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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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2-0004-05

一、引言

国外学者关于离婚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离婚率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整个社会向后现代化迈进，社会的流动增强，抑制离婚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或被剥离，离婚率上升[1]。

国内有关离婚问题的大规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多元主义文化的不断涌入，后现代婚恋观影响着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婚姻态度，成年男女逐渐改变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对于离婚原因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李银河认为离婚主要是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变化影响着离婚率的高低。徐安琪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离婚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其《离婚率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子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中，关于离异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法律层面的子女看护、抚养权及教育供给等问题的探讨，转向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化问题，而教育困境作为研究主题的探讨还尚显不足。教育本身是青少年个体成长的发展性资源，而离异家庭子女受到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等的因素影响，在处理与父母、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容易产生困惑和适应不良。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改善，以青少年教育困境为切入点，寻找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引导离异家庭子女正确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适应不良，实现个体的健康成长。

本文所指的离异家庭泛指因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后再婚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困境，特指离异父母的自我教育欠缺、青少年面对不良教育生态时的处理不当以及学校作为施教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理离异家庭学生特殊性的困难。这三种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离异家庭青少年在面对不同教育生态时的心理和行为，不恰当的教育互动导致了失败的教育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解决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具有整合意义或折中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是用于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2]。该理论把人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各系统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3]。

个人的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因此，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需要从整个教育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分析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系统如何与离异家庭及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强调揭示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对青少年整体发展的重大影响。在学生的教育场域，个体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育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社会系统。人在教育场域中，与各种生态系统进行互动。个体的成长发展既受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个体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教育环境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生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将教育场域的系统分为微观的学生系统、中观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系统及宏观的社会系统，本文分别从离异家庭青少年本身、家庭与学校及社会四个层面来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

（二）离异家庭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生态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需要从离异家庭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系统中挖掘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良性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解决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平台。

1.青少年个体的认知偏差

近年来，学者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这也是解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的一种新视角。离异家庭子女要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身份，他们拥有着同完整家庭孩子同等的享受家庭及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利。青少年身上的“问题”是被他周围的关系，通过社会互动体验和内化的结果。青少年认识到问题不是他自身的，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是被他人建构的[4]。离异家庭青少年建立自信、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公众对离异家庭孩子去标签化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离异家庭因婚姻失败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家长的不良情绪状态必然会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从后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克服和消除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纠正离异家庭子女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

培养离异家庭子女应对社会风险因素的能力，搭建个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纠正离异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偏差，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2.家庭系统中离异父母的教育主体责任缺失或不当

家庭教育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却让人不敢苟同。“溺爱型”的离异父母因对孩子存在愧疚之心，想尽办法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以弥补对孩子爱和教育的缺失；“放任型”的家长则认为孩子只要不闹出“大乱子”，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有逃避教育责任的嫌疑；“专制型”的离异家长则会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指向学习成绩的提高，孩子在沉重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下，心理及行为问题频发。诸如此类的家庭教育状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导致孩子各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此外，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把教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害怕面对和承担孩子教育失败的结果和主要责任。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孩子成绩或者行为不理想，责任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当。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导致学校老师陷入教学两难处境，学校本身是知识传授的主要单位，家庭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主战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及人格的塑造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是导致青少年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离异家庭从家庭解体到重组家庭或者处于单亲状态，父母双方都在不断寻找新的生活机制。父母由家庭功能解体到寻找新的社会适应方式的生命历程，孩子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此，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和孩子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将孩子排除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处理之外。家长应该打破对孩子情感忽视或搁置的惯性思维，接受孩子也是自己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参与方，对自己的婚姻有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一现实。“合作伙伴关系”是改善与修复青少年与成年人关系的明智之举。成年人不再扮演青少年的说教者、监督者及对立面，而是以理解者、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与青少年同行[5]。这也是实现离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情感接纳及良性互动的关系形式，有利于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3.学校系统中离异家庭学生的问题搁置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不当使学校教育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是学校学科课程的德育渗透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实施收效甚微；三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6]。

另一方面，家长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发展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其建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有效链接的目标。目前，社会对于家长学校教育的意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常把家长学校等同于家长会或视为可有可无的机构[7]。

离异学生在面对家庭和学校课业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出现偏差行为，而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多忙于处理自身各种情绪和事务，能够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甚少。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教育”时代，对于新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家长不能及时地与学生保持同步，更不能在处理学校课程作业等方面给予孩子恰当的指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不能达成一致。

4.对离异家庭青少年污名化的社会系统

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离异家庭青少年受社会的污名化影响颇深。

一是家庭内部，基于问题视角处理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的不当。离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婚姻破裂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沉重伤害，孩子是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问题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缺乏自信会严重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塑造和积极心理情绪的体验。

二是社区层面，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被父母疏远而害怕孤独，这时候社区里的同辈群体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社区玩伴更多对离异子女产生排斥心理，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

三是学校层面，学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离异子女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同辈关系更多，因此，很多离异学生为了逃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选择独自一人，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功课上，因为成绩的突出表现，可以换来周围环境的赞赏，弥补内心情感的缺失。这也是离异学生常常在学业成绩上优于他人，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障碍的原因。

四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危机情况和外界事物的刺激时，有着完整家庭孩子所没有的独立和坚强，他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虽然也有部分离异家庭青少年会出现偏差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审视那些经历过父母离异等重大家庭事件而仍然能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受害者、缺失者、越轨者是三个被高频报道的标签词汇[8]。社会环境越开放，社会信息越透明，社会舆论的偏见对离异孩子的影响越深。公众习惯用有色眼光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幼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母失败婚姻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优点，帮助其弥补不足，创建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维度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处理离异家庭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

首先，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依靠家庭、学校或者社区某一方面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离异子女面临的复杂多样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及社区是不同的教育场域，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实务技巧可以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不同教育场域的特殊介入方法需要。帮助离异子女形成在家庭内部、学校及社区环境中良好互动的沟通机制，从而解决离异子女自我偏差认知和行为问题，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其次，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平等”“接纳”“增能”等价值观，注重对人的接纳和尊重，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成长和改变的潜能，这对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信心的建立，克服人际交往的恐惧，接纳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增强自身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

再者，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家庭、学校及社区更多地关注孩子成绩的提高，而忽视青少年个体发展的需要。离异家庭子女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能保护好关系亲密的家人及朋友，这也是由离异子女爱的缺失感所导致的。“赋权”“增能”等社会工作理念和模式能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渴望独立的需求。整合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三大实务模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搭建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四、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具体实务模式众多，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有可能适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解决的服务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青少年的叙事家庭疗法、学校层面的师生互助小组，家庭层面的家庭教育辅导及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本文尝试将各个模式的基本论点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探索离异子女教育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叙事家庭治疗，挖掘不良教育困境体验

叙事家庭疗法是叙事治疗领域的新方法。它认为“叙事”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人们会对他们经历的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讲述，而人们的叙事行为是为了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该疗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情境中，把案主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通过分析家庭系统找出导致案主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9]。该疗法注重分析案主的故事叙述中未曾注意或被遗漏的片段，通过案主的自我叙事将问题外化，使人和问题分开，帮助案主积极建构新的自我认知，提高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离异家庭青少年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青少年的自我叙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现在面临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中的各种情境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困境体验，同时注意记录青少年在自我叙事时的内容选择和场景选取，从而找出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环境，挖掘青少年内心的真实体验状态。

此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观察者转为参与者，积极鼓励案主的叙事过程，引导青少年解构并重新建构积极的教育体验，树立对自身、家庭、学校及社区的信心，增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不利的教育环境因素，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学习及成长态度。

（二）学校层面――师生之间的小组互助及自我觉察

互惠模式又称“互动模式”或“调解模式”，是小组工作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认为在助人过程中要尤其注重个人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及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互惠模式下，成立师生之间的互助小组，如家庭离异学生的学习困境小组、人际交往困境小组等。小组成员选取离异子女比较多的班级，将具有相同教学困境的老师和离异家庭学生召集起来。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初步的小组游戏互动，筛选出那些教学困境异质性较高的教师，而学习困境同质性较高的离异家庭学生。这样选取组员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教师对待家庭离异学生问题的不同教学方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教学困境，促进师生双方的自我觉察，在动态的小组互动中及时调整各自的互动模式，增进师生感情，实现教育目标。

在小组辅导过程中，家庭离异子女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师的教育行为，构建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模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中积极塑造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适应环境。此外，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困境同质性小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组成员的经验共享，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不良的情境体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更能看清自己面对同类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实现情感共鸣，寻找自我调整的方式。互惠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案主的助人自助，有利于增强小组凝聚力和群体归属感。但是，对于个别情况较为特殊的小组成员关注不够，工作者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这也是互惠模式的不足之处。

（三）家庭层面――专业的家庭教育辅导，掌握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门科学，孩子成长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家庭教育是实现青少年教育目标的根本。首先，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知识并不是教育从业者的专属，解决家庭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向家长普及必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其次，离异家庭父母的家庭关系辅导，家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离异父母应该学习婚姻家庭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认识本身家庭发展状态的根源，掌握家庭发展及青少年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处理婚姻关系及子女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辅导作为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层面，针对不同教育问题需求有不同的教育活动设计。如学校可以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举行专家专题讲座，鼓励家长参与研究家庭教育；建立家教咨询站，安排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资深班主任等为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教育教学活动，直观地了解学生班级互动情况；也可以教师与家长一起编写家庭教育指导小手册；通过网媒、纸媒、校刊等宣传普及科学的教育方法等[10]。

（四）社会层面：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网络

在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家长学校的办学更多地还是依靠校方，办好家长学校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为保证家长学校的正常运行，政府应该出台规范的家长学校管理政策，推动家长学校学员管理、教师管理、家校合作等制度的完善，确保家长学校实施的师资、财力和物力充足。

再者，学校应该为家长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并提供家长展示平台。学校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实施载体，邀请资深家庭心理辅导师，搭建离异家庭亲子活动的平台，向公众展示离异家庭成员在活动中展现的自信与乐观，增强离异家庭自信力。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克服内心的自卑与恐惧，从失败的婚姻状态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这也有利于离异家长与完整家庭父母的沟通，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使离异父母看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向其他家庭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11]。

参考文献

[1]邓志伟，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2]文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4-97.

