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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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9.007
1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表现出大规模和急剧增长趋势。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53亿，预计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增长到2.91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会促使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人口流动总量的迅速增加，201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56.1%。
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如冯云廷、任远等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化过程是资源与要素在城乡地域间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和重新分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Lewis指出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人口城市化的源泉，而Rosenzweig and Stark则从风险理论的角度，发现低收入国家中妇女乡城迁移往往与原生家庭存在某种契约关系，其婚姻和契约目的是在有信息成本和空间共变风险的环境中，减轻收入风险。三是从人口城市化理论的视角讨论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如李竞能认为，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因此城乡人口迁移集聚和城市部门人口的自然增长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源泉。除此之外，我国学者更多的是从数理角度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等。
海南省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其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尤其独有的特点，本文将从城市化与人口流动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出发，分析海南省18个县市人口流动现状、城市化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寻找海南省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2海南省人口流动、城市化现状分析
2.1海南省人口流动现状及特征
本文重点分析海南省18个县市人口流入规模，所采用数据来源于1991-2015年《海南省统计年鉴》，用地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额来衡量海南省及各县市人口流动情况。
2.1.1流入人口规模波动起伏较大
由图可知，1990年和1991年人口机械增长为正，以人口流入为主；1992-1994年，流入人口数出现负值，海南省出现一定的人口流出；1995-1997年，海南省出现较小规模的人口流入；1998年海南省流入人口为-6943人，意味着在1998年海南省人口净流出6943人；从2001年开始到2011年为止，海南省人口流入规模表现出波动中增长状态，增长较为平稳；但是从2012年开始到2014年为止，海南省的人口流入规模均为负值，此时海南省成为人口净流出区。
1988年海南省成?榫?济特区，得益于诸多优惠政策，促使经济迅速发展，吸引较多的外来人口进入海南省进行海岛开发建设，其他区域人口向海南省集聚，集聚规模呈现缓慢增长态势。随着人口净流入增多和海南省开发进程的加快，流入人口的生活成本不断增高，逐步出现人口地理饱和和经济饱和，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以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海南岛对人口流动吸引力降低，出现从2012年开始的人口流入规模为负的情况。
2.1.2海口、三亚等核心城市人口流入规模远超其他县市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口流入规模在海南省内部出现地域差异。由图可知，海口市人口流入规模在1990年为10940人，到2014年增至547636，而三亚市人口流入规模在1990年仅为4740人，到2014年增至156336人，即使在全省人口流入规模出现负值的情况下，海口市、三亚市依然保持较高的人口流入，保持对流动人口较强的吸引力，二者流入人口占全省总流入人口的比重在1990-2014年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三亚市人口流入规模虽一度降到-148人，但作为海南省南部经济中心，旅游业为该市支柱产业，旅游资源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促使人口流入规模呈现上升的态势。余下11个县市的人口流入规模均有较大起伏，表现出明显的升降交替状态，其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弱。
各县市人口流入规模地区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省域内人口流入规模出现两极分化。海口市和三亚市分别为海南省省会和南部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远远高于其他县市，对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人口都有较强的吸引力，流动人口更多的向海口和三亚集聚。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实施，旅游景点较好、交通便利的县市诸如儋州市、东方市、琼中县等地区逐步成为人口流入的次要选择区。而余下的11各县市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较小，甚至成为人口净流出区域。
2.2海南省城市化基本状况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海南省全省及各县市城市化率来反映海南省城市化现状，文中城市化率采用年末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2.2.1海南省城市化基本特征
（1）海南省城市化水平整体有较大提高。
借助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建设等的优惠政策和契机，海南省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由图可知，从1989年到2014年，海南省城市化率从17.59%提高到53.76%，城市化水平每年提升大约1.39个百分点。海南省城市化整体水平的提高，既得益于海南省建省以来的各项优惠政策，又得益于海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二者共同推动了海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海南省人口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2）省内各县市城市化水平空间发展不均衡。
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各县市极度不均衡的特征。如图所示，作为省会城市的海口市和南部经济中心的三亚市，无论是城市化规模还是城市化水平均与远远高于其他县市。2014年海口市和三亚市的城市化率为76.61%和7097%，远远高于2014年海南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376%；而2014年城市化水平最低的白沙县城市化率仅为31.55%，远远低于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
由图可知，海南省各县市年均城市化率与增长速度之间基本遵循了“城市化水平较高则城市化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关系。1989-2014年间，海口市年均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7321%，但其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仅为0.07%；年均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乐东县，年均城市化率为18.50%；城市化水平增长最快的为三亚市，年增长率达到1.65%。
从各县市城市化水平及其增长率看，城市化水平及其增长率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距。海口市、三亚市、五指山市的年均城市化水平处于最高位置，分别为7321%、43.71%和45.47%；其次处于较高年均城市化水平和相对较低增长速度的县市主要为昌江县、琼中县、保亭县、定安县、儋州市，城市化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城市化率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等城市化率和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均较高，年均城市化率分别为21.93%、24.22%、21.61%，其城市化率增长速度为1.4%、1.3%、1.35%。
总体而言，海南省各县市年均城市化率与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基本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海南省?炔扛飨厥芯?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极度不均衡，导致大多数地区的年均城市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较低年均城市化率的县市所对应的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则相对较高，而三亚市无论年均城市化率还是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均较高，主要得益于三亚市旅游资源的开发所导致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3海南省人口流动对城市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流动-经济增长-城市化”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引入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贸易、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等纳入城市化影响因素中，分析海南省城市化进程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城市化进程用城市化水平U来表示，采用海南省1990-2014年的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来衡量；贸易部分采用人均进出口额T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一方面可以推动工业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化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产品出口，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文中采用1990-2014年海南省人均进出口额；文中采用地区人口流入率RF作为测度人口流动的指标，反映海南省1990-2014年间人口流动情况，而地区人口流入率则通过流入人口与地区常住人口的比值来体现；而对人力资本H的度量，文中将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即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重×6+初中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重×9+高中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重×16。
为了更准确反应流动人口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文中将构建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U=β0+β1T+β2RF+β3H+ui，其中，U表示城市化率，T表示人均进出口额，RF表示地区人口流入率，H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
运用1990-2014年间海南省对应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回归结果为：
U=-3.1511+0.1026T+0.3028RF+0.5836H
R2=0.91872=0.9071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的91.87%取决于地区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口流入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回归结果表明：海南省人均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美元，城市化率水平将会提升0.1026个百分点；海南省人口流入率每增加1%，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03028个百分点；海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城市化率将会提升0.5836个百分点。
由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多元回归结果可知，人均进出口额的增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同样为正，表明海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能够促进海南省工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海南省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海南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入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每年流入海南省的人口直接参与了海南省的城市化建设，或直接成为海南省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进而推动所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或通过旅游、工作等方式促进海南省经济发展，进而推动海南省城市化的进程。同样，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为正，表明海南省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促进海南省人力资本的质量，使得海南省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入，必定会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4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1）海南省流入人口规模波动起伏较大，海口、三亚等核心城市人口流入规模远超其他县市；（2）人口流入空间布局存在较大差异，人口流入中心在时空演变主要表现为以海口市、三亚市为主；（3）海南省城市化水平整体有较大提高，但省内各县市城市化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4）海南省各县市年均城市化率与增长速度之间基本遵循了“城市化水平较高则城市化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关系；（5）人口流入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每年流入海南省的人口直接参与了海南省的城市化建设，或直接成为海南省城市人口的一部分，进而推动所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或通过旅游、工作等方式促进海南省经济发展，进而推动海南省城市化的进程。
篇2
［关键词］人力资源 信息化 网络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012－02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源信息在任何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能节约大量的资金，减少管理人员劳动强度，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网络化对统筹城乡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开发，提高综合管理科学化水平，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现状
调查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城镇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已初具规模，政府机关、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等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在就业、培训、考核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为领导作出准确的决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但是，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与城镇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相比差距较大。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劳动力大量剩余；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导致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农村人口流动性很大，城镇与农村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协调能力不强，导致农村人力资源虽然很丰富，但缺乏有效开发和管理，造成大量人力资源闲置或浪费。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的基础建设相对于城镇具有很大的困难，致使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发展缓慢，加上其他种种因素的存在，拉大了与城镇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差距。
