法律价值观培养十分必要。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可学法懂法重要性，但法律认识偏差

据调查，当前青少年学生已经能充分认识到法律对个人生活学习的重要性，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1.法律知识贫乏。由于各级各类学校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课时有限，甚至有些学校根本不开法律课，政治教师只能讲授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时穿插些法律知识，导致一些青少年学生法律知识极为贫乏。2.法律观念模糊。如一些学生分不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又如一些学生忽视法律的作用，致使一些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3.法律评价失当。很多青少年对我国的法律现象评价不高。部分青少年学生悲观认为“中国公民目前的文化素质还很低，达不到依法治国的要求”“中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漏洞太多”等等。

（二）认同依法治国理念，但法律情感淡薄

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学生认同依法治国方略，但法律情感比较缺乏。如在法律正义感方面，由于我国现实中法制体系的不完善和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使他们认识不到法律制度在配置社会资源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公平的，甚至产生疑问。对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不甚理解，也就很难有法律情感的产生。

（三）认识法的公正价值，但法律信仰缺失

据调查，绝大多数青少年学生对法律的价值有深刻认识，信服和尊重法的公正性，但目前一些地方的“人治”环境，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青少年学生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因而他们法律信仰缺失。总之，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法律价值观已成为公民的必备素质，成为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青少年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预备队和主力军，从小教育他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进而增强他们的法律素质既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因此，应把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的培养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三、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培养的策略构建

青少年学生现代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应以法律生活体验教育为主导，要着眼于把现代法律价值观教育渗透到政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渗透到他们内心，使之逐步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法律价值观。这一策略具体做法如下：

（一）合理创设法律生活情景，引发学习体验冲动

1.利用多媒体创设法律生活情景，激发青少年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唤起学生生活体验的感受，学会明辨是非，并做出正确选择，增强他们处理日常生活中法律问题和能力。2.设计法律角色模拟情景，培养青少年学生对法律生活的兴趣。为了要学生参与并从中受到体验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教师模拟场景要根据文本和客观环境，要结合学生实际。3.参加社会法律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法律情感，组织学生参观当地法院一些审判现场和听证会，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科学命制法律情景问题，培养学习法律思维习惯

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法律生活情景时，为更好地引导学生体会法律，还要通过命制法律情景问题，养成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律思维的习惯，一方面，教师可将现成的法律生活问题命制并提供给学生思考，可以使学生在特定的法律文化生活情景中寻找已有的生活体验，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教会学生在法律生活体验过程中，能结合法律现象，自己提出问题，这是将学习内容转化为学生知识技能的内在要求。比如，我在讲《经济生活》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时候，结合学生实际，命制一些制造矛盾的问题，将学生置于法律生活现象是非判断的“十字路口”中，引导他们全面地、辩证地分析。

（三）理性引导反思，升化现代法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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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贯彻实施省、市、县有关深入持久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强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全面推进“法律八进”的开展实施，紧紧围绕组织工作目标任务，按照“依法行政、合理管理、程序正当、高效便民、权责统一”的要求，创新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能，推进组织工作沿着法制的轨道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二、活动主题

“三讲一学”，即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学法律。

三、活动时间

2016年4—12月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氛围营造，搞好活动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电视、手机、网络等媒体，采取标语、电视广告、发放宣传资料、廉洁周末课堂等形式，定期定时地开展针对委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政策法规的普法宣传教育，使其了解和熟知相关法律法规，满足对法律法规知识的需求。认真搞好各种宣传日、宣传月和全国“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报纸有文章，广播电台有声音，网络网站媒体有消息，各种重要场所、重要节点、基层单位有醒目的标语，确保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宣传教育氛围浓厚、持久深入。

（二）加强委局机关学法用法的工作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法活动，不断增强委局全体工作人员依法执政为民观念，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强化委局全体工作人员法制教育力度，并根据工作的特点，制定学习计划和考核办法，围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主题，认真学习；围绕党纪政纪教育开展法制学习。将法制工作纳入机关综合目标进行管理，加强对委局全体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监督。确定本单位法学本科毕业生（通过司法考试）人员为委局法律顾问，带领全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学习。