[4]蒋灵娟.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培养案主抗逆力的社会工作模式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12）：17-19.

[5]田国秀.建立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青少年发展视角的思考[J].前线：实践思考，2013（5）：75-77.

[6]燕代春.家庭教育缺失状况分析及学校作用初探[J].新课程研究，2009（157）：164-165.

[7]李季.家长学校发展：问题、对策、创新[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29（4）：1-8.

[8]田国秀，胡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媒体形象：偏见与纠正[J].人文雅致，2013（3）：117-123.

[9]莫小枚.叙事家庭疗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运用[J].怀化学院学报，2016，35（6）：49-52.

[10]雷健红，卢静.谈初中生家庭教育辅导工作[J].中学教学参考，2009，4（12）：127-128.

[11]梁涛.家长学校：通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致性的路径[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5（4）：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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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生态系统理论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人才的摇篮，为了保证职业技术人才的质量，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职业学校学生所处的生长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环境，该系统各个层次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在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对职业学校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能够有效地达到教育管理目标。而如何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于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之中，是教育管理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尤瑞·布朗芬布伦纳（Uric Bronfenbrenner）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环境因素是一个生态网络系统，应该把个体置于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该系统包括微观系统（crosystem）、中观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宏系统（macrosystem）。微观系统主要是指个体直接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及其互动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等。在该系统中的各个因素都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在家庭这个微观系统中，由于个体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等不同，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而在受微观系统环境影响的同时，个体也会对微观系统环境产生反作用。

在生态系统环境中，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相互作用。个人的行为难免会受到构成中观系统环境的家庭成员、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氛围的影响。当然也会受到个人所在的工作、学习的群体以及个人参与的其他小群体的影响；反之，个人微观系统中的个人行为对于中观系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个人微观系统也会受到中观系统中与之互动的宏系统的重大的影响。亦即影响人的成长的整个系统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而且子系统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

二、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生态系统结构分析

传统的学生教育管理观点认为，对学生实施教育管理包括五个要素，教育管理目标、教育管理工作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管理环境。而要达到教育管理目标，主要靠学校教育管理工作者采取一定的教育管理措施来实现。往往忽视了学生教育管理的其他诸多因素。在生态系统理论关照下，我们认为，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是一个生态系统结构，该结构包括四个子系统：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家庭教育管理系统；社会教育管理系统；自我教育管理系统。

（一）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主导系统

学校教育管理的特点是它的方向性、教育性、整体性、规范性、激励性，学校教育规定个体身心发展的方向，对个体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包括目标子系统，内容子系统，过程子系统，方法子系统，管理者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有机联系、相互制约，各子系统相互切合才能够使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有序有效地运转。

（二）自我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核心系统

所谓自我教育就是在教育者的教育和引导下，受教育者发挥自主能动作用，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修养，促使自己的思想品行向积极的方向转化、发展的教育活动。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发展变化的条件。职业学校学生的自我教育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根本。

（三）家庭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基础系统

家庭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基础，因为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潜移默化性和连续性。儿童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常言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管理奠定了基础。

三、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

首先，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管理的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教育环境的可控制性。学校教育管理对学生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作为对学生教育管理的最正规和最主要的形式，通过人的培养实现其社会功能。它对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的确有着别的教育管理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管理系统之子系统的各种教育管理资源。如优美的校园生活环境、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优质的后勤服务、才品高尚的师资团队和领导集体等等。

其次，要发挥家庭教育管理的奠基作用。从孩子呱呱坠地开始，父母自然成了自己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开始肩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父母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父母的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兴趣、爱好等特征，都将给孩子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是父母的折射。尤其是父母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旦被孩子认可和接受，往往很难改变。

最后，要发挥社会教育管理系统的辅助功能。社会教育管理系统与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和家庭教育管理系统共同构成影响人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教育管理系统是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功能的延续，是家庭教育管理系统功能的补充，同时它也是这两种系统中最综合、最全面的一个。它既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又可以广泛的开展道德品质、价值观教育，使人在自身能力、感情道德的发展中愈加成熟完善。

总之，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系统应相互谐调，在整个职业学校教育管理生态系统中，学校教育管理系统起统领作用，在学校教育管理子系统、家庭教育管理子系统、社会教育管理子系统以及自我教育管理子系统功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学校教育管理系统还起到谐调其他系统功能共同形成合力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子系统或子系统的某一要素单独起作用的结果，是受到系统中各要素交互影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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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篇4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融入方式；相关系统

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而且这个数字逐年上升。显然，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状况并进行相关的专业性介入和辅导，以促进他们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融入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随着社会工作的兴盛，无论是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还是以企业为载体的企业社工服务，“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介入逐渐成为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和融入社会环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的过程中，纯粹的社会工作理论多数只能给予操作层面的指导，因此，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的结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理论进行分析，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服务水平都有着指引性的意义。

一、相关综述研究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关社会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主要着重于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角度阐释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及相关意见。马桂萍、孙大志（2007）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2010）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二元户籍制度等角度出发，认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三种张力：一是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要求之间的张力；二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向往和其实现城市化的张力；三是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措施之间的张力。华北电力大学胡宏伟博士等人（2011）以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为研究视角，研究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并提出若干思考。李培林（2003）以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外来务工人员会和进驻地人群产生竞争，而且还有群体内部的分化。杰、倪云鸽（2005）从社会认同角度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地位结构因素，认为个体所获得的对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及社会行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刘阳（2012）从社会融合角度指出，外来务工人员需要通过个人心理层面和社区层面的融入，为最终的制度融入提供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多集中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政策因素和理论层面，操作层面也趋向于宏观。虽然社会工作的介入层面也处于宏观背景下，但是，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更着重于微观的操作。因此，本文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层面进行指导理论的探讨。

二、理论分析

（一）社会生命网

社会生命网起源于达尔文的复杂生物链观点，自然界通过生物链构建成一个“生命网”。当“生命网”有新的物种进入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需要一个“融入”的过程，达到新的平衡之后才能稳定下来。后有学者把动态的融入过程与相关移民研究相结合，提出“社会生命网”研究。

移民相关研究认为，融的可能性有同化、社会适应、社会融合、文化适应、社会吸纳与社会并入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闫磊借鉴移民研究思想，提出了社会生命网的融入、共生与竞争三维角度。（见图1）

在图1中，A、B、C、O为生命网的基本单位“结点”，这些“结点”可以是一个群体的抽象，也可以是一个小“生命网”抽象成结点。“结点”的存在在于依赖网绳之间的连接、延伸，与其他结点产生联系，分布在彼此的共享网圈中。本图以O为中心，它与A、B、C三个结点分别以不同的“内容”形成关系形式。A、B、C、O组成一个体系圈，但是它们也存在于其他不同的体系圈中，这些体系圈也可能存在交集。每个体系圈除了交集之外，独立自成体系，因此，它与其他体系圈之间存在“边界”。而这个边界就是融入的关键所在。闫磊假设原系统中的每个体系圈中都存在一个“硬核”，这个硬核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它本质是体系圈内的一种存在机制，这种机制对进入体系圈的“力量”进行选择、接纳或者排斥。“硬核”的突破，会引起原体系圈的变动，引起生命网的调整，产生“共生”和“竞争”后两个阶段，但实际上，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融入”一直贯穿整个过程，会不断的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入。

对于社会工作的介入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提供给我们一个介入的突破口，或者思考问题的维度，也可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给予社会工作介入直接微观层面、操作层面的理论指导。

（二）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包含一般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观点，使涵盖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概念的框架成为可能。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聚焦于起情境、个体及两者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代表人物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个体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由内到外分别是：微观系统、中层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见图2）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模型对该嵌入式的四个层次，分别给予定义：（1）微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系统的最里层。（2）中层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3）外部系统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4）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3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宏观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该模式的包含式系统同时也展示了个体与系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从微观到宏观受到范围扩大的影响，也同时受到反映于个体在不同系统（情景）中的行为、文化、准则、观念等，这类似于功能主义学派帕森斯的能量流动观念。

从生态系统理论介绍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理论展现了一个层次性的分析和关联方式，提供给社会工作实务一种思考方式或理论指导，强调实务过程中对人与环境的分析，“将注意力放在：解放、支持和促进个体的因应能力”，生态系统理论给予我们社会工作介入外来务工人员服务提供了一种中观或者较微观的思考层次。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探讨

综上所述，社会生命网分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介入模式，而生态系统理论则给予了社会工作介入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因素统筹方式。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可以说是外来务工人员自身和对环境适应融入的过程。因此，在社会工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介入工作中，需要综合两种理论的指导作用，结合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进行介入操作。基于上述两种理论的介绍，本文将从融入方式、相关系统和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三方面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阐释。

（一）融入方式

根据社会生命网的体系圈的“融入”分析，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其本质是一个社会工作协助其融入居住地体系圈的过程，具体有两种融入方式：第一种方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协助外来务工人员直接融入或突破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实现社会融合或新体系圈的构建（见图3）。第二种方式则是，社会工作融入到外来务工人员的体系圈中，并且以社会工作为交集，与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产生沟通与连接（见图4）。