二、制约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网络化建设的因素
（一）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差距较大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重视程度以及资金投入的不平衡使得我国农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远远落后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虽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但是要追赶快速发展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只能在缩小城乡信息化差距上不断努力，只有将信息化基础建设差距保持在小范围内，才能使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城镇信息化建设实现网络平等对接，进而实现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全面网络化。
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网络化对于及时掌握农村人口的流动动向，提升管理部门协调城镇与农村各类人才的就业、培训、考核、薪酬福利、沟通、流动等公共服务能力，提高综合管理工作效率，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化基础差距越大，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实现难度就越大，并且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对于人力资源信息化的基础建设（包括软件设施、硬件设施、人力财力等）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如果城镇与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差距过大，那么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将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会无法实现。
（二）农村人口流动性大，综合素质普遍偏低
我国是农业大国，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约有7亿农民，每年有2亿多农民工在全国各大城镇里打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流动人群。对于这一特殊群体，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困难重重，首先，在农村留守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的人力资源统计上就费时费力，并有可能出现漏记、重复统计等现象，造成严重的农村人力资源信息管理混乱。其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农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对于农民的体力和智力等人力资源的详细评估将面临很多问题，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民在综合竞争实力上没有一点优势，除此之外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还包括多种不定因素困扰其快速发展。
（三）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与网站平台等的开发建设具有一定操作难度
建立城乡人力资源统一信息数据库旨在存储大量农村和城镇人力资源信息，网站是对外宣传的开放式平台，信息系统是对网站平台和数据库信息进行连接和综合管理的，将这些功能综合起来才能统一实现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管理，而这些在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第一，建立大型城乡人力资源数据库和综合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平台，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来开发并运行。第二，覆盖到省市县（区）乡四级网络体系，最后要落实到每个行政村统一的人力资源统计信息录入,不仅需要统一的录入格式，还不能漏登，可以说十分费时费力。第三，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信息系统相关人员在系统操作熟练度和操作时间上存在差别，加上农民对人力资源信息化缺乏了解和接受程度不高，对信息录入工作的支持和配合需要一定的磨合。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分步实现的，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浩大工程。
三、城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网络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方面还处于刚刚起步、摸索前进阶段。有些发展较快省份，城镇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已达到一定水平且初具规模，甚至有些省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与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实现了城乡网络化，他们的先进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构建政府政策支持与监督体系、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
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建设的重视，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建议各级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予以支持，为城乡各级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提供便利条件。由政府负总责，统一制定规划，统一制定政策，统一投入政策，加强微观管理，强化机构和网络建设，明确牵头部门的责任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乡村也要建立组织，纳入考核，努力使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满足城乡快速发展的需要。
资金保障是工程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建议着眼城乡统筹，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元投入体系。各级政府每年要制定政策，统一做好预算，安排专项资金，逐年加大投入，奠定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建设基础，企业单位投资和社会捐助等构成多元化社会投入资金保障体系。另外，全省各县经济发展不平衡，可根据自身情况，部分县乡可以让有支付能力的农民进行适当付费来保障资金投入，无支付能力的地区应由政府垫付。应当由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监督执法部门、新闻媒体、人民群众等构成严格的社会监督体系，不仅要监督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还要监督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工程的全面运行和发展情况。
（二）建立农村人口综合素质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机制
我国农民群众综合素质偏低，农村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因此，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是现阶段加快开发利用农村现有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首先，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科学知识普及、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农村小发明，到农民知识交流和创新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智力素质；其次，从技能训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技能竞赛，到职业资格认证和就业准入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技能素质等。只有系统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使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开发完整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是实现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的前提条件
实现全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网络化，需要开发一套大型综合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它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数据中心，分批录入城镇居民与农民的人力资源信息，尤其是录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详细人力资源信息。建立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区）、街道、社区及乡镇、行政村的统一的综合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和一点登录式网站服务平台及相关资源信息网络共享的配套措施，由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个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在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地方都可以登录网站查询相关的城乡人力资源信息，使各单位在人才的就业、培训、考核、沟通等方面更加合理化，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得到了合理开发，既整合了资源又优化了配置，充分发挥了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的巨大优势。不断加大相关操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各级政府定期组织培训，培训结束要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综合考核评定参考，使他们熟练操作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和网站，更要组织专业人员不定期对农民进行互联网基本能力培训，不断提高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总之，城乡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化是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必然趋势，是拉近农村与城镇信息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合理开发和管理农村人力资源，优化城乡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良玉.农村信息化现状及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篇3
关键词：宁夏；劳动力；转移；数量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更由于农村人口占宁夏总人口的巨大比例，这种城乡收入差距与不协调发展的存在，将会影响到宁夏整个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本文将农业作为相对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部门、将农民作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独立经营者，估算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时期宁夏所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汗牛充栋。国外方面有刘易斯理论、托达罗理论、乔根森理论等。刘易斯认为，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则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值时，说明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此时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向其他部门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只要工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工资界限一定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托达罗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而做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民向城市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注意现实（包括承受的生理、心理成本）又含有预期（找到工作的概率）的理。乔根森（1967）则否认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否认边际生产率为零，他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源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国内方面，孙利平（1994）把农民的处境形容为“厨师困境”，他认为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数量过多而人均耕地面积过少造成的。钟甫宁、何军（2004）认为，由于农业部门受限制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物质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农民的人均收入将会持续下降，因此，转移出部分劳动力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王美燕（2005）研究了外来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报酬问题，发现迁移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平均报酬低28.9%，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但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并没有减少（王德文、蔡2005）。目前，学者们已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即只有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才能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关于怎样减少农民数量，很多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建议。章铮（1995）、王红玲（1998）、侯风云（2004）、李伟（2000）、谢培秀（2004）等分别从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工业生产可以吸纳的劳动力等方面对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数量的估计方法做了研究。而钟甫宁（2004）则从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角度出发，以城乡人均收入大体相等为前提，在保持目前状况及假设赶上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两种条件下，探讨了城乡协调发展时中国农民的数量，其观点独到，方法新颖，对其他同类研究非常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将借鉴其估算方法，估算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
三、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实证研究
