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对社会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在这部文献中正式的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今后每年的12月4日为我国的宪法日。从10月23日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到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宪法日的确定，虽然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可谓之时间短，但是这项决定的谋划与成为现实绝对是党和国家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和国家通过对历史的考究，经过多年的思索，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强化法治中国的有力之举，对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确认了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唯有强化国家和国民的宪法意识，才能形成国家和国民依法治国的理念。而宪法日的确定即以“宪法时刻”亮起人们计算盘点一年时光的新节点，如同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民面前和心中高扬起宪法的旗帜，让依宪立法、依法治国的观念植根于党、国家和民众的心中，落实于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的宏伟时间中去。概括起来，可将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宪法日予以确定的重大意义梳理为如下三点：

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确立宪法的尊严。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都始终踏步在人治的氛围之中。尤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通统治的漫长时期，儒家思想占有支配地位，孔子“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治国理念被尊奉，人治成为政治取向的必然。

人治即以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语是在说明对于任何事物说来有规则的重要性，若以这样通俗的表述来认识人治，那么，人治的规则就是由具有决策和施政权力的个人来治理国家，具体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具有决策和施政权利的个人在国家的最高层面是皇帝，在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吏，皇帝以一人之智慧来管理天下，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吏在自己以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说一不二。国家成为君主的国家，地方成为官吏的地方，人民成为任由人治主宰的草民。

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来理政，为了贯彻落实好执政理念，在建国后不久的1954年即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并认真总结和汲取先发时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在1975年、1978年、1982年四度修缮和颁布了新宪法。但是亦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观念已经决裂于封建社会的治国理政观念，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对治国理政的方略进行了解放思想的改革性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宪法不断地实现这于是拘谨的调适，但在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实践上也没能真正地摆脱人治的束缚。

在人治观念做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国家宪法的尊严不在，国家的发展会随着领导人的意愿而变化，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也会受其左右。比如，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十年动乱，不仅使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也使我们的党内生活处在极不健康的发展阶段，国家秩序混乱不堪，宪法的威信遭受质疑和破坏，这就影响了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更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中的形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的总章程，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就是有宪法予以确定的，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是在中国开展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根本特征。要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换言之，党的领导必须紧紧依靠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依法治国理念的实施绝对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总结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党和国家认识到了国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从党的领导到国家的各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民众的宪法意识还不够明确，继而影响到依法治国国策的正确实施，影响到了国家的法治质量。

宪法日的确立，就是高悬起宪法这面镜子，将党的意志上升为了国家的意志，将党的领导内化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了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确保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在性质上、方向上、任务上、机制上等方面的根本一致，而且更是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更加凸显了宪法在国家建设上的重要地位，以形式上的保障彰显宪法的神圣，警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以宪法为根本统帅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

二、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推动全社会和全民族的宪法意识。促进法治观念的形成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构建，需要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参与。实现这样的良好局面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地融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通过确实达成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护卫调价和结果的关系，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法治意愿达到高度的契合。从现实意义来说，国家宪法日的设立，进一步强化了宪法的神圣性，将宪法是国家大法的意义融入宪法日的纪念和宣传活动中，并使得这样的纪念和宣传活动规范化、持久化，有助于积极引导和促进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的崇尚者、积极的宣传者和坚定的捍卫者。

在我国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推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就需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否则，将难能团结全国的广大民众，难能解决和处理必定会面临的利益冲突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难能形成更为适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局面，难能形成和谐进步的社会氛围。为此，应当推动全社会全民族的宪法意识，进行广泛深入的宪法教育。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使广大人民群众每年都会普遍受到一次普及宪法知识的洗礼，使宪法精神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之中，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际效果；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积极营造全民学法和懂法的社会基础，把法律知识深深烙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海里；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倡导全社会全民族遵法守法的社会风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确实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强社会的诚信，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良好环境；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应用法律维权的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只用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使社会环境得到彻底的净化。

以宪法日的设立来标志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理念的坚定性，激励全国广大民众认识宪法，学习宪法，自觉地维护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母法地位，增强法律观念，奠定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羁绊和桎梏，推动我们的社会步入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奠定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我国的深化改革的步伐就会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步伐就会更加的坚实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会早日实现。

三、走向世界的激烈竞争迫使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向世界展示出法治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一些国家曾经怀疑过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能量，但是我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国家实力的迅猛增长、世界竞争实力的全面增强，掷地有声地告诉了全世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满活力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容置疑或诟病的。现如今，我们不仅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更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就是要响亮地、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树立法治国家的形象，让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断地强盛起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篇2

通过对、罗干、等中央领导和高检院、省政法委领导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批示和有关讲话的学习，本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原创：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检察院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强化司法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人民检察院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对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明确了五个理念的内涵

通过学习，使我明确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原创：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最高检提出的“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保证广大干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检察官，必须时刻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罗干等同志的讲话和郭检在动员会上的讲话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使我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树立了清廉从政的意识、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执法为民的意识、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责任意识，并以我院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荣辱观”教育活动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看自己的观念意识是否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上的行为、做法是否违背了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要求。

