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4-01-02 17: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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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篇1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每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个人的人生旅途才有远处的灯塔,手中的指明灯和脚下延伸的路以及披荆斩棘的勇气,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又正确人生观的人,能够为大众的利益识大体、顾大局、克己奉公,不会为个人得失而斤斤计较,不会陷入自我中心而难以自拔。能够为崇高的理想,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不被矛盾所困扰,不向挫折屈服,不为冲突而忧虑,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积极努力作出成绩,奉献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大众共享幸福之乐;

3、实际上,树立正确人生观,也是人们的一种信念。在大干世界中,许多事情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信念对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人的健康有着奇特的作用,在人们无能为力时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1.1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作为与私人利益相对比的概念,其定位于社会中所有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公共”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解释为“公众的”、“共同的”,从词义本身出发,公共是相对于个人的,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的抽象概念。对于“公共”的界定,在大陆法系,德国学者洛厚德提出了“地域基础理论”,纽曼提出了“不确定多数人理论”,他们都意在强调“公共”应为“大多数人的”。何谓利益?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1]33。耶律内克认为,利益是一种离不开主体对客体之间所存在某种关系的价值形成,是被主体所获得或肯定的积极的价值[2]。我国当代学者胡建淼、邢益精在考察众多对利益内涵的见解后,认为对利益内涵可达成的一致性为利益是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3],利益的表现,侧重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至此,经过上述分解概念的阐述,可见“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台湾学者陈新民将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归因于公共一词的模糊定义以及对利益价值的固定成型难以把握。

1.2公共利益的相关定义

公共利益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见解。学者余少祥在对西方法哲学中公共利益概念进行解析时,简单梳理了西方法哲学论著中对公共利益定义的五种主流观点,分别是“不存在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公民全体利益说”、“多数人利益说”以及“目的性价值说”[4]。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英国人边沁在理解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将公共利益界定为某种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5]。社会中个体利益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6]。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借助了文明的概念,认为对于文明事业的追求使个人能够过幸福满意的生活,以此吸引个人做出贡献,而实现这种文明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条件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为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6]。李昌麒教授将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包含范围与时间的“广大”。从范围上来讲,又分为全国性与地区性的,以特定法律、法规适用的区域界定其外延。从时间上来讲,此种广大涵括了在地球上生活的当代人与未来的人们[7]。学者冯宪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产生的新型利益形态,是社会公众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企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需求[8]。综上可知,虽然公共利益作为一个不确定性概念难以对其进行十分清晰地界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经过总结归纳仍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共识:第一,公共利益受众对象与内容的普遍性,虽然存在着整体、个人总和或者多数人的争议,但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必定有其广泛的承受对象。第二,公共利益是可变的或者动态的。因为随着时间、环境等的变化,人们现实的需求、愿望也会变化,变化的视角会使得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无法固定。第三,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或社会价值性。这种利益应为广泛的受众对象所认可,保证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享有社会发展进步所取得的成果。

2经济法与公共利益

对于公共利益的研究,我国主要集中在宪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层面进行探讨。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公共利益是频繁出现的法律概念。在法律文本中,“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些概念都与“公共利益”相近似。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在经济法领域中学者们也将其一并使用,因此,本文将这些作为同一概念。但它区别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有什么关系?公共利益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又是什么?探析这些问题对于把握经济法公共利益及其识别标准具有基础性作用。

2.1经济法中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

2.1.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是一种以独占性或者非共享性为特征的利益形态,但任何一种个人利益的实现,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在社会交往中,个体若想在共同生活中获取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条件,则需对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事务”进行认知与认同。由此产生了“公共需要”,其能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而这种公共需要的满足就是公共利益[9]。因此,个人利益的互动是公共利益出现的契机。社会利益寓于个人利益之中,而个人利益则彰显着社会利益的要求,是社会利益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利益表达,同时受到社会利益的约束[10]。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并不是一种简单存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强度。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二者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公共利益又制约着个人利益,有时在二者的冲突中,公共利益可能压制个人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但各种利益形态的冲突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相反,正是因为对利益的重要性的估量,使得实现保障公共利益,最终保护个人利益。比如在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环境权等普遍的公共利益时,最终受益者也是个人。

2.1.2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独立于公共利益的利益形态。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利益一般是指基于国家权力、或领土而产生的利益,国家利益的内容是有限的,因此与公共利益不能等同[4]。国家利益与国家紧密联系,侧重于政治性;而公共利益的利益主体为不特定的公众,侧重于社会性。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家利益出发会有碍于公共利益。但也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讲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关乎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定情形下会出现重合,比如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加强社会保障等。

2.2公共利益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思想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经济法所立足的理念基点与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是经济法所定位的保护目标与中心指引[11]。江帆认为,公共利益原则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对特定人格进行限定与保护,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社会的安全和效率[12]。传统民商法始终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其实质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行政法则以国家为本位,着重保护国家利益。二者虽然也承担着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但都未能提供直接的保护。学者冯宪芬认为,经济法正是由于出现了既有法律部门所不能调整的新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后,为了满足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产生的新的法律部门,因此,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历史使命[13]49。笔者认为,在经济法中,公共利益是经济法予以保护的首要利益目标和优先考量对象,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公共利益这一范畴将干预者与个体相结合,以这种利益形成的诉求,带动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出发点,在经济法中占据根基地位。

3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3.1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

