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模效应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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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外产业集群 形成 效应理论 演化

国外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从最初的劳动分工到波特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把产业群落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针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已不仅仅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热点，而且引起了社会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高度关注，对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过程，由于梳理的视角差异，国内许多学者（冯德连、王蕾，2000；惠宁，2005；盖文启等，2006；龚双红，2006）有许多不同的划分。

本文采用折中的方法，总体以“时间顺序”为主，同时结合重要的代表人物和对集群效应的阐述，把产业集群形成及效应理论进行划分：地理集聚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创新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社会网络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

地理集聚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

（一）外部经济论

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发现产业集群效应最显著的就是外部经济效应。这里的外部经济是指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对该产业的所有企业产生有利影响，外部经济相当于正的外部性或正的溢出效应。

马歇尔有关产业区的思想关键在于产业区域内由于企业地理集聚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收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对工业集聚原因可以归因为三个方面：一是同一部门的企业和熟练劳工在当地的聚集经济效应；二是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三是当地技术知识外溢效应显著。从今天发展实践来看，创新协调环境的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挖掘产业集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协作创新效应等非物质因素。

（二）工业区位经济理论

韦伯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尤其强调了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将集聚经济视为一种规模经济效益，或者说聚集能够带来专业化分工效应。产业集群的特点包括生产过程专业化、劳动力的高度分工等，其中突出体现了集群可以产生市场化和基础设施共享，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这种集聚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降低又反过来促进企业聚集。

聚集经济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聚集经济性，其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区域内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抽象掉了（刘友金，2002）。

（三）增长极理论

帕鲁最早提出增长极概念，集中讨论了对经济增长产生诱导作用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特征。保德威尔从这条思路出发，认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种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他们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生；另一种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产业生产的增加导致区域外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

增长极理论过于强调政府在产业聚集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显然，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政府人为干预实现产业集群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实践证明，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尤振来等，2008）。

（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认为规模效益递增导致产业集群效应更好的发挥。以企业规模衡量内部规模经济，实证研究发现了规模经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扩大的证据。

克鲁格曼的集聚理论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产业政策只不过是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实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

创新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

（一）新竞争经济理论

对产业集群研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是迈克尔·波特（1997、2002），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波特认为，集群效应以及集群对竞争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提高群落内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等三个方面。并给出一个折衷主义的菱形分析框架，将影响地方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归纳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四个要素的作用。他认为，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获得的根本途径，也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能力和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而产业集群则正是企业实现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因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创新环境。

波特所研究的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居于企业间长期稳定的竞争合作效应而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对提高区域竞争力，推进区域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其理论以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集群为背景，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成长问题。

（二）创新环境理论

基于对当地和区域经济发展中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的洞察和理论思考，欧洲的一些创新研究学者提出了创新环境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研究有利于新企业成长和现有企业创新的外部条件。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概念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使该理论流派相当有影响力。该组织认为，欧洲和北美一些新产业区所表现出来的集群效应，得益于区域内的创新环境（刘友金，2002）。创新环境是从外部的学习和企业内部创新相结合的逻辑来制订经营、创新战略的各种组织体的集合。在这种创新网络中，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效应不断集聚而得到发展。

创新环境理论强调产业区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和创新行为的协同效应，并把创新网络和集体学习的概念应用到产业政策中去。虽然该学派反复强调环境的性质，但并没有说明它的机制和过程，没有清楚说明创新所处的某种无形的氛围的内涵和逻辑，没有说清为什么本地化可以使技术和组织更加富有活力。

社会经济网络层面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

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从对外部经济的关注转向对经济活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根据其性质类别可分为经济关系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

威廉姆森较早对经济网络组织进行探讨，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剖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作为一种经济网络的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的中间经济组织，他表现出交易成本效应和深化分工效应的特点。

关于集群社会关系网络作用的发挥问题，主要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是以Coleman的理论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观点；另一种是以Burt的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洞观点（孙伟等，2006）。Burt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网络的形成与作用发挥是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认为集群网络中最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是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

企业的根植性促使其在地理范围内聚集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产业集群被一些学者看成是既有社会关系网络又有企业聚集的社会—地理统一体（Becattini，1990）。这一统一体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系统，从而增强竞合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与集群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正效应（Love JH.、Roper.S，1999）。Cooke（2003）发现社会资本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如信任、忠诚都是集群网络具有正面效应的社会资本，而违约、背信等行为就是负面效应的社会资本。

Burt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网络的形成与作用发挥是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认为集群网络中最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是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这样就会引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集群网络企业之间普遍是一种强联系的关系，从而网络内部的结构洞较少。

国外产业集群形成及效应研究述评

综观国外有关集群的研究成果发现，产业集群的形成表现出某种或某些形式的集群效应，这些效应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获得更多的产业竞争优势。马歇尔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新产业区理论家波特把企业集聚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GREMI的创新环境理论强调集群内行为主体的集体效率、协同效应和知识创新效应；社会资本视角下集群理论认为网络结构中的相互合作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而且更有利于创新知识的溢出（见表1）。

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产业集群，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但国外的研究大多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出现，偏重于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归纳，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产业集群的研究，目前理论仍落后于实践。尽管如此，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已经成为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因此，在产业集群研究中，需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集群经济效应的研究为切入点，回答为什么产业集群形成在某一特定空间，而不在别的空间中，产业集群是如何形成的，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又如何？这些都是今后产业集群研究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1.冯德连，王蕾.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演变与启示[J].财贸研究，2000（5）

2.惠宁.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盖文启，朱华晟，张辉.国外产业集群理论探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4）

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

5.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刘友金.技术创新集群效应—国外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其启示[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7.Perroux，F. la notion de Pô；le de Croissance[J]，Economie appliquée，1955，7（1）：307-320

8.Boudeville，JR.Problems of Regional Planning[M]. Edingburg：L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9.尤振来，刘应宗.西方产业集群理论综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0.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183～199

11.Kim. 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trends in U.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ucs. 1995（110）：881-908

12.Brulhart M.Evolving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Europ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2001（137）

1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1997

14.Oliver E.Williamson.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a primer[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Winter 1996；38，2；ABI/INFORM Global：13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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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国际商品竞争也日趋激烈。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并不断拓展销售市场已成为衡量商品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因而，各国厂商纷纷瞄准消费大国，通过价格、技术及品牌等手段相互竞争来占领目标市场，获取贸易利益，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基本态势，而“买方市场”的集聚力和影响力随之日益增强。据此，对于一个拥有“规模大、层次高”国内需求的“大国”，相比较“规模小、水平低”国内需求的“小国”，是否为该国商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商品的价格及非价格竞争优势，从而铸就了该国商品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呢？若国内需求与商品的国际竞争存在这种关系，那作用的途径和机制又是什么呢？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中国的国内市场优势将日益突显。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国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中国贸易商品的结构，从而实现内需与外需的相互促进，协调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推动国际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的动因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贸易的模式究竟由什么来决定？这是国际贸易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Davis 和Weinstein，1996）。时至今日，两种最为广泛的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一种是比较优势理论，另一种是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David Ricardo，1817） 和对其发展的“要素禀赋论”（Heckscher，1919；Ohlin，1933） 均认为由价格差异所体现的比较成本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区别在于价格差异的来源不同，前者是技术差别，后者是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然而，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众多严格假设的，如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为零及需求偏好相同等，并且该理论撇开了“需求因素”，仅从生产即供给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虽能较好地解释“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但对现实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现象难以诠释。为此，“新贸易理论”（Paul Krugman，1980；Helpman，1985 等） 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有关市场“完全竞争”和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将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等思想纳入国际贸易分析范畴，认为即使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可以成为引致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 所说，新贸易理论实际上阐述了一个企业规模性生产和消费者多样性偏好两难冲突的问题，通过国际贸易将会使规模经济和多样化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增加产品种类。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并不与那些认为国内需求能为国内厂商创造在一定行业发挥其专长的条件并反过来获得一国比较优势的观点相抵触。正如这种贸易理论所主张的，国际贸易格局仍旧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然而，如果比较优势是外生性的，那么传统的贸易理论就无法解释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格局的关系了。新贸易理论的模型基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因而似乎为分析国内需求在形成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基础（Rolf Weder，1996）。Linder （1961） 认为“重叠需求”即两国之间都有共同需求品质的情形，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独立条件，需求偏好（由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决定） 越相似，两国间贸易范围则越大。若两国中一国具有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而另一国没有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则两国无从发生贸易。因此，各国应当出口那些国内需求规模大，或如他所声称的“具有代表性的需求”的产品。Giorgio Basevi （1970） 指出：当不存在运输成本和进入国外市场的其他壁垒（如关税） 时，国内需求并不是一国出口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且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贸易。

然而，当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壁垒存在时，倘若出口商在国外市场所能获取的净价格（Net Price） 小于最低平均成本，同时出口商对于国内需求拥有垄断势力且出口前国外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在此情形下，国内需求则成为出口的一个前提条件。

此外，“技术差距论”（Ponser，1961） 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 也都强调了国内需求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例如，新技术或新产品虽然总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最先问世，但必须在国内销售之后才可能进入国际市场（存在需求滞后）， 创新国初期比较利益的获得是受国内市场制约的。而W. Gruber（1967） 等人提出的“研究开发要素说”，认为产业发展的条件中，丰富的资金、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高质量的劳动力固然是先决条件，但国内对新产品有巨大旺盛的需求，则是这种产业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似乎不应再把“需求”处理成一个假设，而应探讨“需求”作为独立变量对贸易格局及贸易利益的影响。