总之，通过学习，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端正了执法理念，规范了执法行为。

篇3

科学界定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最早形成于近代西方，是法律文化的近现代化阶段。对法治文化的内涵可谓见仁见智。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宪法至上，监督制约，保障人权，在民，依法行政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观点为基本构成要素，以依法办事为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至少应当包括四种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它是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的反映，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守法的意识，所有的人都会自觉地稳定地遵守法律；适用法律的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不仅会适用法律知识分析社会现象，而且在发生争端时会适用法律寻求保护；维护法律尊严的意识，维护法律只是守法的一 个方面，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是维护法律的又一个方面，但决不允许特权践踏法律的尊严是维护法律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法治文化是指融合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民主政治为前提。中国的法治文化是西方法治文化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的法治文化，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随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文化逐渐从法律法规、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教育等有形结构形态进入到与无形的法律意识形态协调统一，正在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人们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法治价值观，包括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律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

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是一个社会崇尚法治、服从法治、遵循法治，维护法治的文化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民主性、主导性、规范性、依附性、大众性等基本特征属性。

当今中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催生了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国的法治文化除具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属性之外，还具有鲜明中国特征。

（一）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社会主义属性应当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属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属性其次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的属性，还表现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历史传承属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割裂自己的历史而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历史、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等的影响，包括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中国国情现实作为研究立足点，自觉的思考中国法律文化，适用创新思维去构建中国法治文化。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治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西方的法治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较为成熟发达，因此对西方的法治文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应是既继承了中华法律体系的精华，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具有历史传承属性。

（三）与时俱进属性。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文化最早是，司法部作为普法概念提出来的，是侧重于面向大众。在普法意义上提出来的法治文化，内涵着重于对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和社会生活法治精神的弘扬。中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法治文化的认识，随着法治国家的进程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立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等，都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治理论，法治实践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的成果，表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属性。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选择以下路径。

（一）把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的总体规划中去主动推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事关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全局。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明确的今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现阶段是社会矛盾易发和多发的时期，当公私两类主体都不再法治轨道上进行时，社会管理就会失序，政府维稳和老百姓维权就会发生激烈冲突。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布置实施、督促检查，经费保障等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否则，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将失去主导。

（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要求。要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三）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先进理念，这些理念要为广大市民所认同、掌握，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传播和灌输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强化法治观念教育。要加强对法律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文化的宣传，重点必须放在法治理念的培养，将倡导法治文化和弘扬法治精神贯穿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始终，让法治观念深植在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官员的心中。其次优化宣传教育内容，把权利教育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心。权利教育有助于调动人们守法用法的积极性，有助于法治文化的形成。最后，拓展宣传教育载体。创新和拓展法治文化的载体，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不同的载体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法治氛围，使人们在法治氛围中接受法治文化熏陶。

（四）要注重培育法律信仰和公民意识。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信赖和认同感。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若不信仰，则形同虚设”。人们对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也是法治文化的精髓。公民意识，是指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关于自身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意识。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认识到自身享有各项权利，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平等意识，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有义务观念，不逃避和推却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个体拥有坚定的健全的公民意识，那么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在其中都无法立足，公正的法治秩序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大力加强法律信仰和公民意识的倡导和培养，必将大大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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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检察院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强化司法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人民检察院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对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明确了五个理念的内涵

通过学习，使我明确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最高检提出的“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保证广大干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检察官，必须时刻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罗干等同志的讲话和郭检在动员会上的讲话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使我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树立了清廉从政的意识、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执法为民的意识、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责任意识，并以我院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荣辱观”教育活动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看自己的观念意识是否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上的行为、做法是否违背了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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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 、理论分析

1、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 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 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　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陶信平. 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权威[J]. 《走向21世纪论丛》 2000.5.

[2] 丁永刚. 论邓小平的创新思维. 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9 .

[3] 黄 ?. 正确认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J]. 人文杂志, 2002.1.

[4] 曹爱琴. 与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J].思想研究, 2002.1.

篇6

一　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  此前，******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  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  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  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  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  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  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  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  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  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  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  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  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  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  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  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着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  of  law)这个概念  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  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  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  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  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  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  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  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  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  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  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  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  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  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  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  “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  、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  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遭到  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  以来，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  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  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  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  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  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  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  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  和政府的关系。”(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  ，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  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  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  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  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  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  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  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基本要素。

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  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  ，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  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  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  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  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  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  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  、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  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  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  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  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  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  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  。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  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  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  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  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  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  ，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  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  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  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  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  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  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  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  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  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  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  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  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  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  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  ，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性行为  。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  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  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  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  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  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  ，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三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  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  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  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  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  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制  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  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  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  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  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主权  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  ，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  ，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  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  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  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  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  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  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  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  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  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  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  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  ，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  政务活动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  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篇7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早期曾认为：“人就是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政治是作为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都是社会问题。”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形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只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掩盖的是各个不同阶级真正的斗争。

在此后的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与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马克思认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彻底社会性的阶级，不应该只是同资产阶级搞政治对立，而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策略，灵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

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变革辩证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马克思针对时代，从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视角，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原理。他们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的整体观，对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共同体权力、原初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所作的系统考察，为对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提出，阶级后社会中，政治就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式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并创造性的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政治有着广泛的内容。他在这里从政治依存的经济基础，论述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成为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为我们解读非阶级社会的新型政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在1958年1月明确提出了非阶级政治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革命上面。”政治应该是人民内部关系。斗争和革命仍然而且始终会存在，但是将会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先进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这些非阶级性的政治，当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政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中国大地，邓小平围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创造性的继承了政治理论成就，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就是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从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社会主义政治观高度发展。邓小平提出，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的形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政治路线。并用它来指导中国当今的改革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社会政治观弥补了阶级政治观的不足，正以蓬勃的生机指导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探索。

