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概念范文

时间:2024-01-02 17:49: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学伦理学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医学伦理学概念

篇1

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记忆力强,但对汉语的理解表达能力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如城里来的,接触汉语多,语言流利,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也强;各县来的,表达理解能力稍差,但基本能把意识表达清楚;而来自边远农牧区约50%的学生,应受环境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影响,加之年龄小等因素,汉语表达理解能力差。《中医药学概论》课程的特点:总体章节较多,其中医脏腑、气血津液、经络、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各有特点,难于记忆,容易混淆,与临床各科联系密切,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理论性强。药剂学生的就业特点:中等卫校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分布在药房、制剂、药店、药厂、营销、检验、种植、采集等与中药材有关的各个行业。

2课堂教学重点突出、难易适度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体,,根据民族学生的特点,对重点内容多次强调讲解,在板书中标出重点,要求学生在书上几页几行划出标记,并在每次课前回顾性提问,作为平时成绩记录。如:在讲中药配伍禁忌时,重点要求民生熟背“十八反”,熟读“十九味”。同时教师还要注意教材内容的取舍安排,课时的分配,板书书写以及授课语言的表达均要深入浅出,少而精,难易适度。

3培养兴趣,激发求知欲

实践证明,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1实验教学提高兴趣

我校中药标本及饮片标本有500多味,学生们很喜欢到标本室辨认饮片,观看中草药标本。常听到他们说“这味药我家乡的田间、地头很多的……”“我爷爷病了,就用这味药……”每当这时我就因势利导问“你们知道这味药的功效和用法用量吗?”学生们高兴得说“老师我知道……”,下课了还有学生围着我提问交流。从他们求知的目光中,深感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2野外中药标本采集培养兴趣

我校位于库尔勒市交通西路,其三面被农村包绕,植物资源很丰富,我们组织学生到田间、渠旁、路边采集中药,如枸杞子、桑叶(枝)(椹)、车前子(草)、蒲公英、丹参等制作标本,写明采集时间地点、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以作业的形式上交并记录实验成绩,筛选好的标本陈列于标本室,供同学们参观学习。同时我们还组织学生分组观看,中药图谱如《实用中药彩色图谱》《常用中药材真伪对照鉴别图谱》《新疆药用植物图谱》等,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兴趣。

3.3电化教学,增强兴趣

电化教学具有内容丰富、形象感染、能通过声形色为学生创造一种愉悦和谐的教学气氛,极大增强了学习兴趣。电教手段可弥补因地域等因素无法见到或开展的实验,还可弥补教学资源不足。我校的电教片有中药总论-炮制法、中药各论-常用中药、中医基础脏腑经络等。

4适当联系,加强记忆

4.1与现代医学的联系

许多民生对中医术语陌生、难理解,所以要用恰当的比喻,或用现代医学语言加以说明,如“痈疽疔疮”,泛指体表化脓性感染;小者为疖,大者为痈,形小根深如“钉”状为疔,红肿热痛难溃者为疽,肺痈指肺炎,乳痈指乳腺炎等与现代医学的联系,加强记忆。

4.2与方剂、中成药联系

因为方剂是中药的切实应用,如讲当归、白勺等,都可以提到四物汤,四君子汤,并诵以简要方歌“芎归芍地四物汤”这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药物主要功效理解,便于记忆应用。

4.3趣味歌诀联系,加强记忆

在中药妊娠禁忌中,用歌诀的形式背诵孕妇慎用和禁用药,如孕妇禁用药歌诀“大爸牵牛上山能涉水”“虻虫披雄黄讹斑蝥”,意为:大爸牵着耕牛涉水到山上去,半路看见虻虫身披雄黄讹诈斑蝥,即大戟、巴豆、牵牛子、商陆、三棱、麝香、水蛭、虻虫、砒石、雄黄、莪术、斑蝥。

篇2

关键词:函数概念;情境;建构;交流协作;反思

建构主义理论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传统学习理论的继承与抛弃。数学教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帮助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会学”。教师所教的数学知识必须通过学生主体感知、消化、改造,建立适合他们自己的数学结构,才能被理解、掌握,并且经过反思和与环境的交流,进一步改善学生的数学结构。

数学知识中最普遍的形式是概念,概念是数学内容的基本点,是逻辑导出定理、公式和法则的出发点,是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着眼点,概念学习是数学学习的核心。函数是中学数学的基本概念,也是一个重要概念。这里笔者对建构主义观下的函数概念教学作了一点探索与思考。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习建构的情境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成是教学设计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在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结构的“最近发展区”设计出生动的教学情境。

学习情境通常由一系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问题或活动内容组成,目的是引起学生探索动机和发现的欲望并引导其思维逐渐深入。通过情境的创设,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引导学生体验数学研究的真正过程,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研究其实很平常,树立学生有能力用数学理解身边事物的自信,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二、创造条件,让学生自主活动构建函数概念

学生对函数概念的学习,经历由不知到知、到理解、记忆、运用,最后内化为学生自己认知结构,这需要一定的心理活动过程。学生在初中曾学过正、反比例函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多半是概念化、形式化的,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思维,并没有涉及对函数概念本质的理解,模仿成分居多。幂函数是学生较系统地学习的第一个函数,通过这一节的学习,除了应使学生对幂函数的有关概念,图像和性质等纯知识建立起相应的认知结构,还要在知识学习的同时,培养学生对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于刚刚进入高中的学生来讲,以往的教学模式和知识基础很难使学生与教师产生共鸣。于是可采用以下措施:讲解概念后,引导学生自己动手画出几个幂函数图象,并逐一讨论性质,在画函数图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归纳、发现、整理幂函数的性质,获得对幂函数的意义建构。

三、通过交流协作,促进学生建构的发展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和成人(教师)对于同一数学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交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交流和协作得到相互启发,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学生对函数概念的理解应该有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片面到全面,从形式到本质,从粗糙到精确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出学习认识上的阶段性,也显示出通过数学交流提高认识的重要性。有学生认为:“函数就是一个解析式”“函数就是一个方程”“能写出解析表达式的才是函数,不能写出表达式的就不是函数”,把分段表示的一个函数认作“几个函数”,把用不同形式的解析式表示的同一函数认为是不同的函数等等,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学生只抓住表示函数的解析法这一形式,而丢掉了对应这一本质,这些问题需要老师的讲解,也更需要加强学生之间的讨论、协作、交流,在小组、在班级讨论澄清认识。

四、在应用和反思的过程中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

反思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以自己的学习活动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或分析的过程,反思能力是建构主义的核心,学生可以通过概念学习过程的反思,更好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修改和提炼自己的策略,向着更深层的思维发展。现在中学课本里的函数概念是在初中和高中分两次讲授的,两个定义都抓住了函数的本质对应(映射),但都有其局限性,在高一学过函数概念之后应鼓励学生反思,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和分析,前者突出了“变量”,对函数概念划得自然,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后者突出了“映射”,比较接近于函数的近代定义,但是强调“A、B是数的集合”显得过于狭隘,使有些问题难于解释.要达到对函数关系本质属性的这种认识水平,不是在短时间内可能达到的,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多次的反思。

在这样数学学习中,学生通过一定的情境,通过与学习伙伴的交流,经过自己的反思,建立起来的函数的概念及其有关性质是牢固的,真正体验到函数是如何被用来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枯燥无味的“空中楼阁”。当然这个过程相对于向学生直接给出函数的定义,再让学生通过练习而熟悉有关操作的教学要漫长得多,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学生会学得更多、更好些。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学生的自主活动也开展得更加充分。

参考文献:

[1]G波利亚.数学的发现[M].刘景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2]高文.建构主义学习的特征[M].外国教育资料,1999-01.

[3]张奠宙.李士锜.李俊,数学教育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04-01.

篇3

关键词:建构主义;图式;科学教学;概念建构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2-0041

科学概念是科学现象、过程的概括化和抽象化的思维形式,是科学学习和科学思维的基本单位,是科学知识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在科学教学中形成科学的概念呢?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认为:概念不是按照感觉知觉表象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下图中的结构(2)产生的。

因此,科学概念并不是由科学知觉、科学表象产生的,而是由学生的观察活动建构起来的认识图式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一、认知经历阶段

这个阶段的活动是让学生初步形成概念,其次,要求学生明确这些知识的物理含义,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例如,理解自然科学术语的含义,了解科学概念的引入、原因和方式。再次,还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一阶段,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

1. 动机激发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心理动因,激发动机是通过教师创造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的意向心理处于活跃状态。如在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时,可以这样安排,分别播放小溪的流淌声、鸟儿的叫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那么,大家能否借助手头现有的一些物品发出声音吗?于是学生异常踊跃,纷纷借助物品发出声音。通过学生听声音、动手发出声音,然后引入,大家想知道声音是怎样发生和传播的吗?把学生的积极思维意向领入新课的探索之中。

2. 全面感知

既然感性认识是形成概念的基础,在学生学习概念时,就要让他们全面感知,做好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渡的充分准备。又以《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为例,可以这样安排,每桌同学中,一位拉长橡皮筋,一位试着让橡皮筋发出声音,并观察橡皮筋发声时有什么特点?让学生初步了解音叉发声时的特点。在通过乒乓球靠近发声的音叉和不发声的音叉的情况的比较,来验证音叉发声时在振动。

3. 科学思维

输入大脑的信息要想储存下来,必须经过登记、分类,必须将旧信息加以调整,组成新的认知结构,以便进行检索。因此,要在学生已有正确观念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科学的思维,即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想象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排除那些非本质的东西。

二、巩固完善阶段

学生一般只重视概念的定义,但定义往往是仅从某个主要方面来揭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除此之外,概念还有其他侧面的表现。所以只有掌握了概念的各个侧面,对概念的认识才比较完善,才可能对概念灵活运用,而这个完善过程必须在运用概念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去完成。

用来完善和巩固对概念认识的科学问题,要典型和灵活。

1. 典型

所谓典型就是要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考查。如在教学了种群的概念后,可以引入以下题目。下列属于一个种群的是( )

A. 在一起饲养的马、骡和驴

B. 一块水稻田里的全部青蛙和蝌蚪

C. 生活在一个池塘里的鱼

D. 人体内的全部细菌

如果学生掌握了“同种生物个体的总和为一个种群”这个概念的本质,那么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灵活

所谓灵活,就是从概念的各个侧面提出问题进行考查。例如对于沸腾的概念的教学,可以创设这样的情境:一个杯子放在开水锅中,使杯底不触及锅底,当锅中的水继续用火加热时,问杯子里的水能否沸腾。学生由于对沸腾概念没有完全掌握,往往错误的认为只要不断用火烧,杯子中的水肯定是要沸腾的。这样的回答就暴露了学生对沸腾概念还掌握得不确切、不完善。

三、深化扩展阶段

在科学教学中,既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以及发展学生善于合作、勤于思考、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如在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中,学习了声音能在空气、固体、液体中传播的概念和声速的概念后,可创设如下情境:一根空心钢管,甲在一端敲一下,乙在另一端能听到几个声音?如果铁管中灌满水,又可听到几个声音?

