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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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1]张金屯，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1999，19(2)：71-75.

[2]马克平，钱迎倩．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研究进展[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1998，4(1)：95-99．

[3]马克平，钱迎倩，王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1995 (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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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护生物学；课程特点；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3-0218-03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及其保护的科学，也是在全球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大背景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逐渐觉醒后产生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学生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生物保护意识、生态文明和道德素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很多高校已将该学科作为一门重要的素质教育课，尤其强调其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元素[3]。本文浅析该学科的课程特点，并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教育的教学渗透策略，以期为《保护生物学》的教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一、保护生物学的课程特点

1.学科形成的背景。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对自然界的过度利用索取，使得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4]。《保护生物学》是专门研究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学科，从其孕育到现在不过几十年的历史。1937年，埃林顿和哈默斯特罗姆最早提出了“保护生物学”的名词，但是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和后续的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生物多样性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环境污染和野生物种的生存危机将成为限制今后人类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许多环保人士自发形成绿色和平组织，最终发展为“绿党”，其最根本的政治学原则是实现生态平衡。但是，有关物种生存条件、灭绝机制以及环境保护的研究多分散于各个基础生物学科中，在解决问题时苦于没有专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科，亟需学科形成和深入的专业研究。1978年，首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的举行推进了专业深入的学术研究，随着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保护生物学》这门学科的诞生[5]。

2.学科特征。保护生物学由基础生物学、应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会而成。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保护生物学不仅研究物种和生境所面临的威胁，而且还包括采取保护行动，因此被赋予独特的特征，表现在它是一门处理危机的决策科学，一门处理统计现象的科学，也是一门价值取向的科学。（1）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处理危机的决策科学。Soule将保护生物学称之为危机学科[6]，将利用直觉和创造力加上现有的信息来比较相似的事例，再参照理论模式进行决断。这显然不符合常规的科学演绎和推理，但是为了处理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只能先制定一定的保护决策。而检验决策的标准是野生状态下的珍稀物种是否持续发展和存在，或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保存完整等，因而具有一定的未知性。（2）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处理统计现象的科学。生态系统作为复杂的多因素系统是难以预测和模拟的，因此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一定概率水平上进行统计和推测。作为一门处理统计现象的学科，保护生物学家常常不能对一个环境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这是因为不确定性是生态与自然保护问题的固有特征，只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数据，才可尽可能地解决相关科学问题。（3）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具有价值取向的科学。科学应当是无价值取向的完全客观的东西，不涉及人的观点与愿望，但在这一点上，保护生物学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学科特点，这是因为保护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其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而这样的价值取向使得该学科与人类的愿望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二、情感教育的教学策略

我国的教育家们自古以来就已经把情感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大学阶段正是青年学生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时期，也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如果能在教学内容中适时融入情感教育，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在保护生物学的教学内容中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应在教学中将情感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使学生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那么怎样在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呢？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以下尝试：

1.渗透生态优先的理念。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从表面看，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人类不合理的改造后而导致整个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发生失衡，而深层意蕴表达的则是人在自然界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为此，要在保护生物学的教学中使学生形成一种人类和自然界相互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强调保护环境和生态优先的理念，向学生强调社会要想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尊重自然，如果我们人类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追求目标而自鸣得意，不断地向自然进行索取，这是非常有害的。

2.精选教学内容，贯穿情感教育。教师在教学内容中应着重介绍国际自然保护、野生生物保护潮流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理与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始终贯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举出某一典型受损物种（如藏羚羊等）为载体，能快速引发学生的强烈共鸣，从中讲解保护生物学的基本理论，不仅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直观，还可以灌输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迫切理念，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在列举国际著名保护生物学实例的同时，也要注重介绍本区生物多样性的受损情况、保护现状与尚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让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融入角色和学以致用。

3.利用多媒体手段和课堂讨论，使学生感同身受。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底。教师应根据与教学内容相联系的背景，利用多媒体手段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将美好的生物多样性和遭受损害的恶果展现在学生面前，经常搜集播放一些视频，如关于藏羚羊的《可可西里》和美国前总统戈尔的环保讲座等，既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效率，建立优质高效的教学模式。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讨论和辩论，学生进行展示、交流、讨论、答辩和分析等主体活动，不但感同身受快速融会贯通了新的知识点，还有助于同化和调整建构新的知识平台，也充分体现了该课程的时代性和整体性。

4.以作业形式促进学生点击自然保护组织的网页。关于保护生物学的链接网页有很多，要求学生浏览并以作业形式汇报的网页主要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CBIS）等，要求学生了解最新信息，从中找到研究热点，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自然保护意识，并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促进学生的知识延伸。

5.鼓励学生参加绿色环保组织。动员学生积极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种活动，鼓励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身体力行地传播绿色文明。通过树立绿色观念，普及绿色文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意识，展示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采。总之，《保护生物学》课程是培养大学生绿色环保意识的重要教学平台，应充分发挥这一平台的情感教育作用，改变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摆正人类在大自然中的真实位置和作用，树立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形成符合生态法则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也是我们现代大学教育应该贯彻坚守的新理念。

参考文献：

[1]Soule M E.Conservation Biology：The science of scarcity and diversity[J].Sunderl and Mass：Sinauer Associates INC，1986.

[2]蒋志刚，马克平，韩兴国.保护生物学[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3]曹丽敏，司马永康，曹利民，等.保护生物学概述[J].云南大学学报，2001，23：65-70.

[4]马克平.试论生物多样性的概念[J].生物多样性，1993，1（1）：20-22.

[5]Primack R B，季维智.保护生物学基础.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6]Soule M E.What is conservation biology[J].BioScience，1985，35：72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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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华东

一、城市绿地含义与内容

所谓城市绿地就是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它既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也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之外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它包括各类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及其他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等对城市生态环境及景观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城市绿地不仅可以起到改善城市生态、保护环境，而且能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美化景观等功能作用。

二、当前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在中国城市道路绿地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园林绿化树种种类较少的现象。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绿地建设过程中缺乏系统考虑，整体性、特色性、序列性不够。如老城区道路多为一块板，无分车绿带，行道树间距过大，绿地率普遍偏低。沿街建筑与道路过于接近，缺少绿化过渡空间。行道树种类单一，使得遮荫效果、沿路景观较差，没有形成有层次的“一路一景”的绿化景观效果。据笔者了解，华东地区很多城市分布植物种类少，常用园林绿化树种一般不超过70种，且品种比较单一。