二、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反映了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的不同功能。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的敌对分子实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来进行。

(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国家权力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比普通群众更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重大政策。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因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立足点和归宿；民主要求法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法律主治；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体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合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逻辑要求的路向。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实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认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民主内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

三、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阶级政治观逐步发展到社会政治观，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演变成为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邓小平曾说：“中国最大的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正是基于此，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一切，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历史。因而，是否自觉树立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做到亲民、爱民、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他设想,人民完全民主代替了阶级的统治；“自由人的民主”完全代替了国家形式的民主；社会性质的权威代替了强制力的权威，实现政治回归社会。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全面社会化。以至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存在，并坚持在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实现人类大同的最高理想。

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绝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社会政治观即是,“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种指导思想，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观。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坚持这样一种政治信仰，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践“三个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选集》第3卷

3、《列宁选集》第4卷

4、《邓小平文选》

5、《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6、《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7、《广义的政治论》

篇8

一　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文明”这个范畴，当然不是个新的范畴，因为，在 此前，江泽民同志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运用 了这个范畴，并且做了界定，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以后的 文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要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就必 须正确理解“法治”的本质。

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法治，是 有特定的含义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各个时代的“法治”概念，人们赋予 它的含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法治”的理解和运用 也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和法治思想，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国家和统治者必 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 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 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 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说明，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法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而且也同时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 种政治制度中的体制状态，如果从统治方式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状态。由此看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制度、体制，因此“法治”是思 想与制度(包括体制)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运用“法治” 的概念，也可以在制度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运用“法治”的概念。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 所说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概念的内涵和现代法治思想，也 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rule of law)这个概念 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 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 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 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这部权威的法学辞典认 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 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 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P790)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本质上说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 这里所使用的“人治”这个概念，完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的：而“法治”则是在肯 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 其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看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当着法律与领导者的个人 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高于法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人治，就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把个人的主观意志 置于法律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实际上是由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 决定。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同时正确地反映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什 么呢?这就是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尽快消除封建主义人治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就是说，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建国以来， 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 “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高度集权的人治下，出现了政治上野蛮，无序 、混乱的社会状态，使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 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人治就构成了一种恶劣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人治之下，由于法制废弛，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社会正常权力结构被严重毁坏，在社会主义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人权遭到 践踏、正常权力结构体系遭到毁坏这样的状态下，还有什么政治文明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这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总结建国 以来，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之前，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他所作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对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十 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 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 之上的特权。”同时还强调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从会 议公报对问题论述的明确深刻性，从这些论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的确说可以是 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由人治走向 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邓小平在1986年9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一 次重要谈话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 和政府的关系。”[2](P177)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 ，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法治意识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大 意义的。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解决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 国家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是普 遍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国家化、行政化，实质是在实行人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 教训，后来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验，使我们党下定了决心，必须实行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六大报 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 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的这个概括中可 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基本要素。

二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

从人治转变为法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和国家在 治理方式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所以 ，法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标志，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而这个要求的实质内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根据对建国以来 的经验教训总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在理 论上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战略方针的思想内容。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 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社会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 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 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 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科学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 、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 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 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 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 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 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 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 。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 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 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历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 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 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 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 ，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 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 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 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 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 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 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 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 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 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 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 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 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 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 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 ，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性行为 。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 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 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 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 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 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腐败 ，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三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 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 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 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 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 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制 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 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 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 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 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主权 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 ，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 ，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 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 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 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 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 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 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 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 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 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 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 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 ，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 政务活动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 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篇9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特别是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标。就两者关系而言，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社会基础，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没有和谐社会就没有政治文明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也不会有和谐社会的存在。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突出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由不同部分和不同层面构成的统一体，要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首先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根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而且还必须促进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协调发展，加强不同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制约监督。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既有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所固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又有着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独特特征。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部分要件构成的。可以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和三个基本特征。

(一)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和精心筹划。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

其一，这是由政治文明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但大凡政治文明都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政治文明从来都不是自发地产生的，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都是由同时代的先进分子经过精心设计和人民群众反复实践所取得的进步成果。离开了先进分子的精心设计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政治文明景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筹划，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这是由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决定的。现代政治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离开了政党的活动，现代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是不可能运作起来的。在现代民主国家，正是通过政党的活动，才将不同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尽管中国不采取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也不搞西方国家的所谓“轮流坐庄”，但是，作为现代国家，也必须有多种政党存在，也需要实行政党政治。在当代中国，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优势。

其三，这是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决定的。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一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严明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来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的真理。”[1] (P1651)这就是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其四，要坚持党的领导，又必须改进党的领导。因为之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明确，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无论从制度形态抑或是价值形态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从制度形态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制度，否定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基本权利的排斥，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从而使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达到了更高层次；从价值形态上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和强权的政治理念，确立了社会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取向，从而使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完全可以说，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国家的权力和政治制度都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人们从事共同的社会生产活动、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人民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和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他们应当成为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然而，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人民群众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民主与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 (P168)党的“十六大”报告进而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明确地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奋斗目标而提出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上，它预设了两个基本前提：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和发展动力，没有民主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它给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必须真正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必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总之，无论从战略目标的角度来认识，还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角度来认识，都应把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目标也是手段，将人民当家作主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才称得上把握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谛。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从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也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应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进而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也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三)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略