篇4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新课改理念;融合策略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语文教学应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模式,注入新的内容,充分体现语文教学的高效性。可见新形势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应注重构建效率,培养学生崇高的人格,美好的情感,坚韧的意志以及良好的心理品质。为此教师在课堂上也应改变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的亲身体验,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打造其乐融融的民主课堂,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集中注意力,沐浴在真善美的人文环境中,获得潜移默化的教化。现笔者将针对“当前形势下应如何将小学语文教学与新课改理念融为一体”进行相关探究。

一、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必须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因为民主与和谐的氛围是高效语文课堂的重要指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尤为注重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情境,以此提升语文课堂的人文性,进而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比如,在讲授《雨点》这一课程时,在讲课的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小问题:“同学们,为什么雨点从天上落下来的时候大小都差不多,但是当它们落在了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生变化了呢?”这个问题一被提出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为什么当雨点落到小溪里的时候就是散步,落到池塘里的时候就是睡觉,落到海洋里的就变成了跳跃,落到江河里就变成了奔跑呢?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的讲述,而是先开启优美的音乐,然后再分别配上小溪、池塘、海洋、江河的照片,让同学们通过对动画的观察,来对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同学们在看完动画后,好像都明白了过来,十分踊跃的举手回答我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法,显示出了教课的民主性和和谐性,同时,在这样的课程中,学生不仅得到了知识,而且在思考问题,讨论问题的过程中,还深深的体会到竞争、合作、成功的乐趣,进而提升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在授课的过程中,营造出一个和谐、宽松、平等、民主的教学环境,不仅可以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积极讨论的过程中,挖掘出了自身的潜力、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而且在提升学生自身素质,体会成功的快乐等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把课程和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把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生活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任何一个学生都有着和他人不同的生活经历,都有着自己所特有的生活经验。比如我在讲授《春天来了》这一课时,我没有直接进行生硬的讲课,而是首先播放了一段美妙的音乐,音乐中有翠竹在风中摇摆的沙沙声,有泉水流淌的叮咚声,有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当音乐播放结束后,我让所有的学生都根据刚才听到的音乐,描述一下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画面,而学生也都踊跃的表达出自己脑子里的画面,回馈给我的也是美丽的春景。在他们学习积极性高昂的时候,我让他们描述一下,他们心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在经过优美音乐的感染和熏陶后的学生,都积极的回答我的问题,有的说春天就是小雨沥沥,万物发芽;有的说春天就是小草发芽、遍地开花;有的说春天是百鸟争鸣、冰雪融化;还有的说,春天就是在草地上放风筝;说春天就是光着脚丫在村口玩耍等等。通过营造出这样的教学氛围,让学生把课程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对自己生活中的经历进行回忆,对课程内容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整个课程的授课氛围也是非常好的,学生们不仅敢于思考、敢于发现,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同想法,而且经常会有很多好的创意出现在课堂中。

三、在阅读教学中让朗读和说话训练有机融为一体

阅读教学中是小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提升语文教学的质量,务必改变阅读教学的方法。然而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进行阅读教学时总是一味采用朗读教学法。为了“阅读”而进行阅读教学。很显然这些教师对阅读教学的目的认识不够清晰。从语文角度而言,阅读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大量的阅读能丰富学生的知识,令其谈吐优雅,表达流畅。这本应是阅读教学的最终目标,可是在实践教学中不少教师的教学却偏离了这一轨道。而当前教学改革中的新课改理念则一针见血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一再强调: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应着重通过引导启发的方式,创设合作交流的情景,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广大小学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一定要抓住重点,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说话态度和语言习惯,让朗读和说话训练有机融为一体。比如,在讲授《狼和小羊》这篇文章时,讲授到文章结尾的时候,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指导后,就立即开始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对故事的结尾进行续写,让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想象写出大灰狼是否吃掉了小山羊?在课堂上设计这样一个环节,极大的提升了课堂的趣味性,很大程度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思路也被拓展开来。而且学生们的想法也真的可以称得上充满创意,在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思路也十分的清晰。有的学生说道:“大灰狼太坏了,小山羊性格那么的温和可爱一定不会被大灰狼吃掉的,大灰狼在吃小山羊的时候,肯定会因为不小心而掉到河里被淹死。”还有的学生的想法就更具创意了,说道:“在大灰狼吃小山羊的时候,小山羊的爸爸把小山羊救走了,然后大灰狼在追他们的时候,被猎人打死了”

可见,学生在说话训练过程中不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善恶观点十分鲜明,通过这种朗读、说话、情感熏陶的方式既能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又能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再比如在给学生们讲授《坐井观天》这一课时,在讲到小鸟要青蛙从井里面跳出来的看看的时候,我突然针对这句话,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这只青蛙会不会从井里面跳出来看一下呢?”听到我问这样的问题,学生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都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抢着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有的学生说:“青蛙是人们的好朋友,是非常聪明的,在听完小鸟的话后,就立即从井里跳了出来,然后就看到了非常广阔的蓝天。”还有的学生说:“青蛙不会相信小鸟说的话,不会从井里面跳出来。它会对小鸟说:“你这只愚蠢的小鸟,不要忽悠我了,我是不会听信你说的话从井里跳出来的。”可见,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能力是多么的风趣,却又合理呀!通过使用这样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式的说话训练,不仅让学生对所学习的课程有了更进一步的立即,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的水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把朗读训练和说话训练合理的联系起来,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出这种授课方式的效果。有一句古语说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有通过多次的朗读才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而说话训练只有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否则犹如空中楼阁,毫无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力倡导新课改理念的今天,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彻底摒弃陈旧落后的教学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正确认识语文教学的本质,对学生实施与时俱进的语文教学法,注重培养其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如此方能获得优质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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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贡献率的概念

贡献率是一个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有效或 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 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它是用来分析 经济总体的各个部分对经济总体增长作用大小的常用 指标,也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 一 308 — 度。2学科贡献率,我们认为是某一门学科运用全部投 入为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提高学科服务于社 会的贡献率,是衡量和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医学 伦理学作为医学人文学科的主体学科,它强调医学科 学与人文的结合,注重培养医者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 医者融入人文精神价值指向的医疗行为,更重视它在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作用发挥。 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学科在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对 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健康 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障,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审视, 从当前医疗实践中践履医学人文精神仍然存在的诸多 问题进行剖析。我们应从我国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视域,立足当前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分 析政府的政策、资金投入、学者研究的智力投入、医学 院校的培养投入等,理性把握医学实践中的服务层面、 制度层面、管理层面体现人性化要求的现实状况和不 足,找准医学伦理学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 不高的真正原因,努力打造既有全球视域同时更适合 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切实提高 该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的贡献率。

2 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对卫生事业有较大贡献率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曰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医改的基本 目标是立足于人民的健康利益,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 更好的卫生服务。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要切实对卫生事业发展起到应有的伦理指导作 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指向,必须深深扎根 于医学实践,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国情的伦理指 导作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符合卫生 事业改革与发展实际的学科体系、正确理论和内容 要求。

2.1 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医学伦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中国优秀传 统医德的丰厚理论和观点为基础,借鉴吸收了西方医 学伦理学的主要观点和经验,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在这里,既有中国本土的适合 中国国情的医德理论,如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道德学 术讨论会提出确定的社会主义医德的基本原则,成为 了我们进行医德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和基本指导思想; 又有从西方国家借鉴引进源自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四 原则”,即有利、公正、自主、不伤害;还有充分体现对 患者自主权利尊重的知情同意原则等。从事实上看,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 统基础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在具体应用中遇到了中国 传统家庭主义伦理文化的冲击,患者很难体现真正意 义上的、完全彻底的自主,医方也会面临救与不救的伦 理难题等。因此,该原则在中国并未体现出实践方面 的现实意义,抑或成为医方推脱责任的理由?借鉴吸 收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使理论切 实指导医疗实践。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必须立足于 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观念,必须坚持 医学的仁学性质和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宗旨,以中国的 文化背景为基础,以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为基点,打造 中国化的、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才 是管用的,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

2. 1. 1 切合卫生事业的实际。

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目的在于调整和处 理医学领域中各种纷繁的医疗纠纷、道德事件,尤其是 高新医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对传统文化维度下的伦理关 系提出严峻挑战后引发的种种困惑,从而建构新的医 学伦理关系,稳定我们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显著提高。3 当前卫生事业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确保公益性、医疗 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医院 被推向市场、如何体现公益性”的难题依然存在,由此 所引发的医患冲突,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凸显,医 疗公正,义与利的冲突等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 点问题。长期的矛盾对峙和众多问题的存在,既不利 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也不利于医者的正常行医,更不利 于医疗行业和社会的稳定,更有违医疗行业所担负的 为人类健康谋利益的基本宗旨。因此,医学伦理学作 为生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的纽带,作为医学人 文学科的核心学科,要唤起和培养人类发自心底的理 性,彼此关爱的友爱精神,就应该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 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当前存在的群众最关心、最迫切、 最急需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来针对性地解决 问题。那种强调借鉴引进西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成果 而发展壮大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不顾及现实国情和 文化背景的不同,脱离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生搬 硬套而不善于消化吸收的观念和做法,是无益于指导 人们更好地处理医学伦理关系,无益于医者做出正确 的医学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当前,中国卫生事业 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于中国卫 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是当前医学伦理学学科承担的基 本任务。

