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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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07-02

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将人际关系引入一种新的结构中。

一、网络中人际交往概况

（一）网络中人际交往的特点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网络人际交往是基于虚拟空间发展起来的。与传统“面对面”模式的人际关系不同，网络人际交往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1）匿名性。在网络中，交往主体往往以匿名的形式出现，每个人都不需要告知别人自己的真实姓名、性别、形象等。（2）低限制性。网络交往的约束极低，个体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交往对象，突破了现实中身份、地位不平等的局限性，实现了精神上的平等和无利益冲突。（3）互动中的人格多重化。随着交往过程中真实情境与虚拟情境的切换，个体的人格也会表现出多重化的特征。个体在虚拟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弱联系性。网络中交流双方的沟通联系较弱。网络在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削弱了感情等的交流。交往主体可以随时更换交往对象，可以进行非即时往，个人之间隐蔽性强，这些都体现了网络人际关系的弱联系性，是与传统人际关系明显不同之处。（5）平等性。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际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而是一种情感的交换。情感交换永远是一种“增值交换”，它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现实的人际交往由于存在上下级、长晚辈关系，可分为水平交往和垂直交往两大类型。不论是水平交往还是垂直交往，由于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知晓性，这使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受道德约束比较大。但在虚拟的网络交往中，情形就不同了，交往主体在心态上都是平等的，且相互间无须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二）网络中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

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地缘等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关系的紧密性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但是，网络匿名性的特征，使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区别于现实生活。社会学家祖克尔于1986年提出了信任产生的三种机制：首先，是由声誉产生信任。即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够得到信任。其次，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即根据他人与自己在种族、家庭背景、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性程度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情况下，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的信念：相似的社会背景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容易相互理解，在交往或经济交换中容易达成共识。最后，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

根据这两种信任机制理论结合网络的特征，有人提出网上信任的产生机制：第一，预设性信任。网上互动的双方彼此相信网络中的秩序规则能够被履行，且对方能承担他所托付的责任及义务，即双方先验地认为他人是可以信任的。这是在网上能够进行交往的前提。第二，由网上声誉产生信任。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毋庸置疑，这个变量十分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信任家人胜过朋友，信任朋友胜过熟人，信任陌生人胜过熟人。第三，在给予信任过程中进行主观判断。这是信任机制建立的决策性环节。网络交往者根据自己的交往经验和主观判断，对他人的网上交往行为进行主观认定，最终决定是否给予对方信任，并决定是否继续保持同其的交往关系。

（三）网络人际交往动机

网络人际交往过程中“动机”的研究一般从人本主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出发，主要体现在“摆脱孤独”和“得到社会支持”两方面。首先，“摆脱孤独”是指个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为摆脱孤独感从而在网络上进行虚拟交往的动机。其次，“得到社会支持”是指通过虚拟交往获得他人理解和支持的需要，特别是精神上需要的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关于这两个动机的例子。一些青少年的父母由于工作繁忙，忽视了跟孩子的交流，而这些人本身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因此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结交一些网友，解除自己的孤独感。

二、网络对人际关系的双重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很多研究者展开了网络对使用者人际关系影响的调查。1998年国外学者Kraut和其同事的研究表明，网络的使用与抑郁、孤独和压力成正相关，即网络的使用会导致人们的人际关系产生隔阂。但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却表明，网络的使用可以明显地降低孤独和抑郁，增加使用者社会支持感和自尊水平，从而使这种良好的交往模式成功迁移到现实生活中。

（一）网络使人际关系更加亲密

1.网络交往中自我表露加深。自我表露最早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 Jourard）在1958年提出来的。通俗地讲，自我表露就是对别人敞开心扉。在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真实地展示自己的行为、倾诉自己的思想。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在交往双方的自我表露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我表露可以增加个体与他人的亲密性。自我表露这一行为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会给交往的他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你对他（她）相当信任，愿意有进一步的交往。同时，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的自我表露可以激发他人进行自我表露，因此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人际关系更加亲密。网络的出现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由于网络中人际交往特点中的匿名性、低限制性、交往心态的平等性，在网络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的姓名、年龄、形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与特定的人交往，网络中不会出现实际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因此自我表露会更深，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变得更加亲密和顺畅。

2.网络交往中不存在“门槛特征”。现实交往障碍中的“门槛特征”，即外貌没有吸引力、容易害羞焦虑等生理个性特点在网络交往中不会出现，交流也因此会变得顺畅。网络有利于消除人际交往隔阂，这里的“隔阂”可能是由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引起的，比如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水平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以及价值观不一致造成的交往不适等等。网络中巨大的信息量可以使人们兼容并蓄，对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价值观有所了解，人际关系也能够得到促进。

3.网络交往的预设性信任。网络中的人际信任机制较现实中有所不同，网络中的“预设性信任”先验地认为对方是可信任的，先进行交往。这就使得人们交往的范围扩大，也使得人际交往更加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对某一个人并不是很了解，却因为少数人对他不好的评价而对其望而却步，不与其交往，其实如果通过亲自的接触会发现那个人不是传闻中的样子。但是在网络中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人们一开始对对方都是假定的信任，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对对方进一步的了解而渐渐亲密。这种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也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使得人际关系亲密。信任对象具有广泛性，与传统意义上面对面人际交往的模式进行比较，网络人际交往是通过以虚拟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的点对点的局限性，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多样交往模式。因此，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会组成一个群体，群体间的交流促进了人际关系。

（二）网络造成人际关系的隔阂

1.网络导致沟通能力受阻。网络会导致沟通能力受阻，理由是在虚拟网络中使用者不受现实社会中法律以及道德规范的约束，根据自我意愿使用现代技术实现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目标，这种自由随意性契合人们的心理特点，但过于频繁的网络交往易引起内心的孤独和压抑，会表现为兴趣减退、情绪低落、精力不足、思维迟钝，有的甚至会造成心理障碍，从而降低人际沟通能力。另外，人际互动中的人格多元化是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特点之一，在网上与他人进行互动的时候，个体的真实身体待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自身角色，而角色的改变伴随着人格的调整。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个体两种或多种角色的交替出现，可能会形成双重或多重人格。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多重角色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或转换过频时，容易出现心理危机，导致双重或多重人格障碍。

2.网络中存在欺骗。虚拟世界一些新的欺诈与其他犯罪行为，抹杀了人的正常感情，让人们的心理出现新的负担，对个体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信任、互助的美德持迟疑态度，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带着戒备心理。在网络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中，信任是先建立的，如果在网络上被骗，就会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轻易地建立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际关系阻隔。

