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贸易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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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语言;文化载体;英文;中文

一、引言

语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媒介。无论是语言交谈、书面合同或者电子文档，语言应用都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工具。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语言应用的复杂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例如，随着商品的复杂化，对具体销售商品的质量、数量、价格、运输模式以及售后服务进行相关描述也需要复杂化、精确化。对语言的要求不仅仅取决于商品的复杂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商品的国际化程度。世界级的商品又需要国际化的交流方式。这就意味着花费在语言沟通上面的时间相当于金钱，而语言交流是商品成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语言与加深贸易合作

文化与语言在国际贸易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元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元素往往反映在交流所用的语言当中。文化元素有助于增进谈判双方的信任程度，而文化元素又必须依赖语言来进行传播，因此，语言不仅是贸易双方交流的工具，也关系到双方的信任程度。例如，在1990年代，一个国际股票资产经理去日立公司(Hitachi)谈生意。日立公司当时的常务董事是一个强势、蛮横的电子工程师，在日立公司任职十多年之久。在九十分钟的会议中，该资产经理使用熟练的日语与其谈论了包括日本银行投资、日立公司的股份分布等重要事宜，日立公司的常务董事逐渐的开始对该经理产生好感，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日立公司的常务董事坚持要请他出去喝一杯，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谈论的事宜要比九十分钟会议中多的多，而且极大地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语言是贸易会谈中的工具，但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能够加强谈判双方的信任度，易于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三、语言与商品成本的关系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通常使用能够降低成本的语言。因为低成本促进贸易双方的利润，而能够促进降低成本的语言往往被贸易双方经常使用。相反，不能促进降低成本的语言，往往很少甚至不被使用。语言的相似性决定了该语言是否能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有一些语言彼此之间非常相似，例如同一语族的语言，在词法、语法结构、语音等。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可以促进沟通，因此国际贸易中语言应用遵循两点原则：第一，语言之间的相似程度简化学习目标语言的难度。例如，中文与日语之间在词法和语法方面非常相似，使得在贸易中中日双方学习语言比较容易。第二，语言的相似程度简化共通语，使得共同语方便学习与沟通。例如，荷兰和日本两个国家的贸易沟通，就会用共通语英语来沟通。当贸易的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由于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在贸易交流过程中，要么使用其中一方的语言，要么使用两者的共通语。如果贸易双方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语言上非常相似，那么在沟通上基本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Hejazi(2011)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或者投资双方，如果使用差异及其微小的语言，在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另外，语言的选择与应用也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影响；例如，产品的流行程度，应用程度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贸易双方所使用的语言改变。

四、中文与中国经济发展

到目前为止，英文仍然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官方语言。中文在国际贸易中虽然并没有被定为官方语言，但是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学习中文，以便贸易之需。在韩国，政府举办官方的中文考试来评估考生的中文水平。2010年约150万人参加中文评估测试。而同时相比，参加英文评估考试的人数为200万。可见，在韩国，中文与英文的流行程度不相上下。另外，其他语言，例如法语，日语，这些国际贸易官方语言的学习趋势近几年有所下降。此外，孔子学院是中文在国际贸易中的热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自2004年建立以来，在全世界一共开设500多家，进行中文文化的传播，以及中文的普及。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以及中文的了解。因此，中文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程度也呈逐渐上升趋势。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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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随之国际贸易专业成为我国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目前，我国七百多所本科院校开设有国际贸易专业，该专业普遍开设的专业课程是国际结算、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外贸函电、报关实务、宏微观经济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是理论性较强，虽然实验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已经逐步被引用到教学过程中，但是在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着课时较少，内容设置不合理，不能及时反映国际贸易新动态等问题。而案例教学法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大部分专业教师缺乏在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就不能了解最新的实际案例情况，所以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还是不强，对专业课缺乏学习兴趣，进而学习效果也就不太理想。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趣味性，使学生真正掌握国际贸易的原理，成为处理实际业务的外贸人才，我们还需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专业技能大赛就是改善这一情况的有效途径。

2专业技能大赛对本专业的有利影响

21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专业技能竞赛一般都设置有奖项，并颁发有相应的证书，对学生毕业时找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加分项，因此想要取得良好的成绩就必须先掌握相应的知识，从而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比如2016年安徽财经大学举办的首届安徽省大学生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在省级各高校比赛的决赛中设置有一、二、三等奖，并颁发相应的有安徽省教育厅盖章的证书，这对参与者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进而能激发同学们参与的兴趣，一旦有了兴趣，就会更认真主动地学习相应的理论知识。

22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

国际贸易是一项涉外经济活动，就业涉及众多经济部门，因此具有线长、面广、风险大、复杂程度高等特点。从事这类工作也就需要学生掌握对外谈判、国际结算方式、国际贸易术语等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大赛与专业课程联系密切，通过比赛，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例如安徽省首届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初赛是校园选拔赛，主要通过校园商品交易会和国际贸易模拟谈判的形式进行。学生需要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沟通；还需熟悉进出口采用哪种贸易术语对己方比较有利；汇款、托收、信用证等结算方式哪种更为安全可行等专业的理论知识。

23锻炼了学生的团体合作意识

国际贸易需要和银行、外经贸部门、海关、商检部门、运输公司、保险公司等诸多部门和企业打交道，尤其对外谈判的时候还涉及法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等，因此，从事这类工作还需要学生具有团体合作意识。专业技能大赛一般通过团体赛的形式进行，小组成员之间要相互默契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例如安徽省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规定参赛小组一组7～10人，参加省级决赛前要提交一份国际贸易参展商业策划书，决赛时是15分钟的产品会，这些都需要每个小组成员贡献出一分力量，相互之间还要衔接流畅，否则就会给整个小组表现带来不利影响。

24进一步融洽师生关系、生生关系

高校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任务是育人。但是目前高校教师的育人功能远远低于社会和学生所要求的水平。据调查，在高等学校，除了上课外，80%的学生课后与老师的接触为零；而在上课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讲台似乎成了阻碍师生交流的鸿沟，师生关系薄弱。班级同学之间接触则主要是课堂上，课下沟通机会少。通过专业技能竞赛，不仅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团队成员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机会，还能加强不同高校之间师生相互交流学习，从而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有利于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创造出和谐的课堂氛围，进而改善了课堂教学效果。

25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双向选择的就业机会

专业技能大赛往往会得到一些优秀企业的重视，如安徽省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的评委除了一部分是国贸专业的优秀教师，还有一部分是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外贸企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人了解本企业，也可以为企业选拔优秀的储备人才。对学生来说可以通过自己精彩的表现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去实习或工作。尤其对于位于非一线城市的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3改善专业技能大赛的建议

31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当前多数高校开设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广泛趋同，与国际市场和用人单位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特点差距较大，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缺乏校企合作、企业和机构人员培训等实践教学的形式。因此，专业技能竞赛应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了解企业的需求，根据企业对外贸型人才的需要设置相应的竞赛内容。

32扩大竞赛规模、种类

就安徽省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来说，目前还只是省级比赛，类似有意义的比赛应进一步扩大比赛规模，这样更能激发学生参与比赛的积极性，而且通过省级之间的比赛，能加强省级之间高校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学习。此外，比赛种类可以多样化，与国贸专业课程紧密相连，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各科专业课的学习效果。

33竞赛内容多样化

优秀的外贸人才不仅要掌握外?Q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应有较高的素养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因为外贸工作需要和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也代表着企业的形象和国家公民的形象，所以竞赛内容除了与专业课联系密切外，还应注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例如可以在比赛最后环节设置一个5分钟左右的提问环节，评委可以提出相应问题，由学生灵活应答。学生通过这一环节也能够了解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方向，进而改善自己的不足之处。

34加强指导教师的培训和学习

在专业技能比赛中，指导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团队小组的整体水平，指导老师只有掌握了国际贸易业务操作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到最新的国际贸易动态，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因此，可以请企业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工作人员给指导老师做集中培训或者组织指导老师到企业中去学习来实现。