（一）宁夏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1978年人均纯收入115.90元提高到2005年的2508.89元，绝对数量增长了近27倍。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也经历了迅速的增长，从1978年346.08元增长到2005年的8093.64元，增长幅度有23倍之多；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在大幅度地增加，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城市收入的增加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也呈迅速加大的趋势（见图1）。因此，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是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有效措施是促进尽可能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
（二）宁夏城乡协调发展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实证研究
1、模型
假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形成了城乡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那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必然导致各行各业大体上同工同酬，因而农民的数量将取决于国民收入中有多大份额支付给农产品生产者以及非农行业同类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本模型及其具体推导过程参见钟甫宁、何军2004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设：农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总人数；非农收入=农户的全年总收入-农业收入。
其他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总人口数
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①
指标解释：Y-居民总收入；YF-农民收入；YN-其他居民收入；CF-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N-其他居民边际消费倾向；δF-农民的恩格尔系数；δN-其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NF-农民人数；NN-其他居民人数；α-物质生产成本占食品总产值（销售收入）的比重；k-农民从非食品农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m-农民从食品净出口中得到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n-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且Y=YN+YF，N=NN+NF。
下式在城乡人均收入相等的条件下一定成立： ＝ 或者 ＝
农民收入方程为：YF=（1-α）（δNCNYN+δFCFYF）＋k YF＋m YF＋n YF
可以得出未来农民数量（未来城乡人口比例）模型：
＝ ＝
②
根据这一模型，未来农民的数量（城乡人口比例）取决于参数α、k、m、n、δN、CN、δF、CF数值大小。
2、结果分析
将2006年宁夏统计年鉴中模型所需的数据代入公式①，可得：CF=0.5011，CN=0.7913，δF=44.05%，δN=34.80%，即：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011，其他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913，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4.05%，其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4.80%。
从2006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我们还看到，2005年宁夏农业总产值137.9973亿元，农业GDP为72.24亿元，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流通和营销部门的收入，则农产品利润（1-α）的数值大约为52.3%，假定农民得到该份额的一半，那么农民的农产品利润（1-α）的数值大约为26%。2005年宁夏农副产品的净出口额8717.756万元（根据宁夏统计年鉴的数据综合计算得到），假设农民获得大约70%的分额，即6102.429万元，则农副产品的净出口在农民纯收入总量的比重为0.64%（农民纯收入总量为958202.3万元，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乘以农民总人数）。2005年宁夏林业产值为55645万元，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植的比重为4.03%，如加上种植业中的花卉、苗木、草坪等非食用园艺产品，以及纤维、非食用油脂和皮革等工业原料，再加上种种用于非食品的副产品（包括植物类燃料），则来自非食品产品的收入可能占农民纯收入的15%左右，即k=15%；非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35%，即n=35%（非农收入为农户的全年总收入减去农业收入）。
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②，得 ＝ =14.1%，即实现城乡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后，宁夏农民的数量应当占宁夏总人口的14%左右，因此，宁夏还需转移的农业人口为2975052人，即大约300万人需转移。这与钟甫宁等（2004年）估算的全国农民数量应该占全国人数的24%左右存在一定的差距。宁夏在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后农民的数量所占比重之所以这样小，其可能的原因有：宁夏的农产品出口量小；交通不便利，与外界沟通不畅使得宁夏农民的非农收入很低，尤其是工资性收入低；宁夏农业的自然资源匮乏，存在靠天吃饭的地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宁夏能养活的农民数量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要少，这就更加剧了宁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四、政策建议
如何更好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是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它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提高落后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展
受教育程度高低是决定农业劳动力是否能够从事非农劳动的关键因素。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从而为落后地区农村居民走出土地创造条件。
（二）加大非农产业的发展
宁夏的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发达地区，我们必须创造好的外部条件，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健康成长，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使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因此，如果我们想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需要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力转移创造好的平台。
（四）健全服务体系
解决转移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真正让农民放下思想包袱。要保障农民工子女能够上得起学，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劳动力是否转移，更关系到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下一代的发展和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钟甫宁,何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到底有多大[J].农业经济问题,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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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宁夏软科学2007科技攻关项目及宁夏大学“创新杯”科技项目。
篇4
关键词：人力资源流动 特点 成因
一、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状况概述
人力资源流动是指人力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城乡或行业、企业之间进行的流入或流出，可以划分为宏观人力资源流动和微观人力资源流动两类。其中，宏观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指人力资源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流动；微观人力资源流动则主要是指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所发生的流动。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1.4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四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33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25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一是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略多于女性，2009年迁移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二是迁移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15—59岁年龄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体，达到1.6亿，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9.8%。
二、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
（一）宏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1.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明显增加且范围日益广泛。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间人力资源的流动也随之增多，而且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入和流出国不断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泛。
2.省内流动为主，省际流动为辅，且省际人力资源流动仍呈现出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
2000-2010年我国各地区人口数量和所占比重的变化。东部地区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且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数量稳定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在逐年降低。
3.城乡间人力资源流动以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为主。就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城乡构成来看，仍然以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为主。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国城镇与乡村之间人力资源流动的趋势。
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源流动还呈现出其他一些特点，主要包括：流动规模方面，呈大规模且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流动组织程度方面，由盲目流动逐步转变为有序流动；流动时间跨度方面，由“候鸟型”迁移逐步转变为“移民型”转移；流动空间分布方面，由区域内就地转移逐步发展为跨区域转移；流动动力机制方面，由之前比较单一的追求经济收入增加发展为追求子女教育、医疗条件等多元化动机。
（二）微观人力资源流动特点
1.同行业内部人力资源流动不断增加。同行业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并不改变原来所在的行业或职业，仍从事相同行业或职业的工作。
2.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流动快速发展。不同行业之间人力资源流动改变原来所从事的行业或职业，随着各行业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现阶段许多行业的各类组织或企业，逐步减弱和放宽对应聘人员的专业背景、行业背景要求，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源的跨行业流动。
三、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成因分析
1.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各国、各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研发、医疗及教育水平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流动的整体流向和流量。
2.微观经济因素。微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升职空间的大小、个人能力能否发挥、税收的高低等。无论是行业内部还是行业之间的流动，都是由于存在着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升职空间、税收水平、个人能力发挥等的差异，而发生的。对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流动，则主要是由企业多元化经营，、并购等经营战略或方针、内部岗位调整等引起的。
3.国家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城市化进程、教育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扶持、国际交流等相关举措，都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才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4.流动人员自身因素。导致上述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流动人员自身因素也就是人力资源流动特点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流动人员的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文化教育水平、心理因素、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等。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人力资源是否流动的意愿和流动方向等。
四、结论
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各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研发、医疗及教育水平等和行业经济收入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升职空间的大小、个人能力能否发挥、税收的高低，再加上不同人力资源群体的年龄、性别、文化教育素养等的差异，导致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流动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背后也难免会隐藏着一些诸如人力资源流动无序、不均衡及人力资源流动身份管理障碍、政策障碍、社会文化因素障碍等问题。因此，要促进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健全找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协调各区域各产业的均衡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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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3]中国新闻网，加拿大留学生总数近10万中国留学生人数再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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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丙奇，人力资源流动控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在不断地扩大。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看,数值由1985年的1.9逐步上升到1994年的2.9,又由1996年的2.6逐渐上升到2006年的3.3,[1]尽管从1994年到1996年有一个小的回落,但是总体而言收入差距是在逐步上升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本文主要应用教育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关理论对这一城乡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一)人力资本理论
