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争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贸易的争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囚徒困境；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25

[中图分类号] F742；F22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9- 0041- 03

1 引 言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目前，国际上对高技术比较权威的定义是：高技术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最新工艺技术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能够为当代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技术。我国科技部和商务部参照美国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将高技术分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9大类。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受到各国广泛关注。自1995年至今，WTO已经处理了42起有关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占总数的9.19%。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8.9%，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26.6%，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运用囚徒困境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的根源、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从事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Laura D’Andrea Tyson[1]最早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通过分类和案例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为美国政府提出了有效应对措施；P.Guerrieri & C. Milana[2] 通过对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力量对比和实证分析，预测高技术产品世界贸易变化趋势；卜伟 等 [3]通过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的研究与评析，认为高技术产品贸易冲突的根源是贸易壁垒、结构障碍与结构差异；唐凌、李春杰 [4]采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的博弈选择，第一次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贸易争端分析；吴哲 [5]构建WTO争端解决的动态博弈模型，对WTO贸易争端的博弈方、博弈策略及博弈利得进行了分析；彭德雷[6]通过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得出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的结论。然而，基于博弈理论，以高技术产品为对象的国际贸易争端分析较为罕见。

3 研究方案设计

3.1 基于囚徒困境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根源进行分析

在高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国双方除了践行WTO倡导的自由贸易之外，会基于保护自身产业、国家安全、国家技术等目的对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采取进出口限制、高额关税、国内补贴等措施。我们将以上违反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统称为贸易壁垒。无论贸易国双方选择怎样的贸易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适用于分析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中两国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如果A、B两国均施行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若均设立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若一方施行自由贸易另一方设立贸易壁垒，则自由贸易方利得为b，设立壁垒方利得为c，其中，c>a>d>b。我们假设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博弈仅有一次，双方不必考虑实行贸易壁垒后对方的报复和长远利益。那么，（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就是双方选择的必然结果。无论B国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A国选择贸易壁垒都能得到更大收益，B国同理。然而，对博弈两国来说，（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情况显然比（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情况获利更多，因此两国有可能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获取（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结果；如果贸易双方所设立贸易壁垒的限度不同，一方利得远大于另一方，利得较少方也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改善自身利得，贸易争端由此产生。因此，只要贸易双方的利益没有达到绝对一致，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

3.2 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对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

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k，且申诉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囚徒困境并没有把这两个因素包含在内。我们将用更为详细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来说明贸易争端双方博弈的过程及结果。

3.2.1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其使用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完全信息指自然不首先行动或自然初始行动没有不确定性，并且自然的确定选择是参与人的公共知识[7]。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的博弈。其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求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从而得出博弈中的最优策略。在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博弈中，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先一步的行动选择可能及选择结果，且博弈双方的决策行为是有先后顺序的，因此，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适用于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

3.2.2 研究假设

（1）这是两个参与国（A国和B国）之间的博弈。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博弈双方虽然能够知道对方之前的选择，但是无法预测对方下一步选择，同时双方不知道申诉WTO解决争端是否能够成功。

（3）博弈中A方为先动方，先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

（4）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会面临申诉解决（成功）与申诉未解决（失败）两种情况，成功的概率为p，失败的概率为（1-p）。

（5）在申诉的时候会花费一定费用k，此费用在申诉方申诉成功时由被告承担，失败时由原告承担。

3.2.3 博弈树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将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自由贸易）与A1（贸易壁垒）—B2（自由贸易）两条劣策略消去。此后，共剩下5条策略：

（1）A1（自由贸易）—B1（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

（2）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3）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申诉），双方利得为（a，a-k）（成功）；（b-k，c）（失败）。

（4）A1（贸易壁垒）—B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5）A1（贸易壁垒）—B2（申诉），双方利得为（a-k，a）（成功），（c，b-k）（失败）。

在考虑到申诉成功概率为p之后，A2（B2）申诉后利得为ap+（b-k）（1-p），被告被动利得为（a-k）p+c（1-p）。则对于面临申诉还是设立贸易壁垒的国家来说，若ap+（b-k）（1-p）>d，则选择申诉，此时，p>1-（a-d）/（a-b+k）。反之，则选择直接设立贸易壁垒。

在A1选择自由贸易之后，B1会面临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两种情况。若B1选择自由贸易，则利得为a，若B1选择设立贸易壁垒，则A2有可能会选择贸易壁垒或申诉，若A2选择贸易壁垒，则B1被动利得为d（a-k）p+c（1-p）时，对于B1来说，无论A2是否选择申诉，其利得都小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因此B1不会在第一步选择贸易壁垒，此时p>1-k/（c+k-a）。当a

下面，应该考虑A1的选择。此时，共有（1）、（3）、（4）、（5）四条策略。其中策略（1）中A的利得恒大于策略（3）、（4），若a>（a-k）p+c（1-p），则A1会选择策略（1）自由贸易，此时需满足条件：p>1-（a-d）/（a-b+k）。若a1-（a-d）/（a-b+k）。若p

因此，上述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下：

均衡一：当p>1-k/（c+k-a）或p

均衡二：当1-（a-d）/（a-b+k）

由此可见，博弈结果是否产生贸易争端取决于申诉成功的概率p。在p接近1或0，即案件解决概率很高或者很低时，博弈结果为（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p处于中间位置时，先动方倾向于选择贸易壁垒，博弈结果为贸易争端。基于WTO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自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发生的42起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案件中，尚无结果的案件有20起，占总案件数的47.62%，我们可以证实该领域产品贸易争端解决率p处于中间位置。因此，博弈的结果倾向于贸易争端，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呈现常态化趋势。

4 结论及启示

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虽有其自身特点，如贸易争端解决难度大，涉及主题多样化，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等，但其发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贸易双方寻求最大利益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国之间的利益不能达到根本一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来说，改善贸易结构，将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乃至高科技产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争端问题。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高技术产品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有产品，能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国家越多，其产生的利益纠纷就越多。基于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案件解决比率的特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作为高技术产品外贸企业，必须适应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学会妥善应对贸易争端。

主要参考文献

[1]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M].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3：1-17，225-296.

[2]Paolo Guerrieri，Carlo Milana. Changes and Trends in the World Trade in High-Technology produc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19 （1）： 225-242.

[3]卜伟，刘似臣，韩健.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评析与产业发展启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452-462.

[4]唐凌，李春杰.国际贸易争端策略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5）：42-47.