李昌麒、陈治认为,公共利益来源于主体间利益的协调,为不确定的多数个体所享有,其与个人利益的边界是变动的。在公共利益的考辨中形成的逻辑关联为:国家以社会利益为价值追求,是对社会成员满足其自身具体、现实的利益需要的回应,在规则之外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因素等介入经济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公共利益形成于市场自身发展、社会群体理性判断、社会群体总结经验、社会权威干预等[14]。公共利益由经济法保障,有着自己独立的法律诉求。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特征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社会共享性和经济性、生成价值的社会合理性、确认的程序正当性。经济法的本质与公共利益的特征决定了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实质正义和社会性责任[13]64–72。笔者认为,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经济法公共利益界定上稍有分歧,但通过对比上述公共利益的表述可知,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都被作为基本价值诉求,以满足广泛的社会成员的正当的现实利益为目标。而且,由于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特性使得学者们选择的界定方式和标准相似,都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着手把握经济法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

3.2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如前文所述,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现阶段公共利益理念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实施贯彻不尽人意。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公共利益被滥用,各种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个人利益的现象层见叠出;而且,公共利益的功能和作用被虚化,比如社会公众的环境污染难以得到救济,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难以纳入司法保护之中等。由此可知,经济法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过程中遭到阻碍,制约公共利益发挥基础作用的各种因素不断出现。所以,识别公共利益,即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内涵,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刻不容缓。

3.2.1实体标准

(1)以价值判断求解公共利益。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等进行把握,是一个价值选择或者价值判断的过程,即诉诸公共利益的观念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和取舍。而在这个判断过程中,需要明确判断、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标准。李昌麒、陈治认定,判断的主体是作为外力介入的干预者,包括立法层面利益平衡状态的梳理及执法与司法层面的个案衡平;判断的标准即依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它们各自的分量,进而作出选择抑或放弃利益的不同抉择。通过李昌麒、陈治的阐述,可将识别公共利益的价值准则归纳为: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条件,依据特定时空条件所呈现出的利益要求的缓急轻重之不同程度作出符合这一特定条件的利益判断;价值序列或利益层次,通过利益之质量或利益之相对标准将不同主体的利益满足程度置于不同层次,进而判断不同的利益取向;价值准则的多元化,其主要为效率和公平,通过价值标准间的协调(选择优先考虑的价值标准),实现利益主张衡平进而决定社会利益具体内容;价值准则的相对性,让法律制度中的价值得以恢复其原本具有的可争辩性,整合相互重叠或彼此冲突的人的预期或期望;价值准则的开放性,通过法律实施持续充实价值准则的内容,以此保证价值准则适用且合理[14]。(2)以“类型化”方式识别公共利益。价值选择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寻求价值共识遭遇现实困难,因此学者们转向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他们认为公共利益类型化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有利于指导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也正如有学者所称,一个先验的公共利益概念是不存在的,一切只能依靠立法者的“创制”。立法者是以概括的“价值观念”予以立法,从而提供识别公共利益的路径。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境外的立法例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以美国、法国等国为代表的概括式,即仅在立法中概括规定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列举式,即详细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三是以台湾为代表的折衷式,即一方面对公共利益做出概括性规定,另一方面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15]。笔者赞同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折衷式。因为,列举式虽然有利于把握,但其不能穷尽所有的公共利益;简单概括式的实质意义是“兜底”,其作用是弥补列举的不足,同时增加法律规定的弹性。将二者相结合,能够在完善公共利益类型的同时,满足公共利益的动态性。

3.2.2程序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实体标准识别一项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是比较复杂且难以驾驭的,有时可能没有绝对最优的答案。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会牵涉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公私间的适度分割与协作,此外还会关系到政府系统内部的分权与纠纷解决机制等。由此可知,从实体上判断的复杂性和其本身的相对性,使其需要程序机制进行弥补。我们需要一种程序系统,当公共利益的主张对私人实体利益进行限制与克减时,适用该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与克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6]。人们在程序问题上达成共识是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的良好方式,这样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1)以事前审查程序识别公共利益。认定公共利益是一个利益诉求者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重点是让程序参与者能进行充分沟通,使得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与代言人在其法定权限内真实地、全面地、公正地认定公共利益。有学者提议可以借鉴美国和法国的做法,设置一个能够捍卫和保障代表的议事机构。笔者赞同这个建议。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必须以科学的调研和论证为基础,同时可以委托独立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一起完成调查程序,初步确认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范围和目的。在初步认定程序结束后,为了保证利益诉求者的参与和程序的公开透明,应增加通知程序、完善异议程序和听证程序,听取和征求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如采用网络、媒体、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17],以此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这样的决策过程,有助于保证最终获得民主、科学和正当的决策结果。如果不符合事前审查程序,则不符合经济法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也就不能认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2)以事后司法救济程序识别公共利益。除了建立事前审查程序识别公共利益,完善事后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对公共利益进行程序控制时,要始终坚持公平补偿原则与事后权利救济原则,特别是在公众意见较为集中、民怨较为突出的公共领域,如土地征收。在现代法治国家,我们需要司法权力作为第三方,最终在法律上解释公共利益,否则,公权力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必然会在对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上陷入无止境的争论,而个人往往又会因其弱者地位而身陷不利境地[16]。笔者认为,我国应加强公共利益认定的最终司法审查机制,充分保障权利人的救济权利和公共利益的目的合法性。当社会公众对公共利益目的有异议时,司法救济机制能够赋予其法律上的救济权利,如申诉权、补偿权、诉讼权,由此在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的同时,也能为公共利益的识别提供有力支持。在司法救济程序中,可以针对受益人的范围及利益得失作综合分析,认定是否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现实利益或愿望,最终认定和维护一种可确定的公共利益,这对虚化公共利益的现象起着克减或限制的重要作用。