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事物的源生性来说，文明社会是从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发展而来的，而法制则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与表现。正如董必武所说：“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3] (P451)在通常情况下，文明社会都是有规范和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恣意妄为的社会。而人类社会规范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就其范畴来说，道德规范属于精神文明，法律规范属于政治文明。从价值理性上看，法治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真正的法治不只是要有宪法和法律，也不只是依法办事。真正的法治是一种政治文明成果，是一种从传统中衍生出来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主、公正、自由的政治文明秩序。文明社会就是由法律来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或者说文明社会就是依法治国的社会。由此可知，法治自其产生以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依法治国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坚持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本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并没有找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途径。在建国后一段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们强调了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却忽视了对民主程序和民主保障机制的建设。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民主，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但其精髓总是表现为权利的保障、权力的制约和秩序的和谐。然而，这三个方面的实现，又都是以法治为前提的。没有法治，民主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和现状，邓小平提出了将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思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而制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可谓抓住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症结所在。之所以要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因为法律是民主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第一，法律规定了民主权利的范围，这就为人民管理国家指明了方向，使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第二，法律规定了权力行使的范围和原则，从而使权力的滥用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法律规定了实现民主的程序和方法，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第四，法律还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对违反民主原则的行为实行有效的制裁，保证了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总之，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保障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都离不开法制。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落到实处，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坚持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要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还必须有正确的建设路径和建设方略。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点来看，依法治国既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属性的一种规定，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路径和建设方略的一种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式。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否则，就可能发生歧变。这正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必须把法治视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标志，把依法治国视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之意，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就不仅是拓展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而且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了正确的实现路径。

(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地要求把这三个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三者中无论缺少哪一个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厦都会坍塌下来。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没有依法治国，则不可能有政治文明。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称得上是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

首先，坚持民主、法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结晶。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上，大凡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将民主和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内容的。在古希腊，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是把民主和法治作为雅典城邦政治文明来称颂的。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4] (P130)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是将民主和法治视为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然而，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又都不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大凡民主和法治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都会有一些先进分子或先进政党在引领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古希腊的民主和法治，是在梭伦、伯里克利等先进分子引领下建立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也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先进分子领导下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应该充分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应该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民主和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因此，将民主和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之意。然而，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不是也不可能是自发地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可以说，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就会成为泡影。

其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为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依法治国也不是不要党领导，脱离先进政党的领导，所谓依法治国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只有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才有法理依据，依法治国也才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执政党必须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权威，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总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优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只有处理好三者之间既统一又独立的辩证关系，才称得上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谛，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

其一，坚持“三者有机统一”，不能把三者割裂开来。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丢掉哪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搞好另外两个方面或一个方面。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就会迷失方向；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就会缺乏制度保障。

其二，坚持“三者有机统一”，不能把三者对立起来。这三个方面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三者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有机的统一，要力戒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或削弱另外两个方面或一个方面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其三，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三个方面不同的特点、规律和实现方式。这三个方面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各自有其特点、内容、要求和运作规律。只有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努力解决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建立健全可操作、可运行的制度和规则，才有可能实现有机统一。

其四，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必须妥善处理具体实践层面和操作环节上出现的不协调问题。第一，这三个方面不再是单独运行和发展，而应是相互调整、相互适应，形成兼容并存的具体方式；第二，不应简单地设想在有矛盾时一定要依从于某一方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量做到三方面的协调、默契；第三，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还是应当看实践的结果，主要看它是否符合“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基本要求。[5] [6]

毫无疑问，要真正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要素的和谐，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政治文明建设本来就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智慧性的工作，需要进行政治理论创新和政治制度创新，需要进行精心的政治理论构建和政治制度设计，否则，我们怎么会将政治文明建设称之为科学和艺术呢？

二、促进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的协调发展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政治文明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进步形态，它不是社会存在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协调有序的政治系统。马克思曾经说过：“政治情绪是国家的主观实体，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客观实体。”[7] (P254)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列宁则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8] (P128)孙中山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治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9] (P661)列宁和孙中山在这里所讲的政治则主要是指人类的政治行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政治文明，似乎政治文明的内涵都是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主要层面的。

(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文明是指进步的政治意识，是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成果和状态。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等不同层面。

我们之所以说政治本身内涵着文明，是因为政治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发生的。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虽然也是人类的创造，但都有其自然的发生过程。谋取食物、繁衍后代，这些是动物也都具有的本能，因而仅仅凭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还不能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而真正能够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政治生活，因为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人们有意识的产物，诸如，为什么要组成这样的共同体而不组成那样的共同体？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而不建立那样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为方式而不采取那样的行为方式？这些都有某种价值观念在支配着。因此，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道德等等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特有的创造，这些在动物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孟德斯鸠曾经特意将政体的性质与政体的原则加以区别，指出：“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10] (P19)。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与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不同的地方在于，民主政治要靠政治道德和政治原则来支撑。他说：“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并不是需要很多的道义。前者有法律的力量，后者有经常举着的君主的手臂，可以去管理或支持一切。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10] (P19-20)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情感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灵魂，是使政治制度得以运作和政治行为得以活动的精神力量。