（三）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促使委局全体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理念，带头学习法律、自觉遵守法律、忠实执行法律权威。依托纪检监察网、机关学习园地等阵地，进一步加强学法阵地建设，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培训、轮训和考核工作。年度考核中，将学法用法情况作为年终总结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年度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健全责任制、责任追究制，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服务发展。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启动阶段（2016年4月底之前）。制定委局机关“法律进机关”活动方案，抓好本活动的学习、宣传；

第二阶段：全面组织实施阶段（2016年5月—2016年11月）。根据本方案的内容，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完成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三阶段：总结检查阶段（2016年12月）。对照本方案，全面总结、查找不足。

六、活动要求

（一）严格组织，加强领导。委局机关要全面理解和掌握“法律进机关”活动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搞好法制宣传、建设法治工作，作为端正行业风气、提高管理水平、创建满意单位和反腐倡廉的治本措施。

（二）高度重视，大胆探索。各室（部）要按照本方案的内容，结合实际，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创造性地开展“法律八进”活动。坚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引导和促进全体委局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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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院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当前，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人口综合管理服务工作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工作中注意以下几个核心内容：第一，处理好人口调控中管理与服务的关系。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近年来来沪人员的规模持续增长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均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的问题，对城市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城市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过多，更多的原因在于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不足。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治理则强调各方参与和系统完善。将管理纳入治理和服务当中，践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通过提升治理和服务水平做好来沪人员的管理，是今后上海人口调控的发展方向，也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第二，处理好人口调控中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近年来来沪人员总体数量快速增长，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成长过程中，缓解人口流入与城市资源的紧张关系，单纯依靠总量控制手段难以顺利实现目标。相比较而言，来沪人员结构的调整更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我们应当在人口调控过程中坚持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努力调控人口结构，扩大城市发展所亟需的人口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进入渠道。第三，处理好人口调控中行政与法治的关系。法治提供了城市管理和运行的秩序，法治推动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法治能够实现社会不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协调。有效解决人口和城市发展的内在冲突，本质上需要法治建设。通过强化法治推进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才能有效提高城市的运行水平和运行质量。人口调控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性手段加以推进，政府需要时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坚持符合人口流动规律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和结构调整进行合理引导。

记者：浦东新区是上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时也面临着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管理挑战，请问浦东法院在服务浦东新区人口调控工作中有何探索实践？

张斌院长：加强人口综合管理，是当前上海城市发展面临的全局性重大课题，也是浦东新区的重点工作之一。“城中村”的治理也应当且必须通过有效的人口管理措施来控制流入的人口规模，从而解决“城中村”的治理困境。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为推进人口综合管理工作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我院对该项工作高度重视，围绕新区总体要求，立足司法职能，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实现人口发展与城市整体发展的协调平衡，为浦东“二次创业”和城市法治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一是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支持政府依法调控。充分发挥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精心审理因推进人口调控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尊重行政机关为查处“六小行业”无证无照经营、整治群租、整治“三违”等工作依法作出的选择和判断，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积极支持相关政策、措施。依法受理涉人口调控的罚款决定、要求缴纳费用决定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符合条件的及时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并予以执行。二是依法审理刑民案件，发挥司法规范功能。精心审理涉人口调控类刑事案件，有效惩治妨害公务、寻衅滋事、侮辱诽谤等阻碍、影响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刑事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相关案件对社会的警示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审理好涉人口调控工作的相邻纠纷、土地流转纠纷等民事案件，推进“三违”整治工作;审理好房地产租赁纠纷等民事案件，支持“群租”整治工作;审理好劳动争议、企业破产案件，配合人口就业管理及产业结构调整，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注重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导作用。三是加强预防联动处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针对受理的涉人口调控的案件实施专项报告制度，对其中存在矛盾激化风险的案件，充分做好预案，贯彻全程化解和争议实质性解决原则，注重兼顾群众个体利益需求和区域转型发展的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和谐。坚持多方联动的工作方式，建立并完善“三级四层”纠纷化解网络，对于可能导致或影响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有效推进的纠纷，协同各方力量推进矛盾化解工作。四是拓展法制宣传渠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案情典型、法制宣传意义较大的涉人口调控案件，通过案例引入，以点带面、以案说法，提高法制宣传的效果。同时，还加强与社区、街镇协作，推进专项宣传服务活动，2012年以来，共举办“春天的蒲公英”等宣讲活动200余场，开展“法官在身边”宣传服务工作，覆盖社区人口50余万人，设立“外来务工人员维权岗”，服务外来人员1500余人次。加强对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宣传，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提高人口调控工作法制宣传的效果。