在图3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最初位置是在居住地体系圈之外，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社会工作介入为载体，经过进入（A点）、调适（B点，包含本土化，个体和整体调适等），突破或者融入/吸纳系统硬核（C点），完成融入过程。此时，社会工作的角色为使能者、引导者和协助者，是一种“功能性载体”的状态。在此介入方式中，社会工作的重点在于协助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原有体系环境，缓解其融入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提升其融入能力，倡导其自我发展和自我需求实现。

在图4中，首先针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社会工作需要一个进入（A点）、信任关系建立（B点）、融入（C点，主要在于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系统理解）。其次，界定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与居住地体系圈之间的交集，最后社会工作通过交集区间的社会工作介入促成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在此图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为支持者和谈判者。简单来说，此种融入方式是要求社会工作者与外来务工人员建立信任关系，给予该群体以专业服务，并以中间角色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在与本地居住人群的交集区间实现融入突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层次的融入。

虽然融入方式提供了两种社会工作介入方式，但是二者的前提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原有系统圈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外来工人员与原有居民之间的“人际距离”。无论两者属于哪种情况，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或引导二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方式和融入的内容（即突破硬核）。

（二）相关系统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适应并不是单独个体的事件，而是受到多层系统的影响。每个系统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其他系统产生互动，并以其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见图5）

社会工作的角色为资源整合者，即在个人（群体）和环境（周边系统）的接触面上工作，从而给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和环境资源之间带了沟通和平衡。在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时，需要充分挖掘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系统的资源、关系和平衡关系，考虑影响该群体的多维度指标和因素。

（三）社会工作的介入思考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行动基于社会工作三大操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根据社会生命网提供的介入方式以及生态系统的思考维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的发掘和调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企业、社会、相关政策的能力和资源，提高其适应能力。这里不做详细阐述，但就介入工作中的注意问题做说明。

1、社会工作者角色的把握、转变。

在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和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理解掌握角色的功能，充分发挥角色的作用，做好协助者、支持者、资源链接者或者谈判者的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取得更多的资源和能力，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实务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的运用和掌握，同时要避免角色失范、角色滞后等问题的出现。

2、外来务工人员影响因素考虑全面。

社会工作介入本质有两方面内容：治疗与预防。一般而言，治疗与预防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比重为2：8，也就是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的社会工作服务比例相对较少，重点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增能的实现，而这个过程就需要对外来务工人员周身相关系统进行全面考虑，利用或调整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诸类因素，以实现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需求的满足，自我适应能力的提升。

3、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方式的选择。

不同地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不同，不同地区的原有体系圈的“硬核”也不同，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过程也存在差异。合理的“融入”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原有体系圈的排斥，更好的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要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情况，结合原有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做出最佳“融入”方式的选择。

4、初期避免触及敏感地带。

外来务工人员属于特殊群体，有着该群体的特殊性：归属感不强、心理敏感度强、受外部影响大及自主能力较弱等，而且本地原有体系圈的自身底线等，因此，在初期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中要避免敏感地带，首要任务是建立与二者的信任关系，寻找沟通渠道和融入方式。

四、结语

本文的分析前提是社会生命网的微观“融入”方式和生态系统的中观维度思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考。本文较少涉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和实务操作方法，更多侧重于社会工作进行介入或操作工作的理论指导或者说是一种思维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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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明礼貌行为；生态系统；环境

幼儿文明礼貌行为是指幼儿在与同伴、教师、家长及其他社会成员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友好、尊重等亲社会，包括幼儿文明礼貌言语、文明礼貌举止、恰当的待人接物方式等。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为研究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主要以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对已有研究做一些回归与述评，力求进一步明确影响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未来研的研究提供参考和方向。

一、人类发展生态学的内涵

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将生态环境分成了宏观系统、外层系统、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后来的研究中布朗芬布伦纳把时间系统引入了生态系统。人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层层叠叠、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

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看，任何行为的形成都是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布氏理论看问题的角度是从一元到多元，从静态到动态，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影响因素，把影响因素看成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分析某个因素。同时环境又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个体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它对研究幼儿文明礼貌行为最大的启示就是寻找影响因素不能单一考虑某一事件或某一环境，而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系统地考虑个体与物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以及强调这些关系在生态环境中对幼儿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的影响。

二、影响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主要因素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系统对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影响。微观系统是指幼儿亲身接触并参与体验的与幼儿有紧密联系的环境，如家庭、幼儿园、社区等，幼儿在微观系统中体验到了活动、角色、人际关系间的变化，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要素都会对幼儿的发展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家庭生态系统

儿童接触最早和时间最长的是家庭生态系统。在家庭生态系统中，影响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亲子互动模式、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结构等。亲子互动的状况影响着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亲子互动质量越高，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就越好，越多表现出文明礼貌行为。而通过亲子互动形成和睦、融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幼儿亲社会性的发展，而不良亲子关系是造成各种内隐和外显问题的危险因素。家长的教养方式可分为专制型、宽容型和民主型三类。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幼儿文明礼貌行为表现显著优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幼儿。家庭结构也对幼儿文明礼貌行为有重要影响。单亲家庭幼儿同伴交往发展水平偏低，且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同伴交往的态度消极被动，文明礼貌行为行为表现偏差。现在普遍存在的农村隔代教育，父母在外打工，祖辈负责其幼儿在家主要的教育任务，往往这种隔代教育下的幼儿文明礼貌表现差于亲子教育下的幼儿。而在三室同堂的家庭里，祖辈一同参与抚养下的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表现优于父母单独抚养的幼儿.

（二）幼儿园生态系统

幼儿在幼儿园里度过大量的时间，而幼儿园是他们人际关系和各类活动的源泉。由于幼儿园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因素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影响幼儿发展的，因此，可以着重将同伴、教师与幼儿的互动分为两个子系统分别进行考察，以探讨幼儿园生态系统对幼儿文明礼貌行为影响。

1. 同伴互动子系统。在同伴互动子系统里，同伴关系与混龄交往是影响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重要因素。同伴关系可以分为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幼儿与同伴间的互动差异很大，受欢迎的幼儿通常比较为同伴所接纳，能表现出更多的文明礼貌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过程中幼儿对同伴表现出文明礼貌行为，则更容易被同伴们接纳，进而又强化了幼儿文明礼貌行为动机，促进了幼儿文明礼貌行为习惯的培养。与同伴接纳相对应的同伴拒绝和同伴欺负，若幼儿对同伴表现不友好、不礼貌的行为，同伴就会拒绝与其玩游戏、一起活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逐渐认识到不文明礼貌的行为是一种比较偏差的行为，这些幼儿就开始从同伴那里得到负面的反应，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此外，混龄同伴交往相对同龄同伴交往更有利于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培养。在混龄交往中，年长幼儿发现自己的能力超过年幼的同伴，就会扮演起照顾年幼同伴的角色，表现出更多帮助，分享等文明礼貌行为。年幼的幼儿同时耳濡目染年长幼儿的文明礼貌行为，从而模仿或主动表现文明礼貌行为。

2. 师幼互动子系统。在师幼互动子系统中，教师的文明礼貌行为、互动的时间和频率、情感交流和师幼关系都影响着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培养。刘晶波指出，幼儿园师幼互动大多是一种非对称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的计划作出反应，而幼儿根据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幼儿以观察学习为其主要学习方式，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爱模仿的幼儿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因此，教师自身的文明礼貌行为影响着幼儿文明礼貌行为.其次，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师幼互动的的时间和频数对幼儿文明礼貌行为有密切关系。教师反复的提醒、督促、训练幼儿使用文明礼貌行为，对幼儿的行为及时反馈，这对拥有“吸收性心智”的幼儿十分有效，这会让幼儿尽快明确各种活动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促进幼儿内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进而养成文明礼貌行为习惯。最后，师幼互动形成的师幼关系也是影响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重要因素。豪斯.C等研究者根据幼儿在互动中的情感表达与行为方式把师幼关系分为安全型、依赖型、积极调试型与消极调试型四种，对教师过于依赖的幼儿则表现更多的退缩行为和侵犯行，而与教师有情感安全性关系的幼儿对他人更友好，更加爱交际，表现出更多文明礼貌行为。

三、思考与展望

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环境中的各个系统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幼儿的文明礼貌行为。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总结，未来关于幼儿文明礼貌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关注中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各个系统是层层渗透和紧密关联的，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个体的行为发展造成影响，然而目前的研究多立足于微系统，对于中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其实，中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母亲迫于经济压力由家庭主妇转为外出工作，导致幼儿可能一个人在家，缺乏亲子间的互动，最终导致幼儿文明礼貌行为表现偏差。又如父母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间接影响父母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最后，国家的经济制度、福利政策很可能会影响父母的工作状况从而间接影响到幼儿。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中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的影响，与以往微系统研究结论相结合，从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角度对幼儿的文明礼貌行为进行分析。例如，一个从宏系统到微系统的完整模式可能如下：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母亲由家庭主妇走上工作岗位――母亲与儿童互动减少――儿童的文明礼貌行为。