它是指蕴含于劳动者个体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总存量。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增加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的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基于教师、教学环境和学生流动方面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分析
1.城乡教师差异所导致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从城镇教师和乡村教师之间的流动来看,乡村教师在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环境等目标的驱动以及自身条件的成熟(自身条件的成熟一般认为指经过进修或磨练提高了自身能力,拥有了向上流动的资本)和相应政策环境的配合下,按照劳动力的梯度流动原则会由乡村学校流动到待遇更好的城镇学校。
2.由教师能力、教学基础施设等教学环境所导致的城乡学生差异加大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城镇中相对较强的师资和较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人力资本通常要优于师资力量较弱的乡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从升学率差异来看,1985-1999年,城乡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差距由1.8倍升至3倍。[2]由于教学环境差异而产生的学生人力资本差异将以乘数形式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在代际之间加深。
3.由于学生流动所导致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伴随着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我国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这其中就包括考上大学的农村生源。他们原先是人力资本并不丰厚的乡村中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一部分,还有来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这使得原本贫弱的乡村人力资本雪上加霜。显然这种城市对乡村的极化效应使得城乡人力资本差异进一步扩大。
二、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城乡收入差距固化分析
(一)社会资本含义。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3]这里主要利用社会资本的一个消极方面来认识当前形势下城乡差异的固化特征。
(二)基于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对城乡差距的认识。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在节约交易费用、获取潜在资源、扩展事情解决的途径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民一直致力于摆脱农民身份的努力当中,但是处于强关系的城市群体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部门,使得广大的农民为获得这些社会资源时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据调查城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约6-13倍,[4]高校中农村生源比重比上个世纪80年代下降了近一半。[5]即使那些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又会由于高昂的学费以及预期毕业后难于就业而失学。这些都加大了城乡差异。
三、相应的对策建议
为使城乡差距缩小,我们可以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使广大乡村教师安心于教学;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学环境,一方面加强学校校舍、实验设备等硬件环境建设,另一方面招聘一些合格的教师任教,不断提高师资力量;同时鼓励大学生回乡任职任教,为大学生回乡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加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建设,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培育农业组织,提高农民参政议政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倡导积极健康的业务文化生活方式,推进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这种状况定能得到有效缓解。
注释:
[1]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39-142.
[2]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39-142.
[3]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
究,2003,(4):23
[4]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82.
[5]李龙.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EB/OL].
篇6
关键词：二元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建议
一、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
二元分割，又可称为城乡差别或二元社会结构，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城市/乡村二元分割的概括表达。它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成为判断农民与市民阶层的依据。
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和贫困地区并存。在这种“多重二元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根本国情。其特色表现为：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城市和农村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经济板块；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城乡两大工业系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
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发展平衡情况的一个重要表现，接下来，我们将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来源差距、区域问城乡收入差距三个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据相关统计数据，2000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的警戒水平上，尤其2005到2010年的六年时间里，更是均保持在0.48的高位警戒线之上。我国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水平较为合理，但总体基尼系数过高，可见，城乡差距仍然是我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以我的家乡福建省为例，据中商情报网2015年4月17日报道，2014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的2.4倍，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显著。
（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本文中，我们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来衡量我国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1978-198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该阶段我国实行，经济改革中心从城镇转移到农村，农村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物质生活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1985-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城呈现上升趋势，该阶段我国加快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经济改革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及居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1994-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该阶段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
1998-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上升势，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2010-2014年差距有所下降，我国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但就总体而言，自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但该差距的变化幅度城乡下降趋势。由此，我们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大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有所改善。
（二）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
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东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小，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大于东部地区。但自2005年至2014年，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下降趋势。暂不论东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区域的收入差距情况大致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三、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此后不断致力于实现“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目标。目前，我国还处于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向居民统一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还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中国长期以来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流动受到阻碍，城市与农村割裂开来，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成为了区分居民身份的重要标志，由此带来了因身份不同而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的各种不平等问题，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教育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农村，工资水平亦是如此，然而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劳动就业市场割裂开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自然不断拉大。二元户籍制度是我国二元结构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是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举措。
（二）二元教育体系不利于长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教育是影响中国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二元教育体系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城乡义务教育政策不统一，城市拥有更先进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更优质的教师资源、更广阔的的教育筹资渠道，而在农村许多地区，仅有小学和初中学校，高中学校及高等院校基本上都在城市，不少农村地区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所需的资源提供都存在问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劳动力素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拉大。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蔡P提到，（从教育人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13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达1200余万人，留守儿童达2100余万人，入学问题和教育质量问题都亟待解决。而在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学籍问题等都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改变城乡二元教育体系，城乡的收入差距才能在长期不断缩小。
（三）二元劳动就业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存在较大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等都很难解决。实际上，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就业市场是割裂开来的，普遍而言，城市劳动力比农村劳动力拥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受教育水平及工资水平，城乡劳动力市场难以自由流动，就业技能、就业知识、技术等难以沟通，城乡劳动力素质差距不断扩大，自然导致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尽管农民工进城能获得相较于农村较高的收入水平，然而由于劳动力素质、身份歧视等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收入水平上升空间及职位晋升空间较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获得长期较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然而暂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又需要负担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成本，再综合考虑通货膨胀、税费负担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收入能提高多少呢？中国的工业发展很大程度是以牺牲农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同时农民工也是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而农民工真正从中获得了多大利益呢？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二元劳动就业制度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四）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之一，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而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城镇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住房保障等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达90%以上。相较城镇，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有很大的完善空间，除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以外，农村其他保险项目仍处于缺失状态。就医疗保险支出而言，2014年，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133.6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仅2890.4亿元，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城乡社保基金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
社会保障制度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格局，而我国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很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反倒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农民缺少社会保障使得农民拥有较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为了医疗及养老的需要，农民更倾向于将收入储蓄起来，这样以来，农民的投资意愿不强，农村的投资建设便很难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也很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将不断拉大。