记者：据了解，浦东36个街镇中24个是农业镇，因种种原因而或多或少地在各处滋生着非法占地、违法搭建、违法种植的“三违”现象。浦东惠南镇率先打响了该镇“三违”整治集中拔点行动的第一枪。在服务“三违”整治工作方面，浦东区法院有何举措？

张斌院长：“三违”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完善城市规划、加强人口调控中亟需监管并予以破解的难题。我院积极落实区委关于“三违”整治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对服务新区“三违”整治相关工作举措的探索和实践。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服务新区“三违”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涉“三违”整治的审判、执行及司法服务延伸工作的组织、部署。另外，我们还专门出台了一份服务意见。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我院制定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关于服务新区“三违”整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围绕工作机制健全、案件审理、审判延伸等方面，对我院服务新区“三违”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明确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在具体的审判工作中，对于涉“三违”行政案件，尊重行政机关为整治“三违”而依法作出的选择和判断，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积极支持行政机关采取的相关行为、措施。2012年以来，共审结涉“三违”行政案件36件。对于涉“三违”刑事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定罪处罚的公平公正，注重相关案件对社会的警示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2012年以来，共审结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4件，涉及被告人6人，涉及非法占用的农用土地约83.25亩。对于涉“三违”民事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注重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导作用。在涉“三违”案件执行工作中，加大执行力度，优化执行方法，提升执行效果。

我们在司法服务“三违”整治工作中，特别强调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交流，增强整治合力。通过座谈、走访、信息反馈等方式，及时通报涉“三违”整治案件审判情况，并就“三违”整治工作中的执法主体、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问题，及时与“三违办”、法制办、城管执法局、规土局等部门进行交流沟通，主动提供司法意见和法律咨询，促进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的良性互动。注重风险预警工作。就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研判，发送相关司法建议，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改进意见。对于涉“三违”整治的典型案例，及时整理，深入分析和总结执法经验和不足，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规范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的作用。坚持多方联动的工作方式，对于可能存在矛盾激化、导致或影响“三违”整治工作有效推进的纠纷，加强与案件所在社区、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提前做好维稳预案，协同各方力量推进矛盾的化解工作。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具体部署，在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浦东区法院对于进一步加强人口调控的司法服务工作有什么样的思考和探索？