3.网络会导致心理问题。现代人对网络的沉迷，过分地依赖网络，选择网上与人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孤独症和网络抑郁症。“人-机”关系对人们现实的人际关系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种“人-机”交往模式淡化了现实中个人与社会及他人的交往，远离周围伙伴，变得越来越孤僻，社交功能和交流技巧出现障碍、异常动作以及复杂多样化的行为。网络抑郁症状态下的人们常常情绪低落、无愉或兴趣丧失，出现睡眠障碍、生物钟紊乱、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的症状，精力不足、精神运动性迟缓和激动、自我评价降低和能力下降、思维迟缓、出现自杀意念和行为、社会活动减少，从而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负面影响，使人际关系隔阂。

三、总结

日益频繁的网络连接，一方面易于使人形成共同的经验、话题和感受，相互吸引力增加，人际关系也随之趋于亲密。同时，这种由网络引起的人与人之间感情沟通的不断强化也促使人们逐步由虚拟世界中的交流向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转化。另一方面，也有人因为这些特有的特点而沉迷网络，或在网络中被人欺骗，导致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网络对人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网络人际关系的健康性。如倡导正确地运用网络，积极地引导帮助网民，让其正确地使用网络。另外，可以通过技术、法律等途径保证网络空间的健康与安全，使网络给人带来平等、友好、合作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德芳，余林.虚拟社会关系的心理学研究及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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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聘礼；经济压力；社会风气；人文风情

一、关于各地聘礼对社会风气、人文风情影响现状及原因分析

聘礼在男女心中地位提高。女性对于聘礼金额的在意程度导致聘礼金额不断攀升，然而，当前的高额聘礼所引发的炫富攀比现象给大多数的男性造成压力，只有部分男性会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累计，女性在聘礼认识方面更加的理性，更加看重一个家庭而不是金钱。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今房子似乎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女性当成是结婚的一项前提，然而如今居高不下的房价也给男性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经济状况也成为了人们考虑的另外一项重要指标。这在让人们更加意识到社会的残酷的同时也变得更加现实。虽然，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浮夸的社会风气和严重的攀比，炫富现象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

相比于更现实的长辈们，年轻人依旧追求真情。在青年男女中多数人更加在乎的是感情而不是物质，并且他们中不少认为哪怕裸婚，未来依旧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至少青年一代未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倒。然而随着年龄段的增长，人们对于物质方面考虑的更多，也变得更加现实。虽然门当户对的说法没有像古代那样严重，但门户之见依然存在。

社会风气亟待整顿，政府需要加强调控。对于如今这种聘金越来越高的现状，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于浮夸的社会风气和攀比虚荣心理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也是一项重要原因。并且大多数的人也都认为这种风气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负面影响，会使社会上媚俗之风盛行。同时不难发现，其实人们心中更加希望出现的是一种实在是干，追求真情的社会风气。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风气已经出现问题，整顿社会风气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而政府也首当其冲，需要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这种现状，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贯彻落实社会风气改革。

二、针对高额聘礼现状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干预，进行调控

政府可以出面进行宏观调控，出台惠民政策，为一些适龄青年提供优惠政策，例如降低房价等措施，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政府还可以颁布法令，将超过一定金额的聘礼征收税收，以控制聘礼的不断攀升所带来的攀比炫富事件的发生。而且政府要做的心为民所系，法为民所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宣传引导，改善风气

组织宣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思想，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提升国民素质，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贯彻落实社会风气改革。

（三）保持心态，量力而为

人们自身也必须有良好的心态，不要有盲目攀比，跟随大众的心理，要认清自己的条件，做出适合自己经济能力和承受范围的选择。

三、结语

无论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聘礼金额上涨，还是盲目攀比炫富心理哄抬聘礼金额，最终都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压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自主选择的权利。人们在竞相追逐聘礼的规格的同时，已然忽略了聘礼这一传统风俗最初的意义。我国很多地区将订婚时所下聘礼称为“下茶”、“送茶”；把受聘礼称为“受茶”、“吃茶”等。以茶为礼行聘的风俗兴起于宋代。古代的人以三茶订婚，茶为聘礼，如此简单朴素，聘礼只是用于订婚的风俗习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人文风情，而时下这些风俗被打破，聘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单纯朴素。

虽然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吃饱穿暖已不再是人们的追求目标，人们开始学会如何享受生活，人性的慵懒与贪婪使得有些人希望走捷径已到达富裕的生活，高额的聘礼虽然可以一时的装饰脸面，但是学会脚踏实地，勤俭持家才是长远之计。政府的正当干预和正确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对社会风气的优化起到不小的作用。面对络绎不绝的社会负能量，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杜绝盲从并且报以积极的态度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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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质；人的本质的优化

一、什么是本质

（一）关于事物本质的定义

关于事物本质的定义，哲学大师们有过详细的论述。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的特殊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他强调了特殊矛盾是事物的特殊本质。他还强调，事物的主要的质和根本的质，才是事物的本质。还提出了事物的本质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指出：“事物的性质（即本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①他强调了，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决定事物本质问题上所占的支配地位。列宁在论述事物的本质时说：“本质和规律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②这说明了规律和本质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事物的本质就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通过及列宁的论述，就可以给本质做出如下定义：事物的本质是由该事物的特殊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二）关于事物本质的规定性

事物的本质有如下规定性：

其一，事物的本质必须是一个辩证的范畴。

其二，事物的本质可以把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其三，事物的本质可以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

其四，事物的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不到事物的特殊矛盾发生根本转变时，事物的本质是不会任意转变的。

其五，事物的本质是贯穿事物的始终的。

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定义以及事物本质的规定性的认识与了解，才能更好的把握什么是人的本质，以及实现对人的本质的优化。

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期间经历了两次认识的转化，第一次是神本体向人本体的转换；第二次是从人的自在本质向人的社会本质的转换。这说明了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经过螺旋式的上升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亦是如此，正是因为站在前人的理论基石上不断的否定发展，才形成了对人的本质的更加准确和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对人性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而黑格尔却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但是他把其中的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

然而费尔巴哈看出了黑格尔理论的实质，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现实的人”；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的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③根据前人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这一认识应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

（一）人的本质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形式，而不是某种静态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某种僵化的、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人的历史活动的进程中，不断变化发展而生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组合中进行的，它在创造出物质形态产品的同时，也创造出非自然形态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劳动活动在其具体历史活动进程中的表现形式和结果。在劳动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上，这些社会关系总和就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例如，原始社会条件下人的本质不同于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本质，更不同于社会化条件下人的本质。因此，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才能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不同本质。

（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个关系范畴，即对象性的社会关系。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动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更因为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零零的独自存在着。但是，在社会实践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和发展，他们的任何一种对象性活动，都与另一些人的对象性活动相联系，并构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无论是在人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亦或是人的产品的交换活动的过程中，都会通过劳动与他人产生一定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一定是通过其他对象的参与来实现的。