（二）考察微系统的动态变化

由于时间系统的存在，微系统及其子系统对于幼儿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例如，可能在童年早期，家庭生态系统对于幼儿文明礼貌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到了童年中期，以幼儿园生活为主线的幼儿可能受幼儿园生态系统影响更大。而目前缺乏将微系统中的几个子系统同时考察的研究，因此无法考察微系统在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动态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考察在幼儿发展的不同阶段，到底是哪一个微系统对于文明礼貌行为的形成影响更为明显，以及各个微系统因素之间相互作用随时间的变化，深入了解微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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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紫薇.祖孙关系与中班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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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已成为很多学科的研究主流。尽管人们在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利益平衡间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实际上取得的经济收益与付出的环境代价非常不平衡，这些事实在工业化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已经得到了不断的验证，以人为本的人本中心思想让人类在面对环境和经济的时候，让步的始终是环境。不仅自然环境系统的不良变化不可逆，人类社会系统也如此。众多学者开始反思这一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我们对未来的野心[1]，是对人类社会能否持续而担忧的表现，属于预期性的战略目标问题[2]，不仅实践上不能解决问题，理论上也出现了“破缺”[3]，相关研究显示可持续发展理论除了概念的滥用，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我国地理学研究长期坚持人地系统这一核心，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关系的现阶段形式或最高形式[2]。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自哈佛大学于1986年取消地理系，全美大部分高校跟随撤并地理系以来，地理学经历了衰退后又在其他学科或学院重生的过程，除了地理信息系统异军突起外，地理学仍旧无法恢复曾经的辉煌。在中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地理学虽紧跟西方地理学理论但却没有走向消亡和衰落，反而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国民经济社会各方面承担了众多任务而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面临的困境也表明近年来人地系统理论的停滞不前。

走在污染最前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上不断被证伪的过程后，目前已经步入了反思和修补的阶段，并认为反思和修补没有办法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这些灾难有可能就是系统的累积效应，使得类似灾难管理、风险控制和脆弱性研究等预设性研究和生态管理实践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其中以恢复力（Resilience）理?最为流行。实践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区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致力于区域恢复力的建设，使得恢复理论有取代可持续发展的趋势[4]。目前，以恢复力作为分析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的重要框架[5]，从复杂系统动力学角度研究系统对抗干扰的恢复和适应，已经成为探索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主流[6-8]。从内涵上来说，社会―生态系统与人地系统非常相似，本文在总结国外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综述社会―生态系统在结构、状态、演变、遗产效果等方面的国外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地理学及人地系统研究有所启示。

1 恢复力理论的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家Holling提出恢复力概念[9]以来，恢复力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工程恢复力、生态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工程恢复力（Engineering Resilience）是恢复力的最早解释，强调系统的某个稳定状态并以恢复到同样状态所需要的时间[10]速度[7]来衡量。生态恢复力（Ecological Resilience）是对工程恢复力的修订，假设系统存在多个稳定状态，以系统在跨越这些状态时吸收的干扰量[10，11]而非时间和速度来表达恢复力。两者都属于传统恢复力，即认为多空间的复杂系统行为将围绕吸引场进入稳定域，如果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域，原系统的恢复力将丢失[12，13]。近年来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14]研究则开始聚焦于系统的演变过程，与适应和进化越来越近[13，15，16]。一般来说，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包括：系统在保持结构和功能时能忍受的变量；经受干扰后系统重组的程度；系统学习和适应的程度[17]。“恢复力联盟”也从3个方面理解系统的恢复力：系统保持同样状态前提下能吸收的干扰总量；系统自组织的能力；系统能够建立并增加适应外界干扰的能力[18，19]。这个层次上的恢复力和进化论有共通之处，不再强调稳定状态、多稳态的生态平衡或社会生态平衡，而是关注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在应对压力和张力时的变化、适应以及至关重要的转换能力[20]。对均衡的摒弃、对内在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的强调以及对持续性、适应性和可变化性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的深刻认识，为理解复杂的社会和生态相关性如何运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21]。而且关注演变过程通过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引领生态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复杂系统或复杂科学，即将工程恢复力对系统单一稳定状态以及恢复时间的关注、生态恢复力对系统多稳定状态和吸收干扰的量的判断转移到对复杂系统演变过程上来。

2 社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

社会―生态系统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融合研究，从概念上来看与中国地理学的核心――人地系统[22]非常相似，但在系统背景和系统环境问题上的考虑着有着基本的不同。如前所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基于恢复力理论的框架，在系统面临着什么以及系统的未来这些问题上，预设性的答案和人地系统理论有本质的不同。从环境决定论到可持续发展理论[23]，人地关系理论注重人地的矛盾关系并最终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高形式或最终形式[24]，属于美好且理想的目标问题，社会―生态系统则关注环境中的干扰因素，认为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应该通过灾难预防和生态管理等方法从干扰和讶异中恢复到稳定。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将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所考虑的系统面临的问题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干扰，一类是讶异。

2.1 干扰

干扰（Perturbation或Disturbance）被认为是社会―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或是系统自身或外在的必须面对的挑战，就目前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来说，系统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变通常由两种方式触动，要么是积累到一定阈值的缓慢的驱动，要么是不连续的冲击[25]，因而干扰不仅可以理解为急性的，也可以理解为长期的、缓慢的；干扰也可以分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内因是地方的、小尺度的、主要形式为内在的，外因是区域或全国甚至全球、大尺度、外在的[17]。干扰是好是坏？或者干扰后的新系统与原系统相比如何？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生态学家认为干扰促使生态系统按照一套相互加强的结构和过程重新组织[26]；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对原住民的干扰，增加冲突、暴力、不平等和贫穷[2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干扰也是新事物产生的、革新或发展的潜在机会，特别是在多样的系统中，甚至小的干扰也会产生戏剧性的社会结果[28]。在社会―生态系统案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系统的状态和什么样的干扰，即什么样的恢复力和对什么的恢复[29]，所以干?_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干扰与地理学研究中的驱动有一定的相关，相对来说，地理学驱动（或压力）――状态――响应范式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应为干扰――恢复――稳定。

2.2 讶异

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迄今为止都难以被理解，讶异（Surprise）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30]。所谓讶异就是意料之外的，如果按社会―生态系统的干扰和恢复力思路，一方面讶异属于干扰，系统要面对，要学习和适应。但另一方面讶异又是比干扰更不可能被观测到和预计到的，或者说已经发生的属于干扰，没有发生的又是意料之外的属于讶异。Holling认为，生态系统的变化性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可预测，但在其他方面总是有诸多意外，这一讶异概念建立在不连续概念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上面[10]。讶异和干扰的这种前后矛盾、内外矛盾无处不在，表现在一些旨在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稳定性或是减少干扰的政策通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破坏稳定性的结果。例如在Liu的案例研究中[30]，为了改变四川武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高质量的熊猫栖息地不断减少的困境，政府严禁当地居民收集竹林作为燃料以保证保护区的竹林资源，并按家庭户给予补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为领到更多的补贴许多家庭就此拆分，当地的社会系统结构又产生了变化并进一步影响熊猫栖息地。因此，一些人为生态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态系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的人类干涉会被系统排除[30]，而人类干预导致不可预测的讶异对恢复力和人类社会健康都非常有害。

3 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非常重视过程，近十多年来地理学也相应形成了地理―生态的尺度―格局―过程研究范式[31]，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关注系统状态连续和不连续性，并强调相对的稳定和不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系统边界问题，秉承了生态学中生态平衡的研究传统。

3.1 稳定景观吸引盆假设

恢复力联盟将状态（State）定义为构成系统的变量，即状态就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种与环境交互作用产生了功能与结构的一组属性，形成了状态空间（States Space）[18]，用于直观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和恢复力[8]。由于状态是不稳定且时刻变化的，稳定只是相对的，Walker提出了“吸引盆地”[32]的假设来描述系统在一系列阈值范围内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组合而成的稳定景观，并且使用体制（Regime）来定义描述这一系列状态有着同样本质的结构和功能的系统配置[32]。

Walker用稳定景观吸引盆[18，19，32]解释系统体制的转移（图1）：a、b两个盆地中的小球代表社会―生态系统的阶段状态，这个系统的三维空间体制就是景观盆。虚线分别对应的两个体制的边界状态（即阈值和临界）。小球从图a到b的移动表明系统经历了体制的更替，即系统过程和功能的变化。稳定景观吸引盆底部是系统的平衡状态，小球代表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景观盆中运动，如果系统演变趋于平衡，则小球就不断向底部运动，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这个趋势将一直存在。但是，动力系统的非平衡和平衡是不断交替的，就像小球不会一直在盆底一样，在景观盆的模型中，小球的移动路径受恢复力影响，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状态，在体制下这些状态的系统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结构和功能。当系统超越了移动的界限（红线），驱动整个系统的反馈效应就会发生变化，小球突破现有景观盆限制，恢复力崩溃，系统将会向下一个平衡状态发展，进入另一个盆体，新盆体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

3.2 多稳态

Folke等认为景观吸引盆的假设过于复杂，比较赞同May[33]和Holling[9]采用多稳态（Multiple Stable States）来表征生态动力系统在相同的参数条件下存在不同稳态解的现象[14]，即直接关注稳定状态的多样性，省却了体制这一系统配置的环节。多稳态的转换或者跃迁现象如图2所示，以类似吸引盆的剖面作为系统的稳态，当改变剖面的形状，即类似于改变系统的外部条件时，小球表示的社会―生态系统可能会在不同的稳态之间转换[34，35]。同时，系统的稳态转换不仅在于外界条件的改变，还在于外界的随机干扰，外界条件固定时，在随机干扰下小球会发生稳态转换（a随机干扰）；另一种情况是当外界条件（系统参数）发生变化时，小球会发生稳态转换（b条件变化）[35]。

3.3 阈值和断裂点

如果社会―生态系统可以有多种稳定状态存在，那当某个系统变化过多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跨越某个范围或边界并呈现不同的行为方式。Folke等人将阈值（Threshold）定义为恢复力作用的范围，如果系统超越恢复力约束或遇到足以改变其结构和功能的条件失去鲁棒性，将导致新的状态的产生[14]。