政治意识在维护政治合法性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将这种作用概括为正反两个方面。其正面作用是能够自然地维护现在的政治制度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他说：“一个能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去考虑在他自己成员中进行宣传。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还会以非凡的潜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11] (P138)其反面作用是通过革命宣传而削弱现存的政治统治的基础。他说：“革命宣传至少有一个历时长久的优点，即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不满情绪，不论是怎样产生的，都会使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实际措施受到削弱。”[11] (P139)由此可见，政治意识在维护政治合法性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前所述，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而这种进步状态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状态，其次才表现为一种制度和一种行为。有了这种精神意识，人们才去建立制度和规范，并运用这些制度和规范去约束人们的政治行为。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没有不受政治意识指导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也没有不内涵政治意识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政治意识文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

政治制度文明也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过政治制度与社会进步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过渡的标志之一，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7] (P56)。这里说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指相对部落制度而言的新型政治制度。弗洛伊德也说过：“‘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界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12] (P11)这也就是说，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政治制度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所以人们在比较社会进步程度时，往往都是以政治制度的进步程度作为基本标尺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什么东西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呢？毫无疑问，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2] (P167)这就是说，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如同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就是完善的，它也有一个由不太完善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固然要进行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思想教育、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以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有效执行、民主监督等等，这些方面的建设的确十分重要；但是相对来说，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更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变时，政治制度的变迁是最根本的标志。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政治人物的活动威武雄壮，可歌可泣，指导政治发展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不断翻新，但真正作为历史变迁标志的却不是这些，而往往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因为只有当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后，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二，在新社会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对此，邓小平在论及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时作了十分深刻的总结。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P333)之所以说制度带有根本性，是因为制度相对于人而言，制度的良善比之于个人的良善更有意义；之所以说制度带有全面性，是因为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一旦形成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之所以说制度带有稳定性，是因为制度一旦形成，不会由于个人的变动而变动，只要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制度就具有不可变异性；之所以说制度带有长期性，是因为制度具有稳定性，不会因为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

政治制度不仅是社会政治进步发展的标志，而且还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政治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才能发挥作用。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形态，它的价值取向，即它要扶持什么和约束什么，是由政治意识决定的。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制度的建立，并通过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讲，政治制度是政治意识的承载者，没有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就会成为空洞的意识。但是，政治制度建立的直接目标并不是要承载政治意识，而是要规范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成为政治行为的约束者，而且它的作用也必须通过规范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来。在这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相互作用链：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规范政治行为——政治行为反映政治意识的要求并推动政治意识的发展。

(三)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

罗曼·罗兰说过，善良不是学问，而是行为。这是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善良，并不看他是不是有学问，而是看他的行为究竟是不是善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还不算是政治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才是真正的政治文明。因为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就无从表现出来。政治意识再好，如果不成为政治行为的指导，就会成为空洞的乌托邦；政治制度再完善，如果不成为政治行为的规范，就会成为束之高阁的条条或框框。因此，政治文明的一切建构最终都要通过政治行为体现出来，政治行为文明应成为政治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13] (《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一方面指出政治是正道和正义，是政治教化；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政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以身作则，被统治者才能起而仿效，促使政治走上文明的正义之道。他还认为，法令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次要的，关键的是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13] (《论语·颜渊》)。可见，孔子是比较重视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当然，在这两者中，孔子更重视政治教化，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点。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更加重视政治权术。韩非认为人类社会充满了“势不两立”的矛盾，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即君臣、君民)的矛盾是核心问题。因此，为了维持统治秩序，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除了严明法令外，还要擅长政治权术，有非常的政治行为。

在西方，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伦理政治学说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则是将政治权术视为政治的根本，明确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力，统治者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统治者的行为必须抛弃一切道德的面纱，要像狮子一样凶狠，又像狐狸一样狡猾，学会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将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的思想家。由于他这种将政治视为权力的学说，直观地反映了政治的表层特征，因而得到人们的浅层次的认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

不仅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的场合也将政治视为争取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7] (P269)，“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 (P272)。列宁在谈到阶级社会政治的属性时明确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4] (P308)毛泽东也说过：“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15] (P866)

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后，政治学的研究重点由过去侧重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法律的规范性研究，转到侧重政治运行过程和具体政治行为的实证性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比较注重的问题有：一是对政治主体行为的研究，即对政党、利益集团和精英人物的行为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动作过程的研究，如对决策的程序、方式和技巧，决策的执行、反馈和修正等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精英论、政治角色论、政治团体论、政治文化论、决策论、博弈论、政治沟通论、政治发展论等理论形式和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实证描述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政治分析模式。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将政治行为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有着忽视政治价值、缺乏宏观的理论构架等等缺陷，但它重视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和分析，则是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要求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在政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政治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政治参与……，在每一类政治行为中又有许多的具体行为。在如此之多的政治行为中，哪些行为称得上是文明的政治行为呢？或者说判断政治行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合理、合法、和平、理性、公平、公正、自主、自治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要求，但似乎又都不能涵盖政治行为文明的内涵。由于政治本身是“众人之事”，因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利益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程序和规范的形式，具体反映出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度。因此，“有序性”就成为政治行为文明之根本。在政治行为范围内，有序才有文明，无序则无文明，政治行为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加强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总之，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就三者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条文化，是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可以说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领域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既包括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提高，也包括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建立，还包括民主决策和依法办事的行为。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各项基层民主制度；在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方面，要规范各种权力主体的政治行为，丰富和发展各种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三、加强不同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制约监督