（三）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关系。此外，还有家庭内的血缘关系，家庭外的亲朋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例如同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这种关系及其构成方式也是历史的。因此，对于人的本质的把握不仅仅是要通过劳动这一普遍存在的关系，还应考虑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

总之，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作出的定义，而是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给出了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在认识人的本质时应参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看做是真实的具体的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

三、人的本质的优化

通过对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解读，不难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总是一尘不变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经历遭遇下，人的本质是会发生变化的，那么在发生变化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的优化。这就要从理论教育以及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的优化。

（一）理论教育――三观教育

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总是通过各种活动与他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交往也处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本质的好坏在我国古代早有争议，一说“性本善”，一说“性本恶”，但不论是善还是恶，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针对这种未知的变化应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④世界观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人生观是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具体表现在幸福观、生死观、苦乐观等方面，它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表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价值观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真伪、善恶、美丑的的评价和判断。因此，应在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中加强对三观的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从理论教育上实现对人的本质的优化。同时，由于人的本质的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因此在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二）实践教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关系，它造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造成了剥削阶级的自私性及其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和侵蚀，是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桎梏。因此，为了优化人的本质，首先就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既是消灭和改造旧的社会关系的结果，又是塑造人的新型本质的前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公有制，这就基本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根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和现代人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发展的需要是基本相适应的，因而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种社会关系。

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品，同时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在我国现实历史条件下开拓一条人的本质优化之路。

总之，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关键，由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属性决定了他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只有正确把握“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更好的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的途径来实现人的本质的优化。

[注释]

①《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版，第283-284页，第297页。

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3月版，第38卷，第161页。

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④《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191页。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83-284，297.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5]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6]孙景泰.时代哲学人生[M].沈阳：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

[7]陈祖耀.这是马克思的定义吗――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J].湖北：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2（05）.

[8]李刚.简论人的本质与价值意识[J].

[9]李卓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三个维度[J].郑州：郑州航空管理学院学报，2012（04）.

[10]周永霞.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的再认识[J].山西：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02）.

[11]陈祖耀.人的本质是什么――一个需要修正的哲学命题[J].江淮论坛，2009（02）.

[12]李超波.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与黑格尔的和费尔巴哈的相比较[J].文教资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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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体育；社会化；社会关系；定位；影响

学校体育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对学生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体育科学的发展，学校体育逐步步入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生物、心理和社会是学校体育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学校体育要引导学生懂得健康快乐的人生需要终身体育的陪伴，参与体育不但是身体的也是社会的体验，在促进身心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关系。加拿大体育社会学家南希・希伯奇提出，“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关系发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学校体育在这一过程中的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

一、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定位

学校体育是通过教育和文化实现对学生的全面影响，教育的功能在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达到协调一致和良性互动。学校体育的教育目标不但要符合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还要把人自身发展需要与社会化结合统一起来。以体育文化素养的整体有机提高去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和社会关系发展。

二、对学生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社会化不仅是一个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化社会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学校教育和校园文化使学生原有社会关系产生了许多新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学生的社会关系应该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总和，社会角色和对外部社会环境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三、学生社会化的目标与对学校体育的认知和参与模式相联系

学校体育包含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和竞赛、群众体育活动和深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大学生对学校体育的了解和认知也是从这些方面开始的。学生是参与体育的最活跃的群体，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需要认知，包括体育心理学中研究的内容，即感知、思维、记忆等方面，通过参与体育而获得的对体育本身或运动项目的体验。

社会化目标定位也需要相应的参与模式。体育教学是最主要途径，通过体育教学，学生的体育知识、运动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得到适当发展和提高。丰富的校园体育文化也为他们进一步参与体育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校园内外体育活动的参与行为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补充。学生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多重因素的介入，学校体育无疑给学生提供了最鲜活的社会化场景。

四、学校体育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途径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接触界面日益深广，对学生个体的社会化的影响日趋增强。学校体育教育过程可以理解为学生以某种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与同学、教师之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场所，在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和现实性的具体事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促进了学生社会化的发展。

外部社会是大学生要真正面对的，通过体育认识社会成为完全社会化的个体。参与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次人生的选择机会，从中品味成功与失败，自信和成就感，失落和沮丧。社会化还包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他们可以比较自如的应对社会问题和面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格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所提倡的观念是一致的，这种社会化过程中的现代意识和心理行为体现了大学生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学校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以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全面影响为目标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学校体育是学生的自然属性的体验场所，为学生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值得记忆的和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同时，体育还派生出许多其它的附属功能，对学生心理、智能等产生影响。

学校体育通过对学生的社会属性的影响为目标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的现代体育理念、终身体育观以及对体育的认识和对体育的参与意识。在现代社会中，体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体育的认同、参与和关注构成了社会体育文化的发展潮流。体育是沟通情感、加强交流的纽带，在体育人生中品味社会角色的互通和转变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外部社会的纷繁复杂。

五、学校体育促进学生社会关系的发展

人的社会化过程会涉及一系列个人、群体和机构。这些个人、群体和机构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者就是社会化的主体，对大学生而言，这些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学校体育作为教育过程，其中许多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的。这种人际关系成为体育对社会对人类施加影响、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学校体育的教学、群体和竞赛活动大都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个集体是有集体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的。体育活动本身有许多规范要求，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人们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发展人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学校体育的定位有助于调整、改善和影响学生的社会关系。学校体育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共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社会化的进程。学校体育以其日益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对促进人的社会化具有载体的作用，它使人在体育活动的情境中，而不是在教室里讨论培养心理品质和学习遵守伦理道德原则。教会人们去理解和建立权利和义务、成功和失败、机会和风险等公平竞争的观念。人际交流的媒介不仅是同学和队友、教师和教练员，还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组织者、领导、观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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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开发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社会资本理论则揭示了任何教育活动都不是简单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直线关系，教育的整体功能不应只局限于“人力”培育。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协同视角下，高职教育基本功能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取、技术技能的提升，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社会适应水平、生活质量以及高职教育活动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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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教育基本功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协同

[作者简介]吴结（1976-），男，江西余干人，广东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广东 广州 51009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24-0009-04

职业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开发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功能。结合职业市场的需求，高职教育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取、技术技能的提升，即重视培育和挖掘学生个体的能力和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可和尊重。然而，现实中的人或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一定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社会属性决定了高职教育等所有教育活动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培育，决定着学生主体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社会化的过程。“教育制度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还可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不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这样。”因此，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实现应该协同集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一、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人力”倾向