35注重学生的年级性

低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学习基础知识的环节，接触专业课还较少，对国际贸易专业也不是很了解，而高年级的大学生是学习专业知识的环节，更希望能到外贸单位去实习，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接轨，所以专业技能大赛可以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开举办。针对低年级学生应注重基础知识的锻炼，例如对英语的掌握程度，通过比赛给学生提供到外贸企业参观的机会。针对高年级的学生应偏重专业知识的锻炼，例如对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掌握。通过比赛给学生提供实习或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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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下，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生产网络遭到冲击，贸易融资形势恶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这一切都实质性地削弱了世界贸易的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显著。我国的GDP增长是靠外贸出口带动实现的。中国对它国或地区震荡的反应敏感，对外依赖程度的较高，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当前世界已进入贸易争端的高发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地方贸易保护政策也愈演愈烈：今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38起，同比上升26.7%，中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

2.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等高级化知识经济贸易结构发展方兴未艾国际贸易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依托，其变化趋势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伴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贸易，全球知识服务型贸易发展迅猛。近20多年来，其规模已经从1980年的3600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2.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9%。在行业结构上，知识服务贸易日益向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运输业、旅游业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在地区分布上，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所占份额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增长尤其显著。二是高技术产品在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最快。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知识经济贸易必然对国际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前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和快速推进，全球将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更具有时代的特征。“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且极具活力的经济形态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型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专利、创意等软件产品成为重要的产品形式，知识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消费；高科技产业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创新是知识型经济的灵魂。

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的影响。知识型经济贸易中，无形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它包括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知识是当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直接资源，金融危机下需要走出一种新型的贸易发展路线来保增长因此，以知识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将不断发展，日趋专业化、规模化，进而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市场，最终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

知识型的经济贸易时代，国际贸易方式将从传统方式逐步向网络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的贸易方式转变，大大减少了一些沟通和交流的阻碍环节。网络贸易是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金融危机下，知识型经济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音像书刊、软件设计、咨询服务和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它的交易磋商、签约、货款交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型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给金融危机下的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如何通过知识经济型贸易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知识型经济贸易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全面认识这种压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发挥知识资本在外贸中的作用，争取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知识型经济贸易是建立在我国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当前应该从实际出发，提高整体份工业水平和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步骤有站绿的发展知识型经济贸易，为我国的外贸发展奠定基础，走出当前经济低迷的局势。

2.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并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我国产品的知识含量与技术含量，才能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及其附加值，推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产品，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外贸的经济效益。

3.通过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在知识性经济贸易时代，网络贸易将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通过一下途径大力发展网络贸易：

加强对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网络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引导网络贸易的发展。

是加快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步伐，使我国对外贸易的信息技术与国际间的企业贸易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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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发生的时期，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时期。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2008年，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经济，世界各经济实体遭受严重打击。几年后欧债危机爆发。当前，随着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实施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经济发展企稳回暖，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都逐渐复苏，经济危机最为动荡和黑暗的时期已基本过去，由此进入相对平衡的欧债危机后期。但另一方面，在欧债危机后期新形势下，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或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消除，世界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更为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际贸易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因此，对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作全面深入的分析，掌握其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问题及新趋势，对于作为贸易大国的我国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欧债危机后期的国际贸易活动正在逐步增多。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所进行的包括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等在内的国际转移交换活动，包括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部分。从本质上来讲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分工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从另一层面上深刻表明了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的状态。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国际贸易涉及各国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风俗、语言、海关、运输、商检、货币制度等众多因素，复杂程度较高。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进入欧债危机后期，从整体上来看，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的发展呈现相较于以往不同的几个特点：

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将逐渐回暖、恢复并实现更好的发展。欧债危机之前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被称之为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全球需求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萎缩，世界货物贸易量下降，甚至于出现负增长，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1]。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危机过后必将走出低谷，实现复苏和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例外。2010年以来，各国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国际贸易恢复性发展已不断出现并逐渐转好。因此，从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形势来看，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在实现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得到全面快速发展，步入新一轮的增长期。

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虽然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的总体环境持续不断好转，但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真正复苏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各种积极和消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同时存在，国际市场的风险将直接传导到国内市场，国际贸易的发展将面临着比以往都更加复杂的环境。首先，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较为薄弱，复苏进程仍存在许多风险性因素，尤其是较高失业率、经济体财政赤字率、产能过剩等，都仍将大大制约着消费和投资需求，国际贸易发展缺乏根本的动力支持，动力严重不足[2]。二是，面对欧债危机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更倾向于采取较为保障的贸易政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保护主义加剧，手段越趋隐蔽化、多样化和综合化，导致贸易摩擦增多，直接影响国际贸易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进行，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三是，当前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国际贸易领域也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和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欧债危机后期各国都将更加致力于扩大和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对于国际市场的争夺将更将激烈。另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将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主导性因素，对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忽视，对于国际贸易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总量的结构变化。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总量的结构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20世纪90年代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提升自身整体贸易地位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际贸易的活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从此次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要超过其他经济主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和较快的发展速度，为世界经济的恢复注入全新的力量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崛起，在国际经济舞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3]。从国际贸易总量分析来看，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将有所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将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其次，欧债危机后期随着各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国际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另外，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将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比重将有所上升和提高，国际贸易结构趋向高级化。

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方式进一步转变。欧债危机后期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应用范围极度扩张，电子商务迅速普及，网络贸易方式所具有优势，如降低交易成本、高效、不受时间、空间、自然条件等的限制和影响、互动性强等，使得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其应用和推广掀起了国际贸易领域内的革命，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方式的转变，更影响到贸易实质内容及发展观念的变化等。尤其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后，网络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缩减的情况下呈逆势上扬的发展态势。不难看出，在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能否在新兴的电子商务领域分得一杯羹和扩大市场份额，成为各主要贸易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网络贸易方式将继续保持强势的发展势头，在国际贸易中日益凸显其优越性。

欧债危机后期跨国企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欧债危机后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影响力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危机过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行为的变化所形成的资本流动将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贸易结构等，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二.欧债危机后期发展我国国际贸易的政策建议

我国作为危机后首先复苏的经济体，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但另一方面同，作为主要贸易大国，面临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所呈现的发展新趋势，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形势分析来看，未来国际贸易将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辩证地看待我国目前面临着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前提下，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应抓住机遇，树立全球化战略竞争意识，未雨绸缪，积极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准备工作，深入推进和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和全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环境[4]。

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欧债危机后期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质量和水平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无论如何，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只有积极地去适应新形势下对各国经济运行提出的新要求，才有可能在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要在继续坚持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基本格局，准备定位，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合作。其中，为更好地参与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的竞争，要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的改革，将WTO基本原则、规则等给予积极贯彻与落实，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和氛围。二是，准确把握和处理好各大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尤其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经贸合作实现经贸关系往更深层次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坚决反对和积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尤其是一些别有目的的国家利用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针对欧债危机后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国政府要郑重申明我国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健全反贸易保护的多方协调机制，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工作水平。尤其是要全面深入分析国际经济运行准则和WTO组织规则，依法利用各种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程度地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进一步优化国际贸易结构和提高质量。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在给我国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欧债危机后期我国要把握契机，调整和优化国家经济产业结构，为优化我国进出口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快外贸增长方式，提高优势产品的出口质量。具体来讲，通过相应的优惠扶持政策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引导，加大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力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进、扩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5]。同时，在走出去的同时，引进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模式等，实现引进、消化、吸引和创新的有机协调和结合，不断地增强并最终形成我国独特的优势。

积极推进电子商务，促进网络国际贸易的发展。从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来看，在国际贸易中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因此，欧债危机后期要转变观念，提升对于国际网络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多管其下，通过电子商务技术发展的积极推动，为我国国际贸易网络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完善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的规范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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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服务贸易已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工具。服务贸易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足：

1、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不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导致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相当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4年却不到35%，不足美国的一半，接近于一般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旅游、劳务出口、远洋运输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上，而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电信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服务行业在中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其他产业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

2、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滞后

目前，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中央和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存在政策和规章存在差异性，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缺乏透明度，各有关职能部门在服务贸易方面上实行多头管理，容易造成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

