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将劳动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以下简称《规定》）转发给你们，根据《规定》的有关精神，结合我市情况，做如下补充，请各单位一并遵照执行。

一、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作为以承担就业安置任务为主的特殊企业群体，曾为稳定我市城镇就业形势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服企业也必须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发展机制。根据《规定》的有关要求，在劳服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会议有关精神和新形势下劳服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市劳动局、市体改委、市地税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应加强对我市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作的领导，帮助和指导劳服企业健康有序的开展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工作。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把劳服企业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使其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更好的承担就业安置任务。

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时，应遵照《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市政府（1994）14号令〕和劳动部等四部委局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一并执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股权设置一般为职工个人股、集体共有股、法人股。股权设置比例由企业自定。但职工个人股和集体共有股应占企业总股本的51％以上。在职工个人股比例设置中提倡企业的负责人、生产经营骨干的股权多于一般职工。

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须对企业资产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进行产权界定时，按照市劳动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市地税局《关于转发劳动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产权界定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劳服发（1997）208号〕有关产权界定政策规定和工作程序执行。资产评估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劳服企业产权界定结果，涉及国有资产的，应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涉及集体、个人及其他投资者所有的，由地方税务部门进行资产核实，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核准登记，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全民所有制性质劳服企业改制工作，按《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体改委、市经委关于进一步加快本市国有小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界定为国有资产的净资产，在征得出资主体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后，可比照京政办发〔1997〕50号文，鼓励劳服企业职工出资购买转为职工个人股。对因净资产数额较大，一次性买断有困难的本企业职工，允许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分期付款，但首期付款额不得低于全部购买款的30％。对未付款部分不享有所有权。还可根据企业要求留给企业有偿使用并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收取资产占用费。

五、界定为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可折股形成集体共有股，对集体共有股分得的股利一般可按下述方法进行分配：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现职职工；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原企业离退休人员；一部分（约20％－30％）作为企业劳动分红。集体共有股股利的分配由职工（股东）大会决定。调离本企业的职工不再享有分红权。

六、按照《规定》的有关精神，原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在做好上述前期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按下列程序办理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审批手续：

（一）根据《规定》的有关具体审批手续，凡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的，由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按管理权限分别报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

（二）经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签署意见后，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1994〕第14号令《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再到同级委、办、局履行改制的审批手续；

（三）经同级委、办、局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改制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四）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改制注册登记后，按隶属关系将改制情况报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备案。

七、新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凡经劳动部门认定并发给《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的，并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94）001号〕规定安置比例的，经当地地税部门批准，可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八、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时，凡在享受减免税期内并继续承担就业安置任务、符合安置规定比例的，可继续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至减免税期满时止。

凡被劳动部确定的本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试点的劳服企业，自转制之日起视同新办企业，凡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规定安置比例的，可从转制的当年算起享受劳服企业的减免税政策。

附件：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体改委（办）、税务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现予颁发，请遵照执行。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促进就业、平抑失业率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是借鉴股份制的做法，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第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员入股，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三）实行民主管理；

（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第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凡继续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仍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中规定的对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应安排一定比例的就业经费、生产扶持资金和失业保险金扶持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对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劳服企业，可用适量失业保险金作为向银行贷款的贴息。

第六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行业部门劳服企业管理机构应依照《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加强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

第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与主办或扶持单位签定协议，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经双方协议商定，劳服企业可有条件地为主办单位承担一定比例的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安置任务。

第八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成本工资与税后利润按股分红和劳动分红的分配办法。并根据地方政府确定的工资指导线和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等因素自主决定企业的工资水平。

第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依照规定标准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险费。

第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自主决定用人形式，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第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及其他投资者以其所认购股份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其财产和正常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非法干涉。

第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党的活动。

第二章  企业的设立

第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采取原有企业改制和组建新企业两种方式设立。

新组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由三名以上作为发起人，并有20名以上个人股东；原有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经原企业职工大会通过，有外来投资的，应征得投资者的同意。上述两种方式均需报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审查同意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由税务机关办理税收减免手续。

第十五条  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应向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实施方案；

（三）企业章程；

（四）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或新组建企业发起人协议书；

（五）企业财产验资确认书；

（六）企业资产所有者及投资者意见；

（七）劳服企业认定证书；

（八）审批机关要求的其它文件。

第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的名称及场所；

（二）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三）企业设立方式、股金来源和股权设置；

（四）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办法；

（五）股份管理办法；

（六）股东（职工）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七）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及其职权；

（八）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九）企业组织机构及其职权；

（十）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一）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措施和办法；

（十二）其它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三章  产权界定

第十七条  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应在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国有资产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组织指导下进行，并吸收投资者参加，成立清产核资小组，清理原有企业债权、债务，核实企业全部资产，界定企业的净资产产权，明确债权、债务的责任。

第十八条  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结果，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报政府授权部门确认，并发给资产确认书。涉及国有资产的应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下列原则进行产权界定：

（一）企业开办初期和企业发展过程中，全民单位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拨给的闲置设备等实物，界定为劳服企业集体资产。扶持的资金及非闲置设备等资产（折合资金），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无协议的按照国家为解决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就业的有关政策有偿使用。经双方签订协议，这部分资产可作为劳服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时主办单位国有法人投资，或作为继续安置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扶持条件。

（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所享受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归企业集体所有，并依照国家规定，列为企业集体资本金。

（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使用银行贷款、国家借款等借贷资金形成的积累，归企业集体所有；全民单位提供担保并履行了连带责任的，全民单位应予以追索清偿。

（四）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可继续有偿使用。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缴纳土地使用占用费。

（五）企业享受国家税前还贷和以税还贷等特殊优惠政策而形成的资产，属于扶持性国有资产，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企业公积金，单独列帐反映，国家保留对这部分资产处置权，不参与管理和收益。资产可用于企业发展和安置就业。

（六）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以及接受无偿资助和捐赠所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七）企业自筹资金，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八）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九）其他社会法人投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投资的法人所有。

第二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奖金、工资储备基金等，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第四章  股权设置

第二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折价入股。以无形资产作价折成股份，其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产的20％。

第二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根据资产来源和归属设置股权。其股份按投资主体分为：职工个人股、职工集体股、法人股。

（一）职工个人股，是指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当年新安置的城镇失业人员带资入厂或以技术、实物、财产等投资入股的股金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职工个人所有。

（二）职工集体股，是指在原有企业界定产权时，划归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构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本企业全体职工集体所有。

（三）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到劳服企业的股份，或扶持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法人所有。法人股为优先股。企业章程应对优先股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职工应按照企业章程认购所规定的限量数额股份。新组建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在本企业股本总额中应占主体。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的股本总额应在企业股本总额中占主体。

第二十四条  职工个人股不得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企业可根据情况购买职工持有的股份。当出现企业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经股东大会同意，可由企业负责收购部分个人股份。企业收购的股份，可出售给企业其他职工或新参加企业的职工。

第二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不发行股票，只出具出资证明书，作为资产证明和分红依据。

第五章  收益分配

第二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照国家对劳服企业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依法缴纳所得税。

第二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前年企业亏损，不足弥补的亏损额，以企业公积金弥补，仍不足的由股本金抵补。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三）提取公益金。

（四）支付劳动分红。

（五）支付优先股股利。

（六）支付普通股股利。

第二十八条  个人股东的股份收入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九条  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可拿出一定比例分配给在册离退休职工和现职职工。具体分配比例及标准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现职职工分配，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分配给职工；二是将分配的股利记入职工个人帐户，由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可转增职工个人股股本。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给职工分配后的剩余部分，可单独列帐，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集体股股本。

第三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配股利。

第三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积金应用于弥补企业亏损，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或转增股本。

第三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益金应用于企业的职工集体福利支出。

第三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六章  管理体制

第三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股东（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议可实行一人一票制。股东（职工）大会应定期召开，听取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企业议案。股东（职工）大会行使下列权利：

（一）选举或罢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二）决定企业的设立、合并、终止和清算；

（三）批准企业安置城镇失业人员的方案；

（四）修改企业章程；

（五）批准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

（七）决定企业发行债券；

（八）对其它重要事项作出决定。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向股东（职工）大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定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发展规划；

（二）审定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

（三）决定召开股东（职工）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四）执行股东（职工）大会决议；

（五）制定企业增减注册资本方案；

（六）制定发行企业债券的方案；

（七）审定企业安置失业人员的方案；

（八）制定企业设立、合并、终止方案；

（九）制定企业章程修改方案；

（十）选聘企业经理（厂长）及有关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标准和支付办法；

（十一）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三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监事会。监事会是企业活动的监督机构，由三名以上单数监事组成。其活动方式依照企业章程规定。监事的任期每届不得超过四年，但可连任。监事不得兼任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职务。监事会议决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表决同意，方可实行。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事会的主席或监事代表列席董事会会议；

（二）对董事和经理（厂长）履行职权进行监督；

（三）查阅企业财务帐簿和其它会计资料，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就相关的问题作出书面报告；

（四）审核企业年度决算和清算的表册，并就审核的结果制作意见书，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五）必要时召集股东（职工）临时会议；

（六）对董事会和经理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行为进行制止，必要时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聘请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的费用由企业承担。