“后发国家一般都是通过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先导的模式，优先在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缩小与先行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对先行国家的经济追赶。”我国高职教育的萌芽、起步、发展历程正是处在奋起追赶的大时代背景下。从目标维度上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尤为关注工具理性问题，即关注高职教育功利性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我国高职教育从形成之时起，就被赋予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和帮助政府解决长期积累的“高等教育资源荒”的使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高职教育办学着眼的是“人力资源”的开拓，培养对象被视为资源要素，高职教育目标定位为产出更多、更好的人力资本。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演变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八五”末期的“高层次实用人才”、“九五”初期的“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九五”末期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十五”初期的“高技能人才”、“十一五”初期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十二五”初期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又提出“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总体上强调的是实用性、应用型、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门人才，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甚至包括政府在内，容易单纯从统计学角度来审视教育过程和办学业绩，追求的是在单位时间内使学生数量最大化和使学生掌握的知识量最大化，确保在单位时间内训练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者数量。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明显的“人力”倾向，在“人”与“材”两者之中更多强调的是“材”。高职教育“人力”倾向迎合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技术技能的重要性，强化高职教育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然而，高职教育的“人力”倾向也有着先天的局限性。

第一，忽略了教育过程的复杂性，简化了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人本主义所主导的高职教育发展观认为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是正相关的直线关系，即有多大的教育投入必然会有多大的教育产出。在这种发展观的影响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更多体现在量化指标上：数量激增，规模膨胀。1999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是474所，2009年是1215所，增长了2.56倍，2011年全国各类高职院校数则达到1280所；2002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数为162万人，在校生数为376万，2011年则分别增长到325万和959万。虽然高职教育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同样也出现大量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不高、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学历教育倾向明显、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等。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影响因子的存在，比如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政校企关系、区域差异、家庭背景、社会认同、性别歧视等。影响因子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高职教育过程不是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如果只执著于优秀教师引进、优质课程建设、先进教学手段使用等，是无法真正实现办学内涵提升的。

第二，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过程，所培养出的学生丧失主体的完整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动性。“人力”概念形式上表明对人的关注，但是人的存在状态已不是本体存在，而是以知识、技术、技能为内涵的资源载体，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处于客体地位，被动地获取知识和掌握技术技能。高职教育专注职业市场需求，以扩充学生人力资源容量为己任，很少关注学生情感、人格、尊严等的主体性需要。近年来，高职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类课程开设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大多数课程被冠以“职业”前缀，置身于浓厚的“提升职业素养、服务就业水平”语境中，课程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与技术技能相结合的人文素质，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就业综合素质；课程内容突出如何“乐业”，缺乏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人类普适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中无法不顾及现实职场的需求，缺少动力去向学生传递自身对人性或生活的思考和领悟；在高职有限的三年学制中，随着实践教学模式的深入推广，职业实践学习环节所占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本应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开设相配套的各类社会活动自然被压缩，学生参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被减弱，课程教学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为此，职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依旧有充当“人力”资源生成的嫌疑。学生自然无法真正以“非功利”的心态去学习这些课程，无法自主地、深刻地领悟人性的纯真和美好，从而削弱了未来职业生涯中人性自我修正的能力，无法有效抵御职场或社会中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第三，割裂了“生存”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以“人力资本生成”为导向的高职教育被视为教导人如何谋生的教育，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唯一目的是学会如何做事、如何谋生。然而，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会生活，人会在感受生活所给予的各种酸甜苦辣中品味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乐趣。由此，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理应是教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帮助学生理解“何以为生”的道理。由于没有将“生活”理念纳入高职教育过程，学生毕业后虽然掌握了谋取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技能，但面对真实的生活却缺乏如何应对的心智，不知道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等。总之，脱离“生活”的高职教育无法培育出人格健全的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个体。

第四，教育视野的狭隘性，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个体之后的社会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关系。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相对于人的依附性，认为人力资本以知识储存和技术技能掌握的形式内化为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聚焦在个体方面，高职教育活动是保证每一个个体获取学历、职业资格。事实上，在日益高度社会化的现实中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交际的质量、社会关系规范的设定和遵循都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高职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层面，而要立足校内社会关系网络和校外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分析，充分考虑吸取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教育元素，拓展教与学的媒介、载体和内容。脱离社会的高职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方面虽然在实际中能够创造大量财富，但只是充当财富创造的工具，难于融人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个体社会角色的丰富内涵受到抑制，不能有效应对变化的社会所给予的不同社会角色，缺失了个人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社会资本与高职教育基本功能

当前，随着“人”在高职教育领域内的回归，在阐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时，人们开始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强化高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功能，但“人力”倾向仍然深刻影响着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程。究其原因，一是“人本主义”奉行的矫枉过正，即超脱现实社会来满足个人利益需要；二是关于学生主体性的不完整认识，只看到主体性的个体性和能力化，忽略了社会性一面；三是抹杀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观点，没有看到社会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或学生成长中的影响作用。因此，倡导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并重视从中获益的社会资本理论就在对人力资本理论弊端的批判中随之产生，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在“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资本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在教育中霸权地位的平衡，强调学习的非经济目的，以及激发个人参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准则。”社会资本理论在高职教育中的引入及应用还基于两个理由：高职学生是成长中的社会公民，具有融入社会的主观需求和客观动力，他们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高职院校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资本理论赋予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基本功能。

如上所述，高职院校所实施的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生成，还必须通过生成“社会资本”来履行社会组织机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以张其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从表现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以朱国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李春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根据这些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高职教育领域的社会资本。首先，高职院校、教师、学生等组织、群体、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发展的资源。其次，高职教育领域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价值观、规范（规则、信用、承诺及其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等，并且具有对价值观、规范等进行宣传、教育的职能，目的是有助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团结合作、信任互惠的氛围。最后，社会资本具有能动性，能够帮助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群体实现自身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值。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服务公民社会的形成。2008年底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提出，我国已迈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两个重要特征：良好的公民精神和规范的社会秩序。高职教育是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并具有特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高职教育办学的开放性及与市场联系的紧密性。高职教育注重与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共建共享规范是合作办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这些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信任、认同等精神成果可以转化为每一所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优秀行业、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如合作、创新等文化，同样为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照。通过高职教育，学生学习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并依此触类旁通，形成对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法律的认同，形成与社会、与他人的互惠互信的心理认同关系，从而推进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稳定、和谐和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第二，提供学生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实践表明，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主要是由于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学生获得社会资本的社会交往技能。与传统高校相比，高职院校与社会保持着更广泛的联系，这就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学生可以在各种实践学习环节中，深刻体会到遵守规范的重要性，充分享受到互惠互信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实际价值。与此同时，在与他人合作实践中还可以增进感情、培养信任，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网络，为学生个人增进新的社会资本。