3、服务贸易立法不够健全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有较大改观，现已颁布了一批涉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如《海商法》、《保险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广告法》、《建筑法》和《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构建真正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一些重要的服务部门如旅游、电信等领域尚无立法或立法不完备。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仍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符合国际运作惯例，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4、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产业性质决定贸易性质，新兴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的相对份额不断在扩大。而作为决定国际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本状况，目前在我国并不理想。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方面的差距。

二、解决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问题的主要对策

1、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科技、会议、咨询、法律服务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主要是需求潜力大的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行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组改造传统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农业服务等行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2、充分发挥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理优势

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都相对滞后，应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的管理优势以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顺应国内产业调整和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在优势服务项目上充分利用GATS的规则，制定服务业出口市场战略和服务业出口部门战略；二是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引入竞争，鼓励创新。三是采取有效的服务贸易政策，确立服务业公平竞争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四是充分利用和改造原有服务企业，发挥其竞争优势，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市场竞争。

3、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服务贸易立法，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我国服务贸易立法近年来虽大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有些重要的服务部门没有部门立法，有些法律条文措辞模糊、操作性不强，有些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等等。因此，政府应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GAI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尽快完善服务贸易的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且相互协调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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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办院校;外贸人才;国际化;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12-0066-02

教育服务作为国际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逐渐受到各国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国外高等院校逐渐放宽的入学门槛和逐步开放的教育教学资源，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我国现有高等教育的培养水平提出了质疑。此种现实让民办院校意识到发展教育教学国际化的重要性。再不跟上国际化教育的步伐，提高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未来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当前，培养国际化人才已经上升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性高度，但在黑龙江省民办院校中外贸人才国际化培养研究仍属空白。

一、民办院校外贸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目标

根据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人才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教育理念，本文将国际化人才标准确立为：具有国际化意识、拥有国际一流的视野，知识结构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具体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需要具备以下七个素质：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即能够站在广阔的角度来观察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运行;熟悉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化知识，可以运用专业知识从事国际企业需要的，或者可以完成企业分配的国际市场开发和商务运作，具有较强的国际贸易实际操作能力;熟悉掌握国际贸易惯例;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可以用1～2门外语从事经济交往和沟通[1]，为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应着重掌握俄语、日语、韩语的交流能力，具备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利用网络及各种媒体等现代通信手段获得知识和商务信息，并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处理信息;能够在多元化文化冲击下，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自信心;具有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

二、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外贸人才国际化培养体系的构建

对应民办院校外贸国际化人才素质要求，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涉及三个层次。

（一）职业素养层面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佳，外贸领域人员需求有限，外贸企业对应聘者职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越加激烈。应届毕业生面临着应聘困难、适应性差、换工作频繁等一系列就业问题。其主要责任在于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为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往往忽略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训。这是国内高等教育与国际化高等教育差别最为明显之处。国际化标准中所要求的能够站在广阔的角度来观察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运行、积极的心态、良好的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能够在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下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自信心等标准都蕴含在职业素养的培训过程中。

民办院校培养体系设计更具灵活性，可以在培养方案中建立较为系统的强化训练来提升学生国际化的职业素养。将企业对外贸从业者的职业素质需求转化为系统的强化训练，建设涵盖军事基本素养训练、必要的拓展活动、商务社团活动、企业人员职业素养讲座等多种形式的训练项目。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与核心竞争力，培养品牌学生，为社会提供职业精英。

（二）语言能力层面

外语能力是国际化人才培养最基本和关键环节，国际化人才标准中：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用外语了解和从事国际商务环境和运行、熟练用外语从事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等标准，都是建立在外语能力增强基础上的。尤其是外贸从业人员，他们的交往对象经常为国外客户，从开拓市场到业务磋商到合同拟定再到履行环节沟通，无处不依赖着语言的听、说、写。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在强化学生已具有一定基础的英语的同时，须根据地方经济和外贸主要对象国特点，利用俄语、日语、韩语等学习优势，开设第二外语的选修课程。

1.基本交流能力。黑龙江省民办院校生源多为三表录取，多数学生的外语基础为英语，而且基础薄弱，缺乏学习兴趣甚至对外语学习存在抵触情绪，这种现状与国际化人才的要求相去甚远。大学外语教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从听、说、写三个方面锻炼学生的基本交流能力。应改革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根据外贸专业的需要设置强化性和专项性的训练课程，将英语课程分为听力、口语、写作三类，并配套设置一些外语交流活动、网上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外语学习的热情。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实践环境和机会，让其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学习的乐趣。

2.商务沟通能力。商务外语是为国际商务活动服务的专门用途的外语，其追求的目标与传统的大学英语不同，它要求学生在一定的外语基础上，掌握特定的国际商务交往环境中外语的运用。商务外语追求的目标是用最准确、最清晰的商务语言与工作中的客户、老板、同事进行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另外，商务外语中更涉及国际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因此，国际商务外语系列课程是外经贸行业人员必须要具备的职业能力之一，是现在外贸专才国际化的第一步。目前，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多为学生开设商务英语课程，但学时数较少，不足以达到提高商务沟通能力的目的。可以考虑开设商务口语、商务函电、商务谈判、跨文化商务沟通等实用性强、专项针对性强的课程。黑龙江省民办院校更可以利用俄语、日语、韩语的优势，开设商务俄语、商务韩语、商务日语等选修课程，并开展不同国家文化和商务习惯等方面的教学活动。针对毕业后有出国留学意愿的学生开设雅思或托福等英文课程，为学生融入国际化学习做好准备。

3.外贸外语能力。商务外语是外贸人的交流工具，外贸外语就是外贸人工作交流的内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多课程都是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内容，使用国际化的法律法规，遵守国际公认的业务流程。民办院校可以根据本校该专业学生外语水平情况，开设专业课程的全英版或者双语版。

（三）实践能力培养

要使毕业生能够更好地满足未来社会日益国际化、生活和工作专业化的需求，就要给他们提供更多具有国际背景的实践机会。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应该加强与国外跨国公司和涉外行业、政府部门的合作，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实习基地，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三、黑龙江省外贸人才国际化培养体系的建设策略

（一）师资队伍国际化

当前，高校实现师资队伍国际化有两种途径：海外引进和自我培养。对于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都不具优势的黑龙江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概率大大降低。民办院校的办学性质和条件待遇与公办院校也无法相比，只能引进一些外语教师或中国海外留学生。面对引进困难，黑龙江省民办院校选择自我培养更合适。理解教师国际化是教师教学理念、方法、内容的国际化，摒弃一味追求其教学背景的国际化。通过与国外知名大学、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建立交流合作项目，定期派教师培训进修，扩大教师的国际视野，增强教师的国际化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国际教育教学方式的了解，提高教师国际化教学水平。

（二）课程设置国际化

民办院校课程设置较为自由灵活，根据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探索和实践经验，黑龙江省民办院校可以采用以下四种方式实现课程国际化：在现有课程内融入国际性内容，教师紧密关注国际上外贸专业的最新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并让学生了解;开设国际主题课程;开设东北亚区域性研究课程;建立国际交换课程网络。

（三）教学方式国际化

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国内教育倾向于以教师为主体，国际教育倾向于教师为主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教学方式有：设计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模块教学、诊断教学、圆桌式教学等基于教育目标结果导向的教学方式。教师运用对比式、讨论式、演讲式教学方式，从各个方面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其求知欲，从而提高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提高知识的吸收率。另外，通过大家共同探讨，提高学生相互学习、相互解答、独立思考等能力[2]。

（四）招生国际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贸易地位的增强，许多外国学生对中国、对汉语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现，生源不断下降。吸纳外国留学生，可以避免国内高校的生源危机，维持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转。另外，通过招收国际学生可以促进高校的国际化，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其带来的服务贸易收益可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外汇储备。黑龙江省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俄罗斯、韩国、日本、蒙古、朝鲜，政府应鼓励、支持本省民办院校面向东北亚的国家招收国际留学生。

（五）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黑龙江省民办高校在与国外大学合作培养本科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外国师资、教材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模式，为学校培养国际化人才。合作办学成为学生国际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短期国外游学项目、短期国外实习项目也可以达到提高国际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秀玲，王景涛，黄凌宇.国际化外经贸人才培养的教学

设计与实施――以大连民族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为例[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1，（11）.