[5]吴哲.WTO贸易争端解决的博弈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3）：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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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争端不断出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本文阐述了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争端的主要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维护我国对外贸易权益的对策。

[关键词] 知识产权 争端 对策

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外贸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第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日趋增多，知识产权已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争端的主要表现

1.跨国公司利用专利技术优势对我国产品出口制造障碍

在国际贸易中，我国企业专利侵权案接连发生。2002年，我国彩电遭到法国汤姆逊公司专利侵权的，彩电企业向欧洲市场的出口受阻。2003年思科诉华为一案，是海外500强科技企业我国本土知名高科技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纠纷案。2005年，欧洲专利收费公司SISVELS．P．A向我国涉及MP3技术的生产厂家收取专利费用，未交纳专利费的我国产品被扣留意大利、德国海关。总之，国外跨国公司不断单独或结成利益联盟，利用其掌握的核心知识产权向我国出口企业索要高额专利费。

2.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技术标准，遏制我国的对外出口

随着越来越多的我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发达国家在利用反倾销手段不能阻挡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后，开始利用制定技术标准的手段来阻挡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遏制我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如我国温州地区生产的打火机曾占领世界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这引起了欧美国家相关企业的严重关切。为此，他们制定一些所谓的技术标准，使温州打火机的国际市场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市场份额迅速下降。

3.外国企业抢注我国企业的商标，限制我国产品进入

外国企业将我国企业比较有价值的商标抢先注册，作为对付我国企业和产品进入该国市场的利器。1999年博世―西门子集团公司在德国注册了“HiSense”商标，由于商标被抢注，2004年，海信“HiSense”的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变频空调等产品准备打入德国市场时，被西门子商标侵权。

4.外国政府通过不合理的知识产权法案和制度打击我国产品出口

为保护本国企业，发达国家经常通过国内法律，制定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日本2003年7月1日实施保护国内农业的《种苗法》修正案。2003年12月4日，日本海关对从我国进口的蔺草制品以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超出被诉侵权的榻榻米席范围，对提花席、双首席等产品进行全部检查，影响了该类产品的出口。美国通过在国内法中设立特别301条款，迫使其他国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又通过修订国内的关税法，特设了337条款专门用来阻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商品的进口。2005年7月，以荷兰Unilin公司为代表的欧美地板公司以“地板锁扣”专利遭圣象集团等18家中国企业侵权为由联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出申请，要求启动“337条款”调查。2007年1月，USITC终裁判定：除燕加隆外，其余17家企业均被判侵权。

知识产权成为发达国家垄断和控制技术的利器，并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大障碍。

二、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争端的成因

1.自有知识产权缺乏

近20年来，我国贸易总额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3%，迅速成长为贸易大国。但我国对外贸易的显著特征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缺乏高附加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一些企业只能从事能耗高、污染重、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业，依附于跨国公司换取微薄的贴牌收入。在我国50.9%的工业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中自有品牌产品收入所占比重不足50%。2007年，我国申请发明专利的前50名企业中，只有华为、中兴通讯等少数国内企业，其余绝大部分是外资在我国建立的独资或合资企业。

2.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我国众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掌握必要的保护措施。一方面盗版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如，盗版书、仿冒商标等；另一方面企业对自身的保护意识不够，知识产权的流失严重。专利流失就是知识产权流失中比较严重的一项，如我国的景泰蓝工艺、宣纸的制造工艺被外国人窃走，并被抢先申请专利。

3.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壁垒来阻碍我国产品的出口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壁垒，迫使发展中国家需支付高额的使用费才能达到相关标准。而这种技术标准在知识产权的掩护下显得合理合法。美国的301条款和337条款就最具代表性。

4.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知识产权法规的缺陷。目前，我国虽然已制定了较为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如《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但是，这些法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表现出一些缺欠。如，专利法规定的专利审批期限过长，专利费用过高，挫伤申请人的积极性。二是知识产权执法体制不完善。我国虽已建立专业行政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并行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三、我国应对知识产权争端的对策

1.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作为WT0成员，我国应当遵守TRIPS协议设定的最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首先，凡是在国际贸易中将外国产品或者技术引入到中国的，必须遵守中国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其次，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无论是产品制造商，还是贸易公司，都应当对产品销往的所在国市场的知识产权法律状况进行调研，以使自己的产品在所在国市场不是侵权产品；第三，除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外，我们也要加强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意识，有条件的企业要及时做好专利权、商标权等的国外申请和注册工作，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海外发展，实现“走出去”战略奠定基础；第四，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2.增强知识产权许可谈判能力

我国属于技术需求国，后起的产品生产国，这意味着必然要寻求大量的知识产权许可。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拥有的专利比较少，很难和外国权利人进行交叉许可，因而缺乏谈判筹码。如果企业分散寻求许可，谈判力量就更弱。行业协会可以协调企业行动，发挥集体谈判的优势。因此，政府不仅要培育行业协会的成长，还应该帮助行业协会增强知识产权谈判的能力。

3.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鉴于我国贸易扩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支持，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贸易纠纷中的知识产权纠纷会非常突出。因此，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在完善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下，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可以充分了解各个领域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为研究开发、生产和出口贸易提供决策基础。

4.积极参与和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

国际贸易中的“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趋势，基本上是以高新技术和专利权为基础搭建起来的，利用科技手段形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在许多领域缺乏核心技术，因此，在企业层面上，特别是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要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提高创新能力。通过行业协会、企业联盟等方式主导国内标准的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应当尽快完善标准制定中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在标准技术的采用中应尽量采用中国的技术，适当考虑国际标准，促进中国标准国际化。同时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

5.完善市场竞争规制制度

由于反垄断法的缺失，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缺乏有效规制，也常使我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因此，颁布实施中国《反垄断法》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反垄断法》今年8月1日实施，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别负责审批合并交易、定价以及不公平竞争。据报道，由于不愿让出手中权力，政府机构之间在如何执法以及由谁执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将导致执法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加。组建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协调三家机构的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刘茂林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M].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日)富田彻男 廖正衡等译: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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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贸易争端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或技术密集型扩散

加入WTO前，由于中国技术力量薄弱，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贸易纠纷的产生主要是围绕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加入WTO后中国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技术力量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减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逐渐增多。因此，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争端逐渐开始围绕资金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

2.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开始成为中国贸易争端对象

传统上与中国常发生贸易争端的国家往往是中国出口贸易目的大国或地区，如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较大，也就更易点燃贸易争端的火花。然而，近年来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行列中，并有继续不断对中国国际贸易进行冲击的趋势。