第三，增强学生的个人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社会资本和个人的健康、幸福以及生活的质量和意义有关，即一个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人在精神和身体上会更健康，不仅表现出愉悦、身心健康，而且更能从对他人的信任、合作与互助中寻找到自我满足感和社会认同感、责任感。由于自信心不足和对未来发展目标的不明确，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存在诸如自卑、退缩、悲观、抑郁等消极心理。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丰富的正面信息，帮助高职学生树立信心、科学定位。“幸福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学生走出自我封闭，敢于、乐于与他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充满认可、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感受到前景的美好、他人的友善和社会的关怀，由此拥有较高的个人幸福感指数和社会幸福感指数。

三、资本协同下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取向

社会资本本身是中性的，它既有可能具有正的教育功能，也可能具有负的教育功能，对社会资本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不可简单化、片面化。社会资本负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资本生成目标的功利化，人们为了能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更多有助于自身利益目标实现的资源，不断增加社会交往投入，社会关系网变成了“社会人情关系网”；社会资本优势会对人力资本优势产生抵消作用，从而产生不公平现象；社会成本的生成依靠网络成员对规范的遵从，对成员的个人自由形成一定的抑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各自所具有的利弊，为两者之间开展协同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协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育个人素质和开发个人潜能，同时又能提高网络组织的竞争优势。基于资本协同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四种取向：

第一，拓展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功能。长期以来，对于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履行成效多从定量角度加以评价，即人才培养数量、毕业生合格率和就业率、专利成果数量及其应用情况、技术转让数量、企业服务情况等。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是综合性的，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只是其中的“硬性”发展需求目标，同时还包括和谐稳定、公正和平、风气端正等“软性”发展需求目标。高职教育的工具价值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生成，还在于为社会生成社会资本。也就是说，高职教育不仅通过定量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服务社会，而且通过定性的社会资本服务社会。从这一角度上讲，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益目标，高职院校除了充当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之外，还必须在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气好转、社会稳定、优秀文化传统挖掘和弘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丰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内涵。传统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是基于人力资本要素的角度来予以界定的，更多聚焦在学生知识、技术、技能等人力资源的积累、优化上。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客观存在，并重视嵌入其中的各种资源对学生学业成绩提升和未来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下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内涵可以扩展为三个方面：一是具备适应现代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技术、技能；二是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合作意识，掌握一定的社会交往技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三是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掌握足够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能够处理和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情况。由此，也可以认为学生自身发展需要既包括职业目标的实现，又包括幸福生活目标的实现和一定社会地位的获得。

篇6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的本质；物象化

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在此书中，马恩对人的本质进行理论探讨，确立起“物象化”的“人”。正确理解马克思物象化的人，不仅是我们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也是我们把握马恩晚期整个哲学世界观的核心所不可或缺的。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背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这时马克思仍然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或“自由”；第二个阶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此时马克思不再坚持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或“自由”的观点，而是认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第三个阶段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期，这时马克思既超越了黑格尔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在对人的本质这一重要问题上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主要受黑格尔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本质的探索始终停留在人的精神层面。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而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精神是自由的，马克思同样认为精神自由是人的现实本性。从抽象理性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基本方法。到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受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观点的影响。这时的马克思认为，人之为人，它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原因在于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这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指劳动，而且是自由自在的劳动而非异化劳动。虽然马克思把劳动引入人的本质的做法，拉近了人的本质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是马克思此时在思考人的本质时仍预先假定人具有抽象不变的固定本质，并且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由劳动只是人与自然之间交换物质的生产活动，它抛弃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劳动。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观点之上——就像费尔巴哈那样，还没有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真正消除自己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将人纳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的。到了这一阶段，马克思才彻底摆脱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旧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制约：“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和友谊，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和友谊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即劳动生产，它一方面生产出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人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社会关系才是人的本质内容。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必须在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中把握人，要把人理解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至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这就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进一步阐释奠定了基础。

马恩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动机，是要回击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在他们的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评论者》中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如此，日本哲学家广松涉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马恩的思想由原先的异化论逻辑转向物象化论逻辑的重要转折；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马恩构建起以物象化理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所谓“物象化”，根据广松涉的理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性质、形态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事态”。同时，广松涉还强调这里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认知上的关系，而是实践的关系。这是马恩对于“社会关系”机制的完善，他们不再以异化逻辑看待人的自我异化，而是以物象化的视角，透过以“物性”形式来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的关系性（社会性）本质。马恩这一思想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人思想的批判的前提之上的，所以，要了解马恩的理论首先得从他们对这些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着手。

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鲍威尔坚守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观点，而施蒂纳以“唯一者”为人的根本。虽然两者表述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人都只是抽象化的“概念”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把人归结为“观念”或“概念”的做法必然会切断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解释和改造世界对他们来说只能在思想中完成。换言之，马恩认为德国哲学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的错误规定，毕竟只有人才能够解释和改造世界。由此马恩展开了对以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鲍威尔在对“人”的理解上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自我意识”，它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延续。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是认识人的出发点，因为没有任何外物可以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因此鲍威尔反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认为费尔巴哈把握到的人是丧失精神本质的人，对人的认识应当从自我观念出发。对鲍威尔来说，“自我意识对实体的胜利，不仅对欧洲的均势，而且对俄勒冈问题的整个未来发展都有极重大的影响。”

然而，马恩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只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延续和依赖，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鲍威尔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并站在思辨的基地企图解决思辨的矛盾，所以马恩说鲍威尔“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不言而喻，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

“唯一者”是施蒂纳哲学的核心。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对“人”作了详尽研究。施蒂纳认为，“人”的概念是可以与存在相分离的，同样地人的本质也可以与现象分离，所以现实的人是非人。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人呢？施蒂纳提出只要把“人”的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解决概念和存在、本质和现象对立的矛盾。然而，马恩认为施蒂纳所认为的对立和矛盾是由他自身思辨的缺陷造成的，是他以观念统治现实的思维习惯考察人的必然后果，所以施蒂纳才会提出靠自我的觉悟来消解对立，试图以观念的转换获得现实的自由。但在马恩看来，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并非抽象的、被孤立化的个体，人类要取得自由最终还得取决于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施蒂纳的进步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的问题。当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揭示神与人的奥秘时，施蒂纳就发现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只是“神”的别名，与“神”一样的虚幻。施蒂纳指出，费尔巴哈提出的作为类本质的“人”其实只是“理念”而已，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实际存在的只有“个人”。“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是对的……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施蒂纳的这一发现无疑给马恩带来冲击，但也为他们摆脱费尔巴哈思想的制约，超越人本主义，开始关注现实的个人提供了契机。然而，施蒂纳提出的抽象个人仍在社会形态之外，舍弃了一切社会关系，这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存在的人”没什么两样，因此马恩总结出真正的人应当“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恩构建的这一出发点正是他们决心扬弃异化论历史观的开始。在注意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基础上，马恩将“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把人融入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建立起以物象化理论为基础的“人”。