2、如今在大力提倡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却存在着在城市绿地中，采甩差不多的植物品种；植物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品种数量上虽然丰富。但却缺乏自生的特色，造成相似的种群或群落：本地植物物种的保护、发掘与应用上较少。不管是在居住区公园、街旁绿地还是风景区绿地、道路绿地，设计中未能借鉴利用当地自然景观特点，创建特色景观类型。在一个优化的城市生态系统不仅要求各子系统相互协调，以求内耗量小，还要求系统功能多样性以提高其稳定性。作为城市绿地，应保持城市景观的异质性，不同区域，不同地形要形成各自特色种群或群落，最大程度的丰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譬如说南京的“春牛首，秋栖霞”，在不同季节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观。还有奠愁湖海棠园有特色的景园等。

3、为了丰富城市景观，加速城市绿地的绿量，不少地方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大乔木。早在几年前，上海等地就己实施“大树引入城市厂工程，确实在城市中起到非常显著作用。由于利益的驱动，“大树引入城市”如今已经发展到许多地方的农民上山挖大树、野生树.通过个体苗木经营者导入到城市，这一切虽然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代价确实昂贵的。首先，大规格的树，移植成本高，恢复生长慢，成活率低；其次，森林是一个整体性很强的群落，大规格的树木是这些群落的骨架，挖走骨干树种，势必对周边的环境产生连锁反应，严重时会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再者，大树移植前要保证成活，必做强行修剪，不仅影响原有的自然形态，而且会绿量减少。同时，由于树木严重受伤，即使其成活了，但由于生长缓慢，造成资源的浪费。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大树”应该是苗同培育的，经过移植，根系发育良好的大规格苗木.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如道路改、扩建、单位绿地调整或过密植物群落中抽稀所产生的移植树苗。

4、在许多城市绿地营建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植物群落类型的绿地甚少，而且不乏许多从南方引种的许多常绿树种，形成了极为流行“南树北上万的现象。南树虽然现今通过引种驯化，丰富了当地的品种，但是不注重当地气候因子的影响，会对植物景观产生负面效应。如南京河西区奥体中心附近的某居住小区的会馆前，沿着河道种植了许多伊拉克蜜枣。虽然格外新颖，但到了冬季都要在树的要用草绳等防寒措施使其安全御寒，如保护不力，有的甚至死掉.不仅增加了养护的难度，而且失去了观赏价值。

三、完善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的对策

1、丰富生物多样性，适时引入适当物种，

在城市绿地中，应采用多种植物，努力增加乡土植物的数量和品种，用多种栽植方式，形成多样化的稳定的植物群落。以科学的方法和形式，将各种树木花草、地被等妥善地组合起来，广泛运用在森林、绿地公园、广场和行道树等地，这样也容易形成完整的生物链。城镇区域作为以人工构筑占主体的灰色斑块，其中的绿色镶嵌体由于受城市建设千扰作用较大，生物多样性程度普遍较低。建设中应逐步改善和提高城市生物物种水平，恢复和培育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在绿地规划建设中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衡量指标，来加强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建设实施的管理和监督。在绿地营建过程中，以暖温带植物作为城市园林绿化的植物选材的主体，同时，结合特殊的地理资源优势，可以适当引入部分亚热带树种，努力培育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植物群落类型，并确保城区园林绿化树种的数量及各类园林绿化树种的合理比例。建立景观生态绿色廊道，增强不同景观板块间的连通性，以利于物种和基因的交流，减少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利影响，增加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生态联系。

2、加强对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保护培育工作。

深入调查当地生物群落结构类型，增加城市绿地系统中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规划。根据不同树种的生态特性，充分利用变化的时间和垂直空间生态位，建立物种丰富、结构合理、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群落。其次对广泛搜集的品种资源进行分类、整理、记载、鉴别，在良种母本园中建立新品种示范区，把良种母本园建成以自然式规划布置为主体，既考虑景观效果，又照顾生产需求的植物品种园。植物品种全部采用经过选择特色品种、新优品种、珍稀品种，为教学、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生产提供示范和服务。园中植物配置可采用自然布局，提高观赏效果。沿主干道栽植色彩艳丽、花形优美的植物，对单株观赏效果不突出的种类，则在距道路较远的绿地中片植，在布置数量上，有目的地将在生产上有发展前景的品种，大量种植在较显著的位置，为生产提供母本资源。不断引进新品种，不断开展杂交育种和选优工作，使良种母本园植物资源不断丰富，真正成为名、优、新品种的专类园。再者要加强对植物群落自然演替更新等生态过程的研究和分析，了解当地群落系统自然演替的潜在规律，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合理的植物群落配置。保护和恢复各种生态系统的自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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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

一、前言

一般而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分为“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和“迁地保护”(exsituconservation)两种方式，前者是主要措施，后者是补充措施。普遍认为，生境的“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为有力和最为高效的保护方法。就地保护不仅保护了所在生境中的物种个体、种群或群落，而且还维持了所在区域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运动的过程，保证了物种的正常发育与进化过程以及物种与其环境间的生态学过程，并保护了物种在原生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种内遗传变异度。因此，就地保护在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个水平都是最充分、最有效的保护，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根本的途径。

就地保护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通过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有效管理，从而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的人为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推广，至l993年，全世界已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自然保护区8619个，面积达79226.6万hm2，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6％。中国自然保护区始于l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763个，总面积6818.4万hm2，约占国土面积的6.8％，其中，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生态系统类和野生生物物种类自然保护区717个，面积6607万hm2。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分为森林、草原与草甸、荒漠、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等5个类型，已建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共433个，面积4703万hm2。

2.1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国地域辽阔，森林类型很多，分布很广，森林面积13370万hm2。据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共分27大类460个类型，而森林生态系统就占了16大类，约185个类型。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开展最早，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多半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371处，面积1429万hm2；另建有森林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l80个，面积337.8万hm2。两者面积合计1766.8万hm2，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3.3％。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各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科学研究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建的森林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较多，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主体；而且分布较广，遍布全国所有林区和生物地理区域，代表着各种森林植被类型。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寒温带针叶林的黑龙江呼中保护区；保护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黑龙江丰林、凉水保护区，保护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辽宁白石砬子、医巫闾山，河北雾灵山，河南老君山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林的河南鸡公山、安徽马宗岭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安徽古牛降、清凉峰，福建梅花山，江西井冈山，湖南公山、壶瓶山，广东鼎湖山，广西大明山，四川缙云山，云南哀牢山，察隅等保护区；保护热带雨林、季雨林的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尖峰岭、白水岭、五指山等保护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一批保护山地森林垂直分布带谱的保护区，如吉林长白山、陕西太白山、湖北神农架、贵州梵净山、云南高黎贡山、哈巴雪山等自然保护区。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全国性网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与我国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虽然自然保护区面积已占森林面积的13.92%，但与我国林业用地面积相比，仅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72％。在保护区分布方面也尚有不合理的地方，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省，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其森林资源拥有量还不相适应，有待加强。此外，大兴安岭林区和黄土高原、太行山地区水源涵养林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也有一定差距。