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促进劳动力转移流动化
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结构性变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应该关注农民与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整体水平提高，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若中国全面完成新型城镇化建设，原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割裂状态将逐步被打破，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自由流动，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然而，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急于求成，出现“被城镇化”的现象，这样，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才能有所改善，城乡间的差距才会真正缩小。
（二）加快农业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创造农业“新常态”
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限制了农村必然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而如何发展好农村的第一产业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78年我国在适应当时实际情况下实行了，“包干到户，包a到户”，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劳动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需要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如今，以土地承包权颁证确权和土地合法流转为核心催生的农业新常态使以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对传统的农业生产进行改造成为可能。农业应该真正享受工业化成果，运用工业生产成果，如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经营方式等促进农业工业化，农业更多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发展起来，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农业与生态协调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农业也应该创造自己的“新常态”，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方向转变，促使农村更多依靠自身的力量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 劳动力市场分割 农村劳动力 流迁就业收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结果有两种情形：一是仅仅转移城市就业并不改变农村户口属性，即农民工就业，具有流转性；二是转移就业的同时并市民化，具有迁移性。这两种转移就业情形合起来成为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二者并不是分割开来的，它们不仅仅具有总体上先后进行的特性，而且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直接影响其将来是否市民化，市民化后群体的就业收入也会影响转移就业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
学术界对于劳动者工资的高低的解释一致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Sakamoto Arthur，1988）。个人主义研究强调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所接受的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结构主义研究认为个人主义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在证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LewirrEpstein，Noah，Moshe Semynonv，1994）。现有研究较多地验证了我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相关城市倾向性制度安排（李实，1997；蔡、都阳、王美艳，2001；蔡，2005）；户籍分割对城乡劳动力群体工资收入异性有显著差影响（张展新，2004；陆益龙，2008）；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型分割和户籍型分割，这会对劳动力工资率产生影响（李芝倩，2007）；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王甫勤，2010）；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和市民工资差异都有显著影响（黄利、周密，2011）；培训和行业分割对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具有同等重要作用（赵显洲，2012）。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以2006年以前的数据为基础，同时缺乏针对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的两种情形的考虑。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开放统一和户籍改革，农民工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就业收入与原有市民收入的工资是否存在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异、农民工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人力资本分割和户籍分割，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失衡出发，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村劳动力流迁收入决定
本文所提到的收入也以工资替代，将自由职业者和自行从事商业者剔除这一群体。收入决定相关文献研究一般以经典的明瑟（Mincer）工资函数为基础，工资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教育程度（EDU）、培训状况（TRAIN）、工作经验（EXPERIENCE）及工作经验平方（EXPERIENCE2）等衡量下的人力资本水平。这种人力资本回报式的工资决定分析受人力资本个体差异及社会资本的影响（黄利、周密，2011）。所以一般要修正工资函数增加性别（SEX）、年龄（AGE）、婚姻（MARRIGE）、父亲受教育年限（FATHEREDU）、母亲受教育年限（MOTHEREDU），根据研究对象不同本文加入是否农村出身（ORIGIN）这一变量，根据我国市场分割类型主要有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分割加入是否是高中以上学历（Dedu）、是否农村户口（REGIST）和是否在国有单位（INDUSTRY）三个控制变量。根据研究目标需要从CGSS（2008）数据中选择了三类不同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分别是非农就业劳动力总体样本、农村户口非农就业劳动力（农民工）样本和高中以上城镇非农就业劳动力样本，非农就业形式只选择“有无固定雇主”和“劳务工或劳务派遣人员”。
针对以上三类样本分别利用以上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并采用OSL估计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剔除不显著解释变量和调整模型形式。本文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方程均通过F检验和WHITE检验，同时进入各个方程的每个解释变量均具有显著性，说明被解释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三类样本群体的收入变化。
由总体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工资收入决定除了受人力资本影响外，还受个体差异因素（性别、年龄、父母教育背景）影响，同时是否在国有单位工作变量并未进入该模型，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劳动力比高中以下学历劳动力每增加一年教育导致工资增加要高近5.6%，农村户口劳动力比城镇户口劳动力工资少14.4%。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以高中学历为界限存在人力资本分割，低学历劳动力一般就业于工资较低的二级市场，由于农村流转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71.3%，城镇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3.4%，所以农村流转劳动力绝大部分就业于城镇二级劳动力，究其原因表面上是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但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距。
通过农民工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因素中培训对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最大，有过培训经历的比无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工资高出35.2%。进入国有单位的却比没有进入的农民工工资低34.8%，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些国有企业存在合同工、劳务工和临时工等多种内部制度分割等级。通过高中以上学历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出身劳动力比原有城镇劳动力工资低13.6%，原因可能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质量）差异导致的同等学历下的个体差异，当然也无法排除社会资本的作用（黄利、周密，2011）。
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现状
从以上分析得知，影响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内分割，而究其根本原因却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差距。人力资本形成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所以有必要探讨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状况。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和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农村均低于城镇，2011年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为237.77元小于1994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250.75元；城乡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比率从1994年到2011年并没有缩小趋势，反而呈现扩大趋势，2011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是农村的4.67倍；国家生均义务教育段预算内支出农村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均教育投资水平与全国均值的差额呈逐年增加趋势，小学阶段由1994年的37.37元增加到2011年的120.81元，初中阶段由1994年的82.99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82元。
所以，我国目前实施的依然是偏向城镇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仍趋于扩大，这无益于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分割状态，同时也将加剧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与城镇劳动力就业收入的差距。农村低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势必会影响教育质量，农村出身的劳动力即便是与城镇劳动力具有同等的受教育年限，其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低，会影响其就业和工作能力，这也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农村出身劳动力收入依然低于城镇出身的劳动力收入主要原因，同时这种现象仍然会持续多年。
由于近些年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起薪趋同和大学生就业率不容乐观，农民工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减少和机会成本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选择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受挫。再加上城乡高中教育的差距，以及国家对职业培训投资偏低和城乡职业培训投资失衡，造成农村劳动力追求高中以上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均不足，同时以低学历为主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较低。CGSS（2008）数据验证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比例为71.3%，同时2011年中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是68.8%。所以农村人力资本提升途径失衡将会加剧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收入增长，抑制农村高学历劳动力比例提升。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人力资本分割，承载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处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中高学历群体呈现城乡出身不同工资分化现象；二是提升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是培训；三是剥离户籍与学历差异影响因素后承载高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后就业收入依然相对较低；四是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在数量和投资途径上都存在失衡。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平衡城乡人力资本总体投资，特别是平衡各类各级教育投资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投资；二是建立农民工信息化培训机制，不仅仅要增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投资满足其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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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农民工 住房 解决路径
农民工是指户口在农村而人在城市工作的特殊群体，他们进城后主要从事建筑业或第三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却得不到解决。本文通过对长沙市芙蓉区几家民营企业和建筑工地的327名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248人，女性79人，他们月收入大于1500元的占比15％，800―1500元的占比75％，800元以下的占比10％；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主要类型为租赁房（占比80%）、单位宿舍或工棚（占比14%）、政府廉租房（占比2%）。由此可推断，大部分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很差，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制约农民工住房的内在因素。
一、制约农民工住房的因素分析
1、户籍制度的制约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低经济水平下的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限制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市劳动工资控制制度以及限制劳动力资源、人口在城乡和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等，使农民失去了财产权和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是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部门；另一方面是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这就是长期主导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户口”几十年来像一堵“柏林墙”横亘在乡下人和城市人之间。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早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的发展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因此，城乡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尽管我国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管理的试探性改革，但主要还是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仍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地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只有上述三大弊端得以突破，有关户籍管理的主要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2、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