三、构建“物象化”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完成了从“异化”逻辑向“物象化”视域的更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已经开始将考察人的视角从个体与类的关系转换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不再作为类的存在，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

与先前观点相比，马恩对人的认识不再使用“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模式，而是将视角扩展到整个现实社会，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说就是：“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它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由此可见，马恩发现了以往异化论的自我异化、自我复归方法的根本缺陷，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及生产劳动时，马恩都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来代替“异化劳动”，并始终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立足点。同时马恩还看到，即使用现实中的个人来替换本质的人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社会不是单个人的相加，而是“诸个人相互联系的诸关联、诸关系的总和。”这样一来，马恩就将人按照“对自然的且相互的、生态系的、基始得关系性”加以重新规定，把人定位于历史的诸关系中。由此物象化的世界观得以展开。

所谓“物象化”的人，就是处在历史的现实的关系态中的人。我们很难察觉到这种关系态，因为诸关系往往不是以真实形式原原本本地表象出来，而是以被物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常常将物相中的“关系”错认为物本身。从物象化角度看，人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从表面上看人拥有实体性的形象，然而其本质深藏于背后的各种生产、生活关系之中。没有社会生产、生活的存在与发展，没有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错，就没有真正的人的本质。

在物象化理论中，马恩为我们揭示出“物象”形式背后的实质“关系”，并且这些关系不单局限于生产领域，甚至包含人的意识、精神，需要把它们从根本上当做“关系”来理解。通过从“关系”的角度构建起“物象化”的“人”，马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界，这对我们认识人的本质以及整个人类历史都具有革命性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56页）[M].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50.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40，83.

[4][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0，79，218.

篇7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犯罪客体的概念、本质。通过各种学说之间的对比与比较，理解和论证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犯罪客体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studied deeply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re the general ideas and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f the object of crime. Through compare between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bout it ，the object of crime is essential as one of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Key Words】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object of crime

一、犯罪客体要件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P94）还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要件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成为犯罪所必须侵犯并且已被侵犯的合法权益。” [2]（P116）“或是对一种义务的违反” 。综上所述，学者们分别将客体理解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权益”与“义务的违反”。可在笔者看来，这三者其实本为同一种事物。马克思说：“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3]（P124）也就是说，不论犯罪行为侵犯的是客观实在的“权益”还是与之对应的“违反某种义务”，其实质上都是在说犯罪行为侵犯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而“权益”与“义务”的措词，只是以“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的视角阐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例如，某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所有（物）权（益），或是说违反了“尊重他人所有权”的不作为义务，而本质是这一行为侵犯了法律上所认可的社会（物权）关系。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客体”这一概念应当在形式上定义为“刑法所保护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阐明犯罪行为的本质与特征，避免了只采用“权益侵犯说”或是“义务违反说”的片面性不足 。

二、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争议与辨析

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客体要件应当为犯罪构成之必要条件，“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把犯罪对象列入犯罪客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取消犯罪客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论据不足。”［4］（P26）

而有些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但要确定某行为是否侵犯了社会关系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反映出来。换言之，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5]（P134）“不能把被说明现象——犯罪客体与说明其现象的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并列起来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社会关系，正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决定的，犯罪客体不能决定犯罪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关于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 简言之，“否定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说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犯罪客体的意义就早已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与其他三个要件不具有同等并列性；并且，行为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可以共同综合反映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否定了客体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存在意义。

转贴于 那么，客体要件到底是不是“犯罪构成必要条件之一”呢？笔者认为是，而且必然是。理由如下：

在犯罪行为的社会现象转化为法律现象的过程中，犯罪的本质与特征通过犯罪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共同反映，而客体要件是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如前所述，构成要件之间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特点，简言之，犯罪客体要件的成立，是在另外三个要件假定成立之后，才有是否作出价值评判的意义。也就是说，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是犯罪客体要件价值评判的先决条件和前提，它们作为有机统一体共同体现犯罪的本质。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与犯罪客体之间存在的紧切的联系，如本文所述（“有关犯罪构成概念历史沿革以及相关问题辨析”中阐明的内容），前三个要件可以间接的体现与反映犯罪客体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但反过来说，仅仅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即就如有些学者所说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5]（P134）就因此否认客体要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这就犯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此外，至于将犯罪客体摒弃于犯罪构成之外，“是因为犯罪客体提示的是犯罪的本质，这正是犯罪概念所要研究的内容，而犯罪构成是说明犯罪本质的，也就是说明犯罪客体的，不能把被说明对象即犯罪客体与说明犯罪客本的其他要件相并列，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5]（P24－26）那么，这一观点就完全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本质的关系。犯罪的本质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犯罪具有“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影响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性”。而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则由犯罪构成要件来集中体现犯罪的本质与三方面的特征。其中，犯罪客体——犯罪行为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最直接地体现了“行为造成的社会严重危害影响”这一事实特征和“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这一犯罪本质属性。因此，客体要件，作为构成要件之一，和犯罪本质与特征（属于犯罪概念范畴）之间是一种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而不能说，客体要件本身是属于犯罪概念范畴。综上所述，从犯罪客体与其它三个要件互为前提关系以及与犯罪本质的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可以得出：犯罪客体不是被表现的内容，而是表现行为社会危害性即犯罪本质的基础性事实（而非全部，犯罪本质是由全部犯罪构成要件表现出来）。因此，在评价“行为罪与非罪”时，犯罪客体要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进一步说，客体要件在刑法中直接表达为刑法第13条规定的内容。由此可知，客体要件说明了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具体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一社会关系必须是其侵犯行为达到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关系，即通说定义中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才是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位的关键。即使行为主体要件、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说明了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和具体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要件也有存在的必要——对这样的社会关系的法定“排查”作用。

下面列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客体要件的法定“排查”作用。例一，关于“投机倒把”行为，为什么同一行为在新旧刑法变化之后，不认为是犯罪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但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是有限的。只因主观上没有认识就不确定事物的客观性质，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某一行为现象因危害了现行的统治关系，从而具备了犯罪的本质，但由于作为主观意志的法律尚未将其犯罪化，因而否定了其客观存在着的犯罪性质，正如英美刑法学者所指出，行为的犯罪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某一行为在其犯罪化的法律生效而附予它犯罪的性质，同时否定了该法律生效前该行为的犯罪本质，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的。” 由此可知，“投机倒把”行为本身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单就行为主体、行为主观方面、行为客观方面也没有发生变化，但为什么它的法律评价在刑法修订前后发生了刑法意义上“质”的变化呢？这些都是因为法律不再视这种行为所“冒犯”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侵犯行为具有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关系，即客体要件的法律评价发生了变化，进一步说，这是“行为是否为一种犯罪”的判断过程中，社会严重危害影响与刑事违法性之“排查性”的缺足。因此，行为在满足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之后，必须也必然要作出“客体要件”的评价，才能得到最终的定罪与否的结论。如果就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单就其它三个要件就说明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即客体要件无须存在，那么在这类案例中，就产生了矛盾，甚至这种“否定说”就进入了死胡同，无法自圆其说。