断裂点（Tipping Point）也是临界的意思，是与阈值对应的、相关的存在，或是稳定系统破坏或进入不稳定的临界状态。直接测量社会经济系统的边界非常困难，唯一确定的方法就只有通过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20]，因而断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在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时候所应具备的条件。

4 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

虽然目前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研究还处于理论阶段，无法实践，但很多思考对人地系统的过程有很好的借鉴。目前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研究主要借鉴复杂系统特别是Holland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36，37]的一些思路。适应的系统非常关注系统和环境的相互反应过程，这种系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等一系列特点，最重要的是适应性造就了复杂性，恢复力的变化贯穿在整个系统演变过程中。

4.1 适应性循环

适应性循环是早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变理论，是扰沌模型的基础。本文根据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发展总结了早期版本、简单双环[18，19]和目前的二维和三维适应性循环[12]四类。社会―生态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下所产生的变化呈现出双环、有向的、开放的循环，循环阶段主要分为四个：快速发展r、稳定守恒K、释放Ω和重组α。在早期版本中社会―生态系统的属性是资本（Capital）和连续性，目前是二维的潜力（Potential）和连续性以及三维的恢复力、潜力和连续性。

在适应性循环的双环中，r―K的动力演变反映了可预见的、相对较慢的前向回路（Front Loop），Ω―α的动力演变代表了一种混乱且快速的后向回路（Back Loop），这个后向回路对下一个前向回路本质有着强烈影响[14]。这个模型强调适应性循环不是一个绝对和固定的周期，仍然存在很多变异和讶异，系统或组织的管理者们如果能够擅于利用以上现象控制局势的发展，防止系统在稳定守恒后期发生崩溃，也就是通过系统较低尺度上进行释放和重组来避免系统在重要尺度上释放，可以防止保护阶段后期在该尺度上形成[38]。

4.2 扰沌

扰沌是适应性循环的多尺度和跨尺度效应――没有任何系统是处于单一尺度的，多尺度状态和受尺度约束从而产生不同的功能效应是系统非线性动力的来源。考虑多尺度和跨尺度问题，继承生态学的尺度等级性[39]，以嵌套结构（Nested）来表达适应性循环在不同尺度上的系统演变过程，Gunderson和Holling给这种嵌套结构的适应性循环一个新的名字――扰沌（Panarchy）[12]，如?D3所示。

扰沌的嵌套与传统的层级区别在于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如前所述的在更新的α阶段是每个层次上多样性的引擎和新事物的生产者；第二就是层级之间的连接性，即低层次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时候会产生高层次的适应性循环。Gunderson和Holling将这些在不同层次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各种联系归纳为比较关键的是两类：一类是记忆（Remember），另一类是背叛（Revolt），两者方向不同，目标也不一致[12]。

扰沌很快被一些生态学家接受，在扰沌的状态下，系统既高度联系又能自由实验，可以同时实现高效与创新。扰沌模型支撑着演变角度的恢复力，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恢复力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是“已经存在”，而是“正在发生”。并且，恢复力只在系统遭遇干扰时才体现出来，这意味着社会―生态系统会因逆境因子而变得更富有恢复力，而不是去逃离和回避。同样，扰沌模型将恢复力研究带入了一个演变进化的阶段，丰富了工程学和生态学对恢复力的理解，融入了持续性、多样性特别是适应性和转换性在不同时空尺度框架内的动态相互作用[14，32]，并将社会系统中的制度、机构、领导、社会记忆、社会资本和社会学习的作用纳入其范畴，为理解社会理论和管理问题、社会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视角[40]。

5 社会―生态系统的遗产效应

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研究关注系统在面对干扰或讶异前后的状态、过程及可能产生的新旧系统的交替，认为任何系统都存在积累，这种积累就是时间和历史，重视系统的积累和相应的遗产效应研究，了解创新和保守的来源以及历史和时间带来的时滞问题，可以使系统分析更加透彻。因此，在系统积累基础上的遗产效应研究实质就是对社会―生态系统状态、演变过程的总结，是时间维度的延长和空间尺度的进一步扩大。

5.1 系统的积累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秉承生态学对生物遗产的重视，认为系统存在遗产效应（Legacy Effect），就是系统的历史积累而产生的效果或反映，或者可以说是新系统对旧系统的继承。在扰沌结构的四个阶段循环中，从r到k阶段利用上个循环残留遗产作为系统连续性增长的来源和养分，从Ω释放阶段到α重组阶段则是为下个循环不断积累系统遗产，在小尺度到大尺度的不同等级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如此循环累积，即遗产效应。因此遗产效应不一定只是上一系统的残留，而是整个历史的反映；也是上一系统的残留，因为上一系统也是秉承至上系统的遗产。另外，系统的历史累积是生产多样性和新奇性的土壤，也是系统刚性破灭后连续性降低和脆弱性的来源，或者说既是系统生也是系统死的条件，为系统运行带来很多挑战和意想不到的讶异，使得系统每个层次上的结构和进程都有可能被重组，从而可能导致新的系统配置、合并新事物的机会、甚至是新的进入者，而这些都是早期阶段就已经累积潜在的。

遗产效应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系统的现在和未来。在遗产效应和恢复力的关系上，Adger等认为灾难过后前系统的残留变成新系统的生长点，依据假设的方法可以依次推导恢复力[41]，除了这种灾难的假设方法，还重视社会―生态系统中长期累积过程，即重视遗产效应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使得恢复力理论不仅适用于短期灾难，也适合长期现象[42]。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新进入者就是新的物种或等待条件成为新物种的物种；对于经济系统来说，就是新的发明、创造性的理念以及创新型人才。适应性循环在这一点上也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突变、入侵、发明和创新这些是能够积累的。也即是遗产效应其实不仅仅在于过去的历史累积，还有基于这些累积而产生的现阶段看得到的机会，如何利用，则是创新和保守的问题。

5.2 创新与保守

在具有遗产效应的扰沌结构中，适应性循环既是创新的，可以不断适应变化，也是保守的，保存了自身，即低层次上的适应性循环（小和快）可看作是高层次（大而慢）的某种试验[12]，在这种实验中，创新和保守不断博弈。系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主要来源于创新，需要对创新加以重视。系统的创新和保守则无处不在，作为系统刚性的残留，保守一方面阻碍创新，一方面也促进创新。就生态系统来说，上一阶段残留的养分或物质有可能促进某种物种生长，也会抑制其他物种生长；就社会系统来说，经验和记忆是好事，也是坏事；对于制度来说，可操作的规则、集体选择规则以及组织规则三个层次都存在保守和创新；对于经济系统来说，个人选择、市场和社会制度无不在新旧之间博弈和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基础设施以及治理、分配机制、规范等也如此。

扰沌中有三类创新：1）背景创新（Background）产生于边缘地带，不同层次的适应性环之间。显然扰沌并不是完全包含型的等级，所以高等级并非完全由低等级组成，即系统开放性的一个反映。2）增量创新（Incremental）发生在r和k阶段，即前向回路阶段，随着系统的成长而逐渐增加复杂性，也有可能会增加新层次的适应性循环。3）间断创新（Punctuated）发生在适应性环的Ω释放阶段，即创造性毁灭[7，12]。

5.3 时滞

干扰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冲击并不能马上体现和被观测，也不能被预测，这是因为时滞（Time Lags）问题存在，时滞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态社会结果的外显[30]。时滞问题同样也比较复杂，产生时滞的一个原因可能会表现为多种指示因子，例如价格因素会影响来年农民会选择种植或不种植何种农作物，且该种和不种的经济效果也不能马上显现。反之，一个指示因子也会因为时滞的不同时间段而表现出不同的原因。例如在Liu的四川武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居民用电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当地人使用竹林作为薪材收集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熊猫的栖息地，产生快速的时滞问题。但居民家庭出生人口作对当地人的薪材收集行为的影响却很缓慢，产生缓慢的时滞问题[30]。由于时滞问题的存在，加剧了尺度的时空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叠加在一起，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根本分不清具体的尺度问题所在。

6 对地理学的启示

与所有复杂系统一样，人地关系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系统，可持续发展是融合了人类价值的美好目标追求，并不是人类本能为之不安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是人地系统所要面临的问题，更不是人地矛盾中所能体现的研究目标。基于系统存在恢复力的假设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我国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系统这一复杂系统在应对压力和张力时的变化、适应以及如何实现至关重要的转换能力[20]、探索如何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条件下管理能忍受的变量和经受干扰并学习[18]、从而提高系统自组织的能力和建立并增加适应干扰的能力等方面都有一些启示。

6.1 对人地系统研究的启示

在一些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中，协调或协调共生，危机冲突与错误异化[24]代表了地理学家在统一和对立两个方向的思考。另外，地理学长期以来有对人地关系脆弱性和矛盾性的研究传统，表明人地关系研究中也重视逆境因子和环境压力、张力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评价就是考虑环境的顺境因子，恢复力则是逆境因子，干扰和讶异两类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和不确定性未来本身就是中性的概念，可能包括顺境因子和逆境因子，也有系统内和系统外、现在和未来等各种要素。目前人地关系研究中压力―状态―响应的范式有?c社会―生态系统类似的研究思路，但仍需继续深入和细化，并关注恢复力在系统状态变化时的重要指示作用，借鉴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强调学习管理变化的必要性[43]，将对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设想转变为诸如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主要政治变革和动乱的所谓干扰和讶异事件，关注在这些事件中系统可能经历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并进入后反馈或新系统阶段，这是更具多样性、挑战性和无结构的环境[44]，据此实施应对，使系统恢复稳定。