三、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的格局

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认为，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某种商品若存在强烈地异质性偏好的话，那么该国将成为此种商品的进口国。然而，在报酬递增模型中，拥有超常需求的国家将会成为生产区位并出口该商品（Davis andWeinstein，1996），此即Krugman （1980） 提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Effects） ①。具体而言，“本土市场效应”认为：如果两个国家需求偏好差异显著，则每个国家将专业化生产于其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业。显然，每个国家将成为其专业化生产的商品的净出口国（此种为完全专业化生产情形）；而在非完全专业化生产的条件下，如果一国在某种商品上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则该国将成为此种商品的净出口国。而Amiti （1998） 及Holmes and Stevens （2005） 通过模型分析均认为：国际贸易的模式确实依赖于国家的市场规模。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在对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1980） 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在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企业比重将超过其消费者比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依赖于各种严格的形式假定，如D-S 的需求偏好、“冰山”（Iceberg） 运输成本等。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本土市场效应”存在的普遍性和稳健性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随后他们纷纷对经典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模型拓展。

从实证检验来看，Davis and Weinstein （1996） 率先构建了区分CRS-PC 和IRS-MC 两种理论范式②的理论模型并采用计量方法来推断可识别的假设。为此，他们基于Krugman （1980） 的IRS-MC 模型发展了一个识别标准：超常需求（IdiosyncraticDemand），它体现了一个大于1∶1 的专业化模式，从而引起“本土市场效应”。Davis and Weinstein （2003） 在将市场准入因素考虑进模型之后，在OECD国家重新找到了支持“本土市场效应”的证据。Behrens 等（2004） 的实证结果也强烈支持了“本土市场效应”，尤其是在OECD 国家之间。而Hanson and Xiang（2004） 采用倍差引力模型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来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结论也是肯定的。Crozet and Trionfetti （2008） 在去除传统模型有关“外部产品”（Outside Good） 假定的情况下，通过理论和实证模型来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稳健性，结果得知：该效应仍然是稳健的，但程度有所减弱，且是非线性的③。因此，“本土市场效应”的普遍存在性得到了有力证明。

从模型拓展来看，首先关于CRS-PC 部门零贸易成本的假设，Davis （1998） 发现，同质产品部门的零贸易成本假设并非无关紧要，若假定同质产品部门的运输成本与制造品部门相同，则“本土市场效应”就消失了。而Yu （2005） 进一步拓展了Davis （1998） 的模型，其假定同质产品间没有贸易，得出了“本土市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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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互产业集群理论集群效应

一、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概述

（一）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主要采用实证或规范研究方法，立足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一是产业区理论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研究了产业集聚现象，认为聚集形成的原因在于企业能更好地获取外部经济提供的利益和便利，还给出了产业区内环境的特点及优势所在。二是工业区位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是韦伯，他认为产业集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简单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第二阶段是大企业集中于某一地方而引发更多同类企业出现，韦伯把产业集群归结为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四个方面的因素。三是增长极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是帕鲁和保德威勒，强调政府在产业聚集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四是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代表人物是前苏联经济学家科洛索夫斯基，认为产业聚集的核心是专业化企业，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关联企业、依附类企业，企业之间具有生产的投入产出联系，企业共享各类基础设施。

（二）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集群现象的解释、集群概念的定义、集群分类、形成原因分析、成长机制研究、集群优势研究、集群创新问题和集群政策研究等方面。本文拟从集群与集群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角度，提出交互产业集群理论并对其进行研究。

二、交互产业集群理论

（一）交互产业集群的概念

交互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各自基于资源整合、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需要，使与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产生集群效应并形成发展为各自独立的产业集群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种集群发展现象。例如美国加州葡萄酒产业集群与旅游产业集群就是属于交互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典型代表。

（二）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条件

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1.产业交互条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之间一方面存在依附性，即依附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是以被依附产业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如果没有被依附产业，依附的产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2.产业集群化条件，是指交互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交互的各个产业本身要具备产业集群化所需的条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条件：

市场条件，指交互的各产业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发展相对平稳且前景广阔。生产要素条件，指交互的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能充分满足产业集群化扩张需要，甚至某些生产要素还具有占有优势。产业条件，指交互的各产业内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产业链条较长、易于开展产业分工与合作等。制度条件，指交互产业集群发展所在地实施的是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制定加快大量企业向交互产业聚集的各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与中介服务条件，是指交互产业集群发展所在地的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搭建有交互产业集群发展的技术、物流、专业市场平台，能提供包括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孵化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各种协会组织、猎头公司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等中介服务，以及政府部门办事的高效率。文化条件，指交互产业内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被企业信奉和倡导的共同信念，包括价值观、信仰、经营哲学、道德准则、管理制度和社会责任等，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企业共同的风范和精神。

（三）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

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在本质上是基于对集群自身效应、集互效应和区域经济组织效应三个方面效应的追求，具体表现如下：

规模聚集效应。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规模效应来自于产业规模和区域经济扩大规模，一方面在交互的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每个企业只承担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活动，实行专业化生产，生产效率极高，使单个企业获得内部规模经济无法获得的外部合作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交互产业间的依附关系扩大区域经济规模，使各产业内企业可以享受产业相加的“乘数”规模效应，而防止了单一产业规模过分扩大造成的规模不经济。

竞争效应。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竞争效应来自于各交互产业内部和交互产业竞争效应叠加。叠加在一起使该区域在区域竞争和全球竞争中竞争优势更明显，竞争地位更加有利，从而促进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创新效应。交互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互产业集群更容易形成高效、有利的创新平台；二是交互产业集群产业内及产业间企业的互动合作和知识交流；三是交互产业集群产业发展的依附性需求刺激了创新。

制度效应。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企业全部成本是由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共同构成，在交互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企业间经过长期重复博弈会形成隐性契约关系，这种隐性契约关系有利于遏制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带来企业间契约实施成本的节约，无疑这是交互集群及其优势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产业依附与溢出效应。交互产业集群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产业的依附性，没有产业的依附也就无所谓交互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区域经济组织发展效应。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战略选择。

三、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价值

交互产业集群理论为集群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揭示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这种集群现象在种植业与旅游业交互发展中表现比较突出，但事实上许多产业间的交互发展关系都是存在的，因此，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无疑将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现代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在区域经济组织中更重视产业间联系、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和整个区域竞争力提高，与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产业布局主要考虑产业在空间分布相比更科学合理，所以受到区域经济组织理论的重视。但从区域经济组织研究和实践来看，过去人们在思维上主要围绕某一产业集群化发展区域经济组织，忽视了从交互产业集群化角度发展区域经济组织，而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将弥补这一不足，为区域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区域经济组织更加完善和科学。

交互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和实施“追赶战略”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正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大都选择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和实施“追赶战略”的做法，其中发展和培育产业集群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较好路径。

参考文献：

1.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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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

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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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企业理论；企业兼并；动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114-08

［收稿日期］ 2011-02-13

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生的第一次企业兼并算起，企业兼并历经五次浪潮，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企业兼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活动，是公司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勒（Stigler）所言“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1］正因如此，企业兼并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企业兼并理论研究的深入，其已开始覆盖企业兼并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兼并动机、兼并过程、兼并效应和兼并价值评估等等。迄今为止，关于企业兼并有多种理论解释，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综合理论框架。有的从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兼并，而且从管理角度研究企业兼并理论较多。本文试图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的角度①阐释企业兼并的动机、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述评。

一、 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兼 并解释的区别

企业理论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百多年来企业理论的演进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这两种理论对企业兼并理论的解释有所不同。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被认为就是将投入（购买资源）转化为产出（它销售的有价值产品）的组织，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新古典企业理论对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企业的结构、企业边界以及企业内部不感兴趣，只关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运转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企业理论对于理解横向兼并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基础，主要从分工、协作、规模经济角度分析企业兼并，即分析企业如何通过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平均成本，求得利润最大化以及扩大规模后对市场结构、价格、福利的效应问题。

现代企业理论是从交易行为的角度理解企业，该理论认为企业是经济主体之间产权交易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系列契约或合同组成的契约网络，企业行为是在既定的产权安排下，企业成员博弈的结果。科斯（Coase）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先驱，以其在美国《经济学》杂志发表了经典性论文《企业性质》推动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他主要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并为理解企业纵向兼并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基础。他认为当企业发现对其上游的要素供给和下游的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可以节省交易费用时，就会发生纵向兼并。［2］威廉姆森（Williamson）进一步发展科斯理论，深入研究了纵向一体化问题，认为纵向一体化有效地消弱了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克服了环境的不确定。同时，企业内部的长期雇用合同也促进了合作，权威性的组织安排避免了讨价还价、信息沟通等方面的交易费用。［3］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rmen and Demse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文中继承发展和创新了科斯交易费用思想“企业替代市场机制”，形成了新的理论――企业团队生产理论。他们将企业成员合作的性质看成是一种团队生产，认为企业不是雇主与雇员的长期合约，在所有的投入合约中，处于集权位置的团体充当人，统一使用所有投入，这种团队生产由于利用了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而具有高效率。［4］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角度出发，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进行拓展，提出了委托理论。［5］张五常(Steven)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上刊登了《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对科斯的企业理论提出了更为透彻的解释。［6］在该文中张五常重点从契约角度回答了企业是什么和要素所有者为何选择契约这种契约安排、企业这种契约取代市场这种契约的可能性或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格罗斯曼(Grossmann)、哈特(Hart)和穆尔(Moore)等人形成了，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从提高企业组织效率的角度研究产权配置问题的G-H-M分析框架，构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进一步促进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发展。［7］现代企业理论主要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主要从节省交易费用、克服环境不确定性、不完全契约以及消弱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企业兼并，当企业通过内部组织发生的交易成本小于通过市场交换发生的交易成本时，就发生兼并行为。企业的边界也由此确定，即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位于两者组织一个活动的边际成本相等支出。