例二，行为人通过爆炸、投毒、决水的方式去杀人。依照“否定说”，通过行为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说明“所发生的行为侵犯社会关系或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判断上，发生了“人为”的模糊与争议，即行为人到底侵犯了哪一种社会关系，或是说侵犯了多少个社会关系，最终，在定罪问题上产生了困难。其实，这正是说明了犯罪行为判断过程中缺失客体要件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客体要件不仅可以通过法定的明确方式说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更能在罪数问题中作出所侵犯社会关系在“量”方面的法定评价与判断。就上述“例二”而言，行为仿佛从表面上既侵犯了表现生命权的社会关系，又侵犯了表现公共安全的社会关系；而在根本上此时行为所侵犯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个人生命权社会关系基础上，扩大到包含不特定多数人生命权的社会关系的层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在其他三个要件满足基础上，通过客体要件的满足，行为就可以定相应的危害公共安全类型的犯罪。可以说，在这一类型的犯罪中，对客体要件在定罪中作用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更加及时消除诸如上述的“伪争议”，从而强化了犯罪构成在明确定罪量刑上的作用，更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和价值精神，从而防止诸如犯罪类推等非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错误的出现。 另外，客体要件的存在，无论是在犯罪构成本身的结构上，还是在我国刑法立法的宏观结构上，都体现着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综上所述，笔者先是阐明了犯罪本质与犯罪客体要件之间的关系，在区分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和应证了，犯罪客体要件在定罪量刑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使通过行为满足了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这三个要件的综合评价也无法替代犯罪客体要件的作用与意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否定论”，认为犯罪客体是，也必然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

注释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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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 文化教育 文化管理

文化与社会管理的关系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产品综合。①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有广泛的影响,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之一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②文化是人类代代相传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晶,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文化逻辑来建构的。比如不同文化环境造就不同的饮食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构成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因此离开文化讲社会管理就会流于空洞,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文化管理。

社会管理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调控或者是对社会关系、社会服务、社会生活等某一子系统的管理。③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等,并且皆有其客观独立性,但离开了文化以及文化的意义,它们都是不能维系的。它们都包含着礼仪、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内容。例如社会关系,包含的并不只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更多是文化关系,如果离开了文化,离开了文化的意义,社会关系就不能维系,而且将变得没有意义。社会关系又是人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管理是人的管理。人具有先天道德本性,不断追求信仰信念、道德精神、美好存在以及理想世界,可以说人是先天道德本性的存在者,也是道德、精神、信念、信仰的追求者。而人的这种存在,是文化问题,也是文化教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管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管理,因此社会关系管理是不能离开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中国自古圣人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仁义礼智之教进行社会管理。司马云杰认为,“社会管理,治国平天下,是不能离开国家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与历史内在目的论的。”④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管理就是怎么样适应国家民族文化价值体系,顺应其历史内在目的论的管理。

文化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无论是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而言,社会管理的目的,都是通过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来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社会管理可以说是一项目的性极强的活动。管理主体所预期的社会状态,决定着社会管理活动的方向与性质,并具体地体现为一定的管理社会目标。虽然社会目标按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可划分为许多不同子类,而且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管理者来说,其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是所有社会管理的一般的、普遍的追求目标则是一致的,即保证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协调有序的发展,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实现社会发展效果的最优化。

文化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就精神文化而言,它内含于社会其他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之中。一般认为,文化的主要功能是规范、整合、教化、沟通、认知、传承、凝聚和娱乐。国家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社会管理也同样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

进行社会管理,需要根据社会历史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外部世界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进行创新,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有其不变的东西,首先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是不变的;其次人心人性是不变的。社会的本质是由这些不变的东西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社会管理政策时,不能把眼光只盯着那些变的东西,应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人心人性、国家民族根本的文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决定着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客观环境在不断变动,如果只根据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去制定社会管理政策,会出现刚刚制定出来或者还没来得及完全制定出来,世界早已不是政策制定时的那个样子了。所以,进行社会管理,必须从文化战略上去考虑,要紧紧抓住人心人性和文化精神这些最为根本不变的东西,才是实现社会管理目的的关键。

利用文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社会文化的规制和引导。社会管理需要依靠引领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我们要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体系,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是不行的,而是必须深入研究文化教育和文化管理。

利用文化教育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文化教育是利用文化内容有目的地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教育是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途径。

提供正确的价值教育导向,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应该围绕人的需求展开,在任何社会,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需要形成统一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通过文化教育不断增加社会管理中的人文关怀,才能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对人的权益的尊重、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潜能的关注。在社会管理中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促使人民群众增强社会责任感,并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由于我国社会价值取向目前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所以社会管理创新需确立正确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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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高社会认知能力

按照认知理论的观点，人的行为决定于他对社会情境的知觉与加工过程。心理健康的人首先就应该具有正确的社会认知能力，客观地认知外部世界，并根据其要求主动适应、积极改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员工正确的社会认知有利于维护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状态。一是能促使员工客观认识社会现实。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使主体在对象世界中辨识方向。因此，如果员工具有正确的社会认知，就会充分认识到目前存在一些有碍和谐和稳定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认识到改革措施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环境下进行；认识到只要党和政府重视，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矛盾是完全可以逐步化解的。二是能促进干群之间的相互认知，形成共识。干群关系是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调整，加之腐败现象严重等因素的影响，干群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凸现，其中隐含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要缓解干群矛盾，促进干群之间的相互认知是一条重要途径。在干部和群众中筑起一道无形的“连心墙”，通过社会对话和建立社会伙伴关系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形成共识，就会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促使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快速发展。

二、对人际关系进行有效调整

情绪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所产生的态度体验。理顺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既能使人身心和谐，也能促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上实现和谐，最终达成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目的。稳定的情绪体验，有利于形成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一是能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际关系受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是社会关系中较低层次的关系，但同时它又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关系有反作用力。情感是人际关系的主要调节因素，可以通过对人的情绪进行调控，对人际关系进行有效调整，从而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保持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二是能积极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具有稳定的情绪体验，能正确应对心理缺失感和紧张感，提高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减少社会的心理恐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具备稳定的情绪体验，能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集体精神，并提高对社会的亲和力，建立起一种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关系。