第三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其规模限制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其有关职责由股东（职工）大会确定专门人员负责。

第四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由企业章程作出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由股东（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和实施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二）实施股东（职工）大会或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三）提出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

（四）提出职工收益分配方案；

（五）提出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决定企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任免副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决定副经理以下职工的奖励和处分；

（七）提出安置失业人员就业的方案；

（八）定期向股东（职工）会议和董事会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接受监督；

（九）行使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四十一条  各级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税务部门，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情况及享受减免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第七章  变更与清算

第四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企业合并应由各方签定协议，处理好债权、债务等遗留问题，妥善安置好企业人员。合并各方未清偿的债务由合并后的企业承担。

第四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分立时应由分立各方签定协议。分立协议中应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债权、债务。对企业债权的承担，应事先作出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债权人，并签定清偿债务的协议。经双方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不得分立。

第四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与分立，应报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批准，依照规定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宣告破产、撤销或其他原因而终止，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织，限定日期做好企业财产清算工作和各种债务偿还工作。

第四十六条  破产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其财产拨付清算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债务：

（一）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

（二）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

（三）应缴未缴国家的税款；

（四）尚未偿付的债务。

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篇2

均衡概念常见于经济学论著，它是从牛顿力学理论中借用过来的。③“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驱策力”的影响，驱策力源自内心压力。饥渴、都是基本的驱策力。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策力能有效减少到一个能与有机体神经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法律“适合于减少驱策力和压力，使有机体达到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平衡状态”。④以“均衡”为目标的司法，实质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强制;人本、重习惯;独立、有尊严等丰富的价值特征。从结构功能视角，司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场域，以法官裁判为核心环节，联结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均衡互动。⑤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为中心，包含着法的规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释以及从事这些法的生产活动的法学家主体等要素，司法又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的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⑥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架中，现代司法似乎更注重国家成文法(制定法)对非正式制度(民间法)和非制度行为的权威性吸纳。潜藏在“自上而下”背后的，还有习惯法、民间法律行动、社会法律协商规范等对司法过程的深度影响。从运行机理来看，司法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顾盼往返的审慎过程，经常涉及到利益主体的价值衡量，个案具有政策意义，关系到“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⑦司法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权利冲突的化解与协调、权能资源的调整与均衡过程。司法权的运行包含了公权与人权的互动与均衡。司法公权通常以司法权力的形式出场。所谓司法权力，是法律权力和事实权力在具体个案中的伸展运用，它在内容上渊源于事实权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权力。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力的拥有者一般是公权的享有者，它不容被随意分配或割裂。任何权力都具有外形的公共性和内在的排他性。当司法权力制度化地为一个集团或群体垄断，我们便称，这个团体具有“司法权威”。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力合法垄断主体的外界肯定，司法权威通常与法律信仰紧密关联。当司法权力为特定主体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实上的惯习，便有了“司法权能”。司法权能是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兼具权力和权威的特色，从制度上维持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在司法公权内部运行的同时，司法人权也即公民基本司法权利也在不断进行“权能交涉”。比如，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司法请求权指的是享有基础权利的人权主体向特定的司法公权主体提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总和，包括自力救济的保有权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请求权能、强制履行权能等等。再如，作为一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正审判权”是一项与生存权、发展权并列的基本人权，它被视为由一系定的相互关联的权利组合而成的一项“集合权利”。又如，作为特别人权的“获得司法救济权”。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法律社会化浪潮的突进，人们愈益认识到，旨在解决贫困和边缘化群体在面对法律和权力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的“获得司法救济权”如同“公正审判权”一样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权。当司法公权与人权达到均衡，个案正义和规则正义均可无碍实现，司法权的均衡本质也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了。如果把司法仅仅理解为司法权力，当然，中国的司法权不是独立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党、人大、检察院等主体的政治与法律制约。但是，如果将司法权解释为人权和公权博弈均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包含了独立、终极的司法人权，法院审判权等司法公权能否在司法人权的框架下建构一个中立、权威并兼顾人情和效率的独特场域，的确事关重大。站在司法均衡论的立场，司法独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有关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均衡本质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为司法改革窘境的突破找到新的路径，那就是通过逻辑与策略均衡达成制度与文化均衡，实现司法本质的制度复归。

二、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法治逻辑不能停留在纸面的宣示，必须内化为行动的指南。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别，造成了沟通的困境，也为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提出了攻坚任务。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以法治的现代性为根基，着眼于现代司法体制在文化上与传统的融通，增强现行制度的实效因素，着力司法改革的现实操作，缓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与文化的紧张。从西方历史来看，近代司法体制的确立与对“绝对权力”的恐惧和防范具有文化心理层面的紧密关联。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权力分割，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法治培育。西方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人们，对司法公权力无比细致入微的切分终归不是治本之道，正如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和部门划分不是真正的权力监督一样，司法改革的真正基础在于现代法治文化的支撑。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在西方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权力意志的痴迷信奉，导致了司法体系无法成为独立运作的公共领域。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赐予了官方以行政命令取代法理裁决的能力和胆量，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也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权力扩张的借口。在权力文化和人治逻辑的支配下，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构想难以落成，老百姓对司法的绩效评价持续走低，藉由更高的权力实现利益的渴求不断增长，无理上访与高发。探寻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必须深入到法治文化层面。⑧罗素早有预言，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问题。⑨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逻辑的优选路径，但它注定也是慢热和渐进的，需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对当今政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出了严峻考验。中国法治建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只要保持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司法改革会在法治逻辑的指引下水到渠成。但由于政治民主化的滞后以及法治逻辑的文化缺失，司法体制改革极易成为经济发展型的政治合法性工具。⑩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完全建成“法治国家”，正处于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接近司法主导的法治社会，这为公民提供了依据法律维护权利的希望。瑏瑡这种希望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条件作为保障，需要客观看待中国法治进程与司法改革的“特殊国情”与“基本特色”。由于历史文化、政经体制、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的司法改革内蕴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超出了西方司法理论与经验的适用范围，必须通过新的框架和路径加以描述和推进。综合逻辑论与策略论，我们可以推知，中国司法改革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与策略错位造成的制度与文化冲突。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逻辑，从文化层面重构司法权体系;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视域中，司法权本质上是司法过程中公权与人权的均衡过程。瑏瑣司法权的运行根基在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及其衍生的公权契约(委托)。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凭借自然权利自我裁判，后组成社群，为求公正与便捷，大家委托一批精英行使司法公权，但依旧保留着最后的裁断权利。司法之“法”，表层是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颁行的法律规范，但最深层的“法”还是那些普适、恒久的自然法，在当代表现为“人权法”。此点若不明确，或遭否认，司法体制便失去了根本的灵魂，会沦落为政治的装饰，成为公权专断的帮凶。反观中国，人们对“法”的定义和认识，一直都未能突破公权至上的人治逻辑。“法”，无论是圣人天子作，还是国会议会定，始终都是少数上层强加给多数下层的“规矩”，广大百姓不知“权利”的真谛，也难知“司法”的真谛。愚民政策最大的功效就是否定了基于人权的“公民司法”，并将它妖魔化为暴民造反和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既然司法权可以分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两种形态，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改革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我们要建立统一和权威的司法公权体系，必须将那些非法非理的“司法权力”一一清除。党委审批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新闻媒体主导舆论审判，法学家唯利是图的“专家论证”……这些做法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散乱的司法权力主体。司法部门化、地方化、条块分割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权力独立行使的顽疾。“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掠夺化、掠夺利益公开化”，必然造成政府权威流失。瑏瑤弥散于各部门、各集团、各行业的司法权力都不受干涉，诸多矛盾甚至相互打架的司法公权力行使者在内部产生了极大的耗损，无规则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多输”。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建立统一、权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要强化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否则，司法独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团扩张权力的借口。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人治逻辑对应的是“专制结构”，政治专制与司法权威是互不相容的两极;法治策略对应的是“同意结构”，中国有限的司法独立即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瑏瑥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专制结构如果长期占据优势，法治就会成为人治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策略。专制结构中的行政首脑、军队、官僚、执政党等因素无不对司法的独立和权威造成致命影响。要克服专制结构对司法体制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中国政治“同意结构”对于司法权威的捍卫功能。首先是权力机关的司法保障功能。在中国，权力机关虽一般不直接行使司法公权，但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司法人权”，他们的独立言论，对人权法的审议和通过，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监督，都会对司法公权的独立行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权力机构虽非专门的司法公权机关，但它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司法保障职能。中国的各级人大，需要强化代表的司法人权代议功能，保证司法权威免遭行政权力的破坏和威胁，同时克制自身的司法公权欲望，对法官独立审判保持尊重和审慎。其次是公民组织的司法政策参与功能。社会各行业的协会、团体须独立于政治国家，它们构成了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根基。各公民组织可以积极探寻自身的司法权能，并积极影响司法公权的制度运作，在司法权运行中发挥政策参与的影响功能。最后是公共舆论的司法促进功能。现代政治的实质乃是沟通与认同，专制一旦曝于阳光、悖于民意，势必现出狐尾、露出狰狞，结果是与社会公众为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理性的公共舆论与暴民政治不同，它是基于人权保障原则的有序认知体系。与恶意的媒体炒作及舆论操纵大相径庭，它天然同情并支援司法独立与权威，不会造成“舆论审判”的恶果。

三、“司法均衡”:一个新的乌托邦?