在人地系统状态方面，地理学在借鉴生态学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相关研究后虽然形成了格局―过程的研究范式，但对人地系统状态的关注还较为片面，特别是状态的连续性、变化性、关键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范围和边界等问题还不够深入。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稳定状态是系统在相对条件下的稳定，动力学意义上这种系统的稳态也被称为吸引子（Attractor）[45]，吸引子目前是混沌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和假设，吸引子和排斥子也被归纳为源和汇的问题，排斥则为源、吸引子为汇[46]。数学家和跨界的生态学家[33]通过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证实了系统存在多个的吸引子，生态系统的多种稳定状态以及多稳态的更替和对于系统的不同结构和功能使得生态服务的价值各不相同[34]，吸引着生态学家们朝着这一方面转向，对复杂系统的关注和系统思考使得生态学在近十年来不知不觉在综合研究方面逐渐超越了地理学，而擅长综合研究的地理学如果一直处于时空尺度断面下的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对微观社会空间的追逐，最终将惊叹生态学的进步并只能跟随。

在人地系统的尺度、结构和演变方面，地理学较为缺乏对人地系统结构和演变过程的模型化和哲学思考，对地域差异性形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异质性的关注和片面、破碎化的研究使得尺度演绎一直是一个难题。尺度在扰沌模型中随着适应性循环的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得到了充分体现，Ostrom也认为，为什么一些社会―生态系统是可持续的而另一些是崩溃的，需要重视的是不同时空尺度问题，以及尺度问题下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47]，因此尺度也是变量。人地系统也是如此，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交通网络基础上的物联网发展，地理空间在人地系统中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地理学尺度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

最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遗产效应以及相应系统循环和积累过程导致的系统中创新和保守和时滞等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是人地系统研究较为缺乏的，在人地关系系统中重视人地关系循环的规律发现和历史积累的剖析，认识时间对尺度―格局―过程研究范式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演变过程的理解，也在于遗产效应及相关的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和统一、时滞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表现等问题。

6.2 中国地理学的优势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实质就是相对的稳定和不稳定以及与两种状态转变相关的系统边界或临界问题，由此形成的系统结构、演变和尺度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历史积累，实际上人地关系研究中除了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并被认为是人地关系的最高形式[23-24]。“天人合一”一方面是人和地的时空耦合[3]，这种耦合可理解为与相对稳定状态差不多的概念，地理学相关的研究较为多见，可以结合相对不稳定状态以及系统边界和临界问题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人地系统的状态持续问题。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地系统和周易的暗合[48]，一些地理学家也在此领域有一些探索[2，49]，这是更高层次的哲学思考，易经用卦的象、数、理、变、通所展示的天地人三才演?规律对目前陷入困境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例如扰沌在解决思路上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

人地系统中要探索结构和演变，还有赖于对关系的研究，这也是地理学的优良基因。人地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人地之间两者，还有人地系统中的人的社会关系、地的自然关系、人地复合系统之间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第一层次是一维的人―人、地―地、人―地关系。尺度问题贯穿其中，系统异常复杂，三者关系也并非简单两两关系，还有三者共同作用的关系，即第二层次是二维的三者的两两关系，第三层次是三维的三者关系即三体问题，三体问题是至今为止科学还没有解决。当然，当前地理学的核心还是要解决第一层次的一维人地关系，还没有能力去拓展二维和三维，但上述所说一、二、三维对人地关系的影响则无处不在，大量的非线性是开放系统的特征。这种复杂的关系相互作用，使得整体不再是简单地全部等于部分之和，而可能出现不同于线性叠加的增益或亏损。扰沌的模型已然也承认大量非线性的存在，人地关系也应如此。目前的大数据研究力图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计算机统计和推演为手段，但计算机本身也存在设计和规则上的缺陷，可以解决一部分非线性问题，解决不了三维时空的大部分非线性问题。相对来说，传统的易学和中国古代地理学考虑则要多得多，向传统地理堪舆文化学习，理解易经中的八卦和道德经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时空维度变化规律，学习先秦及其以前智慧，是否也是当代地理学应该开始的转向。

6.3 复杂科学的一席之地

社会―生态系统和人地系统都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这一概念常常和适应性联系起来，恢复力并非简单的恢复，也不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反的崩溃论，社会―生态系统也不是局限在整体和局部关系的系统研究，大量的对系统的相对稳定和不稳定状态的关注、非线性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过程等研究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已进入复杂科学阶段。

在钱学森指导下创立的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地理学是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地理科学共同构成了客体世界，使得地理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其综合性[50]，即意味着地理学是最应该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更是应该在复杂科学大潮中取得一席之地，且更应是重要席位或领头羊的科学。一些秉承钱学森思想的重量级地理学者已经明确指出目前地理学危机和机遇并存的现实情况[50-51]，并着手开始思考和进行顶层设计[51]，他们是西方地理学危机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地理学危机的化解人，更是现代地理科学发展的前瞻者和先行者，在他们近期的著作中[51-52]不难看出对《易经》和中国传统地理学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作用，而人地关系理论中的天人合一无疑是对人地关系的最佳研究切入点。

7 总结和展望

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人地系统还是任何一种复杂系统，所面临的都是不确定性的问题。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干扰和讶异，并以干扰带来的系统变化为核心，从相对稳定到不稳定、系统的边界和范围以及系统临界状态等问题出发，在时间这一维度上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短时间到长时间来研究系统的变化，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演变――遗产效应的逻辑思路，得到了相关研究成果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从这个方面来说似乎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具备了一种未来主义的维度，这也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自组织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14]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对地理学研究人地系统――这个地球上最高的系统[50]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原因。综前所述，本文总结如下：

1）参考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可见，可持续发展不是人地系统的现阶段和最高形式，人地系统面临的问题是不确定的，天人合一可能更适合描述人地系统的状态和演变过程。

2）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现了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和因此形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状态―演变―遗产效应的逻辑思路，对人地关系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有借鉴意义。

篇7

案例教学准备

案例教学开始之前，教师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的案例，既可以来源于个人生活实务经验，也可以来源于现实社会事件、公开出版的案例，甚至是影视文本。专业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挑选合适的教学案例。案例的引入方式主要有三种：开场导入式、主场渗透式、客场嵌入式。开场导入式以相关案例作为开场白，创设问题情境，制造悬疑，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使其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授课时，笔者常以一个小故事《美国护士发错药PK中国护士发错药》作为开场导入式的案例。一位叫马丽的护士，在一家公立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年。最近该地气候异常，住院病人激增，马丽忙得脚不沾地。一天给病人发药时，她张冠李戴发错了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酿成事故。但医院的管理部门依然对这件事情展开及时的问责。首先问责护理部。调查部门认为，护理部门没有适时增加人手，造成马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然后问责人力资源部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询问得知马丽的孩子刚两岁，上幼儿园不适应，整夜哭闹，影响到马丽晚上休息。调查人员认为“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最后问责制药厂。他们把马丽发错的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那几天马丽特别紧张，不知医院如何处理。医院心理专家走访了她，告诉她不用担心病人赔偿事宜，已由保险公司解决。还与马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义工帮助。马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休息。同时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这以后，马丽工作更加认真细致，也没有再发生类似错误。她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上述案例引入后，教师需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第一，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医院，马丽的结局如何？第二，案例中医院管理部门的应对措施如何评价？为什么一个护士发错药的简单事件会导致如此多的部门被问责？这种解决办法体现了什么样的助人思维？当然，导入这些开场案例和问题的目的在于引出生态系统理论的理论假设：个人要与其栖息地环境保持适切的调和度以达到顺利的适应，社会工作者要做好随时干预案主生活空间各个层面的准备。

案例组织讨论

案例的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也是案例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图1所示，教师以案例为教学材料，组织学生围绕教学主题进行分组讨论，从而形成一个多向立体式的信息交流网络。笔者以上述案例为分析对象，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如何解决马丽的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后的答案如下：一是邀请护理部增加人手，减少马丽的工作量；二是邀请人力资源部的心理咨询机构对马丽开展心理辅导；三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家访工作，对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维护进行专业介入；四是与制药厂商讨常用药的包装改进工作，避免药物的误判；五是邀请保险公司与马丽一起开展对病人的赔偿工作；六是与社区管理者联系，为马丽申请义工帮助服务，为马丽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七是与医院的管理部门商讨如何从制度层面进行完善，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由以上回答可以看出，学生在思考专业介入时往往是从案例文本中搜寻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相关信息，然后按部就班地把解决办法进行简单罗列。尽管这种分组讨论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问题，但是很明显学生在罗列答案时缺少一种专业助人的思维模式。想象下如果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主，而不是这些业已梳理好的文本资料，学生还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吗？即学生最需要锻炼的是助人活动背后的专业思维模式——从案主的环境系统出发（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来分析、理解、改变案主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正是生态系统理论的精髓所在。于是，接下来的工作转变为引导学生思考能否把上述众多答案进行归类，组织学生讨论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归为一类？这些解决办法有什么相似性？能否提炼出一些专业助人的思维视角使得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更有条理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最终，引导学生总结出生态系统理论的四个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围系统和宏观系统。综上所述，对马丽发错药事件的专业介入可以从马丽所处的生态系统入手：一是微观系统，即案主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具体指马丽所在的护理部、马丽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二是中间系统，即各个微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指以马丽为核心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事关系和邻里关系。三是外围系统，即案主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案主的成长发展产生影响的环境。如医院内心理咨询机构发展潜在的运行机制、幼儿园对入园不适应儿童的介入措施、制药厂的生产包装、保险公司的理赔措施等。四是宏观系统，即案主所处的文化、亚文化和制度环境。案例中具体指作为公民个人的马丽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制度，如义工时间银行、合理的休息休假等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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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面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肯定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优越性，但不再一味的强调其主宰地位，主张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其他物种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人类与自然互相需求的角度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人类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环境伦理价值观指导下提出的解决当代生态困境的一种理念，其基本要义是“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共识，它要求渔业管理必须在确保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通过平衡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平等目标，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特别是渔民的支持和参与，来实现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率最大化目的。