3.贸易争端形式趋于多样化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复杂化，中国面临贸易争端的形式也将趋于多样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反倾销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倾销最大受害国。第二，反补贴形式日益紧迫。自2004年加拿大最早开始对中国进行反补贴制裁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开始了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中国每年遭受的反补贴调查数量也呈增加趋势。第三，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开始显现。中国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出口产品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他进口国往往利用环境、安全等因素为借口为中国产品的出口设置TBT，这也使得TBT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各国纷纷出台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在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书中已注明其他成员可以对中国出口的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其他成员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特别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9个国家和地区已完成立法，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制定中。这将增加中国国际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二、中国遭遇国际贸易争端的原因分析

结合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中国遭遇贸易争端的现状令人担忧。然而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由自身因素引发和他国有目的地引发两种情况，经过研究，本文认为其原因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世界国际贸易宏观因素、中国自身因素以及他国因素。下面将分别进行分析。

1.世界国际贸易宏观因素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第一，世界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直接引发贸易争端增多。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受创，需求急剧萎缩，市场争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升温。WTO有关协议规定使得传统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发达国家借以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世界资源和环境之名，兴起以新型非关税贸易壁垒为手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饱和。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技术要求较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供给行列，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激烈竞争之中，且常常面对日益频繁的贸易争端。第三，WTO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促使贸易争端的产生。某些国家利用WTO个别贸易条款在例外规定上存在模糊性这一漏洞，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活动的顺利展开。

2.中国自身因素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第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争端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健增长，国内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也取得了较大发展，自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总额稳居世界前三。中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几大贸易伙伴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并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一些发达国家宣扬所谓“中国”，并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设置新型非关税贸易壁垒，严格限制，无端制造摩擦和争端。第二，中国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使国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科技含量低，在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检验检疫等方面都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使得在面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只能成为牺牲品。第三，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首先，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仍存在重量不重质的问题，缺乏统一市场布局，忽视品牌塑造和维护，缺乏长远眼光，常采用价格竞争来开拓国际市场，引起国外企业和政府的怀疑，进行反倾销调查。其次，多数企业对反倾销认识不足，在面临反倾销案件时应诉态度不积极、缺乏高效的反倾销机制及专门人才。更增加了中国陷入贸易争端的危险系数。

3.他国实施贸易保护引发贸易争端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多且成本较低，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更具市场竞争力，直接影响其他国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影响他国企业的正常和可持续生产经营。他国企业为增加其产品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他国政府为保证其企业可持续发展，强制实施各种贸易保护手段以维护本国利益。这些贸易保护手段主要包括：他国对中国商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设置“绿色经济”壁垒，碳标准等生态壁垒，利用知识产权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设置关税壁垒，或利用所谓国际劳工标准等对中国贸易进行制裁技术壁垒等，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市场，直接引发了与中国企业的贸易争端。此外，有些国家歧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致使贸易争端升温。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已有30余年，但目前很多国家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开展反倾销调查，以所谓的“替代国”来核算中国出口商品成本状况，忽视中国实际情况，导致结果虚高，并据此判定中国反倾销成立，并课以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反倾销政策迫使大量中国产品因征高额税款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使中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限制和打压。

三、中国政府与企业应对贸易争端的对策建议

1.政府应对贸易争端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过程中，政府无疑发挥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结合现实情况和问题，中国政府还应该在以下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1）完善并利用WTO法律框架，争取解决贸易争端主动权。化解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首先要学会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深入解读其精神内涵，规避风险。欧美贸易限制的法律依据通常就是中国加入WTO时所签署的法律文件，而这些条约用语往往比较松散。他国若想达到限制中国的目的必须要经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此时，由于他国善于寻找条约漏洞和中国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不熟悉，往往就会导致中国的产业利益受到伤害。因此，中国应尽快熟悉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话语，完善与中国相关的WTO模糊条款，维护中国产业利益，并养成尊重、遵守、适用多边规则与机制的习惯，敢于和善于在WTO法律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积极争取解决贸易争端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走出困境。

（2）适度实施反制裁手段，维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对日益纷繁激烈的国际贸易争端，中国应在遵从WTO规则的前提下，加大保护中国出口贸易的力度，必要时对挑起贸易争端方采取反制裁手段，维护中国合法权益，以此提醒和震慑其他国家的不端用心，遏制个别贸易伙伴的狭隘行为。

（3）加紧研究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等规则，为新一轮贸易争端做好准备。近些年，中国面临的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等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而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尚显准备不足，若想在争端中取得先机占有优势仍有极大的差距。若要妥善解决这些争端和纠纷，必须系统研究世界贸易运行规则，深刻剖析案例，吸取经验教训，尽早掌握应对未来贸易争端和纠纷的措施和方法，为迎接新一轮贸易争端做好准备。

（4）加强外交握权，争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以公认。由于国外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衡量中国商品正常价值时常采用“替代国”价格，造成结果虚高，使得中国产品常被施以反倾销措施，且依据中国加入WTO协议条款，这种做法将延续到2016年。但中国不应被动等待。俄罗斯的先例已经证明，长期的双边和多变谈判能够实现市场经济地位的被承认。因此，中国应加大宣传和政府外交力度，通过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争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世界承认，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加公平、稳定的国际贸易发展环境。

2.企业应对贸易争端的对策建议

（1）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竞争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争端频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出口市场过度集中。针对这一问题，为分散市场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差异化等战略，以产品的创新提升品质，减少知识产权纠纷。另一方面，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对于减少贸易摩擦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首先应建立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现代化生产、经营、销售与决策管理体系；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力度，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争取在国际贸易中占有有利地位。

（2）组建行业协会，加强国际贸易出口企业的联合和协作。行业协会是各个企业共同组织的社会中介机构，对本行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各个企业的实际利益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是应对和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和摩擦等问题的主力军。此外，出口企业自身还应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各方面的世界贸易动态信息，进行风险预警，防范、规避风险。在出现贸易摩擦时，要避免孤身作战，充分利用出口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结合自身掌握的情况，以集体的力量同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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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轮胎特保案;贸易规则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164-02

一、中美轮胎特保案的事件回顾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以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29日,美国贸易委员会建议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特别从价关税。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三年惩罚性关税,中美轮胎特保案正式爆发。

所谓“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保障措施方面作出的一项特殊承诺。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产品在出口到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