美国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该法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我国虽然在1999年颁布了两个社会保障方面的单行条例，即《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但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全方位的法律还迟迟没有出台。从现行社会保障的各种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条例的涉及范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适用于城镇，不适用于农村；二是主要适用于城镇公有制的机关、团队和企业，而不适应于非公有制的企业。从这两个特点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把农民工排除在这一范围之外的。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为租赁方式的达80%，选择租房的经济因素主要是因为房价太高（占比62%）和首付不够（占比27%）。在住房福利方面，农民工既不能获得福利住房，也不可能从国家和单位获得补贴，而在房价相对过高的城市里，大部分农民工既买不起房，甚至连租房都很困难，只能几个人合租一间小房，其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3、自身因素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衡量农民工和市民群体素质的集中体现，它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在农民工与市民两个群体属性差异上，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得最为强烈，也是农民工解决其城镇住房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农民工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弱，影响其在城市立足。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工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就越大，解决其住房条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据调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并不能够很好地完成生活方式的转换。他们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大，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比较认同，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参与社区的活动，这也影响了其在城市的住房选择。
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路径
1、创新户籍制度
创新户籍管理制度的根本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剥离其他各项附加制度，不断消除户口的物质化因素，恢复其本来的人口统计管理功能。当前，为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政府应及时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和取消“农转非”户口计划管理，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新制度创造条件。首先，取消中小城市原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放开对农民进城的落户限制，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稳定收入为标准，改革和简化入户手续。其次，实行新的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按职业确定农业与非农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并用身份证管理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最后，放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口迁入的管制，努力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困难、工资及劳保待遇过低、个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问题，承认进城农民的合法地位，保障农民迁徒权利得以实现。科尔曼认为，“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这句话道出了意识形态包括观念更新对社会资本形成的作用。当前，观念转变的实质是顺应市场经济潮流，变限制农民进城为支持农民进城，变计划式、防范式的二元化管理为开放式、平等化的一元化管理，变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管理为保障农民工权益、为全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管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城市农民工的边缘性，促进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
2、创新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
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法制建设。考虑到历史情况和现实困难，即使在暂时还不能建成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基于人口的流动性，政府也要及早建立基本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规范农民工获得保障的社会权益，促进农民工全面参与和分享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成果。一是要建立全面的农民工个人信用系统，包括以构建统一的个人信息信用系统为基础的收入保障账户。二是要促进建立统一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与建立过渡性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相结合。三是通过立法，建立政府政策扶持机制。
3、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纳入到城市整体建设的规划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把外来人口视同常住人口对待，考虑城市农民工的利益，应把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纳入到城市建设规划中，不要将农民工排除在规划之外，避免将来出现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局面。特别要针对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租住私房条件差、房租贵、住地分散、管理难的实际，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达到多方筹集资金兴建农民工居住点并规定用工单位解决农民工住房的基本要求，如居住面积、卫生条件、配套设施等。对开发区内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可允许使用农民工在一定数量上的单位建设一定数量的公寓供农民工居住，只出租，不出售，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困难问题，为合法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为加强农民工有序管理探索出一条新路。
4、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
农民工大多数年轻力壮，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是与城市岗位的要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就业培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使其收入增加，才有能力改善其住房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和农民工作出双向的努力。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劳动市场需求，建立起适合农民工特点、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络；另一方面，农民工要认识到提高职业技能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条件，并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这样才有可能改善住房条件。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时间长，身份不明晰，职业分化明显，职业技术水平也存在分化的现象，导致了农民工成为了“三元社会结构”中的第三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但同时农民工又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解决好农民工城镇住房问题意义重大。
（注：本文得到湖南省三农问题研究基金委托项目（项目编号：06JD19）的资助；是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B036）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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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村镇体系；唐河；统筹城乡；规划；土地利用
Abstract: the TangHeXian county town planning system in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unty town of system planning,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planning, mainly to the planning of the content and the need to plan as a whole are discussed, planning to implement the existing problem of thinking.
Keywords: town systems; Tang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Planning; Land use
中图分类号：U412.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乡镇村庄与城市之间，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物质产业构成、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其生活条件及聚落形态的差异，但长期的城乡二元发展政策，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基本的也就是乡村与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在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都与城市有很大差距，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解决或者缩小这些差距，成了一条必走的道路；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到加快改造传统农业，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也为统筹城乡发展创造了条件。
县域村镇体系规划，是在新农村建设或者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活动快速发展后较为受关注的一项规划，基于统筹城乡的角度去认识和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有利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城市规划中“重城轻乡”的缺陷，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设施的合理布局。本文主要结合《唐河县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的编制以及实施后问题存在，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对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及实施进行了探讨思考。
1. 规划项目概况
1.1区位特征
唐河县位于河南省的南部，鄂豫两省交界处，属河南省辖扩权县，地处“南（阳）襄（阳）凹陷”与桐柏山的过渡地带，地势东高西低，海拔高度72.8－660米。县域内东南部为桐柏山余脉形成的浅山丘陵区，占全县面积的15.3%；其余为缓倾斜平原和冲积河谷带状平原，分别占32.5%和52.2%。全县总土地面积为2512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面积为19.5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8.9％。宁西铁路和沪陕高速，横贯东西，G312、S335、S239、S240和县乡道，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
1.2社会经济发展
截至2008年，辖2个街道、12个建制镇、7个乡，共有20个居委会，490个行政村，2854个自然村（调查数，年鉴统计数为3006个），41.9万户，132.5万人。县域经济已初步形成了以农业特色产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良性互动的格局；旅游及林业资源主要分布在县域的东南部，工矿资源分布在县域的南部和东部，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县城。2008年全县的三次产业比例为31.5：48.2：20.3。在矿产资源中，主要以石油、铜镍、石灰石为主，其中石油开采量占河南油田三分之一，但仅仅是石油开采，加工却要运输到湖北荆门；铜镍矿储量全国第二，但没有大规模开采，总体来看，唐河县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国家的政策或者其它方面的限制因素明显，并没有在县域经济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主要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
1.3县域镇村分布特征
不同的地貌、资源的禀赋情况直接影响着城镇的规模、村庄的的大小及分布密度，孕育不同的村庄空间布局形态。纵观全县，现状乡镇村庄分布有呈现出如下5个特点：一是镇村人口分布相对集中，村庄人口规模较大，平均自然村人口400人，人口规模主要集中在300―1000人之间；二是村庄空间分布村庄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整体上平原地区村庄分布密但均衡，浅山丘陵地区分布相对稀疏，几条重要公路沿线是村庄分布的密集区域；三是村庄布局较为零乱，各类设施不易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同城镇相比有很大差距，村民生活很不方便；四是职能单一，多为传统农业型村庄，发展动力不足，村民外出务工比例大，造成很多“空心村”现象；五是城镇规模小，产业基础薄弱，发展带动弱，无法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2．对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的认识
2.1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的地位及作用
县域村镇体系规划是政府调控县域村镇空间资源、指导村镇发展和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建设的基础。由此可见，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在规划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宏观调控的作用，一方面需承接上一层次规划的要求，并对其进行深化和落实；另一方面有效地指导下一层次规划的编制，为镇、乡和村庄规划提供编制依据，为设施的配置及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起着统筹的作用。
2.2 编制思路
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去认识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必须明确统筹城乡的内容。由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以全县城乡作为规划范围，可以有效地实现城乡全覆盖，针对县域的生产力布局，合理制定“空间管制”规则，针对特定区域和城镇，提出目标导向及实现途径，对县域人口及生产力的布局做出统筹布局。