4结语

篇3

对于社会关系,经济法既以限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一定的限制,又以引导和激励性的手段,为经济市场指明发展的方向,并在经济效益上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对于破坏市场运行的元素,需要进行裁制、规范或救济,以促使这些“危险元素”朝着社会总体利益的需求发展。就实际而言,其具体的调整手段有:(1)促进性规范。在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调整下,以激励或存进的法律规范,来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2)保护性规范。在法律的规范条件下,对非法的行为作出否定的裁定,并给予相关的规范处理,诸如制裁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3)矫正性规范。在法律规范的允许条件下,对相关社会行为关系进行维护或恢复,并在评价中给予否定和法律规范处理。

2.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分析

2.1市场调节机制存在缺陷。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是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以经济运行规律来对经济的供求关系进行均衡,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且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伴随着供求机制、税收机制、竞争机制等内容。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优越性:一是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市场处于变动的形态,可以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整,且在变动的价格下形成社会约束,就社会资源的配置,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需求矛盾,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二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传递性,市场价格的波动等信息可以及时反馈市场,以帮助市场主体对于市场现状的认识;三是基于市场竞争机制下压力,促使社会生产主体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这样可与有效的提升社会的管理效力。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经济表现出趋利性和盲目性,滋生了市场滋生体制上的缺陷。就实际情况而言,主要表现于:(1)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滋生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矛盾。并基于个人利益的广泛性和逐利性,这就促使了个人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性。对于该方面,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往往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损害;(2)出现一定程度的目标偏差。在自身条件的限制下,且缺乏经济决策主体的融入,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的目标出现偏差,极易出现片面的利益追求而偏离了实际的经济现状;(3)市场调节机制表现出盲目性,也就是在运行中缺乏针对性和有序性,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无序性。对于表现出的无序情形,其很大程度上基于市场主体利益的复杂化,诸如私人利益的专有性、排他性等;(4)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对于供需调节存在问题,对于事先的调节元素往往是事后调节的方式,这就与快速发展的社会是不协调的。并且是市场调节作用不是瞬间或直接的形式表现,而是以曲折的方式折射而来,这就形成了时滞性。

2.2市场条件与环境的破坏。关于市场运行的关键在于对市场条件与环境的依赖,良好的环境和完备的市场条件都是其正常运行的基础。但在该市场经济的运行之下,其依赖的元素往往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遭到破坏。就实际而言,破坏因素主要来自:(1)外界因素以不正当的方式强行介入;(2)内部各要素不完善,存在市场主体有违规行为的出现。且行政权力的介入不当,以及计划经济思想的左右,使得外部影响因素可以作用于市场体制。与其他手段相比而言,行政手段具有直接性与便捷性的特点,其相关命令的执行在于各关系的和谐。与此,行政手段又多以政策的方式出现,对市场体制进行干预;而与其他法律比较而言,政策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抽象与笼统性,在实际的执行操作中带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所以不能像法律一项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行政手段不具备相关的约束或责任条款,无法对政策的发起者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力,于是就滋生了权力泛滥的问题。所以,需要依托于法律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一定的约束与规范,这样才能构建和谐而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一直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建国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具体而言有:计划经济模式为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框定了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社会元素的利益矛盾进行调节,实现了较为良性的分配。不过,该经济模式也存在较大的不足:(1)主观意识过重;政府意志过多,出现严重的政府政绩的追求,出现了式的经济发展错误;调节手段与方式过于僵化,政府的行政权力构成了直接控制效力;(2)国家调节过于滞后缓慢,出现较为严重的调节错误。这主要源于国家在调节依据上缺乏真实且及时的信息,出现了决策力度与市场相脱节。

3.经济法的作用及价值取向

3.1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在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强化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在价值取向上,经济法有别于其他法律,其不同于行政法,也有别于民法,其旨在追求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均衡点,并于此强化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政府对社会经济或偶的那个进行干预,是为了更好地避免经济危机,以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好发展。同时,政府的经济干预不能单一的以法律形式出现,而以指令的方式出现更具有约束与指导力度。所以,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主要是:(1)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2)就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克服;(3)政府的干预应该是适度的、合理的、安全的、有效的。

3.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经济法首先在于公民公平意识的弥补。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社会关系复杂化,彼此间的依存性加剧,于是从整体性落实好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法在商法上弥补了人们的观念不足。在社会经济环境下,商人作为市场的主体,于是协调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均衡好两者的利益,并以此老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经济法还在国家利益上进行了弥补,尤其是行政法是规范行政干预与执行的重要表现。

4.结语

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负面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0118―04