出于对中国司法的切身观察，笔者强调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并非是为了对现实进行申辩，也不奢望制度理论的批判能换得改革共识的达成。笔者对现有司法研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身理论有何重大创见，在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一构想面临“乌托邦”的风险。“司法均衡”的方案，或许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均衡总归是难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现状。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重要的一环。瑏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对短期实现社会均衡抱有太大希望，尤其在中国司法深陷窘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必须相时而动，必须依靠有力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保障。这是因为，转型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国情背后，潜藏着治理哲学的深刻矛盾。法治意识形态并为转化为真正的行动方案，与当前中国实用主义的技术性专才治理并不合契。瑏瑧但作为一种理想构造，加之现实弊端的问题求解压力，许多“未来之路”的勾画不得不乞灵于法治意识形态的神光。如同并不客观存在却又无处不在的神秘幽灵，法治在转型中国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吊诡。如果中国司法长期缺乏均衡的主线，势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司法场域势必被切割为政法的一个环节，或者干脆沿袭“阶级刀把子”的革命传统。一系列的恶果并非危言耸听:政党幕后指挥，政府台前执行，政治国家对公民社会绝对控制，公共领域结构缺失，独立个体精神消泯，无组织、无归宿的游民化、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公民政治关怀的消散泯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下，人治的逻辑绝不能通行无碍，法治精神绝不能反遭践踏。将人治与法治硬搭在一起，势必发生逻辑与策略的双重混乱:人治的效率优势受到法治抵消，法治的正义基础被人治破坏。其后果是，制度与文化冲突，心智与行为错乱。司法权既然可以理解为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权的博弈均衡过程，那么，公权领域的司法独立要有效保障人权尊严，必须具备统一性和权威性。要塑造权威、独立的司法公权，从体制上必须实现中国政治结构的协调和均衡。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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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狱人民警察 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团队

On Innovative Teaching Faculty How to Cultivate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n a Prison

Sumei LI

（Criminal Judicature Department， Ningxia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Yinchuan City， Ningxia 750001）

Abstract： To cultivate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n a Prison， 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a group of innovative teaching faculties with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content and training mode as a focus and breakthrough point， relying on cooperation of profession and industry at a high level， so as to cultivate a group of well educated faculties with responsive capac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who are politically literate and proficient in specialties. To reac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he reformatory police at the sharp end，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training framework featuring integration of police service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o put theory into practice， in an effort to properly allocate and coordinate curriculum layout， faculty arrangement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in practice. By researching on faculty system to promote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st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is to cultivate a group of faculties， who are not only competent in teaching but also in practice whether they’re served as part-time or full time faculties.

Keywords： The Police of a Prison， Mode of training talent， The teaching faculty

依托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关于司法队伍建设改革的大背景，在政法招录体制改革的政策框架下，针对退役士兵招收监狱管理试点专业学生。此类学生入学前就已明确就业为监狱一线管理岗位，具有学习任务明确、岗位明确，技能要求明确的特点。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根据学生特点和培养要求，以自治区、主管厅局、学院三级相关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为支撑，在培养过程中教学团队不断进行创新性实践和探索，以培养有实战技能为目标，着眼于知识的“实践化”，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构建了发展学生对岗位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的创新教育体系，在监狱管理专业高职教育中实践了促进学生有效“成长”的实践教学培养活动（过程），为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培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教学团队的研究及逻辑结构

1.1研究的主要内容

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目标。由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监狱人民警察的培养不同于一般的工科专业，构成了多学科交叉、多行业交融的专业特点。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从2008年就开始探索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根据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凝练出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目标.

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模式。根据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研究围绕着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实施过程（课堂理论教学、课程实践教学、毕业总结等）、警务技能训练、实践等环节开展了系列研究，通过逐年不断扩展、深化，形成了特色鲜明、操作性强、效果优良的“警学结合、教学战练”培养模式，该模式清晰地反映了人才培养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去做、落脚点在哪里（参见图1）。

“三段式”应用创新能力人才培养策略。该人才培养模式关注如何发展学生特定的认知的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认知见习”“课程实习”“顶岗实习”三段式培养策略形成 “提出问题（对事物的认识）解决问题的思想与方法（研究性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与实训）体验成功解决问题的顿悟瞬间（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建立自信心与新的目标（形成创新的原动力）”不断促进人才“成长”的教育活动（见图2）。

1.2研究的逻辑结构

三个主要研究内容既是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其逻辑结构参见人才培养4步模式（见图3）。

2.教学团队的实践

2.1锻造了一支人才培养的高水平教学团队

通过多年来的研究与实施，锻炼了一大批教师，形成了一支教学理论、实践能力、教学改革综合素质强“能教善战、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形成双向交流、共建共享的师资培养体制，现在建立了一支具有丰富的监狱行业实践经验、优秀的表达和组织能力的既能指导专业、课程改革，又能承担实践实训教学任务的优秀教学团队。为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践的推动与促进下，刑事执行专业成为区级骨干示范专业、监狱管理试点专业成为首批招录试点专业，监狱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教学团队2011年获区级教学团队。

2.2构建精品课程体系、形成人才培养教学平台

构建以区级精品课程《刑法原理与实务》为中心的专业基础课程群，培育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与文明执法的工作方法。以区级精品课程《刑法原理与实务》为中心建设专业基础课程群，以优秀的教学质量，培育学生的依法办事的思想与文明执法的工作方法。如根据对监狱管理试点专业2008级～2012级4届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逐步提炼并形成了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指导原则。打造以校级重点课程《狱政管理》为中心的专业教学平台，强化岗位技能的综合训练。《狱政管理》教学通过课堂教学、课程设计和课程实践，使学生受到较系统的狱政教育，树立职业观，达到岗位技能的综合训练。

2.3改革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兴趣学习

课程教学，一旦教学内容确定以后，要达到即定的培养目标，教学法就是重要的手段。 课堂教学是把知识、方法、能力等传授给学生的重要过程，是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和落脚点。因此在课程建设的实践中，对课堂教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其中有不少的做法得到同学的欢迎。

课程体系的构建。本方案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以“警学结合，教学战练”核心，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见图4。

图4

课堂教学以学生认知为前提和课程实习为深化。学生入校即前往监狱开展认知见习，初步了解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流程;每学期专业课学习结束后，前往监狱进行课程实习，并要求写出课程论文，以此深化课堂所学知识。

同时，课堂教学归纳为“精读、讲解、阐释”只有这三者有机的结合，才能达到良好地课堂讲课效果。

课堂教学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利用真实案例，设计真实的工作流程，创设仿真的工作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作为专业课教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必须做到对监狱人民警察岗位的了解和案例积累和对教材的深刻理解才能以创新思维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注重学生后续发展，着重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和发展后劲。监狱管理试点专业目前的培养目标是监狱一线警察，但五年十年之后长远的职业发展应当也是需要考虑的。专家型监狱警察的培养，需要监狱警察经过多学科的知识沉淀和监狱实践体会，因此，在专业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开设涉略广泛的选修课。如社会学、医学、管理学等方面课程。如从开设《中国监狱史》到开设《外国监狱制度》，就是认识到现代中国监狱制度更多地受到西方监狱制度的影响，经过授课发现，单纯的介绍西方监狱制度还应当与学生即将从事的监狱工作结合起来，有创新性的开设了《中外行刑制度比较》，从简单的知识传授走向理念提升，以课程的综合性带动学生专业的后续发展。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应用照片、视频、动画、计算机模拟等，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对于特别重要而又比较难掌握的基本理论则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先列出若干讨论题，让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和研究性自学，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有效地调动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2.4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促进人才培养质量

刑事执行、监狱管理试点专业涉及监狱人民警察的培养，结合全国监狱的特征与西部监狱的特点定位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广泛的调研，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我院的办学优势，确定了监狱人民警察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服务行业，形成自己的特色。对刑事执行、监狱管理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设计，首先，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理论，建立“教学练战”的培养人才理念。在培养方案中以学生为本，突出岗位技能需求的原则，建立“三段式”的培养策略，给学生一定的自由时间，形成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

近年来发表了20多篇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试点成效分析与未来展望》、《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现状和思考》、《政法招录体制下的监狱人民警察警务技能培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等。

2.5建成了一批实践实训基地，加强了与行业的联系

在依托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本着互惠双赢的原则，学院与宁夏、内蒙监狱管理局形成长期战略合作联盟，实现学院与行业“零距离”对接和资源共享。实现课程设置融通、师资配备融通、实践实训融通，建成了一批实践实训基地，加强了与行业的联系，使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战、更加凸显职业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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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有制经济的提法更趋强硬，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尽管也提到了，但是相比“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力度显得微不足道。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实现公报提出的“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谜题。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对于激发中国经济整体活力殊为重要，尽管此处仍未破题，甚至有可能出现新的“国进民退”现象，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行业领域，确实出现了值得投资者和企业家关注的新机会。

其一是文化领域。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笔者认为文化产业最大的瓶颈是内容方面，这既与创新创造力有关，也受制于意识形态限制。预计在打造多层次的文化市场体系方面将会适当放开，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将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内容方面可能加大监管。