二、 横向兼并动机、效应及其效应的实证检验

横向兼并是指兼并企业与目标企业生产相同的商品或提供相同的劳务，并且在其他生产经营、销售环节具有相似性或互补性。对横向兼并解释的理论较多，本文主要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规模经济、市场势力和福利角度解释横向兼并的动机、效应及其实证检验。

（一）横向兼并动机

1.协同效应

由韦斯顿(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兼并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它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8］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兼并以后，其产出比兼并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大，即“1+1=3”效应。按照新古典企业理论，由于企业兼并造成企业规模扩大和生产能力得以扩大，大的规模不但可以使一些未达到有效规模的企业，实现成本最小化，还能进一步创造出财务、管理和经营协同效应，最终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在不同的兼并活动中，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1）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指由于经济上的互补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兼并成一个公司之后，造成收益增加或成本节约的效应。该效应主要来自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兼并的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横向兼并，因此，很多企业为了达到规模经济而进行企业兼并活动。（2）管理协同效应。如果两个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兼并另一个公司之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效率得以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管理协同效应。该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兼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詹森和布白克（Jense and Bubac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获得效率改进是推动企业兼并的主要原因。这种效率的来源可以是主兼并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存在的管理效率差别。［9］（3）财务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来源主要是以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业务完全不相关的两个企业兼并，可以起到共同保险的作用，降低兼并企业的现金流波动，因而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和成本。当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或受约束时，通过多元化兼并建立内部资本市场可以获得内部资本市场带来的信息优势和低资金成本的好处。此外通过兼并还能实现合理避税，降低公司税负的好处。不过该观点在理论受到一些质疑，韦斯顿（Wseston)认为，在并购中，税收可能是一个加强因素，而不是影响兼并的主要力量。［10］但是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企业兼并很少发生协同效应，而由于企业兼并后内部管理人员相互抵触和混乱而形成的“反协同效应”到更为常见。［11］

2.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关于市场势力问题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兼并能够增加兼并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兼并竞争对手可以降低行业内的竞争，形成产业集中，导致合谋和垄断，因此，兼并企业可以控制或者影响市场价格，获得较高的利润。同时如果兼并加强了反竞争的效果，提高了产品价格，那么竞争对手也可以从兼并中获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集中度大，正是激烈竞争的结果。在集中度高的产业中的大公司之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因为价格、产量、产品类型、产品质量与服务等方面的决策所涉及的维度巨大，层次复杂，简单的合谋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两种相反的观点表明关于市场势力是否存在，在经验上没有一致的结论。

（二）横向兼并效应

横向兼并的效应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反竞争效应和福利效应三个方面。首先，由于企业横向兼并，优势企业可以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传递给劣势企业，企业的专业技术和设备可以共享，分工更加细致，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达到学习效应和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的规模经济效应。其次，企业横向兼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的集中，具有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根据结构主义理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的行为决定市场的运行绩效。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产业的高集中度会导致竞争的削弱，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由于横向兼并造成该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企业之间的价格信息、合同订立以及经营行为更加透明，使得企业间的共谋协议容易达成，协调各企业行为的困难减少，取得限制竞争的效应。同时，横向兼并很容易形成非正式的卡特尔，当企业通过兼并取得足够市场份额的时候，大企业就可以独立行动，单方面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而不顾其他小企业的情况，小企业只能跟随大企业的行为调整自己经营战略。最后，有的学者认为横向兼并提高了产品价格，减少消费者和社会福利。因为兼并所组成的新企业，即使不比原来的企业更有效率，也至少拥有更大的市场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兼并很可能是减少了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不过，也有可能由于新企业比原来的企业更有效率，以致兼并也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即使这样的兼并增强了市场力量，成本的节约也将使兼并对市场的净效应为正。［12］不过，横向兼并造成企业规模扩大是有一定程度限制，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其管理成本上升，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横向兼并有可能对企业没有好处。

(三)横向兼并效应的实证检验

1.福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由于横向兼并有可能带来垄断，从而产生反竞争效应，最终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对横向兼并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古典的寡占模型以及供给、需求、成本去估计社会福利和消费者福利。斯蒂格勒（Stigler,1951）认为，只要没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企业兼并仍然会发生。这是因为，新企业的进入会有一个时滞，通过兼并能使企业获得市场势力从而获得垄断利润。［13］萨拉诺维奇和索耶（Saronovitch and Sawyer）通过对1958年到1967年期间的总体集中率变化分析（主要指标是CR25、CR50 CR100）发现至少有50%以上的集中度提高时由于兼并造成的。［14］法雷尔和谢皮罗（Farrel and Shapiro）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古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无协作兼并、资产可转移和具有学习经验等不同兼并模式下的社会福利、产出变化、市场价格、企业效益等问题，得出结论：“如果成本节省不是非常大，那么兼并将损害消费者。”这表明，兼并几乎总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5］威廉姆森应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部均衡福利理论，继承了哈伯特(Harberger)的早期垄断福利损失分析的传统，采用福利权衡模型来分析兼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威廉姆森认为横向兼并一方面由于取得规模经济性，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却形成了市场势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从而造成福利损失，要判断一个兼并对社会来说是“好”是“坏”，取决于兼并造成的社会净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因此兼并的净社会福利效应通常取决于对消费者损失与参与兼并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权衡。［16］

2.市场势力的实证检验

如果兼并加强了反竞争的效果，提高了产品价格，那么竞争对手也可以从兼并中获益。根据这一观点，艾克（Eckbo)对兼并公告时竞争对手的股票价格反应进行检验，结果拒绝了市场势力假说［7］。而穆林（Mullin)等在后来的研究中存在市场势力的存在。［18］贝克尔和布雷纳汉（Baker and Bresnahan）［19］和巴顿和谢尔曼（Barton and Sherman）［20］对横向兼并进行了验性验证，结果表明是否存在市场势力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三、纵向兼并动机、效应及其效应的实证检验

纵向兼并是一种经营单位向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各阶段的延伸。纵向兼并可能是兼并投入要素或原材料的生产企业，也可能是兼并最终生产和销售企业。新制度学派对纵向兼并讨论较多，如威廉姆森和戈德伯格、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乔斯克等等制度经济学家，从节省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角度讨论纵向兼并问题。

（一）纵向兼并动机

1.节省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所需要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的专用性，并且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出现的时候，交易费用才会存在。同时威廉姆森还指出影响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

根据科斯的观点，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方式，依靠企业家的权威在内部完成交易；另一种是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方式，依靠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企业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企业家而不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很高时，市场不再是协调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而通过企业家将交易内部化，可以节约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成本。企业进行纵向兼并就是因为通过市场交易花费的成本大于企业内部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当处于生产链上的企业进行纵向兼并，可以使部分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内部完成，而纵向兼并前，这些购买投入要素或销售产品等生产经营活动却要在市场上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当然，组织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也需要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称为组织交易费用，随着纵向兼并的进一步进行，企业规模将越来越大，组织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的费用将随之增加，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组织费用的边际增加额与交易费用的边际减少额相等，公司就不会再通过纵向兼并扩大规模，因为再通过纵向兼并扩大规模，组织交易费用会更高，抵消因兼并而减少的交易费用，使企业得不偿失。所以，纵向兼并的边界条件应是企业边际交易费用节约额等于边际组织费用增加额。根据科斯的理论，在竞争市场条件下，实现纵向兼并的这种均衡能导致企业生产和分配的有效组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研究。在市场交易费用导致企业纵向兼并的假设下，威廉森分析了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和纵向兼并的因素，较侧重于人的因素，并把它与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解释市场机制的失灵。认为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是两个重要的人为因素。人的因素与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并用内部组织机制代替市场协调。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组织要具有复杂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组织中，管理人员和工人都遵循一定的雇佣合同，这样能促进以前交易对立各方更多的合作行为，个人成为企业内部组织的一小部分，个人的机会主义影响得到有效控制。组织内部的争论通过命令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轻易解决，因此避免了企业之间出现的那种高成本的讨价还价过程。较强的合作意识，加上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与决策，使纵向兼并在这种意义上比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更有效。［21］把交易费用的原则应用到企业兼并中就是，如果一个企业为一项交易兼并另一个企业，所引起的内部组织成本大约市场机制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则这项兼并就不会发生。否则，相反。

2.资产专用性

专用性资产是指投资形成的，很难再重新配置使用的资产，它是为特定的交易或协议服务而投入的资产。资产专用性实际上反映了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资产专用性越高，进行市场交易的费用越高，同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容易遭到拥有资产专用性企业的敲竹杠。当这种资产专用性高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将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此时作为对市场的替代，纵向兼并就出现了。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的论文指出，更复杂的长期合约可能是替代现货市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案，但这种不完全长期合约可能引发履约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交易被内部化，专用投资引起的协调问题可能会减弱。因此，他们假设买方或卖方的专用投资越显著，内部组织（纵向兼并）越有可能成为被选择的治理结构。同期威廉姆森的论文也更多的关注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当投资专用于买方和卖方关系时，成本最小化的制度选择将从简单的匿名（现货）市场合约（古典合同法）、最终变为内部组织。［22］