张斌院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司法在整个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功能，强调了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在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口调控的司法服务工作，就要真正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强化全面服务支持理念。加强人口调控，推进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是浦东新区加快转型发展、推进二次创业的必由之路，是探索社会治理创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涉及法律与政策、市场自由与政府管理等多重关系，对司法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综合化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根据人口服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全面把握人口调控工作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和新任务，进一步增强服务大局的主动性，科学谋划、积极推进，坚持更新司法理念、创新审判模式、发挥审判职能，为人口调控工作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司法服务。第二，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其实质就是决策与实施时牢记职权法定，坚持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和法律所确定的规则下开展工作。法院在服务人口调控工作中，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公正审判相关案件，另一方面，要健全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络机制，及时通报涉人口调控和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案件审判情况，并就相关工作中的执法主体、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问题，及时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交流，主动提供司法意见和法律咨询，促进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的良性互动。第三，进一步推动“两个效果”统一。在新媒体环境下，涉人口调控案件的处理，可能影响民众乃至全社会对我们社会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认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要求法院在涉人口调控案件审理中，必须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积极支持与风险控制，不缺位，同时也不错位、不越位，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积极创新解纷方式，通过案件的公正高效处理，引导社会朝着正常、有序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实现人口调控司法服务的良好效果。第四，进一步落实改革创新举措。随着人口调控工作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人口综合服务管理相关案件的审判工作必然面临诉讼数量增加、新型疑难案件出现、法律滞后甚至空白、规范适用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必须结合人口调控工作的具体实践，围绕相关案件中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结合司法改革进程，在充分体现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的基础上，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审判组织建设，创新案件审判方法，着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口调控工作司法服务模式，切实增强相关工作的司法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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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大，极易使社会会共利益遭受侵害。。如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域外经验看，现代法治国家大多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保障手段。但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尚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这一法律制度的缺失，不利于构建社会和谐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当前理论讨论和司法实践的热点。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在的立法上，对诉讼主体、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和激励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大，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日益增多，为限制行政权的扩张，许多国家开始在行政诉讼领域引人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样存在大量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的现象，却由于现行公益诉讼的缺失，无法通过保护利益方式中最有效的方式—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近年来，随着一些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例的出现，行政公益诉讼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司法热点话题。目前，我国法学工作者对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正在不断深人，但行政公益诉讼本身在立法上仍是一片空白。从保护公共利益、建设法治社会角度看，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一、建立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是和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诉讼虽早在古罗马就已存在，但引起广泛关注却是在20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现代社会的政府广泛地干预社会的教育、卫生、经济、文化、福利事业，管理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行政权日益强大、极度扩张，不时侵害私人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前者的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受侵害权利主体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世界主要法治国家都建立了类似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认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组织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活动。

同传统行政诉讼相比，作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针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起诉主体的广泛性。“行政法上的原告资格概念与司法上的原告资格概念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公益诉讼正是原告资格不断拓宽、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渠道越来越畅通的产物。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局限于具体合法权利直接受到不法侵害者，其他特定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也可以以公众利益受到侵害为由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第二，诉讼目的的公益性。虽然有的行政公益诉讼也会牵涉到起诉者的私益，但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客观合法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社会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第三，诉讼功能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当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不当行为或者不行为，即使还没有达到使公民、法人的利益遭受现实损害的时候，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诉请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因此，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

在我国，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中都找不到有关公益诉讼的痕迹，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立法上还是一片空白。立法上无规定并不等于实践中不存在，随着大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一些关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例不时见诸于报端，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掀起层层波浪。例如，严正学诉椒江文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沈某诉浙江桐乡市国税局行政不作为案、杭州一市民状告杭州市规划局违反规定在西湖风景规划区内批准建立非旅游设施案、南京市紫金山观景台案等，这类实际上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中，法院都以公民原告不适格、公民主张的公共利益不属行政诉讼保护的诉的利益范围为由驳回了公民的起诉。在强调现代法治，强调维护公共权利的今天，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和完善法治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与法治成为当代社会的两大主旋律。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促进社会和谐和完善国家法治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因为:

(一)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源于对公共利益保障的需求

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题中之意。在当前我国厅政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的现状下，维护公共利益常常因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措施而成为一种法律口号，违法行政作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得不到有效遏制。这在国有资产流失、公共资金的不当使用、环境污染(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包括市场竞争环境，文化环境等)等方面尤为突出。大量维护公益的行政诉讼均因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而被驳回起诉。可见，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的基础在于依法行政。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并不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们本身也组成了若干集团和阶层，互相间也有形形的利害关系，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集团保护主义现象比比皆是，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行政权的行使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通过法院对行政公益案件的审理，审查某个政府机关的某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可以审查某个政府机关公务员与行政权有关的某项行为的合法性，使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三)构建行政套益诉讼制度是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

完整的诉讼制度，既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缺少行政公益诉讼，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首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决定了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行政诉讼法的两大宗旨表明，行政诉讼中既应有私益之诉，也应有公益之诉，现行《行政诉讼法》欠缺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显然有违其立法宗旨。其次，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的要求。行政诉讼的发展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要确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至少是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再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全面拓展也要求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三、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实现多元化的行政会益诉讼主体