2.1.2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 的价值观,而其中的主体和灵魂就是核心价值观。4十 报告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明确提出了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5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指导行业文化建设、职业道德 建设是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医学伦理学 作为医疗职业道德,核心价值观对其主导引领作用十 分明显,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德基本原则是其最基本、 最直接的体现和要求。

当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医学科学 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 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疗技术的信任危机、重利轻义的价 值选择、医疗服务人性化的缺失等等,如何将医务人员的行医理性与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的终极目的相契合 成为了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医学伦理学在经 历了一个迅速发展、普遍研究的时代之后,面临着这样 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 学伦理学?其核心价值指向是什么?对卫生事业发展 应作出怎样的贡献?尤其是,它的核心价值指向是否 应该脱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一味秉承所谓的医 德全人类性?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 医学伦理学学科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在我们缺少必 要的理论时代,移植借鉴西方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和经 验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对完善中国的医学伦理学 系统发挥了重要的过程性价值。H但是当前中国的医 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已面临着‘‘公益性与市场化”的现 实问题,我们在不否认医德全人类性、保持医学伦理学 基本理论体系的同时,更应该在吸收借鉴西方医学伦 理学基本观点并加以融合创新,建立、完善适合解决中 国现实问题的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这样的医学伦理 学,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主导之下, 重申我们坚定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 向,坚持借鉴吸收和完善创新相结合,为我所用,逐步提 高服务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贡献率。

2.1.3有创新性的完整体系。

医学伦理学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有它特 定的、规范的学科结构与学科体系,这是发挥其学科功 能、服务于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提。应该说,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卫 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对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 献。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高新技术的应用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伦 理难题也不断产生:医院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模式冲 击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崇尚仁爱的医学服务宗 旨,医患矛盾持续加剧,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也在冲击 着人们原有的道德底线等,当原有的医学伦理理论无 法做出合理解释、给出科学答案时,创新医学伦理学学 科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与社会发展进步相趋 同,又是医学科学技术、医患冲突、医疗公正以及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急于给予理论回应的必须。如在 我国已出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中,已陆续增加有‘‘人 体器官移植伦理’、“前沿医学技术伦理’、“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伦理”的内容。随着医学科技服务范围的不 断扩大,医学服务领域的伦理问题会不断出现,加之当 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有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 决,而解决新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新是医 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源动力,适应我国卫生事业改革 与发展的需求,不断创新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是提高 对我国卫生事业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2.2 敢于直面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中国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学科具有很强的 实践性,在其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对医学领域及 生命科学领域现实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在我国 医学教育的相关文件、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器官移植 以及试管婴儿的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相关限制性伦 理规范和要求愈来愈多地体现了伦理精神,尤其是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出现。这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 展和应用的肯定,当然同时也在警示我们理论研究工 作者,中国医学伦理学必须立足并面向医疗实践,只有 敢于直面医疗实践中所涌现出的、与健康息息相关的 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才能有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只有敢 于提出创新性的理论、相应的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其真理性和实用性,才能不 断完善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学科的实用 性和服务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 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仅 举我们近年的两项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尚显粗浅,但 都是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简述,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促进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之效。

2.2.1由健康伦理学到科学健康观。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尽 相同。长期以来,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无病即 健康是人们对健康的基本认知。这种单一维度视野下 的健康模式忽视了疾病的预防,忽视了心理、社会因素 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健康观。随着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断深入,其 中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提出了健康的新定义,即健 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之后,其把健康的 概念扩展为:健康不仅仅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 会适应良好,而且还包括道德健康。有很多学者对健 康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健康伦理学的新概念。应该说,这反映了人们对健 康的认知是由单一维度、消极的健康模式向着多维度、 积极的整体健康模式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包含着 学者对医学-人-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极大关注,反 映了他们对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健康影响因素的理 性认知过程,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这里内含着新 理论和新概念的提出。这些对健康认知的新理论对提 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促进医者行医理念的转变,甚至 对我国卫生政策的调整等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当人们详细考察了新医学模式转变25年以来 的人民健康水平状况发现,中国卫生事业绩效未增反 减。出于学者的学术研究责任和道德,我们对改革开 放前、改革开放后以及国家实行的各项卫生政策做了 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执政理念与医学观念有 机结合的科学健康观,[7]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吴孟 超院士,杜治政教授,沈铭贤教授等予以赞扬。这是对 健康观念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提升,可使国家更好地 认知其在提高人民健康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 是别的任何一个主体无法做到、无法取代的。国家在 维护人民健康方面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应把健康 作为反映和评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 优劣的主要综合指标之一。[7]科学健康观的提出,是直 面我国20多年来卫生事业发展绩效和人民健康指标 变化起落而敏锐地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成果。但它目 前仅是一株幼苗,要长成为人民健康发挥栋梁之材的 参天大树,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浇灌和培育。 2.2.2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

经过努力,目前在我们国家,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十 分成熟,器官移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器官来源紧缺 仍然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器官需求数量 与供给数量的比例(150:1)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所 统计的全球平均数(20~30:1),其中美国是5:1,英国 是3:1。[8]究其原因,除了遭遇法律瓶颈外,主要原因 在于能支持器官捐献的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它在改造人类、造 福人类的同时,也总是在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从而改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必然会伴随新的伦理观念的出现,对人们的传统 伦理观念形成冲击。当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规约 不可缺位,传统的伦理观念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器官 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但是却无法让科学技术停滞 不前。只要技术的应用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利益,体现 的是正方向意义,科学技术迟早会打破传统伦理思想 的禁锢。针对当前器官来源匮乏严重制约我国器官移 植发展瓶颈的现状,我们应打破固有的传统伦理观念, 进行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如2007年发生的交叉换 肾‘‘广州受阻海南放行”的戏剧性变化曾引发了激烈 的争论,原卫生部最后给出了“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 叉供肾是合法的”之结论。这种尝试性实践让我们认 识到,当社会出现这种现实性新情况时,不管是法律还 是伦理也应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可以不可以” “应该不应该”。法律与伦理的精髓本都是尊重生命、 维护生命,当法律与情理发生冲撞时,尊重生命才是真 正的法律要义。对此,我们进行研究,写出了《多维视 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国家倡导是推动器 官捐献工作的关键》两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伦理、 中国当代的主流道德以及国际生命伦理学所倡导的理 念来看,开展器官捐献有着充足的伦理依据。而打破 其僵局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倡导。一方面,从伦理角度 讲,这是国家的必然之义和应有职责;另一方面,从国 际范围讲,国家倡导器官捐献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因此,为了推进器官捐献工作,国家应加强立 法、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大力倡导支持 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给予捐赠者家庭适当补助,并严 厉打击器官买卖;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

2.3 研究人员有相应的较完备的知识体系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相伴而生,源于医学实践,又服 务于医学实践。在不断正视、解决医学实践中的伦理 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 它解决医学实践伦理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有赖于医 学伦理研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洞察和解决 途径的探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研究领域的扩 展,医学伦理学在医疗保健、医学研究、生命科学、技术 应用、卫生政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加之影响健康社会因素的增多和复杂化,如何 科学、准确地把握并解决现实的伦理问题,促进我国卫 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医学伦理研究人员的知识体 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学伦理研 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认知和把握,不是单 纯的理论研讨,不是单纯个人的自我认知的体现,它是 建立在多种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医学技术 应用过程的把握之上,建立在对卫生政策实践应用的 把握之上,建立在影响健康的多种真实的统计数据之 上,建立在综合考察和归纳推演的能力之上……而提 出,并进而寻找解决途径的。因此,医学伦理研究人员 不仅应具备最基本的医学知识、伦理学知识,还应具备 社会学知识、数理统计知识、政策管理知识以及外语知 识等,否则,对伦理问题的发现和归纳就会存在一定的 缺陷,就会是不完全的,有可能背离医学的实践事实。 研究人员具备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具备洞察问题的敏 锐性和正确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3我国医学伦理学目前的一些不足

对照以上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医学伦理学虽然取 得了巨大的收获,但还有许多不足,致使其虽然对卫生 事业和人民健康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尚不能令人满意。

3.1 创新性概念较少,一些重大问题研究较少

我国医学伦理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过医学伦 理学工作者的努力和探索,学科体系虽逐步完善,但是 在一些方面“拿来”、借鉴的痕迹严重,立足解决医疗 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理论偏少,创新性概念偏少,缺乏针 对性和实用性,致使学科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医学伦理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医学实践,脱离具体 的医疗实践来构建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缺乏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洞察、分析并探寻形成正确的理论,这是医 学伦理学学科对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不高的主要原 因。当前,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 战,如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医疗技术发展与医疗费 用增长的问题、从改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着手来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问题等。这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 和深层次的问题都亟待通过开展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对卫生改革伦理学、政策伦理学虽 有关注和研究,但是却缺少深入研究、战略性思考和长 远的设计,更缺乏具体的调研、数据、常数、曲线等的实 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没有形成适应中国卫生事 业发展实际的完备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致使其贡献 率不高。

3.2 —些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

这方面的问题是:①一些研究者只有哲学知识,而 医学知识较少。目前我国从事医学伦理学工作的教 师、研究人员,学缘结构基本保持了 20世纪80年代初 学科开设和建设初期的现状,许多人只有哲学、思想政 治教育的学科背景,缺乏医学知识。这对解决“伦理 学中的医学问题’正确认识、分析和把握现代医学与 技术、医疗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实际参与医疗事件的伦 理审查等,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伦理学者的话语权 不被重视就成为了一种必然。②有些研究者有医学知 识,但伦理学知识较少。在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时,往 往会偏重技术主义,把握‘‘医学中的伦理问题”会缺乏 基本的推理研究能力。③一部分研究者缺乏医学伦理 学基础知识的储备。更不懂东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史和 其差异性,其就无法把握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当代的发 展与变化,就会缺乏从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医学科技发 展给人类未来带来的伦理困惑与挑战的能力,就不能 给出医学高科技背景下的令人信服的伦理选择,更无 法预示医学高科技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等。

这样的不足,在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多年时间 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和 学界应站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高度,也从卫生事业发 展的高度,重点解决的问题。

4 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措施

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强盛,有赖于医学伦理学工作 者对卫生事业发展现实问题敏锐的洞察力、研究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是提高医 学伦理学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的基本方法和明 智选择。