3.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威廉姆森提出的机会主义概念，即认为经济中的人总是想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最早利用机会主义行为来解释企业兼并的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机会主义行为论认为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企业主要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企业之间的交易，为了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在交易中缺乏正直和诚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签订完备的契约，但是，由于现实中，契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包括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契约总是不完备的，而不完备的契约总是引起额外的交易费用。克莱因（Kllein）认为：“可占用性专用准租越低，交易者依赖契约关系而不是共同所有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由共同或联合所有的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资产所包含的可占用性专用准租就越高。” 进而，克莱因认为一旦交易的某一方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而破坏了合同的履行，另一方将不得不增加其搜寻和等待交易对手的成本，合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所以，当这种交易费用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高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者就会通过纵向并购和购销者兼并起来，以一体化的组织来替代市场合同的交易。［23］

（二）纵向兼并效应

纵向兼并会导致企业的要素供给稳定，受市场影响较小，同时节省了部分与其上下游企业谈判、签约等交易费用，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行为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但是另一方面纵向兼并也有可能出现管理成本提高，抵消节省的交易费用。

（三）纵向兼并效应的实证检验

尽管纵向兼并的含义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纵向兼并是很难测度。一种方法是数数生产的阶段，但是对各个阶段进行定义通常会涉及判断和争论。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一家企业的增加值与企业最终销售收入的比率作为企业整合程度的一个指标。然而，这种增加值与销售额的比率对各行业来说倾向于偏小。因此，运用这种简单的比率来比较各个行业可能是有偏误的。［24］

还有一种对纵向兼并效应进行评价是对资产专用性与纵向兼并进行实证检验，如，蒙特沃德和蒂斯(Monteverde and Teece)的论文第一次系统地对资产专用性在决定纵向兼并中的作用进行检验。［25］斯考特（Scott）对某航天公司的一个大型系统所需不见的资质还是购买决策进行相关经验分析，他发现，资产专用性的显著性差异影响企业在纵向兼并和市场获得之间的选择，同时说明，合约“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导致了选择纵向一体化而不是缔约。［26］安德森和施密特莱茵(Anderson and Schmittlein)研究了内部化的另一方面。［27］斯塔基（Steckey）研究了铝业的纵向兼并，乔斯科研究了电力产业纵向一体化问题。［28］亨纳特（Hennart）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对铝和锡产业中上游垂直一体化程度作了比较。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纵向兼并的程度越大及实际的或潜在的交易伙伴数量越少，对支持某类交易所需的沉淀资产的投资就越大，并且与交易相关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下游市场之间的差异越大，以及企业监控员工成本越大，纵向兼并的企业就越少。［29］马斯顿(Masten,et al)等人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是导致垂直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动机。［30］凯弗斯和布拉德伯德（Caves and Bradburd）构建了纵向兼并的指数，它是针对一个包含美国标准产业分类中83家四位数生产资料产业的样本设计的。他们的结论表明，产业的纵向兼并程度随着卖方产业和买方产业的市场集中度的上升而提高，并随买方产业的成本中卖方产业所品所占比例指标的上升而提高。他们还发现，纵向兼并程度随着卖方产业和买方产业在研究和开发商的支出指标及卖方产业和买方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指标上升而提高。［31］尽管这些实证检验在程度上稍有差别，但所有这些系数的估计值在统计上均显著，并且为纵向兼并的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支持。

四、混合兼并的动机、效应及其效应的实证检验

混合兼并又称多角化兼并是指当兼并与被兼并企业分别处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市场，且这些产业部门的产品没有密切的替代关系，兼并双方企业也没有显著的投入产出关系。对于混合兼并主要是从风险分散、通用资产利用和范围经济角度解释。

（一）混合兼并的动机

1.风险分散

萨缪尔森和史密斯(Samuels and Smyth)用实证分析证明了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越多样化，其利润率波动越小的情况，从而提出企业通过混合兼并可以产生企业经营风险分散效应。［32］通过实行跨行业企业兼并，可以将不同活动组织到一起，各种活动的波动将使得各自风险相互抵消，从而使整个企业以较低的风险经营，而且在多元化企业里财务管理和资金流动会更有效率。哈德和卡恩（Hubbard and Kaplan)认为，在外部市场欠发达时，通过多元化兼并建立内部资本市场可以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33］

2.通用资产利用

通用性资产是指可以通用于生产一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通用性资产可以分为两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前者指机器设备、厂房和人员，可用于共同的生产；后者则指各种无形资产，如品牌、技术知识、营销网络等，以比较低的成本在不同的产品或业务之间转移。如果这种通用性资产在企业内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根据企业的经营现状无法得以充分利用，那么把它用于其它方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利用的方式可以是出售或出租这部分资产，也可以通过多角化兼并自己留用这部分资产，特别是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企业通常认为自己通过内部组织比通过市场利用这部分资产将更有效率，所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多角化兼并来利用这部分资产。詹森（Jensen)认为进行混合兼并是为解决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问题，以便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3.范围经济

企业通过混兼并购实施多角化经营能够带来范围经济效应。范围经济的本质在于对企业多个业务可以共享剩余资源的利用。由于特定投入都有一定的最小规模(不可分性)，而这种投入对生产一种产品时可能未得到充分利用，在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时，就能够使这种投入的成本在不同的产品中分摊。于是该单位成本降低，产生范围经济。通过企业兼并行为，把处在不同地区，但在生产阶段上具有技术紧密联系的企业，纳入同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进一步，把属于同一企业经营范围的经济活动整合到一起，可以在公司资源利用上去的协同效应，降低平均成本，从而实现最大化利润。［34］

（二）混合兼并的效应

斯考特（Scott）指出，混合兼并能够产生或加强市场力量，因为他们促进了暗中的串谋，［35］蒂斯(Teece)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联合大企业的多角化经营研究。他强调，技术诀窍和不可分割的专业化的有形资产的共同使用是支持混合兼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涉及技术诀窍的交易便容易受到机会主义者的利用，从而使企业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至于高度专业化的有形资产，由于所能提供服务的市场很可能较为狭窄，并且其具体容量的大小与它们的专业化程度又极为相称，因此，为了应付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一个企业在这种资产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多个产业中推行混合兼并也常常取得成本上的高效率。［36］

（三）混合兼并的效应的实证检验

对于混合兼并效应的评价，主要从范围经济程度和兼并后企业风险分散角度去考察。

一种评价混合兼并效应的手段是通过计算兼并企业的范围经济的程度。另外一种衡量企业兼并的风险指标是通过统计手段计算收益变动的标准差。经证明：混合兼并即使不能使企业的期望收益额增加，也能降低收益的变动范围，使企业能更稳定地获得这种收益。当两个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率完全没有关系时，兼并企业收益率的标准差可降低至原来的十几分之一，而当两企业收益率显负相关时，兼并后企业收益率的标准差能降得更低。不过，在实际情况下，企业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往往是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企业面对的是同一个宏观经济环境和受同一个最高管理者的控制。即便如此，混合兼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五、企业兼并理论的述评与展望

利用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兼并的三种形式，有其特殊意义，其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兼并，而与以前从管理角度研究兼并，更能发现兼并的实质和意义。通过三种兼并形式的综述，可以看出对于横向兼并及其效应主要是通过新古典企业理论解释。对于纵向兼并效应的评价主要是从新企业理论出发，即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研究纵向一体化，可以说是对新古典企业理论“规模经济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它强调了企业边界，并用来讨论企业兼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混合兼并主要从通用资产利用、范围经济和风险分散化角度研究，其实混合兼并可以看成是横向兼并和纵向兼并两种兼并形式的联合。

（一）兼并动机的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根据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不管何种形式的兼并，其初始动机是什么，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兼并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而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马克(Matsusake）年通过对最新一轮兼并浪潮的案例分析后，认为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和企业规模相比，企业的利润率是进行兼并时更优先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37］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企业兼并的动机甚至与利润最大化无关。同时，新古典企业理论特别强调兼并的规模经济意义。但事实上规模经济在企业兼并中的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纽博尔德（）的研究表明，只有18%的公司在兼并活动中承认兼并动机与规模经济有关。［38］而阿提拉（Ahtiala)等的研究表明，通过规模经济可实现减少价格变动，规模经济是兼并的动机之一。［39］新企业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企业存在和兼并动机，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企业兼并活动的创造性解释，但分析方法较为抽象，难以得到系统检验，因此在管理实践中运用受到限制。凯斯（Keith）曾指出企业兼并动机是多元的，复杂的，很难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实际的企业兼并过程是一个在多因素作用下的互动过程。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着相应的实证研究相支撑，但是都不足以解释所有的兼并动机。［40］从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新变化，新一轮的兼并浪潮开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因素是“公司战略目标”，其典型特征是战略兼并和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其兼并动机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性的所有权资产；赢得市场霸权和市场主导地位，而现在已有的并购理论已经不能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以提出新的理论解释。

此外，由于对兼并动机研究，以前主要是从数据或者采访的方法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以后对兼并动机研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开始时以调查问卷法对企业兼并的动机调查，然后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和公司可以定量化的数据进行验证公司兼并动机。