篇7

摘要：本文从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出发,结合其对我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了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并就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发展;人力资源;教育回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有所缩小,却在此后的20年中不断拉大。更应发人深思的是我国的贫困人口虽然从3亿下降到3千万,但其下降速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愈加趋缓,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脱贫人口返贫导致的贫困人口数目反弹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并存的问题都与迅速扩大并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设备)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衣服和鞋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传统的Heckscher-Ohlin模型,这种贸易方式会使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更集中生产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劳动力,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的产品,从而提高这些要素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但是,新型贸易方式“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发达国家为避开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以及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低价格劳动力、新兴市场和各种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的吸引,将其制成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中国优惠而稳定的政策,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各国投资形成了巨大磁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对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如同传统贸易方式带来的结果一如既往地为保障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做出了贡献。然而,跨国公司通常拥有领先于我国企业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他们的进入和“外包”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大量贸易,但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对我国高教育和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了我国广大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难看出,日益扩大和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与我国的“减贫”工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贸易引发的收入增加和教育回报对提高农村人口教育会产生如何影响?贸易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程,而这种迁徙在城镇和农村中同时带来了棘手的入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和长期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下文将从分析贸易对农村教育回报的影响和我国农村和城镇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经济发展和贸易模式变化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提出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模式变化和农村教育回报

改革开放初期的和贸易开放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带来了契机。他们纷纷进入城镇,由农民变为生产工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从而赚得比在农村农业生产更高的工资。然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技术、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外包”盛行: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被分割,并根据各环节所需禀赋特点分布到不同国家。在贸易方面,外包模式带来了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使南北贸易重新变得重要,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机械、电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中。这些环节在发达国家属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跟随跨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生产环节在当地则相对成为技术密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技术在发达国家不断更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雇员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如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图1描述了十多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其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八十年代末接近40%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0%。在制成品贸易结构方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玩具和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基地。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把许多高端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密集运用劳动力资源的环节转移到了中国。典型的例子包括Dell把全亚洲市场的个人和商用电脑装配设立在厦门的生产基地,以及Nokia在苏州启动了旨在服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全球第二个3G网络产品生产基地。技术密集产品中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的转移使中国进口大量的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同时由于成品服务于海外市场,中国成为组装加工后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基地,由此出口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迅速增加。

分工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国内要素产生了收入分配效应。尽管从国家整体来看,分工深化和贸易扩张通常会提高各参与国的福利,但对于不同要素收入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首先,贸易提高了国内丰裕要素——劳动力的收入。在资本积累加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贸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近十年来电子加工产业等的迅速发展。出口部门从农业人口中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在中国长期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所以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更多地表现在贸易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25亿人,比上年增长了6.4%,而以往各个年份的增长比例大多还高于这一数值。尽管缺乏精确的估计,但是从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来看,贸易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发展,从贸易模式来看加工贸易增长最快:《海关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一般贸易。2004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达55.2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例①,而近十年迅速增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多只是中国出口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出的中间品。因此,中国仍在对世界持续输出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出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贸易扩大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一是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见图2)。由于农产品贸易WTO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实际保护仍然非常高,因此中国农民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获益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制造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农业的技术进步却相当缓慢,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扩大了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其二,外包生产模式导致制造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Feenstra和Hanson从劳动市场需求变化角度论证了外包模式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回报差距[1]。Acemoglu从技术进步角度阐明国际贸易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得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贸易和国际化生产带来的电脑等信息技术工具;由此,高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回报增加也就越快。[2]

通常,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跟技能高度正相关,因此贸易会扩大我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Zha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

贸易的分配效益带来了以下启示:提高教育是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以及在长期中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其一由于贸易扩大了制造业与农业间收入差距,农村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工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能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起着重要的影响。其二由于贸易提高教育回报,所以教育就成为影响打工者未来收入增加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化建设中角色转变的重要性,农村人口包括伴随父母来到城市中的学龄少年受教育问题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教育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影响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口脱贫,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加和结构优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得以解决或是缓和的保证。

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结构在过去十五年迅速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是国家积极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等非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农村人口教育: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为家庭教育投资奠定基础和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中就业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收入提高对教育的影响相对比较简单: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收入弹性大于1。考虑到中国目前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收入提高对于农村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尽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品,理应由政府来负担,但中国目前情况使政府财政支出尚不足覆盖义务教育开支。因此,教育花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开支。《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一指数分别为25.9%和23.3%。因此,即使没有人口迁徙,贸易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对于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以及帮助农村青少年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

人口迁徙入城务工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则较复杂。首先分析其积极方面:若把打工家庭分为举家外出和父母外出子女留守两类,迁徙入城家庭的孩子受到教育的平均数量和质量无疑高很多。城市学校软硬件设施都比农村高,当城市小学在三四年级就开始英语和计算机教育时,大部分农村孩子还只是从图片上见过电脑。同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包括普通话推行、老师及同学传播的信息和思维习惯等,入城家庭的孩子会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后期更容易融入现代经济生活节奏中。最后,入城家庭及其子女自觉和自发受教育的意识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无形中提高:入城家庭能真切感受到知识差距带来的物质收入差距,而这种激励比在电视上看一百遍“知识就是力量”的公益广告更为真切。

尽管农村受教育在不断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2004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8%,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4.4%①;同时,经费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太低,2001年此比例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47%②,远低于包括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该比例③;最后,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有较大差异。

按照当前的体制安排,教育投入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农村基础教育很大部分由县或乡镇政府负担费用。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政府本身财税收入较低,地方政府提高基础教育便必然遇到资金硬约束。加上教育投入的回报期长,地方政府对此的关注和积极性自然会远低于GDP、产业结构或是财税收入。因此,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由农村家庭负担了很大比例。根据统计数据①,历年农村家庭直接负担的义务教育投入都超过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30%。由于农村家庭大多不止一个孩子,教育带给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就愈发明显。

农村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区间教育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和成效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各地区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状况这一指标,2005年在东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比例超过了7%,其中北京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8%。而在最为落后的五个中西部省份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大专以上的比例无一超过0.6%,而小学或文盲的比例却都大于50%。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来自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家庭收入增长不等,进而对教育投资产生不均等影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分担机制加剧了地区间教育差距。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力明显加强,地方财政收入则相应被削弱。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上升至54.6%。而地方部分,省级财政占了总财政收入的30%左右,县财政只有10%左右。但教育经费的承担比例则刚好反过来,以2004年为例,中央级教育支出只占预算内教育拨款的7.43%,大部分由各地县政府来承担。这种财权和事权上的错位使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无疑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省份的财政收入从而教育投入要高得多。经济发展差异与教育不均衡互为因果,如果缺乏政策性的引导很难打破这一循环。

第三点是人口迁徙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总体来说,目前城市中务工族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相比农村有很大提高,但是该群体所需的平等受教育机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城市公立学校对非本地户口儿童的收费歧视现象较为突出。以北京2005年为例,流动人口子女进公立小学和中学就读都需比当地儿童多缴纳两项费用:2000—5000元的一次性赞助费以及每学期大约600元的借读费。收入本就处于城市底层的入城打工者面临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相当大比例的务工族子女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将孩子留在家乡。打工子弟学校处于教育边缘,条件比公立学校差,并且从制度、资源和人员配置上都很不稳定。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情况在东部很多城市,尤其是工业聚集的地区得到了很大缓减。根据我们在广东顺德和江苏常州等地的走访了解,大部分工业聚集地都为职工开设几乎不收费的员工子女学校(集中在小学和学前教育)或是对职工子女上本地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很大程度上缓减外来子女上学给务工人员的经济压力。