三、形成良好生活态度和积极的行为方式

意志是人们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去克服各种困难，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健全主要表现为行动的知觉性、果断性、顽强性和自制力。健全的意志品格，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一是能增强员工抵御社会不良影响的能力。一个意志坚定、德性良好的人自然就会抵御各种不良的影响。健全的意志品格更能坚定员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二是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人意志力越强，其意志行为越自觉、越积极、越主动、越正确，就能做到百折不挠、充满信心、积极向上。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人自身内在隐秘的精神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存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它能帮助人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和积极的行为方式，进而实现人和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良好的行为规范，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一是能促使员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社会文明要靠规范行为来维护和体现。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守社会规范和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体现一种亲社会行为关系；做到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外界条件实现个人目的；当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与社会的要求、集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能迅速自我调节，谋求与社会协调一致。二是能促使员工积极跟上时代的步伐。良好的行为规范具有一种积极的适应机制，能积极适应自身、环境及社会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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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总体的人 人的本质和异化 继承和超越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14-02

长久以来，在中西哲学研究中，关于人的话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特别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提出，揭开了人学研究的新篇章。列斐伏尔和马克思一样，他的哲学核心是人的问题，人的本性和本质及其异化等成为列斐伏尔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他最终想实现的是总体人的生成，即延续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谋求人的更好的发展。

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列斐伏尔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延续和发展，那么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他也是在继承和超越马克思思想的前提下得出的。

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其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分别表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手稿》中，他立足于劳动，指出了“劳动彰显了人的本质”的思想。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凭借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即劳动来谋求生存和发展。人在劳动中张扬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肯定自我，确证自我，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自己。其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视角而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其独立性；人还是一种类存在物，有其社会性的本质。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从事实践活动的时候，会和自然、人以及社会发生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人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指出“人的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人是一种现实的个人，是活生生的从事生存实践的人，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性就必然使得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人不停地进行创造性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日益增多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不断满足中，人才能追寻自己的本质而生活。

基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列斐伏尔深受其影响，认为人的本质是指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的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生存的基本活动，所以人的本质是一种自主的、自由自觉的存在，它具有抽象的潜在性。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那么对象性就表明人不是独立的单个人，而是与他人或他物共在，而且在这样的关系中，对象性的活动使得人的本质被对象所给予。这是从社会关系层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列斐伏尔的这一思想就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不谋而合。另外，列斐伏尔还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而统一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超越的创造性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才使得人能动地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人还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不断面对矛盾的存在，人的活动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产生了自然对人的制约，所以人要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完善自我、肯定自我，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列斐伏尔虽然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使得人与人、自然以及社会发生关系，从而不断追寻确证自己的本质。但是，二者的思想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在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列斐伏尔则强调人的本质在于人深层次的对象性存在这一特性去探讨人的本质，他的人的本质理论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这是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超越的一方面。

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这是他在《手稿》中的核心范畴。他通过对劳动异化的现象以及根源的分析，进而探讨了人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是指主体创造客体，但主体创造客体之后，客体不受主体的支配而反过来支配、控制、统治主体，其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物对人的统治以及人对人的统治和奴役使得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成为与人相敌对的力量。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做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他自己的类生活、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这四个规定是层层递进的。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一步步推出了人的异化。人的异化表现在人的类生活类本质的丧失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的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人的能力降低了，人的本质丧失了。

列斐伏尔也讲异化，但是他的异化和马克思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异化是在经济领域上的异化，而列斐伏尔则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论述异化。他指出异化从自身来讲，是人的劳动产品和本质力量的外在化，使得人自身出现了自我剥夺、分裂和疏远的趋势；异化是一种关系的错误和颠倒，是人和物的关系的错乱，其结果就是人不能控制和享有自己的创造物，反而要受自己创造物的支配和制约。异化的普及是方方面面的，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三种具体形式是：人的需要的异化；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思想观念的异化。所以“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①我们都知道，人利用实践能力在自然界中谋求发展，以完成人作为主体改造自然的生存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人的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异化也在不断增长，人类在取得源源不断的实践成果的同时，又会因为异化而陷入自我丧失和分裂的困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人类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自我分化的矛盾中不断完成的。

总的来说，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是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启示下生发出来的，是继承，更是一种超越，他把马克思的异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列斐伏尔还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力量。异化是普遍的持久的。是渗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必然力量。但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斐伏尔，他们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殊途同归，最终都是指向了一种克服异化的自由全面的人或总体的人的出现。

三、“自由全面的人”到“总体的人”：克服异化，走向人的本真自我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包括对人、人的本质和异化等问题的探讨，其最终旨归是克服异化，寻求人的本质的复归而使人真正成为人。列斐伏尔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环境之下，提出并阐明了总体人的生成就是消除异化，复归人的本质的必要途径。

（一）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面对劳动的异化造成的人自身的异化以及人与他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克服这种异化的解决办法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他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既然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他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得到全面提高，然后使自己在社会中也获得良好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人要想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能力包括思考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情感能力。在综合能力提升的同时，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人就能够反射性地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自觉的能动性，张扬自身的自由个性，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的关系）。这是人谋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在追寻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的实现需要劳动或者实践来完成。所以，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说，它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实践、劳动――人的本质”这一思维链条上的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从片面的人逐步变成了全面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没有了异化成分的并且本质得到复归的人。

（二）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思想

总体的人在列斐伏尔那里就应该是完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自然界本身是自在自为、无动于衷的，人凭借劳动实践能力同自然发生关系，同时也使自己的主体自由性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说，人用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改造自然界，使本身客观存在的自然变成了属人的自然界，即自然界被人化。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又高度统一。“总体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度统一的存在，它就是整个自然界。它包括所有物质的和生命的力量，包括世界的过去和未来。”③总体的人克服了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种种对立、片面和分散性等异化形式，实现了人的自由自觉和自然界的自在自为，并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样，人和自然界具有了全面发展的动力。

列斐伏尔指出，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消除异化的方式是人的总体性发展。这就需要消除一切压抑人、奴役的物化力量，克服人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总体人的生成将是人类异化的结束，人将真正的回复到人，人的本质也会复归于人。“总体人的实现，是辩证的否定的历史，它必须通过异化――也许是异化的最高限度――而摆脱异化。”④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是彻底扬弃异化，消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对立，达到自然性与社会性高度统一的全面完整的人。这种人的实现需要我们付出总体的行动来完成。现阶段，这种人还不是实际存在的，它还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它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关于总体人的追求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它是促使人类与社会进步的动力。“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人，就要努力恢复人的总体性。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力把握总体性的内容。”⑤

总之，不管是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还是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他们都是提出了一种精神感召，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怀揣着追求真正自我，复归人性本质的动力。虽然目前他们所提倡的人还是一种完美理想化的人格，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一定会让那乌托邦式的完美幻想成为现实。

注释：

①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96.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5.

③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