“在社会利益上，每个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天生的斗士。”参照各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实行多元化，包括检察机关、社会团体、普通公民等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程序意义上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的行政诉讼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监督，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应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社会团体的主要功能是对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社团应在不特定多数的成员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代表成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在工商部门对生产劣质食品的厂家不加治理的情况下，消费者协会即可代表广大的消费者对工商部门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另外，应允许普通公民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

(二)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益往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广泛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损害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的行政行为都应确定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现实生活中，主要集中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侵害广大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众生命和身体健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国有资产流失;破坏社会公益事业;危害公共安全等领域。

(三)确立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我国的行政诉讼一直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面对的一般是强大的行政机关，无论从资源的支配还是信息的占有或获取方面都处于弱势，“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的均衡，行政公益诉讼也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的行政机关承担，鉴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数量及内容的庞杂，结合依法行政的要求，提供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责任也应由被诉行政机关承担。原告只需要承担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对公益的损害的举证责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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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变革；维稳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51-02

后，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公民权利经常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济，社会频频发生。2014年2月24日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认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发生在中国境内百人以上的有871起。这是有据可查的统计，因为地方上的隐瞒，实际情况要多于上述数据。因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就出现了维稳的需要，维稳就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维稳机构陆续成立，1998年3月27日，中央下发《关于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和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各地维稳工作机构改设各级党委政法委。诚然，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它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关系到其他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但是，我国的维稳工作还存在种种问题，使得维稳效果大打折扣。有必要对维稳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我国维稳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维稳问题泛化，侵害民众正当的权利

不少官员认为，现在社会矛盾多，矛盾尖锐，发生局部社会动荡的概率高。出现“不稳定幻想”，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1]。在不稳定幻想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将民众的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以维稳压倒一切为借口，肆意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甚至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对民众进行非法拘禁。据南方新闻网2013年02月06日报道，2012年2月，河南禹州农民王高伟出资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承租了126号院和102号院。付朝新雇用了王晓隆、赵俊杰、王壮壮等人，专门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这些非法拘禁场所多为各省市驻京办在大兴区租用的大院，用来拘禁上访人员。这些“黑监狱”非法拘禁的上访人员数量，一般至少有10人，最多时超过50人，持续时间2到10天不等，一直到驻京办工作人员将上访者接走为止。

2.维稳带有暴力打压性和利益补偿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地方如果出现，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被一票否决[2]。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花钱买平安，对可能影响稳定的民众进行经济利益收买，无原则地迁就这些民众的要求，而不考虑其诉求是否合理，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稳定的问题。这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和问题，使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更大的不稳定问题的出现。经济利益收买不成时，有些地方政府就采取暴力手段对付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众。暴力维稳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与党的群众路线政策格格不入，侵蚀党的执政群众基础。不论是花钱维稳还是暴力维稳，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只是掩盖了矛盾和问题，使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加剧地方治理危机的难度，稍有不慎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3.维稳投入过大，挤占了民生的投入，增加了财政负担

近年来，全国各地用于维稳的人财物不断增加。据合肥晚报2012年9月12日报道：截至9月初，全市建设人民调解委员会2101家。其中，乡镇街道调委会123个、村居调委会1 665个、企业及行业调解委员会313个，在册人民调解员16 137人。据中国经济网2014年7月27日报道，涉嫌刺死民警王军干的访民张小玉成了整个焦作市政府最头疼的人。张小玉的劳教书中提到：“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期间，李封办事处因张小玉到北京非访，所花费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14万余元。”就全国范围来看，根据我国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 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为高（后者为6 011亿元，增幅12.7%）。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不改变，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巨额维稳经费挤占了用于社会保障的份额，进而导致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反过来又要增加维稳经费，维稳成本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要负担。

4.不依法维稳，导致越维稳越不稳

党的十提出要依法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事实已经证明，以非法治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并不能取得维护社会稳定的长久效果。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纠纷不讲原则不依法办事，指望通过金钱来安抚，致使民众在遇到利益纠纷时，往往不愿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观点，通过无理取闹获得非法利益。这种模式的维稳，只会导致越维越不稳。