4.1注重学科发展趋势与规划的研究

学科发展的规划对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我国医 学伦理学发展几十年来,一直少有学科发展宏观规划 方面的研究,对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学会应发挥重要作用。应在我国已有中华医学会医学 伦理学分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 委员会等,或在国内已成立的几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 心成立专门的学科发展趋势和宏观发展研究组织,进 行专门的学科发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沟通,为其从基金方面支持 重大而短缺的研究提供参考。

4. 2 注重知识创新、注重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议题必须立足并来源于医疗、 保健、生命科学研究的实践,并落脚于生命和健康的基 点,促使医学更好地实现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的。随 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伦理与技术的矛盾始终存 在,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创新过程, 就是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过程。要培养医学伦理学 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把创新作为衡量和评价其科学研究能力的主 要指标,在研究课题立项、职称晋升、工作业绩等方面 予以鼓励和体现。创新性思维是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 的首要条件。

4.2 注重数学方法的应用

当前,医学伦理学研究者把握医疗实践中伦理问 题的方法主要靠单一的推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思维 起主导作用。这种抽象概括的思维方式带有相对性, 会导致结论的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转换思维方式,坚 持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方式的结合,用 实证的科学思维来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对伦 理判断和决策进行佐证和检验。数学方法进入该领 域,是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巨大推动。通过部分学者 的尝试性应用,对某些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调研,通过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对 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相对科学 的依据,增加了我们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当然,现在学 者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是尝试性的,由于数学知识 的缺乏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医学伦理学研究者 与掌握数学知识的研究者相互团结、协作,以弥补当前 存在的不足。

4.3 注意引进其他学科知识

培养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的研究者尚需时曰,目 前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自学来自主学习 引进其他学科知识。 如有卫生统计学专业的高等医学 院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开展专题 培训;有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管理学专业的高等医 学院校,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可以深入课堂听课来学习 管理学、卫生政策、 医学心理学、 社会医学等知识。 多 学科交叉知识结构的建立,对医学伦理学研究会起到 极大的推进作用。

篇6

[关键词]尊严 生命伦理 关系 探究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137-01

目前尊严的定义在生命伦理学里仍是一个涵义模糊的范围。它在生命伦理学的应用中有很多的争议,引起了有关尊严的有用性与存废问题的争论。只有分析尊严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与生命伦理的相关性基础上,才可能充分发挥它的规范性作用。[1]

一、尊严概述

(一)定义

尊严是指人的生命、心灵、精神的尊贵与不可侵犯性,在社会中因某种特殊特征而拥有的敬仰与尊崇。

(二)尊严的重要性

第一,人的尊严是存在于人与人关系中的,社会关系组成了尊严得到体现的社会基础与基本因素;第二,人的尊严是受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制约的。

二、生命伦理学的概述

(一)定义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伦理是指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与原则。生命伦理学的使命与宗旨是在现代生物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

(二)研究范围

生物医学的技术进步不仅能使人们更有效地诊断、治疗与预防疾病,而且还能操纵基因、受精卵、或卵子、胚胎以及人脑与人的行为。现阶段人们最担心的是对基因的操纵与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侵犯。所以在此基础上,维护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念。

三、尊严在生命伦理的核心表现

尊严在生命伦理的核心关系表现可分为五个方面:1.理论方面。享有尊严,不仅是道德主体拥有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也是道德主体追求幸福快乐的前提。2.临床方面。安乐死对难以治愈的极端痛苦的病人而言不是一种伤害,而是能帮助他们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生命的尊严。3.研究方面。维护尊严是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工作人员应坚守的伦理道德,对尊严的肯定与维护,也是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活动所具有合理性的主要依据。4.政治方面。尊重人的尊严已成为国际社会制定还让生命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的重要原则与依据。5.文化方面。生命伦理学的主要伦理原则是尊重人、不害人、有利人与公平对待人等,都是建立在人要有尊严、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基础之上的。[2]

四、尊严在生命伦理中核心价值地位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核心是生命所存在的价值,最高的价值就是人的生命,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因此,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从一个人的尊严就可以看出他的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因为尊严的存在可以产生相符合的伦理道德。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平等的,所以尊严有一定的道德属性,包括对他人的道德要求,就是要尊重他人、不蔑视他人与不伤害他人。

首先,传统的尊严遭到了新生物自然学的挑战。以前的个体都是通过自然的磨练与努力才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与进步。但现阶段都是利用新生物学的高科技技术仅仅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努力就可以对个体进行加强,来获得同样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新生物学的高端技术是建立在卓越的技术之上的。如果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被全球认同且与尊严有关的美德,那么这种美德是不是可以通过新生物学的高端技术来实现呢?但若是存在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尊严在新生物学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其次,尊严在生物科技中存在着不平等。在现代生活,平等才是现代生活最重要的价值。正如新生物学高端技术能在创造能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本或是机会来获得这种技术所创造的美德。所以说,尊严在生物科技中的存在是不公平的。

最后,尊严在医学伦理上是几乎不存在的。尊严与美德在医学伦理中可以被看做两种群体,分别是医生与患者。获得赞扬并享有美德尊严的医生,大部分能克服种种困难,并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医治病人。这样的美德标准,对医生而言,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选择的。而获得赞扬并享有美德尊严的患者,大部分是在面对痛苦的疾病时,坚强、勇敢、不放弃。所以,有些重症患者受不了这种痛苦,选择合适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也是值得尊重的。

综上所述,尊严在医学伦理与生命伦理中有两种含义,一人格尊严,二生命尊严。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两者是共同存在的,若是只存在人格尊严,没有生命尊严,那么在理论上尊严就会变成尊重,甚至不会存在尊严;在实践上就会把生命当做儿戏,甚至会出现不挽救生命的现象。

五、结语

总而言之,有利、自主、公正以及不伤害最终都是指向尊重与保护人的生命尊严的。生命伦理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都是在倡导、论证、贯彻与推行尊重和保护生命的尊严的价值观。尊重和保护生命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使命与主旨。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概念,它贯穿于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所有层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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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诞生和确立的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可以说该学科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发展的。美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生命伦理学兼职教授阿尔特■琼森指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重要的医患融洽关系开始受到损害,什么是'益处’和什么是'危害’不再那么清晰。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身上进行试验,创造有利于治好其他病人疾病的较好方式,即使不‘利于’个别病人,这种情况是一种'伤害’吗?医学实践、医学研究与政府、商业和新技术之间的日益増进的亲密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一些病人付不起医疗费用,谁为他们支付?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去?医疗保健的有限资源应该如何公正地分配?应该怎样公正地分配研究成果的益处,研究的负担由谁承担?个人、医生、医药研究者和政府在从事生产科学知识、提供国民生命安全方面能够走多远?当然,还有谁应该决定对这些困难问题的答案”〔1]。这些争论最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于是,“人的尊严”是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就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含混不清,完全可以被其他概念取代,甚至主张废除这一概念。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麦克林(RuthMacldin)认为:尊严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含义不清;它的主旨包含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这一医学原则中。因此,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消除这一概念,不会带来任何损失W。德国学者赫斯特(Hoer-sterNorber)主张将“尊严”这个概念从伦理学中除掉,用“人权”代替。德国另一位专家鲁墨林(JulianNida—RUmelin堪至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尊能力的人才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应该用个人尊严(persondignity)取代人的尊严(humandignity))〕(这使人想起纳粹的优生学)。国内学者也存在诸多疑问,例如:在2008年第二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就有学者质问“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到底有什么作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探讨这一概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而且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的研究和治疗过程中,有利于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素养,避免践踏人的尊严和人权等错误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2“人的尊严”的规定及基本特征

 

什么是人的尊严?2000多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对人的尊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仅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人的尊严是西方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观念,其经典表述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即人不能仅作为手段,而必须作为目的来对待,人的尊严才能因此确立和体现出来。人体器官移植、生殖性克隆、产前诊断等生命伦理问题,受到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人当做手段,侵犯了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高层次需要来界定“人的尊严”,这样的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我国学者甘绍平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一种对人际间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5]。

 

本文认为:人的尊严就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人的基本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并得到应有的尊重。要想对人的尊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还要对其特点进行必要的阐述。人的尊严有什么特点?第一,“人的尊严”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先天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意味着只要是人,他就是人这个类的一员,就享有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不论这个人是什么种族,什么年龄,是否正常,这种天生的尊严,就像空气一样是人所必须的,享有天生的尊严,就像我们利用空气一样,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比如:生命不能被无故剥夺)甚至不必用“权利”来界定,这种尊严从生命形成到生命终结一直与人相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特质。人的尊严也是后天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权利(自主、知情同意、不受伤害和侮辱等等)这些权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的社会尊严甚至延续到生命结束以后,比如:人的尸体同样享有一定的尊严,一般情况下,不能被随意肢解等。第二,人的尊严是分层次的。生命权、生存权是人享有尊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实现人的社会权利。自我实现的心理认同权利是实现人的尊严的高层次,马克思对人的尊严的界定就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人的尊严的主体可分为人类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集体尊严和个人尊严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日军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都严重侵犯了上述所有主体的尊严。第四,人的尊严具有历史性。原始社会许多部落不会给俘虏起码的生命尊严,俘虏像猎物一样被人吃掉,吃人的部落也不可能感到丝毫不妥。总之,“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6]。第五,人的尊严还有一个特点,生命虽然是人的尊严的基础,但在一定条件下,维护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7]。得到食和羹就能活下去,失去则可能会死掉但如果吆喝着送人,过路的饿汉也不会要,用脚踢着送人,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就是说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肯定人的尊严高于生命,这种尊严更多地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孔子曾经说到孝敬,一些人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狗、养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假如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那么养父母与养狗养马就没有差别了。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说明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穿、住、行等物质性的东西,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顺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尊严还具有精神性的特点,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精神性的需要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学的五个层面

 

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有用的概念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生命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系生命伦理学研究小组对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阐述在西方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主要涉及我们对生命理解的道德问题。科学和医学新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生、死观念,生命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己经越来越重要。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常常涉及人的价值和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终结,用何种手段确保生命延续。我们对身体的功能了解越多,我们越能够干预器官的机能。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希望利用哪一种技术。这些选择不仅与个体的医疗卫生选择相关,而且与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医疗卫生计划相关。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等高技术项目,己经对如下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该如何审视我们自身,该如何看待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由科学和医学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机会,己经改变或将继续改变这些问题的传统观念从上述可知,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理论问题、临床问题、政策法律等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先生对国内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包含五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临床层面、研究层面、政策层面和文化层面〔9]。下面分析这五个层面和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关系。