2.2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荒漠面积约192OO万hm2，占国土面积的30%左右，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和青藏高原。主要类型有草地荒漠、典型荒漠、极旱荒漠以及高寒荒漠。我国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83年建立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到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此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3006.7万hm2；另建有荒漠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560.2万hm2。两者面积总计3566.9万hm2，占我国荒漠总面积的l8.58%。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原始高寒荒漠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保护高寒荒漠、高寒草甸和珍稀野生动物的羌塘保护区；保护极旱荒漠生态系统的甘肃安西自然保护区，等等。我国已建的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不多，仅占保护区总数的1％，但面积很大，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5％。这些保护区的建立对维持和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和植被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荒漠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特别是西北地区将是21世纪我国能源和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因而当前更要注重荒漠类型保护区的建设，尽可能多地划定一些保护区。另外，由于荒漠保护区面积大，难以封闭管理，因而要采取特别措施，加强对已建保护区的管理，禁止在保护区乱捕滥挖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要阻止保护区内非法采矿活动。

2.3草原与草旬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草原资源十分丰富，现有草地约17300万hm2，占国土面积18％，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黄土高原北部、西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草原类型主要有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4大类。我国草原和草甸自然保护区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缓慢。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14个，面积137.8万hm2;另建有草地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个，面积4.4万hm2。两者面积共计142.2万hm2，约占我国草地面积的0.82％。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草甸草原的黑龙江月牙湖、吉林腰井子等保护区，保护典型草原、草甸草原和沙地疏林草原的内蒙古锡林郭勒保护区；保护干草原生态系统的宁夏云雾山草地保护区；保护山地草原和草甸的新疆天山中部巩乃斯草甸、金塔斯山地草原等保护区。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众多，并孕育了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已建的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偏少(仅占保护区总数的2%)，而且面积也很有限(亦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有些典型的草原和草甸生态系统至今尚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另外，从草地资源保护的角度看，现有保护区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草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要求。

2.4内陆温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

内陆湿地和水域包括湖泊、河流和沼泽。我国湖泊、河流众多，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三江平原、青藏高原、蒙新地区和云贵高原；沼泽主要分布在东北山地、三江平原和川西若尔盖高原等。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3800万hm2，占国土面积的4％。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始于70年代后期，目前已建自然保护区16个，面积91.6万hm2；另建有内陆湿地和水域生境的珍禽、候鸟、水生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64个，面积675.4万hm2。两者面积合计767万hm2，约占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的20％。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沼泽生态系统及珍禽的黑龙江洪河保护区；保护高原湿地的贵州草海保护区；保护湖泊生态系统和珍禽的内蒙古达赉湖、吉林查干湖、云南茨碧湖、泸沽湖等保护区；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海南文澜江、四川通江诺水河等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滞纳洪水、抗旱排涝、净化水质和调节气候等功能，并且还是许多珍禽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与繁衍场所。但湿地生态系统也具有脆弱易变的特点，易受自然条件制约和污染影响。目前，由于乡镇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许多湖泊和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甚至影响到人体健康。因此，应加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的建设，而目前湿地类型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都偏少。我国河湖众多，类型丰富，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面积在1km2以上的天然湖泊有2800多个，此类型保护区的发展潜力很大。

2.5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濒临太平洋，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近海水域纵跨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70多万km2。大陆岸线长达1.8万余km，近海有5100多个岛屿。我国近海因地域差异形成许多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如河口、港湾、红树林、珊瑚礁、岛屿和海流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到1993年底，我国已建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25个，面积37.8万hm2；另建有海洋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31个，面积336.3万hm2。两者面积374.1万hm2，分布于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的海岸沿线和近海海域。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海南三亚、临高角等保护区；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海南东寨港、青澜港，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广西山口、北仓河口、福建龙海等红树保护区；保护海涂湿地等保护区；保护岛屿生态系统的海南万宁大洲岛、浙江南麓列岛等保护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近海海域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l/2，随着海洋国土意识的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逐年增加，海洋环境的污染也日益加剧。与其要求相比，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面积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是世界上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动植物种类约占全球动植物区系的10％左右。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特别是自第三纪后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未受冰川覆盖的影响，保存了许多在北半球其它地区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种类，特有种、属也很丰富。加强中国野生生物资源的就地保护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巨大贡献。我国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60年代，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284个，面积1904.1万hm2。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257个动物种和类群以及国务院环委会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354个植物种的大多数都已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

3.1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

我国已建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70个，面积104万hm2。其中：

——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水杉林的湖北利川、湖南洛塔保护区；保护洪桐的湖北星斗山保护区；保护银杉的广西花坪等保护区；保护桫椤的贵州赤水、四川金花、邻水等保护区；保护金花茶的广西防城上岳保护区；保护苏铁的四川攀枝花、云南普渡河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贵用材树种的代表性保护区有：吉林白河长白松保护区；福建罗卜岩楠木保护区；福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贵药用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五马沙驼药材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药材保护区；等等。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在自然保护区得到保护，但由于有些物种种群不集中，在保护区内的种群量比较有限，而种群的相当部分散生在保护区之外，这些种群极易遭受威胁，应以建立自然保护点的方式加强对保护区外种群的就地保护。有些经济药材植物极易遭受人为破坏，即使在保护区内，也遭到偷采偷挖，如人参、杜仲、天麻等植物，对此，需要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此外，以往的植物就地保护比较偏重于大型木本植物，常常忽视对草本及灌木植物的保护，而草本植物往往因生活强度弱，对环境改变特别敏感，常因人类影响而更易走向灭绝。在今后的保护区发展规划中，应注意这些方面。

3.2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

在284个野生生物类保护区中，有214个为野生动物类型，面积1800.l万hm2。其中：——保护陆栖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大熊猫的四川卧龙、唐家河，甘肃白水江、陕西佛坪等16个保护区；保护金丝猴的陕西周至、芒康等保护区；保护东北虎的黑龙江七星粒子保护区；保护亚洲象的云南南滚河保护区；保护长臂猿的海南坝王岭保护区；以及陕西牛背梁羚牛保护区，海南大田坡鹿保护区等。

——保护水生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湖北长江新螺段和天鹅洲两白暨豚保护区；广西合浦儒艮保护区；新疆布尔根河狸保护区；辽宁大连斑海豹保护区等。

——保护以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浙江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广东惠东海龟保护区；新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江西潦河大鲵保护区；辽宁蛇岛保护区等。

——保护珍禽及候鸟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辽宁双台河口、江苏盐城、申扎、云南会泽、甘肃尕海等鹤类保护区；山西运城、山东荣城、新疆巴音布鲁克等天鹅保护区；山西庞泉沟、芦芽山等褐马鸡保护区；陕西洋县朱鹮保护区；江西鄱阳湖、青海青海湖鸟岛、内蒙古达里诺尔、甘肃苏干湖等侯鸟保护区。