除了举家外出户,还有很大比例的务工人员子女由于经济原因、户口制度以及各省份间教育考试制度的割裂而留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当年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全国6—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2000万人。对于这一群体,除了父母收入增加可以带来对教育投入的增加,贸易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首先,孩子在中小学甚至是学前阶段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大都由年纪较大、文化背景更差的爷爷奶奶或是亲戚朋友照顾,因此很难对这些孩子进行良好学习习惯和健康的性格和人生观的教育和培养。此外,家庭间长期缺乏亲子交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忽视。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融合是时代的趋势和特征,这一经济背景给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贸易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同时,当代贸易模式提高了教育回报,考虑到教育水平同样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制造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教育问题成为农村人口收入提高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国际贸易是对农村人口受教育最重要的非政策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效应和人口迁徙效应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然而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篇8

变革不是新瓶装旧酒

2008年一2009年的金融危机跨地区、跨行业，但并不是一个货币危机。那么，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从法国总统萨科齐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到加拿大央行行长卡尼，都在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并不居于金融危机的中心，但它是全球化引起的紧张关系交汇点，也是国内政策目标和国际责任的冲突汇集之处。由于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我们也不再“并肩作战”，因此这一体系所固有的不对称性愈加显著。而各国调整责任分配不公的感觉，可能激发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货币体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一些国家采取的行动预示着将来的紧张局面和变革。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欧洲和中国正在走的道路即使不至于彼此冲突，也大相径庭。美国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国内政策的导向，对美元采取“善意忽视”的公开政策，可能激发美国与欧元区以及最大的美元和美元资产持有国――中国的矛盾。而如果中国在准备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继续保持币值低估，则可能引发紧张局势。同时，欧元可能会极力避免背上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包袱，试图以“竞争性贬值”来应对欧元持续上升的压力。

因此，通过对话和政策合作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协调，使世界经济重归平衡就尤为重要。政策合作的目标应该是避免在汇率问题上出现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行为，并且应该通过世界主要贸易区的信息互换和合作，为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顺利转型奠定基础。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关于改革的辩论和努力经常出现，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期，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信心都面临压力的时候。自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很多评论员还对“30人小组”“20国委员会”和“广场协议”试图进行的改革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现在的辩论几乎毫无新意。我们真的是在重走昨天的老路吗?

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快速、激进的变革。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迅猛扩张引发了大规模金融失衡，使得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令人担忧。近期的金融危机来势猛、冲击大，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需求，不仅不能消化不稳定因素，反而可能导致其加剧。 　所以，需要充分考虑世界经济的新发展，采取新的对策。要采取系统性的对策，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个别组成部分上，比如货币和汇率。争论的话题还应该涵盖全球经济秩序的新变化。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目的和原则。首先得问：这一体系能否应对世界经济秩序变化引起的种种挑战?由此我们会关注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尤为关心现存体系的局限及由此产生的调整负担更加不对称的问题。

新形势亟需新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通过一整套规则、工具、政策和机构来管理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它的目的是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以调控并促进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账户交易。我们需要的国际货币，要能够应用于货物贸易中；要能获得市场参与者的认可，成为其支付手段和价值存储手段；要随时可用，满足需求。因为政府部门也使用资金，所以我们需要的国际货币，要能够作为中心汇率的参照，要能参与外汇市场交易，要形成外汇储备的基础。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货币本位制。流动性的需求是通过主要储备货币，也就是国际交易中使用最广泛并作为价值储备手段的货币来满足的。相对于其他非货币本位体系(例如金本位制)来说，通常这种体系对流动性需求的反应更灵活。

发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其经济繁荣，金融市场深层次发展，还有国际社会大量需要的一系列短期金融工具。由于这一体系需要信心的支撑，该国必须保持这种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性，同时，必须维持其通胀率与主要货币持有国所希望的一致。这个全球储备资产的供应国必须具有公益精神，这样，相对于国内政策目标，如就业和增长来说，汇率稳定性才能成为其优先考虑因素。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这两种目标一国际的和国内的，尚且能兼容共存，维持平衡。但风险依然存在：当面临危机或者两种目标相对立时，储备货币国就会将国内利益和目标置于首位，从而导致市场信心受损。

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成为货物和服务的净进口国，世界其他国家成了美国的债权国。不过，因为没有其他货币与美元形成实质竞争，所以市场信心从来不是个紧迫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世界经济显著扩张：欧洲、亚洲、美国等主要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推进，全球市场扩大，新兴市场崛起。

推动力是贸易和资金的流动，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GDP的增速，也超过了美国GDP的增长。美国GDP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几乎增长了1倍。世界贸易则从1993年的3.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5.7万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在12.3万亿美元的增长额中，7万亿美元来自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增长。同一时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快，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都显著扩张，亚洲贸易顺差增加。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资本流动从1994年的0.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4万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从1994年的约0.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从1.5万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三季度的7.5万亿美元。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额就占了2.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08-2009年度又有所增长。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扩张推动国际交易不断增长，而现行货币体系和政策严重滞后，弊端愈加明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具备两个重要功能。首先，它允许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允许净金融债权的累积。这是清算功能，现行体系发挥得还比较好。其次，它应该提供某种机制，鼓励贸易重归平衡。这是现存体系缺失的功能，需要政策调控。

美元依然是主要储备货币，占2008年外汇储备总额的60％左右。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挥之不去，且在近几年扩大，损害了信心原则。尽管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促使总储蓄率由2006年的约为零上升到2008年的近9％，但如果美国消费者重回原有的消费模式，贸易赤字还会再次扩大。

各外汇储备持有国也都担心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尤其如此。因拥有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上世纪60年代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重现。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和主要储备货币的

发行国，出现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了美元在全球的供应。应对经济衰退的财政刺激和银行救助措施，导致赤字膨胀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债务发行量。高赤字会引发对于美元的信任危机。美元的过度发行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失去以往对美元的和美元资产的无限信任。这将迫使美元在全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范围逐步缩小。

不过，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终结之日还会在多年以后，其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美元的主导地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取得能与美国匹敌的经济主导地位。

渐进式改革

在现行体制中，各市场参与者被相同利益绑定，始终处于稳定的失衡状态。解开这个结是个耗时而复杂的过程。作为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国的中国，维持现状的意愿尤为明显。

改善现存体系有几个选择。其中之一是部分地或者完全地转向多元化货币储备体系。这样能更好地应对多极化经济的需求，也能提供所需的流动性，而不会受困于单一储备货币的限制。北京似乎倾向于这种转变，但必须是渐进的，以免损伤现有美元储备的价值。有学者提出两个适合中国的选择。第一是建立一个多元化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共同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由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做担保。SDR作为一种超越国别的货币，有助于约束货币发行国。第二个选择是人民币国际化。无论如何选择，都需要时间，需要渐进的方式。第二个选择可能先于第一个。国内政策也会对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可能会向国内的决策层建言，强调要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从而为把人民币纳A2015年的SDR的货币篮子扫清道路。

另一个选择是转向使用一种超越国家的储备货币。近期内这种状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不过SDR的进一步使用可能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改革或替换现行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有的选择要么不合乎规范，要么政治上存在问题。对现行体制的任何改变都会花很长的时间。但同时，确保旧体制的持续性，避免因其崩塌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也至关重要。

对大家都有利的最好的临时方案，就是各国政府互相合作，确保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尽可能平稳地运行。各国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合作，就当前和未来的决策进行沟通；同时也保证各国能够寻求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

克里斯托弗・梅斯纳(Christopher Meissner)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应当加强信息交流与执行力度，力争尽可能缩小国际收支不对称以及其他失衡。他呼吁储备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都有义务进行对话，确保各方在出台应对不平衡的措施之前预先进行说明。这就意味着要把两大顺差地区――中东和东亚纳入行动范畴，采取措施将消费负担转向国际收支顺差的地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其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以下两方面进行干预：一是汇率的灵活性，包括货币政策自；二是汇率水平本身。

汇率调整可以加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而在调整的过程中，政策合作至关重要，尤其对于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由于货币升值会削弱本国产品在国际价格市场，尤其是相对于邻国的竞争力，一个可行的做法是若干国家在货币相对美元升值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就不会影响单个国家的相对价格竞争力。亚洲国家应该在汇率政策上相互合作，避免竞争性的贬值。各国必须相互协作，形成合力。亚洲地区的财长以及央行行长的政策对话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东盟加中日韩对话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