 

(1)理论层面后果论与道义论是普通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当我们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两种伦理学理论。

 

后果论又称为目的论或效果论,它是以道德行为的后果来确定道德规范最终依据的重要的伦理学理论。它认为确定道德规范的目的是调整人们的利益,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使道德行为取得好的行为结果。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其思想可概括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它既支配着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同样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最终动因,所以追求快乐和幸福、避免痛苦和不幸,是所有人道德行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的,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不是别的,只能是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功利。所谓功利,即是有益于増加道德行为主体幸福和快乐的实际效应。故上述论断又可以表述为: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快乐或幸福效应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评价标准,其所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愈多,则其道德善性愈强、道德价值愈高尊严总是和幸福、快乐相联系;羞辱总是和痛苦、不幸相联系。或者说拥有尊严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否则有可能“生不如死”。概而言之,拥有尊严,既是道德主体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也是道德主体追求幸福快乐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尊严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无疑也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道义论认为,道德的基本价值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而不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道义原则包括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行为规范等,它们必须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同,并愿意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原则,这样,道义论才能在道德实践中践行。当然,这些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可能是基本限度的道义要求。重视人的尊严在全球己经获得了普遍的道德共识,并被广泛接受。《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把“充分尊重人类尊严,人权,基本自由权”作为指导伦理实践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都把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基本原则。这说明“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并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伦理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生命伦理学也必然离不开“人的尊严”这一最基本道德原则。

 

(2)临床层面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

 

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这里仅就安乐死和商业代孕为例进行分析。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离不开对人的尊严的讨论。支持安乐死的一方认为,安乐死对病入霄肓并且难以治愈的极端痛苦的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相反是能帮助他们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其生命尊严。身患绝症的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这种病痛让他们失去了往日健康时的快乐和尊严,让他们痛苦地活着,不仅是对病患本人的精神、肉体摧残,也是对病患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损害了人性尊严,不具有人道性。反对安乐死的一方则认为,维护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任何人(包括愿意安乐死者本人)都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向往和追求“死”,相反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对身患重病绝症的病人放弃治疗,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实施安乐死就是扼杀生命、催促死亡,是反人道行为,对一个人实施安乐死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和践踏。

 

商业代孕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论。支持商业代孕的学者认为,需要孩子者和代孕母亲是否达成代孕合同,他们有自由选择权,只要双方愿意,代孕行为就是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自由允许人们通过交易实现其生殖目的,交易行动依赖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和其他决定将要出生的儿女之命运的因素。这种交易确实会让人们感到荒谬:体外胚胎原本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但是在市场的驱动下,生殖和服务成为人们买卖的对象”。尽管如此,“交易的自由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决定和满足自己的福利,从而强于政府的指令。在自由社会里,生殖选择由看不见的手操纵,尽管有人担心这会贬低人类价值,然而,我们必须允许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挥舞”〔11]。支持者虽然承认商业代孕确实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为了自由(这更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容忍这些代价。

 

反对代孕的学者认为:在代孕活动中代孕母亲被异化、工具化女性价值被贬低,她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代孕就像缺乏互利的奴隶制,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动物化的工具’,纯粹充当了他人目的之手段”〔12〕。不仅如此,代孕还构成对婴儿的伤害。“代孕关系强行剥离了孕妇与胎儿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母子亲情,把婴儿当做可移交的产品,这时婴儿己丧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侵犯,沦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像面包一样可以被买卖”〔13]。上述反对代孕的理由可归结为:代孕母亲、婴儿被当做别人的手段,当做了物,根据康德的观点,人只要被当做手段,人就丧失了尊严,因此,商业代孕应当被禁止。

 

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支持者注重权利和自由(其实这也是人的尊严的表现形式)反对者则直接强调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其实,两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临床层面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只是这一原则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界在处理一些具有较大伦理风险特别是伦理后果难以预料的基因技术时,往往是通过设置伦理条例、制定法规、完善制度等措施来保证人类利益不受伤害,比如颁布禁止克隆人法律,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伦理规范等。《赫尔辛基宣言〉就庄严规定:科研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科学行为,都要以尊重人的自由与尊严为前提,当科学研究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人的利益为先。

 

因此,重视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不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内核,同时也成为对转基因、克隆等高新技术研究活动进行人文关怀和伦理引导的主要内容。基因决定论之所以受到广泛批判,除了其科学性受到质疑外,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藐视人的尊严。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与人的基因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性的不足、生理的缺陷或者优势可以在基因链条中找到发生的过程或机制,只要修改人的基因,就能改变人的缺陷,使人、人性逐步优化。该理论一旦毫无限制地付诸实践,必将对人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形成严峻挑战,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人类一切文明的成就,都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利用基因技术变革人性,将会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14]。由此可见,维护人的尊严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也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活动具有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尊严问题也自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会发生在组织结构层面。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和管理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政策、管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都绕不开对人的尊严问题的探讨。

 

我们仍以安乐死为例。生命晚期的患者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必须有法律政策的依据。主张安乐死的学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包括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包括生命安全的处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险,如人体器官的捐献与转让;生命本身的处分一放弃生命,如安乐死、舍己救人等。尤其是患者也拥有自己决定是否及如何接受治疗的权利。在安乐死权利诉求者看来,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时,其死亡才是有尊严的。花费巨大而且没有治愈可能的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死亡,他可以选择一种无痛苦的、尊严的死法,让生命在结束时也是喜悦的、体面的;剥夺死亡权,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侵犯。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一些国家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量刑的指导原则。“面对这痛不欲生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安乐地死去,尊严地死去呢?德国最高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庭长、刑法专家克劳斯。

 

库策1996年在对一起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案件进行判决时曾指出:应尽量地使患者体面地、不受病痛折磨地死去,不应只为了让病人多活那么一会儿而让他们忍受那么大的痛苦”〔15]。1994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全民公决,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尊严死亡法》,法案规定为了人的尊严临终患者有权请求人道死亡,只要经过两名医生诊断存活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即可提出申请。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宣言》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作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是不能允许的。总之,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与生命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原则和基本依据。

 

由此可见,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的内容都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离开“人的尊严”,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所讨论的问题就难以进行下去。人的尊严问题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人的尊严”理应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4结语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生命伦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它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人的生命权、知情同意权、不受伤害和歧视、隐私权与保密、人身自由权等无一不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违反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人的尊严概念就像“人权”概念一样包含许多具体的人的权利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尊严”却不能被其他概念所代替,因为,任何一个伦理原则和具体伦理要求,都只能表现“人的尊严”的部分内涵,比如,“知情同意”原则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运用,就需要医师在治疗病人之前,必须先将治疗计划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告知病人,并需由病人以自愿的方式做出同意治疗的决定,知情同意的理论基础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伦理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各种利益和负担必须以公平方式分配,在治疗过程中,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一位病人,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种族、宗教都不能成为歧视一些人,或者优待另一些人的原因。不受歧视,享有公平对待的权利,也是人享有尊严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公正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或者其它伦理原则都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尊严”这一总原则,只能部分地体现这一原则。如果“人的尊严”概念因为部分内容和其他伦理概念相重合,就认为可以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生命伦理学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否也可以彼此取代呢?比如,违反“隐私权与保密”的原则,也就违反了“利益和伤害”原则,是否可用前者代替后者,或者相反。显然,这些伦理原则不能彼此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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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科学;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

近年来,由于儿科受到自身学科的性质、人口比例的变化、文化历史条件以及经济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面临着很多困境,使很多医学生就业时对从事儿科临床工作产生畏难情绪。独生子女政策和许多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使得大多数患儿家长难以配合与直接医疗相关的活动,诸多因素使得儿科的教学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如何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了解和兼顾医学伦理的要求以取得更好的儿科教学结果已经成为儿科学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医学伦理学

在医学领域中,对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研究称为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课程通过对医德现象的全面研究,揭示医德现象所表现的医德关系的各种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增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提高医德修养,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与习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是把原来以治疗疾病的高科技为优先的战略转变为公共卫生战略,以达到患者在精神和身体上的舒适[1]。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有关医学伦理学的最早文献,其强调医生的职业操守。医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判断”,采取有利于患者的措施,保守患者的秘密。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和1949年的《医学伦理学法典》,不断发展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本质就是要把患者的健康作为医务人员首要任务,医务人员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同时应坚决保守患者的秘密[2]。而部分医务人员仍然对医患关系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3],在诊治过程中淡化人文关怀,过分依赖实验室检查和医疗设备等[4],认为患者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医务人员才是医患关系中的主体,再加上儿科工作琐碎繁忙,所以有时候缺乏对患儿及其家长在治疗过程中积极配合作用的重视,从而忽视了患儿及家长的积极性。同时,国内的医学教育也存在缺陷和不足: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人文和伦理教育的课程偏少,课程的教学安排有时也不合理。因此,在儿科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概念,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5]。尤其对于儿童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更要注意伦理学在教学和实践工作中的应用。

2儿科学的特点

人们时常会对儿科学存在偏见,认为儿童只是成人的缩影,当儿科医生就是“小儿科”。实际上,儿童的生长发育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从胎儿到成人,经历了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共7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解剖、生理和心理等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疾病的类型、儿童保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儿科学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2.1疾病种类

小儿疾病谱与成人有很大不同,成人的绝大多数疾病在小儿均可见到,但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则随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另外,有些疾病,尤其是新生儿期的一些疾病为小儿所独有。成年人的许多慢性疾病也会发病于小儿时期。

2.2临床表现

小儿发病常起病急,病情进展快。病情发展过程中易出现反复,易致恶化,故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才能及时处理。新生儿及体弱儿患严重感染时往往表现为各种反应低下,并常常缺乏定位症状和体征。

2.3诊断

小儿各年龄阶段患病种类和临床表现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故考虑临床诊断时应重视年龄因素。年幼儿因不能自诉病情,故应向家长详细询问病史,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早期做出确切的诊断和处理。