（二）兼并效应的研究方法的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Pautler把兼并效应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股票事件研究、财务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41］财务数据分析方法就是利用财务数据来衡量兼并前后数年事件力企业的利润率或市场份额的变动，依此验证兼并的绩效。这种方法是产业组织方面的经济学家经常利用的方法。股票事件研究方法就是通过比较兼并前后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案例研究，一般是就某一个行业兼并案例进行研究兼并效果，其结论相对可靠，实际意义更大。［42］

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兼并效应研究方法有把股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数据分析法结合起来研究的趋势，如Sirower 等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大样本的方法对兼并效应进行研究，试图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43］近期，也有些人利用案例研究方法，Engberg 等最新的研究则以案例研究为主或以考察某个具体行业的兼并效果。［44］

（三）兼并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的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兼并效应的实证检验主要从兼并后的效益或者效率和市场势力对比来评价。一般认为，一般兼并会增强兼并企业的市场势力，而减少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就兼并效应都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股票事件法和财务数据分析法一般认为被兼并公司一般获得正收益，而兼并公司获得收益不大或者收益为负，两公司合起来的收益为正不显著。股票事件法和财务数据分析法结合起来研究兼并认为兼并公司获得收益与兼并类型有关。案例研究法认为兼并获得收益与公司所处行业有关，如银行业的兼并案例研究表明兼并导致积极效果，即导致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航空业则是消极的后果，价格提高，服务质量下降。此外，很多兼并效应的验证结果表明兼并后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并没有增加，因此，消费者没有损失，研究开发支出也没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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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澳洲莫纳什大学的杨小凯教授1994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一文中，把企业理论划分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不过，现在又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篇6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我国OFDI外贸效应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体如下.张凤玲、伟（2004）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现状基础上，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贸易性投资和非贸易性投资2大行业范围内所产生的贸易效应，得出结论:某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所占比例与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项本武（2006、2007）运用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OFDI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影响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的空间变化。刘新英（2007，2007）指出，随着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OFDI与贸易，尤其是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交叉发展特征。刘新英重点从我国目前以对外产业内垂直型投资为主的投资特点所带来的出口引致效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联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表现而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可分割性。杨晋丽、谭建新（2008）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OFDI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赵明（2010）通过对不同投资地区的贸易效应检验得知:中国OFDI可促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带动国内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占主要地位。

杨震宁、贾怀勤（2010）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发现:在长期，中国OFDI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陈立敏、杨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来中国对26个主要国家的进出口和直接投资数据进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①就现阶段来说，中国OFDI对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产生的都是正的促进效应，尽管进口带动作用微弱而出口带动作用显著，但对总结果和对净出口产生的也是促进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OFDI流量的贸易创造效应。直观地看，中国在海外某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将带动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额增加0.3852%，这说明随着近几年“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的OFDI对出口贸易已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②边际产业战略在现阶段的中国正在被有效实施，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企业虽然在跨国垄断优势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战略资产寻求和资源能源寻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证明成功的比较劣势转移型海外投资。在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成熟产业领域中，我国企业拥有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可能比发达国家企业更加适合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海外，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已掌握的生产技术价值，而且可以打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单纯依靠出口作为主要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的被动局面，并对既有的出口贸易产生强劲的带动作用。李晓峰（2011）基于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发现：①出口贸易对OFDI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影响作用较大；②出口对OFDI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出口对中国FDI的影响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较为接近；③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进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滞后一期的影响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对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贸易对OFDI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吕计跃（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OFDI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区OFDI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柴庆春、胡添雨（2012）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考察了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指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目前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将会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的贸易促进作用较大。张春萍（2012）指出，近年来中国OFDI迅猛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来说，中国OFDI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在不同动因驱使下，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不尽相同。

张纪凤、黄萍（2013）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强永昌、符磊（2013）将外向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纳入企业的异质性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考虑逆向技术溢出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企业的动态均衡、跨期利润最大化等问题，并从比较静态和动态2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经营会给企业带来效率与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而谋取该效应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业动态化经营决策标准。基于这一动态决策原则，他们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明显地受到这一动态效率的影响；即使最初的生产效率较低，也会根据跨期最大化利润原则，因可能获得足够的效率和利润激励而选择国际化经营，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低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走出去’”的问题。综合起来的结论是：我国OFDI具有贸易促进效应或顺贸易特征；我国OFDI具有按比较劣势顺序或边际产业转移的明显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特征却与此不一致。

2贸易促进不足问题的发现：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2.1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是江苏对外投资的主体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商务部统计，早在2011年，非国有企业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重已达44%。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等民营企业聚集地区，这一占比已过超过50%。如2012年1-9月，江苏共核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293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26.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6.9%和46.1%，分别占全省同期总量的67.3%和65.2%。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3年民营企业在当年中国OFDI中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在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中，中国民营资本占比更是高达76%，项目总数占比接近90%。可见，有着独特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这与理论界关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应是民营企业的共识高度一致。而民营企业也通过境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苏的情况与全国一样，近年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虽以大型工业集团和外贸集团为核心，主体逐渐多元化，但以众多中小生产企业、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格局未变，以民营经济为主未变。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营经济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见表1）。因此，民营经济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江苏全面深化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深入推进“三个国际化”，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苏民营经济“走出去”对外投资与自身贸易地位不相称江苏出口贸易总额自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全国第2位，但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来看，江苏企业的对外投资仍滞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江苏累计存量为57.02亿美元，位居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之后，仅位居全国第6。近年来虽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国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2）及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3）。从表2、表3的对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苏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变换，但江苏一直稳居老3。

2.3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特征明显，存在投资发展周期阶段悖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概念，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根据人均GDP把国家划分为4组，相应的把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4个阶段。处于第4阶段的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按照这一理论，若把江苏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折合已达4430美元，应该已经进入第四阶段。然而实际情况是：2008年，江苏人均GDP为5700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约为-501亿美元，2012年进一步扩大为-521亿美元，仅对应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二阶段。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中国企业OFDI近10年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41.3%，预计在2015年前后将首次超过引进外资规模。即是说，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在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仍未达到第四阶段。

2.4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行业分布与现有理论关系复杂，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

2.4.1区位分布与相关理论一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小规模制造产品的优势，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发展，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环境差，市场范围小，限制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而江苏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恰恰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同一层次竞争。江苏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输出本国的设备，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同时不必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付出昂贵的广告费和庞大的管理费用，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苏民营企业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设备、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企业的产品能以低价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这种小规模制造产品是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尽管江苏民营企业不能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那样，利用垄断技术，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却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市场结构中，拥有大公司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即使是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江苏民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复合型新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了，这是江苏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特别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经过多年积累，江苏民营企业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截至2013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约140多个国家或地区。20世纪90年代，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投资区域多元化日趋加强，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显。根据计算，2000年江苏对亚洲地区的协议投资额仅占当年总投资额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额的61.76%，虽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来江苏对亚非拉的投资约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3/4，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不到1/4。这与上述两种理论相一致。但根据《江苏统计年鉴》计算，2011年以后，随着江苏综合实力的提升，正逐渐以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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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企业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和扩张的一种手段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企业并购有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企业并购的动因。文章以我国的啤酒行业为例，对企业的并购动因进行分析，以求在并购实务中能为企业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

[论文关键词]啤酒行业；并购；动因

一、引言

并购，是兼并(Merger)与收购(Acquisiton)的合称，并购在经济学上的含义通常可解释为一家企业以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取得另一家或几家独立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和全部或部分资产所有权的行为。在实际中，并购(M＆A)通常包括公司接管以及相关的公司重组、公司控制、企业所有权结构变更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最近的一次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还在延续。近期国内就有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宝钢并购八一钢铁、邯郸钢铁、马钢股份海螺水泥并购巢东水泥，国美收购永乐电器，帝亚吉欧收购水井坊等并购事件。在竞争性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和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才能生存下去。一般情况下，企业可以选用两种方式进行发展：(1)通过内部投资新建方式扩大生产能力；(2)通过并购获得行业内原有生产能力。其中，并购是国际企业公认的效率较高、较迅速的方式。本文以我国啤酒行业为例，对企业的并购动因进行分析。

二、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并购行为，经济学家们作了大量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分析企业并购的动因、效应及如何实现自身发展或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诸多关于企业并购的理论。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规模效益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市场力假说将企业并购的动因归结于并购能够提高市场占有率，由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减少，优势企业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税赋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一个企业有过多的账面盈余，因而必须承担高额税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行为，被兼并企业往往由于税收负担过重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无疑会带来税收的好处。

由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这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实施并购后的产出比并购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要大，即1+1>2，主要体现在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该假说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营协同效应来自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财务协同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

委托一理论对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可归纳如下：并购可以降低成本。Manne(1965)认为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收购或权的竞争可以降低成本。而MueH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人的报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并购的动因在于对并购后公司潜在效率的追求，包括节约交易费用、效率最优化等。Coase(1937)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理解公司并购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基础。Wiliamsion(1951)进一步发展了Coase的理论，深入研究了企业“纵向一体化”问题，认为纵向一体化有效地削弱了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克服了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我国啤酒行业并购现状及动因