轮胎特保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案例。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争端数量和设置的贸易壁垒数量不断上升。2008年,美国对中国产玩具质量问题发难,中国为此取消了数百家企业的出口资格。2009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低成本轮带征收最高55%的惩罚性关税。2009年6月23日,美国、欧盟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向中国提出磋商要求,指责中国针对一系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包括关税、配额等扭曲了国际贸易,提高了国际售价,令欧美下游产业蒙受损失。6月29日,欧洲车轮制造商协会代表欧盟六家铝车轮生产商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汽车铝合金车轮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诉书。显然,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针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种种贸易壁垒或是挑起贸易争端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问题。

轮胎特保案之所以在众多贸易争端中引人注目,主要原因在于该案是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首起对华特保案,也是针对中国的最大特保案,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会导致其他国家竞相效仿,以致于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和出口部门的就业。

二、新形势下加强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培训的必要性及其内容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几乎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和延长了经济危机。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各国纷纷出台经济保护措施和贸易保护方案,中美轮胎特保案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的一个生动的案例。为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贸易有关游戏规则的培训。

1. 加强对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学习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WTO及其争端解决机构的作用,通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摩擦的数量激增。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成功解决了多起国际贸易争端。据WTO数据显示,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开始运行,至2004年10月25日,已有317起争端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制;而在关贸总协定(GATT)存在的50年中,总共受理的国际贸易争端仅为238起。据估计,近几年的贸易争端有80%是在WTO的协调之下或者通过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的,15%以上则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如果需要在WTO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就必须对WTO内部争端的解决程序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2. 加强对国际贸易摩擦新动向的学习

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在贸易保护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要想在贸易制裁方面变被动为主动,及时采取反制措施,就必须加强对有关贸易保护新动向的学习。目前,发达国家与我国企业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一是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频繁推出新的措施,对进口产品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实施了《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欧盟通过了《玩具安全指令提案》,某些国家还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二是滥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2008年下半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20起,比2008年上半年的88起高出36%。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5月,我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多达46起,涉案金额76.36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62亿美元。三是提高进口关税。2008年下半年,约2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在约束关税范围内提高了进口关税,使我国钢铁、鞋类、玩具、铝制品和轮胎等行业出口受到影响。四是出台扶持本国或本地区产业的政策。欧盟采取以支持融资为主的方式向生产部门和企业提供补贴,欧委会统一放宽了各成员国对企业补贴的政策约束。美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明确写入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所以,只有掌握国际贸易摩擦的最新动向,才能有效提高防范和应对能力。

3. 加强解决贸易争端成功案例的学习

出口企业不仅要了解有关贸易规则,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合理运用法律武器和国际贸易规则来应对国际贸易争端或贸易壁垒。在这个方面,国内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值得其他企业借鉴和学习。以福耀玻璃反倾销为例,该企业成功运用法律手段化解了国外企业的反倾销诉讼。2001年3月,中国汽车玻璃生产厂商福耀玻璃收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对中国维修用汽车前挡玻璃在美国销售的反倾销调查问卷。2002年2月4日,美国商务部开始对福耀玻璃在美销售的维修用汽车前挡玻璃加征9.67%的反倾销税。同年4月,福耀玻璃及其全资子公司美国绿榕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美国商务部提出诉讼,请求美国商务部不公正的裁决。2003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此作出初步裁决,对福耀玻璃上诉状上9项主张中的8项予以肯定,同时发出命令书将该案退回商务部要求重审。2004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终裁结果,福耀玻璃出口至美国的汽车挡风玻璃2001年9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行政复审的初裁倾销率由原11.80%降低至0.13%。同时退还了2001年9月至2003年3月缴纳的反倾销税。

三、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对于企业来说,面对国外市场的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限制,我国出口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贸易壁垒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突破和规避,以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首先,在应对国外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方面,国内企业要做好对国内外市场调研工作,优化市场结构,尽快转换竞争方式,从“以价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和“以技术取胜”,积极利用商标品牌、原产地标志、包装、广告等其他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把出口竞争转变为高价竞争。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内企业互相压价、自相残杀,避免降低出口产品的利润率和创汇率;另一方面也避免出口产品低价进入进口国市场,引发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

其次,对于遭遇到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要积极应诉。依据WTO和进口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抗辩,并积极寻求政府和相关产业协会提供支持,联合同行业企业共同应对,必要时采取报复措施。针对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企业需要对出口目的国的各种技术标准和法规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严格以此为标准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档次,避免这些技术壁垒的限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技术标准,可以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将其提交WTO技术专家组和专门委员会进行裁决,要求对方根据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规定撤消这些技术壁垒。

最后,在突破和规避国外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当国外商品大量、以较低价格进入我国市场,并对国内企业产生冲击和危害时,我国受害企业应该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出进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的要求,通过实施贸易救济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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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新特点；应对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国际贸易额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和激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至2006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17起。2008年，我国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不景气将导致国际贸易保护的加剧和贸易争端的增多。从2008年一季度的贸易摩擦情况看，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17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达20亿美元，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5起，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如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欧鞋业争端，中美钢铁业争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中日纺织品争端等。

一、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一）反补贴成为我国国际贸易摩擦最大的新特点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总体在减少，而我国与这种趋势相反，我国在极短时间里骤然成为世界头号反补贴调查目标国。至今，我国共遭遇反补贴调查22起，其中加拿大7起，美国13起，澳大利亚和南非各1起。从2007年起，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频率创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史先例，反补贴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领域和热点。2008年一季度，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相继对我国产品提出反补贴调查或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首次对我国产品发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早在2004年，加拿大就首开先河，对我国的烧烤架和钢制紧固件发起了反补贴调查。2006年11月，美国也改变了其20年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对我国铜版纸开始了首起反补贴调查。在我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之前，反补贴调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现在却频频出现。

（二）与我国发生国际贸易摩擦案件的贸易伙伴相对集中

我国与美、欧发生的贸易摩擦较突出，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欧洲反倾销调查的第一大国；2008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116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9%，这是近7年来我国对美出口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增幅远低于同期我国总体外贸出口21.8%的增速，较2007年同期对美出口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我国对美出口呈全面萎缩状态，预计全年增长幅度很可能还要低于上半年的8.9%。