其二是环保产业。首次明确了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意味着将对高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即建立环境资源交易市场，消费环境资源要付出额外代价，推动企业通过污染治理降低成本甚至从中获利。这将进一步激发各类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使用。

其三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带来的投资机会。要改变目前的管理型政府为法治和服务型政府，需要的不只是观念转变，更应是方法、工具和手段的革新。政府机构需要更透明、行动更有效率，因此必须借助电子、信息、网络等新技术，预计TMT相关产业在政府转变职能、管理手段更新换代方面有更多商业机会。

其四是新兴城镇化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土地流转和农村城市统一土地市场呼之欲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要素市场趋向活跃。促进双向流动和相互融合，进一步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活力。这将为从消费、物流、房地产、交通、文化、旅游等多个产业部门带来想象空间。

其五是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自贸区是另一种改革突破形式，不是一个地区的特例或专利，而是为了复制和推广到尽可能大的地域。从中央高层频繁前往甘肃等西部边远省份调研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将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主题，中国将迎来以对外开放为主线的西部开发战略。

其六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弊病深重的教育领域如何改革，可能会比医药卫生改革还要更困难更艰巨。但不管推进效果如何，健全创业机制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创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层面，创业的加速器、孵化器等配套措施应该更加市场化，政府应该从创业引导活动中退出来，将更多精力放在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创业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为创业提供恒久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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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现代化是一种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主要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应包括司法主体、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行使等方面的现代化，并从司法程序方面予以判断司法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此推动中国诉讼模式现代化进程。

一、司法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性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即规范体系抽法治型价值，即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更替是相当复杂的，人治与法治涵盖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的基本评估系。[1]法治是人类摆脱自由专断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人们在长期变革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而是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法治不仅要良好的法律，而且良好的法律要得到公正与正确地执行。再因为司法是连接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桥梁和纽带，是法治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司法现代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其产生的大致背景是冲破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其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将现代化概括为：⑴民主化；⑵法制化；⑶工业化；⑷均富化；⑸都市化；⑹福利化；⑺社会阶层流动化；⑻宗教世俗化；⑼教育普及化；⑽知识科学化；⑾信息传播化等。[2]

司法现代化是个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的一面，又有现代化司法行为方式、司法推理方式、司法价值观念的一面。”[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现代化就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4]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其实，司法现代化应该是：⑴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⑵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⑶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5]

二、司法现代化的目标

正义是人类的理想与目标，是人类评价是非的标准，也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因而罗尔斯说：“正义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人类有了法律和司法以来，人们就开始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又由于司法是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它将一般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实现对个案的正义与公正的追求。因此，西方法谚有语：“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可以说司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

司法公正的实质含义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和审判过程中和结果中应该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7]因此，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司法裁判在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作出的；后者是司法的过程符合公开、公平和民主等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司法人员不偏不倚，公平地对待当事人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另外，司法公正还包括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所谓一般公正是从全社会范围内看，司法所体现的公正性；所谓个别公正是在个案中体现的公正。一般来说，立法所体现的更注重一般公正，而司法更体现的是个别公正。[8]公正的司法对法治的实现也是很重要的，起最后防线的作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更为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为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给水源给败坏了。”[9]

为什么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呢？美国学者勒斯克指出：“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10]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司法公平解决纠纷的机构，司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公正的场合，通过公正的程序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实现公正的司法结果；另一方面，当事人将其纠纷交由司法解决，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公平而不受影响地进行裁判，公正是人们的期望。因此，司法越公正就越能吸引人们通过正义的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尤其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与正义更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司法现代化的内容

司法现代化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⑴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主体、司法过程以及司法的实体内容和目标的现代化。[11]⑵司法现代化的内容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主体的是立性和公正性，程序规则的平等性。[12]⑶司法现代化的内涵可分为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因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司法过程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客观因素指司法程序或诉讼程序的现代化。[13]⑷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的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权威性。[14]⑸司法现代化除前文所说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以外，还包括司法主本、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15]我们认为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主，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现代化的司法职业阶层，法律的正义是难以完成的，正如所言：“如果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一个国爱不可能长期容忍不提供公平审判的法律制度”。[16]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⑴司法组织在整个国家机构的组织中，具一定有独立性，即司法机关不得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职能相重合，司法不得受至于行政，不能隶属于行政，否则就不具有现代化；⑵在司法组织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业务指导和审级监督关系，而不是行政的隶属关系。这是从司法机关的方面来说的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应是：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2.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3.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政治、经济、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4.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等现代化的司法原则。它是“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决的场所。”[17]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有最高目标是要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用于冲突的解决。[18]司法程序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司法人员在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地位；司法的过程应当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当事人应充分地参与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有严格的法定规范；裁判的结果应当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支持；程序具有时效性等。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既要有诉讼机制的规范化，又要有诉讼机制运行的规范化，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司法程序才是现代化的司法程序。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诉讼规则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5.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公正裁判的要求，实现法官的独立性的审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各个不同的法官其地位都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论是同一法院内部，还是不同法院之间，甚至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官的地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四、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

1.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司法体制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上构建合理，整个司法体制的功能系统的协调性和整合性较高，整个司法活动在操作和运行机制上应完全法律化和程序化，符合正当性的原则标准。英国学者丹宁勋爵把这一核心内容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概念本身说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时代。原来这一词语只是刑事诉讼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19]“我所说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开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20]根据这些规定，正当的司法程序应当包括以下规定性：⑴司法者独立；⑵司法者中立；⑶程序平等；⑷程序公开；⑸程序的参与与自治；⑹程序的合理；⑺程序合法；⑻程序的民主；⑼程序的便利；⑽程序的及时性与时效性。[21]

2.司法程序的效率性。效率也称效益则指一个人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品，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22]诉讼活动从一开始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一是当事人各种费用；二是国家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及检察院的控诉活动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三是除这种费用外，可能存在因法官的错误的裁判而产生的费用。与诉讼费用相对应的是构成效益的因素也包括诉讼当事人从胜诉的判决中实际获得的实体财产利益及伦理上的效益，国家从冲突解决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等。

公正与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而且应当以效益进行评价，法律程序之所以公正，就是它在很大程序上符合效率原则的，具体来说表现为：⑴从全社会来看同，裁判公正是最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公正的裁判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积极地参与竞争，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保障公正的裁判是最为有效的。⑵公正的司法程序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避免了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⑶公正的程序应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程序本身的成本。[23]

司法程序的效率性作为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之一，主要在于：一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对社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化。相对应的是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司法也要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二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司法主体作为理性主体的基本要求。三是追求司法效率也是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严密的程序，则需要投入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追求效率，是减少司法程序，看是矛盾的，实际上确是统一的是因为追求司法效率要求快出结果，而追求司法公正也是要快出结果。正如英国法谚所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司法公正是需要效率支持的，司法效率是以司法公正为前提的。

五、司法现代化与中国诉讼模式选择

1.英美法系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是指“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24]其特殊的优点是：法官的超然和中立可以使摆脱具体的俗务，冷静地审理案件，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正面的对质等，进行公正的裁判，而且为公正裁判提供良好的环境。

2.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审问式的诉讼模式也称纠纷式的诉讼模式，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庭长不是以消极仲裁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主动对被告和证人进行讯问，指出证词矛盾的地方，征询鉴定人的意见，向双方或法庭成员展示有关文件和勘验报告。”[25]在大陆法系的各国已经对这种模式发生了处理重大的改革，例如德国出现了“当事者主导原则”，已经摆脱了绝对职权主义。这种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者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法院是否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不得考虑当事者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26]这种诉讼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积极法官与职权主义盛行；法官自由专断；律师作用有限等。其优点也是有的，例如发挥法官的积极作用等。

3.日本式混合诉讼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日本民事诉讼具有中等程度的对抗性，同时又适用于当事者主导原则的一种‘新型’对抗式制度。法官和当事者，或换言之他们的律师都发挥一种中等程度的积极能动性。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可以说位于德国制度（积极能动法官和缺少对抗当事者）与美国制度（消极法官和对抗性当事者）之间。一个具有‘新的’对抗性色彩的实验正在与美国的所谓‘管理型法官’同时进行。”其实，日本的这种模式是一种折衷式的模式。

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比较类似于日本的模式，因为在《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基本上是强职权主义的，特别是在这间法律实施后，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对抗性的趋势，在近期内中国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职权主义的影响，只能在这种混合的环境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正在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种当事人主义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法官的超然与中立，更利于公正地作出判决，更容易实现社会的正义目标，是一种现代化的确趋向。我们正视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转换，可以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模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现司法现代化的过程。

【注释】

[1]周汉华.现实主义法律运动与中国法制改革[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65-66.

[2]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8.24.

[3][13]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法律出版社2000.6;20..

[4]集耀.司法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J].法学1995（5）.

[5]黎桦、叶榅平.司法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季刊2001（2）.

[6]【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

[7][8]何家弘.司法公正论[J].中国法学1999(2).

[9]【法】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商务印书馆1983.193.

[10]【美】勒斯克.美国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1997.7.

[11]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55-460.

[12]蒋集耀.司法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J].法学1995(5).