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实现国家或社会的某种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等方面的导向,使其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作出符合设定目标的选择并对偏离设定目标的倾向进行纠正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就是要形成社会共识,实现普遍的社会认同,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我国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理论导向功能、思想导向功能、行为导向功能、利益导向功能的发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对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必须对其存在的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理论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导向功能,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科学理论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的功能。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是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导向功能,实质上就是运用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人、引导人,使受教育者通过对科学理论的认同实现政治认同,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导向功能欠缺,其对社会稳定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源于对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理解不科学。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当成教条。认为既然是科学理论,那么著作中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是科学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和照办。于是,用著作中的具体理论观点裁决我们的社会现实。与之相符,就认为这是坚持;与之不符,就认为这是违背了。其二,认为过时了。其认为,理论既然来自实践,是时代的产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失去了原有的科学性,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否定的观点对待。其三,把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割裂开来。其认为,由于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具体内容和理论观点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正是由于教育者对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解,在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导向的时候产生误导。这必然会导致受教育者在对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理解上产生偏见。其结果,由于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影响了人们对党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理解及贯彻执行。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理论根源。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没有搞清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为消除理论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促进社会稳定中的理论导向作用,必须做到四个明确。其一,明确坚持的重要性。“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离开了的指导,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其二,明确坚持并不等于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著作中,有很多结论都是科学的,但这些结论只是指出了总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一般的原则,没有也不可能对一切具体问题都作出具体科学的回答。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其中有些结论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些结论则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提出的、至今也不能实现的设想。因而,如果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为纲领,我们就会因脱离实际而发生失误。其三,明确坚持关键是坚持基本原理。“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其四,明确坚持是坚持发展着的。中国化,就是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对的坚持,又是对的丰富和发展。当前我们坚持,就是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只有在这四个明确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导向功能的作用才能有效发挥,从而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思想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导向功能,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正确的思想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的功能。这是实现思想稳定的重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想导向,使人们在统一的思想基础上形成最基本、最必要的共识,从而通过实现思想稳定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导向功能欠缺,其对社会稳定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导向虚化,影响社会稳定。这又突出表现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导向流于形式。无论是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还是奋斗目标导向,其认为太空洞、太抽象,不知道从哪里抓起,也不知道抓什么,因而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方面,即使是做了一些工作,也只是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走走过场而已,存在着“四多四少”和“三重三轻”现象。“四多四少”指:布置任务多,督促检查少;一般号召多,具体要求少;会上强调多,会下做个别工作少;批评、处理多,启发帮助少。“三重三轻”指:重处理日常具体事务,轻思想交谈;重教育者的主观愿望,轻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重教育者主体性,轻受教育者主体性。其结果,受教育者在理想信念、思想道德、奋斗目标等方面存在哪些思想问题,教育者知之甚少,即使有所了解也是听之任之。这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问题越积越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其二,思想导向异化,影响社会稳定。其突出表现为,用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导向。例如:以鼓励实现个人价值取想信念教育,以倡导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取代奉献精神教育,以鼓励业务能力的提高取代全面发展教育。其结果,导致了受教育者人生观、价值观错 位,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究其原因,一是对正确思想导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正确的思想导向缺少必要的监管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为消除思想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应从两个方面人手。其一,充分认识正确的思想导向对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思想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在我国现实中,思想稳定首先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使人们按照其提供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范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而在统一的思想基础上把人们有效地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思想上的稳定,是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稳定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思想导向实现的,是其思想导向功能的最终体现。这是充分发挥正确思想导向功能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其二,建立健全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正确思想导向的监管制度。一是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制定定期思想导向规划制度,二是从本单位思想实际出发,制定所属人员思想状况分析制度和思想导向实施制度,三是制定思想导向实效检查制度和奖惩制度。

三、行为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功能,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良好的行为标准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行为导向,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社会现实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功能欠缺,其对社会稳定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自律行为导向弱化,影响社会稳定。自律行为导向主要是通过社会公德行为导向、职业道德行为导向和家庭美德行为导向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三个方面的自律行为导向都有欠缺,存在着“四没有”想象。“四没有”指:没有明确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要求,没有检查落实,没有奖惩制度。这就使得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律行为导向演变为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领导的自发行为导向。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律行为导向,致使社会公德行为、职业道德行为、家庭美德行为在一些人身上产生了异化现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其二,他律行为导向弱化,影响社会稳定。他律行为导向主要是通过法制行为导向和规章制度行为导向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两个方面的他律行为导向都有欠缺,存在着“四缺少”现象。“四缺少”指:缺少统一规划,缺少实施办法,缺少启示教育和警示教育,缺少监督检查。这就使得法制行为导向和规章制度行为导向的硬约束演变为软约束。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他律行为导向,致使违纪违规现象普遍存在,治安案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据统计,治安案件1986年为112万起,2004年为665万起,年均增加30.7万起;刑事犯罪案件1986年为54.7万起,2004年为472万起,年均增加23.2万起。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究其原因,一是对行为导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行为导向缺少必要的监管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为消除行为导向功能欠缺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充分认识行为导向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社会稳定需要人们的行为来支撑。当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时候,它便会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力量。人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社会秩序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标志。”良好的行为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为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充分发挥行为导向功能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其二,建立健全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为导向的监管制度。一是制定行为状况定期分析制度,二是制定自律行为导向和他律行为导向的实效检查制度和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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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两者在调整的范围方面有着相互交叉之处,但是其交叉之处有着一定的区别。无论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服务。但是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两者的服务方向不同,民商法着重强调与个人的利益和权益的重要性,而经济法则主要是从国家的宏观角度上对个人经济资源进行分配和处理,换句话说,经济法只是民商法的一部分,即不再单独侧重于个人利益,而强调因为个人利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伤害。第二,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二者的真正走向是相同的。虽然从表面来看,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受益对象并不相同,然而实际上,民商法侧重于个人利益,经济法则相对要更为重视公众利益,两者的最后受益对象都是普通公民,保障的都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处于弱者的对象。第三,两者在作用职能上有互补之处的存在。民商法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调节力度,以个人的资源配置和额度分配为基准进行调控;而经济法则注重于国家的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属于国家对于市场的自主调节。这两只手的共同调控和配合下,促使我国经济又快又稳定的发展。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

第一,民商法和经济法对于意思自治的管理观念不同。民商法侧重于意识自治,即要求以个人的意愿在法律法规的配合下,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时,个人对于是否运用民商法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决定权,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因此民商法是注重于意识自治的;经济法侧重于限制意识自治的,即以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下进行利益的取舍,他并非关注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在整体国家大局的考虑范畴下进行公共利益的维护。个人的利益在某些时刻为了大局甚至是可以牺牲的。而经济法的本质就在于对于部分扩张过度的经济利益进行调度和限制。第二,民商法和经济法强调的保护个体存在差异。民商法作为一个让所有公民受益的法律,强调的是保护市场在内所有的公民的利益,对于不同地位和不同身份的市场公民提供相同的法律保障和保护,它不区别于市场上的主体和次体关系,也不区别市场个体之间的人格差别,对于所有精神正常的个体都给予充分的自助维护权益的权力;经济法则强调保护部分市场主体,充分考虑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个体之间身份和权益的不同,从而对其中的弱势群体发挥出更为精准、更为有利的保护,限制部分个体的过度经济扩张和发展,以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第三,民商法和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区别。民商法是针对于人民大众的法律,是个体权益的实际体现,换言之,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民商法在根本上都有着一定的相似度,同时,在各个国家之间民商法互相借鉴的现象也是极为常见的。但是经济法则大不相同,它往往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有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同样的,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经济法往往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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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信息权;保护;限制;公共行政领城