——保护珍稀鱼类和其它珍贵水产资源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呼玛河、逊别拉河保护区；福建宫井洋大黄鱼、长乐海蚌保护区；辽宁三山岛海珍品保护区；广东海康白蝶贝和海南临高白蝶贝保护区；等等。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野生动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如华南虎、东北虎、白颊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朱鹮、赤鹤等种群数量均在100只以下。而且以往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珍稀濒危动物种，而忽略了一些常见野生动物种的保护，继而使这些种类也走向濒危，如黄羊、狼、黑熊等。另外，以往的保护偏重于脊椎动物，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而忽视了无脊椎动物，如昆虫、贝类的保护。对水生动物的保护也重视不够，这些物种都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

四、中国遗传资源的就地保护

遗传资源是指驯化家畜动物、栽培作物的品种资源及其野生亲缘种。我国农业历史悠久，遗传资源极其丰富。随着外来品种的引进、推广和高产品种的种子专业化生产，使家畜和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特有的一些地方性古老、土著品种已逐渐消失。随着自然生境的不断缩小，一批农作物野生亲缘种正遭受生存威胁，有些已经消失。这些野生亲缘种对改良作物品质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应当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在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以遗传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不多，主要有：保护栽培果树野生亲缘种的新疆巩留野核桃保护区、塔域巴旦杏保护区等；保护野生花卉资源的湖北保康野生腊梅保护区、黑龙江老山头荷花保护区等；保护淡水鱼类种质资源的江西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地保护区等。遗传资源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中国是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据统计，在我国栽培的600多种作物中有237种起源于本国。而我国在遗传资源就地保护方面差距较大，甚至尚未起步，很多工作有待于开展。例如，我国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分布有3种野生稻，但至今尚未建立野生稻生境自然保护区，随着农业开发，野生稻生境将日益缩小，不久将会消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国际性关注的热点，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关健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加强遗传资源的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问题，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在自然保护区规划中，应十分重视遗传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力争多建立一些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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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一个“社会-自然-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各个组成成分相互流通，协调发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自然资源为载体，加以城市独特的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区域综合体。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在固碳释氧、保育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和旅游观赏等方面提供了多种服务，为市民的休闲娱乐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构建绿色文明生态城市提供了支持。综观国内外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其研究区域的类型大多是湿地、森林等自然保护区，而对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较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面积不断向周围郊区扩展，城市郊区化进程加速，拥有典型的自然景观与优越的城市区位优势的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开始涌入大众视野。不同生态系统拥有的服务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其服务价值的侧重也不一，如同湿地生态系统更加偏重涵养水源服务价值，而农田生态系统会拥有很多生态系统没有的功能。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其服务价值的估算方法也各不相同，难以用一个公允的货币衡量标准来估算其价值（刘晓艳、秦格，2016）。本文综合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水量平衡法、影子工程法、市场价格替代法等估算方法来探究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以期为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价值评价和补偿规划及实施提供参考，推进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资本化的科学研究提供借鉴。

二、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方法及相关数据

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的直接价值主要体现在林产品和经济作物的创收上，其生态服务价值主要体现在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上，很难进行定量化评估，容易被人们忽略。本文在基于环境经济学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物质量评价方法和价值量评价方法相结合，运用碳税法、工业制氧法、市场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等估算方法对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进行初步探讨。

（一）研究方法

1.固碳释氧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植被资源，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在维持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动态平衡和减轻温室效应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固碳释氧价值的估算分两步进行，一是运用碳税法对生态系统的固碳（C）价值进行估算，二是运用工业制氧法将工业制氧所需成本作为释放氧气的价值进行估算。（1）碳税法：V（C）=S（C）•P（C）•A，式中：V（C）为固碳价值（CNY•a-1），S（C）为植被单位面积固碳量（t•（hm2•a）-1），P（C）为单位固碳价格（CNY•t-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2）工业制氧法：V（O2）=C（O2）•S（O2）•A，式中：V（O2）为植被释放氧气价值（CNY•a-1），C（O2）为工业制氧成本（CNY•t-1），S（O2）为植被单位面积释氧量（t•（hm2•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2.保育水土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保育水土功能主要包括减少土壤侵蚀和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保育水土价值的计算首先需要对土壤侵蚀总量进行计算，然后再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估算。（1）减少土壤侵蚀价值：ES=A•M，式中：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M为无林地中等程度土壤侵蚀模数（m3•（hm2•a）-1）。=ES/TS，式中：为因土壤侵蚀造成的年废弃地面积（m2），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TS为土壤表土平均厚度（m）。US=C1•，式中：US为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CNY•a-1），C1为我国南方林业生产的平均收益（CNY•（hm2•a）-1），为年废弃土地面积（hm2）。（2）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价值：减少土地养分流失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土地内部大量含有的N、P、K等养分流失上。UC=BS•ES•（N•P1/RN+P•P1/RP+N•P2/RK），式中：UC为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CNY•a-1），BS为土壤容重（t•m-3），ES为生态系统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m3•a-1），N、P、K分别为林地土壤平均含氮、磷、钾量（%），RN、RP、RK分别为磷酸二铵化肥含氮量、磷酸二铵化肥含磷量，氯化钾化肥含钾量（%），P1、P2分别为磷酸二铵化肥价格（CNY•t-1）、氯化钾化肥价格（CNY•t-1）。

3.涵养水源价值估算方法。涵养水源主要是利用树木根部的蓄水功能来达到调节径流、净化水质等目的。运用水量平衡法以及影子工程法等方法来估算由于保护树木而产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价值，即涵养水源价值。W=（R-E）•A式中：W为年涵养水源量（m3•a-1），R为年平均降雨量（mm•a-1），E为年平均蒸发量（mm•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应用影子工程法估算涵养水源的价值是指将树木的蓄水功能比作一个蓄水工程，计算蓄水工程的建造成本。U=W•C式中：U为蓄水价值（CNY•a-1），W为年涵养水源量（m3•a-1），C为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成本（CNY•m-3）。山岳地区多产生泉水，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估算当地饮用泉水人数与每人每日取泉水量，计算其泉水价值。K=RE•CE•DE•PE式中：K为每年泉水价值（CNY•a-1），RE为饮用泉水人数（个），CE为每人每日取泉水量（m3•（个•d）-1），DE为每人每年取泉水天数（d），PE为泉水价格（CNY•m-3）。WS=U+K式中：WS为涵养水源总价值（CNY•a-1），U为蓄水价值（CNY•a-1），K为泉水价值（CNY•a-1）。