（三）我国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使相关产业受到影响

从2000年至今，我国生产的柠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国、泰国、乌克兰、南非等诸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我国柠檬酸遭遇美国的“双反”调查，是继2007年遭遇欧盟的反倾销之后，对整个行业影响最大的一次。美国是我国柠檬酸的第一大国际市场，约占总市场份额的10%，美国市场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发展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的柠檬酸企业面临着欧盟征收的高达49%的反倾销税，同时又面临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从长远来看，这必将给我国的柠檬酸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四）国际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2007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争端案件中作为被诉方次数最多的国家。从产品看，纺织品成为贸易摩擦的热点，但已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摩擦阶段，开始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从国别看，已从欧美贸易摩擦，向美日贸易摩擦到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发展。如阿根廷、韩国、日本、菲律宾等贸易伙伴对我国玩具、轮胎、食品等设置技术性的贸易壁垒，限制甚至禁止我国出口相关产品；2007年6月1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制度正式生效，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产品的技术准入门槛；巴西、阿根廷对我国产品设置最低进口限价和违反周边规则的进口许可措施；美国利用“337知识产权调查”，遏制我国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出口。

二、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措施

（一）正确制定和运用补贴政策，避免不符合WTO规则的补贴

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取消补贴，补贴是国家鼓励外贸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只有政府实施的财政资助或任何形式收入或价格支持行为，或政府支配下的私人机构行为才构成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的禁止性补贴主要以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为主。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二是有专向性但符合规定条件的补贴，包括研发补贴、落后地区补贴和环保补贴，这是我们要充分利用的。可诉补贴具有双重性质，没有绝对禁止，但在给其他成员产生不利影响时则可能导致反补贴措施，我们应慎用。政府要加强对反补贴的认识，尽快熟悉游戏规则。要积极调整政策，规范促进贸易的政府行为。政府应该设法通过提高政府效率等手段，降低企业的隐性成本来鼓励出口，不要直接进行各种税费减免和补贴。反补贴调查涉及各级政府和多个部门，工作量大，协调困难。因此，政府部门协作应诉是取得胜诉的关键。　我国各级政府的各种补贴名目繁多，补贴政策既多又杂，难免有些补贴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相冲突。各级政府在已有的或将要制定的政府规章和具体政策措施中，应考虑与WTO规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对现有各种补贴措施应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已颁布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应集中清理。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加强法规规章审查工作，确保新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WTO原则规则以及我国加入世贸承诺相符合，充分体现法制的统一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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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贸易摩擦表现形式多样化。2008年10月以来,我国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涵盖了“两反“”两保”全部4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涉及了知识产权调查、技术性贸易壁垒、反规避、汇率摩擦等形式。

    2)贸易摩擦涉案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目前,我国钢铁、鞋类、玩具、铝制品、轮胎、纺织品等行业仍为“重灾区”,并不断向彩电电信等产品转移。

    3)贸易摩擦涉及领域广泛。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迄今为止,国外对我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涉及到纺织、轻工、机电、医疗保健、食品等行业,已从货物贸易领域拓展到了知识产权、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

    4)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别范围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0月以来,全球5大洲有17个国家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美洲25起,涉案金额53.25亿美元;欧洲6起,涉案2.5亿美元;亚洲36起,涉案35.05亿美元。

    5)低碳经济将使我国面临新的更频繁的贸易摩擦。现在适逢全球经济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从保护本国新兴产业出发,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各种形式的技术贸易措施和绿色贸易措施,贸易摩擦发生更为频繁。低碳经济时代,碳关税、碳配额交易、碳审计与信息披露等各种制度层出不穷。

    2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策略

    2.1建立和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关国家肆无忌惮地对我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贸易救济体系,使得外国在对我国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时,不必担心会遇到我国相应的报复。因此,我国应根据WTO规则,进一步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体系,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这样可以形成一定的威慑,使国外不敢轻易挑起贸易争端,变被动为主动。

    2.2改善外贸出口结构,提高商品市场竞争力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之所以不断升温,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外贸出口结构严重不合理。中国出口企业要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首先,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保持价格优势。除此之外,创立自己的品牌或者通过兼并国外知名品牌,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改变外贸加工的局面,开拓具有中国品牌效应的市场。改变劳动密集型和低科技含量的商品出口结构,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减少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加速资源的有效利用。

    2.3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抑制摩擦升级

    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应熟练掌握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为抑制国际贸易摩擦,打赢国际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一旦发生国际贸易摩擦,解决争端的一种办法就是拿起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武器。

    2.4培养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国际型复合型人才

    目前,我国正缺乏一批熟悉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这些人必须英语流利,可以与外国进行谈判交涉。拥有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具有重要作用。在反倾销国际贸易摩擦中,由于我国此方面的人才奇缺,企业反倾销应诉不利。所以,政府、企业、教育界应该积极重视这类人才的培养。

    2.5开征碳税,降低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受损风险

    一些发达国家已在讨论开征碳关税,如《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如果我国已在国内征收碳税,其他国家再征碳关税就涉嫌双重征税,违反WTO协议。因此征收碳税可以降低我国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受损的风险,并增加我国的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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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得就有失。WTO目前也面临挑战，多哈回合谈判迁延十几年，至今仍未有结果。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却蓬勃发展，大有“淹没”WTO之势。无疑，WTO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WTO未来如何？与区域贸易协定如何“相处”？本刊采访了数位业内专家，倾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之道。

二十年前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开始运作，这是国际贸易领域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一个改革，也让六十多年前没能成功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二十年的事实证明，世贸组织不仅促进了全球贸易自主化，为更加稳定与协作的国际关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4年12月27日，WTO成立二十周年“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暨《WTO法与中国研究丛书》首发式上，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会长孙琬钟总结了WTO成立二十年来对世界贸易的贡献。

1995年1月1日，WTO根据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WTO协定》）成立，取代1948年1月1日临时实施的GATT。WTO是世界上唯一的专门从事制定和管理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机构，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WTO目前拥有160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有“经济联合国”之称。WTO成立至今，在削减全球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过，走过20个春秋、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立下汗马功劳的WTO目前正面临着多重困难和挑战：十多年来，多哈回合谈判步履蹒跚，距离谈判结束依然遥遥无期;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议风起云涌，全球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尤其近年来出现的巨型FTA更被视为世界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巨型FTA有可能使美欧重新夺回正渐渐失去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经济治理机制上的话语权，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多哈回合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难度。

WTO面临的困境提醒人们，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与中国面对国际贸易新形势做出了调整一样，WTO需要加大自身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设立时的目标与宗旨。

护卫多边贸易体制“功勋卓著”