[14]蒋惠岭.司法制度的改革的目标[J].人民司法1995(1).

[15][23]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40;76-77.

[16]转自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法律出版社1999.148.

[1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

[18]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50.

[19][24][2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26;24（增补本）.

[2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群众出版社1984.1.

[2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50-53；夏锦文、黄建兵.司法现代化的实证标准[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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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刚过,部分法院即开始了对“量刑规范化”工作的总结。伴随最高法院对试点成效的验收,这项制度将被进一步推向全国法院,以完成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所确定的此项司法改革目标。

2009年6月1日,最高法院发文要求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确定一个中级法院和三个基层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共涉及120多家法院。

试点的目的,是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实践,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从而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

早在2008年7月,最高法院就对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并于同年8月下发了《关于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江苏省泰州市等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海淀区等八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量刑规范化试点单位。

在开展“量刑规范化”之前,目前的大部分法院,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的量刑方法主要是“估堆”量刑,又称为经验量刑法或综合估量法。如此量刑过程中,法官根据案件基本犯罪事实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次性估量出宣告刑。具体的量刑过程则主要是合议庭闭门合议或独任法官决定。但由于不同法官的学识、素养、经验、量刑的思维和习惯不同,导致出现了部分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罚不相称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出现部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这些饱受社会诟病。

在这个背景下,山东省曾一度在全省法院系统推广“电脑量刑”,即根据一定电脑程序,综合部分罪名,由电脑确定被告人刑期。此举虽说避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但也因否定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非议。

“量刑规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下,“闭门估堆”式刑事量刑程序逐渐走向透明化,“量刑答辩”被引入。

2009年12月1日,最高法院确定,在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和犯罪五种常见罪名试行“量刑答辩”基础上,再增加、非法拘禁、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共十个罪名,纳入试点法院“量刑答辩”的范围。

数据统计表明,这15个罪名占到全国刑事案件90%以上。“如果把这些罪名的量刑规范了,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量刑不规范的问题。”最高法院刑三庭庭长、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组长高憬宏称。

“量刑答辩”模式下,量刑程序被纳入法庭审理,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人都有权提出量刑意见,法官应当注意听取。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无论法庭调查还是法庭辩论阶段,量刑程序都应独立、公开。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调查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先调查犯罪事实,后调查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也可以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核实犯罪事实后,庭审主要围绕量刑事实、情节和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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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委派制述评

会计委派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一般是指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经贸委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主管、财会机制负责人和一般会计人员，经考核录用后，派到需要进行监控的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这一制度时下正在不少地区积极试行，如湖北、四川、江苏、重庆等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长远战略来看，“会计委派制”不是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因为它存在以下缺陷：

1.1 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现代企业依靠独立的法人财产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现代企业不服从行政权威，而服从于市场权威，使现代企业对行政命令产生了“抗逆机制”，以维护单位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现代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客观、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因此，不能将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要，服务于企业管理，企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职能机构-企业会计与会计机构独立出去。会计委派制割裂了会计与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水火不相容，是会计委派制最根本的缺陷。

1.2 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关系，将会计人员置于“两难”的尴尬的境地

衡量一种企业制度是否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看这种企业制度是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现代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不能接受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命令来源。因此，会计委派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家与企业的双重领导机制能够协调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源。会计委派制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外倾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动力结构基本内倾化。权力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脱节，导致了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目标、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当国家与企业存在矛盾时，委派的会计人员怎么办？倾向国家就可能被“炒鱿鱼”或“穿小鞋”，偏向企业又与会计委派制的初衷相悖，会计人员必将处于两难境地。

1.3 会计委派制与《会计法》立法宗旨相悖，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

提出会计委派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监督乏力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根据《会计法》，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主要是衡量和评价企业内部其它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会计本身，而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的认识程度、利用程度和信任程度，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合理化建议的采用率。根据《会计法》，我国会计监督体系是由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四部分组成。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对违法会计案件的判决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会计行为依法进行。如对“琼民源”聘用的会计班文绍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判定。[2]行政监督主要是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服务和支持等方式约束规范会计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监督上。社会监督主要是会计职业人员和自律性组织通过业务活动来矫正会计行为，从而起到维护会计秩序的作用。社会监督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要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工作在单位“管理层”的授权下，对单位的财务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对授权“管理层”负责。《会计法》突出了内部控制的要求，体现了单位负责人对法律负责、单位其他人员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的立法基本精神。形成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不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监督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职责，这是一种“错位监督”，这种“错位监督”是使会计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的根源。为强化会计监督力度进行会计委派是对《会计法》会计监督体系的误解，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定国安邦的长久战略之策。

1.4 会计委派制实际操作问题

1.4.1 企业会计人员的身份问题

会计委派制意味着会计机构中的负责人、主管会计和会计人员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政府或者其职能部门的委派人员。企业财会人员就由企业的“内当家”变成了企业的“外管家”，其工作范畴属企业财务，身份却变成了准国家干部或委派的监督人员。实际工作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诸如董事、监事、经理）必然对委派人员怀有戒备之心，要么违背委派初衷，与企业管理人员“同流合污”，要么被架空，认认真真做假账。

1.4.2 委派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

企业经济效益有好坏之分，则其所属的会计人员待遇也应有差异。如果委派人员按原标准执行，则工作相同，待遇不同，不合理；如果按折衷标准进行，则原经济效益好的会计人员不愿接受委派；若委派人员的开支纳入国家预算，统一收取，势必倒退回到以财政代替财务的尴尬境地。若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均贫富”，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则委派会计人员势必吃“大锅饭”，无法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分配原则。

1.4.3 机构设置庞大的问题

会计委派制后，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管理变为直接管理，会计人员的考核、提拔、培训、交流、资格认证等都需要有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负责，原财政部门下属的会计管理机构设置必然增加，不符合政府是“守夜人”的经济学理念。

1.4.4 委派会计人员业绩考核和考评问题

委派会计人员是由委派单位提供证明，写出鉴定，还是由会计局直接考核；考核和考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考核和考评成绩优秀或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如何奖惩等问题，很难确定科学的方法与措施。

1.5 会计委派制忽略了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会计监控服务体系。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拿薪水的“经济警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会计报表质量，加强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财政部制定了《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企业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3]

1.6 会计委派制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实现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决定取消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这种直接监督形式。正如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指出“取消大检查，不是取消或弱化财政监督，而是调整财政监督的方式，更好地履行财政监督职能。”[4]有些人认为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就应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是错误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已经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颁布会计准则；通过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支持与约束；对会计案件的审判等手段来完成。）

1.7 “会计委派制”存在的其它问题

1） 割裂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的内在关系：会计的核算与控制职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核算，控制就失去了依据；反之，没有控制，核算就没有真实性。

2） 为加强会计监督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那么，为加强统计监督是否需要对统计人员进行委派呢？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是否需要对厂长、经理们进行委派呢？

3） 会计委派制缺乏法律依据，与《公司法》等法律矛盾。

4） 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其他国家政府没有介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人员的聘用、职务待遇、升迁等由企业自行确定。[5]

诚如刘玉延副司长指出的那样，“会计人员委派制”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它的提出和实践是受一定环境因素制约，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认为它是灵丹妙药，适合于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会计人员委派制”仅适合于行政事业单位、中小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单位和企业集团对下属企业，不适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值得指出的是：向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根据《公司法》等相应法律法规应属于投资者委派监事，属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事会范畴，不应属于委派会计人员范畴，有不少同志将两者混为一谈。[6]有关委派财务总监的问题将在审计运行机制中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会计委派制是高风险的改革方案，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不应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目标，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会计法》的立法宗旨，建立有

2.1 宏观措施国务院财政部门与其它部门运用立法手段，通过颁布实施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认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等，政府部门与会计职业团体相结合的宏观会计运行机制。《会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明确了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是以间接管理为主的“立法主导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职责是：

1） 负责制订、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系统的协调运行创造条件。《会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按统一会计制度进行企业会计核算，相对比较容易，简单，主要适用于非上市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按会计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对某个会计要素或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等进行阐述，主要适用于会计事项复杂，经营规模较大，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似应考虑上市公司采用会计准则形式，中小企业采用会计制度形式；”[7]

2） 积极与立法部门合作，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为此必须加快会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国务院财政部门应为会计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公司法》、《证券交易法》、《商法》、《会计法实施细则》等）涉及会计内容的制订和修改提出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披露加以制约和规范，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宏观指导，依法惩处违法行为，为会计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3） 负责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性研究，预测我国会计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及时、合理地制订、完善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尽快解决我国会计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问题；

4） 负责国际会计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好我国会计的本国化与国际化，为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会计行业参与世界分工与合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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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委派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会计人员是信息的直接生成者,因此,成为“猫和鼠”游戏双方争夺的焦点对象。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游戏的制定者———国家(猫)凭借特权直接控制会计人员,并授予他们许多耀眼的桂冠和美丽的花环。游戏参与者———企业(鼠)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下,虽然解决了信息真实问题,但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懒惰、浪费、效率低下等社会垢弊也难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游戏的制定者根据有效制度,制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对任何参与者均平等有效,不存在歧视和不公。游戏参与者在游戏规则范围内可以自由发挥。即政府仅限于确认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并不争夺会计人员直接管理权。会计人员的待遇、职业道德等属于微观组织运行机制的内容,由企业自行确认。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正处于“转轨变型”特殊时期,“猫和鼠”游戏中,“猫”是只小猫,“鼠”却成精。在鼠精们的操纵下,导致了当前我国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并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会计人员难辞其咎,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亦是必然。目前关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观点是“会计委派制论”和“回归企业论”。本文以管理学原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为背景,在对会计委派制理性评价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1会计委派制述评