机构的重要性体现在：提供了一种途径，通过市场参与各方有效的商议，推动相互合作与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上，并不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但在实践中，由于交易成本和分配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使目标、计划和政策制度化。我们就很难实现预期。

国际贸易体系中有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体系中却没有一个统辖和管理机构。只要世界的储备货币是某一国的国家货币，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与此最接近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监测全球宏观经济、金融走势，以及与货币体系相关的议题。最近，20国峰会将IMF作为主要论坛，讨论国际金融和经济事务，部分20国集团国家还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纳入本国未来的发展规划。这都说明IMF有可能成为处理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核心机构。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几个问题。就IMF的管理来说，它还得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局势，并消除发展中国家对其长期不信任的情绪，尤其是在它对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当处理之后。

IMF失信于一些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该组织的监督是失衡的。对较为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和顺差国家监察严格，而对主要的赤字国和顺差国，例如美国和中国，则表现出宽容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IMF面对严厉批评无动于衷，而是已经有所转变。以往IMF认为面临外部困难的国家应当迅速自我调整，适应现状，现在则认为在走捷径和迅速转型之外，融资或许是另一个选择。

信心是关键

回顾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尝试，复杂、缓慢、似有若无，有时毫无作为。约翰・德里福(JohnDrilfill)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点：30多年来，世界逐渐学着适应浮动汇率；各国也采取一系列举措，调控货币政策、汇率和金融稳定性，以期适应本国所观测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需求。固定或调控汇率的尝试失败，协调政策的努力也无果而终，这都动摇了人们对于合作行动的信心――我们试过了!德里福提出了“后退选择”：“回归以往的商业模式，自由放任，应付过去”并不是那么坏的事情。

但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就业和增长被许多国家提到政策导向的首要位置。这种“后退选择”有风险：它令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管理状态，也会引发政府出台更多的非竞争性贬值或保护主义措施。怎么调整国内政策，使其与保持全球汇率稳定性的一揽子政策相一致?在这方面，美国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欧元区各国政府在确立欧元的地位时也遇到了难题。只有通过相互合作，各国――无论是新兴的还是以往的经济中心――才能共同承担全球性的责任。

篇9

一国的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方面,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货物贸易会产生各项服务需求,如运输、保险、金融服务等,从而带来服务贸易的增加;服务贸易的很多部门则是货物贸易的支撑产业。如果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效应,那么,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出现相互促进的局面,即货物贸易会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会促进货物贸易的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进而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滞后于货物贸易。以2007年为例,根据WTO的统计,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为24246.3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额为21737.26亿美元,占到了总贸易额的89.65%;从与世界贸易的比较来看,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重为7.73%,而服务贸易仅为世界服务贸易的4.05%。那么,这种现象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货物贸易并未产生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以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构建服务贸易引力模型,并采用中国与OECD国家双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相关结论和对策建议,以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最早的贸易引力模型由Tinbergen(1962)和Pyhnen(1963)所提出,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其GDP正相关,而与其距离负相关。对于贸易引力模型最初的争议之一是该模型没有理论基础,而此后的研究发现,李嘉图模型、H-O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等都可以成为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现代的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可以说是各种贸易模型的核心,被广泛用来实证研究各种因素对于贸易流动的影响。并且,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还引入了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区域贸易协议、语言、文化差异等。在服务贸易领域,人们认为虽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很多不同的显著特征,但在分析贸易流动和它们对于资源分配和国民福利的影响时,却没有理由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区别开来。因此,原则上而言,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模型都可以适用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包括引力模型。

但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针对货物贸易而言,这主要是由于服务贸易分类数据的缺乏所造成的。直到2002年,OECD公布了26个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分类数据,相应的实证研究才渐渐出现。例如,Grun-feld和Moxnes(2003)采用引力模型来研究OECD国家双边服务出口和FDI流动之间的关系,发现货物贸易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适用于服务贸易,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与其GDP规模正相关,与距离和服务贸易壁垒负相关;FukunariKmiura和Hyun-HoonLee(2006)采用了10个OECD成员国和其他经济体(包括OECD成员国和非成员国)1999~2000年间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数据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价不同因素对于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并与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从中得到了两个有意义的结论:一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更能够用引力模型来加以解释;二是在货物出口和服务进口方面存在互补关系。KeithWalsh(2008)则基于OECD统计数据库中服务总进口和旅游服务、运输服务、政府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4个部门服务进口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总量层面还是部门层面,人均GDP和语言都是影响双边贸易的最主要因素,但两国距离上的接近并不能带来服务贸易的增长。随着服务贸易重要性的不断上升,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服务贸易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系上,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显示货物贸易可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例如,陈宪和殷凤(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货物贸易总额每增长1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将增长439万美元;货物出口每增长1亿美元,服务出口将增长498万美元;货物进口每增长1亿美元,服务进口将增长347万美元。但相比较而言,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要小于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FDI等因素。李杨和蔡春林(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服务业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货物贸易每增加1个单位,服务贸易将增加0.065115个单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少有针对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则大多从总量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入手,探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会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这只能从一个方面说明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要更加准确地论证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还应当从双边贸易的角度入手进一步加以分析。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因此,我们会采用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双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流量数据,建立服务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三、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在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关系,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关系。如果用对数形式表示,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写成:ln(Tradeij)=β0+β1ln(YiYj)+β2ln(Distanceij)+eij(1)式中,Tradeij指国家i国与j之间的双边贸易额,Yi、Yj分别代表i国与j国的经济总量,Distanceij指i与j两国之间的距离,它是贸易流量的摩擦力因素。本文要研究的是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因此,因变量应当是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的流量,自变量中则加入双边货物贸易流量,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传统贸易引力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本文所使用的实证分析模型:ln(Serjt)=α0+α1ln(Yjt)+α2ln(Comjt)+α3ln(Rdisjt)+εjt(2)ln(Serexjt)=α0+α1ln(Yjt)+α2ln(Comjt)+α3ln(Rdisjt)+εjt(3)ln(Serimjt)=α0+α1ln(Yjt)+α2ln(Comjt)+α3ln(Rdisjt)+εjt(4)可以看出,本文共建立了3个实证分析模型,分别用来研究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的影响。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Serjt表示中国在第t年与贸易伙伴国j之间的服务贸易额;Serexjt表示中国在第t年向贸易伙伴j国的服务出口额;Serimjt表示中国在第t年从贸易伙伴j国的服务进口额。Yjt表示贸易伙伴国j第t年的人均GDP值,一般而言,人均GDP值越大,服务贸易流量也越大,因此,α1的估计值应当为正。Comjt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j在第t年的货物贸易额,如果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具有促进作用,那么α2的估计值应当为正。Rdisjt表示第t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j之间的相对距离。在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两国之间的距离通常用绝对距离,即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并且距离对于货物贸易流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绝对距离在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因为服务产品不必实际地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KeithWalsh,2008),而相对距离比绝对距离的影响更大(CHAN-HYUNSOHN,2005)。因此,本文中以相对距离来衡量服务贸易流量的摩擦力因素,其计算公式为:Rdisjt=Distancej×DPGDPjt,其中,Distancej为中国到贸易伙伴国j的绝对距离,DPGDPjt为第t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j之间人均GDP的差。如果距离对于服务贸易流量具有负面影响,那么α3的估计值应当为负。εjt是扰动误差项,测度的是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2.数据和计量方法

本实证分析的关键数据是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流量,这些数据来源于OECD的数据库在OECD的数据库中,公布了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美国共3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其中,希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等8个国家无分类数据或数据不全。因此,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和其他22个OECD国家和地区在2002~2006年间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这22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之间的服务贸易额占到了总服务贸易额的80%以上,因此,数据的选择可以说具有典型意义。货物贸易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相对距离根据中国到贸易伙伴国的绝对距离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人均GDP的差计算得到,其中,绝对距离来源于网站的距离计算器,人均GDP的差则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在计量方法上,本文采用合成数据回归方法(pooledregression)。时间跨度为2002~2006年,横截面单元为22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由于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在服务贸易流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我们采用了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为了减少面板数据可能引起的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0。