【作者简介】徐菂,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58-04

行政机构,作为个人信息最大持有者,在为公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其实也对公民个人的信息权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本文也将从行政法的视野切入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权的保护问题。

一、行政信息的公开制度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

(一)公民行政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冲突

行政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行政程序法是构成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实施,填补了我国在行政信息方面法律的空白,推动了政府事务的公开、透明。为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信息公开对现代社会的公众而言,是现代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行政法治的重要内容。“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在许多情况下,对政府机关而言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某些情形下,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构建这两个制度的基础权利不同。

一般认为。保护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重点。因而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就成为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基础。“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而活动,光明磊落,而历史经验却证明,保密越多的政府,其行败也越多,反而是受到公众监督的政府才会较好。”为了更好的监督政府,公众必须了解行政信息。这里所指行政知情权具体指的是国家应尽其最大努力来使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得到保障,特别是获悉政务信息的权利。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重点保护的是个人信息权,因而它的权利基础则应是个人信息权。从个人信息权中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支配权或者控制权,强调的是个人对其自身信息的主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质是在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赋予公民对个人信息传播的控制权。”随着社会管理的需要,更多的个人信息成为了行政信息。在个人信息这种特殊的权利载体上,便会同时承载两种不同的权利。一般情况下,两种权利可以兼容,但难免有时发生激烈的冲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行政机关在促进政府管理的透明化的过程中,可能侵害到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隐私权。”当一些公民希望获取某些行政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又是他人的个人信息且不愿其被公开时。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之间就出现了冲突。而这种冲突,实际就是行政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之间的冲突。

(二)公民行政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保护之间的协调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有所不同,但两者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范的重要部分,便是行政机关所持有的个人信息。要协调好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就必须要处理好权利背后所蕴含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所以,引用公共利益衡量法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失为一种进路。随着公民参政议政的程度日益增加,公民知情权所体现的更多是公益性,它要求整个社会更加公开透明。而个人信息权则具有个人性,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利益。利益衡量法就是通过对两种利益的评估和权衡,选择价值更高的利益。虽然,相较个人信息权,知情权代表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体现出更高的利益价值,但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对个人信息权的漠视。具体还是要根据个案来考量。公共利益毕竟是个较难界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也不同。我们只能根据具体实际的情况去判断。而不是绝对地承认公共利益的优先。因此,当个人信息权与知情权发生冲突时。应依据具体个案来分析公共利益和个人信息之上的个人利益所受到的损害,将二者进行比较与衡量,当保护前者利益较大时应对公民的知情权予以承认,当保护后者所获利益较大时则应对个人信息权予以尊重。如果个人信息牵涉到了公共利益,就必然会限制或公开该项个人信息,而如果公开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并无关联时,或者只是满足个人所需,则应当对该项个人信息予以保护。

二、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界限

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不例外,也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这一限制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

(一)公共利益的限制

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即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但在信息的利用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难免产生冲突。此时,对个人信息权的保障就必然会受到限制,“因为归根结底公共利益还是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的,如果无法确保公共利益,那么个人利益也就不能真正获得长久的保障,因此当两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的退让就是在情理之中。”但事实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件困难而需谨慎的事。或许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因此,为了避免让公共利益成为侵害个人利益的借口,在界定公共利益时还是应当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的考量。

在个人信息使用的领域中对个人信息权的限制,往往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国家的安全是保障个人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基于国家利益对个人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是合理的。但借由国家安全之名,在政治上镇压异己、控制言论自由,历史上也曾出现。我们不否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也要防止其被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国家安全予以界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既要考虑到人民所遭受危险的程度与可能性,也要认识到国家所处的境况。不能仅由少数人或个别的当权者来认定。尤其是应将国内可能受影响的程度来作为对国家安全判断的依据。只有在明确国家安全的危害且重大的情况下。才足以构成限制个人权利的理由。对于公共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其中,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关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与公众有密切的联系。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必然要涉及通过法律的实施和对犯罪的惩罚来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国家在处置犯罪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某些个人利益。当然,总体而言,为了避免个人行为损害其他人多数人的利益,基于公共安全而对个人权利做出适当的限制也是合理的。不过此举虽必要,但不能无节制,必须要设立相应的限制条件,才能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对于以公共安全为理由来限制个人权利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则是以‘特殊需要’为其为正当性的基础。政府为了保证公共安全的需要,必须认定限制的对象与所保障的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危害关联。例如安检的对象须是在特定的场合且针对特定的人。特别是事前有证据显示为可疑者,而不是不负任何条件的地对所有一般人或无关者实施,以免对个人权利造成过度的侵害。”

(二)他人合法权益的限制

当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在行使时,也难免会与他人的合法权益之间产生冲突。有时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会妨碍他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损害到他人利益,具有涉他性,因此对其保障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发生冲突的两种权利中。我们如何进行正确地抉择,如果我们为保护比较重要的权利而牺牲那个比较次要的,那么就存在削弱权利的观念,相反,如果放弃保护两者之间较为重要的权利,就会导致权利观念遭到削弱或贬损。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有理由可以确定对立中有一方的权利更为重要的话,那么就有理由限制另一方的权利。”尽管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限制,但是当两者利益之间产生冲突时。仍要考虑各自利益的内容、限制的合理性与保障的必要性等各种因素予以权衡。