4.净化空气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物质，释放负离子，减轻雾霾。净化空气主要是体现在凝聚粉尘和植物吸收SO2两项指标上。（1）凝聚粉尘价值：F=S1•C2•A，式中：F为生态系统凝聚粉尘价值（CNY•a-1），S1为植被单位面积凝聚粉尘量（kg•（hm2•a）-1），C2为凝聚粉尘所需费用（CNY•kg-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2）吸收SO2价值：L=S2•C3•A，式中：L为生态系统吸收SO2价值（CNY•a-1），S2为单位面积吸收SO2的含量（kg•（hm2•a）-1），C3为吸收SO2单位投资成本（CNY•kg-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5.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估算方法。生态系统复杂性增强，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增加生物多样性利于构建更加稳健的生态系统。采用支付意愿法对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进行估算：U生=（D+Y）•A式中：U生为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CNY•a-1），D为砍伐树木导致每年生物多样性以及游憩的损失价值（CNY•（hm2•a）-1），Y为全球社会性对我国保护森林资源的支付意愿（CNY•（hm2•a）-1），A为研究区域面积（hm2）。

6.旅游观赏价值估算方法。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每年会吸引大量游客旅游观赏。游客的消费价值体现了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的旅游观赏价值。I=UP•H，式中：I为旅游费用（CNY•a-1），UP为游客进行一次旅游所需花费（CNY•人次-1），H为每年景区旅游人数（人次•a-1）。

三、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岳麓山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山岳型生态系统提供了固碳释氧、保育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和旅游观赏等多种服务，但其服务价值未实现货币化、资本化。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结合岳麓山当地实际情况对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为岳麓山生态系统提供定量化分析的依据。

（一）岳麓山概况

岳麓山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西城区，是典型的城市山岳型风景区。最高海拔300.8米，面积528hm2，年平均温度17℃，年平均降水量1200至1400mm，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王凯、李志苗、肖燕，2016）。森林资源丰富，植被主要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为主，共有植物种类174科，977种，其中野生植物占555种，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自2009年以来，岳麓山风景区实行了免费开放的旅游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旅游观赏。

（二）估算过程及结果

1.固碳释氧价值。岳麓山生态系统固碳（C）价值：2.55×107CNY•a-1；释氧价值：2.63×107CNY•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固碳释氧价值为5.18×107CNY•a-1。

2.保育水土价值。减少土壤侵蚀价值。岳麓山生态系统每年减少土壤的侵蚀总量为1.06×105m3•a-1，废弃土地面积为1.77×105m2，由此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为7.08×103CNY•a-1。将林地中N0.15%、P0.1%、K1%的含量计算，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为1.07×107CNY•a-1。岳麓山生态系统保育水土价值为1.07×107CNY•a-1。

3.涵养水源价值。岳麓山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至1400mm，取1300mm，年平均蒸发量取1200mm，可得涵养水源量为5.28×105m3•a-1，则蓄水价值为3.54×105CNY•a-1。岳麓山周边约有上万住户，取1000人为每日取泉水人数，每人每日约取15m3泉水，按1CNY•m-3计算，因刮风下雨等特殊因素，取泉水日一年按300天计算，则泉水价值为4.5×106CNY•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总价值为4.85×106CNY•a-1。

4.净化空气价值。岳麓山森林种类主要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凝聚粉尘含量取两种林分平均值21655kg•（hm2•a）-1。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凝聚粉尘价值为1.94×106CNY•a-1。根据上述表格数据，吸收SO2含量取二者平均值，即152.125kg•（hm2•a）-1。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吸收SO2价值为4.82×104CNYa-1。由上文可得：岳麓山生态系统净化空气价值为1.99×106CNY•a-1。

5.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保护森林即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付出行动，社会对我国森林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12USD•（hm2•a）-1，折合人民币770.56CNY•（hm2•a）-1，砍伐森林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循环修复能力下降，易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每年因此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价值达400USD•hm-2，即2752CNY•（hm2•a）-1（韩秋萍、张修玉、许振成，等，2014）。则岳麓山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为1.86×106CNY•a-1。6.旅游观赏价值。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前往岳麓山进行旅游观赏活动的游客支付意愿情况（包含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如下：0元—10元（56.5%），11元—20元（15.2%），21元—50元（13.1%），51元—100元（13.1%），101元—200元（2.1%）。消费情况按5元、15元、35元、75元、150元分别与百分比相乘再加和可得加权平均消费为22.67CNY/人次。在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查询得知2015年岳麓山风景区游客人数为5×106人次。则旅游观赏价值为1.13×108CNY•a-1。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旅游观赏价值的计算一般不考虑游客的时间机会成本，若加入游客的时间机会成本则旅游观赏价值将会更高。

（三）综合价值与分析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到岳麓山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84×108CNY•a-1。其中固碳释氧价值为5.18×107CNY•a-1，保育水土价值为1.07×107CNY•a-1，涵养水源价值为4.85×106CNY•a-1，净化空气价值1.99×106CNY•a-1，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1.86×106CNY•a-1，旅游观赏价值1.13×108CNY•a-1，各项贡献大小依次为旅游观赏＞固碳释氧＞保育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增加生物多样性。其中旅游观赏价值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价值的61.34%，这说明旅游业已成为岳麓山的支柱产业。旅游业是一个资源依托型产业，旅游观赏价值依托于生态系统其他的服务功能而存在，生态系统的其他服务功能能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资源环境，是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应加大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整性得以维系，为岳麓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条件。

四、结论

篇6

“我们”的力量,团结每一个支持者,取得突破性成果。

――摘自比尔・伯查德《守护自然》

《守护自然》是讲TNC的故事

《守护自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TNC不寻常的成长故事》由美国记者比尔・伯查德撰写。作者说,他完全是“出于对管理和自然保护的兴趣”才写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非常认真投入:他采访了225名TNC员工及合作伙伴,查阅了几千份文件。因此,这本书就像是“一个长篇新闻特写,没有添加任何故事情节”,连所有人名都是真实的。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TNC从1951年成立至今近60年的历史轮廓。

这一历史轮廓由9个代表性人物构成。虽然他们并不是TNC发展的全部历史,但对TNC的发展却至关重要,正是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忘我的工作,使TNC变得出类拔萃。在这9个人当中,有植物学教授古德温,他曾两次担任TNC最高行政长官,领导组织重组;有哈佛大学著名生态学家詹金斯,他重新界定了TNC的科学使命,创造了系统决策而不是机会主义决策的组织文化;有博学的企业管理者瑟希尔,他凭借早年在麦肯锡任职的经验,建立了专业的现代管理体系,教会企业如何协同作战;有妙语连珠的律师塔可塔,他带领TNC把在美国成功开展的保护事业拓展到亚太地区以及全球36个国家;还有麦考米克,他经历并亲手处理了《华盛顿邮报》所引发的公共责任危机。