“WTO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来WTO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常驻WTO使团前任大使孙振宇在WTO成立二十周年“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上说。的确，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和永久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诞生，在“透明度、非歧视和贸易自由化”等几大原则指导下，WTO在监督、协调、管理世界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法律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边协议为全球贸易保驾护航。WTO的核心是各国经过谈判形成的多边协议，这一法律文件为各成员方进行国际贸易管理指明了基本方向。WTO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表示，“WTO有60个多边贸易协议，而且是一揽子协议，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WTO所有的成员都要执行这些协议，这在国际贸易的法治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正是这一套通过多边谈判形成的国际贸易规则，极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也使世界各国的人民从中获益。

其中，贸易政策审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的的重要职能之一，WTO根据各成员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确定其接受审议的频率。尽管审议没有约束力，但经常为媒体和各方广泛引用，对被审议成员的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在贸易政策审议制度下，你是成员，就得按照规则办，你承诺了就得执行。”孙振宇说。

正是由于对多边贸易政策的维护，通过执行决议，WTO有力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数据显示，1994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近11万亿美元，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46万亿美元，WTO成员的数量也从GATT时的23个发展到现在的160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占到四分之三。

争端解决机制筑起护卫多边贸易的堡垒。根据WTO成员的承诺，在发生贸易争端时，当事各方不应采取单边行动去对抗，而应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并遵守其规则及其所做出的裁决。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争端解决平台。

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的“皇冠明珠”。争端解决机制分为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专家小组程序;上诉程序四个阶段。根据争端解决机制，WTO不仅允许成员单方面将争议诉诸WTO机构，同时对于不执行裁决的成员，申诉成员可以对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WTO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修改措施，二是提供补偿，三是提供贸易报复。特别是贸易报复，这是一种强制执行力，不执行WTO就授权胜诉方报复。事实上，WTO裁决的执行力是好的，裁决得到了成员的普遍尊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商务部条法司前副司长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说。

截至2014年12月12日，WTO已经受理了486项案件。大量争端在双边磋商阶段得以解决，有的争端在争端解决报告通过之前被诉方即撤销或修改了被裁决违反义务的措施，有的争端在争端解决报告通过后立即撤销或修改了不符措施，大多数争端或建议经过合理期限（3-15个月）后得到执行。总的来说，争端解决裁决的执行效果被公认是良好的。

由于争端解决机制在原则、程序、执行等方面的较高要求，“等于给争端解决机制装上了牙齿。”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尤其是保护中小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国家在跟贸易大国发生贸易纠纷的时候，只能甘拜下风，其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但是有了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由于程序的公正，在争端解决机制下，中小贸易国家得到了保护。WTO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正是由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WTO确保了各个成员之间贸易交流的顺畅，维持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与正常化发展。

经济危机中发挥了沉默却强大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至，随后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历时数年，全球经济至今未走出危机阴影。很多人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引发了二战的经济危机进行比较，认为正是由于WTO的存在，避免了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王勇说，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时，各国本应同舟共济，共度危机，但恰恰相反，各国却大打贸易战，危机进一步恶化，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经济危机期间，WTO在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甚至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小马拉大车的作用”。

“危机发生时，时任WTO总干事拉米公告，所有WTO成员出台的贸易政策都要向WTO通报、备案。正是由于这一‘阳光法案’，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都很小心，进行了自我约束，避免了极端贸易政策的出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危机中经受了极大考验，作为WTO成员，中国在此次危机中也尝到了甜头。”杨国华说。

如果没有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要求各成员将所有新采取的贸易措施向WTO通报，当时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更加严重。因此，WTO贸易政策审议虽然进行得无声无息，但具有机制上的作用。因为，政策审议机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成员定期将自身的贸易政策公诸于众，大白天下，这是对成员的一种软约束。也因此，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的以邻为壑的情形，WTO功不可没。

WTO面临多重夹击

多哈回合停滞不前。近几年，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趋势之一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最明显的表现是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迟迟不能完成。多哈回合的核心是发展，目的是解决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发展问题的欠账。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歧见，很难达成重大协议。

“从现在来看，美国工商界对达成协议兴趣不大。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态度消极，动力不足。”王勇对本刊记者说。此外，王勇还表示，多哈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WTO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对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表示，“WTO边缘化是个伪命题。WTO在国际经贸领域建立了秩序和规则，这一点没有丝毫变化。其次，WTO在监督这个秩序的执行。”杨国华进一步表示，多哈回合没有结束，并不意味着多边贸易体制停摆，他表示，“第一，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以及经济繁荣需要WTO的新规则。因此，通过多边谈判谈出新的多边规则是必要的。第二，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想要保持持久活力，需要新议题，需要开拓新思路。第三，即使现在无法达成新的协议，现有的协议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很好的法律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不必因为新回合没有达成新协议就一味悲观;目前的规则已经很好了。第四，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新的协议没有谈成，也许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和使用现有协议，为将来达成新的协议提供借鉴和经验教训。”

张建平则表示，WTO有160个成员，要达成一项协议需要全体成员同意，因此，这导致达成协议面临较大困难，不过，“中国应坚定地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继续深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同时，中国也积极构建自己的自由贸易网络。通过双轮驱动，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繁荣”。

区域协定来势汹汹。由于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给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因此，在多哈回合谈判步履蹒跚之际，区域贸易协议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大有“淹没”WTO之势。据统计，在WTO秘书处登记的自贸区协议已接近600项，其中379个已经生效。可以说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

目前影响最大的两项自贸区协定，一个是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合作协定，即TTIP;另一个则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贸易出口也主要通向这两个潜在的大型自贸区。有分析人士认为，在TPP和TTIP的合力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几乎被“一网打尽”，有可能使得中国为之努力15年的WTO被架空。

孙振宇表示，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区域协定开始迅速发展，但近期，随着贸易便利协定的达成，“WTO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如何处理多边、周边和双边的关系？“中国应当将各项谈判进行有效整合，既要避免在双边谈判中处于劣势，又要避免多边贸易体制被架空和虚化进而损害中国利益。”孙振宇说。

对于蓬勃发展的区域自贸协定，杨国华表示，同样一些国家，基于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先在小集团中形成比WTO更为优惠的安排，将来若干小集团之间，势必要组成几个大集团，然后几个大集团必然要回归WTO，因为只有这样，大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自贸区和WTO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最终殊途同归。

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入世收益匪浅。“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十几年当中，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中国也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很大。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入世密不可分。”张建平对本刊记者说。