2.4治疗

小儿因免疫力低下,机体调节和适应能力较差,故在患病过程中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有时可见几种疾病同时存在,因此除针对主要疾病进行治疗外,还应注意处理并发症。细致耐心的护理和一般支持疗法也非常重要,这对患儿的康复常常起到很大的作用。小儿用药包括药物选择、剂量、方法都随不同年龄有其特点。

2.5预后

小儿患病时虽然起病急、病情重、发展快、变化多,但如诊治及时、准确、恰当,病情好转恢复也快。小儿时期各组织修复能力较强,治愈率较高,后遗症一般较成年人少。但年幼、体弱、危重病儿的病情变化迅速,年龄愈小,病死率愈高。

2.6预防

加强预防措施是降低小儿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环节。因此,应该特别注重儿童的预防保健工作,在儿科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关注儿童的身心情况。医疗实践过程本身会遇到许多伦理问题,特别对于儿科临床工作这样一个更特殊的实践活动,而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知道临床应该做什么、约束什么。因此,医学伦理学具有保驾护航的作用。如果每个医者都能恪守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就会减少医疗差错、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

3在儿科教学中实践医学伦理学的理念

医学伦理学为正确处理医疗人际关系和解决临床伦理问题提供正确的尺度,医学伦理学的永恒使命是倡导医学人文精神: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从而要善待每一位患者,充分、全面、细致地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关怀、关爱、照顾每一位患者。因此,在儿科教学活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临床活动中的沟通技巧

大部分患儿不能或者不能详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病痛,这就需要医生细致、耐心地采集病史和详细全面的体格检查。同时,患儿对将要开展的诊疗、护理和研究活动完全或部分缺乏理解力,因此,儿科医生在面对患儿时,更多的是面对其监护人和家长。所以,在儿科教学中要教会医学生与患儿沟通的技巧,并与患儿的监护人和家长更好地沟通、交流。引导医学生了解儿科临床诊疗特点和医患关系的特点[6-8]。

3.2临床活动中的儿童保护

在儿科教学中要使医学生了解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的有关知识,在诊治过程中如发现家庭暴力和青少年受到不法伤害时要挺身而出,帮助维护他们的权利。在诊疗、护理和研究中,医务人员的责任在于帮助患儿的父母从患儿的年龄出发,取得患儿或家属的知情同意。同时,必须尊重患儿和监护人不参加的决定。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必须注意保护患儿(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儿童)的隐私权。因此在进行诊疗或实验时需要家长或同性的医护人员在场,同时研究人员的人数也不宜过多[6]。

3.3严格制定临床带教老师遴选标准

作为临床伦理学教学的主体,临床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诊治技能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同时,可借助各种模型及模拟系统反复进行各种临床操作技能训练以及综合临床思维的培养,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患儿的侵扰。如在本院临床技能中心建立儿科综合技能训练室,学生可在训练室进行腰椎穿刺、骨髓穿刺、新生儿窒息复苏及儿科急救处理等训练,并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进行操作。借助医学模拟实验室,可避免学生的训练操作触及患儿的隐私和不熟练的手法对患儿的损伤,同时减少目前教学实践资源紧张局面的困扰。

3.4通识教育的意义

通识教育在19世纪初由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提出,并尝试运用于教学实践。是以培养理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素养和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为重要内容,旨在给予学生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学生成为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全面发展、负责任的公民[9]。范静怡等[10]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儿科医学教育,认为差异明显;相对来说美国校内教育与毕业后教育衔接紧密,儿科教学体系完善,目标更明确。目前,国内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教育逐渐被重视,医学伦理学课程虽然是公共基础必修课程,但课程设置尚欠合理,均是在开始学习临床知识之前,此阶段学生尚未接触临床知识,对医学知识的理解较肤浅,学习医学伦理学近似囫囵吞枣,宋佐东等[11]调查后认为应调整医学伦理学教学周期或时机,适当增加课时、分散课程安排,兼顾专业特点,以过程性教学提高医德教育实效。总之,在儿科学的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理念,重点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医患人际冲突问题,并根据儿科诊疗的特点,引导儿科医学生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以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医学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邱仁宗.医学伦理学的国际展望[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14.

[2]李舍予,曾靖,魏代青,等.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现况调查[J].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2013(8)∶736-738.

[3]邓素容.加强人文教育改善医患关系[J].现代医药卫生,2013,29(23)∶3660-3661.

[4]华媛媛,熊正爱,曾飚,等.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J].现代医药卫生,2012,28(12)∶1888-1889.

[6]陆韦,陆超.在儿科教学中贯穿医学伦理学的理念探讨[J].现代医药卫生,2014,30(2)∶1897-1898.

[7]赵德安,何益群.医学伦理学临床教学与儿科研究生的素质培养[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3(10)∶119-120.

[8]席琼,杨作成.浅谈儿科见习中的伦理问题[J].管理与教育,2010(2)∶127.

[10]范静怡,熊英,赵东赤,等.中美儿科医学教育比较与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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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热搜: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  伦理学与生活

信息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的出现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门在信息科学与伦理学交叉点建立起来的信息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当今,人类身处新世纪的初始阶段,社会信息化给信息伦理学的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国内外学者近3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伦理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信息界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关心的一个课题。

1.构建我国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原则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它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体系,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学科理论体系是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理论体系对哲学的重要性时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曾提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说或个人的主观确信而已。鉴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因此,著名科学史学家G霍尔顿提出;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那些混乱和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协调一致的结构,并以这种方式解释和超越直接的经验。”对于信息伦理学学科而言,这些道理同样是适用的。

万物皆系统。信息伦理学及其理论也不例外。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除了应用唯物辩证法外,还应以系统论所提示的一系列科学方法、原则作为指导。

1.1整体性原则

我们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和伦理学,而应开阔视野,将宏观信息与传统的伦理学统一起来,透过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从总体上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

1.2有序性和动态原则

有序性原则认为,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有一定规则,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认识一个系统也就是要认识相关性中产生的“有序性”或规则性。这一原则表明,系统内部的“序”必须在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动态交流中,才能保持和发展起来。人们从系统内在的有序过程和系统与环境的交换过程来分析系统,认识就进入到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理论体系内部各个理论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使之保持有序性;同时,要从动态上研究信息伦理学理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社会信息环境作为研究的起点,可深入到信息伦理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

1.3等级系统和系统发展原则

等级系统原则就是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等级式的不同层次。系统的形成是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因此,系统的等级存在本身是系统自身发展变化的产物。我们必须从发展的观点,从有序性不断飞跃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层次性。

2.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只有应用科学的方法才能

真正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建立起科学体系。科学的方法论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根本前提,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构建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

2.1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

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指该门学科的概念和联结这些概念的判断所组成的逻辑系统。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关键就在于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所谓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简单的概念,是范畴体系的出发点或称逻辑始项[3]。作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规定:

首先,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科学的概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概念有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之分。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科学概念,必须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而非主观臆造的概念,必须是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所形成的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人们对该概念所指代的东西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

其次,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学科概念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很多科学概念,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充当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在科学理论体系中属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作用的概念,本门学科的其它概念均可以通过它加以说明。

再次,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包含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切矛盾的“胚胎”和“萌芽”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可以推演出学科理论体系中的所有概念和关系。

最后,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能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形式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从恩格斯的话可以看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相一致,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演进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相吻合,能够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2.2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一个范畴体系,都是通过范畴体系来解释其所研究的全部对象的。那么,怎样确立范畴体系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进行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学科理论体系的展开(叙述)虽然必须在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但学科理论体系的展开方法(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它是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先验结构开始的。总之,根据的观点,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2.3逻辑分析、演绎推理等思维过程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主要手段

我们把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简单的概念作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相应地,我们把与之相对应的最具体的概念、原理称之为逻辑终点。从逻辑起点向逻辑终点,即从最抽象的范畴向最具体的概念推进,必须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过程,推演出一系列中介概念,使理论体系的构建沿着最抽象的概念这个逻辑起点经一系列中介概念到达逻辑终点,同时找出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原理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构建起学科的理论体系。

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过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归纳、分析、综合对经验事实进行整理总结,形成学科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之后又通过分析、综合特别是演绎推理揭示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和原理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单纯依靠其中某一种或几种思维过程去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不现实的。

以上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按照这种方法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按照这种方法论构建的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3我国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按照科学的方法论构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将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思路展开。首先,要找出该门学科的最基本、最抽象的科学概念作为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由于确定逻辑起点的实质是揭示该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什么样存在,因此一般将这一部分内容称之为存在论。其次,从作为逻辑起点的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推演出能够抵达逻辑终点的中介概念,形成与之相联系的相应的判断,即该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由于这一部分主要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一般将这一部分称之为本质论。最后,从基本原理和规律向逻辑终点推进,推演出基本原理和规律在具体中的体现,得出各种具体的逻辑结论。在应用性学科中,逻辑终点就是基本原理和规律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这一部分一般称之为实践论。

3.1信息伦理学存在论

存在论部分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伦理观(即规范信息人员行为的伦理道德观念)。那么,这一概念是否符合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所必须具备的规定性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信息伦理观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是广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其次,信息伦理观是信息伦理学学科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其它概念(如信息伦理意识、信息伦理关系、信息伦理活动)均可以通过信息伦理观加以说明,它们都是客观存在和发展的。信息伦理观在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基础性作用。再次,信息伦理观包含了信息伦理学一切矛盾的“胚胎”和“萌芽”。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信息伦理的本质、信息伦理的基本规律、信息伦理准则、信息传播伦理等一系列下位概念。

存在论部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信息伦理的历史沿革。由于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相一致,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演进应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相吻合,因此,存在论中我们首先从信息伦理的历史发展来探讨信息伦理学是如何顺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伦理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信息学家WeihergG.M,他于1971年出版了《计算机程序编写心理学》—书,首先对信息技术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信息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信息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信息社会伦理问题,如侵犯知识产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授权、侵犯个人隐私权和肖像权等。这些社会信息伦理问题应用以往的社会伦理法则是难以定义、解释和调整的,而且,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又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种现状需要信息人员、科研人员和法律界共同研究和探讨[6]。