篇10

关键词：农民主体地位法律思考

马克思所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1]。任何时候农业都是基础，尤其是在农村人口占了2/3的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突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最终得通过农民主体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以及责任的承担来实现，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三农”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激发农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公，实现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法律确立和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1、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在法治国家中，必然要求在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框架内，对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以体现公平、正义、效益的原则，确立法律关系的主体，明确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激励主体的行为，使主体的权益、行为意愿、存在形式以及社会效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明确和突出农民主体，可以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础上使新农村建设获得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时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公正性为主体的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法律的权威性能够巩固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真正加强，农村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法的稳定性较强的特点能保证新农村建设工作不会因情势变更而中断、变化和放弃，能够保证新农村建设这个长期历史任务的实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个国家或政府所应担负的一项重要法律义务和社会职责规定下来，既符合法律的安全和共同福利价值目标的需要，也是法律正义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农民基本人权的保护与法律的正义宗旨相统一。建设新农村实践中仅靠政府和道德不能克服和解决诸如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来源、运用和管理上而产生的问题，这需要法律手段的运用，法律机制的引入。在当今世界，政府干预和法治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实现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其措施的采取、行使均必须有法律的概括授权或明文规定的具体授权，只有在明确主体权利、义务、职责的情况下，才能增加农民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主体的行为才有理性可言。

2、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必要保证

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主导行为和农民的主体行为及其他社会组织、群体的支持行为相互作用，并通过主体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结果。这些行为的产生和相互作用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因为“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与原则，可以有效地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从而有效地引导有益于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2]。而一个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与原则的确立，效力的发生及良好社会效应的产生，都得靠内含于制度的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合理分配和有机统一。

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府，应该是绩效政府、责任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肩负着经济发展、人民富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政府应该充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立足于发展的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把社会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它拥有强大的且带有巨大强制力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国家通过法的制定对行政权力的赋予、行使条件、行使过程和行使后果均规范在一个有序的秩序内，以达到行政权力分配结构的稳定性、行使规则的统一性、行使过程的连续性、行使结果的可预测性。这样，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了稳定的预期，就能够保证政府政出一门的权威性，提高政府自身运行和引导行为的有效性。同时能够克服政府行为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弊端，如政府的短期行为、随意行政行为、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行政官员权力过分膨胀而滋生的大量“寻租”行为。因此，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能克服政府的越权、越位，包办代替等弊端，还能够保证农民充分自愿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从而保障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的有效性。

3、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发展公平、社会整体利益价值目标和取向。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及一系列政策、措施，造成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在于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实现社会良性、安全运作，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是法之实质公平的表现形式。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而促进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平衡发展和纠正不同地区间因自然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衡状态，体现的是法的公平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实现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群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资格平等，使他们既分工又合作，才能达到良性互动，和谐统一。

二、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的措施

遵循认识论命题，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相对于依赖性、被动性、模仿性、简单适应性，主体性作为人的一种特性，它集中体现在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独创性。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靠人通过自觉能动活动而获得和创设的；这种地位和主体性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随时面临着丧失和削弱的危险，需要不断地巩固、强化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由于中国农村社会长期封闭、自给自足，农民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缺乏与外界的接触和联系，在农民身上一定程度的存在着愚昧、落后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同时由于面对强大压迫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灌输“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毒害，这些都造就了农民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害怕变革、逆来顺受的特点。正是这些历史局限性妨碍了农民主体意识的发挥，也决定了其与本身主体地位不相称的特殊性。农民主体地位不能确立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建国后我国发展战略选择上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壁垒。农民在政治上是一个庞大的弱势阶层，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声小、地位低。他们享受不到与城市公民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失去了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政治处境比较艰难。弘扬和培育农民的主体性、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使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得到确认

责任政府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科学行政的体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政府的责任体现在；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大力推进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在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又适度分离的原则，进一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确保政府在法制轨道上运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体要求，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加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推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享有接受教育、进行劳动创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的正当权益。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必须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农民的主体作用体现在：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目标；明确自己的权利，在法定的范围内维护、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参与、承担建设新家园的义务；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从农民向国民的转变。