3.实证结果及分析

我们分别对模型(2)、(3)和(4)进行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2)、(3)、(4)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为99%,3个回归方程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F检验。各回归系数中,除了模型(3)中的不显著以外,模型(2)和模型(4)中的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余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从各模型的具体结果来看,模型(2)的实证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货物贸易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但相比较而言,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流量主要取决于对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于服务贸易额影响的弹性系数为7.56;而货物贸易虽然也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是作用比较有限,货物贸易额对于服务贸易额影响的弹性系数仅为0.19。相对距离则对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模型(3)的实证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中国的服务出口,人均GDP对于服务出口额影响的弹性系数为8.84;相对距离阻碍了中国向贸易伙伴国的服务出口;货物贸易对于服务出口的影响则不显著。模型(4)的实证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货物贸易促进了中国的服务进口,其中,人均GDP对于服务进口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货物贸易,前者对于服务进口额影响的弹性系数为4.76,后者仅为0.32;相对距离也阻碍了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进口。四、结论和对策建议综合模型(2)、(3)、(4)的回归结果,在中国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运输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电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咨询服务等服务贸易可以说是货物贸易的附属品,它们大多是伴随着货物贸易的产生而产生的。

篇10

「关键词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

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一些成员国担心我国加入WTO后出口产品快速增长而对其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和损害，因而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立了“针对具体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本文简称特殊保障措施）。目前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已经根据我们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的承诺，调整了国内立法。2002年8月13日，印度启动了全球第一期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被调查产品为工业用缝纫针。2002年8月19日，美国启动了对坐垫升降装置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特殊保障措施是保障措施的一种，其某些实施条件与一般的保障措施不同。由于其实施条件比一般保障措施要宽松，而且其他国家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实施这种歧视性的措施，并且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物美价廉”的特性，笔者有理由相信在特殊保障措施剩余的有效期内（差不多10年半的时间），关于特殊保障措施的调查和实施将不不可避免的增多。本文拟就特保条款的具体理解进行相关论述。

特殊保障措施是一种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其实施的目的、前提条件和实施程序与一般的保障措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特保毕竟属于保障措施的一种，其设置的目的不外乎有二：一是能够专门针对中国的产品实施，二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实施。为了能够深入详尽的理解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和程序，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一般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和程序究竟是如何的严格，才能清晰地把握特殊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本质。

一、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保障措施是WTO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而设置的一种救济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成员国由于履行关税减让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的义务而产生的损害。依据GATT第19条、《保障措施协定》和涉及保障措施的相关案例可以确定保障措施的实施要件如下：

（一）实体要件

（1）不可预见的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s）

GATT19条第1款（a）规定：“如因未预见的发展或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方领土的数量大为增加，对这一领土内相同产品或与它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造成严重损害威胁时，这一缔约方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撤销或修改减让。”因为《保障措施协定》没有关于“不可预见发展”的相关规定，所以GATT19条中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效力问题就存在争议，成员方经常在实施保障措施是否就此进行证明而争论不休。但是在韩国奶制品一案中上诉机构明确了成员有义务证明这一点。 另外，必须明确的是GATT1994第19条规定增加的进口必须是“如因未预见的发展和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不可预见的发展必须是缔约方承担GATT协议义务而产生的影响。因此没有承担GATT协议义务的情况下而遭受的影响，就不具有“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性质。

（2）进口增加（increased imports）

进口增加包含以下要素：首先，进口增加必须是无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来说，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足以引起“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 可是，《保障措施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急剧而显著的增加”的具体条件。例如25%的增加相对于24%的增加来说是否是急剧而显著的，就存在争议。但是这迫使主管机关必须衡量一段较长时期的进口。在衡量完这种进口后，专家小组就可以审查这种进口的异常的增加是否足以急剧而显著。例如，如果相同的进口增加在一年内重复发生，并且如果我们认为该产业系统可以自行解决这种不稳定的状况，那么25%的进口增加就不能够证明实施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其次，《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中使用的“进口”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正在进口”，因此对于主管机关来说，必须要检查最近一段时期的进口，而不应该仅仅调查过去几年的进口。 因此，为了证明进口数量是处于《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的增加状态中，国内的机关就必须要考虑调查期间的进口趋势（而不是仅仅比较最近几年的年终进口数据） 因此，“为了证明一个产品的”进口数量正在增加“，主管机关就必须：（一）评价调查期间的进口趋势；（二）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进口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证明这种异常的进口增加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并且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此时实施保障措施是合理的。”

（3）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的国内产业（the domestic industry that produce 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主管机关确定“国内产业”的步骤。《保障措施协定》第4.1条定义了“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的国内产业”。依据该定义，为了要确定这些“国内产业”，上诉机构认为国内主管机关在采取调查和决定实施保障措施之前，必须遵循以下三步：（1）确定其进口正在增加的特定产品的范围，避免误选不相关的产品；（2）根据WTO规定的标准，确定国内产品与进口增加的产品是“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3）依据“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确定该“国内产业”。

其次，在保障措施调查中确定“同类或直接竞争性”的实质性标准是：（1）产品的物理性质；（2）产品能够履行同样的或相似的用途的程度；（3）消费者认为并把产品作为替代产品履行特定的功能并满足一定的需求的程度；（4）为了关税的目的对产品的国际分类。 另外，上诉机构坚持专家组必须确认：处于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品是同类产品的不同形式还是不同的产品？ 比如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生产羊肉的国内产业扩展为到生产活羊的国内产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就存在争议。再次，国内主管机关必须确立国内产品组中的所有物品和所有特定进口商品都是同类或有直接竞争性的。举例来说，清酒、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进口都在增加。国内工业只生产清酒和浪姆酒。为了对前四种酒都采取保障措施，主管机关就需要确定清酒和浪姆酒与进口的清酒、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是同类或直接竞争性产品。最后，调查机关依据所确定的“相同或者直接竞争的产品”来确定“国内产业”。

（4）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serious damage）

《保障措施协定》为严重损害或者威胁的确定设置了严格的条件。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第2.1条的规定，某一成员方只有认定存在严重损害后才可以实施保障措施。第4条又为主管机关的认定设置了附加的要求。首先，主管机关在评估企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可量化的因素时，应当全面解释这些数据的本质和所采纳的数据的合理性。其次，主管机关的报告必须要阐明该成员方实施保障措施所考虑的各种相关因素，并且要尽量公开所使用数据的具体信息，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给利害关系方以机会，使他们能够得知主管机关涉及的事项。另外，如果专家小组发现一些可替代性解释是合理的，如果依照那些可替代性解释来看，主管机关的解释好像不充分，那么主管机关的这个解释就不是合理的。

（5）“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真正、实质的因果关系（the existence of a genuine and substantial causal link between increased imports and serious injury ）

《保障措施协定》第4.2（b）条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作出（a）项所指的确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此类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第4.2（b）条包含两项义务。第一是要证实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二是要确定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害没有归因于进口增长。由此确定了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必须履行“不归咎原则”的要求。

上诉机构根据第4.2（b）条对因果关系调查的解释要求：主管机关调查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应当把由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和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主管机关调查的第二步就是能够把所有这些因素包括进口增长造成的损害，一方面归因于进口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暗示，归因于其他相关因素。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只要确保由进口增长以外的因素实际对国内产业造成的任何损害没有归因于进口增长，而且在不是进口增加导致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由进口增加导致的损害来对待，那么主管机关就遵守了第4.2（b）条。根据这种方法，最后一步就是按照《保障措施协定》的要求，主管机关可以判定进口增长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和实质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作用。

上诉机构强调这些步骤仅仅是一个“逻辑程序”，而不是《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法律调查”。 然而，上诉机构已经很明确的要求由所有不同因素导致的损害结果必须加以区分并单独分开。 因此，作为一个实质问题，主管机关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允许查证：1，被认为造成损害的因素的损害结果已经相互区分开；2，这些损害结果归因于导致损害的因素；3，把损害归因于所有现存的原因因素之后，主管机关已经判定进口增加是否是严重损害的一个“真实的和实质的”原因。