我国的啤酒产业1978年时只有少数几家啤酒厂，全国啤酒产量也只有40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年均递增近30％的高速度增长，到1988年，在数量上已发展到813家，总产量上到656．4万吨，仅次于美国、德国，名列世界第三，到1993年就跃居世界第二。1997～2002年间，我国啤酒产量年均增长7％，到2003年达到了2400万吨，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啤酒生产国和消费国。

2006年啤酒产量已达到3600万吨。我国的啤酒人均消费水平也从1978年的5公升增长到2006年的27．6公升，与世界消费水平同步。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成熟的啤酒行业集中度较高，几大啤酒公司垄断市场，占据全部销量的80％～9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啤酒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中国啤酒行业的集中度得到一定的提高，国内前十大啤酒生产商已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l％，但是青岛、燕京、华润三大巨头的市场占有率之和仅为36％左右，市场上活跃的大多数还是区域性品牌，行业集中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青岛啤酒公司自1995年以来在全国重要区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购兼并活动，已在鲁、京、沪、粤、陕、苏、闽等l7个省市设有近50多个啤酒生产分厂，在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生产销售不同档次的各种品牌啤酒，2006年总产量达到500万吨。燕京啤酒在1999年开始连连兼并30多家啤酒企业，2006年啤酒销量已达300多万吨，尤其公司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几次增持惠泉啤酒股权，公司持有惠泉啤酒有限售条件的股份1．25亿股，占惠泉啤酒总股本的50．03％，为惠泉啤酒的绝对控股股东。华润集团已将27家啤酒公司收至麾下，年生产能力突破350万吨，产销量超过220万吨，国际著名啤酒厂商SAB是华润啤酒集团的三个股东之一。华润凭借雄厚的资本，先后并购沈阳“雪花”和四川“蓝剑”两大名牌。苏格兰纽卡斯尔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每股l0．5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重啤集团的国有股5000万股，占重庆啤酒总股本的19．51％，股份转让完成后苏纽公司成为重庆啤酒第二大股东。

通过前述各种经济学派对企业并购行为解释，结合我国啤酒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分析我国啤酒行业兼并重组动因如下：

第一，啤酒行业特点是典型的规模经济，通过并购，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同时降低经营成本。随着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单位成本呈下降趋势，进而企业的利润能够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啤酒企业出于经济上理性的思考，追求企业不断地做大做强。

第二，从国内企业来讲，我国大部分啤酒生产企业的生产销售地域性严重，销售网络还是局限于本地区或者某一地区，其他地区占有率很低，同时还有一些地区的市场没有得到开发。在这种形式下，一些企业把目标瞄向了自身市场以外的地区，通过并购重组其他地区的市场，打开销售渠道，从而扩大自己的销售，同时因为本地化生产，降低了成本。

第三，树立品牌效应。国内啤酒行业生产能力目前相对过剩，供大于求，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一般把目标定在了高端市场，它们追求的是品牌效应。面对国外企业的冲击，我国企业也正在改变营销思路，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我国啤酒行业品牌的建立是循着一个思路：地方品牌、区域品牌、全国品牌到世界品牌。以全球化的观点来考虑，品牌对于一个啤酒企业至关重要，这种情况下，通过并购优质资产，扩大了销售范围，同时也扩大了知名度，进而为进入中高端市场、进行品牌竞争减少了一些障碍，为企业拓展了一条长远的发展道路。

第四，啤酒行业的并购重组可以实现协同效应，增强企业进入壁垒，建立优势的竞争地位。从啤酒产品本身来讲，差异化非常困难，因此，啤酒企业在不断的并购中完成企业的战略布局，通过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给同行业的竞争者或后进入者设置了障碍。由于地方保护及消费者偏好的问题存在，有实力的啤酒企业通过并购一个地区的啤酒企业，可以赢得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及地方政府优惠的投资政策支持，进而可以控制市场资源，包括市场网络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关系资源，这些优势资源是啤酒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大规模的必要保障。

第五，提高市场份额市场份额代表着一个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如青岛啤酒对全国各地的啤酒生产企业开展的横向并购对提升青岛啤酒的市场份额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青岛啤酒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也提高了行业的集中程度，其市场占有率由最初的不到3％达到了现在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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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路径依赖；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经济变迁；分析框架

一、引言

虽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最近30年来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这一概念最初却是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1957年，生物学家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的分叉现象和基因的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由基因的随机变异和外部环境的选择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因此，在物种进化起始阶段，偶然性的随机因素将触发基因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进而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而且这些路径是互不重合、互不干扰的――这就是路径依赖最初的涵义。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David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研究。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之后，研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1993年，Grabher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研究中分析了区域发展陷入“锁定”的原因，第一次明确地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1994年，Garud和Rappa首次将路径依赖推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指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仅源自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还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及认知结构有关，因此应该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1999年，Bebchuk和Roe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首次提出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2005年，North又把心理学纳入路径依赖的研究视野，认为环境、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品位，使人们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这样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一是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未能取得突破。例如，刘元春（1999）批评当时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别，从而过分夸大了“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提出对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进行完善或重构的思路。傅沂（2008）指出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缺陷，然后提出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构建路径依赖的新分析框架，但是演化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框架尚未成熟，因此他也只能提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几个基本特点，而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方面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开辟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未能开拓新的疆域。值得指出的是，傅沂在2006年提出的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破解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

在不到30年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理论已经从技术变迁领域先后扩散到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其应用领域在变，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石――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却始终未变，如图1所示。关于“历史小事件”，在路径依赖理论的系统提出者David那里是指随机发生、不受行为人主观控制的偶然事件。后来，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学者逐渐将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纳入了“历史小事件”的内涵。为此，本文将“历史小事件”界定为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行为人主观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如行为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自我强化机制”是指能够不断强化行为人对初始路径的选择的各种因素，如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

一般地，在规划从事某一经济活动时，经济主体在进行初始的路径选择时将面临多条可选路径：路径甲、路径乙、路径丙和路径丁等；后来某一历史小事件发生，促使经济主体选择了路径乙；接下来，经济主体将在路径乙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对路径乙产生依赖效应；当经济主体逐渐退出对初始路径的“锁定”后，将面临再一次的路径选择，这有可能再一次启动路径依赖的形成。关于路径依赖的形成，最为经典的例子是1985年David在《QWERTY键盘的历史和经济学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关于QWERTY键盘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David指出QWERTY键盘能够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意外的历史性事件”――为了避免因打字过快而发生卡键的问题，发明家Sholes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QWERTY键盘的布局；后来在推广这种打字机的时候，发明者们一直强调这是最科学的排列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打字速度――给这种键盘带来了相对于其竞争者的早期领先优势，即在发明者们持久的强调和劝说下，当时键盘的需求方大多优先采购这种键盘；之后通过经济系统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等自我强化机制，这种领先优势被逐渐放大；最终QWERTY键盘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后来出现的DSK键盘等更具技术优势的键盘，成为了至今全世界通用的标准键盘。接下来，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分析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框架。

三、路径依赖形成原因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层级划分

在前面有关路径依赖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外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和非正式的文化约束等；第二层（中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内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其中，第一层原因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又由第三层原因引起。

规模报酬递增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由David于1985年首次提出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之一。之后，Arthur在1989年系统地论述了在三种规模报酬中只有规模报酬递增才能形成路径依赖。1994年，Arthur又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四个原因：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适应性预期。学习效应是指在长期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理等可以积累产品生产、工艺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量，最终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网络外部性源于David于1985年提出的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技术相关性，在后来逐渐被网络效应替代，因为学者们认为后者用来描述路径依赖的形成更为合理。网络效应是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包括互补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由于规模经济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总成本，而规模报酬递增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促使企业的产量比要素投入增加得更多，二者最终都能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因此，本文认为，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下文将仅探讨规模报酬递增。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生变化。David于1985年还提出将投资的准不可逆性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后来这一概念在1990年被North发展为建设成本，在1998年又被Shaprio和Varian发展为转换成本。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转换成本是指从当前路径转换到新路径所发生一系列成本的总和，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由Windrum在1999第一次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框架下，经济主体逐渐形成的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人们的主观理解是指在初始路径选定之后，经济主体在长期内逐渐形成的对选定路径的运行的一般性的主观看法，由Kemp于1997年首次提出。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则分别由Kemp在1997年、North在1990年和Greif在1997年首次提出。不完全市场是指不具备下述条件之一的市场：市场上的产品同质；买者与卖者数量众多；所有买者和卖者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所有买者和卖者都掌握当前物价的完全信息并能预测未来物价；就总成交额而言，市场上各个买者和卖者的购销额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买者与卖者之间无串通合谋行为；买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可转让。不完全市场包括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形态。

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则是路径依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基础。经济大环境不仅包括经济环境本身，还包括社会、政治和生态等领域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的诸多要素。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Menger、Fisher和Edgeworth都曾深刻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或将改变整个经济学的风貌；Knight则最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了系统性论述。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之间，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既包含有意识的理性，但同时这种理性又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它由Arrow首次提出，随后由Simon加以系统化并大加倡导。不完全信息则是指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主体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的全部知识。信息不完全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是指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经济主体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则是指市场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有效地配置，包括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路径依赖的应用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领域相对比较成熟，学者们对这两个领域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系统的成果。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公司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就是综合应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成果。遵循这种思路，本文也将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视角来系统论述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必须强调，这里的经济变迁过程以生产企业为运行主体，其典型代表可以是区域经济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和贸易变迁等。