会计委派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一般是指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经贸委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主管、财会机制负责人和一般会计人员,经考核录用后,派到需要进行监控的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这一制度时下正在不少地区积极试行,如湖北、四川、江苏、重庆等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长远战略来看,“会计委派制”不是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因为它存在以下缺陷:

1.1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现代企业依靠独立的法人财产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现代企业不服从行政权威,而服从于市场权威,使现代企业对行政命令产生了“抗逆机制”,以维护单位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现代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客观、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因此,不能将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要,服务于企业管理,企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职能机构———企业会计与会计机构独立出去。会计委派制割裂了会计与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水火不相容,是会计委派制最根本的缺陷。

1.2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关系,将会计人员置于“两难”的尴尬的境地

衡量一种企业制度是否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看这种企业制度是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现代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不能接受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命令来源。因此,会计委派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家与企业的双重领导机制能够协调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源。会计委派制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外倾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动力结构基本内倾化。权力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脱节,导致了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目标、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当国家与企业存在矛盾时,委派的会计人员怎么办?倾向国家就可能被“炒鱿鱼”或“穿小鞋”,偏向企业又与会计委派制的初衷相悖,会计人员必将处于两难境地。

1.3会计委派制与《会计法》立法宗旨相悖,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

提出会计委派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监督乏力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根据《会计法》,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主要是衡量和评价企业内部其它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会计本身,而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的认识程度、利用程度和信任程度,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合理化建议的采用率。根据《会计法》,我国会计监督体系是由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四部分组成。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对违法会计案件的判决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会计行为依法进行。如对“琼民源”聘用的会计班文绍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判定。[2]行政监督主要是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服务和支持等方式约束规范会计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监督上。社会监督主要是会计职业人员和自律性组织通过业务活动来矫正会计行为,从而起到维护会计秩序的作用。社会监督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要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工作在单位“管理层”的授权下,对单位的财务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对授权“管理层”负责。《会计法》突出了内部控制的要求,体现了单位负责人对法律负责、单位其他人员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的立法基本精神。形成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不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监督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职责,这是一种“错位监督”,这种“错位监督”是使会计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的根源。为强化会计监督力度进行会计委派是对《会计法》会计监督体系的误解,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定国安邦的长久战略之策。

1.4会计委派制实际操作问题

1.4.1企业会计人员的身份问题

会计委派制意味着会计机构中的负责人、主管会计和会计人员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政府或者其职能部门的委派人员。企业财会人员就由企业的“内当家”变成了企业的“外管家”,其工作范畴属企业财务,身份却变成了准国家干部或委派的监督人员。实际工作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诸如董事、监事、经理)必然对委派人员怀有戒备之心,要么违背委派初衷,与企业管理人员“同流合污”,要么被架空,认认真真做假账。

1.4.2委派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

企业经济效益有好坏之分,则其所属的会计人员待遇也应有差异。如果委派人员按原标准执行,则工作相同,待遇不同,不合理;如果按折衷标准进行,则原经济效益好的会计人员不愿接受委派;若委派人员的开支纳入国家预算,统一收取,势必倒退回到以财政代替财务的尴尬境地。若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均贫富”,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则委派会计人员势必吃“大锅饭”,无法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分配原则。

1.4.3机构设置庞大的问题

会计委派制后,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管理变为直接管理,会计人员的考核、提拔、培训、交流、资格认证等都需要有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负责,原财政部门下属的会计管理机构设置必然增加,不符合政府是“守夜人”的经济学理念。

1.4.4委派会计人员业绩考核和考评问题

委派会计人员是由委派单位提供证明,写出鉴定,还是由会计局直接考核;考核和考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考核和考评成绩优秀或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如何奖惩等问题,很难确定科学的方法与措施。

1.5会计委派制忽略了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会计监控服务体系。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拿薪水的“经济警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会计报表质量,加强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财政部制定了《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企业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3]

1.6会计委派制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实现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决定取消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这种直接监督形式。正如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指出“取消大检查,不是取消或弱化财政监督,而是调整财政监督的方式,更好地履行财政监督职能。”[4]有些人认为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就应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是错误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已经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颁布会计准则;通过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支持与约束;对会计案件的审判等手段来完成。)

1.7“会计委派制”存在的其它问题

1)割裂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的内在关系:会计的核算与控制职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核算,控制就失去了依据;反之,没有控制,核算就没有真实性。

2)为加强会计监督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那么,为加强统计监督是否需要对统计人员进行委派呢?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是否需要对厂长、经理们进行委派呢?

3)会计委派制缺乏法律依据,与《公司法》等法律矛盾。

4)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其他国家政府没有介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人员的聘用、职务、待遇、升迁等由企业自行确定。[5]

诚如刘玉延副司长指出的那样,“会计人员委派制”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它的提出和实践是受一定环境因素制约,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认为它是灵丹妙药,适合于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会计人员委派制”仅适合于行政事业单位、中小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单位和企业集团对下属企业,不适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值得指出的是:向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根据《公司法》等相应法律法规应属于投资者委派监事,属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事会范畴,不应属于委派会计人员范畴,有不少同志将两者混为一谈。[6]有关委派财务总监的问题将在审计运行机制中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会计委派制是高风险的改革方案,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不应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目标,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会计法》的立法宗旨,建立有中国特色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2“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新模式

“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宏观措施国务院财政部门与其它部门运用立法手段,通过颁布实施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认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等,政府部门与会计职业团体相结合的宏观会计运行机制。《

会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明确了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是以间接管理为主的“立法主导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职责是:

1)负责制订、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系统的协调运行创造条件。《会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按统一会计制度进行企业会计核算,相对比较容易,简单,主要适用于非上市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按会计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对某个会计要素或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等进行阐述,主要适用于会计事项复杂,经营规模较大,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似应考虑上市公司采用会计准则形式,中小企业采用会计制度形式;”[7]

2)积极与立法部门合作,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为此必须加快会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国务院财政部门应为会计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公司法》、《证券交易法》、《商法》、《会计法实施细则》等)涉及会计内容的制订和修改提出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披露加以制约和规范,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宏观指导,依法惩处违法行为,为会计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3)负责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性研究,预测我国会计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及时、合理地制订、完善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尽快解决我国会计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问题;

4)负责国际会计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好我国会计的本国化与国际化,为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会计行业参与世界分工与合作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客观上要求建立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接受客户委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行查帐、审计和咨询服务业务;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会计法》第三十三条);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会计法》第二十七条)。3种监督管理体系相互结合,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同时,建立司法监督体系,加大对会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推动会计工作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作用。国务院及地方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不可能过细、过多,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积极作用。我国会计职业团体(如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应是非营利组织,其主要作用是负责会计管理日常工作。诸如组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和评定工作;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组织实施会计专业继续教育;制订颁布实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对违反职业道德标准的会员进行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协调会计行业、会员之间的矛盾等。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团体相比,我国的会计职业团体数量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应大力发展诸如高级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等民间会计职业团体。

2.2微观上: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是企业管理人员和职能部门

会计人员须取得相应会计资格认证后,由企业根据客观需要聘请。“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8]被聘请的会计人员依法为单位服务,向单位相应经理层负责。被聘请会计人员的工资关系、人事关系以及组织关系等属单位权限范畴。会计人员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体系的约束下,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有权根据单位相关利益者的偏好,进行资金、财产、成本、费用和利润等的会计核算,有权根据单位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编制各种会计报表。单位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应作为单位纳税、贷款等的依据。会计责任应分为两类:有意过失责任和无意过失责任。前者指会计人员及单位负责人由于获利动机驱使,有意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的会计责任。根据《会计法》,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后者是指由于会计人员个人原因(如会计业务不熟、自身贪污受贿等)形成的会计责任,此类责任会计人员为第一责任主体。若分不清责任主体,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

“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框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基于如下考虑:

体现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政府对全国会计事务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单位会计工作为单位经营管理服务,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

2)理顺企业会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有利于财政部门集中精力,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运用财政杠杆和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有利于企业会计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更好的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3)与国际惯例协调。大多数国家对会计事务的管理,也采用“立法主导型”管理模式;

4)有利于“抓大放小”;[9]

5)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运行机制相比,其改革成本、风险都较小,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方向一致,是现实和理性的必然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此运行模式将游戏规则制定权赋予宏观会计运行机制,而将具体从事会计工作,从属于企业的会计人员的管理权限赋予微观会计运行机制,使企业会计人员回归企业,使会计机构和财务机构等一样,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体现企业行为,维护企业利益,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1]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会计准则问题专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收入[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制度[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4

[4](美)罗伯特C·希金斯,沈艺峰等译财务管理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0

[5]MBA必修核心课程编译组理财:资金筹措与适用[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6]梁汉星资本委托管理制度〔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7]郭复初财务专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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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轨与并行:历史过程中的无奈与权益之计