（二）程序要件

除了上述实体性要件外，实施保障措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义务。GATT第19条第2款规定，缔约方在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采取行动之前，应尽可能提前用书面通知缔约方全体，以便缔约方全体以及与这项产品的出口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缔约方，有机会与他们就已采取的行动进行协商。如涉及的是有关优惠方面的减让，在书面通知中应该注明要求采取行动的缔约方的名称。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延迟会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害，不经事前协商，可以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动，但在采取行动之后，必须立即进行协商。《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也规定了通知和提供磋商机会的义务。

可见，通知和提供磋商机会是WTO成员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序性要求。但对于通知的内容和时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首先，对于通知的内容，实施保障措施的WTO的成员是否有必要在其通知中包括《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2款的所有资料，是否应该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上诉机构认为：实施保障措施的WTO成员必须在其通知中最低限度的阐述在《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2款中具体列明的构成“所有相关资料”的事项，以及在《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中列明的要求在保障措施调查中进行评估的事项。其次，对于通知的时间，《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1款规定“成员应当立即就下列事项通知保障委员会”，何谓“立即通知”？目前尚无统一的意见。

二、特殊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通过上述对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WTO对保障措施的实施设置的条件是相当严格的，并且有一定的实施细则可以遵循。特殊保障措施是专门针对我国产品设置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其设置目的就是要降低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的限制，因此其实施条件相对于一般保障措施来说要宽松。至于其实施条件究竟如何，下面，我们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相关国家关于特保的立法以及美国特殊保障措施第一案――座椅升降装置案的裁决，对特保的实施条件进行具体的阐述。

（一）实体要件

（1）市场扰乱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一款规定：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当进入任何一个WTO成员方境内时，其数量的增加或者所依条件，若对该成员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各生产商，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时，受此影响的该成员方应请求与中国磋商以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该受影响成员方是否要诉诸《保障协定》规定的措施。依据该条规定，只要其他成员方认为进入到其境内的我国产品引起了该成员的市场扰乱，该成员就可以对我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何谓“市场扰乱”？该条第4款规定市场扰乱应该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或者直接经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要素归结如下：

1.进口快速增长（increasing rapidly）

市场扰乱要求进口增加必须是绝对数量或者相对数量的快速增加，这与保障措施的规定有略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质量和数量，而且必须是迫切、突发、急剧和显著的，并且足以引起“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前者的要求不在于质量和数量，强调的是速度。这与两者产生的原因有关。保障措施的产生原因是：WTO成员依照总协定减让关税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进口一般会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如果在一定幅度内是可以预期的或合理的，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幅度，引起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则不是WTO成员所预期的了，所以保障措施的实施一定要强调不可预期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而特殊保障措施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国产品的“物美价廉”，其他成员担心在对我国减让关税和取消其它贸易壁垒之后，我国的产品会蜂拥其市场。因此，在特保中所强调的是增加的速度，而不是质量和数量。

进口必须是快速增加的。美国国会曾经指出，在使用“快速”标准时，应当查明最近的进口是否超过历史水平，并应当考虑增加的数量和有关的实践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如果进口增加集中在1年时间内，那么就是非常快速的；如果进口增加出现在2年到3年的时间内，那么就应当考虑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进口增加不像前一种情况那样快速；如果进口时增时减，那么增加的进口也可以满足“快速增加”的条件；如果进口稳定、绝对的下降，相对于国内生产下降或增长缓慢，那么就不符合“快速增加的要求”。同时，快速增加必须是比较近期或持续的，而不是早期的，也就是说主管机关应当选择一个合理的、可以比较的期间，一个可以认定进口快速增长的期间。

2.生产相同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the domestic industry that produce 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中国加入WTO协议书》第16条没有对“生产相同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进行定义。依据“种属原则”，因为特殊保障措施是保障措施中的一种，则对于特殊保障措施的规定属于特别法的性质，那么根据有特别法依据特别法、无特别法依据普通法的原则，所以特殊保障措施没有规定的地方应当比照《保障措施协定》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执行。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加入WTO协议书》第16条中的“国内产业”应当按照《保障措施协定》中“国内产业”的范围进行衡量。

3.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material damage）

这一点与《保障措施协定》中的“严重损害”不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实质损害”，美国的特保利法中对此也没有进行规定。“实质损害”一词来源于《反倾销协定》，我们可以以此进行比较分析。《反倾销协定》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实质损害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规定了在确定损害时应当考虑的几个因素：1，被调查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情况；2，进口产品对进口国市场同类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3，进口产品对进口国内生产同类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来自中国的座椅升降装置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时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其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实质损害或者是指损害威胁的，因此这三点还是有参照意义的。

另外，美国国会曾经指出，“实质损害”与“严重损害”相比是程度较低的一种损害。 至于在确定“实质损害”时所需要考察的具体信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对来自中国的座椅升降装置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时，认为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应当考虑影响产业状况的所有相关经济因素，包括美国“201条款”中的三类广泛的因素，即生产设备闲置、公司无法在合理的利润水平经营和失业或待业，以及其他相关经济数据，例如产量、销售、库存、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率、市场份额、就业、工资、生产力、利润、现金流动、资本支出和研发支出等。单个因素都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而是在相关商业周期和有关产业特定竞争条件的背景下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4.进口快速增加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重要因果关系（the existence of a significant causal link between increasing rapidly imports and material injury）

这一点也与保障措施中的“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要求进口增加是严重损害的最重要因素，这意味着不但进口增加导致了严重损害，而且还要证明其他因素不能引起这种严重损害。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因为主管机关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可是“非归因分析”（non-attribution analysis）从实践操作上来说是很难证明的，这个要求极其严格，同时也使得上诉到保障措施委员会的保障措施案大都取得苞粟的后果，此原则的严格性就略见一斑了。而“重要原因”是指严重的造成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重要性无须等于或大于其他原因。由于该要求实质上并不需要进行“非归因分析”（non-attribution analysis）这一步骤，因此其要求远远低于“真正、实质性因果关系”。这样，如果一个国内产业遭到损害，其中已经得出损害的30%的原因可以归因于进口的快速增长，则这30%的原因就可以被视为“重要原因”。而在严重损害中，进口增加所导致的30%损害肯定不能证明是与严重损害之间存在“真正、实质性的因果关系”。

（2）引起重大贸易转移的行为

这是能够引起特殊保障措施的另外一个独立原因。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的第16条承诺：如一WTO成员认为根据第2款、第3款或第7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者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60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成协议，则请求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和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者限制自中国的进口。

该条有几个要点需要澄清：首先，“根据第2款、第3款或第7款采取的行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采取行动的主体是谁？二是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什么？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第2款、第3款或第7款的规定，这些“采取的行动”及主体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旨在制止或补救发生在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其他WTO成员方的市场扰乱的行为；2，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成员方，为了制止或补救市场扰乱，根据该议定书第3款的规定采取的撤销减让和限制进口的行为；3，准备适用重大贸易转移条款的成员方之外的WTO成员方，根据该议定书第7款的规定采取的临时保障措施。另外一个问题是何为“造成或者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重大贸易转移”。这在我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没有进行具体规定。依据美国关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定，裁定存在重大贸易转移的依据包括：1，根据海关进行监督；2，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实际的或者即将产生的市场份额增长；3，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实际的或者即将产生的进口数量增长；4，有关WTO成员方采取的或者建议采取的行动的性质和程度；5，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该WTO成员方和美国出口的程度；6，采取或者建议采取行动后，对该WTO成员方的出口所发生的实际变化或者即将发生的变化；7，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产品向美国之外的国家实际发生活着即将发生的转移；8，被调查产品进入美国的进口量的循环性或者季节性特点；9，被调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以上几条规定我们可以参照理解引起重大贸易的行为，至于其具体实施情况如何，由于目前尚没有针对贸易转移而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的调查或实际实施案例，针对上述因素所作出的评判还需要先例进行判断。

（二）程序要求

《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关于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程序性规定基本上与《保障措施协定》中的相同，不过有以下几点上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