（二）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前文已提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自然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2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技术路径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和同一市场上各需求方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技术选择和相应产品的产销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技术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应用选定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弃用选定的技术，而将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选定技术相关的应用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应用到既定产品生产中，以至于在往后的生产实践中投入与先前同样的生产要素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产出水平。这便是技术变迁中供给方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这些个人或（和）企业也不会轻易弃用该企业的产品及其兼容产品，而且一方面将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也将反过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下一次购买；另一方面，为了沟通和交流的方便，这些个人或（和）企业将会把这些产品推荐给其他个人或（和企业）使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量。这便是技术变迁中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和该种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该企业将根据其产品的历史生产和销售情况制订下一期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其需求方也将根据该种产品的历史采购和使用情况制订下一期的采购和使用计划，结果便是进一步增加该种产品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便是技术变迁中的供需双方的适应性预期。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初始技术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该产品及其兼容产品需求方的网络效应将给供给方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同时，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促使供给方逐渐形成与该技术路径相关的管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引导人们形成对该技术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将使该生产企业对初始的技术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地，当该企业取得领先优势后，市场上的需求方将对该种产品产生一致认可。生产配套产品或互补品的企业若要赢得客户青睐，稳健的策略必然是紧跟该领先企业的技术路径，适时地推出自己的关联产品。这将在产业链上形成对该技术的路径依赖。

（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在进一步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制度”下一个内涵清晰、外延适度的定义。在此，本文拟采用我国学者秦海（2004）的观点：对于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而言，制度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仅仅是这种秩序化过程的载体。据此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就有两种类型：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它们具有不同的载体和强制类型，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制度载体完全有其所受的强制类型决定，正是不同的强制类型将各种制度载体区分开来。

另外，还必须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基于产品生产的视角，本文将生产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与其对技术路径的选择看成是类似的过程，即将“制度”与“技术”一样视为广义生产要素之一。事实上，在本文看来，“技术”与“制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流程化的技术将催生相应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制度包括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种类型，而且它们又各包含三种载体，因此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要比对技术路径的选择复杂得多。一方面，对于内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基本可以自主进行；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则是被动接受的程度更大些――如果说企业，尤其是领先企业在制定行业规则方面尚且具备一定的话语权，那么在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面前，任何企业的自主选择权都要小很多。

下面接着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3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制度路径――包括企业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中的部分行业规则和社会规范；国家法律不可自主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之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制度选择和组织运营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选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组织管理、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挑战选定的制度，而将在该制度框架下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制度运营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促进产出的增加。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生产企业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在与选定初始制度路径的领先企业接触时，这些组织不仅不会挑战该制度框架，相反为了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些组织将会把该种制度框架推荐给其他企业选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制度路径的需求量。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网络效应。而且由于是在同一或至少是相似的制度框架下，各生产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将会因为逐渐积累的交涉知识和经验而变得越来越顺畅和有效。这便是制度变迁中前述企业的关联组织的学习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在初始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确立后，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规则逐渐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有力补充并且逐渐应用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形成合力，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对于该制度框架将持续存在甚至是永久性存在的预期。当该生产企业预期到这一制度路径具备持续的生命力，并且预期到其他组织也将会按照这一制度框架行事时，自己就会仍然按照这一框架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选定的制度本身。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预期，它同样适用与该生产企业有关联的其他企业、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组织。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方面，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在初始制度框架下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初始制度路径的网络效应将给所有通过这一制度路径进行交涉的组织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引发以下自我强化机制：第一，促使各组织逐渐形成与该制度路径相关的管理和运营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引致在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与相应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内部形成一个跨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三，推动立法机构制定、颁布和实施用来规范该制度框架的运行的法律法规；第四，在该制度路径的长期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称的文化环境；第五，引导人们形成对该制度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在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对初始的制度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四）技术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综合作用

对于某一经济变迁过程来说，虽然前两节分开论述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变迁过程中是很难把其中的技术变迁要素和制度变迁要素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二者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复杂的相互关联形成合力，再作用于该经济变迁过程。

在图4中，本文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定性地分解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和其他路径依赖效应，即某一经济变迁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他路径依赖效应。

值得指出的是，此处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是本文对于该经济变迁中除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路径依赖效应的一种假设。这一假设为将来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新分支的发展和应用于该经济变迁留下了解释空间。

根据前两节对某一经济变迁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得知从技术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产品生产的时间比较短，而从制度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时间则相对比较长――生产企业中生产工人对简单技术的应用只需很短的培训，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训就可以直接上手；而该企业对与简单技术生产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的选择、构建和运行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企业的外部制度，因为它们的一部分是伴随着选定制度框架的运行才逐渐生长起来的。因而，从趋势线上看，该经济变迁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萌芽和形成要比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滞后一段时间。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本文假设其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一同产生，但其大小逊于后者。

具体地，无论是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第一层原因都是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的，而第三层原因是逻辑基础或理论假设，是始终存在的分析前提。因此，从时间轴上看，路径依赖起始于第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本文的分析和关于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萌芽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占主导）和适应性预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转换成本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发展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成熟阶段。类似地，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上文的分析和关于制度选定、建构和运行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其萌芽和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相同；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则构成其成熟阶段。

基于前面的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一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前期和后期阶段分别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二者存在一个交点。本文认为，这个交点出现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成熟阶段，对应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

三、结语与展望

在国外学者有关路径依赖研究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整理出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样化的可选路径集合、历史小事件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强化机制。接着根据因果关系，将路径依赖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强化机制划分三个层级。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此前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将路径依赖的各种形成原因作为一个层级平行地加以提出，如David（1985）等，要么将这些原因作为两个层级加以提出，如North（1990）和Arthur（1994）等。本文认为，其中第一、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来说是一样的，但技术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仅包含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还包括既定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然后以这些层次化的原因为基础，分别系统地论述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时间为轴，论述了该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二者在总的路径依赖效应中主导权的交换。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二。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必须指出，虽然路径依赖理论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其应用领域一直处在扩张阶段，但其核心解释逻辑一直都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的，缺乏实证研究模型一直是其软肋。路径依赖理论作为演化经济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一，傅沂、柴茂（2010）曾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进行了仿真分析；但黄凯南（2009）已系统地论证了演化博弈论对于演化经济学，从而对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不适用性。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另一方面，鉴于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各种自我强化机制，或者说正反馈机制，而正反馈是系统动力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从系统动力学出发来探求路径依赖的实证分析模型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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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在跨国大企业中，以多元化战略为指导，通过资本运营来迅速崛起已成为一种集中趋势。资本市场条件下，生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过渡已成必然，资本经营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而并购作为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也得到广泛运用，从19世纪末开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并购浪潮。近来，国外学术界对此一直给予高度关注。Huisman，Kort，Pawlina and Thijssen(2003)回顾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采纳和减少不确定性情况，发现运行成本高的企业并购其他企业后将增大自身的交易成本。Clougherty and Zhang(2004)研究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喜欢严格（而不是宽松的）兼并政策。Toxvaerd(2004)以不确定性环境中竞争压力与收购者收购行为的不可撤消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为合并浪潮提供了一个解释：从长期看来，一系列收购都是为了竞争稀缺的目标公司，收购者要么延迟收购，要么急速收购；延迟收购的尝试对良好的期货市场条件而言，可能获利，但同时也赋予被对手取代的风险。Gorton，Kahl and Rosen(2005)研究表明，如果经理们能够准确地估计出私人控制的各种利益，他们可能从事无利可图的反收购行动。本文尝试着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企业并购理论作一番透视。

二、并购理论：回顾与介评

企业并购的动机和效应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兼并的起因来源于一些并购将会出现的后果（陈共、周升业、吴晓求，1998）。对企业并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而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开始于马克思，其资本集中理论就是对并购理论的间接阐述。以经济学的变迁为主线，可将诸多并购理论归集如下：

1、新古典综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都围绕着利润最大化而进行，主要是因为并购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其并购理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不存在问题；二是资源利用是完全有效率的；三是股市是有效率的。规模经济理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技术决定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垄断利润理论都是以该理论为依托，能够较好地解释某些现象。但是，新古典综合并购理论建立在三个理想的假设前提下，而现实中每一个假设都难以实现。这就决定了它对企业并购实践的指导作用和解释力是有限的。现实中，企业“两权分离”导致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条件下，资源配置就会“错位”，就会引致效率损失；资本市场除了强式外，还存在弱式和半强式两种情况，股市并不一定有效率。因而，并购会带来规模经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2、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能够给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而且对于交易的参与者来说无疑能提高各自的效率（陈共、周升业、吴晓求，1998）。以该理论为依托产生了效率差异化（管理协同）理论、非效率理论、经营协同效应理论、多角化理论、策略性结盟理论和价值低估理论。这种效率主要体现在并购后产生的协同效应上。所谓协同效应应是指两个企业并购后，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产出比原先两个企业产出之和还要大的情形，如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等（干春晖，2004）。我们认为，效率理论在解释企业并购动机方面是强有力的。但是，并购动机到底起因于何种意义上的协同效应和效率改进，则是值得深入考虑与分析的；另一方面，效率理论主要从扩大生产规模宏观经济和释放剩余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两方面来说明问题，所解释的范畴是有限的，企业并购动因与效应不仅仅限于此。并购一定会改善经营业绩吗？一定能产生协同效应吗？