(3)信息伦理的存在价值。信息伦理是社会信息现象中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和道德因素在社会作用下的综合体。它可以指导和纠正个人的信息行为,又可以指导和纠正团体的信息行为,使其符合信息社会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使社会信息活动中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和谐和完善。

3.2信息伦理学本质论

信息伦理学本质论,主要是探讨信息伦理的基本原理。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

(1)信息伦理的本质。信息伦理是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对信息伦理的认识直接制约着人们对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把握。信息伦理又称信息道德,它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信息伦理不是由国家强行制约和强行执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我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m。

(2)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信息伦理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即信息的激增、信息经济的崛起与壮大、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可以说,它的形成根植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其存在和发展有牢固的根基。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3.3信息伦理学实践论

揭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和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由于信息伦理学主要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实践论在信息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实践论部分主要讨论的问题有:

(1)信息伦理学原理:主要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和相关学科等。

(2)信息伦理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信息伦理学方法体系构成及其内容。

(3)信息伦理学发展史:人类的信息伦理可追溯到古代传统的伦理,因而,研究信息伦理的历史沿革无疑是必要的。通过对其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为现代信息伦理流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4)信息资源理论研究:以信息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资源的基本概念、类型、结构、布局以及信息资源的成本、价值问题,目的是对信息伦理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5)信息政策研究:主要以信息政策的作用、类型,制定的原则、程序等为研究方向,从理论上为信息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保证。

(6)信息伦理教育学:该分支学科探讨社会环境对信息伦理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实际技能、人才本身的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以及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以更利于人才的培养等等。

(7)信息心理学:该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与信息的关系,信息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及如何消除信息给人们造成的不利心理影响,如何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等。

(8)比较信息伦理学:该学科主要是通过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历史的角度对跨国、跨地区和不同环境下的信息伦理活动进行比较分析,以及信息伦理与其它学科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等。

篇10

关键词:法伦理学;道德;法律;范式

中图分类号:B82-051;D90-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43-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07JJD82016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10YBA098)

作者简介:杨盛军(1978-),男,湖南怀化人,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自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后,自然科学领域数千年来的理论发现与科学革命因此有了自我证成的理由。库恩说,“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P101)实质上,就理论本身而言,范式并没有为科学本身注入新东西,它只是提出了常规科学视阈下各种理论都仅具有部分的真理,一种理论只要脱离了自身赖以存在的体系就会被新的理论取代。在这样的语境下,范式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的科学活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而社会科学将范式这一概念引入其间也正是出于如此的考虑。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研究基础之上,有着自身的研究视角,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果说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主要指公理、定律以及具有共同信仰的科学共同体,那么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就表现出理论预设与学术流派的差异性。每一个社会科学的结论都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与问题意识,但不同社会科学范式之间并不像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即使是建立在不同前提上的相互冲突的理论之间,也可以找到共同的东西,我们可称之为“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罗尔斯在其自治哲学领域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是多元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冲突,但即使相互冲突、相互敌对的观点中,也具有彼此都能接受的内容,只要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能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我们借用这个观点,就是力图表达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可以互补,因为各学科之间具有内容的交叉性与重叠性。(参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版152-159页)。而库恩认为,科学传统前后之间并不相容,他认为“从科学革命中突现出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与先前的传统不仅逻辑上互不相容,而且两者经常在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转引自金吾伦的:《托马斯•库恩》,三联书店香港公司1994版第113页)。因此,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建立自身的研究范式,并且要进行范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法伦理学来说,它具有法学范式与伦理学范式双重维度,二者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研究视阈与学科目标。所以,要实现法伦理学的整合,就需要寻找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彼此的统一。如此,我们在讨论法伦理学这一学科范式时,需要思考如下几点:法伦理学的问题阈,即法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范式;耶里内克(Jellinek)在19世纪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就提出这种观点,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参见罗斯科•庞德的《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147页)。法伦理学的目的阈,即法伦理学的理想范式;诸如,在我国宪法中,财产权是维护公民生存的权利,它对应于自利;父母抚养儿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对应利他;保卫祖国、保护公共财产的义务就是利社会,尽管宪法只在文字上进行了简要表述,但它具有最高的权威,因此,宪法对法律理想的表达是全面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国宪法》)。法伦理学的实践阈,即法伦理学的实践范式。除此之外,还需要探讨三种范式之间的关系,完成范式之间的统一。

一、法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范式

作为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法伦理学探寻道德与法的同构与关联,其侧重点是伦理学。[2](P4-5)可以说,将法伦理学视为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已得到目前学界的普遍认可。[3]尽管如此,明确了法伦理学的应用伦理学性质并不表示伦理学能独立地完成法伦理的所有问题,两种具有同源性但调控方式各异的规范的相互结合并没有简化或解决各自领域的问题,反而由于这种结合冲撞出更多的矛盾与悖论,包括一直争论不休但又不得不讨论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能否证成自身的合理性――或者法律合理性的证成是否需要道德的介入,以及道德在法律人的塑造中价值何在。这些问题是法伦理学必须面对并予以探讨的,并且共同构成了法伦理学的问题范式。法伦理学的问题范式正是在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下突显出来的。

首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法学派,都没有逃避这一问题。原因之一是法律与道德并不只是关涉着法律的应用层面,更主要是可以在形而上的维度找到人类两种规范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离不开道德,法律必须合乎正义,“法律规范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并从后者那里汲取自身全部的力量和权威。”[4](P2)“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正义’这一词等价于遵守该国的法律”。[5](P271)自然法学派一直努力为法律的合理性寻找最后的依据,认为只有道德才能担当法律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实证法学派认为自然法学派的工作并没有对法律的实践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相对,实证法学派认为现有的法律无论其道德水准如何,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认为只要是通过合理的程序创制出来的法律就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点,是另一回事。”[6](P85)即使认可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也觉得这种影响微不足道。哈特说,“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7](P182)不难发现,分析法学派所秉持的理念是力图维持法律的纯洁性,以减少道德的相对性对法律的影响,但这一工作同样难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恶法”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难以通过恶法自身得到解决。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仍需要予以厘清并明确彼此之间的界限。从法伦理学来说,不应当也不可能避开这一问题的思考,从理论资源来说,自然法学派无疑更有助于法伦理学对这一难题的讨论,但并不能无视实证法学派的合理建议,正如哈特所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更应当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立法显然是法律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法伦理学的问题范式就需要贯穿在法律的各个环节中,在法律的创制、法律的运行、司法以及守法过程中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

其次,明确了法伦理学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法伦理学的研究视阈。从道德维度审视法律问题,或者对法律进行道德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了方法上、甚至是宏观上的视角,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工作,至少还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探讨法伦理学的问题阈。(1)法律本身的道德追问,包括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理由及限度,评判法律的标准,法律的道德证明。这一问题的思考必须突破实证法学派的道德缺席理论,实证法学派对法律的纯工具性定位不足以证明法律本身的合理性,而自然法学派,尤其是庞德、富勒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2)法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尽管学界对法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意见不一,但至少在认为法伦理学需要自身的核心概念上达成了共识,无论是权利、正义,还是其他,都体现了这些范畴在法伦理学上的重要性。[8]当然,正因为这些范畴意义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使得法伦理学核心范畴的提炼显得更加困难,但却因此突显出了法伦理学迫切需要自己的核心概念,这也正是法伦理学的问题阈所在。(3)法伦理学的现实阈。既然是应用伦理学的从属学科,那么就有使命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法律难题,这些难题影响着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的思考。诚如有学者所说,“这些问题的产生给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利益的社会问题,它就不只是一个道德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要解决的问题。”[9]除却这些关涉重大社会利益的问题之外,一些细小的法律问题同样需要进行道德视角的思考,诸如法律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的界线,情与法的冲突、自由裁量的限度等。

再次,既然我们明确了法伦理学的研究视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法律与人的关系。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人永远是其中的目的,法伦理学的主题就是“人”。诚如黑格尔所说,“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并且这“一个人”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单纯感性的人,而是现实的个人。[10]由此,法伦理学在目的论框架上突显了人的重要性,人不是为法而存在,而是法依赖于人才能存在。即使如此,法伦理学对人的终极性关注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法律又需要人的遵守才得以维持其稳定性。因此,现实的人对法律的遵守与法律对人的依赖同等重要。从现实个人来说,认识法律与自觉守法极为重要。除此之外,法律与人的关联还表现在人对法律的运用之中。恶法是不义的,对法律的错误运用同样不义,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情感的丰富性,使得司法工作者在法治过程中常常受到各种难题的干扰,包括司法经验、自由裁量、情理冲突,都会严重影响到司法工作者的法治实践。因此,法官即使掌握熟练的专业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各种法律难题,必须依靠其他领域的知识来补充法学知识的片面性,而法官道德人格的提升无疑极为重要。

二、法伦理学研究的理想范式

我国学者邓正来在梳理中国法学近30年的发展时说,当我国还处在大规模的立法阶段,并将法律规范只是视为工具或技术的时候,西方国家已早在寻求建立一种法律的理想图景了。他说:“然而,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个主要经由某些‘技术’或‘工具’而连接起来的存在着诸多冲突或矛盾的法律规则集合体──亦即一个更多关注特定功效而不关注法律制度本身之性质赖以为凭的作为其正当性之先决条件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更多关注法律规则之面面俱到和数量而较少关注中国法律基本原则、更多关注法律概念和逻辑而缺失法律整体发展方向、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又常常缺乏效用的法律规则集合体。”[11]邓正来教授坦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不能因为问题的困难并打消前进的勇气,因此,他试图唤起国内学者为中国的法学建设寻求一种理想化的图景。在这里,邓正来先生的理论进路是纯法学的,但却为法伦理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显然,任何学科都需要这样的理想范式,它为这一学科的建设进行宏观上的引导。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在考察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认为最终的结果是超越法律与宗教,完成二者的综合。他说:“在一定意义上,综合意味着一个法律的新纪元。”[12](P105)博登海默也说,“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13]对于法伦理学来说,它的理想图景就是法学的理想图景与道德理想图景的统一。即使这一理想范式只是问题式的,但都有进行思考的必要。