1.1基于权利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政府集权管理会带来效率损失，并不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唯一办法。随着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世界各国从19世纪末开始逐步引入产出控制措施，其理念是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理念，主张依靠市场机制，通过权利的买卖来确定谁有权参与渔业、分配总可捕量（TAC），主要包括总可捕量(TAC)、个别渔获配额(IQ)、个别可转让渔获配额(ITQ)及渔船渔获量限制(VCQ)。实施个别可转让配额（ITQ）制度就被认为是确立个人财产权的第一步且是重要的一步，将有助于利用市场机制克服政府集权的渔业管理模式所遇到的问题。个别可转让配额的理论本质就是在政府管辖权范围内对海洋共有资源所实施的“私有化运动”。TAC制度是指在一定时期、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特定的鱼类品种和资源设定所允许的捕捞努力量的最大值。ITQ是在TAC的基础之上，为避免渔业生产的过度投资和渔业资的过度捕捞，将渔业资源总可捕量（TAC）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捕捞配额分配给个别渔业生产单位，包括渔民、渔船、渔业公司等，渔业生产单位可在获得的捕捞配额内自由捕捞，并且这些配额可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交换与转让，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制度下，每个渔业生产单位获得了特定的渔获份额，而且只能在自己所获得的捕捞配额范围内进行捕捞，减少了渔民或渔业公司之间的捕捞竞争；这种制度还可以使配额拥有者自行决策捕捞多少与如何捕捞，他们把自己当做资源拥有者，会主动与渔业管理部门合作并同一些渔业违法行为作斗争，渔民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另外，由于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使配额转向生产效益好的渔民或渔业公司，从而有助于调整渔业生产结构。作为一种产出控制制度，ITQ制度在渔业发达国家也得到广泛应用。ITQ制度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引发渔业生产单位的不正当经营，副渔获物的丢弃、谎报渔获量都将降低渔获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从而严重影响了渔业资源的养护效果；其次，可能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以及高效益的渔业生产单位大量购买捕捞配额，控制市场，形成行业垄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进而引发一些社会公平问题；再次，这一制度实施成本高，执行起来较复杂，并且主要适用于捕捞单一种类的鱼类，对多种鱼类的混栖性资源管理有相当难度。

1.2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无论是基于政府还是权利的方式来管理公共资源都无法阻止“公地悲剧”的广泛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政府集中管理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管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理念出现并发展起来。社区是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居民生活基本需要的一种介于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组织形式。社区居民往往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等，渔民社区组织也是如此。社区渔民作为渔业资源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与资源养护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是指，渔业资源的使用者积极主动参与渔业资源管理，同政府渔业管理部门共同承担渔业资源管理的权利与责任的一种渔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理念：首先，该理念主张政府把权力下放到社区和使用者团体，使其能获准参与渔业资源管理，渔民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管理与养护，有效弥补了政府资源管理的局限性，并且渔业资源使用者可参与当地渔业政策的制定，对政策制定过程比较了解，又能增强渔民对政策的认同感，这种赋权化的管理方式能节约渔业管理成本，调动渔民积极性，增强其为改进渔业资源系统这一共同利益而作出努力的责任感；其次，由于渔业资源使用者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掌握了当地渔业资源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信息资料，能给研究者带来启发并产生解决当地渔业资源管理问题切合实际的方法，社区成员共享信息、相互监督，社区的各种条件、技术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能增强社区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及其衍生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政府官僚机构不愿向当地社区转移资源的控制权，即使进行了权力的转移，社区公共机构也不一定拥有政治权威性、社会合法性、管制资源利用的行政水平和技术能力；其次，地方性社区具有在抵抗外部风险上的脆弱性（如投机性投资，渔业资源退化等）和较小社区所拥有的管理资源的有限性（如科学的研究、监督、服从及强制等）；再次，渔民社区组织对产权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及对组织内成员的行为产生的“软约束”，会削弱制度实施的综合效果。这些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与研究，激发专家学者们不断进行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

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经过修正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坚持人类主体地位。虽然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已开始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这仍是人类为了长期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作出的选择，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必然会存在前文所述的种种局限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全面，人类越来越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中心论起源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生命系统，承认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其关注的则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与和谐。它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各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这样，自然资源利用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伦理”转变，带来渔业资源管理理念的创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是基于科学的生态系统知识，强调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渔民知识、渔民权益、生态科学知识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2.1背景与内涵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及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在传统的环境管理中逐步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大量研究著作问世，该理念开始在国外一些国家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研究和应用成为新的热点。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发首脑会议，对生态系统给予充分重视，自此，考虑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渔业国际文书陆续颁布，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开始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给出的定义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社会目标，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通过考虑生态系统内生物的、非生物的以及人类的知识和不确定性，并同时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在生态学范围内所采取的一种综合渔业管理方法。虽然学界关于该理念的定义不同，但大多是在生态系统理念基础上阐释，主张环境背景下的渔业资源管理。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基于对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及其结构和功能可靠的科学知识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和生态过程了解基础之上，为恢复和维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生产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而采取的对人类的渔业活动的一体化综合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管理的概念为开展渔业管理提供了最佳视野，其目的在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使其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利用的产品和服务。

2.2优势与缺陷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有诸多优势：多层次的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信息共享；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弥合，克服单学科的局限性；基于共识的决策。该管理理念不仅重视海洋科学所提供的海洋物理、生物等知识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作用，也同样重视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该理念力求在掌握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与健康发展，并同时获得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但这种管理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并不理想，很大原因在于海洋渔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和体制给渔业管理、渔业资源以及水生环境自身带来许多复杂问题，如：存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渔民和捕捞船队多个捕捞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经济体制结构、渔民和政策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由于生态系统存在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容易降低外界因素对其有益的影响，降低管理效率。

3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启示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之一，渔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近海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创新海洋渔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前文论述的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的发展与演变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制度构建有着丰富的启示，具体如下。

3.1加强科普宣传，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以及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仅仅从技术层面并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转变人类的价值观。海洋生态系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海洋渔业管理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行为与海洋系统的相互影响，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加强对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的必要性认识，追求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组织科普宣传，对渔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努力宣传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理论和制度。

3.2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研究，先试点探索后推广实施目前，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始应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中国仍采用传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在传统渔业管理措施中，海洋伏季休渔以及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在客观上属于生态系统方法的范畴，但是这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在加强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我国近海渔业和远洋渔业现状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试点，及时反馈，汲取经验，然后再根据各地实情组织推广实施。

3.3近海渔业发展社区管理，远洋渔业加强行业协会管理我国现行的海洋渔业管理体制主要由政府来制定政策，具有明显的“控制与命令”式特点。这种管理方式容易导致政府和渔民之间的二元博弈，渔民千方百计规避政府约束，增强捕捞强度，最终导致政府管理成本增加，离最初的目的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借鉴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经验，由单一政府管理转向政府、渔民、渔业合作组织、科学家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对近海渔业实施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优势，改善渔民和政府的关系，使渔民有权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增强渔民的政策认同感；我国渔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还应当加强渔民和渔业研究专家之间的合作，提高渔民的劳动技能。对远洋渔业可大力发展渔业合作组织，分担政府职责，加强远洋渔业的行业协会管理，充分发挥其在政府和渔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降低渔业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通过以上渔业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创设新的管理模式。

3.4积极跟踪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前沿，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研究的热点包括社区管理、共同管理、生态系统方法等。我国应加强对这些新的理念和方向的跟踪研究，把握发达国家和专家机构渔业管理研究的新动向，为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探索注入新的生机。另外，由于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研究相较于世界而言起步较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积极参加国际性会议和重大研究项目，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海洋渔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5完善相应的渔业法规，保障渔民权益目前关于渔业的相关规定，大部分是从农业的视角加以规定，缺乏特殊性。另外，关于渔业管理的法规意见制定年代久远，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管理需要。由于渔业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健全，渔业管理缺乏依据，渔民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为此，应当适时修订《渔业法》，确立渔民的渔业权，使之更好地保障广大渔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这其中，要准确界定和区分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捕捞群体和以捕捞为谋生手段的传统渔民的身份，从立法上确立传统生计渔民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持有的捕捞许可证可以继承和流转。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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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闭症儿童；社会支持；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14-01

1.相关概念与理论

1.1 自闭症相关概念。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1.2 社会支持相关概念。社会支持的定义：按社会学学术上较为正式的定义，它是指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的总和。

1.3 生态系统理论。就自闭症患者家庭状况分析，自闭症患儿被确诊以后，案主及其家庭与周围的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生改变，这就要求案主家庭对于社会资源的获取方向进行重新定位，同时，案主及其家庭还应紧接着努力适应新的问题。因此，生态系统理论可以说是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法，将整个家庭放入到社会大环境中进行思考，综合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两者的平衡把握。

2.问题提出及研究背景

我国对于自闭症患儿的关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认识情况起步晚，早在1938年，美国Leo Kanner教授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儿童自闭症概念并作出了相关研究，而我国对于自闭症的认识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40年；患病率逐年上升，对专业干预的呼声越来越大；患儿回归社会困难大，民众对于自闭症的了解少之又少，使得自闭症儿童家庭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帮助，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日后恢复健康的困难将加大；相关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市场需求大、行业竞争少，导致许多训练机构短期快速产生，但是从业人员的素质却普遍低下，占用宝贵的救助资源，却无法发挥应有的救助效果；相关政策法规建立时间较晚，直至2007年，中残联才将自闭症康复纳入到精神康复行列中，选择了31个试点城市，逐步探索政策体系的建立。