外商投资企业法作为特别企业形式的立法，它本来应是在公司法颁布之后进行，应该在公司和有限公司等基本概念和法律制度完全统一和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然而，中国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决定了企业立法不可能按一般的立法模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相反，它是完全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而亦步亦趋地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1979年，中国经济立法才刚刚起步，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企业立法，甚至连《民法通则》都还没有的时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颁布了。接着到80年代中期，即1986年又颁布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而作为这三个外商投资企业法基础和前提的《公司法》，几经周折，到1993年才颁布。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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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 民事

    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向前发展，现代司法理念在人们思想中的深入，我国司法界一直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司法体制改革，近几年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无疑是这场变革的突破口，是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不符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状况的弊端。正确对待出现的问题，去糟存精，正确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审判方式的现代司法理念，制定一套即符合改革发展方向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审判方式，才是我们正确对待改革的态度。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明确今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树立民事审判方式的现代司法理念，审判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法院和法官中立、被动的现代司法理念得到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赋予了双重的身份，既是裁判员，又是侦察员。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十分积极，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证据材料的收集等权能全由法院承担。在这种形势下，法官很容易成为当事人的代言人。以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原则，进行了重大变革。

    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法院内部一般实行了立、审、执分离的审判流程制度，使立案、审理、执行相分离，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分别由不同的庭室、不同的人员办理，审判法官不再主动收案，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由审判业务庭直接收案，案件受理、审判、执行都由同一个庭室、同一人员办理，帮助当事人理顺证据、调查取证，甚至具有侦察性质的法院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的弊端。控辩式审判方式的改革，削弱了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强化了当事人的责任，诉讼主张的提出、理由及证据的搜集都由当事人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以来，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进一步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规定了当事人举证的期限以及不能举证和不能按期举证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了当事人的职责。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使人民法院实现了保持中立的角色转换，把原本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阐明案件事实、提供证据材料等权能还给了当事人，法院只是居中裁判，行使诉讼指挥权。这不仅纠正了法院和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主观倾向，而且将法官从对案件的侦察中解放出来，专心致力于法律事实的审查和法律的适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的体现，也相对提高了法院和法官的威望。

    2、牢固树立现代的程序理念，保障程序稳定方面得到加强，公正得到更好的实现。对法律程序的重视，在西方法律界是十分普遍的，而在我国过去则十分淡薄。"重实体轻程序"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些年也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关注。

    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解释和规定，有效地完善了程序机制。立、审、执分离审判流程体制的实施，使各庭室之间形成互相监督机制，使得案件受理、审判、执行透明化，每一个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审理完毕，使所有案件都能在法定的审限内审结，杜绝了原来那种因为同一庭甚至同一人受理、审判、执行，而导致无法监督，致使形成抽屉案，甚至案件出现对原告不利局面时，自行撤消案件的混乱、违法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进一步稳定了审判程序，规定了证据在什么时间举、反诉和变更诉讼请求在什么时间提等等，将举证范围、举证时限、证据认定问题予以详尽的规定，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却又无法可依的问题明确出来，这在我国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法律文书的改革创新充分体现了案件审理的整

个过程，以及法袍、法槌的使用，审判场所的正规化，都使得审判程序更加稳定，法院审判活动的威严得到提高，使公正得到更好的实现。

    3、民事审判方式现代司法理念的实现，使审判效率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审限制度的落实，加强了监督机制，使得超审限办案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积案大量减少，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及举证期限等证据规则程序的运用，有效地纠正了民事审判中当事人延期举证、证据形式不规范等现象，不但使审判程序简化而且更加规范。控辩式审判方式的改革，当事人责任的加强，将法官从大量繁杂的调查取证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得法官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法律的适用，将案件的实体审理作为法官的主要职责，当庭宣判成为现实，这不仅提高了审判效率，而且有效地保障了审判质量。

    二、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对现代司法理念应该正确定位

    1、脱离实际，与国情的结合不够，现代司法理念应该与国情相结合。每一种诉讼模式建立和发展的背后，都存在制约它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民事诉讼，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实际上就是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蕴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因而必然与社会基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一定会影响其功效并最终无法生存。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文化背景与发达的西方英美法系国家相差甚远，就拿美国来说，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几十倍，美国的法律发展了100多年，平均320人就有一名律师，而中国10000多人才有一名律师。在中国5000 年发展史中，有2000多年受儒家思想的控制，中西方国家的国情差异之大，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而现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不注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造吸收，致使审判实践中较难操作，有违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我国原有的职权主义模式——纠问式审判方式具有其弊端是不争的事实：在追求客观真实的理想诉讼模式下，法院的权利和当事人的权利关系失衡。法院在诉讼中为了查清案情，不受当事人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的限制，可以任意的调查取证，甚至对当事人双方均未主张的事实迳行判决，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在诉讼程序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使民事诉讼程序核心的辩论程序形同虚设，最终导致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所以，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是非改不可的。但是，我们在选择当事人主义模式——控辩式审判方式为转型目标时要谨慎。在我国轰轰烈烈地向当事人主义模式改革的同时，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却在努力加强法院的职权，近年来的英美法系中 ，无论是被称为"彻底的当事人主义" 的法国民事诉讼法、还是被称为"现代当事人主义典范"的美国民事诉讼法，都明显加强了法院的职权，同时，大陆法系中一直作为"职权主义"代表的德、日等国也在加强法院对诉讼的干预。因此，两大法系都在通过改革来加强法院职权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却往传统意义上的当事人主义的老路上走，这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不符合我国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意识不强的社会背景，而且很容易导致程序复杂、费用增加的后果。

    例如当事人主义为主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的改革，由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法官当庭认证，当庭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在举证责任期限内举证否则不予组织质证等等，而中国90%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而基层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素质是怎么样的？我想大家都是清楚的，他们无法负担相对昂贵的律师费，很多案件标的额只有几千、几百，也不可能去请律师，美国标的额只有几千、几百的案件有几个？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实际上我国的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大部分人对法律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举证，需要证明什么问题，也不会举证，而且受 5000年传统文化的影响爱认死理，这样会导致很多实体上胜诉的案件因程序问题而败诉，而中国的老百姓不理解，从而导致群众对法院、法官一肚子意见，引发上访、上告甚至引发社会问题。我们就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虽然手里握着法院送达的举证须知，却仍然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形式提供符合条件的证据材料，而经济水平的限制，又不允许人们去请律师，这样往往使得原本非常明了的案件，却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仍然"铁面无私"的坚守着自己被动的地位，显然是违背了我们审判方式改革的初衷。

    由于以上我们所阐明的种种原因，导致我国目前民事审判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

出的问题是，庭审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往往成为法官指导当事人如何举证和当事人互相交换证据的过程。而对于证据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以及案件的最终裁判，这些工作全要由法官放到庭后去作。这样，庭审就只是作为一个程序而存在，大大降低了庭审的效用。另外，英美法系国家审判机制的运作，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各项制度配套的条件下进行的 .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国，各部门特别是一些职能部门，官僚习气严重，当事人仅靠自己根本无法取得相关证据。在这种社会遗留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形势下一味的谈审判方式改革，一味的强调当事人主义，必定是困难重重。

    2、对调解、法院控制诉讼、案件调查等传统优秀经验的保留和改造不够，现代司法理念与传统优秀经验是不相冲突的、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学习借鉴当事人主义国家的经验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在适用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国家，还有许多其他制度相互配合，例如英国的庭前程序包括案情声明、证据开示、和解、付款、缺席判决、简易程序、审前救济等等。案情声明中包括"进一步信息"既法官可根据案情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信息，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官责令对方提供进一步信息，"进一步信息"包括法官认为缺少什么证据而责令当事人提供，可以理解为指导当事人举证。通过这一整套庭前程序，能够穷尽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而我国控辩式诉讼制度的改革只是片面地使用了这种诉讼模式，刻意的追求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变革，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误区，忽略了英美诉讼模式多年来得以生存并发展的配套设施，而没有认识到我国传统的诉讼模式存在的一些值得保留和发扬的东西，使得很多当事人有证举不出，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效果。

    就拿调解制度来说，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根据合法、自愿原则进行调解"的历程。传统的调解制度在我国，以极具特色的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式存在，在实践中为化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调解型"的审判方式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使得法学界一度有人对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产生怀疑，在司法界也因为强调注重程序而越来越忽视了调解制度，仅将其作为庭审的一个环节来开展，也就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是否进入调解程序。这不仅不符合民商事案件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极大地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这无疑是我们在强调程序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我们这种过于机械的做法也使得一些原本很容易解决的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在80年代初，美国曾经专门派人来我国学习调解制度，现在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十分重视调解的运用。而在我国，调解制度作为我们诉讼法中的一项优良传统，却在改革的过程中走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实践中我们的很多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庭前调解制度已经作为一种先进的经验得以推广。

    我国使用多年的调解制度可以达到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以及繁简分流的效果，调查取证制度可以象"提供进一步信息"制度一样使案情明朗化，虽然这些优秀传统制度也有其弊端，但是只要我们注意辨证的吸收，仍然可以使它们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发挥积极的功效。