3、理论：Mueller(1969)提出假设，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企业规模扩大，而忽视企业的实际投资收益率。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部分问题使管理者容易丧失工作积极性，或导致其额外的消费，因为这种成本将由其他大多数的所有者承担。Fama(1980)，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通过报酬安排、经理市场、有效股票市场以及将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机制，可以减缓问题。当这些机制都不足以控制问题时，接管将可能是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Manne，1965)。因这一理论还产生了控制机制论、管理主义、骄傲假说等几种并购理论。理论实质上源于管理层利益驱动。“两权分离”后，控制权逐渐移位于管理层，他们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有力的决策者。由于管理层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内在冲突，此时委托问题就变得突出，其变形就是管理层努力扩张企业，以使他们的薪金、津贴和地位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一定程度上，并购别人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但是，理论关于并购问题的论述，仅是问题的表现，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式。并购能否提高企业价值还值得质疑。因为通常情况下，并购行为不是由股东发起的，而是由并购公司董事会或者经理代表股东策划完成的。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人员在作出并购决策时，能否代表股东利益就值得怀疑。我们认为，作为问题解决办法的并购理论仅仅说明了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将被并购，但收购后新的问题又将出现。这种并购会破坏管理层职位的稳定性，从而导致与企业长期利益相反的管理决策。在随时存在并购威胁下，管理层往往更注重企业短期效益而忽视任何与长期效益相关的投资决策。

4、新制度经济学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并购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变迁的理论基础——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也被很多学者用来解释并购，由此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合同及资产专用性理论、博弈论等并购新理论。Coase(1937)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企业通过并购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主的内部市场体系。Williamson(1985)指出，企业通过“契约”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也约束了自身适应能力。当矛盾难以解决时，通过并购将合作者内化于内部机构，可以消除上述问题。Grossman and Hart(1983)研究表明，契约不完备性对交易费用起着决定作用，当契约不完备时，并购能够消除或减少由于资产专用性所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实际上成为解决连续生产过程间不完备契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Klein，Crawford and Alchian(1978)分析了纵向一体化、可挤占性准租金和竞争性缔约过程，得出了一个一般意义的经验性规律：可占有准租金越少，交易各方将越有可能依赖契约性关系，而不是依赖共同的所有权；反之，包含在资产中的可占有准租金越多，由共同的或联合的所有权形成的一体化的可能性就越大。Williamson(1975)认为，纵向一体化的激励是因为内部组织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市场合约：首先，当机会主义出现时，与独立签约人相比，内部交易的各方不太可能牺牲整个组织的利益攫取次一级群体的收益；其次，对内部组织更容易进行有效的监督；最后，当分歧产生，内部组织在解决纠纷方面要比市场中介交易更具有优势。

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现有企业并购理论主要是以交易费用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并购实践，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是，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企业纵向一体化，这是很不完整的。并且，纵向一体化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假设原先一个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进入一个大企业，并成为其供应分支单位的一个管理者，那么他就不再有激励抱着细心和采取必要维护措施的态度来使用设备，因为管理者并不拥有企业专用性资产；其次，一个供给者出售其资产给买者会遇到风险，因为最初作出关于卖者的未来净收入流的许诺不一定被遵守；再次，市场所提供的强激励机制是不可能被企业复制而不花费巨额费用；最后，尽管一体化使不同部门之间的研发合作很容易进行，但是创新收益分享中的“搭便车”问题及“一般性上级干预”是有损激励的两种主要效应。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现有企业并购理论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忽略了企业边界理论及财权配置理论的引入。企业并购理论对企业边界理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我们认为，超出企业边界的盲目并购必然导致规模不经济，导致效率损失。企业并购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宏观上，企业并购必须以企业边界理论为指导，为前提，以从整体上判断企业并购是否可行；微观上，企业并购必须考虑企业财权如何有效配置以解决激励约束问题，促进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

三、企业并购理论新表述：基于财权配置的企业边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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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地市场效应 规模收益递增 新经济地理

一、本地市场效应的提出

一个更大的本地市场对区位于其中的厂商是不是个有利条件?对于非对称的市场规模对产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等给出了两个相似的结论。首先,Krugman(1980)证明了即使两国有相同的偏好、技术和禀赋,规模收益递增会导致两国贸易,对某种产品拥有更多消费者的国家将是此种产业的贸易剩余者。其次,Helpman and Krugman(H-K, 1985)进一步发展了此模型,证明了在规模报酬递增产业,更大国家的厂商份额要超过其消费者比例。

本地市场效应(HME,Home Market Effect)是对规模收益递增产品有相对大需求的区域会有更大比例的产出,换句话说,在厂商水平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产业,两个区域中的相对大区域将是净出口者(Head and Mayer,2003)。相比之下,在不变规模收益的比较优势框架下,需求大的市场往往是此种产品的进口国,因此HME可以将以递增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地理和以不变规模收益为特征的比较优势两种范式区分开来(D-W,2003)。

二、理论与实证研究简述

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NEG)的重要理论基石(Head et al ,2002),但假说本身是否是对现实世界的有力抽象需要不断进行检验和完善。很多研究试图放松K氏模型的严格假定,以获取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性和稳定性的结论。修改主要集中在贸易成本、农业部门、贸易空间单元数量、市场结构和企业战略行为假设等。

1.农业部门与HME。Zeng and Kikuchi(2004,2009)为分析农业部门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和HME的关系,对农业部门的设定进行修改,发现即使两国的农产品存在交通成本,HME仍然存在,但会削弱HME的大小,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Davis(1998)和Yu(2005)的结论实际上依赖于两国之间农业部门无贸易的假定。

2.贸易(交通)成本与HME。Medin(2001)在基准模型引入固定贸易成本,使得厂商的出口策略同生产策略分离开来。出口市场的规模会影响规模收益递增部门的出口厂商的比例,小国拥有比大国更大的出口厂商的比例。当CRS-PC产品的贸易成本还不具有完全阻止性的时候,HME是否会存在? Crozet and Trionfetti(2005)对此做了相对详细的分析,发现存在非线性HME,即HME对处于规模两级的国家要比中等规模的国家表现更强烈。

3.多国情形与HME。BLOT(2004)建立多国版本的Krugman(1980)模型,并尝试提出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动态本地市场效应和静态本地市场效应。Suedekum(2005)将世界分成本国和两个外界的国家,建立三国版本的Krugman(1980)模型,更精准地分析多国情形下支出同产出间的关系。

1.跨国公司与HME。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国外建厂开辟新的市场而避开交通成本,这实际上会破坏国家间HME产生的动力。Behrens and Picard(2007)扩展O-T-T(2002)和Ottaviano and Thisse(2002,2004)模型,厂商进行两阶段博弈,得到跨国公司存在时HME出现的条件:

(1)国家规模相差不大;(2)建立分工厂的固定成本很低;(3)交通成本很高,即水平跨国公司的存在会导致HME的消失。(4)市场结构与HME。针对不同市场结构,Head、Mayer and Ries(2002)考虑IRS(递增收益规模)厂商的两阶段博弈,首先选择生产区位(国家),然后选择价格或者产出。结果显示,Krugman(1980)和H-K(1985)模型中产生本地市场效应的几个假设条件并非必不可少。

在实证方面,D-W(1996,1999,2003a)结果支持收益递增在决定国家生产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D-W(1999)对40个日本区域的研究,也发现存在本地市场效应。D-W(1996)同D-W(1999)相比较,后者能够显示出较强的HME,原因在两方面:一是一国之内区域间的要素流动性强;二是一国之内的区域贸易壁垒要小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因素都使得HME出现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日本数据应用了不同的数据加总水平,D-W(1999)很难同D-W(2003)的结果相比较。

此外,以国家为样本,张帆、潘佐红(2006),利用中国1997年31个省(市、区)19个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资源禀赋资料,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19个产业中至少有7个存在显著的HME。Domeque and Sanz(2005)以西班牙为例,样本涉及从1965到1996的17个自治区,9个部门,并采用同理论研究一致的生产和需求的百分比数据,而非绝对量数据,结果支持HME假说的存在。Bourtchouladze(2007)采用欧盟1979至1999年24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发现HME的部门表现与之前的研究(BLOT,2005)相似,且有很大重叠。

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支持在产业细分的水平上存在HME,越是接近理论要求的产品层面的加总水平,HME越容易显现,同时HME的结构变化显示不同需求规模也是决定HME大小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HME在决定产业区位、空间组织和贸易上起到关键作用,可以成为区别比较优势和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这两种范式的有力标准。

三、政策启示

本地市场效应研究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有:第一,出台刺激消费的有力政策,调整消费结构,培育和壮大消费市场和出口市场,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点的产业开拓市场;第二,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将竞争力由主要依靠多而低廉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向既要保持合理的比较优势,更要依靠知识和技术推动的创新型经济;第三,做好科学的空间规划,尤其是城市群、城市带的规划,形成有效的大规模市场体系,同时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减少交通成本和商务成本,畅通商品和要素流动,为形成市场和产出之间互相加强的循环累积机制提供有效支撑。

参考文献:

[1] P. Krugman,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95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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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s D.R. and D.E. Weinste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Struc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 ,43,379-407.

[5]Davis D.R. and D.E. Weinstein ,Market Access,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Empirical Test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5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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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hrens K, Lamorgese A Ottaviano G.I.P. Tabuchi T. Testing the `Home Market Effect' in a Multi-Country World: A Theory-Based Approach"[J].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4,No.4468.

[9]Nana Bourtchouladze, Home market effect hypothesis in a multi-country world[J],.HEI working paper,No:16/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