的确，中国入世受益匪浅。加入世贸组织，深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内的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逐步与世界接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建立开放型贸易体系，中国货物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改变了WTO内部的力量对比，使得世贸组织不再只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世贸组织内部的地位将会急剧提升，中国应该与各国紧密合作，不仅继续做WTO规则的坚定拥护者，还要成为WTO规则的重要承建者，从一个规则的学习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内发挥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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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发展中国家共享WTO争端解决经验，在中国商务部的支持下，由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经验共享”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7月9至10日在北京举行。

自1995年WTO取代GATT以来，发展中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根据WTO统计，从1995年到2007年底的13年中，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369起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提起141件案件，其中以发达国家为应诉方的83件，以发展中国家为应诉方的58件。发展中国家的提案数量已经超过1/3，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发展中国家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主力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多边贸易体制得到有效遵守的核心措施。作为全球贸易争端的准司法机构，WTO争端解决机制使全球贸易规则更为有效，也为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制运行增添了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是一种保护权益的手段，又是督促履行应尽义务的工具。尽管这一机制对所有WTO成员来说都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化解国际争端的途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更大一些。争端解决机制公正性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面临单边主义威胁与挑战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求助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

姜增伟副部长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尊重和支持，它们遵守争端解决规则，并积极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与时俱进和创造性发展。”

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增长，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其他WTO成员的贸易争端也越来越普遍。近年来，中国已成为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一员。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是运用规则为导向的法律手段敦促成员切实遵守WTO规则和承诺，应诉是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捍卫成员的合法权利和贸易利益。此外，中国还作为第三方参与了很多案件的审理，参与WTO规则的澄清。中国愿与其他成员一道，通过争端解决实践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进一步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

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有效地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沙佛尔教授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需要继续增加不同层次的机构能力和贸易政策协调。”无论是来自国内的、区域性的或是全球性的，他们尤其需要发展自身的协调机制，使之包括有来自企业、市民的代表。能力建构如果能在机构和社会中得到有效渗透，将会是最富有可持续性的建设。

此外，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建立更为持久的工作联系，促成公司和行业协会将WTO视作保证市场准入渠道的机会，因而对WTO体制更有效的加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的公私网络需要时间，然而这对其有效利用WTO体系至关重要。

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形不同，不存在一个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策略。每个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对症下药，使发展中国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中国需要加强贸易摩擦与争端解决的国家能力建设

作为专门研究WTO法的专家，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余敏友教授提出了将争端解决提升到国家能力建设的高度。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他认为，虽然我国将WTO研究已从纯理论研究演进到对WTO实务的探讨层面，但是，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力度仍显不够，因此需要通过专门途径，培养并建立一支精通国贸实务与国际法实务的专业队伍；建立国家级国际贸易高级研究与发展基金，通过对外贸法律政策与其他领域法律政策的相互影响与协调的研究，研究影响全球化时代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的各种因素，为我国全球贸易战略及其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运作，提供高素质的智力支持。同时，要巩固和提高中央政府在贸易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加强贸易执法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整体贸易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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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ATT；WTO法；法理

一、GATT从“契约”到“法律”的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WTO)自成立以来，奠定并巩固了多边贸易体制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大大加强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同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类似，WTO也被认为是一个建立在制度基础和法律规范之上的体制典范(第19页)。然而，关于WTO法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与质疑。尤其是当前WTO多哈回合前途未卜，区域贸易安排逐步对WTO最惠国待遇原则构成蚕食和侵吞，WTO法在实施过程中又面临着若干困境，诸多因素促使人们不禁对WTO法的法律性产生了怀疑。

作为一项国际立法文件，GATT的发展多年来经历了尊法派与传统派的“法律与契约”之争。众所周知，GATT最大的缺陷和“先天不足”莫过于其临时适用性。从法律上说，GATT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从而影响了条约的执行或运转的法律地位。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GATT规定的并不是法律(1aw)而只是一种契约(contract)。

GATT最重要的是它的契约性质。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GATT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至多也只是缔约方的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最终通向国际贸易组织(以下简称ITO)的“中转站”。

尽管缺乏组织机构框架，尽管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威慑下ITO流产，尽管存在诸多错综复杂且看似不可克服的法律顽疾，GATT奇迹般地存活了。最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成为调整规范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力军。毋庸置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GATT的确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法律体系。而且，GATT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GATT、IMF及WB)中脱颖而出，其崛起的原因何在?植根并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顺应经济发展潮流；基于国家主权让渡，形成超国家的协调管理机构；和极富特色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法律体制，是其保持强盛生命力的源泉。

GATT非正式国际组织的地位也带来无穷隐患。GATT日益深深陷入有法不依，规则失灵，法纪废弛的境地。无论在争端解决程序中，还是在GATT法律体系中，抑或在增补规则的困难方面，GATT的“先天缺陷”愈演愈烈。这种境况直到WTO成立才改变。

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WTO克服了GATT的“先天缺陷”，从根本上改变了GATT在法律上不是正式国际组织的尴尬局面，为强化监督条约执行奠定了组织基础，再配以整套处理贸易关系的实体法条约群，和有强制管辖权的司法(争端解决的)机制，从而奠定了堪称“世界贸易法”的正规大法的地位，从根本上清理了“GATT只是合同而不是法”的思想混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WTO的持续努力下，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了从“以权力为导向”到“以规则为导向”的转变。

二、论WTO法的法律性

目前，国内学者撰写的著作、论文经常以“世界贸易组织法”、“世贸组织法”、“WTO法律体系”、“WTO法律制度”等冠名，但鉴于WTO缺乏对成员进行制裁的强制力，并且单边主义多抗多边主义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人对"WTO法是法”这个观点提出质疑。那么，WTO法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

哈特认为：“在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问题中，没有几个像‘什么是法?’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反反复复地被提出来并且由严肃的思想家们用形形的，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第6－14页)。迄今为止，人们对“法”下过成百上千(不说成千上万的话)个定义，但没有一个定义完全为世人公认。不同的人对法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法”的概念离不开“话域”(研究的时间、地点、目的和场合)，所以很难为之下一个为人们所能共同接受的确切的定义。

笔者认为，法是由权威机构制定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套规则体系，法意味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秩序。从这个角度理解，WTO法的法律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就主体而言，WTO是政府问国际组织，其成员是主权国家和在对外贸易方面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其中主权国家成员占绝大多数。WTO的谈判、议程和争端解决都由这些政府的代表参加或解决，除政府代表以外的任何个人、工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无权参加其活动，WTO的规则也只能约束其成员的政府，对成员方内企业和个人无约束力。