作者通过采访当事人及其他直接见证人,还原了发生在这9个人身上的有关TNC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充满了问题、挑战、思考、争执乃至斗争,跌宕起伏,引人深思。这些故事回答了许多关于TNC取得成功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使TNC如此富有战斗力?我们能够从创造了组织战斗力的人们身上学到什么?一个有着高效率的团队是怎样凝聚在一起的……

《守护自然》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TNC在美国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草根组织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环保机构的历程,这期间经过了痛苦的机构改革,跳出了限制其实现远大理想的条条框框,逐步建立和稳定了强有力的合作、共赢、创新、高效的组织文化,还在一次次激烈的内部辩论、外部咨询,甚至舆论偏激的指责声中,调整了自己的保护战略,改进了落后的工作方式,靠着透明、自省的机制在一次次危机和改革中重生。

看过《守护自然》你会发现,这确实是一家久经风雨、非常成熟的国际NGO。

不制订规则,大自然就会变得像自助餐,什么人都来拼命吃,没有人会放弃自己的机会。

――摘自比尔・金《投资自然》

《投资自然》是讲人类的自律

“投资自然”是近些年在西方国家新兴的环保概念,即把一大片森林圈起来,杜绝人类活动,让其中的生物群落自然恢复。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副总干事比尔・金就是该理念的力推者。

TNC是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国际组织之一,近60年来致力于用科学系统的方法在全球保护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陆地和水域,保护自然环境,提升人类福祉。目前TNC的保护项目涉及全球30多个国家。

TNC于1998年进入中国,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共同开展包括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森林可持续经营、自然保护区建设、可持续流域保护与管理、缓解气候变化,以及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各类保护项目。

从保护投资银行到鼓励企业从事公益的免税激励政策,《投资自然》提供了大量实际有效的生动案例。地球最珍贵的东西是土地,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资源,一些很有魄力和创新思维的企业家提出了全新的自然投资理念,作者以自己在商界和环保界的丰富经历撰写了这本投资自然指南,并提供了实践这些自然投资理念的最有效途径和方法。

正如TNC中国首席代表张爽在序中所言:“比尔的思想和他书中所讲述的案例一样特立独行。”

时至今日,各国政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作出的所有努力,未能有效减缓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统的退化速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于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资金十分有限,人员不足。

资金匮乏不仅局限于保护区,全国范围内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及保护、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公园(森林、地质、湿地)等各类保护区也都面临相似的问题。然而,怎样才能为自然保护筹集到资金呢?

比尔在他的著作《投资自然》中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从他的案例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视野豁然开阔。从如何建立保护投资银行到鼓励企业从事公益土地交易;从政府的免税激励政策到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合作买地从事自然保护;从理论创新到在许多国家的成功实践,比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际有效且生动的案例。

在《投资自然》这本书中,比尔讲述了在美国,各种社会力量是怎样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和从事生态保护事业的。人们运用自己的资源、资金和能力进行生态保护工作,并从中获得良好收益。从这些生动传奇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是怎样运用于保护和发展之中的。

看过《投资自然》,你会知道:以科学的方法实现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把青山绿水和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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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成立于1960年的非官方国际性学术研究团体。其首创了对威胁当代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的研究。从第一份令世界警醒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开始,罗马俱乐部围绕着“全球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其视角也从对“物理极限”的聚集性研究逐步扩大到对“社会极限”的非聚集性研究,并将经济、生态、社会、政治、文化、人等多方面要素全面考虑。其所提出的众多理论和思想,成为人类“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奠基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篇7

关键词： 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兽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薛红．在个体化浪潮之中的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的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3)：30．

［2］周桂田．风险社会之政治实践．［EB/OL］．（2008-07-16）．ccms.ntu.edu.tw/~ktchou/ documents/ risksociety.pdf．

［3］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4］秦天宝．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9．11-18．

［5］韩跃红．护卫生命的尊严——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6］李振基，陈小麟，郑海雷编．生态学：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6．

［7］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6-47．

［8］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EB/OL］．cel.cn/show.asp?c_id=130&c_upid=322&c_grade=2&a_id=7939．

［9］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J］．与现实（双月刊），2003，（3）：5．

［10］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2．

［1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7．

［12］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1．

［13］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3．

［14］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

［15］高崇明，张爱琴．生物伦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9．

［16］田兴军．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生物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32．

［17］曾北危．生物入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84-86．

［18］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篇8

    我国草地面积约4亿hm2,占世界草地面积的12.5%,占国土面积的41.7%,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倍多[3]。草地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国土资源,是维持食物安全和改善膳食结构的重要物质财富,是维持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阵地。当前我国草地环境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草地生产力低下

    我国草原牧草平均产量不足450kg?hm-2,其中优良牧草比重不足20%,灌丛化趋势增加,小半灌木+杂类草>禾草+豆科牧草。天然草地的家畜承载能力十分有限,饲草供给能力差,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仅能保障夏季的家畜放牧性饲草供应。而在退牧、禁牧的国家政策下,传统自由放牧正在转向舍饲、半舍饲,以及全年放牧到季节性放牧的转变。因此,草地生产力低和可收获性差就成为今后限制我国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短板和瓶颈。另一方面,人工草地保有面积小。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多年生人工草地的实际保有面积不足33.3万hm2,占全部草地面积的比例不到0.1%,造成冬季饲草储备不足,严重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2生态系统稳定性差

    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是我国草地畜牧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牧草产量年度波动大、生物多样性降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失衡和难以以草定畜。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一般在30%~80%,优良牧草年变化率高达60%~180%。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1979-2010年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封育30年、保护最为完好的羊草(Leymuschinensis)草原,其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也高达36%。夏季干旱是当前影响草地生产稳定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

    1.3土壤固持能力减退

    随着过去10年西部大开发“退牧还草”和“围封转移”战略的实施,我国草地生态环境趋于好转。但必须看到,这种恢复仅是植被结构与功能的部分恢复。例如,植被覆盖度和高度有所提高,但产量依然低下,以先锋植物和一、二年生杂类草为主,而生物多样性未有改善,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依然未有根本改观。就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主体土壤系统而言,天然草地土壤贫瘠、沙化依然严重,地下生产力低下;土壤有机碳贮量整体没有明显变化,而土壤N库则整体继续下降,有效P养分供应明显不足;植物根系进一步表层化,细根比重增加,死亡周转加快。研究表明,土壤固持能力的恢复尚需要30~50年的时间。

    2世界草地科学的新理念与新趋势

    占世界陆地面积52.2%的草地生态系统是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最主要的陆地生物圈与人类活动圈,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现代草地生态学的发展趋势,还是全球环境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状况,都要求草地生态学研究与草地畜牧业实践都要在可持续性科学的大框架下继续发展,即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草地的物质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人类要想获得更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必须树立人工生态设计和定向干预的理念,而不能一味被动地适应自然[4,5]。因此,无论是健康的、还是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进一步提高草地生产力,维持草地稳定性和提升草地固持能力”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科学命题。