    3、盲目冒进，走入只谈改革，而不注重司法稳定性与成效的误区，现代司法理念应该具有现实性。由于我国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法制建设事业可以说是任重道远，所以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时期。为了寻找到一种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审判模式，我们必须要在实践中反复尝试，不断的摸索。伴随着理论界对许多前沿问题的探索和对现有制度的研究，立法方面各种解释和规则相继出台，而各级法院则根据立法的精神和当地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常性的改变诉讼程序和制度。应当说我们的初衷是积极而美好的，边尝试边改革，听起来似乎无可非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有的制度刚刚推行甚至没有来得及推行就被废改了，在老百姓看来"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使本来就法制观念比较淡、素质相对较低的我国当事人更加无所适从，这不仅损害了司法程序的稳定性，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神圣、威严的形象。

    由于刻意强调改革，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法院就是"为改革而改革 "，错误的领会了国家和上级法院提倡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没有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只是盲目的推经验、要新意。这种在不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匆忙推出的所谓"经验"，通常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并不能触动实质上的东西，难及问题之体肤，往往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

考验，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就必然面临着废止或者新的改革，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改变一项失败的制度所花费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建立一项原本并不存在的制度。

    4、对现有审判程序落实不够、缺乏监督体制的制约，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司法理念。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而且他猛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位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真理。"权力如果不受到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腐败。随着法官独立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我们的审判程序的规定相继出台并予以实施。这些制度的本身是可行的，但是因为缺乏配套的监督机制或制约措施，使法官的随意性太大，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如庭前固定证据、固定诉讼请求、固定当事人的三固定制度，我认为如果该制度结合庭前听证并在听证过程中指导当事人举证，将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但是当事人是否在举证责任期限内向法院提供了证据或申请变更了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并不知晓，完全在于法官的操纵，致使法官可以随意审理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并可以无限制的多次开庭，使该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又如二审中对当事人在一审存在而没有提交的新证据应该不予审理，但是审判实践中却存在随意性太大的弊端，是否审理完全在二审法官的态度而没有监督措施。

    三、改革的方向和设想-民事审判方式的现代司法理念之我见

    由以上的阐述不难看出，我们的改革中确实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有的甚至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许多现代司法理念得不到很好的实现，但这并不是说改的不对，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的、方向和制度的本身是好的，关键是如何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现代司法理念。我认为我们今后的改革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纠问式和控辩式庭审制度相结合，制定一套既能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审判体制和庭审程序。现在基层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应该向控辩式审判方式结合法院指导当事人举证以及能控制法官随意性的方向发展，从而完善现有的审判方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交错，是当今世界各先进国家在民事诉讼模式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和共同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成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如何保留我国纠问式审判方式中的优秀审判制度，同时吸取国外控辩式审判制度中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在采用先进制度的同时，如何解决基层当事人不会举证导致举证不能、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及庭前解决简易纠纷、如何制约法官权力的滥用，从而提高审判效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才是我们最应该下功夫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有如下设想：

    （1）庭前听证法定化，并增加指导当事人举证程序。这种程序有点类似于英国的要求当事人"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规定案件必须进行庭前听证，在听证结束阶段，总结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情况，然后指导当事人举证，向当事人说明还应该提交哪方面的证据、还须证明什么问题以及当事人认为还应提交的相关证据，使当事人现有的证据穷尽，这样做可以使案件基本事实和证据以及当事人诉辩主张明朗化，给开庭审理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避免了二审成为实际上的一审的延续的现象。庭前听证也是进行调解工作的良好时机，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迳行调解，使简易案件不再进入审理程序。这种做法，解决了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国民素质偏低引起的举证不能问题，保证了在公正的前提下来提高效率的问题。

    （2）二次开庭事由法定化。经过庭前听证，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证据已经明朗，完全可以经过一次庭审查明案件事实和解决适用法律问题。如何杜绝法官随意开庭、无次数限制开庭的问题，克服庭审成为罗列证据的机械化过程，就是要求一次庭审结案。同时作出二次开庭事由法定化的规定，即出现不可抗力、发现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有新发现的证据等事由，才能进行二次开庭，除这些事由外的其他事项均不得成为法官任意安排二次开庭的理由。这样规定不但能够制约案件审理中的等、拖、靠现象，制约无限制开庭的随意性，提高审判效率和当庭宣判率，还可以优化法官队伍，淘汰不能适应现代审判要求、素质较低的法官。

    （3）落实法官助理制度（或叫准备法官），让法官从繁杂、琐碎的事物中脱离出来，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这一点北京的某些法院已经落实，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负责送达、调查取证、庭前听证、相关环节的调解工作、卷宗整理以及法官交办的其

他事项。法官专心根据证据和庭审情况考虑法律适用问题，审判效率和质量肯定会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可以减少审判法官的数量，优化法官队伍，让业务水平不高的法官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这样做同时避免了法官进行庭前听证容易引起先入为主的弊端。当前有些比较先进的地区在考虑庭长这一职位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的问题，事实上结合法官助理制度，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实行1+2+2制度，即一名审判长既主审法官加两名法官助理加两名书记员，两名法官助理和两名书记员分工协作，完成法官助理应完成的工作，审判长专门负责案件的庭审和裁判，可以与两名助理法官组成合议庭，他们的工作取代了原来一个审判庭的工作，而去掉了庭长这一称呼。

    2、破除庭审三大块，弱化职权主义，将法庭辩论贯穿庭审的始终，调解贯穿于整个审判程序中。

    （1）我国民诉法对于辩论的规定过于简单，没有充实的内容。在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往往对法院判决不产生任何作用，即使在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也不产生拘束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可以任意发挥，让自己在法庭调查阶段不能随便讲的话可以有机会宣泄，这实际上是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场所和机会，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证据的认定作用甚微。我们目前这种调查与辩论完全分离的模式，使得法庭辩论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当事人的诉权得不到维护，特别是在基层显得尤为突出，这可能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也有一定关系。如何更好的发挥辩论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将辩论贯穿于整个庭审过程中，双方可以针对与案件有关的问题，遵循着庭审的程序，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辩论。通过辩论，来达到进一步查明事实的目的。在举证、质证阶段，可以就某一证据展开辩论，也可就某一组证据展开辩论，使当事人的意见能在恰当的时机及时的反映出来，法庭辩论阶段再结合案件整体进行辩论，让当事人能自由发挥，及时的穷尽其意见，法官主持好庭审秩序，禁止当事人发表与本案无关以及重复的发言等。

    （2）调解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传统优秀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结合新的审判方式去使用它，而不是弱化它。我国民事诉讼法专门用一章对它做了规定，而我们现在出台的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却很少提及，没有给它一个应有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把他贯穿于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是我国基层的大部分案件事实都很清楚、争议不大，能够及时的调解将大幅度提高审判效率，审判实践中很多法院也是这样做的，在送达时、庭前听证中、庭审过程中、庭审结束后都可以做调解工作。结合庭前听证制度，可以规定法官助理在进行庭前听证时必须进行调解工作，将简易案件消灭在庭审前。

    3、裁判文书的创新。裁判文书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体现，是法院审判活动的载体，裁判文书改革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延续，近两年改革力度较大。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怎样、法院审判活动公正与否，最终都要通过裁判文书表现出来。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应当如实记载和客观反映审判程序方面的内容，是对案件审理全过程的再现。周道鸾教授就曾经将裁判文书制定的原则归纳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说理原则、针对性原则".针对我国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内容过于简单、推理部分解释不清的现象，我们对裁判文书进行了改革，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力求内容详细、推理严谨，特别是在证据的认定方面下了一番功夫。过去的裁判文书透明度不高，对案情陈述不详尽，判决说理及法理的分析不够，并且法官对某些问题的陈述和认定可以摸棱两可、打擦边球，例如对合同效力不作认定而只对付款和赔偿问题进行判决，如果判决数额正确，你如何评判他的对与错？近两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注重了体现整个庭审过程，增加了案件审理的通明度，增加了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加强了判决说理，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模式，但是出现了大量堆砌罗列证据、冗长不条理、缺乏逻辑分析、简繁不分、样式繁多的现象。

    笔者认为在裁判文书改革上，应该注重对双方争议焦点的主要证据加强分析认定，进一步加强判决说理，除对法律如何适用外，加强对法理的说明，加强对当事人权利的阐释，固定简繁分离的两种书写模式。另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证据的分析认定等法定化既规定判决中必须对这些事项作出认定。

    （1）进一步加强判决说理。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在实践中，经常会因为判决说理部分只有"理由不当"或者"证据不足"这几个字，根本无法说服当事人，从而导致当事人拿着

判决书到处反映、申诉。能够透彻的讲明道理，是对一份裁判文书最起码的要求。裁判文书的作用不在于罗列大量的事实，而必须是事实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了解为什么要这样推导以及推导的过程是当事人的权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有很大进步，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后的判决说理中应该注意对法理的运用和说明。

    （2）注重对争议较大的主要证据分析认定，固定简繁分离的两种书写模式。机械的对每一个证据分析认定，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当事人提交的有些证据与案件关系不大，没有必要逐一进行分析认定，这样做反而使判决书内容庞杂、晦涩难懂。另外，建议在对判决文书样式进行改革时，建立简繁分离的两种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