在法伦理学领域,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是全方位的,道德对法律的批判既具有宏观视角又具有微观维度。宏观视角实质上就是道德理想对法律的介入,这种介入通过道德的层次性体现出来。按照中国传理伦理学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已欲达而达人、已欲立而人”就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层次,前者是伦理底线,后者是伦理的提升,而更高境界的道德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道德层次实质上体现了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的划分。在西方伦理学说中,对上帝的服从与对国王的服从,同样是道德层次的不同要求。但是,在法伦理学范式里,法律与伦理的差异往往只体现在二者的低层次阶段,甚至把法律仅仅视为伦理的底线,而将人的品格的塑造全部交给道德。这样,法律仅仅具有纯粹的工具价值,法律的理想价值因此被遮蔽了。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随着各种危机的出现,包括生态危机、生存危机、能源危机以及人口危机,人类不断创制新的法律或者完善已有的法律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如创制环境法、完善保障法、增加贸易法的内容,这些新法律的出现或已有法律的完善一方面源于现实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了人类的价值取向,并且这种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部门法表现出来。

首先,宪法是一个总领性的理想范式。它奠定了人类权利与义务的总纲领,关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同时也规定了最基本的义务。如果从人性的视角看,宪法包容了道德的各个层次,自利、利他以及利社会。其次,民法是私法的代表,它在道德层次上表现为自利。每个人在民法中都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法律行为,无论是对财产权的维护、还是贸易的自由进行,民法并不要求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关怀弱势群体,而是尊重合法的利益分配。因此,民法更多地表出道德层次的较低阶段,然而这一阶段却是最为重要的。再次,社会保障法主要表达对社会弱者的关心,在道德层次上表现为利他。由于智力、家庭背景、学识的差异,人类不可能构筑完全平均的社会系统,必然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的有利位置,一部分处于社会的边缘,这部分人需要他人与政府的帮助,这种帮助显然不是以要求回报为目的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甚至是无条件的利他行为。因此,从道德层面来说,这一部门法就体现出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最后,环境法的法律理想范式。它甚至超越了前面所有法律的道德水平,而表现出利万物的道德境界。尽管从环境法角度来说,人类对环境的保护也许只是为了人类自身,在主观上是自利,或者利他的,但在客观上却保护了所有人类以外的生物,尊重它们,爱护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法实质上就表现出了法律最高的道德境界。

可见,无论是宪法、民法、社会保障法,还是环境法,它们都融入了道德的元素。因此,仅仅将法律视为道德的底线并不充分,道德的层次性通过伦理与法律的结合在法律科学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诚如有学者所说,“道德与法律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首先是秩序,然后是自由。”[2](P46)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法律主要偏向于秩序的营造,但它同样在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与正义而不遗余力,美国学者富勒在考察法律所具有的道德意味时,认为法律的道德性就暗含在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之上,并认为法律同时具备义务道德与愿望道德两个层次,“虽然愿望的道德与法律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它的间接影响却无处不在。”[14](P11)在富勒的理论中,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这与中国传统伦理所追求的境界相一致,而这正是法律与伦理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法伦理学的理想范式就在最高阶段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统一。如果用伯尔曼的话来说,法伦理学的理想就是超越伦理、超越法律,最终实现二者的综合。

三、法伦理学研究的实践范式

法伦理学的应用性维度确定了法伦理学必须面向实践,这是应用伦理学与元伦理学的差异所在。当然,元伦理学对道德原理的分析与描述并不表示元伦理学永远脱离于现实之外。实际上,元伦理学对伦理概念与道德语言思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解决现实社会的道德难题,只是认为对道德原理的思考更为基本,而对于应用伦理学来说,只有道德规范在现实中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进行了实际的指导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应用伦理必须是一种实践伦理,即使开创元伦理学的英国学者摩尔也说,“我已经对人们极其普遍地加以混淆的两类伦理学问题(即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笔者注)做了清晰的区分。通常所理解的伦理学必须回答‘什么应当实存’和‘我们应当怎么办’这两个问题,而对于后一问题,只有根据我们对‘我们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效果’所做的考虑来加以回答。而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答案将构成伦理学的一个部门,可以称之为关于手段的学说或者实践的伦理学”。[15](P124)尽管摩尔关于道德行为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他突出了道德原理、道德规范在实践生活中的重要性,尤其随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拓展,道德也必须介入到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指导与约束,无论是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还是法律伦理,都直接表现出伦理的实践性走向。

在法伦理学的实践范式中,对立法与司法的伦理学思考显然是必需、并且不可分开的。尽管立法在指导法治实践的时候距离较远,但它直接影响着司法的运行,并且立法并不是书斋里的产物,它是人类实际生活的抽象与提炼。马克思指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源于实践,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6](P66)因此,立法过程必须建立在洞穿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所断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3](P160)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冲突,诸如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冲突、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矛盾,这些冲突必将影响到法律的重新创制。要完成法律的更新,必须对新生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进行深度的思考与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法律的创制。即使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背后有一个终极性的理想蓝图,它仍然来自人类生活的抽象,无论是权利、自由还是平等、博爱,都具有实践论的根源。当然,单纯依靠人类的生活经验来完成全部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还需要逻辑归纳与理性的想像,对生活经验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联想类似的经验并进行法理上的归纳。在这一点上,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所以,不论是立法的法律渊源,还是各种生活经验对法律的影响,都表明了立法过程在根本上是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

从司法领域来说,法伦理学体现出更直接的实践性。司法是法之运用、法之实现的过程,司法公开、司法辩护就是重要的司法实践,它实现了法律与公民关系的融合。除此之外,司法工作者有义务将司法行为正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并在司法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正如古老的格言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突显了司法实践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当然,司法工作者在司法行为中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是更高层次的司法实践。人类理性的有限与语言的贫乏决定了即使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创造完美的法律。因此,司法工作者除了掌握高超的法律专业知识之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跨领域知识,比如伦理、历史、政治知识等。他必须了解特定社会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并掌握各种价值在不同情况下的高低取舍。唯有这样,司法工作者才能尽可能地领悟具体的司法案例,作出司法选择,有效、合理地完成司法实践。

再则,法伦理的实践范式除了立法过程与司法实践之外,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道德挑战也是法伦理学实践范式的必然维度。诸如安乐死、堕胎与动物权利以及克隆人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法律无法单独解决的,它需要进行道德的考察与辩护。只有将道德直接介入到这些问题之中,对其间涉及的道德、价值以及技术进行审慎认真的分析,才能有助于法律的创制与完善。如安乐死这一难题而言,道德、宗教以及医学技术都是影响对安乐死立法的因素,在宗教色彩较淡、医学水平高的国家,对安乐死更容易接受,但在宗教气氛较浓、医学水平低的社会,情况或许就会恰好相反,若再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再如死刑的存废问题,虽然一些国家在法律上完成了这一难题的解决,但这个结果是立足于这些国家自身的道德环境、并经过激烈的伦理选择才完成的。对于其他仍保留死刑的国家来说,仍会由于道德环境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面临道德与法律的争论与辩护。

可见,法伦理学的实践范式直接面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它直接体现了法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实践性品格。尽管如此,要完成法伦理学对社会现实与法治实践的指导,还需要将法律与道德更好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除了法律本身的变革与完善,即创造良法之外,还需要国家公民做一个守法的与道德的人。只有良法与良民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对于法律而言,公民守法就是一种法律的实践过程,守法正是法伦理学实践范式的题中之义,但从道德层面来说,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仅仅只是达到了富勒所说的“义务的道德”层次,要达到更高的层次,需要在守法的基础上继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

四、法伦理学范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及现实意义

库恩认为范式的每一次转换都会带来知识的更新,产生新的学术共同体,共同体在科学研究中遵循相同的范式,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显然,库恩对范式的定位严格建立在科学求真的基础之上。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求真不是目的,而是通过交流与对话,发现不同范式之间的差异、寻找同一、达成共识。因此,在法伦理学的三个范式间,我们要探析“问题范式”、“理想范式”与“实践范式”之间的关系,以完成法伦理学的整体建构。法伦理学“问题范式”是对法伦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视阈的揭示,它体现法伦理学的问题意识,这是现实社会对法伦理学的直接要求。法伦理学“理想范式”是法伦理学研究的宏观目标,它以法律与道德的最终融合为使命,并最终突出“人文关怀”的终极性。法伦理学“实践范式”是法伦理学的实践维度,它是发现问题、实现理想的必要途径。在三种范式中,“问题范式”是法伦理学存在的起点,没有“问题范式”,“理想范式”和“实践范式”就不再必要。“理想范式”是法伦理学的方向,没有“理想范式”,“问题范式”与“规律范式”就会丧失对人的关怀。而“实践范式”是法伦理学的生成过程,没有“实践范式”,“问题范式”将得不到解决,“理想范式”也将走向抽象与乌托邦。所以,在法伦理学研究中,任何一种范式的缺位都会影响法伦理学的整体建构。唯有三种范式的统一,才能促进法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我国法伦理学的发展来说,研究法伦理学的范式意义是多重的。其一,有助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展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只是两种规范方式的比较与拼接,它关涉到人类理想的价值追求,也关系着社会现实的道德难题与法律困境。只有从问题入手、用实践的方式才能透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二,有助于法律本身的完善与革新。我国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法治精神相当缺乏以及司法程序落后,仅仅依靠法制本身的变革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其他知识的催动与考察,而进行道德维度的审视与辩护极为必要。其三,有助于社会公民法律素质与道德品质的提升。守法的能力与守法的道德是法伦理学实践范式的题中之义,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是法制社会的最低要求,而要获得更多的幸福,必须在守法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培养正义感、是非观念与仁爱心。

参考文献:

[1]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李建华,等.法律伦理学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3] 王玮.当代中国法伦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三次“北京应用伦理学论坛”综述 [J].道德与文明,2004(6).

[4]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 [M].陈林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 T.Hobbes,Levithan: Parts I and II,ch.30,H.W.Schnieder ed.1958.

[6]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7]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 王 玮.当代中国法伦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三次“北京应用伦理学论坛”综述[J].道德与文明,2004(6).

[9] 曹刚.法伦理学如何可能―――法伦理学的属性、使命和方法[J].求索,2004(5).

[10] 曹刚,徐新.法伦理学研究论纲[J].伦理学研究,2008(3).

[1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J].政法论坛,2005(5).

[12]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3]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

[14]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彭介忠)

On the Paradigm Ethics of Law

YANG Sheng-jun

(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