    2.1草地生产力调控

    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种计量关系。例如,生命物质的化学生态计量比、土壤C/N比与机械组成比、植物根冠比、植物功能群组成比,乃至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比、畜牧业的草畜比等等。生态系统调控的实质就是对上述各种计量关系进行调整。当前,草地生产力调控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牧草的总产量?如何增加优良牧草比重?以及如何增强草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长期以来,“围栏封育,依靠自然力恢复”一直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恢复退化草地和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技术措施[6]。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封育的草地,其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不到其最大潜力的46%,主要是由于植物萌发受到阻碍并导致植被更新困难等[7]。由于缺少动物采食,生态系统物200质循环和自我调节功能丧失。此外,其恢复速度缓慢,容易产生火灾,浪费生物量[8,9]。面对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和社会物质产品需求的压力,这样的生产力调控方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亟待寻求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10]。草地施肥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30kg?hm-2的施N强度下,牧草产量通常可以提高30%~80%[11]。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表明,长期少量施N可以显着增加禾本科优良牧草的比例,能够定向调控植物群落的植物功能群组成,主要是由于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的N素利用效率和响应对策[12,13],以及提高优良牧草(例如羊草)的结实率。天然草地大面积施肥的可行性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管理人员的高度质疑,主要是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基础割草场的雨季施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其在冬季雪灾年份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极其有限。通过浅耕翻、松土补播优良牧草,能够显着增加天然草地中优良牧草的比例。然而,在草地改良中其效果往往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实施的经营理念和技术细节上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提出了适应性草地管理的科学概念[14],并进一步提出了将精准农业的发展思路引入到天然草地管理、退化草地恢复和草地生产力调控的实践中[9]。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将草地灌丛化作为草地退化或荒漠化的一种类型。当前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需要对灌丛的生态系统功能重新加以认识。由于灌丛地下根系生物量大,木质素含量高,具有超强的固碳功能;另一方面,灌丛类多属于固N植物,根系深、吸收地下深层水能力强,在严重干旱年份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上生产力。在冬季大雪年份,由于其地上部高大,大部分枝条能够露出,可解决家畜的急需。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保持一定比例的灌木、半灌木种类来增强草地抵御冬季雪灾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野生动物[15]。人工和半人工草地是生产力提升的主体。在我国农牧交错区发展人工草地、加强全年饲草储备,可以极大地缓解天然草地应对自然灾害(干旱、雪、沙尘暴)的饲草供应压力,发展高效优质的集约化草地畜牧业[1]。通过在不同区域建立国家战略饲草贮备基地,进行区域间、不同季节间饲草调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草地应对灾害气候和全球变化的能力[16]。在灌溉、施肥、田间管理等集约措施下,其牧草生产能力能够超过温带天然草原[9]。在当前科技手段和综合国力明显强盛的情况下,在半干旱区大规模调水工程实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传统经营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草地发展思维。由于全球人口的激增,对食物的需求将在未来50年翻番,这对食物生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将形成严峻挑战[17]。从被动适应和改善自然到主动的人工生态系统设计,是实现可持续性生物圈、增加地球承载力的必由之路[5]。通过人工设计,形成具有结构完善、功能稳定、信息完整及调控有效的生态系统,保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良好发展并不断调整使之日臻完善[18]。应用人工生态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进行生态-生产功能区优化布局是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19]。当前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大量的野外控制实验,研究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为草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的研究实例,丰富其理论基础、完善其理论框架。

    2.2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

    生态系统稳定性主要通过对其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时间和空间格局与过程的波动程度来考察。就草地生态系统而言,主要是考察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季节变化和年度变化,以及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随气候和环境要素变化的波动程度和稳定性[20]。由于物种与功能群之间存在着补偿效应,乃至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通过人为调控可以形成的补偿性,构成了草地的稳定性维持机制[21]。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稳定性具有正效应的机制归纳为互补效应和选择效应,其中,互补效应包括生态位分化和互利效应[22];将多样性导致稳定性机制归结于平均效应、负协方差效应和保险效应[23]。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草地生物多样性导致群落的稳定性[23~25]。长期封育的草地将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24]。长期少量施N会导致植物丰富度的损失,使净初级生产力的年度波动增加[13,26]。放牧、刈割、火烧和少量施N能够定向调控草地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11]。土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的根本。目前,对保持稳定性的草地地下生态学过程及其调控途径尚不清楚,其长期被作为一个“黑箱”来对待。土壤中生活着大量的微生物,大约只有1%的土壤微生物是可以分离培养的。对于土壤中C和N转化微生物功能类群多样性仅具有初步了解,而对于完整的土壤生物链、营养级构成及其多样性特征基本上一无所知[27,28]。草地土壤动物在稳定性维持中的作用相当关键,但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极少[25,29]。

篇9

关键词：湿地；湿地公园；规划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81-02

一、引言

湿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在湿地中开展生态旅游正蓬勃兴起。但目前我国大多数湿地在旅游开发时未进行系统的规划，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产生新的环境污染（如废水、废气、垃圾等）、旅游活动打扰居民和生物的生活规律等。因此，开展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是湿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重要措施。

二、湿地公园的含义与分类

城市湿地公园是在城市或城市附近利用现有或已退化的湿地，通过人工恢复或重建湿地生态系统，按照生态学的规律来改造、规划和建设，使其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同时使城市本身也成为一个“生态城市”。

三、湿地公园建设的必要性及现状

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纪人类关注的焦点。湿地破坏与退化带来的环境功能丧失和生态问题触目惊。客观上为湿地保护事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我国于1992年成为《湿地公约》签约国，表明了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及促进湿地保护事业发展的良好姿态。由国务院17个部委合作编制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把保护湿地，发挥湿地的综合效益，保证湿地资源永续利用，造福当代，惠及子孙定为我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总目标。

四、湿地公园景观建设的误区

1.设置不分地域和条件

我国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是伴随着人们对湿地景观偏好的加强和认识的深入而迅速发展的正是城市湿地公园具有以上优点，然而，城市湿地公园有其存在的地理基础要求具有较好的水源条件，而部分城市在无水可用的情况下，采用旱地造园的方法开挖工程耗资巨大抽取地下水甚至使用自来水进行水量补给实在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

2.景观设计形式化

湿地景观的魅力是由其独特的生态系统模式发挥出来的。因此，如果评价一个城市湿地公园的景观建设成功与，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湿地生态系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这需要水文专家、湿地专家、林业专家和生态专家共同参与设计。然而，许多城市湿地公园的景观建设则简单地以为湿地就是有一些水域，景观设计上只讲求形式，华丽的词藻和艳丽的图纸掩盖了设计的失败。