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建设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具体规定了全国和地方权力机关(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组织、职权和职责等，但中国不能采取西方国家所通行的“三权分立”的模式。邓小平在世时多次强调过这一点。1986年，他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16] (P195)1987年，他在与外宾谈话时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决议立即执行，不受牵扯。”[16] (P240)他还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6] (P213)这就是说，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权力体系模式，是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学说和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权力区分的设想，但并没有形成权力分立的思想体系。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讲到，在古希腊城邦中，“一切政体都要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要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这三个要素是：(1)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2)行政机能；(3)审判(司法)机能。[17] (P214-215)这里仅讲存在三种要素的组织和机构，并没有讲三种权力的分立。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主要是指17—18世纪英国的洛克特别是法国的孟德斯鸠所提出的分权论。然而，洛克讲的“三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而是立法权、执行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同时他还主张立法权优于行政权。[18] (P89-90)真正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要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0] (P154)他进而分析说，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论权，则一切便都要完了。因此，他提出要创立一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政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10] (P154-156)

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构建起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然而，即使在西方世界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法国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等就反对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是深刻揭露了其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阶级本质。1848年，恩格斯在批判普鲁士大臣屈韦特尔等人赞扬孟德斯鸠分权论的言论时指出：“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使用。”[19] (P224-225)

从政治实践上看，西方国家在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时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而有所选择的。尽管18世纪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论的理想模式，但实际上英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则是“议会主权”与“议会至上”，而不是“三权分立”。这种体制侧重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系，与孟德斯鸠主张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是有很大差别的。法国的政治体制是大革命留下的遗产，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君主制和高等法院(旧议会)，因此，法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也是“议会至上”，即议会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目的是要使立法权不受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干预。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要了解法国的政治制度，人们必须意识到法国的分权制度与英美的学说有很大区别。美国堪称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国家，包括各州宪法也都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但是，美国政治家们和宪法起草者还是结合美国的实际，发展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进而提出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观点。例如《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曾任美国第四届总统的麦迪逊解释说，孟德斯鸠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部门(指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不应部分参与或支配彼此的行动。“我们所争取的政府不仅以自由的原则为基础，而且其权力也要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几个机构中这样划分并保持平衡，以致没有一种权力能超出其合法限度而不被其他权力有效地加以制止和限制。”[20] (P254)可见，美国的权力分立论强调的主要不是权力的分立，而是不同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以防止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而导致的权力腐败。因此，对于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能作简单的表象的理解。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权力体系中不需要建立不同权力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中，必须也应该建立起较之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更有效和更高层次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曾经指出：我们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为现代化生产所必需、所不可少的民主法治的基本经验，但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三权鼎立”的具体做法、具体经验。“因为我们的国家权力，不只立法、行政、司法之权，即三权；而是除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之权，是五权(这也不同于孙中山所说包括考试、监察的五权)。我们要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经验，并且还要超过它，即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尤其是作为创造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的历史责任。”[21] (P21-22)

如果从分权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权力体系可作不同的划分。从国家整体权力上，可以分为党权(领导权)、政权(国家权力)和民权(人民的权利)；从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上，可分为中央权力、地方权力和基层自治权；从权力分工上，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领导权和参政权；从执掌权力的机构上，可区分为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和政协的不同权力。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权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区分不同权力，也不只是为了达到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其终极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民权(保障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最有利于人民权利和权力的实现，就应采取什么样的权力体系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权力体系模式就是以人民为本的新型权力体系模式。

必须充分注意到的是，当代中国的权力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及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权力体系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纯粹分权的，也不是纯粹集权的，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同权力合理分工而又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的新型权力体系。因此，当代中国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点，并不在于不同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而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其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权力的运行是动态的，要有效防止权力的蜕变和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一是对权力授予过程的监督；二是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三是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

其二，要加强党内监督。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重点是加强党内监督。一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扩大市、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挥党代会和常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三是切实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提高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四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对派驻机构的管理，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五是贯彻落实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

其三，建立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为了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必须把不同的监督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一是把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结合起来，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二是把党内监督与民主党派的监督结合起来，支持和保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监督；三是把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总之，在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权力体系已经全面建立的条件下，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上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

参考文献

[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5]虞崇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J].领导科学，2003，(6).

[6]沈春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A].《中共中央关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1]哈罗德·L·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出版社，1986.

[13]四书五经[C].长沙：岳麓书社，1998.