要实现政府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的动态结合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必须在法律上对二者的地位和作用给予确认。我国新农村建设，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发动的，主要表现在政府能够提供政策支持、法律保障和相对多的公共建设的资金，并在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提供技术、资金，保证市场的规范运行。在政府主导型体制之下，很容易出现所有的决策都是政府说了算，农民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发挥参与作用，还存在着少数政府控制话语权，无视农民的需要和利益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要向“公共”型和“服务”型主动转变，通过执政理念的根本变化，通过提高执政能力，真正还权于民。政府要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新农村最终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法律的确认农民主体地位，就能在实践中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降低新农村建设的成本，提高农民参与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尽而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

2、使农民主体地位和农民权益在重构的法律体系内得到保证

从法治的进程和人权的保护来看，农民主体地位问题是事关“农民”是职业还是身份的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之中，以法律权利主体的视角关注农民，具有建设性意义。要使农民能够真正的融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农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基本人格状态，这是一切主体活动的根源，也是农民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经济活动的主体，“三农”问题的落脚点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如果农民能享有一定的合法权利，他们就真正有主人翁感，积极性就高，建设新农村的各项政策、措施就易得到贯彻实施，从而农业、农村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反之，农民如果总是处于被动的角色，他们就不能很好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三农”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为农民说话、代表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

人权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就是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实现法的价值。实现法的人权价值必然要求法律为农民赋权。人权问题重要的保障是宪法的保障。“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是记载人权主张及其人权状况的最经典的白皮书，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没有贵贱、贫富、农民与市民之分，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平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我国自1958年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质上公开地将公民分为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平等的身份，从此造成城乡之间在选举代表、劳动就业、赋税费用、接受教育、劳动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义务的人为分割，强化了对农民的歧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宪法中落实平等权。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就是实现农民的国民待遇，实现宪法本身规定的农民作为公民所享受的与市民一样的权利。这既是维护宪法至高无上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迫切需要。

通过具体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把宪法所确认的各项权利的内容、界限和实现途径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法律制度，给农民权利的行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治所表达的不过是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的治理，而这种治理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又必须始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为根本目的。”[3]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等制度结合时代的要求进行创新和扬弃；对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为核心的政治参与权、完整的自治权、充分的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权等进行系统的规范；对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给处于弱势和边缘化的农民以充分的法律保障，确保他们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创设新的具有法律约束机制的司法救济新秩序是农民权益实现的司法保障。有权利必有救济，国家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规则组合，借法律之强制力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实践提供保障，是符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实质和发展规律的。

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具有实质性和合理性的权利鼓舞和保障，以及诸多相关法律制度的变迁，并从法律上形成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关怀，农民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3、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使“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法律范围内得以体现和提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社会发展差距日益加剧的情形下，对社会结构正义的要求超出了对秩序和效率的需要。给予发展受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体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平等的权利并予以强化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是农民，最终目的也是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直接明了的措施就是赋权，而其后更具价值性的则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主体的尊重，对主体能力的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实施的，所以在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中不仅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有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

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就是让农民充分参与新农村建设。政府应利用各种渠道，包括法律制度创新，增加农民现代意义的社会关系，把农民发展权利落到实处。正像弗利登所指出的，“权利应当被看成是由人们坚持主张的合法的或形式上应当给予他们的公正的强烈要求。而不是一种存在于文明社会中的出于人道的和宽容的表示”。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应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节。

尊重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明确新农村建设是农民群众需求导向型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必须满足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需求，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其次，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建设自己的家园，做到不是“要我建”，而是“我要建”，新农村才能最终建成。在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提出指导性建设项目。至于具体到每个地区、每个乡镇、每个村庄，如何规划，如何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则由当地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当地群众应参与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另外还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主体素质，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植与农民利益一致的组织；提高农民的社会化程度让农民自己主动容入社会化进程；提高农民民主化程度，通过民主机制维护农民正当权益。把一定的政治文化、态度、观念和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渗透于农民个体，使其由一个自然人成为政治人。

“存在于现存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也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历史的发展加以消除” [4]。通过政策、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法律制度的保障，通过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增强，农民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真正的主体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页

[2]哈耶克〈美〉《自由秩序原理》[M] .三联书店，1997，第6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