五、湿地公园规划设计要点

1.园址选择

湿地的三大要素是湿地水文、湿地物理化学和湿地生物，湿地水文是其根本。湿地还受到区域气候和地貌的制约，它们直接影响湿地的三大组成要素。因此，湿地公园园址必须根据湿地的三大组成要素进行选择。自然湿地公园是在现有湿地的基础上建设而成，不存在园址选择问题；城市湿地公园园址应选择水源补给充足、地形地貌变化多样、自然条件和配套设施较好，并且符合城市绿地系统发展规划的地段。

2.规划设计的原则

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生物生态学、景观学等理论与原理，并遵循以下设计原则：

(1)湿地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协调。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公园建设必须以保护优先，在保护好湿地生态系统及环境的基础上开展湿地旅游，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协调，实行可持续发展。

(2)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是管理、规划及合理开发生物资源的基础。生态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不是维持群落的种类成分永远不变，而是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并体现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具备系统自身反馈和演替的能力。

(3)突出生态主题。湿地公园的建设应突出生态主题、“原汁原味”，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体现“自然性”和“古朴性”原则。

(4)充分体现湿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湿地是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包括战场遗址、最早的居民点或人类移居地、重要历史研究地等，如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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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园的建设，应突出自身特点，充分利用和体现湿地的历史与文化，提升湿地公园的内涵和品位。

(5)充分利用场地条件，经济、环保。湿地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充分利用区域内的现有条件，对区域内的动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应充分利用现有物种，按照生物学和景观学的原理合理设计，以减少工程量，做到经济、环保。

(6)项目设置以人为本。湿地公园的项目设置应满足不同人群的兴趣和需要，充分体现人类接触自然、回归自然的参与式理念。以人为本，既要考虑湿地公园的管理，又要方便游客，满足其需求，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湿地休闲环境。

六、结语

目前，国内外湿地公园是以保护为主，兼有科普教育和生态旅游功能，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并由小规模向大规模、单一类型向综合类型的方向发展，湿地公园建设受社会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由于湿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的复杂性，并且湿地公园建设发展的时间较短，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的理论正处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1]安树青.湿地生态工程[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2]崔保山.杨志峰.吉林省典型湿地资源效益评价研究[J].资源科学,200l,23(3):57-63.

[3]张永泽.自然湿地生态恢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0l,2l(2):309-3l4.

篇10

关键词：主动适应被动适应自然选择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

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对进化论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现了2种极端现象：一是生物进化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忽视社会选择的巨大作用，仅仅将生物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二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过分夸大社会选择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我们必须把大尺度上的生物进化和小尺度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保证人类的各种行为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人类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生物的进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旨在为生物进化大背景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基础。

1生物进化与生物的适应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明了生命是进化的产物，现代的生物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给神创论以巨大打击，使生物学摆脱了神学的羁绊…。达尔文认为由于随机变异的产生和自然选择的作用，适应的变异被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则被淘汰。因此，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

进化论及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多细胞生物起源于单细胞生物，结构复杂的生命体总是源于结构简单的生命体。据此，部分学者认为进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过程。生物的进化就是生物体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其中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这和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是相背的，这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在生物进化论中的体现。即使现代的进化观也并未认为“进化就是革命性的进步”，而把“进化”定义为“进化是生物适应性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一致，在进化理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是达尔文整个进化理论体系和现代进化观的奠基石。

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生物的进化是生物物种的趋异化过程，是生物的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自然选择是对随机的多种变异的选择，大自然为选择者，而随机的各种变异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被大自然最终所选择的那种变异就得以保存下来，而同一物种中的其他变异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变异就是适应大自然的。可见，生物物种产生的各种变异，无论是变异的程度上、方向上，还是变异范围的大小、数目的多少上，都是随机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选择相对于物种的变异来看，却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选择的方向性和物种变异的随机性，客观上就决定了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是一种被动的过程，生物体在结构、功能上对自然的适应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性总是滞后于自然对生物物种的选择性，也就是说，生物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适应才是绝对的、永恒的。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和现代进化论所基于的客观事实，在进化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划清了进化论和神创论的界限。

2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

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另外1种选择——社会选择也与生物的进化密切相关。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开始，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和资源环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加上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来越大，表现在一些物种逐渐消失；一些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成为濒危物种；一些物种地理分布区域大幅度缩小；一些物种生活习性及部分性状发生改变；不时有新品种出现等现象，表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生物物种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称为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表现和手段，是人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好地适应自然的一种必然。从本质上说，人类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科学实践活动等都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以及科学实践活动等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等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选择的范畴。

事实证明，现在人类社会选择的力量的确是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力还是对自然的破坏力都超过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人类、人类社会本身以及社会选择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发挥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选择是人类社会对自然选择作用的一种应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但社会选择一经发生后，便有其独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选择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进化过程。

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二者一致时，社会选择对自然选择起到了促进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选择的力度、范围、时效得以加强，而自然选择使社会选择的目标得以快速实现，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加速生物物种的演化。另一方面，当二者不一致时，有3种情况：①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大于社会选择时，生物物种的演化由自然选择所控制，社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选择成为了社会选择的阻力。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动植物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②当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时，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围内作用，社会选择的目标停留在研究成果阶段，无法有效推广和应用，而自然选择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规律对生物进行着选择。③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小于社会选择时，社会选择的结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体现，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体系被打破，自然选择的方向被改变，社会选择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控制着生物的演化。

2种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类社会诞生起，2种选择过程都直接或间接地贯穿在每一个具体的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但是，社会选择的对象、原始材料和最终归宿都统一在自然界当中，社会选择无论多么强大。都必须以自然选择为基础。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选择对生物和环境的再创造作用，同时利用社会选择来抑制或从根本上扭转对人类或自然界(如物种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选择，或减缓各种对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毁灭性打击的自然灾害等，降低灾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3社会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选择，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选择，同时也是人类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机制，是一种实现长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类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科学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了正确的方向，把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都有机地统一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大框架下，使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主动适应终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从而实现了人类在自己的演化历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设计的演化模式去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质上转化为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大自然的自然选择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但这种相互关系无论是从时间、空间维度还是二者间力量强弱的对比情况来看，都是不对称的。从生物进化的时空尺度上来看，人类必须充分发挥自己所特有的主动适应力来确保社会选择在最大时空尺度上与大自然的自然选择相适应，人类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长期的自主演化。

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自然和自然选择都不会支持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发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种群，将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因而会剥夺其他物种生存和演化的机会，这与生物界的演化趋势相背离。因此，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全人类长期的艰苦努力，还必须同时处理好进化、适应和选择等重大问题，只有这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生物的进化、适应和大自然的选择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统一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进化是生物适应自然的结果，适应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属性。换句话说，进化、适应和选择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运动规律在生物物种演化过程中的体现，是物种演化过程中3个最重要的环节。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此为前提，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