[1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8]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篇10

[关键词]公民意识法治市民社会公民教育

眼下关于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与公民意识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公民意识的作用、意义、结构与内容等,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予较详细的论述,然而对于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如何培育公民意识的探讨却较少,笔者欲从这一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意识薄弱的原因,并根据公民意识自身生成机制,对如何提高当代中国公民意识提出建议。

一、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分析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对于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包括公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和社会基本规范的感知、情绪、信念、观点和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自律、自我体验;还包括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自我价值、自我人格、自我道德的评判,对实现自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所采用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感、依恋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倾向[1]。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社会阶层;社会内容日趋丰富,不仅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达到小康水平,人们在不断提高自己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流动性增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流动,城市之间的人才流动,国内与国外之间的人口与资本流动,都显著提高。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有力荡涤着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催生新的进步的思想观念。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平等公正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等都有了明显的增强,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保持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完成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有重大意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代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有学者就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差距”[2],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历史所造成的。现代公民和公民意识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才逐步确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公民的概念和公民意识的,有的只是臣民、顺民、子民意识、奴隶意识。中国封建的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封建的专制政治制度与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是相互适应的,共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家族统治,根本没有产生公民和公民意识的土壤。中国社会从来都缺乏个体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没有法治社会的根基。儒家宣扬的“仁政”是让人做奴隶的政治,宣扬的三纲五常是教人做奴隶的道德。鲁迅曾说过,一部中国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P212)在专制之下,中国人从未当过主人,也从未争取当主人的资格。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尝试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然而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民族压迫日益深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国民教育落后,封建思想遗毒得不到有力清除,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生长发育注定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封建压迫,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压倒性的任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拼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传播公民意识,建立和完善民主共和制度的实践征程。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地位和公民意识在法律上有了保证。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竟导致。中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宪法上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受到蔑视和百般蹂躏,个人的生命自由与公民心理受到极大的摧残,这些都妨碍了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相反中暴露出的宗法等级意识、臣民意识、人治意识、盲从心理等封建传统意识,说明自觉清除腐朽反动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是我们一项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4](P335)

二、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

机制公民和公民意识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公民意识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进程中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结果,是由臣民变成公民,臣民文化逐步走向公民文化在人的观念中的体现。

(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是公民意识生成的客观前提。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P32)公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的认识,它代表人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的、定型的、系统的认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是公民意识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前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创造国家之时即反过来被政治国家所制约,实现了二者的异化和同一,并表现为人治专权、自足经济和宗教权威的统治,进而成为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公共利益变作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相分离和对立的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强权的绝对自由吞噬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自由,从而衍生了自然主义生活图式下的单向度服从的臣民意识,根本谈不上公民意识,人性受到严重压抑和扭曲,人的尊严和价值遭到严重贬损。

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把自己从封建政治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6](P443)具体言之,一方面由于市民社会获得独立的充分的发展,并呈现现代商品经济运行形态,奉行财产私有、契约自由和责任属己原则,使市民社会分解为集合形态的,以交换价值为纽带的独立的、自由的各个个人;另一方面,在民主契约原则上重新确立了只能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政治国家,实施三权分立和民主代议制,使国家成为公民平等而广泛参与创制并共享的公共产品。宪法以最高法律权威的形式,宣布社会成员为公民具有独立主体资格,享有充分的人权和公民权。作为公民的个体获得了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双重组织生活,从而摆脱了王权、神权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对人的束缚,个性获得了空前解放,主体自由得到充分确认和空前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

从根本上说,公民意识的存在反映的是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展示了社会权利制约从社会中产生并凌驾于其上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公民意识在本质上必然表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必然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的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7](P129)。

(二)现代法治是公民意识生成的制度基础。

公民意识体现为相应的公民观,即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对现代国家以及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总体的认知,是对法治国家的理性认识。公民意识又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体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众意识。因此,公民意识不同于以往的专制社会中对人的精神的强制和控制,而是对以妥协和宽容的精神,使得不同的政治努力获得均衡的政治现实的认知的开化性,是人类意识进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使公民在成为统治者的同时也能够作为被统治者服从国家整体与发展。法治国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使得这种开化性成为一种现实,或者说,这种开化性正是在民主政治的法治国家状态下,在法治国家中权利本位的政治与社会伦理观念下,公民通过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通过反复的熏陶和训练而逐渐成为一种心理定势的。如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的对公民主体地位的肯定、对权利的确认,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等,甚至我们还可以描绘出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状态下的公民所具有的相应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勇气、直率、积极的参与精神等。

合法性是公民意识的构成基础。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强调,“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会采取什么形式,不管它怎样处理它的事务,这个制度总是必须首先找出获得人民效忠的途径。”[7](P497)这个途径就是制度合法性的确立。哈贝马斯则认为,“合法性就是一个合法的制度赢得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如果它不抓住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8](P339)现代法治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了这种合法性的基础,占据公民意识核心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等在作为根本性大法的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公民教育是公民意识生成的重要途径。

公民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形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存在只是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客观前提,但公民意识却不是自动生成的,它需要靠对全体公民的教育,需要在全体公民的社会化过程中来实现。在现代社会,公民教育伴随个体的社会化全过程,伴随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的始终。通过公民教育的实施,必须完成从生物意义上的人到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转变;从只是具备公民资格的人到完全意义上的成熟公民的转变。