2　就客体而言，WTO法通过成员缔结的一揽子协议调整成员方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和义务来源于主权国家无偿让渡给WTO的部分国家主权，来自于为了从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利而做出的相互承认和相互限制的承诺，来自于磋商之后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包括关税减让协定和限制非关税措施协定。

3　就内容而言，WTO一揽子协议虽然包括名目繁多的国际条约，但基本内容是特定的，即国际贸易。《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多边贸易法律框架的核心，该协定兼具契约性和法规性，涉及WTO的成立、宗旨、职能、机构设置、决策方式、成员权利义务(组织方面的)作出约定(契约性)；调整多边贸易关系，规范国际贸易的实质规定体现在WTO协定的附件中(法规性)。一言以蔽之，WTO法虽然阵容庞大，结构复杂，堪称“法律的迷宫”，其调整对象实际上并未超出国际贸易关系的范围。

4　就WTO法的渊源而言，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当中，各主要文件使用的名称多为“协定”(Agreement)，争端解决用“谅解”(Understanding)，附件3用“机制”(Mechanism)，GATTl994各附件用“谅解”或“议定书”(Protoc01)，反倾销用“守则”(Code)。但无论使用何种名称，都不影响这些文件的条约性质，因为它们都是由多个成员依据国际法确定其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一致的意思表示，而且形式上是正式的书面文件。正如国际法院在“西南非洲案”(1962)判决中指出的那样，条约名称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文件，但它们都具备条约约定的性质。

综上所述，WTO法是主权国家为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创立的一套法律体系，它包涵一系列原则、规则和概念，旨在建立以规则为导向而非以权力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制。WTO法开辟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纪元。

因此，所谓WTO法，是指WTO赖以建立和运作的整个法律制度，是调整各成员方在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第1页)。WTO法律体制由完备的组织法、范围广泛而内容详尽的实体法和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程序法组成。组织法为整个组织的健康运转提供法律依据；实体法约束各成员管制涉外经济和贸易行为，为国际贸易提供可预见的和稳定的法律环境；争端解决程序法为解释和适用实体法、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依据。一个法律体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各要素在WTO法中均具备无遗。

三、WTO法的部门法归属

WTO到底属于哪个部门法?WTO法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法律部门?对此，国际法学者认为WTO法是政府管制国际贸易的法律，理所当然属于国际公法范畴；国际经济法学者认为WTO是世界贸易组织，毋庸置疑，其法律制度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那么WTO法到底花落谁家?抑或自成一体?廓清其法律体系归属，对于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批判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法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和体系及其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之间的界限关系问题，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论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和评判。既然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那么WTO法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其法律体系归属又如何说得清道得明呢?

应该说，WTO法无论归属于哪个部门法，它们之间都具有一种互相包容、交叉重叠的关系。

(一)WTO法与国际法

WTO法首先应归人国际法范畴。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否认WTO法是传统国际法的一部分。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第3页)。国际法的制订者主要是国家，法律主体主要是国家(以及政府问国际组织、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调整对象是国际关系，确定的是国际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渊源是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以及一般法律原则。而WTO法正是由以国家为主的缔约方或成员方共同制订的，规范的是WTO全体成员(以国家为主)和WTO这一国际组织本身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法律渊源是以“一揽子”文件为主的国际条约，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而言，狭义的国际法就是指国际公法。WTO法则是典型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即规范国家和政府的公共行为的法。WTO本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就是协调各成员间的贸易关系，如促成贸易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等；各有关条约所约束的也只是各成员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政策和管理行为，如关税、市场准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虽然它最终可能使企业和个人分享国际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但它并没有为企业和个人直接创设权利和义务。可以说，“公法”是WTO法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但是，WTO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法的特别法，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概念，较之传统国际法有诸多创新之处。

1　WTO法增强了国际法的强制约束力。“约定必须遵守”的规则是一切国际条约的法律基础。通常战争和报复是传统国际法对于不法行为实行制裁的两种形式，是其强制力的主要表现。而WTO法的诞生使国际法的强制性日益强化成为必然趋势。

首先，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立法机构，规范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条约化、法典化是一定意义上的国际立法形式。而国际法的编纂、国际公约的订立，基本上都是由普遍性国际组织来完成的。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系，实质上是一套调节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的体系。组成WTO规则体系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谅解等文件，性质上均是国际条约，是对成员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统一法律制度。WTO的建立和它对CATT的取代，使得国际法的强制约束力大大增强。

其次，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强制执行国际法律规则并对所有国家都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WTO对传统国际法最独特的贡献是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以下简称DSM)，也就是说创制了一套完备的司法制度为法律规则强制约束力提供了保障。从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管辖事项来看，WTO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是自动的，而不论一个成员方是否乐意接受这种管辖。这与国际公法上的原则以及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具有实质性的不同。DSM这种独特的管辖权之所以被誉为是对国际法的一项重要突破，主要因为其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背其意志进行诉讼”的主权理论。

2　WTO法扩大了国际法的管辖范围。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存在的调整国家、国际组织等相互之间在国际交往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行为规则。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出现是国际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它是一个有152个成员国(截至2008年5月8日)的全球性经济组织，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地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它有着广泛的管辖权，其争端解决程序独具特色，这一机制对于如何保证国际法的效力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转贴于

3　WTO法增强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在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向来流行两种观点：“国际法虚无论”和“国际法弱法论”。和国内法相比，国际法不存在立法和执法的中心权威，各个主权国家独立存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相对分散，导致“国际法的分散性”。与其前身GATT相比，WTO在调解成员间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是国际法的“权威性”增强的见证。

(二)WTO法与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自从面世以来，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法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内涵与外延有各种见解。英国的施瓦曾伯格等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分支，是“经济的国际法”；美国的杰塞普等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杰出国际经济法学家杰克逊则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私法、政府管制法和国际经济组织法。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不同国家的法人与自然人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嘲(第3页)。

WTO法律体系是由一系列多边贸易协定组成的多边国际经济条约群，是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法在性质、体系等方面的发展。WTO法影响了整个国际经济秩序，成为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规范的国际经济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　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运用法律规则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本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产物。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　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三)WTO法与国际贸易法

从名称来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货物贸易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术语充分表明WTO法是管制国际贸易的法律制度；从内容来看，各种国际贸易乃至国际直接投资等都被纳入WTO法的调整范围，而且还将涉及甚至已涉及电子商务、竞争、环境和劳工等；从职能来看，WTO就是通过主持成员间贸易谈判，达成多边贸易协议，促进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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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贸易争端 贸易保护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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