3.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民众对于自闭症的认知情况与了解程度、探究民众所获自闭症相关信息的来源通道、调查民众对于自闭症儿童的接纳态度；同时，结合笔者自身的实践经历，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出发，探寻自闭症儿童目前的生存现状，并提出相关专业意见与建议，着重改善社会大众对于自闭症患儿的认知情况，努力拓展信息交流渠道，致力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自闭症患者这一群体，并为他们提供实际、有效的帮助，以改善自闭症患儿、自闭症患儿家庭的生存困境，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系统的社会支持网络为目的。

4.问卷数据分析

4.1 关于自闭症大致了解情况分析。当大众被问及是否听说过"自闭症"这个词汇时，多于95%的民众表示曾经听说过，但是再进一步问及到了解程度时，"一般"程度所占比重最大--为52.23%，对了解途径进行探究时，83.44%的人表示多是通过媒体宣传获得信息的。

4.2 主观了解分析。对于自闭症信息，民众主观了解浅薄；宣传要抓住民众的好奇心。有38.22%的民众认为自闭症是由家庭教养不善引起的，但实则家庭教养并不是其主要导致因素；其症状表现，约有91%的人知道自闭症儿童有自我封闭的症状，53.5%的人认为该群体有肢体表达障碍，52.23%认为自闭症儿童无语言表现。

4.3 自闭症儿童的认知情况分析。民众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多是怜悯、同情、愿意帮助他们的，但是由于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善的原因，使得民众无法较为容易的找到帮扶途径，从而由于管理不成系统化，导致白白浪费了许多潜在资源。

4.4 康复机构组织情况分析。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得出：民众对于自闭症相关康复组织与机构了解并不多，70%的民众没有过任何了解自闭症儿童的社会组织的经历，但是大多数人却认为社会机构、政府、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应为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服务，其中，认为社会机构应提供服务的占86.62%，人数最多，其次是选择政府，占77.71%，同时民众也为自闭症儿童宣传机构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较多民众们从自身出发，希望通过亲身体验自闭症儿童的生活现状来找到帮助他们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对于自闭症儿童基本信息的保密，同时也应确定参与接触患儿的民众的认知情况以及救助愿望，避免由于无知和错误的帮助行为给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二次伤害。

5.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社会大众进行问卷调查和对自闭症儿童进行专业探访活动，经过研究笔者发现，社会民众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并不全面，甚至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这些都源于有关自闭症信息宣传不到位所致。宣传渠道单一、所传播的方式流于表面、宣传抓不住民众的眼球等等问题导致社会支持网络至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如何拓宽宣传渠道，让社会大众对于自闭症儿童以及家庭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知，并且能够倡导民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献出爱心正确帮扶该群体成员，以降低他们的受害危险，保障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阳光的生存环境以及生活空间，合力构建、完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重新融入社会。

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自闭症儿童社会支持网络，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的生存困境，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自闭症儿童在社会生活中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 雷敏.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研究[A].华中科技大学.2012

[2] 杜东巍.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儿童家长的研究[A].吉林大学.2013

[3] 温谋富.自闭症儿童家庭的社会福利需要--以福州市为个案的研究[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9年06期

[4] 杜元可.自闭症儿童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以江浙地区10个自闭症儿童照顾者为例[A].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1

[5] 黄辛隐、张锐、邢延清.71例自闭症儿童的家庭需求及发展支持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9年11期

[6] 吴国栋.自闭症儿童社会支持活动实务与评估研究[A].华中科技大学.2012

[7] 刘青.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关注自闭症儿童家长育儿压力问题[N].中国校外教育.2010年24期

[8] 林晨昕.美国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及对我国的启示[A].华东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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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朋辈关系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056-02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由于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原因，大多数移民工人的子女不能与父母一起进入城市生活，导致留守儿童人数急剧增加。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达到2290.45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高达86.5%。这已成为我国儿童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儿童正处在学习和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学习和生活环境会受到多方面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人成长。

一、项目背景

沈阳市A区孤家子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该社区是由农村改造而成，其硬件设施未达到城市社区的配备基础，规章制度及管理模式也未完全形成，居民住所是回迁房，社区内青壮年居民大多在外打工。其子女大多是由长辈亲属代为监管，留守儿童问题较为典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该村远离城市中心，其居民大多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素质有待提升，对孩子抚养方面的认识也需加强。第二，因父母大多在外打工，能满足儿童物质需求。很多孩子放学后被祖辈送到补习班，和亲人接触的时间很少，其情感空缺很大。为此，在本片区妇联倡导与支持下。由A区某社工中心和附近一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在孤家子社区建立“七色光”社区学堂。联合妇联、社区、社工机构和高校，丰富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

二、理论依据

（一）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是发展心理学领域中的领导性理论。社会工作中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1）人类具有与环境和其他人相互作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个人可以与环境形成良好的关系。（2）个人行为具有目的性，人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个人意义是由环境给出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放在其环境中。（3）个人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判断和理解也必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进行。

本文中。主要以留守儿童的朋辈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介入。朋辈具有“朋友”和“同伴”的双重含义。朋辈关系主要是指同伴、同龄人在沟通过程中建立和发展的人际关系。同伴群体是个人成长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期，其影响变得比父母和教师的影响更重要。如本项目中读五年级的萌萌，父母在外打工，由姥姥、姥爷照顾。一次活动过程中，她在楼下玩耍，当笔者去找她时，她耳语说希望六年级的两位同学不要再在社区学堂写作业。不想再见到她们；还倾诉说，当她在放学路上碰到她俩时，她们经常故意骂她、侮辱她，就连自己班上同学也会说她考试的高分是抄袭，觉得很委屈、很难过。由此可见，朋辈群体对于儿童的心理和情绪有较大影响。

（二）人在情境中

“人在情境中”的理论（person-in-situation）认为，人们不完全独立于个人自我，研究一个人，必须放在他所在的环境里，他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等。应重点研究环境与社会环境和他之间的关系。人们受到环境压力和彼此冲突的影响。因此使用“情境”的方法来分析人们的行为。社会工作中人在情境中的反思性讨论主要是帮助案主对特定情境进行反思，最终达到对自我的认知与修正。人在情境中的具体发展过程贯穿着案主从外在到内在、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

三、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应该得到父母的关爱。感受家庭关系的存在，掌握各种学习和生活技能，塑造健全的心理。但是，在他们的成长阶段，父母外出打工，身边缺少父母的陪伴，极易造成他们胆小、自卑、不合群、渴望被关注等问题。

（一）认知偏差

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有着显性差异，前者的认知偏差明显较高。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中更容易对周边发生的事件有负面看法。如把同学不跟自己玩耍理解为不喜欢自己甚至是歧视自己等。

例如在本项目中提到的萌萌，她之所以遭到周围同学的排挤，不是因为性格的内向，也不是考试时作弊，而是因为当朋辈群体知道她的父母不在家，独自一人回家时，便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对其进行欺辱；即使是在社区学堂，也会遭到高年级的小朋友的欺负。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萌萌的认知形成偏差。

（二）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化

朋辈群体是儿童最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王秋香把农村留守儿童的同辈群体分为自我照顾型、互相帮助型和叛逆型三种类型。留守儿童朋辈群体交往的自由度大、封闭性强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身心发展。

本项目中的萌萌，一次服务过程中。她拿着一张卷子让社工小丁帮其代签家长姓名，当小丁向她解释没有权利代时，她的表情渐渐忧伤，接着开始哭泣。于是，社工将其叫到活动室外，单独沟通，在此过程中，她哭诉说姥姥、姥爷都不会写字，虽然距离舅妈家不远，但舅妈也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没法给她签字。当社工建议她向老师解释时，她却说不愿意跟老师讲太多，更不愿周围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社工明显体会到萌萌内心的封闭，需要得到解决。

四、农村留守儿童朋辈关系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个人层面

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并不是社区内的所有儿童都存在。尽管社区学堂是以小组的形式展开活动，但是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社工人员不仅仅是协助学生完成课外作业。还可以在协助的过程中，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例如写字习惯、完成作业时的纪律，培养儿童独立完成作业的好习惯。站在专业的角度，必须拥有一定的专业敏感度，在与儿童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注意留心观察个别儿童的心理变化及他的朋辈群体，通过多方面的了解，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周围的同学以及关系较为亲近的朋辈群体。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对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偏差的儿童进行个案介入，通过一对一的专业关系，给案主建档，进行访谈等，帮助调动内、外部资源，最终解决社会适应等问题。

例如在本项目中的萌萌，首先她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其次萌萌愿意对社工吐露心声，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也会求助社工：她周围朋友不多。并告诉社工她与某些同学关系不融洽。在接案后，社工要恪守专业的原则，例如保密、案主自决等，取得案主的信任，使其认识到双方是平等的，并能共同面对并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社工为留守儿童提供各种咨询和辅导，摆脱其日益增长的困惑。

（二）小组层面

团体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R捣椒ㄖ一。通过群体强调影响成员的行为和态度。通过团队成员的彼此交流，彼此支持和分享，探索成员的潜力，提高成员的问题解决能力。在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学校或班级中组成一些同质的群体。充分利用群体动机，在群体游戏和互动中帮助留守儿童。通过小组分享他人的经验，以获得体验式学习，改变他们的行为，增强他们的能力并促进自我成长。

在“七色光”社区学堂的项目中。通常是以小组的形式开展活动，在保证小朋友完成作业的情况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例如跳绳。在一次跳绳活动中，社工发现六年级的小朋友与萌萌也能在一起玩耍。这样的集体活动有助于增进儿童之间的友谊。

（三）学校和社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