公民教育包含了对公民的知、情、意、行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教育,公民意识是其结果的集中体现。公民意识的强弱可以用来作为衡量公民教育效果好坏的客观标准。学校是公民意识生成的主要环境,但同时家庭、传播媒介、社会等也影响着公民意识的健康发展。公民意识中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在一种平等开放的教育环境下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必须改变,以适应新形势下培育平等独立的公民的需要。消极简单的灌输只“会降低民主对成员所要求的那种评价道德与政治的能力”[9](P286),使社会成员成为臣民,从而与民主的、自由的公民精神背道而驰。真正的教育必须以尊重受教育者本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前提,只有当一个人成功地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被教育机构所激发的理性能力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时,我们才能说此人受到了教育。在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里,“如果只让教材与教师有发言权,旨在培养理智与性格的学习就不能完成”[10](P25)。

三、构建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

(一)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分双方的权限,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客观物质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并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实现形式,反而成为其外在限制而产生严重对立,出现了“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的异化状态。[6](P443)马克思反对“用复古的办法来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论”[6](P443),认为只有民主制才能最终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和对立,实现“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6](P443)。而民主制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建立。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实践中,各个个人也需要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11](P28)。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合理划分政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职能和权限,着重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健全国家体制,引导和促进公民意识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政治国家过于强大,市民社会极度萎缩是导致我国社会成员公民意识难以健全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由各种独立的社会利益集团与非政治组织组成的市民社会,对于刺激政治参与、增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民主技术和效能,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民利与义务意识有重大作用,是培养和深化民主法治文化价值,如宽容、妥协、尊重他人权利、追求自己的权利等的重要场所,是孕育公民文化促进现代法治社会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市民社会中,“身份和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单元,由于对国家保持独立性,不仅能够限制统治者的无端专横行为,而且也可以有助于造就更好的公民:他们对别人的偏好有更深的了解,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更具自信,在为了公共福祉而情愿奉献方面更加具有文明的心灵。”[12](P27)市民社会以社会民主制约权力,从而培养社会成员的民主参与、自主自律和公共精神,它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基础,而且也是公民意识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基础条件。

公民意识的生成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生发和健全公民意识,巩固和提高公民意识有着潜移默化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驱动和公平竞争机制有利于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公民意识生成的影响,在于公民个体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觉的反思、认同以及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必将促使人们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市场经济的这种以法律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特点,有助于市场主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积极守法精神和理性自主精神的养成。同时市场经济活动还对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意识、互利意识、诚信意识、自律意识等有重要作用,并对全体社会公众有示范效应。

(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扩大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制度保证及政治实践机制。

政治参与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形式,是公民自我教育和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公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可以获得政治知识,积累政治经验,学会政治技能,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民主意识,培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的政治能力;还可以通过广泛有效的政治参与,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人翁精神,提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责任感,培育宽容精神,充分权衡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践证明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公民意识,塑造公民人格,是现代社会培养具有民主观念和民主能力的现代公民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其总体状况表现为: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保障可靠但发展不够平衡;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13]无法提供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尚未形成吸纳公民广泛参与的能力。相当一部分公民并没有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这大大阻碍了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生成公民意识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探索新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使公民的政治参与做到经常化、秩序化、制度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从而为社会公众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制度保障和政治实践机制。

(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法律保障和引导功能。

我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人治”、“礼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与心理,对于建设法治社会,生成公民意识与建设公民文化起重重阻碍作用。在我国,由于政治家和各级官员特有的地位、权力和职责,在法治建设和催生公民意识方面负有独特的责任,并起到独特的作用。具有健全法治心态和公民意识的政治家和官吏自觉公正地遵守和执行法律,从而有效地树立法律权威,对于唤起社会民众的法律良知和公民意识,促使广大公民积极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因此各级官吏依法行政,遵循程序公正原则,通过公正无私的执法,使社会成员感到法律能够在实践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对养成民众的法律至上信念和积极守法意识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反之将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任甚至走向反面。当前司法公正已成为突出问题,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司法,对克服封建思想遗毒,健全和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有直接作用。只有当人们发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件得到公正判决时,人们才会真正感受到良善的法律距离自己是多么近,人们才会对法做到切身理解并相互沟通,从而在长期潜移默化当中不自觉地对法产生信仰意识。

(五)普及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相应的文化素质保障。

在我国文盲和半文盲的绝对数量还很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盲的起点也在提高。加强旨在提高公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的基础教育仍然是个重要任务。当前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与教育不良和未受教育的多数人之间在文化素质和能力上的差距日益扩大。“现在最紧迫的教育工作不是让少数人学更多的东西,而是让多数人受到足够的教育。”[9](P287)缺乏教育使公民无法胜任以合法的方式在各种场所和组织进行表达和交流的活动。

公民意识生成的过程,是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公民文化内化为全体公民共识的过程,这就要求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公民教育。在对公民的政治教育中,变单纯的政策宣讲为民主政治意识、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中,变空洞的道德说教与灌输为个体道德良知的启蒙、道德人格的培育,培养社会成员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团体意识与公德意识;在法制教育中,变单纯的知法守法教育为权利观念、自由观念的启蒙教育,尤其应让公民懂得现代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清楚权利和权力的界限,弄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法治,引导和强化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反思和认同。只有持之以恒地认真实施公民教育,改进教育方法和形式,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公民才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公民队伍中来,才能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提供强大而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姜涌.中国的“公民意识”问题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86.

[2]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J].改革,1999,(3):5.

[3]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转引自欧力同等.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9](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孙有中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