(三)经得信息主体的允诺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的同时,消除信息自身流动的阻碍也不容忽视。但这种消除要以取得信息主体的允诺或者同意作为其必要的条件。另外。做出同意表示的信息主体应该是对其个人信息的使用是有所认知的。他本人应明知本人信息的用途、目的以及可能的救济方式等。如果信息处理主体的行为超出了本人同意的范围及认知水平则可认定为侵权。

三、行政机关合理利用个人信息的边界

(一)行政机关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

1.行政机关超职权收集个人信息行为

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在相应的法定的程序约束下依据管理的需求,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收集相应的个人信息。随着政府干预的社会领域的扩大和公共权力的扩展,行政机关常凭借强大行政权力,以信息公开和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为由,不加区分的大量收集个人信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今天的政府已经完全有能力集中各方面的信息,为公民编出如百科全书般的档案材料时,那么个人自由与隐私将承受巨大的风险。

2.行政机关超出特定目的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行政机关在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必须有合法的、特定的使用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贯穿整个个人信息处理的始终。如果目的需要变更,必须有法律依据或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且不得超过与变更前的使用目的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合理范围。只有严格规定为特定目的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才能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公民的信息权利。倘若行政机关在收集信息前没有合法的特定的目的来确定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明确个人信息处理和利用的目的,或者事后目的变更没有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都构成对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的侵害。

3.行政机关因监管不善导致泄露或者毁损个人信息的行为

行政机关对于因其行政职权行为而收集到的大量个人信息。有义务妥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储存和使用。特别是就政府部门而言,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然而,对不公开信息的具体范围,并没做出相应明确细致的规定,所以,难免在公开政府信息的同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大量的个人信息被储存在相关的政府网站,从而成为个人信息的集散地,由于管理上的掉以轻心以及技术层面的漏洞,可能致使众多个人信息不法之徒所窃取。甚至是为了某些部门利益而向商业信息需求的第三方大开方便之门,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4.行政机关基于错误的个人信息做出与公民权利相关的行政行为

相对于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行政机关有义务保证个人信息在其利用的范围内内容的正确性和不断更新。个人信息被数据化处理相当于信息本人形象的重塑,信息内容的正确,才能确保被重塑的信息本人与实际形象相符。但如果数据内容不正确或者过时的话,便是对信息本人形象的一种扭曲。许多公共行政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已成为一种必然,如果相关的行政机关不能及时的更新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误导获取该信息的其他行政机关,并致使其做出错误的行政决定。

(二)对行政机关合理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

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世界各国也规定利用个人信息的各种基本原则,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对保护个人信息法律价值的趋向也不同。虽然没有相同的文本再现,但是体现了其中一些公共的基本精神。

第一是依法行政原则。按照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任何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做出。不论是基于行政管理还是服务行政的需要,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这里的法律包括现行的各种法律规章,这些是行政机关行为的依据。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最基础的一项原则,既是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

第二是合理性原则。行政机关在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必须符合一定的合理限度。这里所谈到的合理,是指基于正常人的对于某一事物的一般认识,不带有任何有意识的偏见,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各种违法行为无法穷尽,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法律的漏洞来侵害个人权利,对其进行合理性的限制也是为了弥补合法性原则的不足。具体到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我们必须对行政机关在收集个人程度做出数量、类型、比例限制,以达到其利用目的为限,不可超过实现这个目的而全面大量的收集个人信息。

第三是目的特定原则。行政机关在收集、处理、利用个人信息的时候必须要符合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必须合理并且特定是明确的。特定是指对个人信息做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贯穿这一整个过程的,不能以与该特定目的不相符的方式使用。即使是与该目的相关,也不能超出一定合理范围;当目的达到或者变更,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即告终止。除非行政机关具有法律的依据,或者取得信息主体的允诺,否则就是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侵犯。

第四是信息准确原则。行政机关对于手中持有的个人信息在特定目的的范围内应尽量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最新性。公民基于合理的目的对个人信息的查询。更正,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予以拒绝。

第五是信息安全原则。行政机关应保证保管个人信息的设备的安全。同时,在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中予以加密,防止在信息的保管期间遭到窃取、非法访问或者篡改。在披露使用信息方面,除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用于特定的目的之外,行政机关不得将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给任何机构和个人。

(三)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行政救济途径

“救济应走在权利之前,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这句流传在民间的谚语说明了救济对于权利的重要性。法治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对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予以法律上补救,这就是行政救济。以行政法的视角来探究对个人信息行政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就应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

1.行政复议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极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权力行使者只会在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下来。”由于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的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加之行政复议的成本较低,又很简便,理应成为行政救济途径中的首选。信息主体认为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具体的行政行为中有违法行为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在关于行政复议是否前置的问题中。笔者认为理应采用选择型。这样可以给信息主体更为自由的选择。而在信息主体的权利救济途中,究竟是选择司法外部救济还是行政内部救济,还是应将哪种方式对维护信息主体的权益更为有效作为判断的基本标准。

2.行政诉讼

司法是遏制与约束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的最有效的力量。个人信息权除了受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外,在公共行政领域还应接受行政法的调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列举规定了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尚未纳入其中。法条中列举型的规定方式显然已不能涵盖当前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形势,我们理应突破现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通过必要的司法解释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允许就个人信息权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提讼,从而实现对受到公权力侵害的个人信息权的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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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总体来看,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阐述。

第一,学生的国家忠诚意识较强。大部分学生具有“有国才有家”的思想意识,不宣扬有损于国家的利益的语言,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二,志愿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学生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志愿者服务工作,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高。在当前竞争激励的社会,为了能在毕业后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好地实现就业与择业,学生更需要关注一些社会事务以及公共事务情况。