坚持统筹城乡的思路谋划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去调控、优化、引导县域镇村、产业和各类设施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培育非农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落户，推进乡村建设和服务三农，推进农村地区全面发展，促进城镇化和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统筹内容
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很多，那么基于统筹城乡方面，主要是建立起统筹的思想体系，以生产力布局为导向，引导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具体主要体现在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统筹空间发展，统筹城乡人口发展，统筹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配置，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统筹镇村居民点体系的规划建设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基于这些内容，对全县的镇村布局作出规划。
3.1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
统筹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在调查现状经济与产业发展及分布的基础上，重视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在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产业布局、现代化建设标准等方面保持一致，以及围绕目标而确定发展原则。
首先应明确全县主导产业门类，发展方向和重点，对工农业的发展提出思路及布局，一方面为人口的集聚提业支撑或者说就业支撑，另一方面又可根据人口集聚调整产业布局：其次，通过改造传统农业向优质化、规模化、区域化、科技化等方面发展，提升农村发展；再者，依托优势资源发展关联产业，按照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和做优产品的思路，以发展民营工业作为突破口，以资源加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支撑的县域工业发展模式，围绕农工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集聚形态，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人口转移提供支撑。
3.2统筹空间发展
统筹空间发展，主要是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使用。在贯穿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利用市场与政府双重手段，转变就城镇发展城镇、就农村发展农村的城乡脱离发展思路，明确县域发展重点及载体。就唐河来说，通过村庄整合以后，可以节约出来近7000公顷的土地，这些土地不仅能成为农村产业化发展的载体，而且也可以为耕地保护、城市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并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市场体系和流转制度是统筹城乡空间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突出以县城、产业集聚区、特色园区、重点镇为发展引擎，保证其发展空间，吸引人口的合理流动。对村庄，通过合理的布点，扶持，配套、引导其发展，并提出农村人口向这些点集中的政策。走一条以城镇发展引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全县产业空间发展布局形成“一主一副四区”： “一主”，中心城区；“一副”，叶山集聚区；“四区”， 县城核心经济区，西部粮棉经济区，南部综合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同时对全县的工业发展项目，明确分类，集中到产业集聚区或者特色园区发展；对农业用地，通过人口的合理流动变迁，实现规模集中经营；对空间的利用，提出相应的导则及管制要求。在统筹空间发展方面，体现出“三集中”：引导人口向城镇及规划的居民点集中，引导非常生产向城镇、园区集中，引导农业土地向规模利用集中。
3.3统筹城乡人口发展
统筹城乡人口发展，提出总人口的发展目标和城镇化水平的发展目标，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发展途径。首先就是要构筑合理的等级体系，按照中心城市、小城镇、中心村、基层村等几个层次的布局，分别确立产业优先开发区重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区、粮棉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将人口按照重点集聚区、相对集中区、人口优化区、人口控制增长区进行分类疏导。其次就是加快建立统一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再者就是适时调整乡镇行政区划，规划建议唐河县规划期内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是“一城十六镇”的格局。
3.4统筹资源配置及开发利用
统筹城乡资源配置，要通过发挥政府在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中的调控引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强化城镇在配置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重视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吸纳作用，配置城乡各种生产要素，使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顺畅流动、优化组合、高效利用，引导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营造城乡各类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在村镇体系规划中，以县产业集聚区为聚核，乡镇专业园区为补充，工业企业必须向园区集中；打破城乡市场体制条块分割的状况，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网络，建设一批功能强大、辐射面广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统筹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主要围绕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土地资源，要明确各类土地的利用目标及分布，提出相应的措施对策，在配置及开发利用机制上，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协调好基本农田、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的关系，增强土地管理和增量需求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促进迁村并点规划的实施。对于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统筹合理分配区域水资源，协调生产与生活、工业与农业用水关系，促进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治理水污染，制定用水标准，降低用水指标等。对于矿产资源，关闭破坏环境、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采加工企业，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建立矿山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做好生态矿业示范区建设，并分别对新建矿和现有矿提出相应的要求。针对旅游和历史文化资源，贯穿以保护为重的原则去合理利用，让这些资源在城乡统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3.5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广大农村发展的“瓶颈”，打破这一“瓶颈”，必须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方面更多地优先考虑农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用足用活国家各项政策，把资金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上，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方面要实现县域的公路网规划覆盖，明确交通场站的布局及等级；给水方面，要明确不同地域的给水方式，实现设施共享共建，明确水资源的保护范围；对污水的防治，采用分区划片的方式，合理布局污水处理设施及主要官网的布局；对电力，明确10KV以上线路的分布及变配电站的容量、分布等。此外还要考虑燃料结构、通讯等方面的内容。
统筹社会事业发展，关键在坚持以人文本，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布局，重点加快乡村两级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加快教育资源整合，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办学质量，同时加大职业教育，岗前培训等继续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和就业能力。
3.6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突出“控、防、管”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控”，控制工业生产的污染下乡，对工业生产集中控制在园区内，避免到处开花式建设，造成污染下乡；控制化肥、农药等使用污染，避免进入农村饮用水系统，威胁饮水安全，控制养殖污染。“防”，建立空间管制，明确空间管制分区，限制产业进入，提高森林覆盖率。“管”，建立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问责机制，投资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统筹城乡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3.7统筹镇村居民点体系的规划建设
统筹镇村居民点体系的规划建设，主要就是在前面统筹内容的基础上，对县域的镇村进行整合，实施迁村并点，建立镇村体系。根据唐河农村产业发展特征，从村庄发展动力的角度，可以把唐河村庄划分为6种职能类型，分别为特色农业型、养殖型、传统种植型、商贸型、工业型、旅游型等。在布点上，主要考虑到基础设施的配置，空间资源的可利用度、灾害防治、村庄发展动力等方面进行选址，分为城镇依托型，保留型整治型、迁村并点型、新建型几类。对每种类型的村庄提出相对应的发展策略。经过选址及布点，全县在规划期末形成93个中心村，732个基层村。
4．规划反思
统筹城乡的内容很多，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内容表述，基于上文的统筹分析指导，结合其他相关内容，完成了《唐河县县域村镇体系规划（2009―2030）》。在该规划的指导下，目前唐河县政府已经组织完成了全县的乡镇及93个中心村的规划编制及技术评审工作，应该说规划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也存在许多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虽然有些问题不是规划这个层面所能解决的，但对于规划的修编以及对下位规划的指导方面，具有借鉴的意义。
4.1谁去主导统筹城乡
统筹城乡规划没有统一的模式，虽然国家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各地情况都不一样，都脱离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脱离不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在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唐河县来说，“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当前还面临着粮食生产与城镇发展的问题，谁去主导统筹城乡，看来单靠地方政府是无力去实现这个的，需要从国家层面、从区域的角度去统筹考虑，剩余的劳动力不能只靠外出务工去解决就业，需要从宏观政策方面去制定，打破城乡限制、地域限制，让农民切实平等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4.2如何建立统筹城乡的长效机制
应该说，规划从技术层面解决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为土地资源空间调配和城乡空间管理提供支撑，但要改变城乡二元之现状，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机制，保障城乡平等发展、城乡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和谐协调，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
4.3如何确定统筹城乡的途径
用我们的城市和工业发展引领我们的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用积累起来的财富支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里面的主导权和重点是城市和工业，也是统筹城乡的着力点，在这里面，我们的政府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一方面在经济上支持“三农”发展，另一方面要改变废除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歧视性政策，还有就是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引导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支持农村的发展、支持新农村的建设。
5、结语
从唐河县县域村镇体系的编制及实施情况看，基于城乡统筹的角度去认识、编制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规划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平台，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优化了城乡空间布局，推动了城乡公共资源合理化配置，促进了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乡镇、村的规划编制加强了指导，但也必须认识到，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目前的实施机制并没有确立，许多工作还是在摸索中，缺少相应的法规及标准体系，规划实施及管理机制还需要加强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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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养老;养老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084-03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青壮年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剧，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养老发展不足，农村养老面临较大压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养老的积极作用，化解新型城镇化伴生的农村养老不利因素，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福利和获得感，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本文以我国第一农村人口大省――河南省为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试图为解决这一难题做出初步探索。
一、新型城镇化下河南省农村养老的发展状况