二、存在问题

1.个人方面

第一,在理想信念方面比较重物质轻信念。有些学生容易受到一些金钱或物质上的诱惑,并因此动摇了信念,认为加入传销组织就能“一夜暴富”。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参与大学生网贷,若还不上借款甚至走上裸贷、退学、跳楼等道路。

第二,在价值观方面,重个人利益轻社会利益。当代高职院校学生为独生子女居多,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而养成重个人利益的习惯,不愿参加集体生活,对社会公益活动更是“事不P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第三,在知行合一方面,知行脱节。诚信缺失,言而无信,欺骗家长、老师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笔者所带班级当中就曾有一学生以生病、或家里有急事为由欺骗老师,获得批假。

2.社会方面

第一,强国富民意识薄弱。许多学生认为当前国家处于和谐社会,生活有所保障,没有为国家的发展做过多的思考。

第二,家庭责任意识薄弱。目前学生年纪较小,“众星捧月”的家庭居多,孩子从小到大不需要负任何的家庭责任,大小事情均由父母包办。例如,有的学生将换洗的衣服堆积到周末时再拿回家里给父母帮洗等现象屡见不鲜。

三、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原因

1.社会原因

当前社会,有一些不良的风气直接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例如,老人跌倒了到底扶不扶?还有某地方出现捞尸体费用过高,演艺工作者收入比科研工作者高等社会现象,导致学生们变得比较浮躁。

2.个人原因

一是有的学生沉迷网络,课堂、餐桌、床上均离不开手机,甚至有的人得了“手机病”,成为“低头族”,久而久之,不问世事的现象也日渐增多。

二是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的缺失。许多高职院校重文化、重技能、轻政治教育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学校为了避免麻烦,不支持学生从事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从而忽视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原因为,普遍家庭存在重成绩轻思政教育现象,对于责任意识教育更是不管不顾。孩子只需考取高分,入得名校就读,逐渐培养成“埋头苦读,不问世事”的人。

四、加强当代高职学校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方法

1.个人培养方面

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应从小抓起,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普及社会责任相关知识,例如让孩子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从小学开始增加一些社会责任课程等,让孩子从小就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2.学校教育方面

高职院校应重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可以开设与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相关的必修课程,在校园内张贴如何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等相关标语,以此来宣扬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3.学校与家庭教育互动方面

以学校教育为主,联合家庭、社会为一体的责任意识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学生在责任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如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到敬老院探望老人,帮助残疾人员。鼓励一些毕业的高职院校学生到西部贫困山村进行支教帮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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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的道义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实践证明,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疑结意志和力量、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地去化解矛盾、消除冲突。因此,从伦理学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乃是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通过道德的认同和行为选择的协调而形成的一种有利于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的社会良好的道德关系和精神氛围。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公平、公正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现实表明,由于一些不公造成了人们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使之成为牵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摩擦和冲突有不少并不仅仅是由财富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不公平感所致。显然,财富分配的不公和人们的不公平感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内含着诸如文化、心理、传统、习惯等复杂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它主要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意识。事实上,人们的公平、公正的要求和效率意识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社会调控和主体意识之间的不和谐,而在今天的经济转型期,这种不和谐又常常表现为人们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不落人下风,平等地获得谋取物质利益的条件和机会,把凡是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观念和行为都看成是公平、公正的,反之则视为不公;另一方面又希望改革发展的机遇能格外地垂青于自己,希望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能够独享资源、政策等多方面的优惠,能够享受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而不愿意承担其中的风险,目的就是使经济效益在自身获得最大化,否则不公平感便油然而生。这表明,人们的公平、公正的要求和效率意识的矛盾反映出一个问题:在对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与失衡。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以调节人们的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经济关系、阶级基础不同,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取舍和处理,形成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方针,社会主义道德则是以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实现其和谐一致的发展为价值方针和价值目标的。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无疑可以为促进我国社会当前公平、公正和效率之间矛盾的化解,提供道义基础和价值导向。

当然,应该看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经济转型时期,现代化的发展冲破了传统社会那种人的生存空间狭小、职业划分简单、社会结构单一和人们的社会身份稳定的状况。与此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取向也日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把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行为的多维道德取向整合起来,使其得到合理的调适,最终能够在整体上不偏离正确的轨道,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直面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适应这种新情况、面对这些新问题,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道义支撑和精神纽带。事实上,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史上一切合理的、健康的、有利于人的发展和精神完善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与升华,它始终是以事实和价值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为立足点的。如果说和谐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要求的话,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总的目标指向。我们应该从这一现实的目标指向来思考和改善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具体说来,在经济转型时期,我们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为总体坐标来思考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并由此出发,对于一些长期积郁在人们心头的伦理困惑和道德疑难,作出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新的诠释,并引导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吸纳西方发达国家在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中的积极成果,使之能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构成因素。以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集体主义为例,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所肯定的“合理地理解个人则是道德的基础”这一论断,那么我们在宣传和贯彻集体主义原则所要求的集体利益优先的时候,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消解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然而“个人利益不是一个道德诫律,而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作为一个科学的事实,个人利益是无所谓善恶的。而人们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又总是以他的个人利益的获得为其最初的动因的,它们也必然要指向某一社会对象,涉及到社会中的人和事,形成某种利益关系结构,这时就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对其追问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在什么别的地方而只能在是否损害他人或社会集体利益中去求解。可见,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要充分地发挥它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的应有功能,也只有在它能够使人们的个人利益和他人或社会利益成为互赢互促、获得统一的道义保证中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努力在实践中去探索实现这两者间的互赢互促的条件、机制、途径和方法,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什么是行为的“不应当”的抽象的宣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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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作用和地位;分析研究;作用探讨;措施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138-01

伴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使得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对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研究的并不透彻,本文主要结合实践,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开展了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的提升对于公共管理的认识,促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公共管理的内涵分析

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出现以来,在学术界关于公共管理的界定一直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哪一种看法,公共管理主要是指公共管理着为了有效的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方法,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作为主要形式,对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社会事务开展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各种管理活动。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成员不同的个人利益而产生和抽象出来的,有着较为普遍的社会性和共享性。众所周知个体的利益是十分现实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也就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真切切的。另外个人利益也是有着一定差异性的,公共利益很难弥补这种差异性,有时候还会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造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总和,而是要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目标。因此公共管理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体的实际需求。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分析

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地位,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保障自身权利能够比较平稳的运行,时刻牢记自身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不能因为开展公共管理而过度的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工作中通过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以此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来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首先要转变政府自身的职能,解决以往的历史遗留问题

伴随着政企公开改革的进一步的深入,政府的管理也从微观的细节方面的管理转变为宏光方面方向上面的管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公权来有效的解决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的问题,以此来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另外政府在开展公共管理的活动中也应该对国有资产进行科学的规划,改变以往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不清楚,资产条块不清等一些遗留问题,以此来实现国有企业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

2.其次对社会秩序进行规范,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政府掌握着国家公权力,在公共管理中处在―个比较强势的地位。在实践过程中,作为社会活动的维护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有义务也有必要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用自身的权利从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经济方面为地方的老板姓提供更好的华宁,以此来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一些政府对于自身的职责认识不够明确

一些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没有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重要职责。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对于权利的不当使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还会寻找制度的空隙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相对的,作为政府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服务于群众的利益,为群众的利益着想,这样才能够增强群众的满意度。而如果政府过度的追求自身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必将受到一定的损害,进而会产生对于政府的不满。这不仅仅使得政府的公权力遭受到了破坏,也是的政府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

2.一些政府的办事的效率比较低

目前一些地方的政府还没有能够发现团队协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实践中所开展的大部分的公共管理活动都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才能够顺利的完成。地方政府因为自身的利益较为复杂,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存在着队里的情况,加上很多地方政府的部门之间缺少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部门,这使得公共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冲突,在有利益的过程中会出现推诿的情况,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则会有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建议分析

1.政府公共管理要具备一定的服务意识

服务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最为主要的职能和手段,也是提升公众对于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主要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通过服务的最优化促进公共管理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这中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管理所需服务的提供也应该是以市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能够为民众进行自愿选择的。但是目前政府所义工的服务,很多还有着强制性的特点,这不利于公共对于政府满意度的提升。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应该从“管理型”向着“服务型”的方向积极进行转变,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促进公众对于政府管理满意度的提升。

2.树立起“公共”意识

公共价值观是整个公共管理最为重要的核心,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可以被理解为“大家”的意思,她的主要含义是指整合社会成员之间的集合。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强调的是一个大众化的公共意识,是整个公共管理理念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所以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能够树立起“公共”的意识,这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余敏江,刘丽华.公共管理职能:涵义、边界及当代定位[J].现代管理科学.2005(02).

[2]汤韶芸.建设企业家政府理论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03(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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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育功能 重要性 市场经济 根本要求 德育动因 心理状态

职高德育课是职校德育工作的主要渠道,因此,如何发挥德育课对职校生的德育功能,培养优秀技能型实用人才,已成为德育课教师致力探讨的问题。

一、新形势下发挥德育课德育功能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职校生在逐步形成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成就意识的同时,由于社会行为市场化、价值化的泛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金钱至上”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也开始蔓延,这是极其有害的,因此,在职高德育课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坚持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防止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绝对化,提倡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实用人才。

2、职校生综合职业能力提高根本要求

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要不断提升自己综合职业能力,只有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才能提高自己择业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对职业变化适应力,才能提高立业、创业的创造力。而提高综合职业能力则要求职校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协调、均衡发展,其中应把德育放在首位。因此,只有发挥德育课德育功能,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才能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二、发挥德育课德育功能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德育教师师德修养,发挥德育教师榜样的作用。

德育课教师在学生心中自然应当是教学内容的率先实践者,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善的人格。

如果德育老师师德形象比较差,与学生期望想象差距甚远,学生就会由鄙视德育教师人格而对德育课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产生怀疑,从而也影响了德育课的德育功能。相反,如果德育老师形象素质与学生期望的一样或更好,学生就会由敬佩老师的人格而坚信德育课的科学性,认识到学好德育课也能够象教师一样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充分地发挥出德育课的育人功能。因此,德育教师师德素质的高低,是影响职高德育课德育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德育课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联系实际,发挥重大时事的德育功能

高中学生情感的社会内容日益增加,对英雄模范人物能激起强烈的爱,对国家民族的兴衰能够激起内心强烈的关注。德育课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发挥重大时事的德育功能。例如:如5.12大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顽强的生命、可爱的解放军、消防战士、白衣天使等,作为德育老师,我及时把这些新闻,有关信息、图片资料,在课堂上及时地传递给学生,同时也利用新闻的环节让学生点评抗震救灾中故事,由于新闻本身的具有强大震撼力,这时,作为教师不用更多说教也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有了这些鲜活的事例,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教育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这时的德育教育事半功倍。因此德育课老师不仅要乐于联系实际,而且要运用联系实际,采用多种形式。既联系学生自身实际,又联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社会热点、难点。还要敢于联系社会的阴暗面。让学生在正确与错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相互比较,相互斗争中提高识别能力,和德育水平。

(四)、分析学生的心理状态,激发德育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