我国农村养老发展变化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人口格局紧密相关。从河南省的情况看，改革开放初期，该省处于农村人口在城乡人口结构中占绝对主体、青壮年人口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占绝对主体的传统型社会，农村居民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形态，以属于社会保障范畴的集体“五保”供养等作为补充。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速，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青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人口老龄化特征凸显。1990年至2014年，河南省城镇化率由15.3%提高到45.2%，提高了29.9个百分点，而人口老龄化率由8.8%提高到14.9%，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人口老龄化率提高了7.5个百分点。近年来，河南省常住人口总体缓慢增长，农村人口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2010年至2014年，全省年均增加7.8万人，农村人口则年均减少153万人。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河南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119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12.7%;其中，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802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13.9%;②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4年河南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0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4.9%;其中，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858万人，占到农村常住人口的16.6%，比全省老年人口比重高出1.7个百分点。③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南省农村的养老状况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应对快速老龄化挑战，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河南省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不断扩大传统集体公益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等新型服务设施、服务组织规模，初步实现了以家庭养老为主、集体“五保”供养等为补充的传统农村养老模式向现代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初步转型。目前，河南省有农村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等公办养老服务机构3315个、床位26.17万张，“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达到39%，以农村幸福院为主体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有7706个，覆盖率达16.8%。④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化养老服务处于初创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河南省农村养老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现代型居家养老模式尚未建立。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农村家庭传统养老功能日渐弱化，现代型居家养老却由于体制机制、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不完善。以农村幸福院为主体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虽已初步建立，但经费来源严重不足，服务对象覆盖面窄，服务内容过于简单。三是公立养老机构作用发挥有限。公立养老机构在硬件上虽然有了较大改善，但管理模式落后，服务内容单一，人员队伍不专业，大多只提供“五保”老人的集中供养服务。四是民营养老机构发育程度低。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出现了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但服务设施不完善，缺乏专业护理人员，服务内容只是简单的生活照料，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五是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目前河南省已经建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实现了城乡统筹，但资金来源有限、保障水平较低，每人月均养老保险金仅有78元⑤，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水平，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养老的多重影响
1.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村老龄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农村养老问题更加凸显。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早、发展快。随着城镇化加快，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减缓了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从河南省的情况看，1998年，河南省农村与全省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年均提高0.4个百分点，比城市高0.1个百分点。⑥随着农村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居民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农民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二是农村居民“未富先老”。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外流和计划生育“少子化”的双重影响，使农村越过发达国家或地区“先经济发达、后人口老化”的历程，在人均收入较低、公共服务不发达的基础上，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的现象，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三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社会影响更加明显。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多数已落户城镇并成为城镇常住人口，造成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突出，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现象普遍，严重削弱了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削弱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
2.新型城镇化严重弱化了传统农村养老模式
新型城镇化改变了传统农村的人口结构、家庭经济结构和社区组织管理模式，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较大冲击。一是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村家庭人口和经济结构变化，弱化了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随着农村居民在城乡、地区间的流动加快，农村家庭生育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空巢化”、小规模成为农村家庭人口结构的新特征，家庭成为经济单元，人口生产功能被逐步剥离，出现了农村老年人口经济上的养老供给和实际赡养中的生活照顾的分离，严重弱化了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二是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弱化了农村基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镇的单向流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农村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经济实力和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能力不断下降，弱化了农村基层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传统农村养老中的作用。三是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农村养老保障压力。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仍然固化着业已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造成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大量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社会，在“碎片化”的养老保障制度背景下，返乡养老人口退出劳动大军后缺少养老保险的保障，额外增加了农村养老压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建立新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3.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形成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新的制度安排
新型城镇化可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促进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形成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制度安排。一是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难题。新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将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差距，化解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二元结构矛盾，现代文明成果将由全体人民共享，从根本上解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农村养老难题。二是能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反哺能力，有利于提高农村养老水平。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城镇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推动了我国在21世纪初期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具备了城市反哺农村的实力，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增强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养老社会化水平。三是有利于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提升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建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过渡到城乡居民养老制度，实现了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和转移接续，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中，农村居民和外出务工人员养老得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最终保障。四是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新型城镇化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逐步实现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共建共享，实现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全覆盖，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均为农村发展养老服务业奠定了必要的公共服务基础。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解决农村养老
问题的对策选择
1.着力推进城镇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减轻农村养老压力的制度安排
积极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使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同步，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到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同时，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从根本上解决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住得下、能融入、不返乡，从根本上减轻农村养老压力。
2.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促进农村养老由剩余型福利模式向混合型福利模式的根本转变
适应机构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改革以家庭为主、对特殊困难群体进行保障和救助的农村养老制度，根据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和我国财政实力，建立基于混合型福利模式的新型农村养老制度，重新确定政府、市场、家庭、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农村养老中的合理分工，由政府承担特殊困难群体养老救助和全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转，由市场承担营利性的商业养老服务，由家庭、社区和公益性组织相互结合、共同承担非商业性农村居民养老服务，形成合理分工、有机合作的混合型养老模式。
3.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完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政策
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后，政府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公共财政对农村的全覆盖，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养老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规划、扶持引导，逐步建立完善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医养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政府还应积极构建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与农村“五保”、优抚孤老供养、最低生活保障、高龄老人生活补贴相配套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
4.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机构养老的重要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适应小型化、专业化、社区化、连锁化养老机构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与农民居家养老相结合，形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力军。加快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服务。以农村幸福院为载体，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不断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开展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改制试点，重点发展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医养结合型等养老服务机构，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类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5.充分发挥家庭、居民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营造养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高度重视农村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改造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养老设施，大力发展农村居家养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服务。积极引导农民形成自我养老的观念和意识，发挥农民个人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劳动年龄农民通过积蓄、理财、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等方式，自我储备进入老年后的养老资金。在城镇化加速推进、市场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继续弘扬我国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为发展养老事业、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注释
①2014年以前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2014年数据由河南省统计局提供。
②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2011年5月的《河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③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2015年7月的报告《全国及河南人口现状及发展趋势》。
④⑥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民政厅2015年7月《关于报送河南省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有关材料的报告》。
⑤数据来源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5年7月的报告《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情况》。
参考文献
[1]高辰辰.互助养老模式的经济社会条件及效果分析――以河北肥乡为例[J].河北学刊，2015，（3）.
[2]梁誉.我国养老服务的现状、理念与发展路径[J].老龄科学研究，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